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一張煌言】　　公元1644年，清兵入關，擊潰李自成義軍，攻陷北京，建立起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皇朝——大清帝國，然後揮戈南指。在消滅南京福王的弘光政權之後，遇到了南明流亡君臣和各地廣大人民的頑強抵抗：魯王朱以海稱監國於浙東、唐王朱聿鍵立隆武帝號於閩南，桂王朱由榔建永曆帝號於西南，分別擁有張煌言、鄭成功、李定國及李過、高一功等強悍的抗清義軍，爲之竭誠轉戰。　　終順治一代，在江南半壁江山中，清軍和義軍一直進行着頻繁的、激烈的流血戰鬥。直到公元1662年，八歲的愛新覺羅·玄燁（即康熙皇帝）即位時，唐王早已就義，桂王與李定國已經前後殉國，鄭成功與魯王也相繼病死，在全國範圍內，仍舊高舉抗清大旗的，只剩下閩浙沿海和臺灣了。　　當時，據守臺灣的爲鄭成功之子鄭經，此人庸庸碌碌，只知道據守一方，無所作爲，不足爲清廷慮。清廷所擔心的，就是縱橫浙海的張煌言。當時張煌言雖然勢孤力單，但因爲人忠義，素得軍心民心，構成清王朝在東南的心腹大患。　　張煌言（1620～1664年）字玄著，號蒼水，浙江鄞縣人，出身士紳家庭。張煌言十一歲喪母，父親到北京擔任小官吏，一直把他帶在身邊。當時，滿洲貴族的後金政權（後改稱清朝）派兵繞道進入直隸。敵騎蹂躪當地人民的慘況，給張煌言幼小的心靈留下了深深的痕跡。　　由於明朝政治日益腐敗，張煌言的父親辭官回鄉，課子讀書，並請人教習武藝。張煌言十六歲參加縣試，加考騎射，他三箭皆中，與試者無不驚服。　　據說張煌言年少時放蕩不羈，喜好賭錢，贏了錢後就呼酒買醉。有一天，他喝醉了躺在社祠中，夢中有個神仙對他說：“君宜自愛，他日成大事者，君也。”張煌言從此感悟，開始努力讀書。（《海東逸史》）　　崇禎十五年（1642年），張煌言考中舉人，還沒有來得及去京會試，國內形勢就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這一年，明朝軍隊在松山（錦州附近）和清軍決戰，再喫敗仗，洪承疇投降滿清，山海關外土地全部喪失。緊接着，1644年春，李自成率農民起義軍攻取北京。明朝山海關守將吳三桂竟勾引清兵入關，聯合鎮壓農民軍，迫使李自成撤出北京。清軍鐵騎乃長驅直入，踐踏中原大地，民族矛盾成爲主要矛盾。年僅二十六歲的張煌言聽說後，“憤不欲生”，爲了挽救民族危難，毅然投筆從戎，開始了抗清的戰鬥生涯。　　當清兵入據北京之初，明朝一些官員在南京擁立福王朱由崧爲帝，建立了南明小朝廷。但它僅僅存在了一年時間，就被清朝滅掉。清兵趁勢進犯浙江。浙江人民沒有屈服，各地紛紛起義，保衛家鄉。張煌言參加了寧波舉義，並迎魯王朱以海來紹興監國。　　與魯王政權建立的同時，唐王朱聿鍵也被福建軍閥鄭芝龍擁立稱帝。1646年，清兵進犯閩浙，鄭芝龍降清，唐王被俘，絕食而死。張煌言匆忙辭別父親妻兒，追隨魯王泛海出走。　　魯王在福建長垣再建臨時政權，聲威復震。奉魯王之命，張煌言與定西侯張名振重返浙東，招集散亡，籌建軍隊，並圖收復長江下游地區。這時候，南明最後一個皇帝永曆政權桂王朱由榔的軍隊，正在西南與清兵戰鬥。原張獻忠部將李定國率軍隊攻克桂林之後，又攻入湖南，在衡州大敗清兵，準備順長江東下，特地約會張煌言東西夾擊。　　順治十一年（1654年）正月，張煌言一戰攻克崇明，然後與張名振溯江直上，在鎮江登陸，並在鎮江西北的金山駐紮了幾天。但由於西南方面軍隊未按約定時候趕到，只好暫時撤回崇明島。　　兩個月後，清兵大部分調離南京去迎戰李定國，長江下游兵力薄弱。張煌言決定再攻南京，一路攻打重鎮鎮江，他自己則直搗南京。但由於福建鄭成功方面的主力沒有出動接應，同時，鎮江方面的戰鬥失利，張煌言在戰略上既處於不利地位，只得放棄攻城，撤回舟山。　　這之前天下的局勢是：李定國率軍八萬東出廣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廣東，“兩蹶名王，天下震動”；同時，孫可望派劉文秀出擊四川，克復川南；張煌言此時也接受了永曆封號，也發動了攻勢。按照實現計劃，三方應該在長江會師，假若實現的話，江南一舉可以收復。十分可惜，這次以錢謙益爲核心精心策劃的大行動失敗了！　　鄭成功不出兵是因爲有他自己的小算盤，而西南方面軍隊遲遲不到，則是因爲這時候永曆政權正忙着搞內部爭鬥。孫可望大權在握，逐漸滋長稱帝之心，挾永曆朝廷以自重。永曆帝如坐危城，爲了自保，與朝臣合謀，偏偏在這個東西會師的關鍵時刻，兩次召李定國統兵入衛。於是本來要趕去與張煌言會師的李定國從湖南匆匆回師廣東，但不料永曆帝謀泄，孫可望派人到安龍問罪，意圖找出每一個參與策劃以及與李定國聯繫的人；但永曆皇帝稟性難移，不願承認他自己的責任。於是孫可望將十八名朝臣下獄、殺害，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之獄”。這一史事，《明史》、《清史稿》和《永曆實錄》、《安龍紀事》等歷史著作均有記載。在這種情況下，孫可望爲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自然也不會派劉文秀出師援助張煌言。　　不久，李定國和鄭成功在廣東會師的計劃也失敗了，於是他率軍親赴安龍，打算從孫可望的控制下救出永曆帝朱由榔。孫可望派人阻截李定國軍北上，甚至下令“凡定國必過之地盡焚芻糧，以絕其歸路”。1656年，李定國擁永曆帝至雲南，次年又大敗孫可望，孫可望勢窮降清。孫可望降清後，雲貴虛實盡爲清軍所知。1658年，吳三桂率清軍攻入雲南。次年初，下昆明，永曆帝出逃緬甸。李定國率全軍設伏於磨盤山，企圖一舉殲滅敵人追兵，結果因內奸泄密失敗。1661年，吳三桂率軍入緬，索回永曆帝，次年四月在昆明將其處死。7月，李定國在勐臘得知永曆帝死訊，亦憂憤而死。　　如此，自己人跟自己人鬥了個翻天覆地，真是“親者痛，仇者快”！縱觀南明歷史，這樣的事情真是數不勝數。　　就這樣，錢謙益等人精心策劃的長江會師計劃由於南明政權內各懷心思，各自爲戰，忙於內耗，不幸而失敗了。張煌言兩次進軍長江，儘管都不得已撤退，卻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清鬥志。　　第二年，張名振“中毒卒，遺言以所部屬煌言”（《清史·卷224·張煌言傳》）。當時傳聞紛紛，都說張名振之死是由鄭成功下毒所致，“名振遇毒，議者皆咎成功，以故失浙海將士心”（邵廷采·《東南紀事》）。　　1658年，永曆帝朱由榔自西南遣使，封鄭成功爲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張煌言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於是，閩浙兩處加緊備戰，共圖大舉。　　1659年春，清兵分三路攻入雲南。爲了牽制清兵，保住永曆朝廷，再圖恢復，張煌言馳書鄭成功，請他火速出兵，北入長江。五月，鄭成功率十七萬精兵出發。張煌言率領本部將士六千人，與鄭成功會師，並充任先頭部隊，挺進長江口。　　瓜州地處運河與長江交匯處，是清兵南下增援的要路。在這裏，清兵設下攔江鐵鎖，兩岸又設西洋大炮數百門。狹窄的江面上，清兵還扎就巨大的木筏，筏上建築城堡，浮泛水面，稱做“木浮營”。真是水下魚難過，天上鳥難飛。　　張煌言率軍擔當突破江面封鎖的任務，鄭成功則派陸軍去奪取江岸炮臺。潛水士兵截斷了攔江鐵鎖，張煌言立即指揮艦隊進攻。這時，兩岸炮臺發炮如雨，清兵的木浮營也從水面順流而下，萬箭齊發。張煌言命令自己所乘的艦船直衝向前，將士們見此情景，更加拼力死戰，一舉奪下三座木浮營，江岸炮臺的清兵競相潰逃。隨後，鄭成功大軍開到，全殲守敵，攻克瓜州。一時江浙大地憾動，湘贛魯豫等省志士紛紛前來聯繫，準備響應。清廷上下震驚，順治帝甚至準備“東還”了。　　瓜州大捷後，鄭成功率陸軍攻取鎮江，以阻遏敵人增援。張煌言則帶水軍直搗南京北面的觀音門。不久，鎮江克復。張煌言聞訊後，一面寫信要鄭成功加速從陸路直趨南京，以爭取時間；一面命令部隊晝夜行軍，趕赴南京。六月二十八日，張煌言的水軍抵達觀音門。　　當時，南京守備疲弱，士兵情緒低落。這時，如果鄭成功大軍及時趕到，南京一攻即破。可惜鄭成功仍取道水路，行進遲緩，而清兵卻從滇黔方面撤回一部分兵力，日夜兼程趕來，攻城良機終於失去。　　五天以後，鄭成功大軍抵達南京城下。這時，張煌言派往上游的部隊已攻取江浦城。蕪湖的清將也請求投降。蕪湖，是沿江關鍵重鎮。鄭成功請張煌言駐軍蕪湖，經營上游軍事。　　七月初七，張煌言抵達蕪湖。他分兵四路：東出溧陽，西鎮池州，北取和州，南入寧國。自己則駐節蕪湖，總理軍務。　　長江兩岸人民熱望故國的軍隊，已有十五年了。張煌言這次率軍到來，百姓爭相傳告，喜悅萬分。地方官員也紛紛歸順投誠。旬日之間，光復城池竟達四府三州二十四縣。部下水陸軍也增至萬餘人。這時，湘贛魯豫等省志士，紛紛前來聯繫，或提供敵軍情報，或約期起兵響應。張煌言面對這一連串輝煌勝利，更是無比欣慰。他日夜部署諸軍，擬直取九江，打通與滇黔聯繫的道路。一時江淮半壁爲之震動。　　就在這時，鄭成功大軍在南京遭受了嚴重挫折。原來張、鄭分手後，鄭成功疏於警戒，誤中敵人緩兵之計。他沒有分兵攻取周圍城邑，而只是屯兵南京城外，靜候清兵投降。七月二十三日，守城清兵傾城而出，發動突然襲擊。鄭成功倉促接戰失利，大將餘新、甘輝被俘，士兵傷亡慘重。　　南京戰敗消息傳到蕪湖，張煌言立即寫信給鄭成功，要他切勿全軍東撤，只要堅守鎮江，自己還可保有上游各城，“天下事尚可圖也”。可是，這封信已經無法送達了。鄭成功在突遭失利之後，已放棄鎮江，並撤出駐長江流域的軍隊，回師金、廈去了。　　鄭成功軍隊既撤，清兵便專一對付張煌言。張煌言孤軍深入，兵少糧缺，陷入極端危險的境地，最後全軍潰散。張煌言身邊只剩下一個僮僕，在各地百姓們的掩護下，他輾轉跋涉二千餘里，花了大半年的時間，才脫險回到浙東。隨後，張煌言一面重整軍隊，一面總結經驗教訓，寫下了《北征得失紀略》一文。1660年，張煌言率部回到臨門。　　這時，清廷企圖乘張煌言和鄭成功新敗之際，一舉消滅浙閩抗清力量。於是分兵數路繼續掃蕩。他們逮捕了張煌言的妻子和兒子，接着，下令沿海居民一律遷入距海三十里以內的地區，嚴禁舟船出海，企圖斷絕人民羣衆與抗清隊伍的聯繫。　　1661年冬，吳三桂帶兵進入緬甸，俘永曆帝父子，南明徹底滅亡。在雲南邊境艱苦轉戰的李定國次年病死軍中。1662年，鄭成功在臺灣病故。其子鄭經，在清兵掃蕩下，被迫放棄沿海島嶼，撤往臺灣。不久，魯王病死在金門。　　“國仇家難轉相仍”，一連串不幸的消息使張煌言深深感到復國事業的艱難，卻更加堅定了他至死不屈的決心。如今只有張煌言一支孤軍屹立在臨門。　　在艱難危急的處境面前，有人建議退往臺灣，依附鄭經。張煌言認爲，與其“偷生朝露，寧以一死立信”，堅持不肯撤退。張煌言和魯王都有曾經爲鄭氏所制的切身體會，這恐怕是真正的原因。　　張煌言和舊日部將阮春雷合軍，集戰艦百餘艘，準備攻取福寧沿海。不料遭到阮部叛徒出賣，未能如願。而清廷又糾集數倍於張的兵力前來偷襲。