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天朝崩潰，幕後操控時局
中國病人
1910年的平安夜，一列火車徐徐駛入哈爾濱車站。
31歲的伍連德（1879—1960）手持貝克顯微鏡，在寒風中踏下月臺。他的身份是“東三省防疫總醫官”。
兩個月前，邊境小城滿洲里，兩名從俄羅斯回來的勞工在下榻的旅店暴亡。同住的客人亦染病身亡，症狀都是發燒咳血，來勢迅猛，死後遍體發紫。
很快，死神親吻了一個又一個城市。兩週後，哈爾濱發現疫情。
作爲鐵路樞紐，哈爾濱商業發達，文化繁榮，每半個月就引進一部外國電影，還誕生了中國第一個交響樂團。
以鐵路爲界，哈爾濱分成“道里”和“道外”兩個區。與道里生活優越的俄國人、日本人相對應的是道外以傅家甸爲中心的中國人聚集區。這裏房屋低矮，污濁骯髒，簡直就是病毒的溫牀。
瘟疫爆發後似火燎原，每天都有數以百計的死亡報告傳到北京。恐慌的情緒瀰漫至奉天（遼寧），甚至引發了擠兌風潮。
更麻煩的是，日俄以清政府防疫不力爲由，提出各種非分的要求，東三省總督錫良在奏電中憂心忡忡道：“疫勢甚烈，外人關注。辦理稍不如法，即恐乘機干預。”
有鑑於此，當時清廷負責處理東北疫情的，不是民政部，而是外務部。
事關主權，外務部的態度是不惜一切代價控制瘟疫，不遺外人口實。
當然，前提是用對人。
出生於馬來西亞的伍連德是劍橋大學第一位獲得醫學博士的華人。1907年，已經享譽馬來半島的伍醫生收到一封邀請他出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的信，信紙下方赫然印着“直隸總督袁世凱”。
然而，當伍連德安排好家人，輾轉來到北京時，得知袁世凱已被開缺回籍。
幸得留英時認識的海軍官員程璧光的推薦，伍連德的任命經軍機大臣鐵良的確認，依舊生效。
兩年後，外務部右丞（排在侍郎、左丞之後，非常務副部長）施肇基的一封電報徹底改寫了伍連德的人生軌跡。
當年，施肇基隨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路過馬來半島，與伍連德有一面之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當他聽說袁世凱打算聘請專家改革軍醫學堂時，便大力推薦了伍連德。
哈爾濱。
道臺於駟興接待了伍連德一行，告訴他們傅家甸已成重災區，一些病患家屬害怕被檢疫人員拉去隔離，趁夜將患者屍體拋到大街上。有的還沒斷氣，活活凍死在雪地裏。
比冷漠更可怕的是無知。傅家甸的行政長官是一個擁有舉人頭銜滿口吳地官話的知縣。他既不懂英語，也不通俄文，和之前奉天派來的西醫完全無法溝通。就這樣還喜歡擺架子，讓伍連德在縣衙客廳等了半個多小時才予接見。
爲了摸清病源，伍連德解剖了一名與當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的屍體。
迫於風俗的壓力，解剖是在暗中進行的。
顯微鏡下，他清楚地看到一種橢圓形的病菌——如報紙上所傳，正是鼠疫。
伍連德立即向外務部彙報，並提出三條防疫措施：
一、控制交通，防止疫情蔓延；
二、隔離傅家甸；
三、向關內徵聘醫生。
然而，他無法回答的疑問是：不久前日本派來調查病因的醫生，一到傅家甸就僱人捉老鼠，一連解剖了幾百只，卻沒有發現鼠疫桿菌。
對此，伍連德大膽假設，指出這是一種無需動物媒介，而靠呼吸間的飛沫傳染的“肺鼠疫”。
同時，他有的放矢地設計了一種在兩層紗布間放置吸水藥棉的口罩。由於成本低廉，製作簡便，醫務人員沿用至今，並稱之爲“伍氏口罩”。
可惜，當時是沒人相信他那套“飛沫理論”的。伍連德走訪了幾家醫院，發現傳染病房既不設隔離區，醫務人員也缺乏基本的防護措施。說到底，還是沒意識到這是場人際傳播。
直到法國醫生梅尼斯染疫暴斃，形勢纔得到扭轉。
梅尼斯來華多年，在其主持下，三年前唐山爆發的一次死亡800人的鼠疫得到控制，他也因此聲名遠揚。
梅尼斯響應號召，支援東北，卻在路過奉天拜訪東三省總督錫良時“要官”，說伍連德經驗不足，應該讓位於自己。
錫良拒絕了他的要求。
梅尼斯帶着情緒來到哈爾濱，在沒戴口罩的情況下去鐵路醫院診斷了四名患者。
結果，僅過三天便發病，在醫院又掙扎了三天後去世。
梅尼斯之死震驚了哈爾濱，口罩一銷而空，伍連德的地位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他終於可以調動所有資源，給醫生、警察乃至地方官下命，成爲這場攻堅戰的總司令。
在伍連德的部署下，傅家甸被劃爲四個區，專人專責。每天，各區派出四十支搜查隊，挨家挨戶檢疫；居民出行必須佩戴臂章，跨區活動要特別申請。
針對病人家屬和疑似患者，伍連德專門從鐵路公司借來一百二十節車廂用以隔離。醫生每日診察，連續七天體溫正常方準回家。一些貧民見在此三餐無憂，還有火爐取暖，竟樂不思歸。
一個月後，整套系統步入正軌，但直覺告訴伍連德，問題可能被掩蓋了起來。
雖不清楚肺鼠疫在嚴冬的地下能活多久（後證實是三個月），但那一口口棺材還是讓伍連德覺得像冰櫃一樣保鮮。
不敢掉以輕心的他在嚮導的帶領下來到北郊一個人跡罕至的大墳場，眼前的一幕讓兩人驚呆了……
資政院
改革的春風吹拂着神州大地。
1910年秋，千呼萬喚的資政院終於揭開神祕的面紗，在京舉行了開幕大典。
早上七點，資政院議長溥倫率一衆祕書官恭候於會場。兩個小時後，軍機大臣、各部尚書陸續抵達。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這班重臣集體卸去了朝珠而身着常服，恭迎攝政王御駕。
載灃到場後，接受羣臣三跪九叩的大禮，又讓軍機大臣宣讀了諭旨，便匆匆離去。
一百零一名欽選議員（由皇帝任命）同九十八名民選議員（由各省諮議局推選）的擂臺正式打響。
第一場：國學大師的發難。
法部提出新刑律的草案，其中有一條“無夫奸不爲罪”，即“沒有丈夫的婦女，發生性行爲不算犯罪”。
女人怎麼處理自己的身體，是個人的自由。但那年頭絕大多數婦女還在纏足，波伏娃雖已出生，卻遠在法國——這條有鼓勵婚前性行爲之嫌的法案所引起的軒然大波可想而知。
拿到資政院討論時，一幫守舊的欽選議員登時有倫理綱常潰於一旦的危機感，不惜拼死力爭。
民選議員也不是五四青年，非要畢其功於一役，推翻喫人的禮教。而是另闢蹊徑，從同世界法律接軌，以廢除治外法權、杜絕洋人干涉我國司法的角度切入，曉之以理。
議場中，雙方各逞詞鋒，舌戰不休。
忽然，欽選議員中跳出兩個大儒：勞乃宣和喻長霖。
二人走到某民選議員跟前，長揖爲禮，態度甚恭。
該議員急忙起身答禮，喻長霖卻驀地抓住其衣領，厲聲道：“老兄，兄弟有一事不明，還望賜教。”
事出突然，議員愕然引避，以至衣領都被扯破。
喻長霖不管不顧，泰若自如道：“老兄是贊成‘無夫奸不爲罪’的，假如老兄有一令妹或愛女尚未出閣（嫁人），而有人竟至貴府與其如此如此，照‘不爲罪’之說，大概也只能對此人聽之任之，不加干涉了。不知尊意究竟若何，還請明白指教。”
一旁的勞乃宣也隨聲附和，說“必須請教”。
議員大窘，被兩位以碩學通儒的資格欽點進資政院的老古董弄得下不來臺。
第二場：旁聽席上的獰笑。
選舉特任股股員時，其中三票是用蒙古文書寫的，祕書官不識。傳問翻譯，也不認識。
一個議員建議去問蒙古王公，在場旁聽的軍機大臣那桐突然發話：“這不是議員該管的事。”
又云旁聽席上有理藩部的翻譯，何不問之？
祕書官依言而行，誰知理藩部的翻譯還是不識。結果，有才子之稱、爲清華大學題寫過“清華園”門匾的那桐居然當場失態，拍手大笑。一幫笑點很低的蒙古議員也跟着鼓掌傻笑，會場秩序頓時大亂。
不過，民選議員也經常發起反擊，在號稱“三傑”的雷奮、易宗夔和羅傑的帶領下，同欽選議員錙銖必爭，“隱然若兩黨對峙”，力圖將資政院辦成行使國會功能、獨立於行政體系之外的最高立法機關。
於是，同最高權力機關軍機處爆發了激烈的高端對決。
導火索稀鬆平常。廣西省諮議局向資政院提交了一份針對廣西巡警學堂的議案，很快得到議決。
豈料朝廷竟命資政院將決議奏交民政部審覈——原本平行的兩個部門形式上成了上下級。
溥倫諭旨還沒讀完，舉院便已譁然。
怨謗集於軍機處。憤懣的彈章雪片般飛入紫禁城，卻無一例外地被載灃給淹了。
