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長河落日 第四十八節
丞相李瑋被刺,震動了長安。
長公主下令,調五百南軍衛士保護李瑋的府邸和家眷,並請城門校尉何林親自負責李瑋的安全。
這場刺殺讓李瑋成爲朝廷全力保護的對象,同時也讓朝野上下都知道了朝廷改制的決心。現在就算殺了李瑋,長公主也要繼續改制,絕不會半途而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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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三,在長公主的勸說和威逼下,大臣們同意修改國策。
丞相李瑋隨即提出了三個改制原則,隆禮重法、重本抑末、和諧穩定,國策的修改要在這三個原則上進行。
大臣們沒有異議,一致同意。
太傅楊彪、太僕卿崔琰、少府卿許靖等人根據李瑋的改制之策,也擬定了一個改制方案,但這個方案因爲修改力度太小,遭到了丞相李瑋等大臣的猛烈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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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四,長公主下旨,命令丞相李瑋即刻重訂改制方案,以便第二天和百名門閥富豪、官僚士人共同商討改制之策。
當天晚上,李瑋拿出了第二個改制之策。
此刻距離第二天朝議只剩下四個時辰了,太傅楊彪等人根本沒有時間再做商討,只能勉強接受。
正月十五的麒麟殿議政是“國”和“民”在利益上的直接爭奪,大臣們爲了朝廷利益,必須和天子、長公主保持一致,這是最起碼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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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未央宮,麒麟殿。
長公主親自主持議事。
丞相李瑋、大司馬徐榮、太傅楊彪、太尉張燕、御史大夫荀攸等二十名公卿大臣出席議事。
鄭玄、王剪、許劭、胡昭、淳于嘉、劉和、楊奇、司馬防、趙溫、張喜等二十名鴻儒、大儒、老臣、名士出席議事。
徐陵、麴忠、衛固、崔林、王晨、韓銘、荀正等二十名“官商士”一體的大門閥、大商賈、大世族家主出席議事。
其它諸如皇親國戚、州郡縣官吏、各地高門大族和富豪、普通商賈、享有軍功爵的士家代表大約五十多人出席了議事。
一百多人聚集在麒麟殿上,共商中興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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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馬徐榮詳細解說了當前天下形勢,朝廷所遇到的種種困難,表述了改制的急迫性和必要性,闡述了朝廷的三個改制原則,希望通過這場辨議,擬定一套能迅速促進中興大業發展的國策。
接着丞相李瑋仔細講解了朝廷的改制之策,學術、政事、民事、兵事等等無一不包,洋洋灑灑講了一下午,但最後歸根到底,重點就是鹽鐵官營和限田罰租。
李瑋剛剛說完,晉陽大學堂祭酒王剪馬上站了起來,對朝廷的鹽鐵官營之策予以破斥,其中心論點就是與民奪利,認爲鹽鐵官營違背了古代聖賢“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的信條,敗壞了淳樸的社會風氣,引誘百姓走向背義而趨利的道路。
李瑋針鋒相對,鹽鐵放開,導致國庫空虛、軍資不足,軍隊既無力戍邊,又無力平叛,天下何時才能穩定?只有實行鹽鐵官營、酒榷專賣、均輸平準,才能增加國庫收入,迅速平定天下。鹽、鐵之利是國家財賦的命脈,絕不能完全放開。
爭論就此開始,雙方脣槍舌劍,針鋒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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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利”,誰更重要?
門閥大儒們認爲,鹽鐵官營是與民爭利,產生了“本”虧“末”盛、驕奢貪鄙、百姓貧困等一系列弊端,主張“抑末利而開仁義”,強調禮儀教化,“義”比“利”更重要。
朝廷認爲現在國庫虧空,天下分裂,社稷和百姓都掙扎在生死線上,奢談這種沒有“利”的“義”有什麼意義?難道憑“義”能平定叛逆、穩定邊疆?能讓百姓喫飽穿暖?
社稷和財賦,應該是什麼關係?
門閥大儒們認爲,國富不如民富。朝廷如果鹽鐵官營,必然“利蓄而怨積”,朝廷應該採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使鹽鐵經營良好運轉獲取最大利益,使社稷各階層都能從中受益。
朝廷則強調社稷利益至上,認爲朝廷應該佔有社稷最大財富。如果民比國富,則民強國弱,不利於社稷穩定,而國富國強,則能威儀四海,天下莫不臣服。鹽鐵官營,可以讓朝廷控制社稷命脈,確保社稷穩定。
“本”與“末”如何定位?