衆寡不敵，這支抗清隊伍傷亡慘重，只好退駐舟山島。由於清廷強迫舟山島居民全部撤離，再加上對沿海的封鎖，使張煌言面臨絕糧斷炊的新困難。　　當時浙江總督趙廷臣通過多種渠道，一再以帛書向張煌言招降，而張煌言也兩次以堅貞的氣節、鏗鏘的言辭拒絕了趙的誘惑。這裏有一點殊可注意，那就是張煌言對滿族入主中原的看法有了根本的轉變。　　張煌言在後一封信的開頭就提出“古今來何代無廢興”，認可改朝換代是古代歷史發展過程中一種客觀存在，不過“有志之士，尚謂人定可以勝天”，表現了自己“挽狂瀾於既倒”的雄心壯志。接着，他又表示：“即使歷運推移，朝市遷變，興王每每賓禮勝國君臣，錄用前朝宗室”，這種做法，不失爲使“忠臣義士，戴新朝之盛德，慰故國之悲思”的有效措施。如果再能“省刑薄斂，偃武修文，與天下更始”，那就會出現“四海謳歌，羣雄歸命”的太平景象。這些言簡意明的表達，足以證明張煌言已經看到了滿清治下的成果，也看到了歷史潮流的不可逆轉。　　自從在魯王病死後，張煌言已經對前途感到完全絕望，儘管還有不少明朝遺民在四處奔走，鄭氏還雄居臺灣，但人心思定，大勢已去；天下事，有所爲，有所不爲，不能因爲自己要以身殉國就硬要天下人陪自己也去殉國。這個時候的張煌言是相當沮喪的，在經過反覆考慮後，他作出了一個重大決定，解散了餘部，自己隱居到南田的懸岙島（今浙江象山南）。張煌言始終是一位抗清志士，而不是一個獨善其身的人，這是他解散自己部下的軍隊後仍然沒有像其他士紳那樣去臺灣的原因。　　但滿清並不十分了解張煌言的心思，他的銷聲匿跡在敵人眼中看來是在醞釀更大的行動，因此他的存在使清廷極度不安，他們要竭力拔除這一顆“眼中釘”。滿清浙江水師提督張傑絞盡腦汁，終於找到了一個張煌言的舊部徐元，叫他扮做行腳僧，在舟山探尋張煌言的蹤跡。　　一天，張煌言手下的幾個士兵駕船去舟山買米，被徐元撞見。他抽刀威脅衆人供出張煌言的住址。幾個士兵寧死不講，被徐元一一殺死。最後剩下的一個船伕，在嚴刑拷打下供出了懸岙島的處所。　　七月十七日，張傑派出兵卒，乘坐張煌言的米船在午夜潛入懸岙島。他們從島後山背偷偷地攀到山上。張煌言從睡夢中驚醒，伸手抽劍，但已經遲了。一窩蜂衝進屋內的清兵緊緊地把他捆縛住。他們搜出了永曆帝頒發的“視師兵部”銀印和九枚關防、張煌言詩文稿以及他與中原豪傑志士的來往密信兩大箱。　　十九日，張煌言被押到寧波——他闊別了近二十年的故鄉。他頭戴明朝的方巾，穿着葛布衣服，神情依然是那樣的平和、堅毅，給聚集在大路兩旁圍觀的百姓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清提督張傑設宴招待張煌言，張煌言拒絕了，只說：“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此外別無一語。　　十幾天後，張煌言被押往杭州，寧波人民聞訊趕到碼頭送行的竟有數千人之多。一出城門，張煌言下了轎子，向故國、家鄉揖手告別，向送行的人們拱手致意。圍觀的人們都泣不成聲。　　在錢塘江畔，張煌言寫下了“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的悲壯詩句。他早已經明白復明無望，對滿清的態度也有所改變，但依舊不失氣節，這是中國千百年來士大夫們最可貴的捨身成仁的精神。這精神不因失敗的結局而減色，它將永遠光照千秋！　　到了杭州，浙江總督趙廷臣再一次勸張煌言降清，並保證清廷以兵部尚書原職起用，遭到張煌言拒絕。在獄中，張煌言大書《放歌》一首於獄壁，歌詞有云：“予生則中華兮死則大明，寸丹爲重兮七尺爲輕。……予之浩氣兮化爲風霆，餘之精魂兮化爲日星，尚足留綱常於萬禩兮，垂節義於千齡！” 　　九月初七，清廷刑部公文到達杭州。這一天陰霾遮日，杭州城崗哨林立，一隊騎兵押解張煌言來到弼教坊。他昂首遙望鳳凰山一帶，嘆道：“好山色！”接着索來紙筆，口占絕命詩一首，命書吏抄錄：“我今適五九（按：指四十五歲），復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然後，端坐就義。他的妻子董氏和兒子張萬祺一直被羈管在杭州，已經在三天前被害。　　與張煌言同死的還有幕僚羅綸、僮僕楊冠玉等。監斬官見楊冠玉長得眉清目秀，一副天真無邪，有心爲他開脫。楊冠玉卻斷然拒絕道：“張公爲國，死於忠；我願爲張公，死於義。要殺便殺，不必多言。”言罷跪在張煌言面前引頸受刑。時年僅十五歲。見者無不落淚。　　“是日，驟雨晝晦，杭人知不知，皆慟哭”。（邵廷采《東南紀事》）　　當時張煌言已經由一介書生成長爲東南抗清的一面旗幟。夏燮認爲：張煌言一死，而明運也隨之山河日下，“遂以收有明二百七十年剩水殘山之局，其所繫豈淺鮮哉！” 　　張煌言生前有詩云：　　〖國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　　日月雙懸於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慚將赤手分三席，敢爲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鴟夷。〗　　“賴有嶽於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張煌言表明死後希望能葬杭州西子湖畔，與岳飛、于謙二墓爲鄰。寧波同鄉萬斯大、仁和張文嘉與和尚超直於是葬張煌言於杭州南屏山北麓荔子峯下。　　由於清朝對政治犯律令嚴苛，所以張煌言的墳墓僅黃土一抔，連墓碑也沒有。但是，他的墓前常有“包麥飯而祭者”，“寒食酒漿，春風紙蝶，歲時澆奠不絕”。百姓們暗中敬仰自己的英雄，懷念自己的英雄。　　張煌言在衆多的南明人物中地位並不顯赫，然而在長達二十年的抗清鬥爭中，他歷盡了艱難險阻，處處以大局爲重，幾乎是一位無可挑剔的完人。黃宗羲爲他撰寫的墓誌銘說：“今公已爲千載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餘屈身養母，戔戔自附於晉之處士，未知後之人其許我否也。”後人將岳飛、于謙、張煌言並稱爲“西湖三傑”，爲淡妝濃抹的西湖平添了一抹金戈鐵馬之色。　　張煌言既是一位以身殉國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造詣頗高的詩人，曾經受教於陳子龍。據《奇零草·自序》：他自成童便好爲詩歌，既使軍旅餘閒，也不輟吟誦。然而明亡前所作早已散亡殆盡。但他一生爲反清復明四處奔走，屢有傾厄，劫後所存，不過全鼎一臠，故名《奇零草》。《采薇吟》則爲其隱居於懸山島後所作，附以被執後蒙難諸詩。張煌言的不少詩作反映了他十九年艱苦卓絕的抗清歷程和東南抗清史事，有着厚重的歷史內涵，故有“詩史”之稱。由於張煌言的詩文在清一代被嚴厲禁止，流傳甚少，又爲其勳名所掩，故鮮爲人知，至今研究者甚少。　　張煌言死後二百四十三年，即公元一九零七年，一樣反抗清廷統治的革命黨人秋瑾被滿清政府殺害。秋瑾的生前好友徐寄生、吳芝瑛冒着殺頭的危險，將秋瑾的遺骨收葬在杭州西湖的西冷橋畔，附近就是岳飛和于謙祠，埋在西冷橋畔的還有著名的“何處結同心，西冷松柏下”的蘇小小。不久，秋瑾的兒子王沉德將她的遺骨取出，歸葬王氏祖籍湖南湘潭。辛亥革命勝利，一九一二年，革命黨人將秋瑾的遺骨重新移回西湖孤山，隆重再葬。　　柳亞子寫有《吊鑑湖秋女士》：“漫說天飛六月霜，珠沉玉碎不須傷。已拼俠骨成孤注，贏得英名震萬方。碧血摧殘酬祖國，怒潮嗚咽怨錢塘，於祠岳廟中間路，留取荒墳葬女郎。” 　　柳亞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更名人權，字亞盧，再更名棄疾，又號稼軒，又字亞子。後爲了統一名號，便用亞子。柳亞子十七歲至上海，入愛國學社，爲蔡元培、章太炎弟子，始談革命。他是南社的發起人。南社在形式上頗似明末的復社，是晚清的革命文學團體，成立於1909年蘇州虎丘。南社具有濃厚的反滿色彩，會員多爲同盟會員；取名南社，就含有反對北庭的意思。柳亞子深受顧炎武、張煌言和夏完淳思想的影響，在詩歌上成就很高。他有《題張蒼水集》：“北望中原涕淚多，胡塵慘淡漢山河。盲風晦雨悽其夜，起讀先生正氣歌。”蒼水爲張煌言的號。柳亞子在詩中借“胡塵慘淡漢山河”，號召抗清革命。1949年二月，柳亞子應毛主席的電邀，由香港啓程進入解放區，後來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注：張煌言一生棲山橫海，波瀾壯闊，史學界素將他與鄭成功、李定國並舉。在這本書涉及到的所有人物中，筆者本人也最喜歡張煌言。按照正常的編排，張煌言應該放在第二編第二篇中，因爲他雖然也是個文學家，但更多的是一個儒將，文藝上的成就遠不及本篇中的其他人。不過因爲筆者的私心，爲了突出他個人，特意將他放在第三編本篇中的第一位。』　　【二傅山】　　梁羽生的名著《七劍下天山》中有位武功精絕、醫術高明的傅青主，他博藝多才，重氣節，有思想，有抱負，在武林中深孚衆望。這位傅青主的原型就是歷史上明清之際的仁人志士——傅山。　　傅山的事蹟生平於正史記載極爲簡單，甚至連專門記載地方歷史陳跡的縣誌、府志，也只見寥寥數語。然而他的聲譽和影響卻是相當之大，相當之深，毫不誇張地說，在太原地區乃至三晉大地幾乎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頗受人民羣衆擁戴。在整個山西乃至於全國也稱得上聲名遐邇，彪柄於後。　　傅山（1607～1684年），字青竹，後改青主，別號頗多，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嗇廬、僑黃、僑松等等，不一而足。先世居於大同，後徙於忻州（今山西忻縣），到了曾祖傅朝宣一代時，移居太原陽曲（今太原北郊）西村。　　傅山世出官宦書香之家，家學淵源，先祖連續七八代有治諸子或《左傳》、《漢書》，卓然成家者。曾祖傅朝宣曾爲寧化府儀賓、承務郎，祖父傅霖累官山東參議、遼海兵備，頗有政績，其父傅子謨終生不仕，精於治學。傅山少時，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博聞強記，讀書數遍，即能背誦。十五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歲試高等廩餼。後就讀於三立書院，受到山西提學袁繼鹹的指導和教誨，是袁氏頗爲青睞的弟子之一。　　袁繼鹹，是明末海內鹹知的鯁直之臣，提學山西時，以“立法嚴而用意寬”的精神宗旨，整頓三立書院學風，不拘一格，選拔人才。他極重於文章、氣節的教育，對傅山影響頗深，傅山亦以學業精湛、重節氣得意於袁氏門下。袁繼鹹曾在朝爲兵部侍郎，因爲官清廉，爲人耿直，敢於直言，得罪權貴魏忠賢之流，被貶爲山西提學。崇禎九年（1636年），魏忠賢死黨山西巡按御史張孫振，捏造罪名誣告袁繼鹹，陷其京師獄中，傅山爲袁鳴不平，與薛宗周等聯絡生員百餘名，聯名上疏，步行赴京爲袁訴冤請願。他領衆生員在京城北京四處印發揭貼，申明真相，並兩次出堂作證。經過長達七八個月的鬥爭，方使袁繼鹹冤案得以昭雪，官復武昌道。