第十六章 後方
特殊中的特殊
由於西南的雲、貴、川三省長期遊離於南明歷史舞臺之外，“大後方”發生的事情，我們還得從頭說起。
在明朝各省中，西南幾省比較特殊，主要是涉及行政建制的問題。
在春秋戰國時期，普遍採取“分封制”，對貴族一般都是封個爵位，圈塊地出來，自己玩兒去吧。爹死了兒子繼續玩，兒子死了孫子玩，於是形成大大小小的世襲諸侯。
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後，改“分封制”爲“郡縣制”，並逐步推行“流官”制度。官員由中央任命，並規定任期，時間一到立馬調任。除非這個地方太爛，沒人想來，自己又沒有背景，就只能繼續“把牢底坐穿”。“流官”制度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官員一般不在自己的故鄉任職，謹防搞裙帶關係。
從秦朝開始，“流官”制度逐步得到完善。到了明朝，“流官”制度已經在全國全面推行。不過，以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爲主的西南地區比較特殊。除了與全國其他地方無異的“流官”以外，這幾個省還保留了“土司”的行政建制。“土司”有三個特點，一是就地任職，二是世襲罔替，三是允許有自衛武裝（稱爲“土兵”），實際上有點類似於家族式的“地方高度自治”。
西南地區的“土司”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朝雍正時期。經過一番血雨腥風的“改土歸流”之後，“土司”制度才正式壽終正寢。
客觀地說，“土司”在明朝是有積極意義的。
其一，崇山峻嶺的西南地區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廣大山區的社會管理還處於“部落式”的階段，“土司”恰好適應這樣的管理模式。
其二，西南地區少數民族衆多，文化傳統、生活習慣與內地差異較大，通過“土司”的“家族式”、“部落式”管理，有利於維護地方穩定。
在西南幾省中，雲南又是特殊中的特殊，因爲這裏除了地方土司以外，還設置有省一級的“大土司”，也就是電視劇《沐府風雲》中的沐氏家族。
洪武時期，沐英率軍平定雲南，朱元璋考慮到雲南地域與社會的特殊性，特事特辦，特批沐英爲西平侯（死後追封黔寧王，其子封黔國公，此後以黔國公襲爵），世代鎮守雲南。至南明時期，承襲爵位的沐氏子孫叫做沐天波。
這樣一來，雲南實際上是“一省兩制”：既有全國通行的省、府（州）、縣（衛）幾級“流官”，又有部分地區設置“土司”，並接受世襲勳臣沐家的領導。
平地驚雷
張獻忠流竄到四川建立“大西政權”後，雲南的神經高度緊張，各派勢力也空前團結起來。黔國公沐天波、雲南巡撫吳兆元、雲南巡按吳文瀛整天忙得上竄下跳，調官軍、“土兵”在雲南、四川交界地區緊急佈防。
所幸張獻忠沒有南下的意圖，雲南總算鬆了一口氣。不過，令沐天波沒有想到的是，張獻忠沒有入滇的興趣，雲南卻平地起驚雷，陣腳自亂。
隆武元年（1645年）九月，武定土司吾必奎發動叛亂，並先後攻佔大姚、定遠（今雲南牟定）、姚安等地，氣焰極其囂張。負責領導土司的沐天波急調石屏土司龍在田、嶍峨土司王揚祖、蒙自土司沙定洲、寧州土司祿永命、景東土司刁勳等率“土兵”圍剿叛軍。
由於力量對比懸殊，吾必奎很快就被強摁下去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其他土司紛紛返回原籍時，參與平亂的蒙自土司沙定洲居然賴在省會雲南府（與昆明府縣同城）不走了！
沙定洲往日深受沐天波的信任，因此這種異常的舉動並沒有引起沐天波的警覺。沐天波認爲，沙土司不過是在山溝裏待久了憋得慌，趁機向領導撒撒嬌，賴在昆明享受幾天再回去。
其實，沐天波只猜對了一半：沙定洲想在昆明享受不假，但他不是“暫住”，而是準備“落戶”。
讓沙定洲“落戶”，沐天波怎麼辦？好辦——滾蛋！
十二月初一，沙定洲在昆明發動叛亂，猝不及防的沐天波在龍在田、祿永命的護送下向西逃往楚雄。悲催的是，沐天波的母親和老婆來不及跑掉，在一座尼姑庵中自縊身亡。
沙定洲佔領昆明後，立即派兵向西追擊沐天波，非置其於死地不可，卻遭到金倉兵備道楊畏知的截擊。“土兵”不是官軍的對手，只得敗退，沐天波暫時在楚雄安頓下來。