結果引發了更爲猛烈的質問，要求“說明資政院性質及地位”的奏摺層巒疊嶂地擺到了攝政王的案頭。
載灃也怒了，故意對着幹，高調錶彰軍機大臣，搞得欽選議員都覺得自己是後媽生的，不受待見。
諸如“君上結怨於天下”之類的反動口號此起彼伏，狀元出身的民選議員劉春霖甚至直指載灃“於立憲政體沒有十分研究”。面對洶湧的民意，御史歐家廉在奏稿中感慨：
昔日之亂在匪，而今日之亂在學生、在軍隊、在議員。
當然，鬥爭要講策略。民選議員的戰術有三套：恐、拉、逼。
“恐”就是以撂挑子相威脅，鬧着要回家賣紅薯。理由很充分：既然資政院所議“事事皆空”，還不如早點解散。
而且連退路都想好了：“我們回去也可以辦學堂、辦實業，對國家還是有責任的。”
噎得溥倫無話可說。
“拉”就是拉攏團結一切有生力量。如羅傑在要求溥倫通知軍機大臣來資政院接受質詢時，就闡明此舉不僅體現了對民權和法律的尊重，也有益於議長的聲譽。
“逼”就是耍流氓。如表決“剪辮易服”的提案時，民選議員頑固地堅持記名投票，不給欽選議員濫竽充數的機會，結果連莊親王載功（載勳之弟）等滿族親貴也順應大勢投了贊同票。
雖然美國雜誌《展望》稱資政院爲“最直言不諱地主張改革的機關”，但在革命黨看來，仍是塗脂抹粉的工具。
那也比同盟會屢戰屢敗，內鬥不休強。
孫文在海外策動的國內起義大多以失敗告終，梁啓超稱其爲“遠距離革命家”。
唯一值得一書的鎮南關起義還經不起歷史學家的考證，一深究發現鎮南關根本沒有駐兵，革命黨爬上去滿炮臺插旗，個個揹着一身旗，不知道的還以爲在唱戲。
幾天後，清軍發現了這場京劇堂會，覺得實在太過分了。廣西巡撫張鳴岐立派龍濟光和陸榮廷調兵炮轟，對方卻毫無動靜。爬上去一看，革命黨早溜了。
而所謂的孫文空降鎮南關，親手向清兵發炮，則更屬子虛烏有。
昭昭世人心
1907年，日本政府迫於外交壓力，禮送孫文出境，並暗中給了他兩萬元革命經費。
結果，孫文只給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留下兩千元，剩下的悉數帶走。《民報》主編章太炎正因經費緊張等米下鍋，聞訊震怒，大罵孫文侵吞公款，掀起一陣倒孫狂潮後宣佈脫離同盟會。
雖說章太炎平生以扮演精神病人爲榮，在日本填戶口調查表時職業一欄寫“聖人”，年齡一欄寫“萬壽無疆”，並給三個女兒起名“章（lǐ）”“章叕（zhuó）”“章（zhǎn）”，成心往大齡剩女的方向培養，但絕大多數情況下，頭腦還是清醒的。
之所以被喚作“章瘋子”，皆因愛憎比較分明。
他在報上登徵婚啓事，聲稱“死了可以改嫁，活着也可離婚”；慈禧去世時，他拍手叫好道：“一介遺妾，只知吸食黎民膏血，戕害國家元氣，別無能耐。”
他同孫文結怨，源於孫大炮曾多次向日本政客承諾願以東三省土地換取日本對自己革命事業的支持。
又對內田良平許願：“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日本。”
還對小川平吉許願：“我輩革命如能成功，以滿洲之地，滿足日本之希望，當亦無妨。”
爲了挽救孫文的聲譽，回擊章太炎的質疑，素有犧牲情結的汪精衛不顧好友胡漢民的勸阻，決定以身飼虎。
他帶領同盟會會員黃復生和炸彈專家喻培倫潛回北京，開了一家“守真照相館”，每天不是窩在暗房裏製作炸藥就是沿着醇親王府和皇宮之間的路線踩點，伺機行刺載灃。
傳言案發地是銀錠橋，搞得不少去後海喝酒的文藝青年也能憑欄抒發一下思古之幽情。其實，真正的現場在什剎海旁的甘水橋，一連兩天，汪、黃、喻都躲在橋下埋炸藥，結果不是被狂吠的野狗嚇跑，就是因帶的電線太短而作罷。
第三天，一切準備就緒，黃復生和喻培倫先至，低頭猛幹。
月光下，一團燈影閃過。黃復生心頭一緊，低聲囑咐喻培倫回去報信，自己則藏到樹後觀察。
來者是一車伕，老婆三天沒回家，估計跟人跑了，氣得睡不着，提燈來尋。
黃復生見他往橋下探了探頭，旋即離去，趕緊跑過來扯起已經鋪好的銅線，準備撤離。
豈料，盛放炸藥的鐵罐太重，黃復生憑一人之力無法從坑裏擡出。磨蹭了半天，腳步雜沓，車伕帶兩個巡警趕到。
只好閃人。
炸彈沒了，汪精衛卻並不甘心。一面遣喻培倫再去搞炸藥，一面同黃復生留守。
清廷表面上淡定，暗地裏順藤摸瓜，四處搜查，終於發現了鐵罐的來源——騾馬市大街永鐵工廠。
鐵匠望着一大羣如狼似虎的巡警，趕緊招了：守真照相館。
負責審理汪精衛和黃復生的是肅親王善耆。不出意外，二人必死無疑，遠在日本的胡漢民甚至連悼詩都寫好了。
誰知，善耆是《民報》的忠實讀者，早聞“精衛”之大名，有心要同他侃一侃時政。
善耆：“革命黨宣揚興漢滅滿，乃狹隘的民族仇視。如果國內發生流血革命，外人不正好可以趁亂侵犯中國嗎？鄰國日本，君主立憲，就是我大清的成功榜樣啊。”
汪精衛斷然否定：“日本明治維新，絕非不流血革命，乃西鄉隆盛首發干戈，用武力倒幕而成。而我大清的‘立憲’，完全是幌子，只有民主革命，只有流血，才能救中國。”
善耆口才不敵汪精衛，又見他與黃復生爭認“主謀”，心下已起了憐才之意。
當晚，獄中的汪精衛朗然獨坐，吟出那首廣爲流傳的“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獄卒將詩作呈給善耆，這個皇太極長子豪格的後代頓時感懷於衷：“卿本佳人，奈何做賊？如能爲國家所用，救亡圖存，則我大清幸甚！”
爲此，他力勸載灃從輕發落。
於是，原本誅九族的重罪被破天荒地判爲終身監禁。
對此，載灃的解釋是“爲國罹（遭）罪，宜從寬典”，孫文的解讀是“爲革命黨之氣所威懾”，後人的分析是“故意表現清廷的大度和開明”。
都沒說到點子上。
集會自由，曾經擁有
日俄戰爭後，伊藤博文強迫朝鮮國王李熙簽訂保護條約，將軍事和外交權統統交給日本。
朝鮮的法令和高官任免全部操於“統監”伊藤之手，用朝鮮文人的話說就是：伊藤博文每次進宮，對高宗（李熙）的態度比曹操對漢獻帝還蠻橫。
1909年，伊藤赴哈爾濱同俄國財政大臣會談。朝鮮義士安重根埋伏在哈爾濱火車站，見伊藤下車，閃電般從人羣中衝出，連開三槍，手刃了這個他口中“蹂躪朝鮮的奸賊”。不久，在旅順監獄從容就義。
1910年，繼往開來的日本侵略者連哄帶逼地同李熙之子李坧（zhǐ，純宗）簽訂了《日韓合併條約》。延續了500多年，同明清兩朝相始終的李氏王朝成了歷史書裏的名詞。
吞併朝鮮只是起步價。一向高標處世的日本迅速跟俄國簽訂防禦同盟，相約維護各自在東三省的特權，阻止他國進入。
亡國危機驚醒了士紳階層。
在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的奔走串聯下，湯壽潛（浙江諮議局議長）、譚延闓（湖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湖北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四川諮議局議長）等紛紛響應，發起了一場蔓延全國的請願運動，倒逼朝廷放棄所謂的“九年預備立憲”，速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
長沙教員徐特立在學校演說，稱“不早開國會，不足以挽救危亡”。血脈賁張之下，情緒失控，竟摸出一把利刃，切斷左手小指，寫下“請開國會，斷指送行”八個血淋淋的大字。
各省諮議局代表一到北京，便向都察院呈遞了聯名的請願書，羅列速開國會的四大理由：
一、用舊的行政機構搞新的憲政，鐵定玩兒不轉；
二、一直以來，朝廷都搞祕密外交。割了多少地，賠了多少款，民衆要翻牆才能獲知。再等九年，老本都被賣光了；
三、沒有國會和責任內閣，民憤全部集於皇室。反動統治階級，你們真的睡得着覺嗎？
四、一天到晚侮辱人民羣衆的智商，民智未開諮議局的成功你怎麼解釋？
體制內的開明派如東三省總督錫良、雲貴總督李經羲、山東巡撫孫寶琦以及各駐外公使也陸續致電朝廷，要求政府順應輿論。
順天府丞甚至警告說：“歐洲政變多起於中等社會（士紳），史蹟俱在。”
由此不難想見載灃何以要寬宥謀刺自己的汪精衛——與其揚湯止沸，不如藉機作秀。
問題是前任統治者太會演戲，惟妙惟肖，早就把人民羣衆煉得火眼金睛，不肯輕易上當，非要動真格。
見第一輪請願被上諭駁回，還被軍機大臣潑了一身髒水（爲求增其勢力而已，並非出自民意），議員們不幹了，商定各省諮議局在今年的常會上都只提“速開國會”一案，若再遭拒絕，則集體解散。
