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一九章 北方錢行（上）
毫無疑問，劉和選擇在大饑荒之後的第一年舉辦農博會，在時間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此時，民心思穩，人人渴望家中有餘糧，所以對於農事生產方面的任何消息都會特別的關注，也更加容易接受。
若是放在年景好的時候，官府要想推行一種作物或者一種新式的耕種方法，不知道要費多大的力氣，而現在卻用不着如此的費時，不用官府鼓動和催促，老百姓們自己就會比較和打聽，然後選擇耐旱、防蟲、高產的作物來耕種。
熙熙攘攘的農博會還在舉辦當中，出席過開幕式的劉和卻一頭扎進自己在薊城的書房，將大部分的心思用在了貨幣改革上。
早在初平三年，因爲劉和的建議，幽州、冀州和兗州等地便開始採用統一的標準制造銅錢，儘管後來劉和與公孫瓚、袁紹等勢力互有攻伐，但這項利人利己的協議依然頑強的保存了下來，眨眼之間居然在北方執行了十年之久。
當時袁紹、公孫瓚等人爲了對付劉和，曾經暗中聯絡曹操和袁術勢力，打算用一批劣質的銅錢擾亂幽州的銅錢市場，結果他們很快發現幽州的銅錢市場沒有混亂，反倒是自己地盤上物價飛漲，劣質銅錢遭到商賈和百姓的強烈抵制，甚至一度動搖了他們的統治根基。
雖然在貨幣市場上容易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但顯然袁紹和公孫瓚等人不是學金融管理出身，他們除了會偷偷摸摸鑄造一批劣質銅錢之外，別的手段卻是有限，所以根本無法動搖早有準備的劉和。當時劉和爲了對付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爲，專門讓田疇派了一批人分散在安平國信都交易市場附近，每天盯着各個方向流動過來的銅錢，一旦發現劣質銅錢，便馬上通知幽州的貨商，這些貨商便拒絕與使用劣幣的其他州郡貨商進行交易。
一方面，幽州的貨商使用優質的銅錢，所以在市場上大受歡迎，可以輕鬆購買到所需的貨品；另一方面，別州製造的劣質銅錢無法購買到幽州生產的優質貨物，商人和百姓怨聲載道，將矛頭直接對準了本州的錢監。這樣過了沒有多久，袁紹和公孫瓚等勢力便收斂了暗鑄劣錢的行爲，只能老老實實地按照約定製造相同重量和成色的銅錢。他們當時如果不按照劉和的步子走，那就會失去自己地盤上的貨幣控制權，而鑄造優質的銅錢雖然賺得少了，但好歹還有一些賺頭。
劉和之所以能憑藉一州之力便能力敵袁紹、公孫瓚、曹操、袁術等勢力的聯合擠兌，卻是因爲他不停地在北方跟胡人打仗，抓了許多強壯的俘虜，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被他趕進了礦山之中採掘銅礦，所以可以持續地鑄造銅錢。
當然了，若是當時擠兌劉和的是整個大漢其餘十二州，那以劉和掌握的採銅速度，也是難以抵擋的。貨幣戰爭，說到底還是雙方綜合實力的較量，不可能僅憑一些金融手段就能讓形勢和局面來個驚天大逆轉。就像後世的某國，便是依靠國際霸主地位來維持他的國家貨幣成爲全球貨幣。
這十年之間，因爲北方的百姓使用了統一大小和重量的優質銅錢，所以儘管戰事頻仍，但北方的物價卻沒有太大的波動，甚至在兩次大旱和災荒的年景，糧食和其他一些生活物資的漲幅也沒有超過兩倍以上。