農耕爲本,工商爲末,朝廷實施鹽鐵官營,本質上就是崇末抑本,妨礙了農耕發展。
朝廷則認爲,本末之間本來就是相互依賴的關係,百姓生活所需的“養生送終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無末利,則本業無所業”,只有農商交易,才能“以利本末”。鹽鐵官營,並沒有妨礙農、商並重的國策。
生產和消費的嚴重失衡是導致百姓窮苦的主要原因嗎?
門閥大儒將古今生活進行對比,認爲古人質樸節儉,衣食足用,而本朝的奢侈消費(尤其是喪葬)非常嚴重,生活上的消耗遠遠超過了生產上的消耗,結果國庫虧空、百姓窮苦不堪,嚴重影響和阻礙了中興大業的發展。
朝廷則認爲節儉雖然可以積累財富,但同時也會失去發展動力。財富不能轉化爲消費,誰還有創造財富的動力?消費對生產是有促進作用的,至於百姓消費多少,那要依據自己的貧富情況而定,不能把百姓的窮苦簡單歸結爲消費過大。
官府營商,是否捨本逐末?
自戰國以來,法家就有重本抑末之說,認爲工商業不是“治國之本務”,主張“進本退末,廣利農業”。官府經營工商業,其實就是“與商賈爭市利”。
朝廷則認爲,門閥大儒所提的“重本抑末”之說,是要抑官營工商業,爲私人工商業爭奪利益,這是對“重本抑末”說的曲解。
朝廷堅持認爲官府應該控制工商業,發展官營工商業,這樣既可以增加財賦收入,又可以削弱富商大賈的實力,抑制他們兼併土地、掠奪百姓財富,非常有利於“使民務本,不營於末”,有利於“建本抑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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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夫窮苦,和鹽鐵是否有關係?谷價上漲,是否會導致朝廷對農夫們的兩重剝削?
門閥大儒認爲,農夫窮苦,是因爲朝廷壓制糧價導致的,和鹽鐵沒有關係。目前鹽鐵、耕畜價格已經很低了,尤其在這種戰事頻繁、對鹽鐵牲畜需求很大的情況下,各地鹽鐵、耕畜能保持現在價格,已經是充分考慮到了谷價太低對農夫造成的損害。沒有農夫耕地就沒有糧食喫,沒有糧食喫,誰還要鹽鐵?這種道理誰不懂?朝廷以谷價太低爲藉口實施改制,目的是想搶奪鹽鐵商賈的財富,而不是爲了改善農夫的貧窮。
門閥大儒們還認爲,朝廷控制谷價,把谷價定的很低,對農夫們殘酷剝削,讓農夫們付出了巨大代價,現在朝廷還嫌財賦不夠,要提高谷價,要鹽鐵官營,要對農夫們實施第二重更殘酷的剝削。
農夫們田地有限,產出有限,田租賦稅徭役又很重,谷價就算漲一倍,他們的收入也提高不了多少。農夫們的主要消費是喫飯穿衣,是最基本的生活消費,谷價漲了,鹽鐵農畜衣物自然也漲,這些東西的漲價幅度要遠遠大於谷價的上漲幅度,農夫們會更窮。農夫們無法靠田地養活自己,就要另謀生路,就要棄田,糧食產量就會下降,谷價會漲得更高,而其它東西也跟着水漲船高,如此惡性循環,後果不堪設想。
鹽鐵官營最嚴重的弊端除了導致吏治腐敗外,另外一個就是鹽鐵漲價,這是有歷史教訓的。按照朝廷的意思,鹽鐵先官營,谷價後漲,也就說,鹽鐵的價格要先漲起來,這樣谷價的漲幅肯定要小於鹽鐵價格的漲幅,如此一來,農夫們的財富就被更加快速地剝奪了,他們馬上就要遭到朝廷的兩重剝削了。
朝廷的兩重剝削將會把農夫們逼上絕路。
朝廷認爲門閥大儒們的這種說法是在威脅朝廷,是想拿自己囤積的鹽鐵和糧食挾持朝廷。朝廷既然官營了鹽鐵,難道還不能控制價格?退一步說,朝廷不漲糧價,只降鹽鐵價,行不行?再退一步,朝廷拿鹽鐵官營得到的財賦補貼農夫,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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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殿上的議政曠日持久,從正月十五一直延續到二月初,還沒有任何結果,不過雙方開始妥協的跡象正在逐漸顯露。
鹽鐵的開採權基本上控制在朝廷和大門閥、大商賈手中,很多普通商賈富豪甚至連經營權都沒有,所以這些人關心的是限田數額、商稅和入粟拜爵。