隨後，沙定洲一面派兵攻取雲南各地，一面對雲南的“流官”威逼利誘，迫其歸附。沙定洲還脅迫雲南巡撫吳兆元向隆武朝廷上疏，誣告沐天波謀反，並提議由自己代替沐家接管雲南。（天波反，定洲討平之，宜以代鎮雲南。）
沙定洲擔心隆武皇帝朱聿鍵看出破綻，又僞造大學士王錫袞（雲南祿豐人，至昆明時遭沙定洲軟禁）的印信，向隆武朝廷提供僞證。
由於距離太遙遠，再加上自己又是“泥菩薩過河”，朱聿鍵沒能力也沒興趣明察秋毫。隆武朝廷同意了沙定洲的無理要求，併發出“掃除沐天波”的諭旨。後來，事情的真相終於輾轉傳到福州，被忽悠的朱聿鍵深感鞭長莫及，實在是無可奈何，索性“置而不問”。
從此，除了沐天波控制着楚雄以西地區，雲南大部已成爲沙定洲的天下。
半路殺出個孫可望
過了一年多的時間，沐天波終於盼來了“救星”——張獻忠的部將孫可望。
孫可望，陝西米脂人，“屌絲”出身（一無賴子），早年跟隨張獻忠造反，因“狡黠善伺人意”，深得張獻忠的喜愛，收其爲“義子”，又封平東將軍。除了孫可望以外，張獻忠還收有安西將軍李定國、定北將軍艾能奇、撫南將軍劉文秀三名“義子”。
崇禎十二年（1639年），接受“招安”的張獻忠再次反水，率部入川，並於崇禎十七年（1644年）八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
隆武二年（1646年），多爾袞派豪格、吳三桂率大軍經陝西入川，清剿大西政權。十一月二十七日，正率部轉移的張獻忠在西充鳳凰山陣亡。
張獻忠死後，大西軍也陷入了羣龍無首的境地。但與大順軍不同，孫可望、李定國、艾能奇、劉文秀四位“義子”兼悍將很快便達成了共識：要想度過難關，必須加強領導。大家一致推舉年長的孫可望爲“盟主”，與李定國、艾能奇、劉文秀組成一個“領導集體”，率領危難中的大西軍殘部突出重圍。（議推可望爲主，凡事聽其號令。）
新的領導核心和領導集體產生了，接下來的問題是到哪裏去？
由於豪格、吳三桂的攻勢太猛，繼續待在四川無異於送死，孫可望決定揮師向南，撤往南明轄區內兵力薄弱的貴州。
孫可望率四萬殘部從西充南下，經重慶府時遭遇南明軍曾英部的阻擊。憑藉人多勢衆，孫可望率部衝殺南明軍隊防線，擊斃主將曾英，順利渡過長江天險。
永曆元年（1647年）正月，稍有喘息時機的孫可望在綦江集結部隊，開始對大西軍進行整頓。
這都什麼時候了，逃跑還嫌腿短，哪有閒工夫整頓？
——其實不然，越是危難時刻，整頓越是必要。
大西軍衝出了重圍，但依然面臨一個嚴重而迫切的問題：去哪裏發展？怎麼發展？
去哪裏發展的問題，孫可望在掌權之初便已經解決了，答案是地處四川南面的貴州。現時的問題是怎麼發展，具體地說是三個方面的問題：舉什麼樣的旗、走什麼樣的路、達成什麼樣的目標。
先說“舉旗”問題，大西政權的旗號到底還要不要？
張獻忠棄守成都率部轉戰時，曾給孫可望留下一個“政治遺囑”：“我死，爾急歸明，毋爲不義。”既然有張獻忠的遺囑，“舉旗”問題應該有答案：取消大西政權，與南明政權合作。
但是，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大順軍殘部投靠何騰蛟的遭遇，我們是見識過的。南明政權揹負着沉重的歷史包袱，始終視大順軍、大西軍爲“流賊”和“仇敵”。
合作？談何容易！
儘管南明政權中不乏堵胤錫這樣的開明政治家，但主流思想依然是“平寇抗清”。
“我本將心向明月”，朝廷卻要代表明月消滅我。“歸明”的道路，目前還走不通，大西政權的旗號有必要再打下去（不然只有打白旗了），但可以伺機靈活處理。
再說“路線”問題，主要是指治民政策方面。
張獻忠在四川的統治爭議頗多，清朝編撰的史料又多有污衊、誇張之辭，什麼屎盆子都往老張頭上扣。不過，大西政權偏於嚴酷、殘暴的統治卻是不爭的事實，四川百姓遭遇的劫難也是聳人聽聞的。大西軍要想繼續發展下去，孫可望認爲必須改弦更張，採取親民的政策，注意籠絡民心。
最後是目標問題。
這個問題不難，張獻忠的“政治遺囑”說得很清楚——“毋爲不義”。說得直白一點，所謂“不義”就是向清軍投降。所以，大西軍不能投降，哪怕打到最後一個人也不能投降！
綦江整頓雖然短暫而倉促，但對於危難中的大西軍，乃至對全國的抗清形勢，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豪格窮追猛打，孫可望迅速從綦江南下，抵達四川遵義府（今屬貴州），一路上“秋毫無犯”，深受百姓歡迎，綦江整頓初見成效。
