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弘光政權
【一 鴛鴦袖裏握兵符】
1644年初，農民軍在山西、北直隸和山東橫衝直闖，南北的交通遭到了嚴重破壞。北方的難民把瘟疫、驚慌、敵探和關於北方情況的種種可怕的傳聞帶到南方，但沒有人知道這些消息的準確性。
1644年三月初，崇禎皇帝曾下詔天下勤王。但在李自成攻陷北京二十一天後，南京手握重兵的兵部尚書史可法仍未發兵。
針對史可法不奉詔進京勤王的表現，我們先講一講秦良玉的故事。我們選在本篇中來講秦良玉的故事，是希望能在本篇令人扼腕的嘆息中有一抹亮色。
張獻忠殺人如麻，連李自成也不放在眼裏，生平獨獨畏懼秦良玉。這位令連天都不怕的張獻忠忌憚的秦良玉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被正式列入國家編制的女將軍。與傳說中替父從軍的巾幗英雄花木蘭不同，秦良玉的事蹟確有其事。
秦良玉，忠州人。秦家世世代代居住在四川忠州城西樂天鎮郊的鳴玉溪畔，這裏山環水繞，地勢雄奇，風光峻秀。秦良玉的父親秦葵飽讀詩書，見多識廣，“丁亂世，喜談兵”，從小培養孩子們學習文韜武略，勉勵他們長大後“執干戈，以衛社稷”。秦良玉有兄弟三人，良玉居於第三，上有哥哥邦屏，邦翰，下有弟弟民屏。父親尤其鍾愛她，認爲雖是女孩子，也應習兵自衛，以免在兵火戰亂中“徒爲寇魚肉”。因而秦良玉自幼除了課章句，學經史外，還得以和兄弟一起隨父習武。她不但學得一身騎射擊刺的過人武藝，而且熟讀兵史，精於謀略，顯露出非凡的軍事才能。
秦葵曾經感慨地說：“惜不冠耳，汝兄弟皆不及也。”但秦良玉並不因爲自己是女兒家而感到自卑，她少懷大志，經常用歷史上愛國名將、民族英雄的業績激勵自己，她豪邁地表示：“使兒掌兵柄，夫人城、娘子軍不足道也。”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剛滿二十歲的秦良玉嫁給了石砫宣撫使馬千乘爲妻。馬千乘是東漢名將伏波將軍之後，英俊嚴毅，“整蒞軍伍，莫不股慄”。他祖籍是陝西撫風，因祖上建立了戰功，被封爲石砫宣撫使，官職世代沿襲，最後傳到了馬千乘身上。
馬千乘十分愛慕、敬重秦良玉，夫妻相敬如賓，就連治軍用兵方面的事宜也常和她商議。石砫屬忠州，地處偏遠的少數民族居住地區，本非用兵重地，但秦良玉向丈夫提出“男兒當求樹勳萬里，奚用坐守爲？”她立足於爲國報效的遠大眼光，協助丈夫精心簡練士卒。幾年時間，她就幫着丈夫訓練了一支驍勇善戰的“白桿兵”。
這種白杆長矛是秦良玉根據當地的地勢特點而創制的武器，它用結實的白木做成長杆，上配帶刃的鉤，下配堅硬的鐵環。作戰時，鉤可砍可拉，環則可作錘擊武器；必要時，數十杆長矛鉤環相接，便可作爲越山攀牆的工具，懸崖峭壁瞬間可攀，非常適宜于山地作戰。馬千乘就靠着這支數千人馬的白桿兵，威鎮周遭四方，使石砫一帶長年太平無事。
明史中記錄說：“良玉爲人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儀度嫺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戎伍肅然。所部號白桿兵，爲遠近所憚。”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播州（現貴州省遵義一帶）宣撫使楊應龍連同當地九個生苗部落舉旗反叛。明朝廷派遣李化龍總督四川、貴州、湖廣各路地方軍，合力進剿叛匪，馬千乘與秦良玉率領三千白桿兵也在其中。在平叛戰爭中，秦良玉初露鋒芒，“連破金築七塞，取桑木關，爲南川路戰功第一”。秦良玉初次參加大戰，立下汗馬功勞，除受到重獎外，“女將軍”的英名開始遠播四方。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馬千乘染上了暑疫，又因接待不恭，得罪了明朝派來監軍的太監邱乘雲，被邱乘雲誣陷投入獄中。在獄中得不到治療調養，馬千乘病重而死。
馬千乘死後，朝廷覺得他並無大罪，所以仍保留了他家石砫宣撫史的世襲職位。而這時馬千乘的二子馬祥麟年齡尚幼，朝廷鑑於秦良玉作戰有功，文武兼長，所以授命她繼任了丈夫的官職。從此秦良玉卸裙釵、易冠帶。侍女衛隊皆戎裝雄服，南征北討，聲威遠震。
秦良玉得掌兵柄之日，正值女真族崛起於東北，對明廷構成嚴重威脅。此時滿人崛起於東北的白山黑水之間，以努爾哈赤爲帝，公然向大明邊境挑釁。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明軍大敗於薩爾滸，舉朝震驚，遼東官兵“一聞警報，無不心驚膽喪”，“裝死苟活，不肯出戰”。朝庭急調永順、保靖、石砫、酉陽等土司兵赴遼救援。秦良玉此時已經四十六歲了，仍然親自率領三千白桿兵，連同自己的哥哥、弟弟、兒子，兼程北上衛邊。
天啓元年（1621年）白桿兵和酉陽土司配合明軍，渡渾河與清兵血戰。是役雖因寡不敵衆，秦良玉的大哥邦屏陣亡，未能取勝，但卻在極艱苦的條件下殺敵數千，重創清兵，被譽爲“遼左用兵來第一血戰”。當時的兵部尚書張鶴鳴曾經評說此戰：“渾河血戰，首功數千，實石砫、酉陽二土司功。”
渾河血戰之後秦良玉立即遣使入都，趕製一千五百件冬衣撫卹士卒，整頓餘部，自己則新率三千精兵直赴山海關。山海關是清兵佔據遼陽進窺中原必經的咽喉要道。秦良玉坐鎮山海關，一方面救濟關內外饑民，安定民心；同時加強武備，戮力守衛，有效地遏制了清兵南侵的氣焰。在秦良玉的主持下，山海關防務固若金湯，成爲清兵無法逾越的屏障。清軍屢次派重兵前來叩關挑戰，秦良玉不爲所激，只命部下加固防守，終使清兵無法得逞。
一次，秦良玉的兒子馬祥麟帶兵巡關時，被敵軍的流矢射中一目，他忍痛拔出箭簇，援弓搭箭向遠處的敵人射去，連發三箭，射死三個敵人，清將大爲震懼，從此不敢輕易再來山海關挑釁了。
兄亡子傷，秦良玉悲怒交集，於是上書皇帝，陳述了自家軍隊作戰及傷亡情況，熹宗深爲感動，下詔賜予秦良玉二品官服，並封爲誥命夫人，任命其子馬祥麟爲指揮使，追封秦邦屏爲都督僉事，授民屏都司僉書之職，還重賞了白桿兵衆將士。
不久秦良玉奉令回川擴兵援遼，抵石砫僅一日，適逢永寧宣撫使奢崇明反叛。奢崇明以奉詔率兵二萬援遼爲名，進入重慶，久駐不發，自稱大梁王，轉而乘虛進逼圍困成都，嚴重破壞了抗清的形勢。秦良玉乃揮師西上救援。奢崇明懾於白桿兵的威名，聽說秦良玉帶兵回到了石砫，馬上派人攜金銀厚禮去與她聯絡，想請她共同舉兵。
秦良玉大怒道：“我受朝廷厚恩，正思報效國家，豈能與叛賊爲伍！”當即斬了賊使，火速發兵，溯江西上趕到重慶，出其不意地攻下重慶。緊接着，她又率兵直赴成都，趕走了圍攻成都的奢崇明部衆，先後拿下紅崖墩、觀音寺、青山墩等幾個大寨，徹底擊毀了叛軍勢力。
朝廷聞報後，授秦良玉爲都督僉事，拜爲石砫總兵官，以嘉獎她的血戰功績。
幾年之後，貴州水西一帶，有一個叫安邦彥的匪首，自立爲羅甸王，招兵買馬，佔據了貴陽以西的千里之地。朝廷又詔命秦良玉率白杆軍入黔平亂，秦良玉義無反顧，很快就平定了叛亂，殺死了安邦彥，但也賠上了弟弟秦民屏的性命。
崇禎二年（1629年）十二月，清兵繞道喜峯口，攻陷遵化，直抵北京城下。次年又向東攻佔永平、灤州、遷安三城，形勢極爲險峻。崇禎皇帝匆忙下詔徵調天下兵馬勤王，並諭大臣們拿出自己的錢來充作軍餉，還將北京文武百官的馬匹充作軍需。秦良玉聞訊，火速“出家財濟餉”，兩次率白桿兵兼程北上。
當時各地先後趕來的十餘萬官軍，均屯駐在薊門近畿一帶，互相觀望，畏縮不前。獨秦良玉所部率先奮勇出擊，在友軍配合下，奮力收復永平、遵化等四城，解除了清兵對北京的威脅。
在清軍兵臨城下，衆多鬚眉大將貪生怕死，推諉觀望之際，能夠力挽狂瀾的偏偏是一名萬里請纓勤王的女將。崇禎皇帝感慨萬端，京城之圍解救後，特意在平臺召見了富有傳奇色彩的女將軍秦良玉。見過女將軍後，崇禎皇帝感慨萬千，寫下了四首詩，誇讚她的功跡，並御筆親謄，賜給了秦良玉：
〖學就四川作陣圖，鴛鴦袖裏握兵符；
由來巾幗甘心受，何必將軍是丈夫。
蜀錦徵袍自剪成，桃花馬上請長纓；
世間多少奇男子，誰肯沙上萬裏行。
露宿風餐誓不辭，忍將鮮血代胭脂；
凱歌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時。
憑將箕帚掃匈奴，一片歡聲動地呼；
試看他年麟閣上，丹青先畫美人圖。〗
史載秦良玉率部進京後，“馭軍嚴，秋毫無犯”。人人都想看看這位傳奇女將軍，“都人聞白桿兵至，聚觀者如堵，馬不能前”。今天北京宣武門菜市口東即爲當年秦良玉駐兵之處，仍保留有“四川營衚衕”、“棉花衚衕”（秦良玉征戰之暇還組織女兵紡紗織布）一類的地名，表達了人們對這位民族女英雄的深切懷念。
又過了幾年，張獻忠進入四川一帶。年過花甲的秦良玉再次披掛上陣，風采不減當年。她率領白桿兵，連戰連捷，解除太平之圍，扼羅汝才於巫山，斬東山虎於譚家坪，使張獻忠的軍隊在川地喫了不少苦頭。然而，由於川地屢經兵災，府庫空乏，糧餉短缺，損失的兵力無法補充；而農民軍部隊勢力強大，如潮水般湧進川蜀。整個戰局上，官兵難以取勝。
崇禎十三年（1640年），四川巡撫邵捷春“不知兵”，又不聽秦良玉之計，被張獻忠大破官軍，秦良玉“趨救不克，轉鬥覆敗，所部三萬略盡”。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秦率部馳援夔，又“衆寡不敵，潰”，以至“全蜀盡陷”。
張獻忠攻取楚地後，秦良玉曾經對當時的四川巡撫陳士奇分析了全蜀形勢，請求增兵守十三隘，但陳士奇沒有采納。秦良玉又上巡按劉之勃，劉之勃雖然同意秦良玉的建議，手中卻無兵可發。秦玉良萬般無奈，只有退保石砫一地，並號令部衆說：“有從賊者，族無赦！”（《明史·卷270·秦良玉傳》）分兵守四境。張獻忠再次進入四川后，“遍招土司，獨無敢至石砫者”。
這時京城已被李自成所率領的義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於煤山，大明皇朝在風雨飄搖中終於徹底倒塌，李自成入主京城，張獻忠則想牢牢控制住川蜀，以作爲自己的據點。張獻忠東征西戰，幾乎囊括了全蜀，卻唯對石砫彈丸之地無可奈何。己六十八歲高齡的秦良玉，帶着她手下歷經百戰的白桿兵，不畏強暴，誓死抗拒。一直到張獻忠敗亡，農民軍終沒能踏入石砫半步。
當時四川地區戰禍連連，赤地千里，淒涼殘敗，附近州縣到石砫避難歸附的百姓有十數萬家。至1648年秦良玉去世時，在石砫城東南五十里萬壽山仍屯有大批糧草。
清順治三年（1646年）八月，南明隆武政權賜秦良玉太子太保爵，封“忠貞候”，調石砫兵抗清，秦良玉以七十三歲高齡毅然接受“太子太保總鎮關防”銅印，奉詔掛帥出征。但因鄭芝龍（鄭成功之父）突然叛變，隆武政權旋即敗亡，而未能成行。
清順治五年（1648年）端陽節過後，七十五歲的秦良玉，在一次檢閱過白桿兵後，剛剛跨下桃花馬，身子突然一歪，猝然離開了人世，結束了她戎馬倥惚、馳騁疆場的豪邁生涯。
據說，至今四川石砫縣還保留着秦良玉的故居和她用過的武器。當地百姓提起秦良玉的故事仍然如數家珍，無不爲家鄉出了這樣一位巾幗女英雄而自豪。
川人曾在秦良玉駐兵遺址築四川會館。祠堂內供奉秦良玉戎裝畫像，龕前對聯雲：“出勝國垂三百年，在劫火銷沉，猶剩數畝荒營，大庇北來梓客；起英魂天九幽地，看遼雲慘淡，應添兩行熱淚，同聲重哭天涯。”“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的鑑湖女俠秋瑾生平最佩服的就是秦良玉。
【二 弘光政權的建立】
大順軍的攻克北京和崇禎帝的自盡，標誌着明王朝的覆亡。但是，淮河以南絕大部分地區仍然處於明政府管轄之下。當大順軍向北京進軍時，南方部分官員知道京師難保，已經作了從海路迎接太子朱慈烺來南京監國的準備。復社鉅子陳子龍（後面還會有專門的篇章講他與名妓柳如是轟動一時的情緣）被調到南京吏部任職後，立即說服江南巡撫鄭瑄祕密上書北京，提出將皇太子接到南京的計劃，爲建立南明政權作準備。其他人則在祁彪佳的統率下開始沿長江下游建立水軍，準備保衛江南。
但隨着大順軍兵臨北京城下，朝廷的一切政令無法發出，南北的消息從此中斷。