第二輪請願隨即展開，各地均出現大規模羣衆上街遊行的場面。
北京青年趙振清和牛廣生率領一干學生，爲即將去資政院遞請願書的代表團送行。他們交給代表一封信，主題是學生們打算“以血購國會”。
正不知要鬧哪樣，趙振清和牛廣生忽然拔刀出袖，意欲自殺，幸被代表們死死摁住。
牛廣生趁人不備，毅然決然地割下自己左腿上的一塊肉。衆人驚魂未定，趙振清又割下自己右臂上的一塊肉。
二人將鮮血塗抹於書信之上，代表們拭淚而去。
對請願書上要求宣統三年（1911）開國會的主張，資政院的民選議員舉雙手贊成。
於是，所有議案都擱置，一開會就高呼“當此危急存亡之秋，除開國會無救亡之法”。溥倫見工作已無法開展，只好同意討論速開國會案。
羅傑、雷奮等人相繼發言，聲淚俱下，義憤填膺。表決時，民選議員又堅持採用起立的方式投票。結果，即便是最保守的欽選議員，也失去了在衆目睽睽之下公然反對的勇氣。
全票通過。
溥倫彙報時，載灃又擺出其招牌式的“默然無對”。
溥大人折中道：“九年籌備，已不合時宜，至少要提前三年。”
善耆常年搞接訪工作（民政部尚書），深知民意不可違，也勸道：“民心忿極，大禍必發。”
載灃考慮的是直隸總督陳夔龍的密奏，內稱“如不開國會，可先設責任內閣”。
陳夔龍的建議出自其老丈人奕劻的授意，隔岸觀火了很久的慶王準備渾水摸魚了。
很明顯，責任內閣一旦設立，資歷最老的領班軍機大臣奕劻將是總理的不二人選。
載灃沒得選。奕劻有隆裕罩着，門徒遍佈朝野，暫時還不能翻臉。
於是，召集王公大臣商討，最後形成決議：次年（1911）設責任內閣，宣統五年（1913）開國會。
當然，妥協不是無條件的。上諭明令解散請願團，禁止再舉行任何形式的請願，否則“必按法懲辦”。
潛臺詞是：此乃底線，不要再得隴望蜀。
1910年11月5日，北京東西長安街和正陽門外大街皆懸掛龍旗，張燈結綵。燈上統一書寫着四個喜慶的大字——慶祝國會。
學校放假三天。各學堂在學部的指示下組織學生齊集於大清門前，高唱歌曲，山呼萬歲。
更多的人卻不願被代表。
政府命令所有報館必須報道普天同慶的新聞，結果只有兩家報紙遵命；
請願團通告天下，明言“國會僅縮短三年”，請願運動宣佈失敗。同時，敦促各省諮議局繼續向政府施壓，並要求開放黨禁；
在雲南扶持講武堂、暗中保護過蔡鍔的李經羲繼承了其伯父李鴻章嬉笑怒罵的傳統，致電清廷，要求速定內閣人選，以免“昏庸老臣勢居要津，新近得幸之臣獨掌祿位”，矛頭直指奕劻和載灃。
時間步入1911，各種徵兆顯示天朝氣數已盡。
諸如“政府喪心病狂，唯恐亡之不速”“直視吾民如蛇蠍如竊賊”之類的反動言論俯拾皆是。
據崑曲家趙子敬回憶，那年春天的一個晚上，他和朋友在家聚會，“忽聞隆隆霍霍起於空中，似雷非雷”，屋外一人大呼：“流星，光何巨也！”
於是，室內諸人疾趨而出，但見夜空“光甚閃爍，照耀萬丈。其聲隨之，愈遠愈劇，迴音作爆裂響，約五分鐘始不見”。
不久，一首民謠開始在古都西安流傳：不用掐，不用算，宣統不過兩年半。
我以我血薦軒轅
奉天。
五千多學生手持“請開國會”的旗幟前往總督衙門哭訴：“我等都知道東三省就要亡了，非即開國會不能保存。”
總督錫良同情道：“上諭有言，‘民情可以上達，民氣不可囂張’，固然很有道理。但依我的心理，不怕民氣囂張。若民氣不囂張，便不能知道國家之亡與不亡。”
武漢。
各界人士爲以湯化龍爲首的赴京同志設宴踐行，報紙公佈了這場悲壯昂揚的送別大會：
國勢阽（diàn）危，外患頻來，豆剖瓜分，已在眉睫。而腐敗政府尚在夢中，專恃消極主義，大好河山斷送若輩之手，種種喪權辱國，無不言之詳矣。
此會名則爲湯君化龍餞別，實則勉湯君化龍死殉。武漢各團體當作後盾，如有不測，漢口全鎮閉市，爲湯君化龍開追悼大會，然後相繼入都，接續拼之以死。
廣州。
落暮餘暉。
斜陽把一隊親兵的影子拉得很長，廣州將軍孚琦坐在晃晃悠悠的轎子裏養神。
作爲榮祿的從侄（堂兄弟的兒子），孚琦的思想並不守舊，否則也不會專程到城外觀看馮如表演飛機試飛。
剛走上東門外大道，一中年漢子斜刺裏衝將出來，擋道攔轎。孚琦只道又是一個上訪滋事的草民，誰料對方竟拔槍而起！
槍聲猝然響起，孚琦不及回神已身中五槍，當場斃命。
審訊現場，兩廣總督張鳴歧親自提審。
刺客叫溫生才，本是南洋的一個礦工，後加入同盟會，與孚琦素不相識，向無私怨。
張鳴歧：“何故暗殺？”
溫生才：“明殺！”
張鳴歧：“何故明殺？”
溫生才高聲道：“唯專制之爲厲，國仇之未報，特爲同胞雪憤耳！”
張鳴歧無奈道：“一將軍死，一將軍來，於事何濟？”
溫生才：“殺一儆百，我願已償。”
兩天後，溫生才被棄市；兩週後，震驚天下的黃花崗起義爆發。
這是一次力量懸殊的搏殺。
以黃興爲首的一百二十餘人組成的敢死隊臂纏白巾，在嗚嗚的海螺聲中直撲兩廣總督署。
是役也，同盟會精銳盡出（胡漢民、朱執信、陳炯明、鄒魯），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裝備精良的總督衛隊竟力不能支。
張鳴歧翻牆逃走，革命黨縱火焚燬督署後退出，與率部前來的水師提督李淮展開巷戰。
硝煙滾滾，把畫面染成了黑白兩色。
慢鏡頭裏，是年僅十九歲的張雲逸。大難不死的他於1955年被授予開國大將銜；
慢鏡頭裏，是寫下了那封感人肺腑的《與妻書》，被“世間安得雙全法”糾結得愁腸百轉的林覺民（“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被捕就義前，連張鳴歧都被他泰然自若的神色打動，道：“惜哉林覺民，面貌如雨，肝腸如鐵，心地光明如雪”；
慢鏡頭裏，是胸前掛滿炸彈、衝在隊伍前端投彈開路的喻培倫。之前同汪精衛刺殺載灃時，喻培倫曾提前返回日本搞炸藥，免於被捕。結果，被汪精衛的情人陳璧君當着衆人的面斥爲“臨陣脫逃”。而今天，獨臂大俠（因試製炸彈殘了一條胳膊）喻培倫終於可以明志了。
黃興被打斷兩根手指，僅以身免，革命黨又一次以失敗告終。並且，犧牲的八十九人，是一批文化程度較高的青年才俊。因此，孫文痛心道：“吾黨精華，付之一炬！”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此役給予清政府的打擊極爲沉重，連作爲“現行反革命”的水師提督李淮也不得不承認：“人心思漢，大勢所趨，非人力所能維持。”
亨廷頓有言：“處於權威危機中的統治者往往會變成最真誠的改革者。對於改革的真誠，源自他們對保住權力的真誠。”
載灃並非和民主憲政有仇，人畢竟也是19世紀的“80後”，思想並不守舊。問題在於，他必須以平庸的資質，解決兩難的境遇，幫行將就木的清廷妙手回春，這就勉爲其難了。
改革需要頂層設計，可頂層只見混亂之治。載洵、載濤、溥倫、善耆、奕劻，各收黨羽，各自爲營，正鬥得熱火朝天。載灃夾在中間，想推行政治體制改革，除了先鞏固權力，幾乎別無他法。
萬衆矚目的責任內閣終於橫空出世。
結果還不如不出。
總理奕劻，協理那桐、徐世昌。
整個一慶袁集團有限公司。
載灃看似落敗，實則在三個關鍵位置上安插了自己人：陸軍大臣蔭昌、海軍大臣載洵和度支大臣載澤。
這也是跟他心目中的良師德國人學的：將軍事和財政牢牢抓住，便能潛御羣臣。
問題是政客們算來算去玩兒平衡，自以爲各方利益都照顧到了，算無遺策，可恰恰忽視了最重要的一環——民意。
內閣成員裏，漢人只有四個，滿員卻佔了九席，其中七人還是皇族，徹底違背了“皇族不掌政權”的立憲原則。
消息一出，舉國譁然。正如《劍橋中國晚清史》所論斷的那樣：“清政府拒不妥協的態度正在把各地立憲派團結起來。他們雖不能領導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馬上接受革命。”
篳路藍縷鐵路史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鐵路國有案。
早在1863年，上海的英美洋行就聯合請求清政府，允許他們建造一條從上海到蘇州的蘇滬鐵路。
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在上報朝廷時結合實際，連哄帶嚇：“太平軍從廣西起事，清軍到廣西要用半年時間，貽誤軍機。而如果有鐵路，從北京到廣西只要兩天。”