隨後，孫可望率大西軍渡過烏江，進入貴州境內，並一舉攻克省會貴陽，貴州按察使張耀、布政司參議曾益、都指揮使陳瑞徵逃往定番州（今貴州惠水）。二月十二日，艾能奇率部攻克定番，南明在貴州的官方勢力被摧毀。
在明朝時期，貴州地盤並不大，今天的遵義、畢節、威寧等地當時都屬於四川管轄，而且南明在貴州的兵力極其薄弱。孫可望佔領貴陽，很大程度上已經控制了貴州。
更重要的是，豪格一路追到遵義，連烏江都沒過，直接“班師凱旋”了。——孫可望不是在貴陽嗎，怎麼能“凱旋”呢？
不是豪格不想繼續打，而是沒法打。——四川多年戰亂，再加上張獻忠胡搞，經濟生產破壞相當嚴重，清軍的後勤補給極其困難，總不能讓幾萬大軍餓着肚子打仗吧？
豪格撤回北京，吳三桂撤到陝西漢中，留下王遵坦、李國英倆人鎮守四川，孫可望獲得了寶貴的喘息時機。
正當孫可望準備立足貴州、謀求發展時，西面的雲南來了一個人，讓孫可望改變了初衷。
這個人是雲南石屏土司龍在田派來的使者。崇禎時期，龍在田的“土兵”曾被朝廷調到湖北襄陽、鄖陽一帶“剿賊”。張獻忠在谷城接受“招安”後，與龍在田來往密切。如今雲南陷入混亂，龍在田得知大西軍南下貴州，自然想到派人來搬救兵。
使者向孫可望介紹了雲南近年來的情況，從吾必奎叛亂到沙定洲叛亂，雲南實際上已經陷入內亂之中，迫切需要大西軍出手相助。
孫可望得知雲南的情形，敏銳地感覺到大西軍可以在雲南建立更加穩固的根據地。雲南地域廣闊，位置偏遠，比狹小的貴州要好得多。
打定主意之後，孫可望一面派間諜進入雲南探查，並四處散佈假消息，聲稱沐天波夫人焦氏的家族武裝不日將入滇復仇，一面緊鑼密鼓地進行出師前的準備。
由於孫可望打着“焦氏復仇武裝”的旗號，雲南人信以爲真，“延頸望之”。從貴陽開赴雲南，大西軍受到當地百姓的熱烈歡迎。（雲貴人民深信，一路俱如此傳播，故賊兵所至，悉開門降，長驅而來，全無梗阻。）
永曆元年（1647年）三月二十五日，孫可望率大西軍攻克平彝（今雲南富源），進入雲南境內。跟作戰經驗豐富的大西軍相比，雲南的“土兵”充其量就是“民團”，孫可望一路勢如破竹，二十九日便進抵曲靖府，俘獲已歸附沙定洲的雲南巡按御史羅國獻。
攻克曲靖，昆明的東大門洞開，但孫可望並沒有貿然進攻，而是折向滇南，直搗沙定洲的老巢阿迷州（今雲南開遠），一下子幹掉沙定洲調來的一千多援軍。
歸功於間諜的虛假宣傳，雲南人深信孫可望的部隊是焦氏的家族武裝。“三人言虎”，再加上孫可望放着眼前的昆明不打，卻輕車熟路地打阿迷州（其實是龍在田派人做的嚮導），讓沙定洲也對這支大軍的“焦氏家族武裝”的身份深信不疑。
沙定洲認定對方確實是來複仇的，而且熟悉雲南的地皮，否則怎麼可能一進門就打阿迷州。既然來者不善，沙定洲決定暫避鋒芒、走爲上計。四月十八日，沙定洲棄守昆明，逃回蒙自。
大學士王錫袞被準備逃跑的沙定洲剁了，“識時務”的吳兆元保住了老命，繼續留在昆明，準備迎接新主子。但是，嗅覺靈敏的吳兆元很快就發現不對勁，到雲南平亂的不是什麼“焦氏家族武裝”，而是幾年前自己跟着沐天波千防萬防的大西軍！
真是防不勝防，大西軍竟然趁亂入滇。
醒悟之後，吳兆元頭都大了：龍在田，你個王八蛋，這不是招虎趕狼嗎？
吳兆元想“剿賊”，但苦於手下無兵，只能接受既成事實。四月二十四日，孫可望率大西軍經宜良進入昆明。
兵不血刃佔據昆明，孫可望開始推行新策略：平叛、剿頑。
——平叛，當然是消滅盤踞在蒙自的沙定洲勢力。這是必須的，不然咱大老遠到雲南幹嗎來了？
——剿頑，目標是暫避在楚雄以西的沐天波、楊畏知勢力。這就有點無恥了，人家龍在田是請你來平亂的，不是請你來添亂的，這不是趁火打劫嗎？
孫可望管不了這麼多，請神容易送神難，我就待這兒了！雲南以前是誰的我不管，反正我是從沙定洲手上奪來的，那就是屬於我的戰利品。你想咋地？你敢咋地？
龍在田自食其果，吳兆元有苦難言，雲南在一夜之間被大西軍砸了場子。
五月二十二日，李定國率部佔領臨安府（今雲南建水），準備清剿沙定洲盤踞的蒙自。偏偏事不湊巧，雖然吳兆元、龍在田不敢動，卻不乏膽子肥的，昆陽知州冷陽春、晉寧舉人段伯美髮動武裝政變，直逼駐守昆明的孫可望。李定國趕緊撤回昆明，於六月二十三日將其平定。
李定國向南進剿時，劉文秀也統兵從昆明北上，經富民奪取武定、祿勸等地，又向西佔領鶴慶、麗江、劍川，對沐天波、楊畏知的北面構成威脅。