1644年四月一日，史可法領銜發佈了“號召天下臣民起義勤王捐貲急事”的南都公檄，檄文中提到“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之類的話。四月七日，史可法率兵渡江準備北上“勤王”。幾天之後，北方傳來了朱由檢在三月十九日自盡於煤山的消息，這消息在四月十七日才被從北京逃出來的原大學士魏炤乘證實。這個消息不僅震動了南京的大臣們（自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南京作爲陪都，有獨立的六部和五軍都督機構。南北兩京的體制，目的是以南京控制南方財賦，以北京控制北方邊防），而且很快傳遍了南方，在動盪的不安中掀起更新更高的浪潮。
此時作爲陪都的南京很自然地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首先要考慮的是崇禎皇帝的繼承者，當時誰也不知道皇太子朱慈烺或他的兩個倖存的弟弟的下落。李自成曾經將三名皇子一起帶往山海關，但自從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起，兵荒馬亂中，各方面的人士大抵都弄不清崇禎帝三個兒子的下落。
當時幾個從河南和山東的封地逃出來的明朝藩王已經到了淮河地區。其中最重要的是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潞王是隆慶皇帝之孫，也是著名畫家和書法家。當農民軍進攻其封地所在的河南西北部時，他曾親自督師禦敵）。
在皇位繼承的競爭者中，潞王朱常淓被認爲是最賢明和最謹慎的，他得到東林黨人兵部侍郎呂大器、禮部侍郎錢謙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廣的支持。但潞王只是皇帝旁系的侄子，而福王則是明神宗朱翊鈞之孫，福王朱長洵長子。在皇位的繼承資格上，潞王較福王遜色。因此，儘管福王有“無知、貪婪、酗酒、兇殘、專橫、好色、不孝”的名聲，但在現存的諸王中卻與皇室的血緣最近。於是，在決定由誰繼承皇位的問題上，以“賢”取人的一派同以“親”取人的一派發生了衝突。
擁立福王朱由崧的是鳳陽總督馬士英（1619年進士）。1632年，馬士英在北方任宣府巡撫時，因賄賂罪被流放戍邊，後來經其同年阮大鋮說情，得以免除流放。
繼位之爭實際上是明末黨爭的延續。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福王最符合輪序。當時的有識之士都主張由福王朱由崧繼統，如淮撫路振飛“遺書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謂倫序當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但一部分東林黨人卻從狹隘私利出發，強烈反對由福藩繼統，原因是朱由崧的祖母是備受神宗寵愛的鄭貴妃，從萬曆到天啓朝廷上圍繞着儲君問題展開的“妖書”、“梃擊”、“移宮”等轟動一時的案件都同鄭貴妃有關，何況正是由於東林黨人的力爭，神宗和鄭貴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即朱由崧的父親）爲太子的圖謀才化爲泡影。因此，他們擔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舊案，自己在政治上將會失勢。
禮部侍郎錢謙益當時被視爲東林黨魁，他兩次從老家常熟趕往南京，以“立賢”爲名，到處遊說，提議迎立潞王朱常淓。支持錢謙益的有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和南京政府的大多數文職大臣。
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則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史可法是東林黨人左光斗的得意門生，自然對擁立福王有所顧忌，他曾經寫信給馬士英，說朱由崧“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這封信後來成爲馬士英逼史可法出朝的有力法寶）；但當時史可法作爲南京的首席大臣，更關心政局的穩定，他擔心舍親立疏將引起更大的政治風波。
馬士英想要兵不血刃地實現擁立福王的計劃，就需要強大的軍事實力。馬士英本人並無足夠的軍隊操縱此事，但他小心遊說，爭取到淮河流域的鎮將們的支持，手握重兵的高傑、黃得功和劉良佐很快都相繼作出支持福王的明確表示。山東總兵劉澤清一度支持東林骨幹擁立潞王，當他得知高傑、黃得功、劉良佐三鎮的動向後，自知兵力不敵，立即隨風轉舵加入了擁立福王的行列。四月末，福王繼統已成定局。
說穿了，福王在這場“賢”與“親”的競爭中獲勝，幾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場軍事政變。《明史》也正是從這一角度來記述這一事件的：“（南京）廷臣集議，吏科給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廬、鳳擁兵迎福王至江上。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
當南京大臣們決定擁立福王以穩定局勢時，史可法正在長江對面的浦口。他對此事的默認，宣告了這場皇位繼承危機的結束。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三，馬士英等擁立明福王朱由崧監國於南京。福王抵達南京時，朝臣們早已修繕了武英殿供其居住。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帝位，年號弘光，史稱弘光皇帝。
弘光皇帝在宣佈改元的同時，所有官員都進爵一級。新皇帝親自向任職六部和內閣的每一位六十歲以上的大臣祝酒，願他們健康長壽；並赦免了被劾免職的官員；任命從北方南逃的未投降農民軍的士大夫爲官；計劃開科取士；宣佈大赦天下；廢除自1629年始徵收的沉重的練餉；河北、山西和陝西免稅5年；山東、河南免稅三年；長江以北其他地區和湖廣的賦稅減半；遭到農民軍劫掠的四川省及江西部分地區的賦稅減免30％。但上述地區都不是南明政權所能完全控制的。（顧炎武《聖安本紀》）
這位弘光皇帝果然同他的父親福王一樣沉溺於酒色，“帝深居禁中，惟漁幼女，飲大酒，雜伶官演戲爲樂”，被後來史家稱爲“闇弱”的典型。在南京即位後，弘光皇帝在其養母（據說這位養母只比他大幾歲，而且兩人的感情可能已經超過了母子的界線）的催促下，決定娶親。他堅持只要以美貌著稱的杭州姑娘。奉旨前往那美麗城市選美的欽差，便乘機拐騙少女。當欽差未能使其主子滿意時，蘇州、嘉興和紹興地區的百姓也被責令獻出最美的少女以供皇帝挑選。據說，馬士英和阮大鋮二人還從南京老鴇處買來一些將作娼妓的處女獻給福王。有一條史料記載，弘光皇帝對這些人肆意蹂躪，在一夜之間，便有兩人因福王的酒後縱慾而死亡。弘光皇帝還派人四處逮癩蛤蟆剝取蟾酥，以做春藥使用。內官們公然打着“奉旨捕蟾”的旗號督促百姓捕捉，民間因此稱弘光爲“蝦蟆天子”。
『注：明朝還有個“蟋蟀天子”，即明宣宗朱瞻基。朱瞻基聽說蘇州的蟋蟀特別好，特意命蘇州採辦，搞得蘇州百姓雞犬不寧。當時有歌謠雲：“促織瞿瞿叫！宣宗皇帝要”。』
弘光政權是大官僚軍閥派系鬥爭的典型產物。馬士英等以擁戴有功，開始把持朝政，與高弘圖等東林黨人針鋒相對。在百姓的眼裏，則是“長官多如羊，小吏賤似狗……可嘆江南錢，盡入馬家手。”
擁立問題對弘光一朝政局的影響極大（在金庸的名著《鹿鼎記》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愛國志士們爲自己擁護的皇位繼承正統而內鬥不斷）。從後來的事實可以看到，東林黨人擁立的潞王朱常淓並不比福王“賢”多少，證明東林黨人的真正用意是排除福王，以確保崇禎時期東林－復社黨人在政治上的操縱權；特別是如果潞王以較遠的宗支而被迎立，錢謙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飛黃騰達。這種極端的私心並沒有隨着弘光皇帝的登基而結束，南明政權陷入了無休止的黨爭中，後來相繼出現了三大案，都是黨爭的結果。內耗既烈，當然無暇他顧，根本談不上恢復進取被滿清佔領的江山。
而史可法本人“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的性格也從這件事上可見一斑。他缺乏雄才大略，總想處處應付，最後落得個事與願違。史可法在沒有斷然決定擁立福王，致使福王朱由崧和馬士英求助於鎮將，形成後來武將無功封爵、跋扈自雄的局面。史可法從此也大權旁落，這是他自食其果。
1644年五月十六日，馬士英入閣主持政務兼任兵部尚書。四天後，史可法渡江往淮陽督師。儘管在整個弘光時期，史可法的加銜都略高於馬士英，但在弘光皇帝登基一天後，史可法即被排擠出外，由在朝輔政變成了在外督師，足以說明他的失勢。
吳縣諸生盧謂率太學諸生上書，極力說史可法不可出，又說：“秦檜在內，而李綱在外，宋終北轅。”一時朝野爭相傳誦，稱爲敢言（清·戴名世《乙酉揚州城守紀略》）。可惜爲時已晚。
史可法臨行前，含淚對人說，他所以北上，是爲了報答已故的崇禎帝之恩。有人稱讚他說：“史公就像是三國時代的諸葛亮，文武兼備。”史可法回答說：“我恐怕沒有諸葛亮那樣的才能，卻很想效法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這是句實話，史可法確實只是個文人，缺乏諸葛亮那樣的軍事才能。
據《明史》記載，史可法是被馬士英逼迫離開南京的。馬士英威脅史可法說要將其詳舉福王劣跡的信交給福王（即前面提過的“七不可立”的信）。史可法可能對此事深懷疑懼，害怕被指控犯有大不敬罪。爲自己的安全計，他決定離開朝廷。
史可法還擔心自己與馬士英的矛盾會引起黨爭，所以當他動身去揚州前，特意上疏弘光皇帝，疏中讚揚了馬士英，並特別提到馬士英在弘光帝登基的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這奏疏自然是做樣子給大家看的，表明他與馬士英並無矛盾。
【三 江北四鎮】
弘光政權成立時，南明控制的區域，東自黃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長江以南，地域廣闊，其物力、財賦、人力也比滿清所控制地區雄厚。當時南明設江北四鎮，高傑駐徐州，劉良佐駐壽州，劉澤清駐淮安，黃得功駐廬州，共擁兵三十萬。
高傑，字英吾，陝西米脂人，與李自成同鄉。他原先是李自成的得力部將，綽號翻山鷂。李自成最早的妻子韓氏本是娼妓出身，韓氏後來與縣役蓋君祿私通，被李自成殺死。不久後李自成掠得邢氏爲繼妻。邢氏不僅貌美，“勇武多智，兼掌軍資”。
崇禎七年（公元1634年）十月，明將賀人龍圍李自成於隴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傑假裝向賀人龍約降。不久，賀人龍的軍使與高傑來往密切，似乎假戲成真，所有這一切讓李自成疑竇頓起。同時，高傑一次偶然到軍資倉庫去支糧米，爲邢氏的姿色所傾倒，一見鍾情。邢氏本是良家女子，被李自成搶到軍中，並不真的歸心，她也愛上了高大魁梧的高傑。
在邢氏的勸說下，又因爲擔心李自成知道後會引來殺身之禍，高傑於崇禎八年（1635年）帶着邢氏及一幫兵士投降了明將賀人龍（賀人龍也是米脂老鄉），被授予遊擊之職。
高傑後來多次參加了對農民軍的追剿，累功升任總兵。1644年初，大順軍渡河東征，明朝武將大批歸附，高傑因爲自認爲對李自成有“奪妻之恨”，不敢投降，於是率部由陝西經山西、河南懷慶一直逃到山東。高部進入山東時，見地方百姓對明朝廷已失去信心，都在盼望大順軍早日到來，高部將領竟然冒充爲大順軍取得糧餉。
康熙年間金鄉知縣沈淵記載了當地的一件掌故：“猶憶聞之老者，謂當崇禎甲申三月有號翻天鷂子者，高傑麾下將也。挾逃兵數千人假名‘闖王安民’，兵薄金鄉城。方是時，寇賊充斥，金鄉官民守城，城門晝夜閉，而見賊言如此，喜其安民，方謀牛酒迎勞，且遙問安民何如？賊且作宣詔狀，有‘禁擄、禁殺，敢違者斬無赦’諸語，彼軍士則狂走如騖，洶洶不可遏，守者方疑之。”