《大漢時報》創辦之後，曾經特別刊發了幾期有關貨幣發行的原理和注意事項方面的文章，中心大意就是貨幣是官府信用的象徵，一個負責任的官府絕對不會以次充好、以少充多，把鑄造貨幣作爲搜刮百姓的工具。普通民衆看了這樣的文章，只是似懂非懂地知道了“官府信用”這個詞彙，但稍微懂得經濟民生的人看了這些文章之後，便能意識到掌握貨幣的製造和發行對於一個政權的重要意義。
袁譚在幷州已經蹦躂不了幾天，在整個大漢北方即將迎來和平穩定的局面之前，劉和一直在醞釀的貨幣改革終於開始啓動了。
在劉和的計劃之中，這場貨幣改革將採用小步快走的方式逐漸地改變，而不是像漢武帝改革幣制和王莽改制時那樣貪婪和激進。
西漢初年直到武帝年間，國家沒有出現大的持久災荒動亂，政府政策穩定，土地賦稅較輕，經濟持續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財富。武帝初年出現了“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仲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的富足景象。
漢武帝正是在前所積累的財力物力的基礎上壯大國威，北驅匈奴，朝鮮，南逐吳越。由於戰事頻繁且規模龐大，戰爭耗費、軍功賞賜、安撫降者花費無數。加上水患不斷，黃河決堤達十餘次，改道五次，中央財政入不敷出，於是有輸粟補官、除罪之法，吏治選舉日趨馳廢。
爲了解決財政困難，漢武帝開始改革幣制。他首先向諸侯王下手，製造了一種皮幣，要求王侯宗室朝覲聘享時必須使用皮幣。一張皮幣面值四十萬錢，然而實際上根本不值這個數字。這樣實際上是使用國家強制手段逼迫諸侯王出錢充實國庫，不然就會失爵失國。說白了，這就是漢武帝手握砍刀逼着諸侯國出錢，只不過拿出皮幣來充當遮羞布。
後來，武帝覺得從諸侯國主手中搜刮財富還不夠用，便利用同樣的方法掠奪民間財富。當時他命令錢監造銀錫爲白金，面值三千、五百、三百，又鑄三銖錢，文如其重。從古到今，發行大面值的貨幣，便是政府解決財政危的有效手段，但是這種飲鴆止渴的方法卻會打亂市場和貨幣的正常秩序，引起惡劣的通貨膨脹，必然會對經濟造成嚴重的破壞。這種作法在古今中外屢見不鮮，漢武帝政府用不足值的“白金”來攫取標稱的實際價值財富，就是一種無恥的經濟掠奪，後來的王莽和蜀國也曾使用過，再往後的各朝各代都是一個鳥樣。明代的紙鈔、民國的法幣……
由於足值的三銖錢與不足值的“白金”同時使用，百姓肯定會盜鑄白金，吏不能制。大司農顏異曾明確指出皮幣的不合理之處：“今王侯朝賀以蒼璧，值數千，而皮幣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而後顏異竟以“腹誹”之罪而喪命，於是朝中就只剩阿諛奉承之徒，無人敢於質疑皇帝的貨幣做法。
後來王莽篡位之後，也曾嘗試着改變國家貨幣，在他的極力主導之下，當時的朝廷先後發行了三種新錢，分別叫做“大泉”、“栔刀”和“金錯刀”。
王莽當時鑄造新錢的主要目的，是想用它來收購民間的黃金。西漢時，黃金在對外貿易中是作爲國際貨幣使用的，有一定數量的外流，加上其它原因，使得黃金格外希罕。王莽禁止列侯以下私藏和使用黃金，百姓手中的黃金都要賣給政府，有時候則乾脆沒收，巧取豪奪。
王莽所發行的方孔圓錢大泉，每枚值五銖錢五十個；小泉每枚值五銖錢一個；鑰匙形的栔刀每枚值五百個；金錯刀因上部陰文“一刀”兩字用了一點點黃金嵌錯，竟當五千枚五銖錢。
公元8年王莽取代劉氏做了皇帝之後，就將刀錢和五銖錢一併廢除，專用大小泉。泉在周朝已作爲“錢”的別寫，而且含有象泉水源源不斷流通的意思。然而人民對王莽的貨幣政策早已怨聲載道，他們拒絕用大小泉，堅持以五銖錢進行交易。在當時無法維持一種穩定的幣制的情況下，不少人又從事私鑄。於是王莽將使用五銖錢的人流放到邊疆去，弄得農民和商人紛紛破產，諸侯卿大夫以至老百姓因私鑄而定罪的多得無法計數。