八月，孫可望親自率軍西征，在祿豐擊潰雲南官軍，活捉楊畏知。
楊畏知是陝西寶雞人，跟孫可望算是老鄉了。“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孫可望想跟楊畏知好好談談。
誰也沒有想到，這一次談話一舉扭轉了全國的抗清形勢，並因此載入史冊。
意義很重大，但談話本身卻很簡單。
孫可望對楊畏知說：我率軍入滇是來剿賊的，也希望跟你們合作抗清。（聞公名久，吾爲討賊來，公能共事，相與匡扶明室，非有他也。）
這話的真實性明顯有水分，要換作何騰蛟、瞿式耜，恐怕早罵起來了：你說你是來剿賊的，那你打我幹什麼？合作？合作個屁！
幸運的是，楊畏知不愧爲傑出的政治家，他對所謂的“流賊”並沒有偏見。既然對方主動提出來合作，自己又成了俎上之肉，爲什麼還要拒人於千里之外、死搬教條活受罪呢？
合作沒問題，但該講的原則還是要講的。楊畏知向孫可望提出了“約法三章”：“一，不得仍用僞西年號；二，不得殺人；三，不得焚廬舍，淫婦女。”
後兩條沒問題，孫可望在綦江整頓時已經這麼幹了。第一條看似不可能實現，但孫可望在綦江整頓時已經有了心理準備。如今時機成熟，可以答應這個條件。
雙方成交！
孫、楊盟約的重要意義，不僅在於當前，爲混亂中的雲南翻開了新的篇章，更在於幾年之後，爲“逃跑帝”朱由榔提供了一個安身之所，讓瀕臨覆滅的永曆政權得以繼續苟延殘喘。當然，此時的孫可望、楊畏知還想不到這麼遠。
楊畏知實際上代表了沐天波，因此孫、楊達成盟約，促成了雲南“大佬”沐天波接受孫可望的領導。九月，劉元秀率軍進抵永昌（今雲南保山），以“共扶明後，恢復江山”爲原則，與據守滇西的沐天波達成和解協議。
混亂多年的雲南，終於塵埃落定。
建設抗清根據地
孫可望出身卑微，多年來追隨張獻忠出生入死。四川建立大西政權後，深受張獻忠器重的孫可望直接參與了政權的日常管理與建設，積累了一定的執政經驗。
事實證明，孫可望雖然大老粗一個，但他不僅是名能征善戰的武將，也是一名治世能臣。
出於建設“抗清根據地”的需要，孫可望開始施展拳腳，大刀闊斧治理雲南。
——政權建設方面。
雖然沒有得到永曆朝廷的正式承認，但孫可望履行“不得仍用僞西年號”的承諾，採取“建國不建統，紀年不紀號”的方針，爲將來與永曆政權的合作奠定了基礎。
有了這個基本原則，沐天波以及雲南官員的安置就比較順暢了。沐天波的爵位保留，名義上繼續領導漢族“土司”，楊畏知、王應龍等前明官員均得到委任。
搭好了架子，孫可望開始整頓吏治，總方針是在綦江整頓時定下的親民政策。
要想將雲南建設成爲穩固的後方基地，就必須爭取民心。要想爭取民心，就必須確保官吏勤政爲民。
在這個過程中，被委任爲“工部尚書”兼“巡按”的王應龍起到了突出作用。他領導“紀委”（巡按衙門）長年累月巡察各地，懲治貪腐，爲百姓伸冤鳴冤，民望極高。
值得一提的是，孫可望還有一項超乎尋常的政策“許地方頭人起訴”。說直白一點，熱烈歡迎底層“屁民”的“有組織上訪”，既不攔截也不關押，甚至“妄誕之言亦不深究”。一時間，貪官驚慌失措，百姓歡欣鼓舞。
——軍事方面。
和平解決滇西以後，雲南大部已在孫可望的控制範圍之內，但沙定洲還控制着阿迷州、蒙自，同樣頑固的土司祿萬億、祿萬兆控制着東川（今雲南會澤）。
永曆二年（1648年）五月，孫可望派艾能奇率軍征伐盤踞東川的土司祿萬億、祿萬兆。但是，能征善戰的撫南將軍艾能奇卻在陰溝裏翻了船。大軍距東川三十里時，遭遇土司埋伏，艾能奇中毒箭意外身亡。孫可望痛失一員猛將，另派精兵討伐，總算拿下了東川。
七月，李定國、劉文秀南征阿迷州、蒙自，將負隅頑抗的沙定洲團團圍困。
雲南本來就土地貧瘠、經濟落後，沙定洲固守的蒙自就更慘了，別說什麼糧食儲備，喫了上頓能有下頓就很不錯了。
這麼一個狀態，哪裏經得住圍。不過十幾天的時間，缺喫少喝的沙定洲餓得前胸貼後背，扶着牆出來了：我投降，給口吃的成不？
十月，酒足飯飽的沙定洲在昆明被處死。
雲南安定了，孫可望又在邊境設防，“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在雲南內地，孫可望加緊招募新兵，開展軍事訓練，嚴肅軍紀，做好抗清鬥爭準備。據史料記載，孫可望當時“擁兵三十餘萬，家口倍之”，成爲全國最強大的一支抗清隊伍。
——經濟方面。
建設“抗清基地”，光有軍隊不行，士兵也是人，是人就得喫飯！