高傑在奪路狂奔之際，派使者到壽州同鳳陽總督馬士英聯繫。馬士英得知他部下有兵三萬、馬騾九千，立即回信招攬：“將軍以身許國，當帶礪共之。”同時讓高傑部屯駐徐州，聽從自己節制。高傑赴壽州謁見馬士英後回鎮徐州，不久就由於太監盧九德的穿針引線，成了“定策”元勳。
黃得功，字虎山，遼寧人，出身行伍。他自少從軍於遼陽，並因戰功而不斷晉升。崇禎年間長期在南直隸江北、河南一帶同張獻忠、革左五營等部義軍作戰，升至廬州總兵。明亡前夕隨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叛將劉超，論功封爲靖南伯。
劉良佐，字明輔，北直隸人，因常騎一匹雜色馬，人稱花馬劉。崇禎年間統兵在宿松、廬州、六安一帶同義軍作戰，升任總兵官。北都覆亡時他帶的軍隊駐在河南正陽地區，甲申四月應鳳陽總督馬士英邀請率部進入南直隸，“沿途淫劫，臨淮民聞其將至，嚴兵固守。良佐怒，攻之，不下”。馬士英讓他移駐壽縣一帶。關於劉良佐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他的弟弟劉良臣早在1631年（明崇禎四年）大淩河之役時任遊擊，就已隨總兵祖大壽投降清廷。後來清軍南下時，他不戰而降當與此有關。
劉澤清，字鶴洲，山東曹縣人，出身行伍，崇禎末年升至山東總兵。大順軍迫近北京時，崇禎帝命他率部火速入衛京師，他謊稱墜馬受傷，拒不奉詔。不久大順軍進入山東，他帶領主力向南逃至淮安。在南京諸臣商議立君的問題上，他起初迎合東林黨人錢謙益、呂大器等主張擁立潞王朱常淓，後來得知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和馬士英已經決策擁立福王朱由崧，他自知兵力不敵，立即搖身一變，加入了擁福的行列。
四鎮中數高傑、黃得功兵力最強。其中高傑彪悍驍勇，最受史可法器重。史可法認爲高傑的部隊雖然紀律渙散，卻是江北各軍中戰鬥力最強的軍隊。
高傑、劉澤清是望風而逃的敗將，本應受到朝廷的懲罰；黃得功、劉良佐在1644甲申年間也無“功”可錄，只是由於他們以兵力作後盾使朱由崧得以如願以償登上皇帝的寶座，因此都成了定策功臣。弘光皇帝登基後，黃得功進封爲靖南侯、高傑爲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世守武昌的左良玉雖然沒有參加定策，但他兵多將廣，擁兵二十萬，也進封爲寧南侯。
四鎮都擁有獨立的財權和軍權。各鎮有權自行徵稅，所得收入不必上繳南京，還有權開荒、採礦和徵收商稅。各鎮若能從農民軍手中收復失地，則亦劃歸該鎮管轄，並享有同樣的財政、軍事特權。一旦天下重新統一，四鎮統帥將皆進爵爲公，並子孫世襲。這樣，四鎮將領就成爲實際上的割據勢力。四鎮總兵中立即有人開始通過控制鹽商來經營鹽業。他們還設立關卡，對過往的貨物徵收關稅。
分封四鎮之舉在當時遭到嚴厲批評。明朝的將士，特別是曾在前線作戰的將領，紛紛抱怨說，原來的叛賊因殺人劫掠而得封賞，他們反而一無所獲。文職官員也羣起反對。左都御史劉宗周從杭州上疏朝廷，請抑藩屏：“一重藩屏。劉澤清、高傑有寄家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一慎爵賞，敗逃之將而得封，誰當不封者？”
但此時軍人專政已成定局，弘光帝也嘆氣說：“事已成，奈何？”南明之所以不像南宋還能偏安一百多年，其源全出於此。弘光政權一開始就是在內訌中粉墨登場，一年後又在內訌中崩潰瓦解。
『注：劉宗周是黃宗羲的老師，在不久後的黨爭中辭職。據《明史》載，高傑和劉澤清懷恨劉宗周曾經上疏請抑藩屏，派刺客去暗殺劉宗周，但據說當刺客面對這位年高德劭的老人時，竟慌得不知所措。』
因爲四鎮在出產和收入上的不均衡，加劇了將領之間的地方性對抗，四鎮之間因而矛盾重重，勇於私鬥，怯於公戰。老百姓們也普遍鄙視南明軍隊，而黃得功的部隊則鄙視其他的部隊，認爲高傑等人是喫皇糧的土匪。
鎮守徐州的高傑一直垂涎揚州的富庶，要求將部下將士安置於城內。揚州的百姓見高傑部下士卒在附近村莊到處搶掠焚殺，“煙火蔽日”、“殭屍遍野”，紛紛罷市登陴，不讓高軍入城。高傑惱羞成怒，於六月初七日下令攻城。同時，他還派兵於城外到處搶掠婦女，姦淫搶劫，無惡不作，使得“民益惡之”。
揚州進士鄭元勳居中調停，出城同高傑面議，同意只讓官兵家眷安置城內，但不在城內駐軍。不料鄭元勳剛回到城裏，揚州百姓羣情激憤，當場擊殺鄭元勳。揚州巡撫黃家瑞見大勢不好，也逃之夭夭。
高傑大怒，加緊攻城。與此同時，揚州士紳向南明朝廷緊急求援。他們指責高傑的軍隊“殺人則積屍盈野，淫污則辱及幼女”。
高傑如此行徑，如果在平日，不等御史糾劾，朝廷早會有人挾旨而來，光是高傑攻城搶掠人民的罪過就夠殺他一百個腦袋了。但當時南明內憂外困，朝廷正倚重武將，對他也無可奈何。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親自來到揚州城外的高傑軍營裏，婉轉勸說，一味姑息牽就。“閣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隨，傑疑之，可法即分與二百人，然傑疑如故。……傑防可法甚嚴，一切出入文移必呈傑始達可法。……可法留傑營月餘，不得要領”。史可法還一度遭到了高傑的軟禁。
剛好有個叫德宗的和尚在高傑軍中。這個和尚因爲“談禍福奇中”，高傑也折節稱弟子。德宗很佩服史可法的忠義，勸高傑說：“居士起擾攘，今歸朝爲大將，爲通侯，此不足爲居士重。惟率從史居士，儒家所稱聖人，我法所稱菩薩，居士與之一心並志，可謂得所歸矣。”高傑聽了，若有所思。
高傑的妻子邢夫人機智有謀，當年李自成也曾經讓她管理後勤調度。高傑經常對人說：“邢有將略，吾得以自助，非貪其色也。”意思是說他老婆有大將之風，才智還在容貌之上。邢夫人見史可法至誠，厚爲調護，勸高傑歸心。高傑這個人雖然桀驁不馴，對邢夫人卻是言聽計從，於是開始禮敬史可法。高傑在江北四鎮中最強也最難駕馭，史可法大喜說：“吾誠得高而馴擾之，大事集矣。”爲了表示感謝，史可法還將自己的府邸讓給了邢夫人居住。
經過反覆磋商，高傑同意不再堅持進駐揚州，史可法最後決定把揚州附近的瓜州作爲高軍安頓之地。
然而，史可法收服了高傑，局勢並未完全穩定。1644年夏天，黃得功率軍由廬州北上。高傑懷疑朝廷勸他撤離揚州是爲了將此城交給黃得功。爲了阻止黃得功向揚州推進，他在南京東南的土橋對黃得功發起了突然襲擊。在這場衝突中，黃得功險些喪命，部下死亡300餘人。黃得功憤怒至極，認爲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叛亂，準備與高傑決一死戰。史可法竭力勸解，據說他拿出自己的錢作爲賠償（雖然形式上是由高傑償付的），以平息黃得功的怒氣。由於史可法苦口婆心地充當了和事佬、老媒婆的角色，這些鎮守通往南京之要衝的將領們表面上暫歸於好。
江北四鎮是這樣跋扈自雄，世鎮武昌的寧南侯左良玉在崇禎年間就已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監國和即位的詔書頒到武昌，他一度拒絕開讀，在湖廣巡撫何騰蛟、部下監紀副總兵盧鼎等人的勸說下，才勉強開讀成禮。南明其他將領如鄭芝龍、方國安等人見大將如此，也各自盤算自身利益，不以國事爲念。
圍繞南京的四鎮佈防基本上是針對農民軍的。直到這時，南明仍然將李自成爲首的農民軍視爲不共戴天的死敵，並未意識到滿清纔是最大的敵人。而滿清的多爾袞則清醒地認識到農民軍是滿清的首敵，所以先派兵追擊李自成。果然如多爾袞所料，南明並未乘機北上，但南明按兵不動的根本原因卻是忙於內訌。
【四 黨爭再起】
史可法離開南京親臨揚州，暫時緩和了四鎮之間的矛盾，但他過早離開朝廷卻加速了黨爭的到來。明後期的黨爭是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的表現，它貫串於萬曆以後整個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續到南明。
滿清這個時候，原只望佔據北京，並不敢想全吞中國；在吳三桂的接引下，佔領了北京和畿輔地區已屬意外。所以多爾袞入京後一日，就下令強迫百姓剃髮，到二十四日，即又將此令取消。而其傳檄南方，亦說“明朝嫡胤無遺，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所不禁”。
多爾袞初期的意圖是勾結南明，共平“流寇”，實現南北分治。這對於南明弘光政權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們鑑於自身的腐敗無能，苟且偷安，因而對清方代平“流寇”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以爲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財賦充盈之地，依然可以過着紙醉金迷的太平日子。因此“聯虜平寇”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廂情願的上策。
然而，滿清的政策很快發生了變化。根本原因在於隨着中國社會的發展，南方的經濟地位不斷上升，宋代以前出現過的南北分治的經濟相對平衡的基礎已經不復存在，北方對南方有經濟上的依賴性。從元代以來，以北京爲中心的北方地區都仰賴於南方漕運的糧食和其他物資。
1644年五月，大順軍西撤以後，山東、河北等地的大順地方政權被明朝官紳顛覆；清軍佔領了北京附近地區，由於強制推行剃頭等政策，京師附近的居民惶懼不寧，許多地方揭竿而起反對清朝的統治。三河縣、昌平州、良鄉、宛平、大興、霸州、東安、武清、漷縣、天津等地“盜賊”“千百成羣”，以至“輦轂近地，幾同化外”，連京師所用的西山煤炭也因爲道路阻隔無法運入城內。京師內外百姓流言四起，盛傳清軍將有屠民之舉。多爾袞一再闢謠，安定民心，同時派兵遣將進行掃蕩，“輦轂之下，盜賊竊發，及至捕獲，少長盡置於法”，連“老稚不能彎弓操刃者”也濫加屠戮。在這種情況下，清廷需要一段穩定自己在京畿地區的統治和養兵蓄銳的時間。何況大順軍尚扼守山西，清廷有所顧忌，不敢輕易以主力南下。因此，畿南、山東和豫東地區在兩三個月裏處於近似權力真空的局面。
但弘光朝廷的按兵不動，給了滿清朝廷以可乘之機。早在五月十二日，清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就上言：“山東乃糧運之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急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同月二十五日，清廷派明降臣方大猷爲監軍副使招撫山東。六月初四日，又派明降臣王鰲永以戶、工二部侍郎名義招撫山東、河南。同月初十日，多爾袞派固山額真覺羅巴哈納、石廷柱統兵收取山東，十四日派固山額真葉臣領兵收取山西。覺羅巴哈納、石廷柱先聲奪人發出檄文說：“奉攝政王令旨，各調兵馬前往山東等處。所過地方官民出郭迎接，違者以抗師治罪。”同時又以平西王吳三桂名義大張文告，云爲安撫殘黎事稱“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南下，牌仰山東等處速速投降”。二十一日，巴哈納等帶領的清軍進抵德州。德州知州張有芳惟恐貽禍地方，拜表歸順清廷。畿南、山東大批州縣就這樣拱手讓給了清朝。從此以後，多爾袞等滿清決策人認定沒有必要承認南明弘光朝廷，乾脆以清代明，走統一全國之路。
而這個時候，南明朝庭中正紛爭不休。史可法此時已離開朝廷，東林黨和復社成員們便將希望寄託在侯方域（即著名的《桃花扇》中風流才子侯朝宗）身上，因爲侯方域之父侯恂與左良玉的關係十分密切（侯恂曾是東林黨成員，魏忠賢專權期間辭官還鄉。他曾爲左良玉被劾貪污軍餉一事辯護，因而被認爲能駕馭這位不識字的粗魯將軍），而左良玉是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軍事援助者。