王莽極端迷信於所謂的“制度改革”，以爲制定了新制度，天下自然會太平。他取國號叫“新”，把各地的地名也都更換得面目全非；貨幣制同樣朝令夕改。專用大小泉僅僅一年，又花樣翻新，搞起了所謂寶貨制：用金、銀、銅、龜、貝五種實物作爲幣材，定出了六種二十八等不同的貨幣。寶貨制亂七八糟象個大雜燴，連王莽自己也未必弄得清楚。龜甲、貝殼交易的時候須量尺寸，其麻煩可想而知。布幣分成十級，從小布一百到大布千錢，每級實際重量只差一銖，不識字的人畢竟是大多數，簡直無法分辨。
王莽強迫命令，不帶布幣的不準通行，公卿身上須有布幣才能進宮。他甚至採用殘酷的懲罰辦法，一家鑄私錢，五家連坐，但實際上還是行不通。強制通行的布幣越來越不值錢，物價越漲越高，米每石賣到萬錢。
到了後來，王莽爲了挽回人心，第四次改革貨幣，鑄行貨泉和貨布，有點接近了五銖錢幣制。但這時候他的政權正在綠林、赤眉農民大起義的衝擊下風雨飄搖，幣制改革已無濟於事。新朝只存在十五年便壽終正寢。
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政權之後，並沒有馬上進行貨幣改革，因爲當時穩定全國的局面顯得更加緊迫。當時他暫時沿用王莽時的貨泉，而且還鑄造了新的貨泉，直到他做皇帝的第十六年，纔開始重新鑄造足重優質的五銖錢。
東漢時代，國家貨幣以銅錢爲主，而那種以白銀爲主要貨幣的事情要到明朝才能形成，至於黃金，從來都是稀有貴重金屬，但卻從來沒有真正成爲國家的貨幣。黃巾之亂過後，大漢國內的經濟流通幾乎處於癱瘓狀態，普通百姓又開始採用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
這種落後低下的交易方式極大的阻礙了社會經濟的復甦和發展，對於蓬勃發展的幽州，對於緊隨其後的遼州和冀州，對於百廢待興的寧州，都是無法接受的。
近幾年，在北方尤其是在幽州，要求改革錢幣發行方式的呼聲越來越高，很多賺了錢的富商和種田致富的農戶們覺得出門揹着幾十斤重的銅錢，或者用馬車拉着滿滿一車銅錢，實在是一件辛苦且危險的事情。如果能夠有一種極輕便又安全的交易方式，再加上劉和父子的信譽作爲擔保，那麼在幽州發行銀票甚至是紙鈔也並非沒有可能。
因爲改革貨幣是一件影響到執政根基的大事，劉和不能也不敢閉門造車，所以在他反覆對着自己的文稿修改了七遍之後，終於祕密地召開了天正道自創立以來的首次全員大會。
天正道的宗旨，是要替上天行堂皇正道，而首次全員大會，商議的便是改革貨幣制度，足見此事在劉和心目中的分量是多麼重。
天正道的成員目前有劉和、田疇、郭嘉、劉惠、徐邈、韓珩、劉放、蔡邕、徐嶽、華佗、張機、趙雲、張郃、太史慈、李嚴、徐晃、徐榮、賈逵、杜幾、李嚴、賈逵、鮮于銀、鮮于輔、孫禮、程秉、袁渙、趙該、李儒、夏侯蘭、趙愛兒等三十人，這次除了田疇、趙雲、太史慈、李嚴、徐晃、賈逵、鮮于輔、孫禮、趙該等人因爲公務在身無法離開崗位，其餘的人全數到齊。
像張郃、徐榮、杜幾和鮮于銀等人都是趕了幾百裏甚至是上千裏的路程遠道而來。
按照天正道內部的組織架構，劉和作爲創始人，他的地位最高，雖然沒有人當面稱呼他爲宗主，而是冠以公子這個大家習慣的稱謂，但組織內的人員在沒有他出場的時候，已經開始以“道宗”來稱呼於他。沒辦法，國人骨子裏根深蒂固的崇拜宗主的思想是難以改變的，就連蔡邕這樣的長輩都覺得稱呼劉和爲“道宗”理所應當，其他人就更是這樣認爲了。