雲南屬於高原山區，可耕種的土地不多，生產關係和耕作方式又比較原始，因此糧食產量不高。再加上幾年的戰亂，農業生產基本上處於癱瘓狀態，很難支撐幾十萬大軍的糧食補給。
考慮到雲南的底子太薄，孫可望結合實際情況，多管齊下，大力發展經濟，恢復生產。主要採取的政策包括：
其一，重新劃分土地，同時照顧地主、農民的利益，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這條政策看似不起眼，但作爲農民起義軍，能如此顧全大局，實在是難能可貴。
其二，保護民間貿易，鑄造銅錢，取代原始的貝幣。雲南是產銅的，但全被朝廷拖走了，再加上地處偏遠，百姓普遍使用極其原始的貝幣。銅錢的使用，爲工商業的繁榮和雲南與外界的經濟往來奠定了基礎。
其三，按照“官一民九”的比例收取賦稅，這在全國是最輕的。如此低的稅率，怎麼養得起幾十萬的軍隊？孫可望還有辦法——井鹽官營。雲南出產井鹽，孫可望建立了專門的鹽稅司進行管理，每年的收入在十萬兩以上，再加上賦稅和銅礦的收入，足夠了！（當然不是按照弘光四鎮的算法。）
——社會管理方面。
雲南民族衆多，而且信息閉塞，少數民族在生活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還比較封閉，短時間內很難改變。爭取雲南的民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爭取少數民族的民心。
因此，孫可望採取因地制宜的方針，在服從領導的前提下，繼續維持“地方家族式土司武裝自治”的現狀。孫可望對少數民族沒有偏見，主張尊重他們的民族習慣和宗教信仰，還帶頭刻印佛經。另外，孫可望還揚長避短，發揮“土兵”的優勢，組建山地兵、象陣等特殊兵種。
孫可望雖是一介武夫，但拿槍桿子的人並非全是藐視拿筆桿子的。在孫可望看來，抗清事業光靠軍隊是不行的，必須爭取廣大知識分子的參與。
雲南局勢穩定後，孫可望決定“開科取試”，發掘人才，並尊崇孔子，以此爭取地主士紳階層的支持。
在孫可望的治理下，偏遠貧弱的雲南堪稱“世外挑源”，呈現出一片安寧祥和的局面。《明末滇南紀略》中有這樣一段記錄：永曆三年（1649年）元宵節，昆明“大放花燈，四門唱戲，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婦入城觀玩者如赴市然”。
這一派堪比“太平盛世”的景象，與永曆政權治下的兵荒馬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一切，歸功於大西軍，歸功於孫可望等人！
你不配！
短短几年時間，雲南成了天下大亂中的“世外桃源”，應該承認孫可望功不可沒。但是，雲南的繁榮，也讓孫可望漸漸忘乎所以，與李定國、劉文秀的矛盾也愈演愈烈。
張獻忠跟李自成一樣，還沒來得及指定繼承人便意外陣亡。李自成好歹還有兒子（但也沒什麼用），可張獻忠在棄守成都之前，早把老婆、兒子一起給剁了。
老闆死了，“富二代”也被他爹幹掉了，幾萬大西軍還在，到底聽誰的？情況危急，大西軍將領來不及多想，兒子沒了還有“義子”，咱們聽“義子”的。
麻煩的是，張獻忠收“義子”居然也搞“批發”，孫可望、李定國、艾能奇、劉文秀四個都是，這可咋辦？前面說過，大西軍將領最後擁立孫可望爲“盟主”。
不過，“盟主”不等於“老闆”，充其量是個“召集人”。戰亂時期，大家忙着跑路，顧不上搞權力鬥爭。一旦平定下來，孫可望便暗中“偷換概念”，從“盟主”搖身一變，做雲南的“土皇帝”。
李定國、劉文秀顯然不服氣：無論是當年做將軍，還是後來自己封王，咱們都平起平坐，只是方位不同（平東、安西、定北、撫南），憑什麼你就高人一等？當我們倆不存在？
孫可望漸漸發現，摁住雲南不容易，想摁住李定國、劉文秀兩個知根知底的“老搭檔”更是難上加難！
儘管雲南一片歌舞昇平，但統治層的矛盾陷入了僵局，三個人都有掌握大權的資格，總不能搞“輪值主席”吧？孫可望敏銳地感覺到，如果不能迅速破解這個危局，等到手下的將領“選邊站隊”，雲南極有可能不戰自亂。
除此之外，孫可望還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當初跟他訂立盟約的是楊畏知、沐天波，這倆人不過是前明的地方官員，並不代表朱由榔的意見。孫可望盤踞雲南，永曆朝廷並沒有表態承認，那麼雲南到底是哪一家的地盤？