但左良玉滿足於留在湖廣，而無心干預朝中政事。在這樣的情況下，東林黨和復社別無選擇，只好使出他們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過對官吏的銓選和品評來控制文官。這樣，當時最優秀的名士們幾乎都毫無例外地捲入了朝政中的勾心鬥角。
馬士英自然不甘示弱，他利用手中的大權，開始對東林黨人試圖佔據政府重要職位的努力進行反擊，第一步就是推薦阮大鋮爲兵部侍郎。阮大鋮是復社名士們的死對頭，但同時也是馬士英的舊交。
東林黨和復社對馬士英的提議羣起攻之。但另一位東林鉅子錢謙益的表現更具特色，爲了換取馬士英讓其繼續任禮部尚書，他公開支持對阮大鋮的任命。關於錢謙益爲何會如此，我們將在談及錢謙益與柳如是的一篇中詳細論述。
阮大鋮，字集之，號圓海，又號石巢、百子山樵，懷寧（今安徽安慶）人。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與馬士英同時得中會試。天啓年間任職給事中，因丁憂辭官回鄉。天啓四年吏科都給事中職位空缺，阮大鋮欲倚重於頗有聲望的同鄉左光斗，覬覦吏科都給事中這個頗有實權的人事監察崗位。負責考察官吏的趙南星、高攀龍、楊漣以爲阮大鋮“輕跺”，不可擔任如此要職，打算另用魏大中。阮大鋮暗中買通太監，要他扣押推用魏大中的奏疏，致使吏部不得已而推用阮大鋮。
經過此番曲折，阮大鋮痛恨趙南星、高攀龍、楊漣等人。爲了和東林黨人作對，他依附於魏忠賢，與“閹黨”骨幹分子霍維華、楊維垣、倪文煥結成“死友”，編寫攻擊東林人士的《百官圖》，通過倪文煥之手送到魏忠賢的案頭。
阮大鋮爲人陰險，城府很深。他害怕遭到東林人士報復，《百官圖》事件後還不到一個月，急忙辭官而歸。不久，楊漣左光斗諸君子被“閹黨”迫害致死，阮大鋮詡詡自矜。之後他被起用爲太常少卿，向魏忠賢極盡獻媚之能事，又怕政局有變，魏忠賢不足以長久依靠，每次覲見之後，就重賄魏府門房，收回名刺，以免留下痕跡。幾個月以後，工於心計的阮大鋮還是辭職離開了官場這個是非之地。
這個阮大鋮，《明史》說他“機敏猾賊，有才藻”，對他的刻劃是入木三分的。他依附魏忠賢而升官，既要獻媚又要不露痕跡，稍有風吹草動立即從官場抽身以求自保，都是“機敏猾賊”的表現。
崇禎帝上臺之後，雖以“逆案”爲名剷除閹黨，然而，阮大鋮“見風使舵”，逃過此劫。當左光斗在朝廷中炙手可熱之時，阮大鋮便又攀附於左光斗。後來，左光斗因在黨爭中失利死於監獄。阮大鋮卻在這場權力的角逐中，“倖免於難”，只是處徒刑三年，准許納贖爲民，但永不敘用。正如黃宗羲所言：“先帝（崇禎）初立，左魏頌怨，皆操戈於阮大鋮。”
崇禎八年（1635年），李自成的農民軍進入安徽，阮大鋮避居南京，開始招納遊俠，談兵說劍，圖謀以“邊才”的身份而被起用。這個並不懂軍事的文人顯然很想在亂世中施展一下身手，以擺脫“永不敘用”的尷尬境地。
爲了沖淡“逆案中人”的印象，掃除“永不敘用”的障礙，他在南京極力討好東林黨與復社名士，企圖改變自己的政治形象。阮大鋮的政治野心被複社人士所察覺，擔心阮大鋮成爲魏忠賢第二，決定聯手予以迎頭痛擊。陳貞慧起草了聲討阮大鋮的檄文，以顧杲、陳貞慧等人名義，密函分寄各處，徵求陳子龍、方以智、楊廷樞等復社名士的支持。
崇禎十二年（1639年），復社人士趁南京鄉試的機會，在淮清橋桃葉渡的冒襄寓所，召開復社金陵大會，復社名士與天啓年間遭“閹黨”迫害致死的東林遺孤，紛紛聲討“逆案中人”阮大鋮，並正式發表《留都防亂公揭》。這是一篇聲討阮大鋮罪狀的檄文，文中揭露阮大鋮“獻策魏璫，傾殘善類”、“陰險叵測，猖狂無忌”，並指出如果阮大鋮得志，“杲亦請以一身當之，以存此一段公論，以寒天下亂臣賊子之膽”。
在《留都防亂公揭》上簽名的有一百四十二人，領銜的是東林弟子代表顧杲和黃宗羲。
《留都防亂公揭》發表後，“大鋮懼，乃閉門謝客，獨與士英深相結”。因爲這件事，阮大鋮與東林復社黨人結下深仇大恨。
後來，阮大鋮還曾經不惜重金，撮合復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的婚事，後來爲侯方域覺察，設法籌集資金，將錢退還給了阮大鋮。阮大鋮爲此深深忌恨侯方域。
阮大鋮人品雖惡，卻頗有才華，詩文俱佳，尤善詞曲。他所作傳奇戲曲情節曲折離奇，關目佈置和曲辭科白都很下功夫，藝術上有相當功力。錢鍾書先生曾在《談藝錄》中說，對於阮大鋮“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阮家的戲班在南京很有名聲，阮大鋮自己也能親自執板唱曲。（附阮大鋮詩碑圖）
如同他本人擅寫的傳奇，阮大鋮的死亦頗有傳奇性。順治二年（1645年）南京爲清兵所破，阮大鋮逃至浙江方國安軍中。次年，投降滿清，並領清兵破金華，從攻仙霞嶺。仙霞嶺是從浙江進入福建的天險，當時楊文驄在那裏設伏。
楊文驄字龍友，明末大畫家董其昌的弟子，也是當時知名的畫家。楊文驄是馬士英的親戚，但他與復社人士來往甚密，是夏允彝等人的好友，還是幾社的創辦人之一。楊文驄曾經出錢幫助復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爲秦淮名妓李香君梳攏（楊文驄與阮大鋮是舊交，當初梳攏李香君的錢就是阮大鋮假託楊文驄的名義出的，目的是爲了拉攏侯方域），但他一生中最出名的事卻是——將李香君鮮血染紅的白絹扇畫成了灼灼動人的桃花圖。
『注：梳攏是妓院行話。妓女在未接客之前是結爲髮辮的，接客之後纔開始梳髻，叫做梳攏。所以梳攏又常常指妓女第一次接客。按當時的風尚，如果哪位客人鍾情於一個妓女，只要出資舉辦一個隆重的儀式，再給妓院一筆重金，這個妓女就可以專門爲這一位客人服務了。』
在仙霞嶺，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正當阮大鋮與楊文驄遠遠相對、相互怒目而視的時候，阮大鋮突然中風，頭面腫脹，倒在石上而死。
但仙霞嶺一役，清軍大勝，楊文驄重傷被俘，不屈而死。
《桃花扇》中的這兩位穿針引線的人物就這樣死在了同一地點，同一時間，同一事件。
重新回到南明黨爭的話題。弘光皇帝朱由崧酗酒好色，追歡逐樂，不以國事爲念。他總說：“天下事，有老馬在”，把軍國重事委託給馬士英，自己則同一班佞倖幹着昏天黑地的勾當。在這樣的狀況下，馬士英大權在握，這場黨爭最終以東林黨和復社的失敗而告終，也是不足爲奇的。兵部侍郎呂大器、大學士高弘圖、姜曰廣、吏部尚書張慎言等人相繼被排擠出朝；阮大鋮被起用爲兵部右侍郎，不久又兼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等職。
阮大鋮走馬上任後，據李清著《南渡記》載：“大鋮自受事以來，凡察處降補各員，賄足則用。”阮大鋮惟利是圖的德行可見一斑，當時的民謠唱道：“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
阮大鋮機敏狡猾，自然也忘不了要報復那些曾經打擊過他的東林黨和復社名士們，他對馬士英說：“孔門弟子三千，而復社聚徒至今，不反何待？”
機會果然來了，阮大鋮突然留意到有一些北京的東林黨人投降過李自成，於是他很容易地將江南士民的激憤引向那些曾經投降過李自成的東林黨人，比如我們在前面的篇章中提到過的陳名夏。於是那些從北方逃來的投降過大順政權的前明官員被禁止進入南京。
史可法當時正在揚州撫慰高傑，他在揚州城外的大營中得知這些變故後十分震驚，立即致疏朝廷，表示不贊成拒絕北方官員南下的作法。他建議：“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註名錄用，否則絕其南歸之心。”
但此時在馬士英和阮大鋮的慫恿下，吳地縉紳卻羣情激憤，堅決反對寬恕那些叛臣。南明政府隨即頒佈了楊汝成、項煜、陳名夏、徐汧等“北都從賊諸臣罪狀”，楊汝成等人的住宅立即受到以生員爲主的暴徒們的襲擊。這種狀況迫使那些孤立無援的從賊官員又紛紛逃回北方，加入了滿清政府。
阮大鋮抓住機會，開始對復社成員進行打擊報復，《桃花扇》對此有如下描寫：
〖兇兇的縲紲在手，
忙忙的捉人飛走；
小復社沒個東林救，
新馬阮接着崔田後，
堪憂！
昏君亂相，
爲別人公報私仇。〗
侯方域顯然是阮大鋮尋求報復的主要目標，但侯方域事先得到了消息，搶先逃去揚州，投到史可法門下。而他的愛人李香君則被阮大鋮報復性地強嫁給僉都御史田仰，演出了血染桃花扇的一幕。
【五 南渡三案】
朱由崧登上了皇帝的寶座，挫敗了某些東林－復社人士擁立潞王朱常淓的計劃。圍繞帝位的勾心鬥角，並沒有就此平息。弘光立國一年之內，先後發生了“妖僧”大悲、僞太子、“童妃”三大案。這三個案件表面上是孤立的，互不相涉，卻都貫穿着對弘光皇帝朱由崧繼統不滿的政治背景。
〔第一件 大悲案〕
1644年十二月，忽然有個和尚來到南京，自稱是明朝親王，從兵亂中逃出做了和尚。弘光帝派官員審訊他的來歷，大悲起初信口開河說崇禎時封他爲齊王，他沒有接受，又改封吳王。大悲還肆無忌憚地說自己與潞王有聯繫，聲稱“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該與他作正位”。弘光君臣見他語無倫次，形跡可疑，嚴加刑訊，才弄清大悲是徽州人，在蘇州爲僧，確實是個騙子。
但是，一些人認爲他的陳述證明他了解包括福王在內的一些藩王的情況，而掌權的人不願把這些情況暴露出來。不論大悲和尚是真瘋還是裝瘋，因爲又提起了福王和潞王之爭，負責審問的官員都想快些在暗中了結此案。
只有阮大鋮看出有追究的理由，他抓住大悲在供詞中提到錢謙益（錢被視爲與東林黨和復社有牽連的人）這一情節，開了一份贊成潞王和挑唆大悲顛覆弘光朝廷的人的黑名單。這份黑名單中共有一百四十三人，其中有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以及其他東林黨和復社的名士們。
事有湊巧，阮大鋮還沒來得及下令逮捕這些人，錢謙益已經上疏批駁大悲的供詞漏洞百出，不堪一擊。錢謙益並不知道黑名單的事，他主要是針對大悲提及他的指控。但這樣一來，事情就公開化了。
這個時候，馬士英不想將事態礦大，制止了阮大鋮的黑名單行爲。1645年三月二十七日，經過九卿科道會審後，大悲被處斬。
〔第二件 假太子案〕
就在大悲和尚出現在南京的同一天，鴻臚寺少卿高夢箕的奴僕穆虎從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叫王之明的少年，結伴而行。晚上就寢時發現少年內衣織有龍紋，驚問其身分，少年自稱是皇太子。抵南京後，高夢箕難辨真假，急忙送往蘇州、杭州一帶隱蔽。可是，這少年經常招搖於衆，露出貴倨的樣子，引起人們的注意，背後竊竊私議。高夢箕不得已密奏朝廷，弘光帝派遣內官持御札宣召。
弘光元年（1645）三月初一日，這個少年從浙江金華到了南京，被交付錦衣衛馮可宗處看管。第二天，弘光帝面諭羣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東宮，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當撫養優恤，不令失所。”隨令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同往審視。大學士王鐸曾經擔任東宮教官三年，自然熟悉太子的模樣，一眼就看出是奸人假冒。
弘光立國之時許多官員曾經在崇禎朝廷上任職，見過太子朱慈烺的並不止王鐸一個。如曾經擔任東宮講官的劉正宗、李景廉“皆言太子眉長於目”，他們看了僞太子之後都不認；弘光帝“又命舊東宮伴讀太監丘執中往認。之明見執中，亦不識也。於是羣疑稍解”。時任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尚書的黃道周記載：“王之明者，頑童，故駙馬都尉王昺之侄孫，途窮附高鴻臚之僕穆虎者欲南趨苟活，而穆虎居爲利，遂謂子輿復出也。廷詰之日，諸講官侍從諗視無一似東朝者，之明亦茫然。而靖南疏至，輒持兩端，訟言不可誅，誅之禍起。”
戴名世的《南山記》說，太子爲流賊所獲，拘於劉宗敏處，李自成西逃時，人們看到太子身着紫衣跟隨在李自成馬後。當左懋第北使北京時，曾經祕密寫信給史可法，說太子仍活在北京。所以史可法第一個懷疑王之明的真僞，並上書揭發。