在劉和這個道宗之下，還有三名負責裁決評判的法老，一名負責聯絡的執事，一名負責記錄的書記，一名負責財務的出納。目前擔任法老的分別是蔡邕、張機和徐榮三人，執事由徐邈擔任，書記由程秉擔任，出納由夏侯蘭擔任。其餘的人雖然沒有明確的職事，但他們作爲天正道內最核心的成員，本來就是一種身份和榮譽的象徵，何況他們還在外面擔任着顯赫的職務。
聯絡執事徐邈前來向劉和彙報人員到齊，劉和親自抱起桌上厚厚一摞的文稿，隨徐邈一起來到戒備森嚴的會場。
能在今天這個會場出現的人，不管出身於哪個階層，都曾接受過劉和發明的簡體文字和各種符號以及書寫方式的學習，因此不存在看不懂劉和親筆所書文稿的人，當他們翻開劉和花費了數天時間，親筆一份一份抄寫出來的手稿時，都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第五二零章 北方錢行（下）
“人人生而平等乎？”
劉和親筆所屬的手稿第一頁第一行，便是這樣七個字外加一個大大的問號。
緊接着，劉和這樣寫道：“‘人人生而平等’，這是個空洞而廣泛的概念，更像一句蠱惑無限的口號。所謂的‘平等’，究竟是人格上的平等？倫理上的平等？社會地位上的平等？還是生存機會上的平等？甚至是各種權利上的平等？如果不弄清‘平等’的本質和內涵，那麼平等的定義其本身就毫無意義。”
“在我看來，在未來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與其討論人是否生而平等這個話題，還不如將力氣用在如何讓民衆的物質更加豐富，讓死亡和飢餓的威脅遠離我們的民衆和國家。因爲，哪怕是想實現最起碼的人格和尊嚴上的平等，也要等到人們能夠擁有身體的自由，能夠喫飽穿暖之後。”
“……機會和權利的平等，是我們的子孫後代在未來幾百上千年爲之不懈努力奮鬥的目標，而人在社會地位、權力、財富上的平等，則是永遠都不可能實現的，除非是這個世界上只剩下一個人……”
“……財富的多寡，是衡量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族羣乃至一個國家物質豐富程度的標尺。財富本省並沒有罪，也不骯髒。有罪的是採取不公平的方法攫取財富的人，骯髒的是這些人在貪婪地攫取財富時所使用的那些手段……”
“從狹義角度而言，貨幣便象徵着財富。一個人擁有的貨幣越多，那他能夠在這個國家和族羣中佔有的財富就越多。一種好的貨幣制度，可以促進社會經濟良性發展，可以保證民衆的財富不被竊取和掠奪。相反的，一種壞的貨幣制度，可以很快就摧毀國家的經濟基礎，可以讓民衆辛苦積累起來的財富很快消失不見，還會導致尖銳的社會矛盾和衝突爆發。”
“靈帝在位時，貪鄙不堪，爲了攫取財富而賣官鬻爵，等到黃巾之亂髮生後，朝廷府庫中堆積如山的銅錢換不來社稷穩固，換不來民衆的擁護與支持。若是他和全國各地無數的豪族地主從一開始就把府庫中的錢財用來賑濟災民，用來興修水利，用來救治病患，那麼張角等人如何能夠蠱惑數百萬人跟他一起造反？”
“貨幣的根本，就在於流通。不能流通的貨幣，充其量也就是一堆廢銅爛鐵。在國家和民衆富足時，堆積在倉庫中的金銀和銅錢不能爲民衆帶來更多的財富；在國家和民衆貧窮時，堆積在倉庫中的金銀和銅錢不能憑空地換來糧食和布匹。”
“在我看來，對於一個國家，真正的財富不是堆積如山的金銀和銅錢，而是健康長壽的人口，是勇猛強大的軍隊，是不斷發展的技術，是不斷擴張的領土！”
“爲了把我們手中這些堆積久了會發黴生鏽的錢幣變成真正的財富，我們必須改變現有的貨幣制度，使它能夠利國利民，使它能夠庇佑我們的家族和後人不會被後來的造反者們送上斷頭臺！”