笑話！這也是難題？沒人承認，咱樂得自己做主！——真是這樣的話，孫可望的麻煩更大。俗話說樹大招風、槍打出頭鳥，姓朱的人另立中央都要被“羣起而攻之”，更別說孫可望了，這不是欠揍嗎？如果遇上一個愛管閒事的前明遺老，完全可能以“剿逆”的名義，串通李定國、劉文秀把孫可望給辦了！
麻煩太多，關係太複雜，看上去千頭萬緒，其實想破解這個僵局也並非難事。孫可望需要的，不過是永曆朝廷給個名分，而且高於李定國、劉文秀。
有了名分，孫可望便能理所當然地領導李定國、劉文秀，他們想造反也缺乏輿論支持。有了名分，孫可望便能順理成章地繼續治理雲南，還能向四川、貴州等地招攬同盟軍。
一紙“委任狀”，所有難題全盤搞定！想到這一點，孫可望不禁豁然開朗。
永曆三年（1649年）二月，孫可望派楊畏知、“戶部侍郎”龔彝前往肇慶，聯絡永曆朝廷，併爲自己請封“秦王”，爲李定國、劉文秀請封侯爵。事關重大，孫可望對這兩位前明官員不怎麼放心，又派心腹潘世榮、焦光啓一同前往。
對於永曆朝廷而言，一紙“空文”換取雲南一省，還有幾十萬的抗清隊伍。這筆無本萬利的生意，簡直是千載難逢！
但是，事態的發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這筆本應實現“雙贏”的完美交易，卻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在肇慶引發了軒然大波！
四月初六，楊畏知、龔彝抵達肇慶，將孫可望的請封書遞了上去，引起朝堂一片譁然！與往日的各執己見、爭論不休不同，此次朝議，羣臣的意見高度一致：你不配！
客觀地說，孫可望的嘴張得太大，“破格”破得實在是太離譜。
其一，在明朝，給活着的異姓封王沒有先例。
二百多年來，明朝的異姓王屈指可數，絕大部分是跟隨朱元璋打天下的開國元勳，而且全都是死後追封的。
其二，“一字王”與“二字王”之間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按照封王的慣例，“一字王”一般封給直系皇親的，如福王、桂王等，還有朱元璋的老外公和老岳父（倆人早在朱元璋做皇帝前就掛了）。旁系皇親只能是“二字王”，如靖江王、鄖西王等。追封開國元勳也都是“二字王”，如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等。
其三，在明朝的“一字王”中，“秦王”是當之無愧的“龍頭老大”。
明朝的第一任“秦王”是朱元璋的第二子朱樉，受封於洪武三年（1370年），在明太祖所封二十四親王中居長。“秦王”就藩西安，一直傳到第十四任的朱存樞，在崇禎十六年（1643年）被李自成的大順軍俘獲，後來下落不明。秦王不僅是明朝的親王之首，而且傳襲時間僅次於靖江王，達到二百七十三年之久。
難怪舉朝震驚，這哪裏是“請封”？直接讓朱由榔給你孫可望騰位置得了，何必這麼委婉？
請封之爭
儘管羣臣一致反對，表面上的理由也都是這種“破格”實在太離譜，暗中其實是“魑魅魍魎，各樣心腸”。根據大臣所處的立場，大致可以分爲“中央系”、“廣東系”、“貴州系”，其他人則是看熱鬧不嫌事大，比如忠貞營的高一功也以“不公平”爲由提出反對，純屬跟着瞎起鬨。
——“中央系”以大學士瞿式耜、嚴起恆、文安之爲代表。
相對而言，這一類官員提出反對，目的比較單純。他們秉承儒家“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的觀點，認爲“祖制”的權威關乎政權的合法性，絕不可破格，更別說如此離譜的破格了。
另外，對“流賊”出身的孫可望有“階級成見”，也是他們的一貫作風。給穿馬甲的“流賊”封王？沒睡醒吧？
——“廣東系”以李元胤、金堡、袁彭年爲代表。
在他們看來，封孫可望什麼爵位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招攬實力雄厚的孫可望，“廣東系”對永曆朝廷的控制力必然會減弱。因此，他們不僅反對孫可望封“秦王”，而且反對冊封任何爵位，要求朝廷不跟孫可望發生任何關係。金堡也不嫌手痠，七次向朱由榔上疏，力陳“可望賊也，不可以封”。
——“貴州系”也就是皮熊、王祥兩個人。
孫可望率軍進入雲南後，皮熊趁機“收復”貴陽，王祥則盤踞四川南部的遵義。天高皇帝遠，兩人悠哉遊哉做起了土霸王。