袁繼鹹得雪之日，魏忠賢的走卒——張孫振，亦以誣陷罪受到謫戍的懲罰。這次鬥爭的勝利，震動全國，傅山得到了崇高的榮譽和讚揚，名揚京師乃至全國。　　袁案結束後，傅山返回太原。他無意官場仕途，尋城西北一所寺廟，闢爲書齋，悉心博極羣書，除經、子、史、集外，甚至連佛經、道經都精心覽讀，掌握了豐富的知識；同時代人評價他“學究天人，道兼仙釋”，“博極羣書，時稱學海”。　　1644甲申年，傅山已經三十九歲了，他當時正受聘於三立書院講學。對於一個山西人來說，滿族人入關的威脅雖然也到了眼前，但更迫切的是已經兵臨黃河，準備入晉的李自成農民軍。所以，當東閣大學士、曲沃人李建泰號稱要以“家財佐軍”，並自請提兵督師山西，而且煞有介事地聘請傅山和另一位山西名士韓霖爲“軍前贊畫”的時候，估計傅山是非常着急地就去與之會合了。這是那年正月的事情。　　可是，事情的發展總是出人意料。傅山剛走到平定，李自成渡河的消息就已經傳來，並且迅雷不及掩耳地攻佔了河津、絳縣、曲沃等地。雖然如此，但傅山仍然認爲只要太原還在，就可以逐步收復汾河以南的地方，並且，只要山西河北還在，那北京的安全仍可保證，甚至有更進一步收復失地的可能。但是，本來就是希望帶兵保護自己在曲沃的家產的李建泰卻令他失望了。李建泰聞聽“曲沃已破，家資盡沒”後，竟然又驚又怕得了病，退到了保定。剛走到井陘固關的傅山不得已又退回了平定，並奉陪老母輾轉於平定嘉山。他這時估計心情是很鬱悶的。曾經在詩中以戰國時著名的義士“晉鄙”自況，被天下稱爲“山右義士”的傅山還未曾施展身手，挽大廈於即傾的幻想就被現實擊碎了。　　事態的發展遠比傅山想象的更爲嚴重，腐朽的明政府在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摧枯拉朽的攻勢下根本毫無還手之力。這年二月初八，太原被攻陷。很快，起義大軍又經寧武、大同、宣化，一路直入北京。三月十九攻克北京，崇禎皇帝吊死在萬歲山，三月二十二，李自成建國大順，年號永昌。明朝亡了。　　作爲一個明朝的知識分子，傅山肯定會有天翻地覆的感覺，因爲他所要維護的那一整套社會秩序已經崩潰，被稱爲“流賊”的李自成竟然登基做了皇上，這個世界成了個什麼世界？仍然滯留在平定的傅山感到十分苦悶，覺得天下之大，似乎沒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他在詩中寫到“偃臥常蒙袂，何門可曳裾。” 　　家國之痛固然深切，但明的滅亡可能在許多人的意料之中，況且，歷史上改朝換代的事情還少嗎？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苦悶後，只要社會能穩定下來，傅山也會逐漸走出亡國的陰影。可是，更大的打擊還接着就會來到。　　四月，吳三桂“衝冠一怒爲紅顏”，帶着清兵直入山海關，五月又攻入北京，做了沒幾天皇帝的李自成倉皇南下，滿清攝政王多爾袞宣佈定鼎燕京。“華夏”亡於“夷狄”了。　　這年五月，傅山潛回還被起義軍佔領的太原，把他的母親和兒子接到了壽陽縣一個好友的家中。經過一段時間在歸隱和抗清間的選擇，他當然還是選擇了抗清。傅山聞訊，寫下“哭國書難著，依親命苟逃”的悲痛詩句。　　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滿洲人仍然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不可離散的兄弟同胞，況且，歷史也已經證明了，清朝的皇帝雖然使中華民族蒙受了從來沒有的屈辱和磨難，但畢竟也讓中國的老百姓過了近兩百年太平的日子，比明朝荒唐、昏庸的君主還是要好不少，但那時的人尤其是掌握着話語權的讀書人可不這麼想。他們終身在“夷狄之有君，不若華夏之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環境下生活，亡國尚可接受，但被異族還是野蠻的異族統治卻無異於“亡天下”。還有一點，就是“氣節”，即使在現在看來，滿洲人當皇帝是大勢所趨，但像洪承疇、吳三桂那樣出賣自己民族的人，畢竟是可恥的。傅山也不能例外，此時的心情可以用他寫的詩概括：“日夕直盼死，涕零吊屈時。”另一方面，傅山也寫了不少奮發準備抗清的詩，比如“仰天看怒雲，驚如義旗移”。　　這年中秋，對於傅山來說，勢必是個非比尋常的日子，他出家爲道了。傅山本來便與道士們頗多交往——這種活動的思想根源是與古代讀書人一貫的自命清高、遁世無爲的“隱士夢”是一脈相承的，不過，在那樣的一個時代下，這樣不切合實際的幻想必然不可能實現。　　他拜的老師是壽陽縣五峯山的還陽子郭靜中，郭靜中是當時有名的道士，頗多神異的色彩。傅山出家後，道號“真山”，因身着紅色道袍，遂自號“朱衣道人”，別號“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對亡明的懷念；石道者，如石之堅，意示決不向清朝屈服。可見，傅山出家並非出自本心，而只不過是表明一個忠君愛國、不與清王朝合作、保持民族操守的態度，而且也不用剃髮留辮子，不用去做新政府的官，更重要的是，利用這個身份的掩護，傅山可以方便地四處從事抗清復明活動——道士雲遊是不犯罪的。　　現在更可靠、確實的傅山反清活動的資料已經不好找了，如果從他寫的詩來看，他的行蹤大致是在盂縣、平定、壽陽、祁縣和晉源這一帶，反清活動的效果怎麼樣，事實上，很有可能沒有什麼效果，一直到那年的重陽節，傅山還在盼望着反清的義師的到來或者是起義的爆發。依靠讀書人要反抗一個政權，希望實在是渺茫的很。傅山有一個叫白孕彩的朋友，曾經祕密地收養了一個明朝宗室的後裔，但發現他竟越來越傻，於是感嘆朱明王朝的氣數果然完了，從此就消沉下去。傅山雖然不會這樣消極，也一直在做實際的工作，但一次次的希望、行動最後都只有一個結果——失望。在那個甲申年將要過去，乙酉年將要來到的時候，傅山寫了一組詩，其中有這麼幾句，“縱說今宵舊歲除，未應除得舊臣荼。摩雲即有回陽雁，寄得南枝芳信無。”交織着對故國的留戀，對復國的希望，當然還有無可名狀的憂愁和無可排解的失落。　　傅山三十九歲那年就這樣過去了，馬上步入不惑之年的他應該是充滿困惑的。　　1644年確實是相當混亂的一年，不僅對於傅山是這樣，對於整個中國都是這樣。每個人都被迫選擇自己的路，選擇的結果在360年後的人看來，並沒有什麼差別，但是，就在這選擇中，歷史的滄桑一晃而過，留下了各種各樣的身影，讓後人評說。　　清軍入關建都北京之初，南明弘光政權在南京成立，全國抗清之潮此伏彼起，氣勢頗高。傅山心中一直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強大，但他還未能積極有效地響應時，弘光政權和唐魯政權相繼覆滅，最後只剩了西南的桂王。傅山就在不斷的希望中反覆失望，這其中的痛苦可想而知。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傅山養成了喝苦酒的習慣。《清史》中說傅山“喜苦酒，自稱老糵禪”（《清史·卷501·傅山傳》）；其實，傅山哪裏是喜歡那種乾澀的苦酒，他只是要借苦酒來提醒自己，時刻不忘天下爲滿清所苦。　　終於，在順治十一年，傅山爲早日北上驅逐清王朝，匡復明室，積極同桂王派來山西的總兵官宋謙聯繫，密謀策劃，積蓄力量，初定於順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五日從河南武安五汲鎮起義，向北發展勢力。然而，機事不密，宋謙潛往武安不久，即被清軍捕獲，並供出了傅山。於是傅山被捕，關押太原府監獄。羈拘期間，傅山矢口否認與宋謙政治上的關係，即便是嚴刑逼供，也只說宋謙曾求他醫病，遭到拒絕，遂懷恨在心。一年之後，清廷仍然得不到傅山口供，傅山的門人弟子們又多方奔走，“門人中有以奇計救之”（《清史·卷501·傅山傳》），於是清廷以“傅山的確誣報，相應釋宥”的判語，將他釋放。　　傅山出獄後，反清之心不改。大約在順治十四至十六年間，傅山聞聽鄭成功、張煌言屢屢戰敗清兵的捷報，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勢。當確感清室日趨鞏固，復明無望時，遂返回太原，隱居於城郊僻壤松莊，開始了“松莊煙樹十餘年”的“僑居”生活。　　松莊在太原東南。《雙塔寺雅集記》曰：“出太原郡城東南行七八里，有寺曰永祚，雙塔巍然，其下爲松莊傅隱君青主所居也。”松莊是一個只有幾十戶人家的小山村，村北是丘陵，村南是一條漫長的沙河灘，每當雨季便有山洪從東向西流去。　　傅山自謂僑公，那些“松喬”、“僑黃”的別號就取之於此後，其含意是明亡之後，自己已無國無家，雖居故鄉，如居異域。他的“太原人作太原僑”的詩句，正是這種痛苦心情的寫照。　　康熙二年（1663年），崑山顧炎武尋訪英雄豪傑，來太原找到傅山。顧炎武早就仰慕身在晉地、比他年長的傅山，兩人抗清志趣相投，結爲莫逆之交，自此過從甚密。以後傅山又先後與申涵光、孫奇逢、李因篤、屈大均以及王顯祚、閻若璩等堅持反清立場的名人和學者，多有交往。尤其是曾在山東領導起義的閻爾梅也來太原與傅山會晤，並與傅山結爲“歲寒之盟”。王顯祚見傅山常住土窯，特爲他買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號院。　　傅山與顧炎武除了談政論文、詩歌唱和外，還一起創辦了一些實業，組織票號，以作爲反清的經濟機構。　　據方聞《傅青主先生大傳年譜》考《明史》稱：李自成陷京師得勳戚文武諸臣巨金。吳三桂降清攻李，自成奔還京師，火容金爲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即以騾車糹困載運歸西安。敵追甚急，騾馬疲憊，沿途埋藏，至西安時只剩十之二三，沿途埋藏之金餅“遂多爲晉人先後掘得之”。故山西富人厚貲財。世傳傅山與顧亭林（顧炎武號亭林）先生友善，兩先生密計經營票號，操縱金融，以圖舉大事，惟忌招禍敗事，故其法只憑口授而不傳一字。　　梁啓超《清代學術史》也說：“山西票號相傳爲傅青主、顧亭林所創辦。”章太炎《顧亭林先生軼事》亦云：“近聞山西人言晉人得李自成金，由顧、傅設票號，立新規，天下俗從……有清一代票號制度皆顧、傅所創也。” 　　如此可見，顧炎武與傅山是盛極全國二百餘年晉商票號的首創者。　　票號之前有鏢局。據有關史料載這也與顧、傅二先生有涉。近代學者姚映川在《中國的幫會》一文中說：幫會的組織除西北堂、東南堂……而外尚有顧炎武、傅山、戴廷木式等山西的組織，爲避免清廷的注意名爲標局，後因此而產生山西的票號。顧炎武在江南謀革命不成，在山東又不能立足，乃至山西依傅山。　　戴廷木式乃傅山老友，祁縣人，其父戴運昌與李自成有故。李自成由北京敗退，贈白銀若干給戴運昌，戴運昌即交其子廷木式用於反清事業。戴家又以拳術鳴世，故戴廷木式便與傅、顧密議設立鏢局，爲商人運送現款。當時山西人多在東北、蒙古、新疆經商，攜運現款要僱用拳術精通之武人保鏢，成立鏢局既可賺得可觀的佣金，又可掩當局耳目，還可以聚攏文武雙全的人才。這對反清復明的大業是一舉三得的上策。傅山與顧炎武參與其事的目的即在於此。　　