會議室內，一直處於安靜的狀態，偶爾能聽到有人翻動紙張的沙沙聲。
衆人已經被劉和的所思所言深深震撼了。在這個鼓吹君權神授，皇權至上的時代，劉和作爲上位者能夠如此深刻精闢地道出“平等”和“財富”的內涵，然後痛批靈帝以來朝廷混亂不堪的貨幣制度，不僅有種讓人覺得振聾發聵的感覺，更是讓大家看清楚了改革幣值的重大現實意義。
劉和環顧兩邊，等到所有人都停止翻動文稿時，他開口說道：“諸位，關於改革貨幣的重要性，想必大家已經明瞭。下面我先把自己心中的想法說出來，交給大家進行討論，然後羣策羣力地定出一套目前可以施行的制度出來。”
“首先，我們需要組建一個專門的機構，這個機構將不以盈利爲目的，它的主要職責是修改完善由我們制定出來的貨幣政策，並且保證這種政策的執行和落實，對我們所控制的地域內的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對其他與貨幣相關的機構和行業進行監督和管理。這樣的機構可以代表官府向民衆籌集資金，但不是以往那種野蠻的搜刮和掠奪，而是有償的使用。因爲目前我們實際控制的區域還在黃河以北，所以這個機構可以暫時定名爲‘北方錢行’，等以後平定了南方和西域，便可以改名爲‘中央錢行’。”
“其次，在錢行成立之後，需要一筆數目巨大的抵押財富用來換取普通民衆手中的各種金屬，包括黃金、白銀、銅和錫，我們可以稱之爲‘儲備金’，又或者‘準備金’。以往朝廷爲了搜刮民脂民膏，只是瘋狂地鑄造或者印製低價值的貨幣，卻沒有足夠的儲備金，所以導致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如果在我們的手中能夠通過儲備金制度防止和杜絕朝廷濫發錢幣的行爲，那我們就是做了一件亙古未有的大事。”
“我知道，大家肯定會想到或許在我活着的時候，以及在我們的兒子輩甚至是孫子輩的時候，他們或許還能尊奉我們定下的這些規矩，想辦法限制自己手中的權力，或者是限制朝廷的權力，抵制朝廷濫發貨幣的罪惡行爲，但是等到百年以後，後人就會漸漸忘記今日我們定下來的規矩，當權者爲了一己私慾，再次以國家之名而行利己的掠奪之事！”
“對於這一點，說實話，我也不敢拍着胸脯保證絕對能夠避免。但是，如果能讓這個錢行不是被朝廷一家獨自掌控，如果有各行各業的領頭人把家族和行業的利益放置在錢行之中，那麼就算是要改朝換代，爲了家族和本行業的利益，大家也會奮起抗爭，同任何不負責任的濫發濫制貨幣進行殊死搏鬥。”
“只要我們天正道能夠存續下去，那麼代表着正義和平等的火種便不會熄滅，而由我們一手創辦並且參於其中的錢行便不會被朝廷完全掌控，那麼象徵着天下財富的貨幣控制權就不會落入帝王、權貴、佞臣和姦商們的手中！”
劉和說到這裏時，故意停了下來，因爲他在期待有人提出質疑和看法。
不出劉和所料，睿智的蔡邕首先開口問道：“世仁，你的這些想法初衷都是好的，而且也具備了執行的條件，但你是否想過，我們今日參與其中的這些人，乃至於以後加入進來的人，如果掌控了錢行這個利器，那麼我們所代表的家族和後人，其實本身就會成爲一個難以撼動的權貴階層？如果我們的後人不能很好的使用這種權力，變成了你口中瘋狂攫取普通民衆財富的那種人，哪豈不是換湯不換藥？”
劉和對蔡邕的提問非常滿意，臉上流露出來的不是被人質疑時的憤怒或者怨恨表情，而是一副深得吾心的表情。“我想你們當中的大多數肯定同意大學士的這種看法吧？”
不少人同時點頭，看樣子並不擔心劉和會生氣。