他們擔心，一旦孫可望得到永曆朝廷的承認，勢必會有恃無恐地擴張到貴州、遵義一帶，自己的逍遙日子將宣告終結。因此，皮熊、王祥不希望做“犧牲品”，他們跟“廣東系”一樣，反對永曆朝廷跟孫可望扯上關係，強調“可望容雖向正，事非革心，朝廷毋爲所愚”。
唯一有些妥協態度的是翰林院編修錢秉鐙。他認爲，孫可望請封，正是瓦解大西軍的大好時機。永曆朝廷可以通過封爵，藉機離間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的關係，令其陣腳自亂、不攻自破，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什麼玩意兒啊？一丘之貉！
楊畏知雖然是孫可望派來的使者，但作爲前明官員，內心還是向着永曆朝廷的。聽到大臣如此羣情激奮，楊畏知也講了幾句實在話：孫可望主動請封，那是給你朝廷面子。他要是來硬的，你們哪一個扛得住？（可望固盜之渠也，曏者屠毒海內，廟社凌夷，今一旦投誠向義，豈朝廷威德所能制。）
楊畏知認爲，朝廷以“虛名”，換孫可望的忠心，這也是時勢需要、迫不得已。如今都混到這個地步了，還捏着“祖制”不放。“祖制”能當飯喫還是能退敵？（夫法有因革，勢有變通。今土宇非昔，百務俱隳，而獨於區區封議，必欲執舊法以繩之邪？）
老楊言辭懇切，但各懷鬼胎的大臣們依然不爲所動。由於封王的阻力太大，楊畏知又不希望朝廷跟孫可望鬧僵，決定退而求其次，爲孫可望請封公爵，爲李東國、劉文秀請封侯爵。好歹讓孫可望達到了“高人一等”的目的，回去也能有個交代。
雖然還是有人一如既往地反對，但價格還算公道，也有先例可循（劉承胤、李成棟、陳邦傅都封過“公爵”），阻力明顯小很多。
最後，朱由榔一錘定音：封孫可望爲景國公，賜名朝宗，李定國、劉文秀爲列侯，委派大理寺卿趙昱與楊畏知、龔彝一同入滇宣詔。
“請封”之事看似有了一個圓滿的結果，但有一個人覺得不對勁。
誰呢？
從湖南敗退下來的堵胤錫！
根據多年與“流賊”打交道的經驗，堵胤錫預感到，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孫可望進入雲南以後，已經自己給自己封了王（平東王），此時向永曆“請封”，不過是給個面子，再討個名分。你給與不給，他那頂王帽就在那裏，不高不低。
如今楊畏知出個餿主意，永曆朝廷照準，甩了一頂“景國公”的帽子過去。孫可望摘“平東王”的帽子容易，臉往哪兒擱？這不是逼着孫可望翻臉不認人嗎？
爲了挽回事態，堵胤錫以“送行”的名義，先穩住潘世榮、焦光啓兩位孫可望的心腹，接着緊急向朱由榔上密疏，坦陳其中的利害關係。
堵胤錫建議，既然羣臣認爲“秦王”的封號太離譜，那就退一步，封個“二字王”也行，否則這事沒法了結。萬一孫可望狗急跳牆，最後喫虧的還是咱們自己，何必死要面子活受罪？
堵胤錫發話，朱由榔多少還是聽得進去的，當即作了批示，改封孫可望爲“平遼王”。詔令一出，舉朝又是一片譁然，對準堵胤錫一頓炮轟。其中，“廣東系”的金堡最爲賣力，當面指責堵胤錫：“滇與忠貞皆國仇也，厥罪滔天。公大臣，偏欲與此輩交結，何意？”前面說過，堵胤錫替何騰蛟背了黑鍋，憤然從肇慶出走，最後死在潯州，其實跟這件事也有直接的關係。
飽受攻訐的堵胤錫不計個人得失，極力挽回了“請封”可能引發的危機。但永曆朝廷的亂局積重難返，實在不是一兩位傑出的政治家能夠改變得了的。
堵胤錫盡力了，也得到了想要的結果，爲孫可望封了王，可事情偏偏壞在陳邦傅這個十足的混蛋身上。
渾蛋！陳邦傅！
孫可望請封“秦王”，朝堂一片反對之聲，駐守南寧的陳邦傅卻舉雙手贊成。
奇怪了，這跟陳邦傅有什麼關係？他是獨具慧眼，還是想譁衆取寵？——都不對！陳邦傅真實的想法，是玩一出“西風壓倒東風”的把戲。
從永曆二年（1648年）九月起，陳邦傅就在跟徐彪爭奪南寧，處於下風的陳邦傅想到了流落在兩廣境內的忠貞營。在李錦、高一功的幫助下，徐彪漸漸被摁了下去。
陳邦傅如願以償控制了南寧，但很快就預感到一個嚴重的問題：請神容易送神難。忠貞營決定秉承“幫人幫到底”的“雷鋒精神”，受人之請、終人之事，當然主要還是因爲兩廣雖大卻無家可歸，索性賴在南寧不走了。
陳邦傅抑鬱了：搞什麼飛機？摁下一個爺，怎麼又冒出兩個爺？
在永曆政權的軍隊中，戰鬥力最強的當屬忠貞營，就憑陳邦傅的身板，連徐彪都揍不過，更別說跟忠貞營對着幹了，想死也不必找這麼慘的死法。