結果，清廷以一句“不合我朝祖宗成法”駁回。
1876年，逼急了的洋行玩兒起了“明修棧道，暗造鐵路”，成立了一家“吳淞道路公司”，對外宣稱要築一條從上海到吳淞的馬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
兩千多工人迅速進駐工地，打路基、鋪鐵軌，不到一個月沿線居民便聽到了汽笛的鳴叫。
朝廷顯然不喫生米煮成熟飯這套，立刻通過上海道臺叫停洋行的無照經營。
此事本是對方理虧，有一說一即可。結果清政府偏要扯東扯西，說“壞我風水，有違民意”，用民變嚇唬洋人，好像全中國除了愚民就是暴民很光榮似的。
事實上，吳淞鐵路的出現受到了沿線百姓的夾道歡迎。
因爲洋人不搞暴力拆遷，收購土地不惜出高價以避免糾紛，且對居民祖墳詳細勘察，防止破壞。
同時，鐵路拉動了沿途的就業和經濟，朝廷臆想中的鐵道游擊隊根本沒出現。
真正的敵意來自官員和鄉紳。
地方守舊勢力一度打算用臥軌來阻撓施工，因司機及時剎車而碰瓷未遂。
上海道臺衙門受到啓發，安排一個窮困潦倒、有自殺傾向的士兵去“釣魚”，圓滿完成任務。
用一條人命和二十萬兩白銀換取吳淞鐵路的拆除，對外則示之以“民心所向”，清政府的反科學之路走得是何等艱辛……
1881年6月9日是火車發明者史蒂芬遜誕辰一百週年。當天，爲運輸開平煤礦的煤而修建的唐胥鐵路通車。
選擇這一天剪綵，李鴻章費盡思量。
反對派並不體諒，立刻拋出在高層極有市場的“造鐵路等於開門迎盜”論，嚇唬當權者。
劉銘傳在李鴻章的授意下進京上奏，說各國鐵路都用來鞏固國防，運兵朝發夕至，從未聽說爲敵方所用。
並附上一則“體己”的小貼士：“若鐵路造成，十八省合爲一氣，將來兵權、餉權俱在朝廷，內重外輕，不爲疆臣所牽制矣。”
反對派又祭出聖人，說修鐵路有悖聖賢之道。
李鴻章只好親自出馬，寫了四千多字的長折大談聖人“刳木爲舟，剡木爲楫”的例子，論證修鐵路也是“濟不通，利天下”的正道。
翰林院侍讀學士張家驤換了套思路，從“斷民之利”的角度來反，說鐵路會奪了車伕、船伕的生計，引發社會動盪。
李鴻章舉例說：英國初造鐵路時，也有這種顧慮，後來發現鐵路帶動了沿線城鎮的發展，馬車的需求不降反升。
更猛烈的反擊來自曾隨郭嵩燾出使歐洲的劉錫鴻。
劉大人拋出一個“鐵路不可行者八，無利者八，有害者九”，登時語驚四座。
其實，早在駐英期間，劉錫鴻已經“名揚海外”了。
一位波斯藩王曾問他：“中國爲何不造火車？”
劉錫鴻自以爲幽默地回以“因爲我們正在製造一種不用煤和鐵軌，卻能日行萬里的超級火車”。
見波斯藩王迷惑不解，劉錫鴻自鳴得意道：“根據四書五經的教導，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行之最速之火車也。”
波斯藩王哈哈大笑，劉錫鴻陶醉在自己的“妙論”裏，以爲又創造了一條周恩來式的外交趣語。
對此，《泰晤士報》直言不諱地指出：“阻止鐵路之人，必將貽笑於後代。”
反對派的冥頑不靈讓李鴻章身心俱疲，在一封私信裏吐露心聲道：
鴻章老矣，報國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順手，亦何補涓埃（微小）？所願當局者洞悉中外真情，勿務虛名而忘實際，狃（拘泥）常見而忽遠圖，則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甲午之後，自上而下的改革扭轉了形勢，“要致富，先修路”的常識逐步深入人心，大興鐵路漸成熱潮。
然而，庚子國變把慈禧變成了列強的羊咩咩，逆來順受。洋人們一擁而上，紛紛爭奪中國的築路權。
英法兩國在取得滇緬和滇越鐵路的修築權後，進一步覬覦貫通長江中上游富饒地區的川漢鐵路，英國甚至已派人入川勘察路線。
時任四川總督的錫良當即上疏朝廷，力主自辦川漢鐵路，防止列強染指，得到批准。
1904年，諭旨下發，成都嶽府街掛出了“官辦四川省川漢鐵路總公司”的牌子。
按規劃，川漢鐵路的預計路線自湖北漢口經宜昌，過四川的萬縣、重慶、內江、資陽，最後抵達成都，總長一千五百公里。
錫良與湖廣總督張之洞約定，全程分爲三段：
一、宜昌以東至漢口，連接京漢鐵路的區段由湖北負責修築；
二、宜昌以西湖北境內的鐵路，由四川負責（待全部完工後，經二十五年時間，湖北政府出資贖回）；
三、四川境內的鐵路，由四川負責。
盛宣懷自投羅網
蜀道之難，路人皆知。如此漫長的鐵路線，初步預算高達五千萬兩白銀，錫良不借外債，中央又沒錢可撥，底氣從何而來？
來自踊躍的川民。
雖說不與秦塞通人煙，但進入到20世紀後，在鄒容和吳玉章等人的帶領下，川人的愛國熱情開始如煮沸的火鍋，滾滾發燙。
見平日整天在茶館扯把子、衝殼子的閒人都關心起捍衛路權的國家大事來，錫良決定走一步險棋。
在《川漢鐵路總公司集股章程》中他規定：除官方出資和紳商認購之外，設立“抽租之股”，年納糧十石（一百升）以上的耕田之家，按實收抽取3％，照市價摺合銀兩後作爲鐵路股款。
同有去無回的農業稅相比，作爲有價證券的租股可自由買賣和轉讓，一旦路成，還可分紅。因此，推行極爲順利，甚至連倡優乞丐都爭相入股。
截至1911年，租股獨大，徵收了九百多萬兩白銀。七千萬川民，全部因此同川漢鐵路扯上了關係。
然而，這種全民參與辦鐵路的景象，在盛宣懷看來卻未必是好事。因爲修鐵路需要鉅額投入，且投資回報期長，股散本弱，難成大事。
盛宣懷堅定地認爲，鐵路必須國有化。其邏輯是：既然鐵路事關國家命脈，又有如此豐厚的利益，由政府壟斷經營天經地義。
問題是盛宣懷早已在政治鬥爭中失勢，正走載澤的門路謀求復出，暫時還輪不到他說話。
錫良則趁商部政策放開之機，大搞國企改革，於1907年實現了國有資本的徹底退出。“官辦川漢鐵路總公司”變爲“商辦川漢鐵路有限公司”，並高薪聘請詹天佑擔任總工程師。
與此同時，張之洞也召集湖廣紳商計議，以六百七十五萬美元從美國合興公司手上收回了粵漢鐵路的修築權。
一時間風起潮湧。
1907年，全國有十八家鐵路公司，其中十三家是商辦，以至於泥木匠作、輿馬幫傭，各行各業的人都跑來入股，把洋人看傻了。
美、英、法、德組成的“四國銀行團”利用外交和報紙極盡恫嚇與要挾，煽動說清政府把路權下放給各省是致命的錯誤。
四國銀行團的算盤是：通過給川漢鐵路工程放貸，侵佔路權。
1911年2月，同日本完成了媾和的俄國準備在東北設立軍事觀察站，新一輪的亡國危機使清政府嚇破了膽。
四國銀行團順勢施壓，說中國要想獲得美、英、法、德的支持，前提條件就是締結針對川漢鐵路的貸款。
問題是路權現在屬於川漢鐵路有限公司，徹頭徹尾的民營企業，除非強搶，別無他法。
雖說對天朝而言，打劫民衆向來是其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仍需一條堂而皇之的理由。
鐵路國有化無疑是最好的說辭，因爲當時各國政府都在推行私營鐵路收歸國有的政策，大談“接軌”就行了。
而玩“國進民退”，經驗豐富的盛宣懷顯然是最佳人選。但使盡渾身解數東山再起的他，只撈到個郵傳部侍郎的帽子，離發號施令還差一步之遙。
1910年，徐世昌入軍機處，郵傳部尚書一職由唐紹儀署理。
如無意外，“署理”二字很快便會拿掉，這一掌管全國電報、鐵路的肥差還是抓在袁黨手中，不過從左手交到了右手。
此時，一件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唐紹儀接到委任狀後推三阻四，拒不赴任，連媒體都看出其用意，在報紙上刊文說這是爲了讓“盛侍郎有郵部尚書之望”。
唐紹儀的反常行爲，出自袁世凱的授意。
幾年前，大頭剛當上直隸總督時，曾乘人之危，將屬於盛宣懷的輪船招商局和中國電報總局搶到北洋旗下。二人由此結怨，積恨已久。
於是，由袁世凱幕後導演的這場“贈人玫瑰手有餘香”的大戲，外人自然表示看不懂了。
站在載灃的立場，想託庇於四國，就必須向四國銀行團貸款築路，而這一切的前提是將川漢鐵路收歸國有。
再往深了想，既要搞國有化，又要向列強借錢，沒有比常年周旋於官商和洋人之間的盛宣懷更令人放心的人選了。
袁世凱當然看到了這一點，但同時也看清了另一個更嚴峻的現實。
之前，張之洞遵從民意，贖回了粵漢鐵路的築路權，被輿論贊爲“民族英雄”。
結果，當他向紳商們籌款修路時，所有人都兩手一攤，表示沒錢。