李瑋最近一段時間和他們頻繁接觸,做出了很多承諾,比如出讓鹽鐵經營權、擴大限田數額,適當提高商稅,酌情降低入粟拜爵的“門檻”,最大程度地保護和滿足他們的利益。
這些人的羣體很大,尤其是市藉商賈,他們今日的地位和待遇相比過去,那簡直是天壤之別。他們最怕的就是政策反覆,想當年孝武皇帝的告緡令讓幾萬商賈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而董卓的屠刀至今還歷歷在目。他們不同於大商賈,大商賈沒有市藉,權勢大,應對突變的能力強,而他們不行,只要朝廷要對付他們,那就是風捲殘雲,一掃而空,所以他們無條件地支持朝廷。至於普通富豪在這場改制中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他們當然不會冒着掉腦袋的危險跟在大門閥、大商賈后面搖旗吶喊,所以他們也支持朝廷。
朝廷有了這些人的支持,底氣十足,可以放開手腳對付大門閥、大商賈。實在不行,找個藉口來次血洗,正好可以打擊異己,抄沒家常,充實國庫,安撫農夫,順便培養一批新的大商賈幫助自己推行新制,可謂一舉多得。
大門閥、大商賈看出了危機,他們不再堅持,也試圖做出讓步,但他們的背後有龐大的軍功階層做支撐,他們的讓步只是一種象徵性的,讓的太少,條件太苛刻,無法滿足朝廷的要求。
他們向遠在西涼的大將軍求援,向和自己有姻親關係的軍中將領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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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將軍早在去年年底就接到了李瑋的書信,年初,又接到了長公主、徐榮和張燕等人的書信,對朝廷要求改制一事表示理解和支持。
應李瑋的懇求,大將軍書告各地統軍大將和各州刺史,詳細解說了朝廷改制情況,請他們無條件支持朝廷。
至於限田罰租一事,大將軍還專門做了解釋。侯爵級的文武大吏都有封邑,不在限田罰租之列,影響不到私人利益。卿爵級,包括大庶長至左庶長九級,其中最高級的大庶長在歷次封賞之後,受田最多的還未到百頃,而朝廷此次限田數額是一百五十頃,也就是說,所有軍功階層的人都不在限田罰租之列。目前朝廷拿出來的方案是初案,不是最後的《限田律》,所以你們無需擔心,儘管上表支持即可。
二月上,在京將軍,各地統軍大將,各州刺史、部分太守、國相,紛紛上書,支持朝廷改制,這讓大門閥、大商賈意識到,朝廷這次改制的背後是大將軍,而大將軍的目的顯然不是爲了籌措軍資打仗,他是爲了大漢的將來,爲了小天子主政。如果大家繼續和朝廷對抗,堅持不讓步,後果難以預料。
二月十五,在衆人的期盼之中,大將軍的書信到了。
大將軍的書信勸告大家以社稷爲重,以大漢爲重,以天子爲重。大漢如果不能中興,如果再次走向傾覆的深淵,又有誰能保住自己的家園,保住自己的田地,保住自己的財富?今日形勢下,諸公唯有齊心協力,才能確保大漢振興。
他又給徐陵、麴忠、衛固各自寫了一份信。北疆能夠崛起,大漢能走到今天,你們居功至偉,但十幾年來,你們賺了多少錢,從中獲取了多少利,相信你們比我更清楚。我們拋開朋友關係,拋開同僚關係,我們就從利益角度來說,十幾年來,因爲我們共同的努力,朝廷得利了,百姓得利了,你們也得利了,大家都得利了,大家處得很融洽。現在呢?現在你們還在得利,甚至把朝廷和百姓的利都搶到了自己的腰包裏,朝廷和百姓已經不得利了,大家的相處已經不融洽了,這種不融洽的關係如果繼續下去,結果是什麼?百姓不能活了,朝廷又沒有錢財賑濟和幫助他們,那麼他們就要以命相抗,結果是玉石俱焚。
回頭去看看二十一前的黃巾起事、西疆之亂,回頭去看看十六年的董卓之亂。
黃巾起事,摧毀了大半個冀州,摧毀了穎川和南陽,摧毀了青兗兩州,請問,現在這些地方還有多少高門大族?西疆大亂,摧毀了整個涼州,請問,涼州現在還有幾個世家富豪?董卓之亂,摧毀了洛陽和關中,雖然關洛的門閥世族、商賈富豪四散而逃,勉強保住了身家性命,但現在還剩下多少顯赫門第?關西的楊家比你們有錢嗎?關中的馬家還有昔日的奢華嗎?