攆不走又打不贏，怎麼辦？陳邦傅看中了孫可望。
首先，孫可望實力雄厚，忠貞營不是對手。
其次，孫可望佔着雲南這麼大的地盤，對南寧不會有太大的興趣。
因此，借孫可望拱走忠貞營，確實是一條妙計！
接下來的問題是：孫可望又不是你陳邦傅的乾爹，憑什麼替你撐腰？
——但凡有慾望，一切皆有可能！
雖然楊畏知、龔彝等人是永曆三年（1649年）二月從昆明啓程，前往肇慶“請封”的，但孫可望做“秦王”的想法，早已傳得沸沸揚揚，讓準備“行賄”的陳邦傅發現了機會。
這年正月，陳邦傅派胡執恭帶着僞造的“秦王”敕書和大印，前往昆明面見孫可望。胡執恭抵達昆明時，楊畏知等人還在前往肇慶的路上。
永曆朝廷的“請封之爭”尚未開始，孫可望便已經拿到了“秦王”的敕書和大印。陳邦博這婁子捅得也太大了！
儘管陳邦傅的“假證”做得足以亂真，但孫可望一眼就看出是假的：
——按行程計算，老楊應該還沒抵達肇慶。敕書這麼快就來了，楊畏知是神行太保，還是朱由榔未卜先知？
——既然同意“請封”，老楊爲什麼沒有一起回來？
孫可望不傻，但思來想去，還是決定“將錯就錯”。究其根源，除了“秦王”的誘惑力太大以外，在孫可望看來，永曆朝廷應該不會傻到拒絕做這筆“雙贏”的生意。
於是，孫可望正兒八經地接下了敕書和大印，並遍告全滇，放假三日，以示慶祝。
不久，前往肇慶的楊畏知、龔彝回來了，帶來的是永曆朝廷正式頒發的敕書和大印，不過不是“秦王”，而是“平遼王”。
孫可望心知肚明，卻故意裝傻充愣。楊畏知率先揭發，說胡執恭的“秦王”敕印是假的。胡執恭此前已經接到陳邦傅傳來的消息，但沒有提及堵胤錫密奏請封之事。面對楊畏知的責難，胡執恭也不示弱，說我帶的敕印確實是假的，你手上的也不真，朝廷明明冊封的是“景國公”，哪兒冒出來的什麼“平遼王”？
先是“秦王”，現在又是“平遼王”，背後居然還有一個“景國公”，昆明輿論一片譁然！
孫可望想到了胡執恭的敕印是假的，也清楚楊畏知帶回來的是真傢伙，卻萬萬沒有想到，永曆朝廷準備甩給自己的帽子居然是區區“景國公”！孫可望怒了：到底是打發叫花子，還是把我當猴耍？
如今，全雲南都知道自己得到“秦王”的冊封，假也放了，酒也喝了，最後竟然是整錯了，孫可望這回丟人丟大了！
烏龍球是永曆朝廷踢出來的，孫可望懶得理這些爛賬，當場將楊畏知、胡執恭羈押入獄。被“戲弄”的孫可望咽不下這口氣，親自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書信，又派人帶着“秦王”、“平遼王”的敕印，一齊交回肇慶。——到底怎麼回事？你們自己看着辦吧！
孫可望的使者一到，永曆朝廷又炸開了鍋。金堡一如既往地反對任何名分的封爵，瞿式耜也冒了出來，揪住書信中的一些“不敬之辭”大作文章，說孫可望賊性不改。倒是馬吉翔比較“務實”，提議封孫可望爲“澂江王”。馬吉翔的話，朱由榔一向照準，但使者不敢接招。——誰願去送誰去送，我還沒活夠呢！
又有人提出一個方案：在“秦”字的基礎上再加一個字，封“二字王”。這個方案比較靠譜一點，但還是難以達成共識。
時間過去了大半年，“請封”的事情還是沒有一個結果。
解鈴還須繫鈴人，爭論因孫可望而起，他覺得繼續這樣僵下去也不是個辦法，便派“御史”瞿鳴豐入朝，拋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即用原寶，但求上加敕書一道”。
也就是說，朝廷只需要出一道“秦王”的敕書，孫可望還是使用“平遼王”的大印。孫可望有了“秦王”的敕書，對雲南有個交代，不至於太丟人；永曆朝廷不發大印，可以認爲孫可望就是“平遼王”。
“一王各表”，雙方都有一個臺階下。
操蛋分子陳邦傅一陣瞎攪和，“秦王”的冊封已是“開弓沒有回頭箭”。“一王各表”，也是比較務實的辦法，孫可望還是很有誠意了結這場紛爭的。
但是，嚴起恆、楊鼎和（時任兵部尚書）等人的態度極其頑固，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妥協。不僅如此，朝廷還冊封貴州軍閥皮熊爲匡國公，川南軍閥王祥爲忠國公，要求兩人“嚴防滇寇”，既給孫可望難堪，也是向雲南攤牌。
永曆朝廷翻臉，孫可望也不示弱：不給是吧？老子還不要了！咱們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