張之洞無奈，拖下去又徒增笑柄，只好向英國貸款修路。
誰知，已被點燃的民族情緒勢不可擋，反對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認爲“去美來英”，原先的合約還不如不廢。
聲討中，張之洞又成了人人喊打的賣國賊，把一生好名的老頭兒逼得“心焦難堪”，乃至“嘔血而死”。
可見，承擔着對內收路、對外訂約的郵傳部尚書一職，已從晚清第一肥差變成一桶隨時可能爆炸的硝化甘油。
正因如此，在袁世凱的佈局中，唐紹儀必須撤離。
他已經看出，鐵路國有政策將是清廷的亡命符。而最好的吟咒者，便是兼具能力與決心的盛宣懷。
打了幾十年交道，袁世凱比盛宣懷他媽還了解他。
首先，此人迷信權力，從來不跟民間資本做坦誠的溝通，唯知以官家的身份利用、欺凌，一旦上位，必能成功搞出一個民怨沸騰的局面；
其次，盛宣懷不是給李鴻章當助手，就是跟洋人搞商務，缺乏基層工作經驗，若出現亂局，絕對擺不平；
最後，是基於對中國社會的整體判斷。在這張由官、學、商組成的牌桌上，文人有道無術，官員寡道多術，商人無道有術。
以無道而居要位，天下寧不亂乎？
但盡臣節所當爲，何論君恩之厚薄
盛宣懷果然沒有“辜負”袁世凱的期望，如願以償地當上郵傳部尚書後，第一件事便是授意御史石長信上了一道奏摺，頗有創意地將全國鐵路分爲“幹路”和“支路”，幹路只許官辦，支路則可商辦。
郵傳部立刻呼應，上奏說：
從前規畫未善，致路政錯亂紛歧，不分支幹，不量民力，一紙呈請，輒準商辦。乃數載以來，粵則收股及半，造路無多。川則倒賬甚鉅，參追無着；湘、鄂則開局多年，徒供坐耗。循是不已，恐曠日彌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
作爲從小到人民公園瞻仰“保路死事紀念碑”的老成都，實事求是地講，盛宣懷並未誇大事實。
以滬杭甬鐵路（上海、杭州、寧波）爲例，清政府原擬借英資築路，遭到江浙兩省紳商的強烈抵制。
於是，兩省各自成立公司，承擔境內鐵路的修建。
浙江鐵路公司推舉諮議局議長湯壽潛爲總經理，在全省募集股金。股款中，有老人的壽衣棺材費，有寡婦的生活儲蓄金。
結果，湯經理的親友團集體跑來賺快錢，爭相介紹築路物資。由於缺乏監管，浙江鐵路公司盲目採購、虧空嚴重，最後竟資不抵債。若非政府施以援手，湯壽潛多半捲款跑路。
川漢鐵路的問題更嚴重。
籌備了八年，集款遠遠不夠。開工無期，耗費卻日多，挪借侵蝕、假公濟私的腐敗行爲比起官場來不遑多讓。
財務主管施典章甚至調撥公司三百五十萬兩資金跑到上海搞投資，中飽私囊，結果遭遇股災，錢全部打了水漂。
許多川籍京官都看出這種靠民間融資修路的風險，紛紛上疏要求政府出面干預：
民盡錙銖，局用如泥沙，出入款項，均無報告；
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後款不敷股東付息。款盡路絕，永無成期……
因此，當鐵路（幹路）收歸國有的上諭發佈時，一開始，民間的反對並不激烈。
將民憤瞬間點燃的是幾天後朝廷與四國銀行團簽訂的出讓築路權的《粵漢鐵路、湖北境內川漢鐵路借款合同》。
兩湖相繼舉行大規模集會，抗議“國有”之命。川路公司也緊急召開了股東大會。
因有巡警在場，會議一開始非常沉悶。忽然，場下一人長嘆道：“四川亡矣！”言未已，即掩面慟哭。
一時間四周哭號相和，聲震屋瓦，連巡警也扔了警棍，伏案而泣。
面對失控的場面，勸業道（商務廳廳長）周善培起身道：“此事不是哭就能解決的，諸君當另想辦法。”
機靈的已然會意，走出會場，帶着哭喪團朝總督衙門走去。
四川總督，此時由布政使王人文（1863—1939）代理。事先得到消息的王大人命人將督署大門敞開，在大堂檐下襬了一張長案，神色泰然地立於案上，靜候請願團。
王人文素以開明著稱，川紳被他凝重的表態感動了：
總督職在爲民，民有隱，職當代請。請而不得，去官，吾職也，亦吾所樂也。
奏請的電報很快傳到權力頂端，王人文避而不談“鐵路國有”，只委婉地提出：川路租股涉及全省百姓的利益，當有萬全之策，切不可操之過急。
載灃漠然以對，繞開新成立的皇族內閣，直接跟郵傳部和度支部協商決策此事，激怒了奕劻，以至於日後局勢崩壞，作爲內閣總理大臣的慶親王拒絕爲此負責，態度極其冷淡。
其實，度支部摻和進來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信號：四國銀行團的貸款是救命錢，載灃要拿來緩解財政枯竭的困境。
因此，給王人文的回電很不客氣地將川紳定性爲“巧借鐵路籌款，專事苛虐小民”的土豪劣紳，並斥責川漢鐵路有限公司“虧倒鉅款”。
王人文擔心刺激到紳商，將朝廷的斥電捂了一個星期，再次上奏苦勸。
回電卻愈發嚴厲：
覽奏殊爲詫異，王人文着傳旨嚴行申飭。
與此同時，載灃起復投閒已久的端方爲督辦川漢鐵路大臣，具體操辦收路事宜。
此差可謂萬人豔羨——還有比政府接收大員來錢更快的職業嗎？
端方的鐵路大臣，行轅設在漢陽。乃至同城爲官的湖北布政使連甲拐彎抹角地找到袁世凱，想通過他走端方的門路，謀一個“會辦”的兼差，撈筆豐厚的外快。
紙包不住火，王人文不敢再掩蓋煌煌上諭，將之前那封指責川紳“誤國殃民”的朝旨公佈了。
事實上，朝旨並沒有冤枉川路公司的大股東和高管——折騰得民窮財盡也沒見着鐵路的影子，還搞出一堆財務窟窿。
川紳自知理虧，集體呈請朝廷，百般辯解，並試探着問了一句：
從前已收已用股款，將來如何退還？
爲了施壓，還不忘把升斗小民推到前臺：
小民最恐本息俱無，款歸無着……
出軌的和諧號
川路公司賬面上還有七百萬兩餘款，盛宣懷有兩個方案可選：
一、餘款退給商民，已用之款轉爲國家股票，再慢慢退本還息；
二、只退餘款，已用拒不承認，把包袱扔給地方政府或那些大股東。
第一種方案正是王人文積極爭取的——實在無法商辦，至少不要給商民造成損失。
問題是，在盛宣懷看來，所謂的“已用之款”根本沒用到正道上，就是虧空，第一種方案完全不用考慮。
OK，那方案二呢？各退一步，耐心說服，至少不會釀成民變。
可惜，盛宣懷屬於那種幹壞事都幹得理直氣壯的，他選擇了一條挑戰所有人底線的不歸路。
國產價值觀裏最混賬的一條莫過於：因爲你黑，所以我要更黑。
最後，所有人都很生氣。
盛宣懷的邏輯是：川路公司的資金主要來源於租股，即農民的散碎銀兩，餘款總額雖大，但分攤到每個農民頭上卻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小錢。而且，經年日久，農民或許早已丟了收據，或許在層層倒賣中成了糊塗賬。總之，這筆錢即使退回去，多半也到不了老百姓手上，而是被地方政府或個別經辦人員侵吞。
既如此，還不如納入中央財政。
在此流氓精神的指導下，盛宣懷和度支部醞釀出臺了專門針對四川、比其他各省更爲苛刻的收路方案：餘款不退，全部轉爲國有。發給商民國家股票，將來盈利可以分紅。
問題是，到時路權還在不在中國都不好說，即使在，通車根本就遙遙無期。事實上，川漢鐵路真正全線貫通的日期是2012年7月1日……
路、款皆奪，盛宣懷成功榮膺四川人公敵。
王人文還想再爭，郵傳部已下令給垂直管理的成都電報局禁止再發有關鐵路的郵電。
交涉渠道堵死，形勢驟然失控。
1911年6月17日，赤日無光。成都各社會團體和川路公司的股東總計兩千餘人，雲集在鐵路公司舉行控訴大會。
首先上臺發言的，是公司高管、曾任度支部主事的鄧孝可。
他摸出一份《蜀報》，大聲朗誦起自己剛剛發表的文章：
既收我路，便須還款。人情天理，勢所必然……有生物以來無此情，有世界以來無此理，有日月以來無此黑暗，有人類以來無此野蠻……嗟呼盛尚書，川人誅不盡，爾亦徒勞矣！
接下來上臺的是四川諮議局副議長羅綸。
羅副議長比較通俗，動情道（用四川話讀更有感覺）：“各位股東，我們四川的父老叔伯們！我們四川人的生命財產，拿給盛宣懷給我們賣了！賣給外國人去了！”
臺下涕泗橫流，哭聲連連，待羅綸講完，“打倒賣國奴盛宣懷”的呼聲已響徹全場。
當公義與私利融匯，國仇同家恨合流，其迸發出的張力足以令任何獨裁者瞠目。
專門領導保路運動的非法組織“四川保路同志會”在會場宣佈成立，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和副議長羅綸分任正、副會長。