當時在弘光朝廷上的官員都知道北來“太子”純屬假冒，沒有人提出過異議。問題是這件事直接牽涉到弘光帝位的合法性，對朱由崧繼統不滿的人乘機興風作浪，散佈流言蜚語，於是圍繞着“太子”的真僞在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將中掀起了一片喧譁。黃得功和左良玉都上書表示對弘光政權嚴刑審訊“南太子”的行爲表示不滿。而弘光朝廷越說是假，遠近越疑其真。普遍的看法是如果“南太子”是真，弘光皇帝就必須歸還皇位，弘光皇帝不想歸還皇位，所以才堅持說“南太子”是假的。這事一直鬧到清軍佔領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方告平息。
使真太子命運這一歷史問題變得複雜的，是“北太子”這樣一件事。“南太子”事前三個月，另一個自稱太子的人在北方出現，在清廷引起另一樁撲朔迷離的公案，其微妙與政治影響在每一點上都與南京的案件相似。據稱“北太子”有長平公主確認，確實爲她的親弟弟。但滿清不想承擔殺前明太子的罪名，卻又擔心前明死灰復燃，於是堅持說“北太子”是假太子，將“北太子”處死。
但弘光皇帝卻不敢採取這個辦法，因爲在南方，儘管缺乏證據，卻普遍地並往往是狂熱地相信“南太子”是真的。“百官皆知僞，然民間猶嘖嘖真也”。這是一種普遍的心理安慰的需要。
〔第三件 “童妃案”〕
就在審問“假太子”的同時，一個自稱是弘光皇帝妃子童氏的人，正從河南被護送到南京。
這個案件的大致情況是：1641年（崇禎十四年）李自成起義軍攻破洛陽，老福王朱常洵被俘殺，世子朱由崧僥倖逃出。經過長期顛沛流離之後，忽然時來運轉被擁戴爲皇帝。1645年（弘光元年）初，河南有一個姓童的婦人面見南明河南巡撫越其傑，自稱是德昌王（即朱由崧）的繼妃，亂離中與朱由崧失散。越其傑和廣昌伯劉良佐深信不疑，一面奏報，一面派人護送來南京。朱由崧立即否認，宣佈童氏爲假冒。
三月初一日，童氏送抵南京，下詔獄由錦衣衛審訊。童氏自述“年三十六歲。十七歲入宮，冊封爲曹內監。時有東宮黃氏，西宮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亂不知所在。黃氏於崇禎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齧臂爲記，今在寧家莊”。朱由崧批駁道：“朕前後早夭，繼妃李殉難，俱經追諡。且朕先爲郡王，何有東、西二宮？”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按明朝典制，親郡王立妃由朝廷派員行冊封禮。《明熹宗實錄》載，天啓二年十月傳制遣“工科給事中魏大中、行人司行人李昌齡封福府德昌王由崧並妃黃氏”。童氏稱入宮邸時朱由崧有東、西二宮已屬荒唐，更不可能又有什麼“曹內監”爲她舉行冊封禮。朱由崧沒有兒子，“玉哥”、“金哥”之說也是空穴來風。
一些史籍記載，童氏在送往南京途中，地方文武官員紛紛拜謁，她舉止輕浮，毫無大家風範，“凡所經郡邑，或有司供饋稍略，輒詬詈，掀桌於地；間有望塵道左者，輒揭簾露半面，大言曰：免！聞者駭笑”。
童氏一案與大悲、假太子案基本相似，她肯定不是朱由崧的王妃（崇禎十四年河南巡撫高名衡題本內明白說過“世子繼妃李氏”於洛陽城破之時投繯自盡），後來某些野史又說她是誤認（如說她原爲周王宮妾，或說是邵陵王宮人），也有揣測她是在朱由崧落魄之時曾與之同居，但這些說法同童氏自己編造的經歷都不符合。就案件本身而言，無論童氏是冒充，是誤認，還是與朱由崧有過一段舊情，都不應成爲南明政局的焦點。
但童氏因此備受酷刑。一個當時人記錄道：其血肉之模糊，不忍卒觀。在她精神失常之後，她被帶回扔進地牢，三天以後就死在那裏了。弘光皇帝將這個女人瘐死獄中的行爲，在他的不得人心之外又增加上一層懷疑。假太子事件和童妃事件給南京弘光政權帶來了重大信任危機。
“童妃”案和假太子案，喧囂一時，鬧得烏煙瘴氣，實際上是某些東林－復社黨人在幕後掀風作浪。
清人戴名世對這段公案作了以下論斷：“嗚呼，南渡立國一年，僅終黨禍之局。東林、復社多以風節自持，然議論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禍，卒致宗社淪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誅哉！自當時至今，歸怨於孱主之昏庸，醜語誣詆，如野史之所記，或過其實。而餘姚黃宗羲、桐城錢秉鐙至謂帝非朱氏子。此二人皆身罹黨禍者也，大略謂童氏爲真後，而帝他姓子，詐稱福王，恐事露，故不與相見，此則怨懟而失於實矣。”
弘光朝廷的內部紛爭嚴重影響了自身穩定，無暇北顧，特別是一些東林－復社人士依附地處南京上游的世鎮武昌的軍閥左良玉，更增加了弘光君臣的不安全感。馬士英、阮大鋮明白要扼制住擁立潞藩的暗流，必須援引江北四鎮兵力作後盾。從這個意義上說，弘光朝廷遲遲未能北上進取，同東林－復社黨人的興風作浪有密切的關係。左良玉不久後的興兵東下，固然有避免同大順軍作戰和跋扈自雄等原因，但他扯起“救太子”、“清君側”的旗幟卻同某些東林－復社黨人所造輿論一脈相承。
【六 睢州之變】
而這時的弘光皇帝正沉溺於酒色，只可惜霓裳之曲未終，鼙鼓之聲已起。滿清豫親王多鐸破西安後，立即分軍南下。
多鐸大軍必須經過河南。當時河南還是南明屬地，巡按御史陳潛夫保奏汝寧宿將劉洪起爲統領，號召兩河義軍，以便阻截清兵。但馬士英不許，反召回陳潛夫。清兵長驅河上，如入無人之境。
『注：劉洪起是河南當時勢力最大的豪強，最初他和自己的四個兄弟控制了位於河南東南部汝寧府的鹽井。通過與左良玉結盟，他又將勢力擴大到豫北。』
在弘光立國的一年時間裏，特別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幾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滿洲貴族兵力掃滅“流寇”的美夢中，可以說“聯虜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國策。史可法一直是“聯虜平寇”方針的主要倡導者和執行者，一廂情願地想要謀求與清軍配合鎮壓大順農民軍。1644年十二月，赴北京“酬虜通好”的如意算盤遭到清方斷然拒絕，史可法這才說“今和議不成，惟有言戰”。
史可法聽說多鐸大軍南下後，於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初親自安排了高傑率軍北上，這是弘光朝廷惟一一次向黃河流域推進的軍事行動。
高傑出師時，曾給駐守黃河北岸的清肅親王豪格寫信，信中說：“關東大兵，能復我神州，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朝使謹齎金幣，稍抒微忱。獨念區區一介，未足答高厚萬一，茲逆成跳梁西晉，未及授首，凡系臣子及一時豪傑忠義之士，無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寢其皮，晝夜臥薪嚐膽，惟以殺闖逆、報國仇爲亟。貴國原有莫大之恩，銘佩不暇，豈敢苟萌異念，自幹負義之愆。傑猥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綿力，急欲會合勁旅，分道入秦，殲逆成之首，哭奠先帝。……若傑本念，千言萬語，總欲會師剿闖，以成貴國恤鄰之名。且逆成兇悖，貴國所惡也；本朝抵死欲報大仇，貴國念其忠義，所必許也。本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正朔承統，天意有在。三百年豢養士民，淪肌浹髓，忠君報國，未盡泯滅，亦祈貴國之垂鑑也。”
高傑信中一再表達的“會師剿闖”顯然是史可法的意圖，以“分道入秦”夾攻大順軍向滿清表明弘光朝廷並非如清方指責的那樣“不出一兵一卒”，以便在幻想中的和談裏給自己增添一點籌碼。可是，滿清征服全國的方針已經確定，根本不願考慮聯合南明的問題了。
高傑在四鎮中兵力最強，一直是滿清爭取的重點人物，豪格立即在回信中再次招降，而對“合兵剿闖”則不予理會。全信如下：“肅王致書高大將軍，欽差官遠來，知有投誠之意，正首建功之日也。果能棄暗投明，擇主而事，決意躬來，過河面會，將軍功名不在尋常中矣。若第欲合兵剿闖，其事不與予言，或差官北來，予令人引奏我皇上。予不自主。此復。”
高傑兇悍桀驁，爲江南士紳不喜，卻毅然拒絕清肅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誘降，疏請以己重兵駐歸德，冒大雪，沿黃河築牆，專力防禦清兵，並聯絡河南睢州總兵許定國，“以奠中原”。
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正月初十日，高傑同河南巡撫越其傑、巡按陳潛夫帶領軍隊來到睢州。但鎮守該地的總兵許定國已經祕密同清方勾結，並且按照豪格的要求把兒子許爾安、許爾吉送往黃河北岸清軍營中充當人質。
許定國與高傑從前有仇隙。當高傑還是李自成部下的時候，曾經率軍進攻過太康，並且殺死了許定國一家老小。所以當任命高傑爲“四鎮”之一的命令宣佈時，許定國曾痛罵高傑，並且上書弘光皇帝，說高傑不過是一個強盜。兩人因此互相忌恨。
當許定國聽說高傑前來，惶恐不安，立即派人渡河，請求豪格出兵支援。豪格說，“因未奉上命，不敢渡河”。
高傑大軍隨即進抵睢州，許定國進退失據，這使他更加恐慌。他深知自己的兵力敵不過高傑，耽心脫不了身，再次派人請求豪格火速來援。豪格仍以“未經奉旨，不敢擅往”爲由，拒不發兵。
豪格是皇太極長子，性格暴躁，勇猛冒進，此刻正受多爾袞排擠壓制，憋着一肚子火氣。但他卻在這段時間裏表現出罕有的持重，充分證明阿濟格、多鐸兩路清軍西進追擊李自成後，滿清在整個東部（包括山東、河南以及淮北）的兵力非常單薄。豪格自己的兵力有限，多鐸大軍尚未趕到，他不得不對冒險渡江援助許定國一事有所顧忌。
許定國遭到豪格再次拒絕後，只有橫下心來鋌而走險。他一面出城拜見高傑，假裝恭敬；一面暗中策劃對付辦法。許定國向高傑解釋說，他本不識字，寫給弘光皇帝的奏疏實際上是由一個文吏起草的，那個文吏已經逃跑了。高傑一幅釋然的樣子，表示不會再計較。
其實高傑此時已經知道了許定國將兒子送入清營爲人質的消息，但他仍然希望以大局爲重，這是他一直受史可法薰陶感染的結果。爲防止許定國率領部下把睢州地區獻給滿清，高傑想憑藉自己的優勢兵力脅迫許定國及其部衆隨軍西征。
十二日，許定國在睢州城裏大擺筵席，名義上是爲高傑、越其傑、陳潛夫接風洗塵。越其傑勸告高傑不要輕易進入睢州城，以防變生意外。高傑一介武夫，爲人憨直，自以爲兵多勢重，許定國決不敢輕舉妄動。爲了表示籠絡許定國的誠意，高杰特意只帶了三百名親兵進城赴宴，只可惜他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越其傑、陳潛夫陪同高傑前往。
許定國事先埋伏下軍隊，用妓女勸酒，把高傑等人灌得酩酊大醉。半夜，伏兵猝發，高傑手無兵器，力戰被擒。許定國恨恨地說：“三日來，受汝屈辱已盡，今定何如？”高傑絲毫不懼，大笑說：“吾乃爲豎子所算，呼酒來，當痛飲死。”於是被殺。
高傑隨行的兵卒全部遇害，越其傑、陳潛夫驚惶失措，逃出睢州。
第二天，高傑部衆得知主將遇害，憤恨不已，立即攻入睢州。高傑部衆隨即對睢州城內軍民大肆屠殺，進行報復。這就是“睢州之變”。
許定國已經搶先率部渡河北去，此時多鐸大軍已與豪格會聚一處，當時清軍只有不到一萬人的軍隊，由於許定國整個部隊的叛變和加入，滿清的兵力立即增加了四倍。
史可法在半路聽到高傑死訊，大哭說：“中原不可復爲矣！”於是回師徐州。而揚州百姓聽說高傑被殺後，酌酒爭相慶賀。
這是史可法在關鍵時刻的重大失誤。高傑作爲一軍主帥遭暗算，但他部下的實力並沒有多大損失。史可法本來應該趁高傑部將因許定國誘殺主帥投降清朝的敵愾之心，改弦易轍，作出針對清方的戰略部署，至少也應利用許定國逃往黃河以北，清軍無力南下的時機，穩定河南局勢。可是，他在高傑遇害後卻失魂喪魄，倉皇逃回徐州。
沛縣著名文人閻爾梅當時正在史可法幕中，勸他“渡河復山東，不聽；勸之西征復河南，又不聽；勸之稍留徐州爲河北望，又不聽”，“一以退保揚州爲上策”，即所謂：“左右有言使公懼，拔營退走揚州去。兩河義士雄心灰，號泣攀轅公不駐。”
回到徐州後，史可法又繼續充當了老媒婆的角色。