顧炎武和傅山三次在太原相聚，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顧炎武自甲申（1644年）以來，一直飄泊在外，二十多年來一直過着形單影隻的羈旅生活，直到如今年近花甲膝下尚無子嗣。傅山十分關心友人的命運，作爲醫學國手他爲友人診脈，診得“斷可得子”，於是便多方爲其物色配偶。顧炎武十分感激老友對他的關心，但他已過慣了這種萍蹤浪跡的生活，而且已把這一生交給了獻身的事業，就詼諧地寫了一封《謝友人規納寵書》，婉謝了老友的好意。　　在顧炎武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依然惦記着傅山，他在臨終前寫的一篇文章中說：“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他崇敬傅山，把他比作秦末的高人隱者“商山四皓”，願意永遠和他“相隨拾芝草”。　　清初，爲了籠絡人心，泯除亡明遺老們的反清意識，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清政府日益鞏固的康熙十七年（1678）頒詔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員推薦“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朕將親試錄用”。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推薦傅山應博學宏詞試。傅山稱病推辭，陽曲知縣戴夢熊奉命促駕，強行將傅山送往北京。　　至北京後，傅山繼續稱病，臥牀不起。清廷宰相馮溥並一干滿漢大員隆重禮遇，多次拜望誘勸，傅山只靠坐牀頭，淡然處之。他既以病而拒絕參加考試，卻又被康熙皇帝恩准免試，授封“內閣中書”之職時，仍不叩頭謝恩。康熙皇帝面對傅山如此之舉並不惱怒，反而表示要“優禮處士”，詔令“傅山文學素著，念其年邁，特授內閣中書，着地方官存問”。　　傅山由北京返回家鄉後，地方諸官聞訊都去拜望，並以“內閣中書”稱呼。對此，傅山低頭閉目不語不應，泰然處之。陽曲知縣戴氏奉命在他家門首懸掛“鳳閣蒲輪”的額匾，傅山凜然拒絕，毫不客氣。他仍自稱爲民，避居鄉間，同官府若水火，表現了自己“尚志高風，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氣節。　　在詩、文、書、畫諸方面，傅山皆善學妙用，造詣頗深。其知識領域之廣、成就之大，在清初諸儒中，無出其右者。傅山的書法被時人尊爲“清初第一寫家”。他書出顏真卿，並總結出“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的經驗。他的畫也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所畫山水、梅、蘭、竹等，均精妙，被列入逸品之列。《畫徵錄》就說：“傅青主畫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勝，墨竹也有氣。”他的字畫均滲透自己品格孤高和崇高的氣節，流溢着愛國主義的氣息，在中國古典書畫藝術中，博得後人的高度讚賞。　　傅山在醫學上，也有着巨大的成就。他內科、婦科、兒科、外科，科科均有很高的技術，而尤以婦科爲最。其醫著《傅氏女科》、《青囊祕訣》，至今流傳於世，造福於人。傅山極重醫德，對待病人不講貧富，一視同仁，在相同情況下，則優先貧人。對於那些前來求醫的闊佬或名聲不好的官吏，則婉詞謝絕。對此他解釋爲：“好人害好病，自有好醫與好藥，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醫與胡藥，正經者不能治。”山西至今還有傅山醫院，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初，傅山的愛子傅眉忽逝。傅山與兒子感情很深，兩人經常賣藥四方，共扶一車。年愈古稀進入風燭殘年的傅山悲痛異常，再也經受不得如此打擊，不久則撒手人寰，與世長辭，時年七十七歲。　　但傅山強烈的民族感和深厚的才學性情，數百年後仍使後人的心絃爲之顫動。　　【三顧炎武】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個家喻戶曉的八字名言爲顧炎武所創，激勵了無數後人。顧炎武在他的名著《日知錄·正始》裏寫了一段精闢的話：“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他認爲社會的道德風氣敗壞，就是亡天下，爲了保天下不亡，每一個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應負起責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名言就是這樣來的。　　明萬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顧炎武生於江蘇崑山東南的一個叫千墩的江南小鎮。那是一個動盪年代的前夜，外有滿清貴族崛起於東北，大有叩關南下之勢；內有李自成農民起義如火如荼，席捲中原大地，明朝統治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顧炎武初名絳，別號亭林，字寧人，後世稱爲亭林先生。明朝滅亡以後改名炎武，號蔣山傭，崑山（今屬江蘇，歷史上這個城市以生產優質麻布而聞名全國）人。他生於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祖先世代明朝爲官，到了他出生的時候家道已然中落。　　顧炎武從小過繼給未婚守節的“堂嬸”王氏。從十歲起，顧炎武跟隨嗣祖父讀書。他的嗣祖父顧紹芾要求他讀完《資治通鑑》，並告誡說：“現在有的人圖省事，只瀏覽一下《綱目》之類的書便以爲萬事皆了了，我認爲這是不足取的。”這番話使顧炎武領悟到，讀書做學問是件老老實實的事，必須認真忠實地對待它。顧炎武勤奮治學，他採取了“自督讀書”的措施：首先，他給自己規定每天必須讀完的卷數；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讀完後把所讀的書抄寫一遍。他讀完《資治通鑑》後，一部書就變成了兩部書；再次，要求自己每讀一本書都要做筆記，寫下心得體會。他的一部分讀書筆記，後來匯成了著名的《日知錄》一書；最後，他在每年春秋兩季，都要溫習前半年讀過的書籍，邊默誦，邊請人朗讀，發現差異，立刻查對。他規定每天這樣溫課二百頁，溫習不完，決不休息。　　顧炎武的嗣母王氏還給他講過很多歷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深深薰陶了他幼小的心靈。這些對於他以後人格的培養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當時的江南繼東林之後，再組復社。復社聲氣傳遍天下，俱以婁東二張（張溥，張採）爲宗主，是當時江南最大的政治學術團體。顧炎武年僅十四歲時就加入了復社。由於顧炎武博雅獨行於鄉里，和同鄉摯友歸莊爲鄉里人不容，有“歸奇顧怪”之稱。　　『注：歸莊是歸有光的長孫。歸有光是明代著名文學家，人稱震川先生，官至南京太僕寺丞。他的作品很有感染力，我們中學時讀過的文言文《滄浪亭記》即爲他所作。歸莊是復社成員，是當時出色的畫家和文人。歸莊的弟弟爲史可法的幕僚，在揚州十日中英勇殉難。明亡後，歸莊隱居，貧困以終。他窮得沒有田地，反而樂觀地慶幸自己因此不用向滿清政府納糧：“稻香秫熟暮秋天，阡陌縱橫萬畝連。五載輸糧女真國，天全我志獨無田”。歸莊作有長篇詩作《萬古愁曲》，描述了從遠古時代直到1645年南京陷落時爲止的中國歷史，慷慨悲歌，格調蒼涼。據說順治皇帝曾經在紫禁城的大殿中一邊喫飯，一邊特意讓人唱這首《萬古愁曲》。』　　在青少年歲月裏，顧炎武廣泛接觸當時的名士大儒，講學論道，以天下爲己任。年輕時候的他就認識到科場應試無足輕重，也不走科舉之路，經歷兩個朝代均沒做官，只用心研學實用之學。顧炎武最恨一般知識分子的逃避現實。他說：“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他常嘆謂：“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直接對當時文人無不以浮名苟得爲務之風做了無情的批駁。這種沉痛與氣魄，真是古今罕有。　　當時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銳，年輕的顧炎武對此憂心如焚，他意識到自己對國家和人民應負的責任，十分注意身體鍛鍊，一邊和好友們操練刀槍棍棒等作戰武器，一邊刻苦地練習騎術。有時被烈馬一連摔落三次，肩揹負傷，仍然堅持練習，終於騎術也練得頗爲精熟。　　清順治二年（1645年），清兵在入關後的第二年，南渡過長江，大肆屠殺江南民衆。史可法揚州殉難以後，江南半壁戰局每況欲下，但江南民衆依然奮起抵抗。江陰、嘉定、崑山都爆發了激烈的抗清鬥爭，陳子龍、夏允彝起兵於松江（今上海松江），顧炎武和歸莊起兵於崑山。一時抗清之勢如燎原烈火，清廷派兵血腥鎮壓。　　崑山軍民跟清軍激戰二十一天，因爲兵力懸殊，終於失敗。七月，清兵陷崑山。歸莊裝扮成一個和尚溜走，得以死裏逃生，之後他改名爲“祚明”，以示不忘明朝之意。顧炎武也跑掉了，但是他的兩個弟弟死在大屠殺中。　　崑山和揚州一樣被屠城，殺戮甚是慘烈。一些史料表明，崑山陷落那天，大約有四萬多人死難。　　顧炎武在他的《秋山》詩裏記載了當時景象：“一朝長平敗，伏屍遍崗巒”，“可憐壯者縣，一旦生荊杞”。　　『注：清兵在崑山的屠殺並沒有使崑山的所有抵抗運動平息下來。顧鹹建和顧鹹正兄弟領導了零星的抵抗運動。顧鹹建是大學士顧鼎臣曾孫，也是崑山人。他是崇禎十六年進士，授錢塘知縣，參加了保衛杭州的戰鬥，當潞王朱常淓投降了滿清後，他逃到了崑山。被捕後以不降而死。他的哥哥顧鹹正因爲在1644年在延安與農民起義軍作戰而聞名。北京陷落後，顧鹹正回到了崑山，拒絕剃髮，並參加了1647年陳子龍和吳勝兆領導的松江起義，後被俘遇害，五個兒子也同時遇難。顧家家族中的男性成員只有一個孫子倖免於死。』　　起義失敗後，顧炎武再回到家鄉，發現他的生母被清兵斫斷了右臂，而他的嗣母王氏已經在家鄉淪陷後，絕食十天以身殉國。王氏是中國的全套舊女性：未婚守節、斷指療姑、得貞孝牌坊，最後在明末清初時期，以“我雖婦人，然受國恩矣。沒有大故，必死”的信念，在六十歲時候，絕食十五天而死；遺命顧炎武“無爲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這也成爲顧炎武一生的信條，從此顧炎武自三十三歲到七十歲死去，都不肯做清朝的官。　　顧炎武痛哭一場後，葬了他的繼母，離開了他的家鄉。