在場旁聽的王人文明白，人生最大的一次抉擇，終於到來了。
雲南人王人文站了出來，向大會宣佈：“諸君熱心愛國，吾何惜一官？誓與川人相始終！”
排山倒海的掌聲經久不息。
僅僅幾天時間，加入“四川保路同志會”的川民就達到十多萬。各府縣相繼成立分會，形成了覆蓋全川的網絡。
不管運動朝哪個方向發展，王人文清楚，自己作爲清廷封疆大吏的生涯都即將結束。
爲給仕途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他做出了一個驚人的舉動——彈劾盛宣懷。
親信周善培勸道：“言而聽，誠朝廷之福，四川之幸；言不聽，必有譴，輕亦革職，重且不可測，望公熟慮。”
王人文嘆了口氣，愀然道：“吾以一進士，不三十年，擢居此任，朝廷待我厚矣。值此國家存亡，豈能計個人禍福，默不言耶？”
周善培不再多說。
三天後，一封苦心孤詣的彈章通過驛站送到了北京：
然罪其一人而可以謝外人、可以謝天下、可以消外患、可以弭內亂，臣知朝廷必不愛一盛宣懷，而輕聖祖列宗艱難貽留之天下。臣知盛宣懷之忠，亦必不惜損一身以愛朝廷，且知盛宣懷之智，亦必知合同苟難修改，朝廷即優容，而天下之怨望既深，則未來之患方永……應請皇上天恩，準治臣以盛宣懷同等之罪。既謝外人，使知發難者臣；又謝盛宣懷，使知糾彈者臣。
效果立竿見影——王人文縱民釀禍，着革職進京。
帶着滿腔遺恨，王大人恓惶北上。
蜀地震怒。
在“權奸壓力雖大，匹夫志氣難奪；賊臣羽翼雖豐，衆人公怒難犯”的鼓呼中，保路運動掀起了小高潮。《蜀報》總編朱雲石甚至提出組織民兵，暴力對抗。
御史歐家廉上疏嚴劾盛宣懷二十多條罪狀，川籍、鄂籍京官紛紛跟進，一時間唾沫橫飛。
漩渦中心的盛宣懷仍舊迷信權力，這幾乎是所有商人出身的國人揮之不去的宿命。
他收買了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總經理李稷，繞過董事會，直接任命其爲政府委派的川漢鐵路宜昌段總辦。
川路公司當即反彈，召開股東會，開除李稷，並籌劃商人罷市、學生罷課的示威運動。
載灃慌了，叫來盛宣懷商議。兩人一致認爲，亂世用重典，必須找一個作風強硬的人坐鎮四川。
衆爭之地勿往
被後人罵作“屠戶”的趙爾豐（1845-1911）其實是個悲情的愛國英雄。
從1903年隨錫良入川，歷任永寧道、建昌道，再加侍郎銜，任川滇邊務大臣。
在所轄的“川滇特別行政區”內，趙爾豐積極墾荒、改土歸流（政府收回土司大印，將少數民族地區納入正常的郡縣系統），既推動了川藏邊地的經濟發展，又加強了政府對邊區的控制。
1904年，在榮赫鵬的率領下英軍入侵西藏，佔領拉薩，同噶廈政府簽訂了攫取在藏特權的《拉薩條約》。
爲遏制分裂活動，清廷加趙爾豐駐藏大臣銜。這個常年生活在高原缺氧地帶，處理棘手的民族事務的老人，終於在年逾花甲之齡位列封疆。
親英的十三世達賴極爲恐慌，一面上奏誹謗趙爾豐，一面暗中部署兵力。
趙爾豐當機立斷，提兵入藏，一舉擊潰由英國操縱的西藏僞軍，迫使十三世達賴出逃印度。
作爲一名鐵血丹心的愛國將領，趙爾豐在奏摺中建議朝廷仿照東三省之例，設置“西三省總督”，以杜絕英人之覬覦。
可惜，就是這樣一個不計得失、勇於擔當的治才卻不幸生逢末世。
奉命督川時，趙爾豐清楚，這是要他去當救火隊員。可即使如此，依舊欣喜不已——多少人想當還沒資格呢。畢竟，對芸芸衆官而言，省部級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爲之傾倒，爲之癡狂，韶華白首，至死方休。
當年慈禧“西狩”，瞿鴻禨和張百熙兩個湖南老鄉同屬逃難團成員。二人於西安行在相約，將來無論誰進了軍機處，都幫對方活動，謀取兩江總督一職。
後來瞿鴻禨當上軍機大臣，卻始終無力幫張百熙外放兩江總督。以至於在生命的盡頭，張百熙仍不無遺憾道：“別說兩江總督，看來連一個巡撫都當不上了。”
由此不難想見川督一職在趙爾豐心中的分量。
當然他也清楚，比起邊區的秣馬厲兵，已如一鍋沸水的成都無疑更加危險。
因此，在星夜兼程往回趕的路上，他密切同已經下臺的王人文通信，獲取信息。其中一封寫道：
此事盛（宣懷）之乖謬，固不待言，所異者盈廷不乏明哲之士，竟無一言，何也？公（王人文）所陳者皆爲國至計，豈僅爲爭路爭款哉？乃不蒙見諒，閣部過矣！
8月5日，抵達蓉城的趙爾豐不顧舟車勞頓，直接趕往川路公司，參加正在召開的股東大會。
他當場承諾：“必代川人盡能盡之力，倘有棘手之處，仍望大家來討論，我不敢不努力，大家也不要太急躁。”
話音剛落，就有一比《尋槍》裏的劉結巴還急躁的人衝上臺，對全場高喊道：“如若我們四川的股東、四川的人民並未死心，並不是全無心肝，大家起來，爭爭爭保路呀！破約呀！”
原來是股東之一，後來的民盟創始人張瀾。
尷尬的開場已經預示了悲劇的落幕，但趙爾豐並不灰心，也未遵照“切實彈壓”的朝電，而是耐心地向北京彙報情況，勸說中央接受川民的請求。
懷柔的姿態卻無法阻擋憤怒的雪球越滾越大。由於同盟會趁亂滲透，運動開始向有組織無紀律的縱深方向發展。
店鋪一夜之間集體關門，各種臨時搭建的蓆棚在街頭出現，裏面供奉着光緒的牌位。前來跪拜的紳民絡繹不絕，怒容滿面，搞得趙爾豐非常被動，只好電請中央，問在拆棚的同時能否焚燬牌位？
對此，經常陷入意識形態悖論的天朝又一次選擇假寐，不作正面回答。
受此啓發，寫有光緒名號的木牌在成都賣斷了貨，標準格式是：中間一列寫“德宗景皇帝（光緒廟號）”，兩邊寫光緒生前承諾過的“庶政公諸輿論”和“鐵路準歸商辦”。
川民人手一塊這樣的木牌，頂着滿街亂走，也不喊口號，碰到熟人就交換眼色，表示一切盡在不言中。
趙爾豐頓感壓力山大。他再次致電朝廷，說“兵警難恃”（兵警多爲本地人，同情紳民），建議將“借款修路”一案交資政院討論，以塞洶湧之民意。
北京的回電措辭強硬，沒有任何轉圜餘地。趙爾豐兩頭不討好，徘徊在崩潰的邊緣。
思前想後，只有發動“聯署”這一條路可走了。
於是，一封內容基本不變，但由四川總督、成都將軍、成都副都統、四川提督、布政使、提學使、提法使、鹽運使、巡警道和勸業道等四川所有高級官員聯名的電文火速發往北京。
趙爾豐不知道的是，危險正在逼近，它來自於兩雙窺伺的眼睛。
血案驚天下
任命端方爲鐵路大臣，表面看合情合理，畢竟他曾在湖南巡撫任上協助張之洞辦理過廢約贖路之事。
深究下去，便經不起推敲了。
端方是在署理直隸總督任上下臺的，原因極其搞笑——作爲攝影愛好者，給慈禧的出殯大典拍照，結果被參。
因此，在復出的端方看來，當個四川總督都委屈他了，遑論鐵路大臣？
當然你會說，可以先撈錢嘛。
但這真不是他的愛好。
作爲學者型官員，端方死時包袱裏只有一本《紅樓夢》，身無餘財，可見的確志不在此。
然而，這恰恰鑄就了他和趙爾豐兩人的慘劇。
袁世凱一再勸說自己這個親家，就在漢陽待着，不要急於入川。端方不聽，反而積極行動起來，目標很明確：扳倒趙爾豐。
同他訴求一致的是四川布政使尹良。
四川不設巡撫，作爲總督的左膀右臂，按理說尹良應當爲督臺大人分憂解難纔是，但尹藩司不這麼想。
站在他的角度，上有總督遮風擋雨，不會爲政治風浪遭受朝廷怪罪；下有司道屬官具體辦事，少了承擔行政過失的風險。
但無危意味着無機，風平浪靜了很多年的他，做夢都想抓住一把晉升的天梯。
給王人文打下手時，尹良就大耍無間道。表面上擺出一副憂國憂民的表情，跟王大人共商大計；轉過身去就跟盛宣懷暗通款曲，祕陳“隱情”，把王人文賣了個乾乾淨淨。
趙爾豐上臺後，尹良依然同郵傳部保持密切聯繫，向盛宣懷彙報趙的一舉一動。
議事時，又總愛與趙爾豐耳語，故作神祕狀，招致同僚種種非議。趙爾豐當面申斥多次，仍不改舊習。
同時，他還經常給端方發密電，對處置川民爭路提出自己的見解。
而端方在積攢了足夠的彈藥後，以老辣的文筆發起了彈劾：
趙爾豐庸懦無能，實達極點。始則恫嚇朝廷意圖挾制，繼則養癰遺患，作繭自縛。警兵不畢命而銜泣，是謂無警；軍隊皆本省人而不可用，是謂無兵。無警無兵，四川大勢已去，雖百趙爾豐無益！且光天化日之下，街衢蓆棚何以能任其搭蓋？頭戴萬歲牌，何以能遊行自如？省府爲何地？督臣所司何事？無法無紀，造此怪象，尚覆成何世界？！
次日，迫不及待的端方又電奏北京，申請派重臣赴川查辦趙爾豐。
他的算盤是：如果朝廷允其所請，查辦人選肯定是自己。因爲上面那幫人最怕民亂髮酵，從中央派人下來緩不濟急。