多年以來，劉和在議事的時候便尊重其他人的看法和意見，從來不搞獨斷專行那一套，所以劉和的團隊內部民主的風氣還是很濃郁的，只要是對事不對人，大家都能暢所欲言。
“對於大學士的這個問題，我的解決辦法是錢行的股份始終以中央朝廷爲主導，最低要保證朝廷佔據整個錢行股份的六成，而天正道內部核心成員則佔據另外的四成。因爲決定權依然在朝廷手中，所以天正道的主要職責便是監督和制約中央錢行，而天正道想要行駛這種權力，前提是要內部團結一致，對外一個聲音。”
劉和心裏還有一些話沒有說出來，但會議室內才思敏捷的一些人已經想到。劉和爲什麼要用一個即將創建的錢行把天正道和中央朝廷聯結起來？爲什麼強調核心成員和共同發聲？如果換一種角度，這何嘗不是劉和在用真金白銀的實際利益把整個社會各行各業的精英通過錢行這個紐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以往的君王籠絡權貴階層時，只能通過分封土地這種辦法，而之所以權貴階層在得了封地之後願意與朝廷保持同氣連聲，還不是因爲土地能夠給他們帶來足量的財富。
現在，劉和要做的事情卻是用財富本身來凝結大家，而把土地分封的問題規避過去。從天正道目前的核心成員來看，其中既有代表着士大夫的蔡邕、劉惠、程秉、袁渙等人，也有代表着軍隊的趙雲和張郃等人，還有代表着科學技術行業的徐嶽、華佗和張機等人，以後這個核心團隊當中肯定還會出現其他行業代表人選，這些人能夠團結在劉和的身邊，除了共同的追求和理想，除了毫無保留的忠誠，也應該有真實的利益。
就拿趙雲而言，就算劉和不給他分封土地，以趙雲忠誠的性情這輩子也不會背棄劉和，但趙雲的親屬後代也要生活，也要喫飯，也想有着受人尊重的社會地位，他們總不能一直靠着趙雲生前積累的軍功名望一直生活下去吧？如果有一天，劉和的孫子，或者是第某代玄孫，當他在皇位上遇到了危機，無論這種危機是來自於國家內部還是來自於外部，讓他拿什麼東西去感召趙雲的後人來爲自己效忠呢？
人心是活的，永遠都在變化之中。而一個社會的財富總量是有限的，永遠無法做到人人平均佔有這些財富。只有通過共同利益這個紐帶維繫起來的團隊，纔是牢不可破的。
試想一下，若是天正道的內部成員共同掌握着一個國家四成左右的財富，那麼他們的利益便跟這個國家的生死存亡和興衰發展緊緊聯繫在一起，他們有什麼理由不去維護這種關係的存續呢？
同樣的，作爲一國之君和朝中大臣，他們依然掌控着國家六成的財富，而另外四成還跟他們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他們在任何時候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消滅天正道和中央錢行，而是如何讓天正道和錢行爲自己的政權所用。
這就是劉和對於創立錢行其實就是後世銀行的思考和理解，雖然看似兜來繞去的，但卻蘊含着對人性、對社會、對國家、對托拉斯式的家族等許多東西的深刻思考。
在後世，誰也無法知道在那個最強大的國家背後到底隱藏着多少個富可敵國的財團家族，這些家族從來不會明着謀取對這個國家的控制權，而是利用手中巨量的財富來影響和操縱站在臺前的那些政治人物。如果劉和能夠在大漢一手主導和建立這樣一個隱形的財富和權力集團，那他就不用太過擔心漢人朝廷逃不過三百年一更替的宿命，更不用擔心由漢人主導的這個國家會被那些野蠻落後的異民族屠戮佔據！
因爲劉和創立的天正道，不是落後守舊的代名詞，而是具備了自我完善和不斷發展的新興力量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