高傑死後，軍中無主，部下兵馬亂成一團。黃得功等又想乘機瓜分高傑部的兵馬和地盤，雙方劍拔弩張。時人嘲笑說：“誰喚番山鷂子來（高傑的綽號），闖仔不和諧（黃得功綽號黃闖子）。平地起刀兵，夫人來壓寨（指邢夫人），虧殺老媒婆（指史可法），走江又走淮，俺皇爺醉燒酒全不睬。”
高傑妻子邢夫人帶着兒子高元爵請恤，弘光皇帝命高傑所部將士仍聽邢夫人統轄。史可法與諸將會盟，立高傑子爲興平世子，外甥李本深爲提督，胡茂禎爲閣標大廳（即中軍），李成棟爲徐州總兵。
邢夫人耽心兒子幼小，不能壓衆，她知道史可法沒有兒子，提出讓兒子高元爵拜史可法爲義父。這本來是史可法增進同高部將士感情的一個機會，然而史可法卻因爲高部是“流賊”出身，堅決拒絕，命高傑子拜提督江北兵馬糧餉太監高起潛爲義父。由此可見史可法政治偏見之深和不通權變。
高傑爲人雖然驕暴淫毒，但他對明朝仍舊有擁立之心，而且死前“進取意甚銳”，很有進擊清軍的決心。高傑之死對整個南明格局影響很大，高傑的部隊因此陷入憤怒與混亂之中。而其他三鎮將領依舊怨恨高傑，並且不再聽史可法號令，加上南京馬士英擔心史可法權力太高，大搞政治陰謀，將史可法的部分軍隊從揚州調走，南明守住黃河防線的希望幾乎已經破滅。
【七 左良玉與柳敬亭】
就在多鐸大軍迅速南下、形勢危急之際，擁有數十萬重兵、鎮守武昌的左良玉，發兵南下，要“清君側”、“除馬阮”。馬士英卻公然提出：“寧可君臣皆死於大清，不可死於左良玉之手”。當時有人抗言：“淮揚最急，應亟防禦。”馬士英命令“有議守淮者斬”，朝議之後，竟詔史可法盡撤江防之兵以防左。史可法不得不扼守揚州，以身殉國，他的頑強抵抗招致滿清的“揚州十日”大屠殺。這一段我們在後面再提。
左良玉是山東人，行武出身，沒有讀過書，也不大識字。他初於遼東從軍，自崇禎十二年在瑪瑙山戰勝張獻忠之後，聲名大振，從此開始擁兵自重，蹂躪地方，朝廷無可奈何，一味姑息牽就。
弘光登極的時候，左良玉坐鎮武昌，位處南京上流，扼據戰略要地，部下實力又比較強大，弘光政權不得不討好地封他爲寧南侯。弘光皇帝朱由崧登極詔書頒發到武昌時，左良玉開初不願承認，在湖廣巡撫何騰蛟、巡按黃澍等人的勸說下，才同意開讀，表示擁戴。然而，他的跋扈自雄卻比在崇禎時期更加明顯了。
由於弘光帝主要是依靠馬士英會同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四鎮擁立的，左良玉沒有參預，算不上定策功臣。陳子龍記載，“上之立也，不與推戴，心常怏怏。既專制荊楚，益桀驁”。朝廷對馬士英的信賴，視四鎮如驕子，都引起了左良玉的反感。
左良玉所謂的“清君側”，正好發生在1645年三月。當時李自成失去西北，在滿清阿濟格軍隊的追擊下經陝西商洛、河南西部鄧州一帶進入了湖北襄陽地區。左良玉曾經有同李自成作戰大敗的經歷。崇禎十五年，左良玉率師十餘萬挺進朱仙鎮（今河南開封西南），爲李自成大敗，俘明軍數萬人。
左良玉早已經成爲勇於虐民、怯於大戰的大軍閥，聽說李自成有十幾萬人馬南下，不敢同大順軍主力作戰，又故伎重演，率部順江東竄。當時南京正爲假太子、“童妃”等案件鬧得滿城風雨，馬士英、阮大鋮的掌權又在官紳中引起強烈不滿，這就給左良玉提供了避戰東下的藉口。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僞稱奉先帝太子密諭前往南京救護，以討伐馬士英爲名，全軍乘船順江東下。臨行之時，下令把武昌居民屠戮一空。
四月初一日，左良玉兵至九江，邀江督袁繼鹹到舟中相見。左良玉從衣袖中取出“皇太子”密諭，“設壇刑牲，與諸將歃盟。武人不知春秋大義，一時欣然附和”，逼勒袁繼鹹一同前往南京“清君側，救太子”。
袁繼咸認爲“皇太子”真僞未定，密諭“不知何人傳來”，正言厲色道：“先帝之舊德不可忘，今上之新恩不可負”，並且向諸將下拜，請求他們“愛惜百姓”。左良玉回答道：“謀陷太子，臣下所爲，與今上無干。若愛惜百姓，大家本心，先生何必過慮？”隨即拿出“誓文、檄文”給袁繼鹹看了一遍。
袁繼鹹回城後，命部將堅守九江，不準左兵進城。不料部將張世勳已經同左部將領私下勾結，夜間縱火焚燒全城，頓時大亂起來，袁部諸將不能存身，劈門而出，同左軍合營；左良玉部兵乘勢入城殺擄淫掠。袁繼鹹於絕望當中準備一死了之。左良玉派部將張應元把他擄入舟中，袁繼鹹一再投水自盡，都被救起。左良玉竭力向他表達自己並沒有推翻弘光帝的意思，要袁繼鹹一道東下“調護兵將”；監軍李猶龍也再三勸說徒死無益，不如見機行事。袁繼鹹無可奈何，只好同左良玉及其麾下諸將約定嚴禁燒殺搶掠。
正當左軍由九江準備東下時，四月初四日左良玉突然病死。
左良玉死後，部下諸將推其子左夢庚爲留後，把袁繼鹹拘禁在船中，繼續引兵東下，先後佔領彭澤、東流、建德、安慶，兵鋒直通太平府。
弘光朝廷接到左良玉叛變率師東下的報告，大爲恐慌。馬士英決定由兵部尚書阮大鋮會同靖南侯黃得功、廣昌伯劉良佐以及池口總兵方國安等人組織堵剿。黃得功的軍隊被調到長江以南的太平府，劉良佐軍部署於對岸江北。江北四鎮的大部分軍隊都被調去迎擊左軍，江淮防線一時陷入空虛。
在清軍南侵，左良玉又順江內犯的形勢下，弘光帝曾經召對羣臣，商討對策。刑部侍郎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說：“左良玉稍緩，北尤急，乞無撤江北兵馬，固守淮、揚，控扼穎、壽。”弘光帝雖荒淫昏庸，卻又講出一句明白話：“左良玉應該不是真想反叛，還是以兵堅守淮揚抵擋清兵。”馬士英聞言大怒，怒目對弘光帝喝道：“北兵（清軍）至，猶可議和。左良玉至，我君臣死無葬身之地。寧可君臣同死於清，不可死於左良玉手。”當時有人抗言：“淮揚最急，應亟防禦。”馬士英命令“有議守淮者斬”，朝議之後，竟詔史可法盡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於是明軍皆從江淮沿線回撤，死保南京不被左軍攻破，卻任由清軍縱橫直前。
馬士英明知這時清軍重兵已經進入江蘇北部，卻慫恿弘光帝手詔命督師大學士史可法抽調兵馬過江拱衛南京。史可法於四月初二日領兵過江，行至草鞋峽時得到報告黃得功等部已擊敗左兵。史可法請求入朝召對，面見弘光帝說明對社稷的主要威脅來自清方而不是左良玉部，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他不贊成從江北抽調大批主力去對付左軍。
馬士英卻耽心史可法名位居前，入朝以後自己的首輔將保不住，加上清軍南下的消息日益緊迫，又建議朝廷下旨：“北兵南向，卿速回料理，不必入朝。”史可法接到詔書後大失所望，登上南京城郊的燕子磯，“南面八拜，慟哭而返”。
關於左良玉部隊後來的結局，到1645年五月，清軍多鐸部佔領南京、蕪湖等地，阿濟格部擊敗大順軍，一直追到江西九江和江北的湖北州縣。左夢庚部下有總兵十員、兵卒數萬，既不敢迎擊西來的阿濟格軍，又不敢東下與多鐸部交鋒，甚至不願南下江西暫時避開清軍主力，竟於五月十三日在九江至東流的長江中率領部下兵馬向清軍阿濟格部投降。
袁繼鹹也被脅迫往見清英親王阿濟格，只長揖不拜。阿濟格極力勸袁繼鹹降清，承諾他“仍做九江總督”，遭到斷然拒絕，最後被押解到北京處死。
縱觀左良玉一生，並無任何可圈可點之處。但他晚年賞識說書人柳敬亭，視爲左膀右臂，卻在當時被視爲奇事。
柳敬亭又稱柳麻子，本姓曹，名逢春。少年時獷悍不馴，被列爲地方惡人，多行不法事，爲官府追捕，於是出逃，那時他才十七八歲。後流浪到盱眙，無以爲生，遂揣摩隨身攜帶的小說，在街頭說書，居然傾動市人。從此，他便走上說書的道路。後來轉赴蘇南獻藝，渡江時，指江邊柳樹爲姓，以敬亭山爲名，豈知此名後來竟馳譽書壇，爲中國評話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柳敬亭一次在松江說書，有幸得拜當地的一位通儒莫後光爲師，盡得其傳。柳敬亭在莫後光之春風化雨下，不僅學得高超的演藝，而且也一洗獷悍習氣，柳敬亭後來之所以能與復社人士以及士大夫交遊，離不開莫後光的教育與薰陶。
不久，年近四十的柳敬亭來到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說書。他善於狀人擬物，使人聽之如臨其境，“每發一聲，使人聞之，或如刀劍鐵騎，颯然浮空，或如風號雨泣，鳥悲獸駭”。一時間聲名鵲起，紅極一時。朝中權貴、官僚爭相邀柳敬亭至駐邸說書，應接不瑕，請其說書者須要十天前約定。
左良玉渡江南下時，安徽提督杜宏域爲了巴結左良玉，特意介紹柳敬亭到左良玉的府署。一談之下，左良玉立即惋惜與柳敬亭相見太晚，讓柳敬亭參與決定重要祕密軍務，一時成爲左良玉的左右手，“每夕張燈高坐，談話隋唐間遺事。寧南親信之，出入臥內，未嘗頃刻離也”。軍中官員也不敢以說書人的身份來看待柳敬亭。
左良玉沒有讀過書，所有公文都是部下文人所寫，立意謀篇，煉字煉句，引古證今，但左良玉都不滿意。反而柳敬亭耳朵經常聽到的，口裏經常說的，從僻陋里巷俗語常談中得來的，非常合左良玉的心意。
柳敬亭曾奉左良玉之命到南京公幹，那時南明朝中君臣都敬畏左良玉，聽說左良玉派了人來，上下沒有誰敢不以恭敬之禮接待他，甚至宰相以下的官吏都讓柳敬亭坐在向南的尊位上，人人稱呼他柳將軍。柳敬亭也不客氣，坦然而坐，沒有絲毫謙虛之色。那些街市上往日和柳敬亭很親近互稱你我的市民，在路邊私下說：“這人是過去和我們一起說書的，如今他竟這樣飛黃騰達了！”
柳敬亭雖然只是說書人，時局變幻中，他卻也不能靜靜置身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狂潮之外。左良玉死後，柳敬亭在酒後談起寧南舊事，都欷噓灑泣。“江畔逢君訴遺事，斷腸如遇李龜年”，離落心事，不忍說破，滄桑之極。
明亡後，柳敬亭的演藝更臻化境。他將其亡國的親身感受、鬱抑之氣，融合於評話之中，使經歷國變的百姓，產生極大的共鳴，從而達到感人以心、動人之情的效應。黃宗羲寫《柳敬亭傳》，說聽到柳敬亭的說書，令人感到“亡國之恨頓生，檀板之聲無色”。
同樣是寫國破的詩，陸游的“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實在遠不如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來得深刻。說書能到如此地步，以國破家亡的哀思扣人心絃，有這樣的藝術感染力，確實是相當不易了。
但黃宗羲依舊只把柳敬亭當作倡優，說“其人本瑣瑣不足道”。
柳敬亭一生交遊廣泛，尤喜與文人交結。當時的文士景慕柳敬亭的高風高藝，也都樂爲之賦詩、填詞、贈文、作傳。這些作品後來均收載入各自的詩文集中或散見於詩話、詞話、筆記裏，流傳至今。龔鼎孳在《贈柳敬亭》一文中寫：“吾老友，生平重然諾，敦行義，解紛排難，緩急可倚伏，有古賢豪俠烈之風。”
康熙元年，七十六歲的柳敬亭應龔鼎孳之邀到來北京。龔鼎孳邀請各大名流、詩人詞客集其私邸，舉行詩酒之會，聽柳敬亭說書，轟動了北京文壇。就這樣，柳敬亭在北京周旋於士大夫之間，首尾四年。
《舊都文物略》裏說柳敬亭“爲睿親王多爾袞所羅致，利用其技藝使編詞宣傳”。因此有人嘲笑他終究是藝人，“很難夠得上談忠義節操”。然而當時多爾袞一聲剃髮令下，天下談得上忠義節操的又有幾人？寫詩詞勸柳敬亭南歸的吳偉業、龔鼎孳當時都是滿清的顯貴。反倒是柳敬亭以方便說書爲由，終其一生都未薙髮易服。
柳敬亭生逢明末異族入侵的亂世，在殘酷的新舊蛻嬗現實裏過着獻藝生涯，個人際遇不可避免地跟當時的政治環境串成脣齒關係，不但哀樂不能自已，連棲止遊息也往往不由自主，最終難免惹出一些同時代人的陰忌和身後的是非。
康熙四年（1665年）暮春，柳敬亭終於買舟南下，這時他已經七十九歲。次年，柳敬亭以八十歲高齡參加龔鼎孳愛妻顧眉（即有名的秦淮名妓顧橫波）的葬禮，併爲之說書酬賓。顧眉於康熙三年死於北京鐵獅子衚衕。康熙五年（1666年），龔鼎孳特向朝廷告假，扶靈返回江南，將顧眉的遺體歸葬。
柳敬亭晚年受過老友錢謙益和吳偉業的資助，其後事蹟不詳。他究竟活到何時，死於何處，未曾留下一點跡象，就這樣無聞而終，令人爲之悽愴。
還是吳偉業的一句話是柳敬亭一生最好的評價：“只有敬亭，依然此柳，雨打風吹雪滿頭！”不必說什麼傲骨嶙峋，不必抹殺本性，不必妝點山河變色後悲泣喜笑的矛盾。
【八 史可法與揚州十日】