好好想一想,想想你們的財富是怎麼來的?朝廷既然能給你們積累財富機會,保護和幫助你們賺取財富,那麼也能讓你們一夜之間一無所有。百姓既然能忍受你們的盤剝,忍受你們的欺凌和壓迫,那麼他們也能一怒之下砍下你們的腦袋。
自古以來,富可敵國的大家族、大商賈比比皆是,但你們現在四下看看,看看還能找到他們的後代嗎?富不過三代這句話雖然太誇張了,但人如果因爲權勢、因爲錢財而忘記了做人的本份,那麼他距離敗亡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如果你們想明白了,願意繼續和朝廷、和百姓保持過去那種融洽的關係,你們還是能得利,只不過財富的積累要慢一點,賺錢要辛苦一點。朝廷和百姓得利了,日子好過了,相信你們賺取的財富不會比過去少,只不過相對於你們的財富總量來說,財富增長的速度不夠快而已。
總之,竭澤而漁未免太短視了,激化矛盾更是不可取,你們應該把目光放長遠一點,不要把眼睛總是盯在錢財上迷失了心智。賺取錢財的方法很多,前提是和氣生財,你們把賴以保護自己的朝廷丟棄了,把賴以生存的百姓丟棄了,你們還有活路嗎?
徐陵、麴忠、衛固從這份書信裏看到了血腥。大將軍還是過去那頭豹子,把他惹急了,他要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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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六,徐陵、麴忠、衛固上表,願意把手裏的鹽鐵開採權交出來,但要求保留鹽鐵的經營權,同時建議朝廷把限田數額提高到五百頃,超過限田數額部分的田地徵繳兩倍田租。
李瑋很高興,馬上做出了讓步,鹽鐵經營權可以讓出一半,但限田數額只能提高到一百頃。
隨着大門閥、大商賈交出鹽鐵開採權和部分經營權,麒麟殿的議事馬上進入高潮,各方勢力爲了利益,和朝廷討價還價,爭論再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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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李瑋拿出了他的第三個方案,在這個方案裏,李瑋把提高谷價的議案撤下了。
門閥大儒們的話是有道理的,朝廷目前所定的谷價低賤,已經嚴重剝削和傷害了農夫,如果盲目提升谷價,而朝廷又不能絕對掌控鹽鐵價格,那麼極有可能導致各類物價同步飛昇,繼而對農夫造成第二重剝削和傷害。
可憐的農夫連遭兩重剝削,境遇將更加悲慘,這完全背離了朝廷改制的初衷。
第三個方案還是不能讓大門閥、大商賈滿意,雙方爭執不下,開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僵持。改制之策需要朝野上下齊心協力才能得到很好的推廣和實施,尤其在中興初期,更需要團結所有的力量,不能有絲毫的大意。這樣的僵持對朝廷非常不利,時間越長越不利,李瑋爲此憂心如焚。
那些大儒、名士們不急,他們跑到太學,和博士、諸生們辯議經文,縱論時政,談詞說賦,閒暇時切磋琴棋書畫,悠閒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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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中,驃騎將軍鮮于輔稟奏朝廷,遼東戰事再起,上谷郡方向也是戰雲密佈。扶羅韓聽說漢軍在西疆取得了大捷,擔心漢軍征伐大漠,和烏丸人能臣氐、修武盧結盟,打算攻打代郡和上谷郡,以逼迫大漢天子承認他的大鮮卑王地位。
如果扶羅韓喪心病狂,出兵攻打邊郡,北疆就有一場大戰,朝廷需要徵調更多的軍隊和糧草軍械,而錢糧的籌措很可能成爲大門閥、大商賈要挾朝廷的武器,爲此,朝廷必須儘快完成改制之策商議和制定,並下詔頒佈執行。
大司馬徐榮、太尉張燕急了,連連催促李瑋。李瑋急得團團亂轉,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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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四,朱穆和丁立到府中看望李瑋,閒聊之中說到了太學的事。
這段時間,當代鴻儒、通儒、大儒、諸多名士幾乎都在長安,這可是非常難得的事,所以三輔、河東、關西、洛陽等地的儒士紛紛慕名而來,一則想看看大儒名士們的風采,二則想聆聽大儒名士們講授經學,三則如果有機遇,得到他們的一句點評,馬上就能“一飛昇天”,最差也能步入仕途,幸運的還能入闢公卿府。