他想渡海去投奔魯王，還沒有出發，魯王政權已經覆滅了。顧炎武隱姓改名，在長江南北一帶奔走，想組織一支抗清義軍，但畢竟勢孤力單，沒能成功。　　不久就發生了顧炎武溺殺家僕案。　　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顧炎武的嗣祖父顧紹芾去世時，他爲了籌集喪葬費，不得已抵押了八百畝地產給同郡富豪葉方恆。葉方恆乘人之危，圖謀仗勢侵吞。　　清順治二年（1645年）後，清兵佔領了江南，但沿海和太湖一帶還有零星的抗清活動，滿清官府防備很嚴，發現有什麼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進監獄。順治十二年（1655年），葉方恆想吞沒顧炎武家的田地，買通顧家的僕人陸恩，策劃以勾結海上抗清武裝的罪名告發顧炎武。顧炎武聞訊於當年五月潛回崑山，祕密溺殺了陸恩。於是葉方恆藉機將顧炎武綁架，必欲置之於死地。後來，幸虧友人歸莊等人及時營救，將這一案件告到滿清松江府，但顧炎武也因此被滿清官府逮捕，以殺人罪下獄。　　顧炎武的朋友們爲了搭救他，去找錢謙益幫忙。錢謙益表示，只要顧炎武承認是他的學生，他就能順理成章地保顧炎武出獄。因爲錢謙益投降過滿清，那位朋友知道顧炎武一定不肯那樣做，就自作主張，假造了一張顧炎武的名帖，送給錢謙益，算做拜錢謙益爲師了。錢謙益果然以老師的身份出面周旋。錢謙益當時雖然已經不在朝爲官，但他名氣極大，許多門人都在朝爲官；松江府見他出面，不得不賣了人情給他。　　顧炎武被釋放出獄後，知道了事情究竟，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朋友去找錢謙益討還名帖。朋友不肯討還，顧炎武索性在大街上貼告白，聲明那張拜錢謙益爲師的名帖是假的，反而弄得錢謙益十分尷尬。　　顧炎武出獄後，葉方恆派遣刺客尾隨不捨，於第二年五月在南京太平門外將他殺傷；同時派人洗劫他在崑山的故宅，“盡其累世之傳以去”。時局的險惡，豪紳的陷害，迫使顧炎武決意遠離故土，到北方去遊歷，從而開始了他的顛沛流離的遊歷生涯。　　在那國破家亡的歲月裏，顧炎武曾十下南京拜謁明孝陵，北上山東、河北，特別對河北的形勝之地做了廣泛的實際調查，重點關注了山海關、居庸關、昌平、古北口等地，並多次哭吊位於昌平的明“十三陵”。經過多年的努力，山東、河北的地理形勢，都一一裝到他的胸中了。《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等許多軍事地理名著，就是在這段時間裏面寫出來的。　　顧炎武的旅行治學，並不是簡單的遊山逛水或爲學術而學術，而是在特殊情況下，抱着“紀政事，察民隱”的目的，以“體國經野之心”，去“登山臨水”尋求經世致用的有補於國計民生的道理。凡社會風俗，民生利弊，必親歷體察；於地理考證，不完全依賴文字記載，而重視實地調查。一年之中，他有一半時間是住宿旅店的。定居北京後，仍然繼續活動，足跡幾乎踏遍了北京郊區各地。　　顧炎武不肯乘車或騎坐馬匹，他牽的兩頭大騾子，馱滿了圖書資料，每到一處，就把實地考查結果和書本上的記載對照參看，做出科學而又詳細的記錄，糾正了前人的不少錯誤。他一生標榜“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在這兩方面，他都立下偉大的風範。　　康熙元年（1662年），顧炎武從河北到山西、陝西遊歷。到了陝西后，他不顧年高體弱，遊歷了關中的山山水水。晚年，他在華陰買了土地五十畝，決定就在那裏墾荒。他認爲華陰形勢很好，退可守，進可攻，大可經營一番。這時候，他的一個侄兒從家裏來信，認爲陝西天氣寒冷，土地也不肥沃，勸顧炎武回江南去。　　顧炎武回信說：“這裏的百姓愛讀經書，特別尊重德行高尚而不愛做官的人，並且敢講真話，和其他省的人大不相同。這是大有希望的百姓啊！華陰地處山西、陝西、河南三省的交界處，地勢險要，消息靈通。一旦天下有事，十里遠的地方可以屯兵守險。大軍東出潼關，爭奪天下，實在有高屋建瓴之勢啊！”這封信可以看出，直到晚年，顧炎武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復明的大業。他暗結遺民，曾經與臺灣鄭成功聯絡，可惜鄭氏退守臺灣後，私心自用，一心只想守護自己鄭家的地盤，並無進取中原之心。　　康熙二年（1663年），顧炎武倖免於文字獄“莊氏明史案”，但其好友潘檉章、吳炎等人慘遭殺害。　　康熙七年（1668年），顧炎武在山西拜訪完傅山後，出了雁門關，與曾三年前在代州訂交的友人李因篤等二十餘人“鳩資墾荒於雁門之北”。不久得知自己在《忠節錄》“逆詩”案（即山東“黃培詩案”）中受到牽連，爲澄清真相，毅然南下濟南投案。滿清政府不由分說將他關進監獄。後來還是由李因篤等大力搭救，才取保出獄。　　之後，顧炎武精心撰寫的《日知錄》已引起當時許多學者的重視，紛紛向他提出轉抄的要求，於是顧炎武於康熙九年（1670年）將已寫好的《日知錄》八卷公開刊行。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吳三桂舉起反清旗幟，顧炎武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在《哭歸高士》詩中懷寫道：“碧雞竟長鳴，悲哉君不聞！”雖然他十分痛恨那些叛國投敵、爲虎作倀的漢奸。　　康熙十七年（1678年），當時朝議以撰修《明史》，特開博學鴻詞科，徵舉海內名士。許多江南文士都不得不低下高貴的頭顱，屈膝出去做官。顧炎武的同鄉葉方靄等人也聯合舉薦他出來，顧炎武回信嚴詞拒絕。　　第二年，清廷還不死心，讓主持編寫《明史》的大學士熊賜履派了兩個差人來到華陰，請顧炎武到北京做熊賜履的助手。顧炎武毫不遲疑，“刀繩俱在，無速我死”！他曾多次不惜一死來拒絕，最後終於完成了一個偉大的不合作主義者。　　顧炎武不與清政權合作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他從不與清朝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與自己的親外甥，時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學弟兄，也很少走動。有一次，徐乾學堅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無奈去了，但拒絕飲宴，以表示不食清祿之義。後來徐乾學兄弟在江南替他買田置地，多次請他回故鄉養老，顧炎武始終不肯南歸。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顧炎武原配王碩人於崑山病故。自顧炎武離開家鄉，在外面飄零二十多年，從來沒有再回過崑山，自然再也沒有見過妻子。他吩咐僕人買來香燭等祭品，遙祭妻子。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幾拜後，慨嘆時事，回憶往昔，終於痛哭失聲，頗見真情。山河碎，鴛鴦分，多少人不幸？想必在他心底深處，也有對妻子的一絲愧疚吧，因爲他在家與國中，堅定地選擇了國。　　“貞姑馬鬣在江村，送汝黃泉六歲孫。地下相逢告父姥，遺民猶有一人存。”這是顧炎武悼念妻子的詩。大意是：妻子逝世在遙遠的江南小鎮，送妻子入土爲安的僅有六歲的侄孫。你如果在黃泉遇到年邁的父母，請秉告二老吧，明朝的遺民還有我這個人——沉鬱蒼涼，蘊含着感人的悲壯。這一年顧炎武已經六十八歲了。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作爲一個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達二十多年，遊歷北方大地，無非是爲了乘機而起推翻滿清統治，其民族氣節一直以來激勵很多志士仁人。他的學問更是開了清朝樸學的先河，強調實用主義，反對理學的“明心見性”，都是旗幟鮮明的。對明朝後期的所謂心學，做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君子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對於後世樸學，他是一位繼往開來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特別是他的民族性，對於後來的晚清的資產階級革命有引導性作用。資產階級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對清朝政府的時候，特意自署名章絳，同顧炎武初名，可見顧炎武思想的影響力之深遠。　　史書記載，顧炎武“貌極醜怪，性復嚴峻”。他擅長理財，很懂經濟，在山西創辦了票號、錢莊，經營成績卓越，在晉商中也是成功者；所以顧炎武雖然一生羈旅生涯，但並不貧困。他每遊覽到一地，大買莊園，大買媵婢，但住不到一、二年，即棄之而去，“終已不顧”。　　康熙二十年（1681年）八月，顧炎武由華陰往曲沃，縣令迎他入城，十月他移寓進士韓宣家。第二年正月初四，寓主人韓宣設宴會親，他還應邀出席，風采依然。八日早，他擬去答賀縣令熊某及在官諸君，不料上馬時失足墜地，於是“疾作，竟日嘔瀉”，第二天凌晨就永遠離開了這個使他既留戀又厭惡、既熱愛又憎恨的世界，享年七十歲。因爲生前長年孑然一身，死後無子無嗣。　　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4年），距離1644年整整兩百年，由何紹基、張穆等人策劃，發起修建顧亭林祠，得到學子們的響應，由儒臣學士們集資，於顧炎武在北京寓居時間最長、著述取得重要成就的地方——報國寺之西南隅，修建了亭林先生祠（現宣武門南廣內大街）。　　顧祠於次年春天落成，架屋三楹，分南中北三個院落。1845年5月28日顧炎武先生生辰之日，舉辦了顧祠落成典禮儀式並開展亭林先生公祭活動。此後顧祠也成爲儒臣學子們聚會、社交及討論學術的地方。　　鴉片戰爭後清朝內憂外患，國勢每況愈下，京城無人顧及文化事業。顧祠在十幾年中破敗蕭寂。　　咸豐皇帝即位後曾思勵精圖治，咸豐六年（公元1857年），恢復科舉以網羅人才，京城文壇一派熱鬧，亭林祠也香火重燃。1863年十月，名儒學士們又於顧祠公祭亭林先生，與會者議論重修顧祠，紛紛捐資，由報國寺住持負責操辦，工程竣工後公推御史朱琦寫《顧亭林先生祠記》一文，由書法家王錫振揮墨，刻碑石嵌於遊廊東牆。　　光緒二十九年（即公元1903年），末代名臣張之洞建議朝廷發明詔，將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三人從祀文廟。顧炎武去世260年後，又被他竭力抵抗的滿清政府神聖化了，這是他生前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事情。　　1910年，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終於滅亡，中華民國成立。