明朝末年一個風雪交加的冬天，出督京師學政的左光斗，帶着幾個隨從冒雪出外巡行。路經一座古寺，便進去避風雪。在寺內的廊下，看見一個衣着單薄的年輕人，伏在書桌上睡着了，桌上放着一篇剛剛做好的文章。左光斗悄悄拿起文章閱讀，不禁讚歎不已，愛不釋手。他解下自己所穿的皮衣，輕輕蓋在這位年輕人的身上。從寺裏僧人處得知，這個青年名叫史可法。
自那次偶然的機緣，左光斗認爲史可法才學出衆，定非等閒之輩，就收他作了自己的學生。有一次，左光斗十分高興地對夫人說：“我的幾個兒子都很平凡，將來繼承我的志向的，只有這位學生！”
不久後，左光斗遭到大奸臣魏忠賢的誣陷，被關在暗無天日的錦衣獄內。史可法焦急萬分，又聽說老師在獄中遭受酷刑，將不久於人世，就拿着銀錢淚流滿面與獄吏商量，終於感動了獄吏，讓史可法扮成掃垃圾的人進入獄中。
史可法看見老師由於受了火刑而面孔焦爛，膝下筋骨也脫露出來，不由自主抱着老師痛哭。左光斗甦醒過來，聽出是史可法的聲音，於是強忍劇痛，用手指撥開眼皮，目光如炬，生氣地說：“傻孩子，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你這簡直是自投羅網，奸人正想把我們的人一網打盡。往後，誰去整頓糜爛的國事啊！你再不離開，我現在就親手打死你！”說着就把套在手上的鐵環投向史可法。
後來，史可法含淚對人說：“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成。”
這是史可法年輕的時候的事。左光斗的錚錚鐵骨給史可法後來的一生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史可法（1602～1645），字憲之，號道鄰，河南祥符（今開封）人。自幼好學，爲左光斗賞識後，應考順天府試，中第一名秀才。崇禎元年四月中進士，六月任陝西省西安府推官，因公正廉潔地將賑災專款分發給受災的延安百姓，在朝廷中贏得了極好的聲譽。崇禎五年（1632年），他被調入朝中任戶部主事。史可法深受恩師左光斗的影響，爲官清正，辦事幹練，聲名大著，官直至內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不過他是典型的文人出身，缺乏軍事才能。
在弘光政權成立後首次商討國策時，史可法也提出了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儼然自足”，而是應該“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因爲有南宋的教訓，他主張“必須能戰，而後能守”，認爲“從來守江南者必戰於江北”。史可法明確地告訴弘光帝，歷史證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僅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復北方。對於史可法不積極進取的態度，劉宗周和陳子龍等人都非常不滿意。可惜劉宗周和陳子龍這些真正的人才不久後就在黨爭中被迫辭去了官職。
據《明史》載，史可法身材矮小，“面黑，目爍爍有光”。多爾袞進入北京後不久，搞清楚了南明的形勢，知道史可法是唯一一個可慮的人，就派副將唐起龍招撫江南，致書給史可法招降。這封著名的書信由投降滿清的復社成員李雯起草。
史可法回信中對滿清入關趕走李自成表示了感謝：“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殿下入都，爲我先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殿，撫輯羣黎。且免剃髮之令，亦不忘本朝。此舉動也，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地而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哉？”明白無誤地對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的行爲表示了肯定。史可法也期望能用“同仇之誼”來感動滿清，幻想聯合清兵一起消滅李自成，然後劃江而治。這是史可法缺乏戰略的遠見，也充滿展現了他是一個“懼”多於“豪”的人，他從不敢輕易決策，只因爲他認爲他擔負着保衛一個王朝的責任，存亡之秋，他承擔不了輕率決策的後果。
但在回答多爾袞讓他背叛明朝的問題時，史可法的態度卻非常堅決：“可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也。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語氣鏗鏘有力，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爲流傳於後世的千古名篇。據說史可法給多爾袞的回信是由復社名士侯方域起草。
這個時候史可法在南明政權中已經是力不從心，被排擠出南京到揚州督師後，根本不能指揮四鎮那些驕兵悍將，因此也無法做出抗清的有效佈置。他在回答多爾袞的時候，已經對自己拒絕投降的立場有深刻的理解——這將是一種生死的選擇。
史可法做了督師後，除了以身作則、跟兵士同甘共苦外，也做不了太多的事，但他卻因此受到將士們的愛戴。這年大年夜，史可法把將士都打發去休息，獨自留在官府裏批閱公文。到了深夜，他感到精神疲勞，把值班的廚子叫了來，要點酒菜。廚子回報說：“遵照您的命令，今天廚房裏的肉都分給將士去過節，下酒的菜一點也沒有了。”史可法說：“那就拿點鹽和醬下酒吧。”
廚子送上了酒，史可法就靠着几案喝起酒來。史可法的酒量本來很大，來到揚州督師後，就戒酒了。這一天，爲了提提精神，才破例喝了點。一拿起酒杯，他想到國難臨頭，又想到朝廷裏面只知道勾心鬥角，心裏愁悶，邊喝酒邊掉熱淚，不知不覺多喝了幾盅，帶着幾分醉意伏在几案上睡着了。
第二天一清早，揚州文武官員依照慣例到督師衙門議事，只見大門還緊緊地關着。大家不禁奇怪，因爲督師平常都是起得極早的。後來，有個兵士出來，告訴大家說：“督師昨晚喝了酒，還沒醒來。”揚州知府任民育說：“督師平日操勞過度，昨夜睡得這麼好，真是難得的事。大家別去驚動他，讓他再好好休息一會吧。”他還把打更的人找來，要他重複打四更的鼓（打四更鼓，表示天還沒亮）。
史可法一覺醒來，天已經大亮，側耳一聽，打更人還在打四更，不禁勃然大怒，把兵士叫了進來說：“是誰在那裏亂打更鼓，違反我的軍令。”兵士把任民育吩咐的話說了，史可法纔沒話說，趕快接見官員，處理公事。從那天起，史可法下決心不再喝酒了。
四月十七日（1645年）滿清豫親王多鐸大軍逼近揚州時，史可法剛剛從南京渡江回到江北，清軍進至距離揚州二十里處下營，次日兵臨城下。史可法發出緊急檄文，要各鎮將領集中到揚州守衛。但是過了幾天，竟沒有一個發兵來救。史可法知道，只有依靠揚州軍民，孤軍奮戰了。
實際上史可法節制的劉良佐和原高傑兩藩的將領就在這幾天裏不戰而降。四月十九日高傑部提督李本深率領總兵楊承祖等向多鐸投降，廣昌伯劉良佐也率部投降。
此刻揚州城裏兵力相當薄弱。大軍兵臨城下，後果不難預料。這時候的史可法是極爲矛盾的，他給妻子的遺囑中寫道：“法死矣。前與夫人有定約，當於泉下相候也”。在他死前四天寫給妻子的另一封信中，他又說：“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隨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早決斷也。”
信中流露出他對現實世界的深深厭惡。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對時局看得如此清楚，他知道無論是他個人，還是他所尊崇的南明朝庭，很快就要滅亡了。正是在這種絕望的情緒中，史可法已經默默地準備着他的死亡。但無論如何，即使史可法準備死去，也沒有預備投降，由此他成爲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愛國英雄之一。
由於揚州城牆高峻，清軍的攻城大炮還沒有運到，多鐸並沒有下令立即進攻，他先後五次派人招降史可法，都遭到了嚴詞拒絕。史可法當衆將多鐸的信投入護城河中。他已經迅速地變成那個艱難時期的英雄人物，“從來降將無伸膝之日，逃兵無回頸之時”。史可法將與揚州共存亡，用《桃花扇》中的話來說：
〖不怕煙塵四面生，
江頭尚有亞夫營，
模糊老眼深更淚，
賺出淮南十萬兵。〗
但史可法的“深更淚”已經無法保住揚州，揚州城已經是危急萬分。雖然史可法死志已決，但城中還是有不少人害怕了。總兵李棲鳳和監軍高歧鳳帶着本部人馬，出城向清軍投降。史可法說：“此吾死所也，公等何爲，如欲富貴，請各自便。”竟然以倘若阻止他們出城投降恐生內變爲理由，聽之任之，不加禁止。只是這一來，城裏的守衛力量就更薄弱了。
四月二十四日夜間，清軍用紅衣大炮轟塌城牆，“城上鼎沸，勢遂不支”。二十五日，史可法正在指揮軍民堵缺口，大批清軍已經蜂擁着衝進城來。史可法眼看城已經沒法再守，拔出佩刀往自己脖子上抹。隨從的將領們搶上前去抱住史可法，把他手裏的刀奪了下來。史可法還不願走，部將們連拉帶勸地把他保護出小東門。
這時候，有一批清兵過來，看見史可法穿的明朝官員的裝束，就吆喝着問他是誰。史可法怕傷害別人，就高聲說：“我就是史督師，你們快殺我吧！”
於是揚州在傾盆大雨中陷落，史可法被害，時年僅四十四歲。揚州知府任民育等文武官皆殉難死。
在流血漂櫓的揚州城頭，屍山血海中面對着劈來的鋼刀依然怒罵不止的史可法，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腦海裏閃過的會是什麼念頭？
是亡國滅族的無邊絕望，還是回首前塵的深深懊悔？
揚州是江南頑強抵抗清軍的第一座城，也是清軍入關以來首次遇到的軍民一體的堅強抵抗。爲了對揚州人民進行報復，也是滿清想殺一儆百，於是多鐸下令，燒殺搶掠持續十天。歷史上把這件慘案稱作“揚州十日”。
揚州居民除少數破城前逃出和個別在清軍入城後隱蔽較深倖免於難者以外，幾乎全部慘遭屠殺，“城中積屍如亂麻”。王秀楚依據親身經歷寫了一本《揚州十日記》，對清軍自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一日在揚州的暴行作了比較詳細的記載，如二十七日，“殺聲遍至，刀環響處，愴呼亂起，齊聲乞命者或數十人或百餘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頸受刃，無一敢逃者。至於紛紛子女，百口交啼，哀鳴動地，更無論矣。日向午，殺掠愈甚，積屍愈多，耳所難聞，目不忍睹”。直到五月初二日才安官置吏，“查焚屍簿載其數，前後約計八十萬餘”。
清軍開展大屠殺後，揚州頓成地獄。比地獄更難忘的場景是那些百姓引頸受戮的場面。史載：只要遇見一個清兵，“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刀，無一敢逃者”。一個清兵遇見近五十名青壯男子，橫刀一呼：“蠻子來！蠻子來！”這些人立即戰戰兢兢，無一敢動。然後這個清兵押着這些人去殺人場，無一人敢反抗不說，甚至沒一人敢跑。到刑場後，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殺。相同的情形發生在三百年後的南京，一個師的國民黨部隊遇見十六個日本人的小隊，就乖乖投降了。幾百個日本兵押着幾萬名國民黨軍俘虜去燕子磯屠殺，這些俘虜連逃跑的勇氣都沒有。
揚州變成了屠場，血腥惡臭瀰漫，到處是肢體殘缺的屍首，一切社會準則都不復存在了。二十四橋明月地，盡成煙燼。若是史可法看到這些，他一定會後悔沒有投降，而給他的百姓們帶來這麼大的災難。
揚州城中那些因美麗而聞名的女子，願意把她們的身體獻給清兵而換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滿城的哀號慘叫中精心梳妝打扮，然後倚門而笑，向清兵獻媚。一個清兵士卒說：“我輩徵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清軍挑選出年齡在十四到三十歲之間的婦女，然後將她們帶走。很多年後，直到康熙年間，還有人在寧古塔（黑龍江）或蒙古附近看見過這些年紀已大、飽受欺辱的婦女，她們操揚州口音，身穿着獸皮，永遠無法返回家鄉。