果然，朝旨很快下達，命端方赴川查辦。
誰知他並不着急啓程，而是坐地起價，要求朝廷先劃定他與趙爾豐的事權關係……
載灃極爲窩火，給趙爾豐下了最後通牒，命其必須平息亂局，否則嚴懲不貸。
趙總督被逼上了華山一條道。他私下獲知，即將赴川的端方已和盛宣懷聯手，將以“有意庇民”爲藉口，謀取他屁股還沒坐熱的川督之位。
另一方面，同盟會又大肆印發《川人自保商榷書》，爲武裝起義造勢，而各地也相繼出現抗捐抗糧之事，肝火上衝的趙爾豐終究在煎熬與擠壓中喪失了理智。
9月7日，蒲殿俊、羅綸、鄧孝可、張瀾等保路同志會代表在尹良的邀請下，到布政使衙門會談。
衆人等了一個小時，也沒見着省長大人的面。忽然，上房僕人過來傳話，說總督署打來電話，請各位即刻過去，閱看新到的郵傳部電報。
總督署的官廳裏，又等了三個小時，直到中午才見有人來傳，說大帥有請。
到了另一廳堂，只見正中坐着的卻是尹良。他環視了衆人一番，宣佈說奉大帥命，將爾等拘押。
軟禁了羣龍之首，趙爾豐當即着人查封保路同志會和川路公司。同時，一張告諭遍貼四方：
只拿首要，不問平民。速即開市，守分營生。
然而，在同盟會的煽動下，當天下午，成都市民扶老攜幼、哭天喊地地從四面八方齊集到督署門前，要求釋放蒲殿俊等人。
外面，荷槍實彈的巡防營（新軍成立後淮軍、綠營縮編成的地方部隊）與激憤的人羣緊張地對峙着；裏面，一衆官員惶然無計，坐立不安。
趙爾豐命人傳話，說可以派代表進來談，只要答應開市，立即放人。
人羣不聽，衝破衛兵的防線，湧入轅門。
趙爾豐警告道：“不許再衝，否則開槍！”
人羣仍不聽，又湧進一道門。
趙爾豐踱來踱去，焦灼的目光落在昨日端方拍來的一封語近恫嚇的電報上。內稱庚子年裕祿當直隸總督時，因不聽他（端方）速速拿辦之言，袒護拳匪，最後釀成大禍，連命都丟了。
趙爾豐一再被激，終於舉起了屠刀。
一聲令下，槍聲大作，當場擊斃三十多人。馬隊也得令出擊，衝散人羣。左突右撞中，踩踏致死者又有十多人。
四川巡防營統領（四川武裝警察最高長官）田徵葵殺紅了眼，竟滅絕人性地下命士兵開炮轟擊。眼見炮彈上膛，瞄準人羣，成都知府於宗潼號啕大哭，撲到炮口跟前，以肉身阻擋，方纔避免更大規模的殺戮。
五十多名死者，最大的73歲，最小的不過15歲，職業多爲工匠、裁縫和店鋪學徒，都是社會底層的勞動者，無一公知，無一紳商。
死路
血案過後，趙爾豐立刻發佈戒嚴令，封鎖城門與郵電，切斷成都同外界的聯繫。
同時，電奏朝廷，誣稱川人圖謀獨立，幸虧自己彈壓及時，才彌亂於始萌。
同盟會會員龍鳴劍等人經過密議，連夜趕製出數百塊木牌，上書“趙爾豐先捕蒲（殿俊）、羅（綸），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塗以桐油，投入錦江。
順着縱橫交錯的河網，木牌四散開來，形成一張輻射全川的“水電報”。
各縣同盟會及其發展的“袍哥”接到警訊，立刻組成同志軍，源源不斷地開往成都，攻打清軍。
袍哥雖說是黑幫，但紀律嚴明，決不拉稀擺帶，有違反軍令者，必須當衆自裁。自殺前還要在大腿上捅三刀，黑話叫“三刀六個眼，自己找點點”。
同志軍不需要擾民，甚至不用自帶糧草。每到一處，自有當地的飯館酒店招待，老闆還會主動把錢放到各個軍官的房間。
心虛的趙爾豐發佈了替自己辯解的白話告諭：
爭路是極正當的事，並不犯罪，何至要拿辦？此次所拿，是因爲他們這幾個人想犯上作亂，故意借爭路的名目，煽惑全省的人。煽惑既多，竟至抗糧抗捐，明目張膽，反對朝廷……
所拿首要，非爲爭路，係爲悖逆朝廷，本督堂奉密旨辦理，我們百姓要聽明白，切勿誤會。此次非但不株連我們百姓，且不妨礙我們爭路。就是從前誤入該會（保路同志會）的，只要能立刻改過自新，也便不追問。
僅僅兩日之間，形勢的劇變就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川民雲集響應，贏糧而影從，起義軍瞬間激增到幾十萬之衆。
在這個公平從未實現，正義自古難見的國度，冷漠與麻木纔是國民的常態。而能讓革命熱情如此高漲，則基本意味着大勢已去。
通過其他渠道，清廷瞭解到成都血案另有隱情，而原本催逼趙爾豐強硬的端方又突然改旗易幟，參他魯莽行事、戮民欺君，氣得趙爾豐仰天長嘆道：“平生未受人弄，乃爲端四（端方）所弄！”
對趙爾豐失去耐心的朝廷直接電令成都將軍玉昆，要求徹查亂由。同時，真心意識到必須派一個深孚民望之人去四川收拾爛攤子了。
載灃首先想到的，是在丁未政潮中被慶袁搞下臺的岑春煊。
以“官屠”查“民屠”，確實令人期待。可岑春煊剛出來講了幾句“一定爲民做主”的場面話，四川就傳來吳玉章率同盟會打下榮縣、宣佈獨立的消息，於是停在武昌不走了，打探觀望。
被撤去川督之職、重任川滇邊務大臣的趙爾豐膽寒萬分。他必須“護印”到繼任者的到來，但榮縣的示範效應已經推動廣安等地的獨立，自己坐守空城，性命堪憂。
載灃比他更急，見岑春煊不好用，又把希望寄託在端方身上，任命其爲署理川督，從湖北新軍第八鎮中帶兩標人馬入川平亂。
端方不顧袁世凱的警告，同弟弟端錦率三十、三十一標乘“楚同”號沿江而上，抵達重慶。
剩下的路只能步行，但各府縣都在鬧獨立，連成都附近的龍泉驛都起義了，端方一行，步步驚心。
當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時，端方發現士兵看他的眼神明顯變了。
想想也是，如果在湖北好好待着，這會兒都成“首義功臣”了。結果來了個端方，投胎似的趕着要去成都，還拉上弟兄們送命，將來革命要是勝利了，大夥全成反革命。
端方理解大家的心情，一路上竭盡赤誠，同士兵們稱兄道弟，努力打成一片。
當有人抱怨腳痛不能行軍時，他給對方僱轎子；每遇士兵患病，端錦必親入營中，熬湯伺藥。
行至資州，不敢再走，頗有悔意的端方一度想辭職不幹，卻耐不住朝廷一再電諭，只好自吞苦果，繼續死撐。
趙爾豐的日子更不好過。武昌槍響剛一週，四川保路同志會就發表了聲討他的檄文：
炮斃懇恩之民，並碎先皇神位。以臣轟君，非叛逆而何？
摟民之財，奸民之女，更焚燬民房，不下百千萬戶，全蜀寒心，人人切齒。我朝歷二百餘年，凡全國督撫，間有不臣不子者，至趙逆而已極！
“趙逆”成了朝廷的棄子。誅趙以息川省之潮在中央達成共識，大理院提請把趙爾豐解京審訊。
然而，形勢變化之快，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多米諾骨牌相繼倒下，各省紛紛獨立。
輿論的矛頭又對準“激成川變”的盛宣懷。在資政院殺盛以謝天下的呼聲中，該“誤國首惡”終於被罷，永不敘用，在四國使館的保護下出逃日本。
民心離散。危殆中，清廷頒佈《十九信條》死裏求生，承諾皇族不入內閣，皇權不逾憲法。
歷史的劇變眼花繚亂，趙爾豐也只有自求多福。他親自入獄放人，並在督府大設酒宴，款待蒲殿俊等人。
席間，趙爾豐攤出一堆電報公文，訴說連月來犯下的種種反人類罪都是盛宣懷和端方攛掇朝廷逼自己乾的，非其本心。
蒲殿俊見他所言非虛，也擔心暴力革命演變成殺富濟貧的打砸搶，便組織人手宣發《哀告全川叔伯兄弟》一文，乞求大家刀槍入庫，解甲歸田，不要再給動盪的中國添亂了。
問題是獨立風潮已在各省拉開序幕，而自古就有“天下已定蜀未定”的說法，川民豈肯善罷甘休？
趙爾豐丟掉幻想，一面將巡防營調駐城內，一面把幾百萬庫銀收集起來，打定主意：兵錢在手，扛過亂世。
深諳進退之道的他同蒲殿俊、羅綸等立憲派簽署了《四川獨立條約》，將行政權交給蒲，軍權交給心腹——新軍第十七鎮鎮統朱慶瀾。做完這一切，趙爾豐如釋重負道：“我以前對不起四川人，今天又要對不起朝廷。四川被我弄壞了，只盼你們趕快替我補救。”
11月27日，大典隆重舉行。趙爾豐將四川總督的大印畢恭畢敬地交給蒲殿俊，“大漢四川軍政府”宣告成立。
一時間，錦官城內遍樹白旗，上書一個大大的“漢”字，迎風飄舞。乍看之下，似乎剛剛完成一場不流血的革命。
奢侈的人牲
資州。
武漢和成都皆已變天，端方帶着一支進退失據的軍隊，如坐鍼氈。
小恩小惠已不起作用，但凡智商正常的，都開始設想自己的處境：無論前進還是後退，都要跟革命黨幹仗，腹背受敵。
起義成了唯一的出路。
加之軍中革命代表的煽動，拿端方的人頭當投名狀在官兵中間基本達成共識。
譁變一觸即發，端方和端錦愁坐屋中，相對而泣。
不久，士兵湧至，持槍怒目，叱令二人出門。