民國十年，徐世昌繼袁世凱之後任大總統，爲標榜自己有別於北洋軍閥，是文治派，提倡尊孔崇儒。時任國務院祕書長、參議、故宮博物院管委會副委員長的王式通，住家離報國寺不遠，發現動亂中顧祠已破敗不堪，倡議籌資重修顧祠。1920年修葺，請大總統徐世昌親自撰文“重修亭林先生祠記”，勒碑石於顧祠東牆。　　三百年裏顧祠雖幾度興衰，但都完整地保存了顧炎武的一批書稿、遺物，以及何紹基、張穆等人的字畫。抗日戰爭爆發後，侵華日軍佔據了報國寺和顧祠，文物全部丟失。這大概是顧老想不到的又一件恨事。　　【四黃宗羲】　　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佈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張“無君”。他就是近代民主主義思想的啓蒙者、愛國者黃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訪錄》，比盧騷的《民約論》還要早一百年光景，有人稱它爲“人權宣言”。黃宗羲同時代的思想家顧炎武說：“讀了這部書，可以知道過去歷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訪錄》反對君主專制，主張民權，對清末的維新變法運動影響很大。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文中說過：“梁啓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抄，印數萬本，祕密散佈，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 　　黃氏的民權思想，一直影響到辛亥革命時期的孫中山、鄒容和陳天華等愛國志士。　　黃宗羲（1610～1695年），字太沖，號梨洲，又號南雷，浙江餘姚人。他父親黃尊素，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進士，是有名的“東林黨人”，在朝任山東監察御史，次年，爲寧國府推官，走上了宦海生涯。　　明天啓三年（1623年），黃宗羲十三歲，在家鄉通過考試，補爲浙江仁和縣（今屬杭州市）博士弟子員。黃尊素奉調入京，升任山東監察御史，黃宗羲即隨父母入京讀書。黃宗羲深受家庭影響，重氣節，輕生死，嚴操守，辨是非，磨礪風節，疾惡如仇，反對宦官和權貴，成爲東林子弟的著名領袖。　　當時明朝的政治極端腐敗，朝廷實權掌握在以宦官魏忠賢爲首的一夥佞臣手中。他們結黨營私，爲所欲爲，窮奢極欲地攫取社會財富，又瘋狂迫害正直官員，反對政治上的改革和改良，時人斥之爲“閹黨”。黃尊素是站在主張改革朝政的“東林黨”一邊的，是一位深懷憂國憂民之心的剛直人士。　　天啓五年（1625年）初，魏忠賢大興冤獄，逮捕東林黨領袖人物楊漣、左光斗等六人，次年二月，又逮捕應天巡撫周起元、左副都御史高攀龍以及周順昌、繆昌期、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等七名官員。後又指使其爪牙，用極其殘暴的手段將他們害死在詔獄。黃尊素於天啓六年六月一日被害，年僅四十三歲，時黃宗羲十六歲。　　當黃尊素被害的凶訊傳到餘姚，黃宗羲全家無比悲憤。祖父黃曰中激勵孫兒爲父報仇，寫下“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八個大字貼在牆上。母親姚氏對兒子說：“汝欲解我，第無忘大父粘壁書耳！”黃宗羲痛哭受教，決心效法春秋時代越王勾踐的故事，立志臥薪嚐膽向閹黨報仇。　　天啓七年，朱由檢即位，改元崇禎。崇禎元年（1628年）正月，黃宗羲寫好爲父申冤的奏疏，身藏鐵錐，赴京頌冤。當他到達北京時，崇禎帝已經鎮壓了“客魏”集團，平反了天啓朝冤案，但閹黨孽種尚存，黃宗羲餘恨未消。他在“謝恩”之後，即上書皇帝，請求誅殺參與陷害其父的許顯純、崔應元、曹欽程、李實等人。崇禎帝即傳旨刑部，嚴加審訊。　　同年五月，刑部會審許顯純、崔應元等閹黨餘孽。許顯純以自己是萬曆皇后的外甥，要求減刑。黃宗羲嚴辭駁斥，說：“顯純與閹構難，忠良盡死其手，當與謀逆同科。夫謀逆則以親王高煦尚不免誅，況皇后之外親！”結果，許、崔兩人被判死刑。黃宗羲又痛打崔應元，拔了他的鬍鬚去祭祀先父亡靈，還聯合幾個死難官員子弟，打死了直接殺害其父的牢頭葉諮、顏文仲。　　李實在受審時辯解說，當年誣陷黃尊素等人的公文，是魏忠賢指使別人冒充他的名義在蓋有官印的白紙上填寫的。但他做賊心虛，在審訊前給黃宗羲送銀三千兩，乞求其對證不追究他。黃宗羲嚴正拒賄，上疏說：“實當今日，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辯豈足信！” 　　審判結束後，黃宗羲與死難諸家子弟在詔獄中門共祭忠魂，哭聲傳入宮廷。崇禎帝嘆息說：“忠臣孤子，甚惻朕懷！” 　　黃宗羲入京頌冤，轟動了京城，也傳遍朝野。據邵廷采所撰《遺獻黃文孝先生傳》記載：“當是時，先生義勇勃發，自分一死衝仇人胸……會審之日，觀者無不裂眥變容。當是時，姚江黃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還裏，四方名士無不停舟黃竹浦，願交孝子者。” 　　年輕的黃宗羲，給人們留下了又勇又孝的深刻印象。　　明崇禎元年（1628年）秋，黃宗羲護持父親靈柩南歸，辦完喪事，到郡城紹興，跟隨名儒劉宗周（1578～1645）學習。　　『注：劉宗周後來曾經上書南明弘光皇帝，請求抑制江北四鎮的勢力，四鎮中的將領高傑和劉澤清因而懷恨，曾派刺客去暗殺劉宗周。1645年明亡後，劉宗周以六十八歲的老翁絕食而死，給了黃宗羲偉大的身教。』　　此後兩年間，黃宗羲四出交遊，結識了江南文社、詩社中許多名士，如張溥、陳子龍、吳偉業、周鑣、錢謙益、陳貞慧等，並於崇禎三年（1630年）經周鑣介紹加入復社，多次參加了復社、幾社、讀書社的集會活動。還同時在南京參加了科舉考試，結果落第還鄉。於是，他重溫父親“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的遺訓，“憤科舉之學錮人，思所以變之”，發憤攻讀經史著作，從明十三朝實錄到二十一史，“每日丹鉛一本，遲明而起，雞鳴方已，兩年而畢”。此外，還廣泛閱讀了諸子百家之書，以及天文、地理、曆法、數學、音樂、佛教、道教書籍。他自己家中的藏書不夠讀了，就“鈔之同裏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堂黃氏、絳雲樓錢氏”。由此，黃宗羲名聲大振，“一時老宿聞公名者，競延致之相折衷”，其弟宗炎、宗會，“並負異才”，皆受宗羲之教而大有聲名，“於是，儒林有‘東浙三黃’之目”。　　黃宗羲不僅參加了復社的文學集會，而且參與了復社聲討閹黨餘孽阮大鋮之流的政治鬥爭。著名的《留都防亂公揭》就是由顧杲、黃宗羲帶頭簽名，當時簽名的有一百四十餘人。　　1644甲申年春，崇禎上吊自殺，李自成率領大順軍進北京。接着，清兵入關，民族矛盾急劇上升。四月，黃宗羲跟隨劉宗周至杭州，召募義軍，以謀復明之計。五月，明鳳陽總督馬士英在南京擁立福王稱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權，隨即起用劉宗周任左都御史，黃宗羲隨之到南京。但馬士英借擁戴之功，把持軍政大權，排擠抗清派，並任阮大鋮爲兵部侍郎。　　阮大鋮在《留都防亂公揭》一事後爲東林和復社黨排擠，蟄伏多年，自然要修怨報復。阮大鋮編造了《蝗蝻錄》，誣指東林黨人爲蝗，復社人士爲蝻，並根據《留都防亂公揭》的名單捕殺復社志士，企圖一網打盡。黃宗羲與顧杲一起被捕入獄。幸而刑部掌院鄒虎臣與顧杲是姻親，故意拖延審訊。　　1645年五月，清軍攻下南京，弘光政權瓦解，黃、顧得以乘亂脫身。黃宗羲晚年回憶此事時說：“弘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一案也。”但此案雖然了結，而黃宗羲“半生濱十死”的艱險歲月，卻僅僅是個開頭。　　當清兵大舉南下時，黃宗羲憤而毀家紓難，和浙東人民團結在一起，展開轟轟烈烈的抗清運動。他組織起一支抗清的“世忠營”，有3000多人。後來他又聯合了太湖一帶的豪傑，抗拒清兵達半年之久。當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後，黃宗羲渡海到舟山，依附魯王，和張煌言等繼續搞復國活動。其間滿清懸榜緝拿黃宗羲，黃宗羲帶着全家到處避難。在幾年顛沛流離生活中，黃宗羲一家累遭禍殃，兒媳孫氏、兒子阿壽、孫女阿迎接連病死，故居兩次遇火，所以，他悲憤地寫下了“八口旅人將去半，十年亂世尚無央”、“半生濱十死，兩火際一年”的詩句。　　康熙三年（1664年），張煌言殉難，黃宗羲感到恢復明朝事業已經無望，於是告別了顛沛流離的生活，改名換姓回到故鄉，聚衆講學，著書立說。　　黃宗羲晚年建龍虎山草堂於化安山，從事讀書著述。黃宗羲學識廣博，他堅決反對明末空洞浮泛的學風，倡言治史，開浙東研史之風，爲清代史家之開山祖。史學之外，對經學、天文、歷算、數學、音律諸學都有很深造詣。他留下了許多著作，最著名的就是他在54歲時寫的劃時代的《明夷待訪錄》。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議修《明史》，特開“博學鴻儒科”，以延攬人才。葉方靄向康熙帝推薦黃宗羲。黃宗羲的弟子陳錫嘏當時在北京任職，代爲力辭。黃宗羲聞知後即致書陳錫嘏表示感謝，說他對葉氏舉薦之事，“始聞之而駭，已喟然而嘆”，而“喜兄（指錫嘏）之知我也”。又說如果讓他“待詔金馬”，無異於“斷送老頭皮也”。　　康熙十八年，監修明史總裁徐元文、葉方靄兩位內閣學士，徵聘黃宗羲的弟子萬斯同、萬言北上修史。黃宗羲從“國可亡，史不可亡”的觀點出發，支持萬斯同“以布衣參史事”，但他在賦詩送行時告誡他們“太平有策莫輕題”，表明其不與清廷合作的初衷。　　康熙十九年，黃宗羲年已七十一歲，徐元文在康熙帝面前舉薦黃宗羲參與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撫“以禮敦請”，黃宗羲仍然託病力辭。但他這時親眼看見滿清的統治卓有成效，他對康熙帝恐怕已經不太反感了，在給清朝官員的信中寫道：“羲蒙聖天子特旨召入史館……時以老病堅辭不行，聖天子憐而許之。”這較之《留書》中罵清統治者爲“夷狄”、爲“虜酋”，已經大不相同。所以，他自己雖不應聘，卻派遣自己的兒子黃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館去修史了。　　黃宗羲彌留之際，仍念念不忘“從儉而葬”，使“百家不敢不遵也”。他長逝後，葬在家鄉餘姚城東南十公里的化安山下的龍山東南麓（現屬陸埠鎮十五岙村）。這一帶三面青山環抱，林木蔥鬱，鳥語花香，景色宜人，正如黃宗羲詩中描述的：“昔年曾此作鄰家，依舊水聲徹夜譁。