史可法的養子史德威被清兵抓住，正要殺他時，史德威大喊說：“我是史可法的兒子！”多鐸於是命前面殺死高傑的許定國審問史德威。
這時候清兵發現了史可法生前寫給豫親王多鐸的信，信中寫道：“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葬鐘山之側，求太祖高皇帝鑑此心，於願足矣。弘光元年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書。”（清·戴名世《乙酉揚州城守紀略》）
多鐸看了信後非常感慨，下令放了史德威，好讓他去給史可法收屍。多鐸還讓人在已經破落不堪的揚州城內建祠，以紀念史可法的在天之靈；並優恤其家眷，以示異數。
大屠殺之後，史德威進城尋找史可法的遺體。由於當時天氣較熱，屍體已經腐爛，無法辨認。史德威只好把史可法生前穿過的袍子和用過的笏板，埋葬在揚州城外的梅花嶺上。這就是到現在還保存的史可法“衣冠墓”。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追諡“忠正”。因此牌坊上題額爲“史忠正公墓”。
順治十年（1653），史學家談遷路過揚州，曾經專程到梅花嶺尋謁史可法衣冠冢，梅花如雪，芳香不染，回首往事，不勝感慨，寫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廣陵，城堅濠廣，四野曼延，正利步騎，雄聞晉唐，今西門摧頹，豈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於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無能。復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有一首三十五韻的五古長詩——《哀詞·少師建極殿大學士兵部尚書開府都督淮陽諸軍事史公可法》，主要是記錄史可法的生平事蹟。侯方域認爲史可法用兵不如諸葛亮，而死節則可擬爲文天祥。
無論史可法的才能如何受到後世質疑，史可法死後，立即在南明士紳中被視爲抗清復明的英雄備受敬仰。後來他也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大力推崇，被認爲是僅次於文天祥的民族英雄。
洪承疇被滿清派到南京任招撫江南大學士時，有人在烏龍潭寫了一副對聯：“史冊流芳，雖未滅奴猶可法；洪恩浩蕩，未能報國反成仇。”（談遷《棗林雜俎》）對聯中巧妙地鑲嵌了史可法和洪承疇二人的名字（“成仇”爲“承疇”的諧音）。
1648年（順治五年）正月下旬，宣城人朱國材冒充史可法號召反清復明，巢縣生員祖謙培、無爲州生員沈士簡等十餘人聽說後，都“頭巾藍衫”前往謁見，共圖義舉，後來遭到滿清政府的無情鎮壓。
“僞史閣部案”起時，滿清立即派人逮捕了史可法的家眷，包括史可法的母親、妻子以及弟妹等人。一個投降滿清的鎮將心中也佩服史可法的忠義，便出面說：“過去在攻打揚州的時候，我是前鋒，史公其實死在我手上。賊人不過是假託史公之名，如果反而因此懷疑史公的母妻，反倒給冒名頂替之人有口實了。”（清·戴名世《乙酉揚州城守紀略》）滿清這才釋放了史可法的家眷。
但這次偶然的事件卻引伸出另外一件不小的麻煩，滿清的一位王公看上了史可法弟弟史可模的遺孀李夫人，想要娶這位美貌的寡婦，並派了一個使者把聘禮送到了史家。史可法的母親茫然不知如何應對，但李夫人卻一口答應了下來。她從來人帶來的禮物中拿了一個金盒走進裏屋。過了一會兒，家中的女僕哭着出來說，李夫人有回禮給使者，請替她感謝這位滿清王公。使者打開金盒一看，裏面擺着李夫人自己割下來的鼻子和耳朵。
無論如何，“僞史閣部案”說明史可法在南明紳民中享有相當高的聲望，事隔三年，竟然還有如此號召力。
【九 改換門庭】
清軍攻克揚州前後，江北明朝官軍幾乎毫無鬥志，一矢未發即倉皇投降。
據多鐸向清廷奏報，來降的南明總兵多達二十三員、副將四十七員，馬步兵共計二十三萬八千三百名。僅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員數目就超過了多鐸、阿濟格兩路兵力的總和。不久後，左良玉之子左夢庚帶領麾下十五員總兵全軍降清；黃得功部將田雄、馬得功也叛變投降。
這些將領原本就沒有忠貞報國之志，只是擁兵自重，挾制朝廷之心。他們所關心的既然只是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一旦強敵壓境，自然以歸順“敘功”爲上策。投降的總兵李成棟等人後來爲清廷征戰時表現出相當的戰鬥力，李成棟重新舉兵反清時，滿清貴族也視之爲畏敵。
揚州的失陷也預示了弘光政權的命運。消息傳到南京，弘光朝廷頓時陷入一片驚惶失措之中。與曾在崇禎皇帝最後幾天向皇上提出南遷建議相似，錢謙益主張，首都應該遷得更南，也許可以到貴陽去。弘光皇帝沒有接受這個建議。
弘光朝庭朱由崧等人開初還對長江天險寄予希望。五月初五日，清軍進抵長江北岸，主力集結在長江北岸儀真至瓜州之間。對岸，在大運河入長江處，有大量明朝軍隊保衛府城鎮江和那裏的運輸站。初九日夜，清軍利用黑夜和大霧，將扎有火炬的木筏送過江，引誘明守軍開炮射擊。同時，一支先頭部隊在西邊偷渡過江。第二天早晨，當鎮江守軍發現清軍就在附近時大爲恐慌，棄城而逃。
初十日夜，弘光皇帝帶着馬士英等少數人祕密出城，向西南方向蕪湖附近的黃得功駐地逃去。第二天，當發現皇帝不見了時，大多數官員也逃的逃，走的走，有的乾脆閉門等候。
老百姓則洗劫了皇宮和高官住宅。一個監生領着一夥暴民從獄中救出“南太子”王之明，讓他穿上宮中的戲裝“登基”，並在武英殿建立一個小朝廷。“太子雖爲百姓擁入，文、武元老無一至者”。
《江南見聞錄》記載：初十一這天，“兩月以來，天氣陰霾悽慘，日色罕見。是日天清日朗，晝夜明暢”。
南京守備勳臣忻城伯趙之龍爲首的勳戚大臣卻決定降清，派人前往清營接洽。
五月十五日，大臣趙之龍、錢謙益等獻南京城投降。在傾盆大雨和泥濘中，多鐸受到的歡迎和他的哥哥多爾袞在北京受到的歡迎一模一樣。南京的整個南明政權和它在前線的大部分軍隊都這樣投降了敵人，爲他們的新主子將來征服江南提供了骨幹和軍力。
最可笑的是，當豫親王多鐸入城的時候，當地開始流傳着一種極富想象力的謠言。有人說，還不到三十歲的多鐸並不是多爾袞真正的親兄弟，他實際上是紹興當地人，他很多年前加入了清兵（張怡《搜聞續筆》第一卷）。這種幼稚的謠言顯然是不攻自破的。
五月初十日夜間，朱由崧同馬士英等逃出南京後，原來的意圖是避往浙江杭州。不料途經溧水縣時遭到當地土兵的攔截搶掠，混亂之中，馬士英的兒子馬鑾擁簇着弘光帝奔往太平府（府治在當塗），太平府官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閉門不納。弘光於是轉入蕪湖投靠靖國公黃得功；馬士英與弘光失散後，則以隨身兵力保護皇太后鄒氏輾轉赴杭。
黃得功在擊敗東犯的左夢庚軍後領兵屯駐於蕪湖，對南京城中的變故一無所知，他也不知道史可法已經以身殉國。弘光皇帝的突然駕到使他大喫一驚。問明緣由後，他不勝感慨地說：“如果陛下您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借勢作事，奈何聽信奸人之言輕出，進退何將所據？爲臣營壘單薄如此，怎能護衛陛下安全呢！”儘管他已經意識到朱由崧張皇失措，無可救藥，仍然決定效忠到底，把這位昏憒的皇帝迎接進自己的軍營。
清軍統帥多鐸得知弘光出逃，自然不會放過。進南京後即命剛剛投降的劉良佐率領部卒充當嚮導，派兵經太平追至蕪湖。在劉良佐現身說法的招誘下，加上清軍重兵壓境，黃得功部下將領田雄、馬得功決定降清。黃得功不知軍心已變，把劉良佐派來招降的使者處斬，引兵出戰。叛軍趁黃得功不備，暗中猝發一箭，射中黃得功喉部。黃得功在馬上奮力坐穩，大叫一聲：“我黃某豈可爲不義屈，今日死國，爲義也！”言畢雙手握住喉頭之箭用力自刺，落馬而亡。
弘光帝被田雄等活捉獻給清方。有一種記載描寫了當時的場面：“田雄負弘光皇帝於背，馬得功執弘光二足。弘光慟哭，哀求二人。二人曰：‘我之功名在此，不能放你也。’弘光恨，齧田雄項肉，流血漬衣。”
五月二十五日，弘光被押回南京，“首蒙包頭，身披藍布衣，以油扇掩面”。圍觀的百姓都對他唾罵。
一進城，弘光就被帶到了靈璧侯府邸，多鐸正在那裏舉行一個宴會。多鐸特意將“南太子”王之明的座位安排在弘光之上，並問他說：“不爲先帝報仇，反將太子監禁，此是何意？”弘光默然不答。就連“南太子”也被多鐸的厲聲質問嚇了一跳，他開始爲弘光辯護，他說他最初還是得到了款待，只是由於奸臣干政才變糟了。
多鐸又說：“我大兵尚在揚州，爲何棄了陵寢土地先去，以失民望？自主之耶？抑左右教之耶？”弘光還想替自己辯護，但卻無言以對，而且已經汗流浹背了。他只有在衆人面前難堪地低下頭來，裝聾作啞。
不久，弘光被解送北京處死，弘光政權覆滅。“南太子”王之明也被祕密處死。
時人張岱痛罵朱由崧，說：“自古亡國之君，無過吾弘光者。”又說：“弘光癡如劉禪，淫過隋煬，更有馬士英爲之顛覆典型，阮大鋮爲之掀翻鐵案，一年之內貪財好殺，殢酒宣淫，諸凡亡國之事，真能集其大成。”
但將全部責任怪在朱由崧身上，顯然並不準確。
張岱是紹興望族，其曾祖父是隆慶五年（1571年）的狀元。1644年國變以前，張岱是個典型的花花公子，一直泰然自若地陶醉於漂亮的僮僕和嬌美的侍女，以及戲劇、音樂、煙火、華服、佳餚、名茶等享樂之中，反正家中有錢，他愛怎麼玩就怎麼玩——“少爲紈絝子弟，極愛繁華”——正如復社的大多數公子們一樣。
1645年，清軍南下，佔領了浙江，張岱迅速放棄了所有享樂，跑到魯王朱以海的小朝廷裏供職。但不久後魯王政權滅亡。張岱不肯剃髮當清朝的子民，於是捨棄了家裏的山莊別墅，以及漂亮的書齋和各種各樣的稀世古玩，披髮入山，從此變成了野人，在所著的《陶庵夢憶》自序中說，“作自輓詩，每欲引決”。
張岱歸隱山林後，花費極大的心力，編撰了一部記述明朝歷史的名著《石匱藏書》，大抵是要以史爲鑑，正如黃宗羲所說：“國可滅，史不可滅”。張岱這種痛改前非的實際行動無疑是一種悔恨之情的表現，顯然是由對明朝覆滅的負罪感而引起的。不僅僅張岱，所有忠於明朝的人都相應地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當時的名畫家陳洪綬甚至在明亡之後更改名爲“悔遲”，既是爲了紀念1644年的事變，也是爲了埋葬那段歷史。
南京作爲朱元璋開國之地、明朝兩京之一，自從大順軍攻克北京以後，有的人把它看成復興的中心，有的人則把它視作苟且偷安之所，僅僅一年，就這樣糊里糊塗地淪陷了。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寫道：“漁樵同話舊繁華，短夢寥寥記不差。曾恨紅箋銜燕子，偏憐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煙雨南朝換幾家。傳得傷心臨去語，年年寒食哭天涯。”江山依舊，人物全非，寄託了幾分悲憤、無限哀思。
但並非所有的漢人都甘心投降，一些漢人卑怯歸順，也激起了另外一些漢人更強烈的抵抗。
一首叫做《赭山》的詩寫道：
〖阮與馬共天下，
偏地職方司漫天。
都督府金輿玉輦不知處，
黃旗紫蓋渡江去，
赭山高兮無極，
烈火燒空兮焦石，
燭龍無光不照地，
猩猩怒嗥向人立。
我縱言之復何益，
主失勢兮恩爲仇，
客操柄兮羊化彪。〗
這首詩的作者潘檉章和吳炎於1663年（康熙二年）六月被殺，他們被殺的原因就是那場著名的文字獄——莊氏史案（即金庸小說《鹿鼎記》中提及的“明史”一案），這兩人幫助過浙江湖州莊廷櫳修《明史輯略》。
值得一提的是，在1644年，江南自殺的現象非常多，因爲這裏是文人們最爲集中的地區。當聽到崇禎皇帝的死訊時，曾經有幾百名當地的文士用投水、絕食、自焚、上吊等各種形式殉節。然而，更多的人沒有選擇死亡，他們面臨着何去何從的艱難選擇，矛盾的心理很難以一言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