太學裏人滿爲患,每場講經、辨議都是人山人海,尤其是辨論經文的時候,很多儒士爲了吸引大儒們的注意力,都費盡心思提出一些尖銳、新奇的問題。
“昨天,有位千里迢迢來自穎川的儒生,突然指責鄭玄大師在注經的時候,不專守一師之說,尊一家之言,違背了師法、家法,結果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朱穆說道,“鄭玄大師初從第五元先大師學習《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屬於今文經學派的,後來他又拜張恭祖大師學習《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書》,在馬融大師門下又受業多年,屬於古文經學派,而他注經的時候,並不專用古文經學家的釋義,同時也採用了許多今文經學家的解釋,即以古文爲主,兼採今文,擇善而從,由此可見他的確並不專守一師之說,尊一家之言,更不遵守師法、家法那一套……”
“我知道了,我有辦法了……”李瑋突然一躍而起,衝着朱穆、丁立大聲叫道,“快,快去把郗慮、趙松兩位大人請來,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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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書籍甚少,學者難得,訓詁句讀皆賴口授,所以一般博士講經重視傳授關係,由此形成了師法和家法。
孝武皇帝時,官學有五經(《易》、《書》、《詩》、《禮》、《春秋》)博士。後博士逐漸增加,《易經》分四家,《書經》分三家,《詩經》分三家,《儀禮》分兩家,《公羊春秋》分兩家,共十四家,故稱爲五經十四博士。
某一經的大師,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樣,把本經陰陽五行化,並得到朝廷的尊信立爲博士,這個大師的經說便成了權威,嚴守經師之說毫不走樣,就叫師法。弟子們按照師法講經,又別爲章句(逐章逐句逐字講經),便成家法,同一經師的不同學生各自爲家,這樣師法之下又講家法。當然了,在遵從師法的前提下才能成爲一家之言。
朝廷規定,太學博士只能依師法、家法傳授,違背師法家法者則罷用。
師法要追溯淵源的,家法則是對師說的引伸與發展,如此一來,“疏不破注”,疊牀架屋,致使一經就有數家之言,一家又有若干學說,大家各講各的一套,謬誤百出,使後學者不知所從,所以經學的繁瑣、支離、教條,成了突出弊病。
幾百年來,本朝經學極盛,大師前後多至千餘人,有些經書的解釋增加到了一百餘萬字。章句的繁多,使儒家經學走上繁瑣的道路。例如《書經》大師秦延君,用十多萬字解釋《堯典》兩個字,用三萬字解釋“曰若稽古”四個字。光武皇帝朝的經學大師桓榮的《尚書章句》達四十萬言,朱普之解三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
一個士人從幼年開始學一經,往往到頭白了才學會說經。有個名叫郭路的博士弟子,因爲日夜用心思索,竟暴死於燭下。博士以章句浮辭煩多算作學問,要省簡他們的浮辭好似要他們的命。王莽曾令博士刪五經章句,每經都是二十萬字,但阻力太大,只好對博士讓步。光武皇帝曾命令儒臣議減省五經章句,也沒有議出結果來。
這樣又苦又難的經學,太學裏卻經常聚會着成千成萬的學生,甘願受苦受難從大師受學,爲什麼?因爲士人求利祿,只有經學是一條主要的道路,而章句之牢不可破,也是因爲它和仕途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師法、家法在讖緯成爲顯學,大行其道之後,儒生們在讖緯的影響下,逐漸很少有人堅守一家一派之說了,大多兼治今、古文經學,但這樣做的結果是一些儒生爲了某種特殊目的而不惜牽強附會,以合己說,致使經文章句更加難懂,並導致儒學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
鄭玄大師的新經成爲官學後,一則師法、家法漸漸廢棄,二則章句大量刪簡,有利於經學的傳授和儒學的發展,所以其很快成爲“天下所宗”之儒學,但今、古文經學兩派並不甘於退出官學,他們時時刻刻打算擊敗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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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慮、趙松匆匆而至。
“現在有一個鞏固新經地位,徹底擊敗今、古文經學,讓儒學迅速發展的機會。”李瑋笑着說道,“兩位大人是否願意把握住這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