風景過清銷不盡，滿溪明目浸桃花。”兒孫們遵照遺囑辦理葬事，並由清初著名史學家鄞縣全祖望撰寫神道碑文，蕭山毛奇齡撰寫墓誌銘。　　“文革”中，黃宗羲墓被毀。　　這裏提下黃宗羲的弟子萬斯同和《明史》的修撰。　　萬斯同，字季野，浙江鄞縣人，幼年即閱讀古書及家藏明朝史料文獻；後與兄萬斯大一起從著名學者黃宗羲學習，盡窺其史學蘊奧及治世致用的學問精神。康熙八年（1669年），他在越城（紹興）姜定庵家，精讀姜所藏明十五朝實錄，並參以其他野史、筆記等，從此熟識明代史實，爲以後寫明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康熙十八年（1679年），應都總裁官、大學士徐元文之請來到北京，居其家中。當時修史之人，都可拿七品俸祿，稱翰林院纂修官，但萬斯同因祖宗四代效忠明朝，又受其父萬泰、其師黃宗羲忠於故國思想的影響，不願做清朝官，所以他不署銜，不拿俸祿，只作爲徐氏門客，以“布衣”身分參加史局。與一般的總裁、編修不一樣，萬斯同是作爲總審稿人蔘與纂修的，對明史稿的最後定稿起了關鍵作用，據後來全祖望在《萬貞文先生傳》中說：萬入史局後，“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複審。先生問畢，謂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頁有某事當補入，取某書某卷某頁某事當參校。侍者如言而至，無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初八，萬在京師王鴻緒家中去世，爲《明史》可謂耗盡了畢生的精力。黃宗羲《送萬季野北上詩》所說：“四方身價歸明水，一代賢奸託布衣。”（《南雷詩歷》）即反映出萬斯同在《明史》修撰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國明朝（1368～1644年）歷史情況的紀傳體通史。全書336卷，其中目錄4卷、本紀24卷、志75卷、表13卷、列傳220卷，其卷數在二十四史中僅次於《宋史》，但其修纂時間之久，用力之勤卻大大超過了以前諸史。修成之後，得到後代史家的好評，認爲它超越了宋、遼、金、元諸史。清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31中說：“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爲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1644年3月，農民軍攻克北京，明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而死，明朝滅亡。次年5月，即順治二年五月（1645年），清朝政府在洪承疇、李建泰、范文程、剛林、祁充格奏請下，即下令設立總裁官、副總裁官，開始纂修《明史》。但是因爲當時南方各地的抗清鬥爭如火如荼地開展，而清朝政府反動強暴的“剃髮令”又引起了江南老百姓的堅決反抗和抵制。在這種戰火紛飛、政局動盪的情況下，當然是無暇顧及修史的。　　朝廷的意圖也主要是想借此宣佈明朝已經不復存在，以及籠絡明朝遺老及降清明臣。加上當時明朝的大量檔案、邸報等材料也沒來得及整理，史料非常缺乏，因此纂修工作並未實際展開。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隨着三藩之亂的基本平定，政治局面完全穩定，經濟、文化各方面得到恢復和發展，人力、物力得到充實，明朝史料也大量發掘整理，修《明史》的條件已經成熟了，才正式開始《明史》的纂修工作。這一年，康熙試博學鴻儒143人於體仁閣，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命他們組成班子，纂修《明史》。但康熙也帶有強烈的籠絡漢族知識分子的政治目的，對修《明史》並不特別熱心，因而纂修工作也就時緊時鬆，用了將近50年的時間。直至康熙去世、雍正繼位之後才完成四部《明史》稿本，一種是313卷本，一種是416卷本。這是所謂萬氏《明史稿》，即由民間史學家萬斯同審定的兩種明史稿本；另外兩種是王鴻緒分別於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進呈的205卷本（列傳部分）及雍正元年（1723年）進呈的310卷本，但王鴻緒這兩種稿本完全是在萬氏稿本的基礎上刪削而成的。　　經過近50年的努力（1878～1723年），《明史》纂修的主要工作可以說已經基本完成了，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重開史局，以隆科多、王頊齡爲監修，張廷玉爲總裁，在王氏《明史稿》（310卷本）的基礎上進行了一些增損、考訂、修改，於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由大學士張廷玉進呈，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刊行，《明史》終於完成了。如果從順治二年（1645年）始修算起，直至乾隆四年正式刊行，《明史》的纂修至刊行經歷了近一個世紀。　　《明史》經三次纂修，延時近百年，經手之人衆多。第一次纂修時詔諭中提到的總裁官有馮銓、洪承疇、李建泰、范文程、剛林；第二次纂修時，監修都總裁官有徐元文及李霨、王熙、熊賜履、張玉書，總裁官有葉方靄、張玉書及徐乾學、湯斌、陳廷敬、王鴻緒，另有編修、檢討50餘人。此外還包括一些未入史館或不署銜的人，如“布衣”萬斯同等；第三次再修《明史》時也有總裁張廷玉、朱軾、徐元夢以及纂修官23人，最後由張廷玉進呈於皇帝。可見，《明史》經過三代學者精心撰寫、勤奮鉤考，歷時近百年始告完成，因而它成爲二十四史中的佳作之一也就不奇怪了。而《明史》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功，其功最偉，用力最多的當數萬斯同。　　【五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農，號姜齋，湖南衡陽人，因晚年隱居於衡陽石船山，所以人稱船山先生。　　王夫之出生於一個書香世家，父親、叔父、兄長都是飽學之士，他自幼受家學薰陶，從小穎悟過人。四歲入私墊讀書，七歲讀完了《十三經》，十四歲時，王夫之一方面跟父親王朝聘學習經義，另一方面又大量閱讀各類書籍，成爲一少年才子。　　1638年（明崇幀十一年），十九歲的王夫之來到長沙嶽麓書院讀書。當時擔任嶽麓書院山長的是頗負盛名的吳道行。書院內書聲朗朗，聚集了一批志向遠大、刻苦勤學的青年士生。王夫之在這裏飽覽藏書，專注學問，與師友們“聚首論文，相得甚歡”，爲以後的學術活動打下了良好基礎。　　受嶽麓書院經世致用傳統學風的影響，王夫之和一些思想契合的學友建立了行社。之所以取名爲“行”，含意是它的宗旨絕非空談，而是關注社會，切於實行。第二年，他又與志同道合的管嗣裘等組建了匡社，“匡”是糾正謬誤的意思。這是一個以東林、復社爲楷模，討論學術，縱談國事，進行愛國活動的團體，從中體現出了王夫之心憂天下的精神風貌，也可以看出他一生的思想品格主要是在長沙奠定的。　　1643年（明崇幀十六年），王夫之考中舉人，北上會試不成返回家鄉。不久，李自成農民軍進入北京，清兵入關，明朝滅亡。王夫之悲憤欲絕。　　1645年，清軍下湖南，王夫之與管嗣裘等於衡山起兵抗擊，事敗逃亡肇慶，任南明永曆政權行人司行人。因反對王化澄，幾陷大獄。又赴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落，瞿式耜死，王夫之隱遁山林，流落零陵、常寧的荒山野嶺之間，隱居寫作了《周易外傳》等書。　　1675年，他在衡陽湘江西邊的石船山下築草堂而居，度過了自己晚年的十七個寒暑。這時期，王夫之貧病交加，還受到清朝統治者的監視，常常早晨起來發現紙窗已被人捅破，表明有人暗中窺視他的行動。在艱難的處境中，王夫之毫不喪氣懈怠，發孤憤以著述。　　他的兒子王敔在《行狀》中這樣描寫父親：“自潛修以來，啓甕牖，秉孤燈，讀十三經。廿一史及朱張遺書，玩索研究，雖飢寒交迫，生死當前而不變，迄暮年，年羸多病，腕不勝硯，指不勝筆，擾時置楮墨於臥蹋之旁，力疾而纂注。” 　　在湘西草堂的十七年，是王夫之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他刻苦撰著，爲後人留下了極豐富的思想文化遺產。後人稱他“其學無所不窺，於六經皆有發明，洞庭之南，天地之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線耳。”王夫之這種堅毅不拔的精神品質，正是湖南人性格的一個寫照。　　王夫之一生著述共達一百餘種，四百多卷，體系浩大，內容廣博，在哲學思想、社會政治思想各方面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發揮宋代哲學家張載的“氣”一元論觀點，認爲世界是以“氣”爲物質始基而構成的，並由此出發，堅持“道”（規律）必須依存於“器”（客觀事物），一旦“器”變，“道”也就必定變化。這是一種唯物的自然觀。　　王夫之的另一個重要哲學觀點是宇宙間一切事物都在不斷地變動，動是絕對的。他提出天地萬物“變化日新”的見解，認爲一旦事物不動，就必趨腐敗，“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雖其未肖，亦而死”。不但自然界如此，社會歷史的發展也是如此，總的趨勢是“世益降，物益備”，即一代勝過一代，即使是被人們美化爲理想社會的遠古“三代”，實際上也遠不及現今之世。因爲歷史是發展的，時代是變化的，所以王夫之贊成隨歷史的變化而進行社會變革，他強調：“三代之法，不可挾以爲名，治後世之天下。”思是古代好的法令制度，不一定對現今適用，必須針對實際情況加以變更，在知行關係上，王夫之提出知行統一的觀點。他說：“君子之學，未嘗離行以爲知也必矣。”就是說“行”是“知”的基礎，不“行”就得不到“知”。所以“知者非真知，力行而知之真。”從這重“行”出發，王夫之認爲一切學問的最終目的是爲了致用。顯然，這是對湖湘學派務實傳統的繼承與發揚。　　在政治思想上，王夫之接受了程朱理學中關於“禮”的闡述，堅持維護封建等級制度，主張“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但另一方面，王船山又反對絕對君權，如果君言不爲“天下之公”，以一己私利而獲罪天下百姓，就必須革除他的君位。雖然王夫之所持行的還是傳統的封建倫理綱常，但他能在明清之際提出限制絕對君權，就已是難能可貴了。　　王夫之身處民族矛盾極爲尖銳的時代，因而思想中民族意識極爲強烈，他特別強調夷夏之別，把它提到“古今之通義”的程度，認爲君位“可禪可繼可革”，但絕不能落入“夷類”之手。於是，王夫之把幾千年來傳統的大漢族中心觀發揮到了極至。抗清復明失敗後，就隱居石船山的“湘西草堂”從事撰述，拒不入仕清朝，最後以明遺臣終生。　　正因爲王夫之強烈的夷夏之辨思想，他的著作在清前期兩百年一直埋沒不彰，直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纔有鄒漢勳、鄧顯鶴整理編校的《船山遺書》問世，但蒐集不全，流傳亦不廣。以後，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又在金陵設局刊印較完備的《船山遺書》，使它的學說爲人們所知悉，並立即受到全國，尤其是湖南士人的高度尊崇，從而對近代長沙和湖南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曾國藩借重他的重“禮”思想來強化保守的傳統觀念；維新人士吸收他“變化日新”的社會變動觀倡言改革；辛亥志士利用他的夷夏之辨的民族意識進行反滿革命；民國初年，劉人熙等人在長沙設立船山學社，創辦《船山學報》，鼓吹保護國粹；“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在長沙第一師範任教的楊昌濟對王夫之的知行學說倍加讚賞，主張力行實踐，並影響到青年毛澤東；直到今天，坐落於長沙鬧市區的船山學社舊址和湘江西岸王夫之就讀過的嶽麓書院，仍吸引着人們去追懷這位傑出的人物。　　在湖南古代史上，對湖南乃至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界影響最大的人物是王夫之。在王夫之之前，湖湘子弟所推崇德鄉先賢是周敦頤；道光年間，王夫之的著作由新化鄧顯鶴爲之刊佈流傳，於是王夫之便取代了周敦頤，成爲湖南人所崇拜的新的精神偶像。周敦頤生當太平，王夫之身歷世屯，兩人生平經歷大有不同。王夫之的出現，不只是結束了過去那種空疏的高談理性不切實際的學風，更主要的是開創了一種將理學與經世致用結合的新的學風。於是，湖湘文化便因王夫之而發揚光大。　　近代梁啓超曾經說：“近世的曾文正（即曾國藩）、胡文忠（即胡林翼）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譚嗣同、黃興亦都受他的影響。清末民初之際，知識階級沒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並且有許多青年，作很熱心的研究，亦可謂潛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維新志士譚嗣同更稱王夫之的學術和思想“空絕千古”，“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王夫之與黃宗羲、顧炎武一起被譽爲明未清初學術界的“三先生”。三先生輝煌的學術成就，對後世造成極大的影響。　　後話朱姓皇族後來的下落及漢人的光復運動　　龐大的明朝皇族——朱氏數十萬成員，絕大部分在第一場劫難中被農民軍屠殺了，一小部分又在抗清保國的戰爭中殉國了。除了這兩部分外，在這場空前浩劫中僥倖逃生的皇族成員，又開始了更加艱難的生活。　　據歷史記載，在明清鼎革之際，有一部分皇族成員，如皇太子朱慈烺、崇禎三子定王朱慈炯、四子永王朱慈炤，秦王朱存樞、晉王朱求桂等，先被李自成農民軍俘虜至北京。清軍攻陷北京後，這部分被俘皇族在兵荒馬亂中失蹤，生死不知，下落不明，一直成了歷史疑案。　　民間傳說的朱三太子即定王朱慈炯，他長期隱姓埋名，以充當私塾教師爲生，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纔在山東汶上縣被清政府捕獲，全家處斬。　　而在廣東梅縣地區也流傳着一個傳說，說是北京淪陷後下落不明的太子朱慈烺，其實與翰林院編修充東宮講讀的嘉應人李七淳一起潛回了李的家鄉梅縣。後爲躲避清廷，太子也削髮爲僧，並在梅州陰那半山中人跡罕到之處，建了一座廟，名叫“紫殿”，又叫“聖壽寺”，後便老死在此深山中。死後，他被當地人尊爲“太子菩薩”。　　爲了躲避滿清的迫害，一部分皇族成員，在國破家亡之後，紛紛隱姓埋名，或竄伏山林，或輾轉流徙，開始了艱難的逃亡生活。如出自寧藩的宗室八大山人，在明亡後，便自動放棄了朱姓，後來乾脆出家當了和尚，只是把明朝滅亡的日期，偷偷地組成花押簽在他的畫裏，以志不忘自己是大明子孫。　　周藩分支安昌郡王朱肅渣，在安昌淪陷後，逃往浙東，投奔魯監國以海。舟山失敗，他戰死，其子安昌長子朱某年幼，被母妃攜帶逃出，後爲躲避清廷迫害，來到杭州杭淨寺，出家拜豁堂和尚爲師，做了和尚，後來到松江一個荒野破庵中偷生。母妃臨死時將王印交給兒子，庵中僧人走漏了消息，結果安昌王長子仍被官府抓捕處死，同庵僧人受牽連而死者數百人。　　《清稗類鈔·姓名類》記載，明亡後，“天潢貴胄，轉徙流亡，無不改姓自晦”。《罪惟錄·楚昭王楨傳》也記載，楚藩分支祁陽王朱某，在明末楚藩淪陷後逃到福建。後福建淪陷，他與一個叫嚴煒的書生一起“更姓名入瑤中自保”。因此，今瑤族中，也應有明皇族的血統。　　《罪惟錄》還記載，有某支宗室出生的諸生，明亡後絕望出家，初在無錫太子庵做和尚，後又在界燈寺做住持，法號個納，能詩會畫，在當時頗有名氣，但從不與人講起舊時故事。　　還有一部分明朝宗室成員，則被迫投降了清朝，接受滿人的統治，以使家族免遭絕嗣斷代之劫。前期投降清朝的有潞王朱常淓，其後裔不明。最後也是最大一批投降清朝的是逃到臺灣的那一批。當年國姓爺鄭成功父子收復臺灣後，優禮宗室，所以1661～1663年間，有大批宗室成員渡海來到臺灣。這些宗室皇子王孫們受到鄭氏父子禮遇，在臺灣留居幾十年。但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朝施琅攻陷臺灣，鄭氏政權降清，逃到這裏的明朝宗室大都被俘，被迫投降，接受滿清統治。據說當年施琅來到臺灣，立即收繳這些皇族宗室的譜牒和印信。清王朝至此一統全國，大局穩固，便假示寬仁，沒有再殺害這批明朝宗室遺民，而是將他們強迫內遷大陸，安置於山東、河南等郡縣。這部分宗室後裔因此能夠傳遞下來。　　在臺灣失陷時，寧靖王朱術桂不忍做亡國奴，上吊自殺殉國。他沒生子，以比他低一輩的益王朱怡鎬之子爲嗣，取名朱儼珍，當年才七歲。據史書記載，這位朱儼珍被強遷回到大陸後，於1693年被清王朝安置在河南開封府杞縣，後裔遂居於此。　　又據資料表明，寧藩的一部分宗室後裔，明亡後仍留居江西，直到今天，仍是江西朱氏中的重要一支。這支家族在清末民國時還續修了《江西八支朱氏宗譜》，至今仍保存在江西省博物館。另湖北沔陽一帶，今天也有明朝宗室後裔存在。　　每當朝代鼎革時，新建的王朝總要剷除前朝皇族。但沒有哪一個政權像滿清王朝一樣，因爲自己是異族入侵，做賊心虛，對明朝宗室怕得要命，所以清初對明宗室實行血腥的屠殺政策。這給朱氏帶來了比明末農民起義更殘酷、更可怕的災難。直到康熙時期（公元1662～1722年），情況才稍有變化。　　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康熙皇帝才下了這樣一道聖旨：“詔故明宗室子孫衆多，有竄伏山林者，令悉歸田裏；有改姓埋名者，姓氏皆復舊。”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康熙帝南巡時，又兩次到南京拜祭明開國皇帝朱元璋的葬地孝陵，並下令求訪明朝後裔，使奉守朱氏世祀。但因無法訪察，沒有結果。再到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雍正皇帝正式訪查出明宗室後裔朱之璉，封爲一等侯，入正白旗令世襲，以奉明孝陵的春秋祀事，這樣，明皇族後裔又有一支加入滿族。　　至此，明宗室後裔才結束逃亡生活，恢復了普通平民的身份。　　中國的歷史，又翻過了一頁。　　雍正七年（1729年），距離1644年已經八十五年，曾有過這樣一道上諭。他說：“從前康熙年間各處奸徒竊發，輒以朱三太子爲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貴者，指不勝屈。近日尚有山東人張玉，假稱朱姓，託於明之後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蠱惑愚民，現被步軍統領拿獲究問。從來異姓先後繼統，前朝之宗姓，臣服於後代者甚多，否則隱匿姓名，伏處草野，從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稱朱姓，搖惑人心若此之衆者。似此蔓延不息，則中國人君之子孫，遇繼統之君，必至於無噍類而後已，豈非奸民迫之使然乎？”這一道上諭，是因曾靜之事而發的。　　曾靜是湖南人，讀浙江呂留良之書，非常感動，派弟子張熙往說岳飛的後人嶽鍾琪叛清，鍾琪將其事舉發。呂留良其時已死，因此遭到了剖棺戮屍之禍。曾靜、張熙暫時免死拘禁，後亦被殺。　　這件事，向來被列爲清朝的文字獄之一，但其實是漢族圖謀光復的實際行動，並非僅僅是文字獄而已。可見明朝雖然已經滅亡八十五年，但一部分懷抱民族主義的人，始終未曾屈服。　　清朝最大的會黨，北方爲哥老會，南方爲天地會，都是反清復明的祕密組織。今在香港仍極爲活躍的三合會的前身便是天地會。　　天地會創立於康熙十三年（1674），因其拜天爲父，拜地爲母，會員同爲兄弟姐妹，故稱天地會。以“反清復明”爲宗旨，對內稱“洪門”，隱含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洪武”年號之意。洪與紅同音，紅與朱同色，還有寓明朝國姓的意思。　　有人說三合會就是三點會，南方的清水、匕首、雙刀等會都是它的支派。據他們的傳說：在福建莆田縣九連山中有一個少林寺，僧徒都有武藝，曾經爲清廷征服西魯國。後來爲奸臣所讒，清廷派兵去把他們剿滅，四面密佈火種，緣夜舉火，想把他們盡行燒死。有一位神道達尊，派使者朱開、朱光將十八個和尚先引導出來。這十八個和尚，且戰且走，十三個戰死了。剩下來的五個，就是所謂前五祖。又得五勇士和後五祖爲輔，矢志反清復明。　　天地會的舉事，連續不絕。其中最著名的要數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臺灣天地會林爽文的起義。而北方的白蓮教徒的反清，起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蔓延四川、湖北、河南、陝西四省，著名的有女將王聰兒一支，至嘉慶九年（1804年）後才平定。太平天國起義後，各地天地會及其支派紛起響應。和太平天國同時的，北方還有捻黨。　　這些各黨各派，都以反清復明爲志向，屬於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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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