兩人被挾持到資州城內的天上宮，坐於條凳之上。端方心存僥倖，對士兵道：“我本姓陶，是漢人。現在想改回原姓，可以嗎？”
端方所言，源於一條流傳頗廣的祕聞，說他母親原是湖廣總督陶澍的婢女，因跟主人私通，被陶妻趕了出來，後流落到託忒克家，嫁給端父，生下了端方。
爲了保命，把醜聞都搬出來了，可惜經不起推敲。
陶澍死於1839年，端方1861年纔出生，時間根本對不上。
其實，即使對得上也已經晚了。
一個士兵喊道：“端方不要巧言！武昌起義，天下漢兒，必當響應。今日不殺你，我輩就是附逆之人！”
端方：“一路入川，我待兄弟們不薄，能否刀下留情？”
一下級軍官道：“這是大人待我們的私恩，今日之事，是爲報國仇！”
言畢，一士兵趨前揮刀。兩顆人頭，應聲而落。
成都。
大漢四川軍政府的正副都督蒲殿俊和朱慶瀾，一個書生，一個武夫，皆是短視之人，相互爭權奪利，完全無法控制四川的亂局。
起義軍和朱慶瀾麾下新軍裏的兵痞個個以“革命功臣”自居，持槍擁械，花天酒地，爲爭奪妓女、搶佔地盤大打出手，成爲地方公害。
爲了顯得有所作爲，蒲、朱二人突發奇想，準備搞一場大規模的閱兵，凝聚軍心。羅綸力諫不可，認爲局勢很亂，人心各異，閱兵只會適得其反。
蒲殿俊不聽，同朱慶瀾在東校場演武廳閱兵。
訓話後，他提出要給士兵發一個月的“恩餉”，登時引起騷亂——之前明明許諾發三個月的。
吵鬧間，有人趁亂鳴槍，校場內頓時子彈橫飛。蒲殿俊和朱慶瀾倉皇逃走，士兵們一湧而出，四處劫掠。商店民宅，損失慘重，天府之國再次陷入血雨腥風。
一些商民終於想起趙爾豐，求其出面穩定局面。
趙爾豐稍事猶豫，還是以“前任四川總督”的名義發佈了一道告示，令亂兵速到衙門受撫。
誰知卻引火燒身，立刻有人懷疑趙爾豐就是兵變的幕後主使。
趙爾豐怒了：“與其破壞於後，曷若不讓於先？”意即我要破壞你們，早就破壞了。
然而，硬邦邦的辯解無助於澆滅對他的猜忌之火，反倒引來更多的矛頭。
兵變最終由大漢四川軍政府的軍事部長尹昌衡平息，他也因此得到了四川都督一職。爲增加政治籌碼，一向瞧不起同盟會的尹昌衡火線入黨，穩住了各方勢力。
兵變得有個說法，新政權也亟須立威，尹昌衡決定用趙爾豐這隻死老虎祭旗，替自己夯實根基。
然而，巡防營還在趙爾豐手上，兵精糧足，來硬的不行，只能捅軟刀子。
於是，尹昌衡連夜拜訪趙爾豐，與他傾訴衷情，大談亂世相互保全之道。
須鬢皆白的趙爾豐久病臥牀，心力交瘁，輕信了尹昌衡的示好，寫手令將巡防營三千人馬交予尹指揮。
心下狂喜的尹昌衡立刻回去部署，命手下管帶（營長）陶澤錕率人活捉了趙爾豐。
12月22日，明遠樓。公審大會。
五花大綁的趙爾豐看見兩面三刀的尹昌衡，破口大罵。
尹昌衡微笑着望了望樓下黑壓壓的普羅大衆，高聲道：“大家說說，該怎麼處理這個趙屠戶啊？”
三聲齊吼，響徹雲霄：“殺！殺！殺！”
陶澤錕手起刀落，砍下了趙爾豐的人頭。
在那個庸官多如狗、貪官滿街走的時代，爲天朝陪葬的居然是一文一武、體制內兩個最優秀的人才，不得不令人感慨：血債還需血來償……
應聲而倒
1911年6月7日，保路運動方興未艾之時。
東邊的田野裏，火紅的朝陽噴薄而出，一會兒就升上了樹梢。透過濃密的柳條，陽光散射出一根根金色的光柱。柳葉上的露水被照得蒸騰起來，化作輕盈的曉霧，從林子裏飄拂而出，如同一片潔白的輕紗。
洹上村迎來了新的一天。
袁世凱的人生，也即將翻開新的篇章。
當日，一個因皇族內閣而對清廷失望透頂的立憲派領袖，肩負着千萬人的重託，專程造訪彰德，就中國的前途，求教於一個下野在家卻身系國運的強人。
張謇和袁世凱的會晤引人遐想，也是兩人相識二十八年來未曾有過的長談。其間，張謇一再勸他出山，袁世凱答以“若有朝一日復出，一切當遵從民意而行”。
從傍晚一直聊到次日凌晨三點，猶嫌不足。袁世凱懇請他留宿一晚，明日繼續，張謇則以趕着進京爲辭，執意告別。
通往北京的火車上，張謇興奮地對助手道：“慰庭畢竟不錯，遠在碌碌諸公之上，不枉老夫此行！”
養壽園，曉色微茫。
連月來，請袁世凱復出的呼聲越來越高。並且，這種籲請不僅來自體制內，更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共識。
兩年多的時間，光《大公報》上關於袁世凱的報道就有一百多條。人們非但沒有遺忘這個正當盛年、遠見卓識的改革旗手，反而在愈演愈烈的亂局中深刻地認識到四個字：非袁莫屬。
於是，舉凡說得上話的頭面人物，無不積極進言。爲袁世凱規劃的職務，則從內閣協理大臣（副總理）、資政院院長到直隸總督、四川總督等。
對此，袁世凱只想說：我不是曾國藩。
他纔不會去當救火隊長，對保薦一概回以“不復作出山之想”。
只有張謇的到訪，引起了他極大的熱情，因爲這標誌着一場政治聯盟的訂立：張謇爲立憲派物色到滿意的政治領袖，袁世凱則找到了擁有龐大社會實力的堅強後盾。
四個月後，辛亥革命爆發。東山再起的袁世凱主持南北議和，委派唐紹儀赴上海談判。臨行前他囑咐道，到滬後必須先見張謇，並轉告其“世凱一切尊重他的意見行事”。
直到此時，後知後覺的人們纔看懂洹上之會的意義。
北京。
在海軍部上班的嚴復從學部、幣制局的兼差中一次性領取了一千兩白銀的薪水。同時，其長子和次子分別是位居二、三品的朝廷命官，一家子都混成了羨煞旁人的既得利益階層。
嚴復的宅子是個三進的南向庭院，有七間房和一個馬廄。他養着青黑兩匹大馬，並有一輛皮篷車。
這樣的好日子，嚴復曾經想都不敢想。即使留學英國，會通中西，但因沒有科舉功名，他擠破了腦袋也鑽不進嚴絲合縫的體制。
怨怒交加的嚴復逢人便發表反動言論，以至於李鴻章想用他，都“患其激烈，不之近也”。
改寫嚴復命運的，是那一本本啓蒙了幾代國人的皇皇譯著：《原富》（亞當·斯密）、《法意》（孟德斯鳩）、《羣學肆言》（斯賓塞）……
1909年，享譽海內外的嚴復終於被清廷特賜“進士出身”，他當即重印名片，鄭重地添上了“進士”這一閃耀着萬丈光芒的標籤。
在清廷陽壽將盡之時，嚴復奉旨爲天朝譜寫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首國歌：
鞏金甌，承天幬（chóu），民物欣鳧（fú）藻，喜同袍，清時幸遭。真熙皞（hào），帝國蒼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佶屈聱牙的歌詞和假大空的內容顯然不利於傳唱，但能得到上諭“聲詞壯美”的肯定，嚴復還是興奮了幾天幾夜。
他已經不是那個用《天演論》開悟國民的嚴幾道了。參加南北議和時，幾乎所有代表都已剪辮，他卻堅持留着辮子，以示對大清的忠誠。
難道人的立場，終究會隨着年齡和位置的改變而改變？若果真如此，一切執着還有什麼意義？
如果每個二十歲的青年所討厭和反對的那個六十歲的老朽，都將是四十年後的自己，那纔是比“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王朝週期律還令人絕望的宿命。
天下歸心的袁世凱能否跳出這一夢魘，暫時還無人知曉。唯一清晰可見的是，清廷終於倒臺。
這在絕大多數國人心裏，已是一件註定遲早發生的事，無喜無悲，只有漠然。
過去的十年裏，內憂頻仍，外患日緊，傲慢的王公貴胄卻從未顯示出一絲應變的智慧，反而在天朝財政崩潰之際作壁上觀，拒絕伸出援手。
自李鴻章隕亡，最後的衛道者也消失了，大清成爲世界上一個最抽象、最做作的空殼。當它總算轟然倒塌時，宛如一個悠長的噩夢隨晨霧一同消失，讓所有人都長長地舒了口氣。
1911年10月10日深夜，冒着綿綿陰雨，張謇在漢口登上“襄陽丸”返滬。不久前，大生紗廠湖北分公司剛剛開業，他過來參加開工儀式。
六天的行程安排得滿滿當當，上至湖廣總督，下到諮議局諸公，誰不想結識這位名滿天下的商業鉅子？
起身時，張謇聽說督署轅門前掛出了三個革命黨的人頭，心下一沉，抓緊訂了當晚八點半的頭等艙船票。
一衆紳商來到江邊恭送張謇，只見對岸武昌城內火光沖天，照亮了半幅夜空。
輪船開動後，張謇站在甲板上，聆聽着隱隱約約的槍聲，心情複雜。
他是吼立憲吼得最兇的人，也是最不希望看到國亂之人。庚子年向兩江總督劉坤一進言倡議東南互保是爲了穩定，領導江蘇乃至全國的立憲運動還是爲了穩定。
畢竟，張謇的商業帝國已輻射到了長江上游，若時局動盪，官員可以舉家移民，創造價值的實體經濟則避無可避。
在日記中，他凝重地寫道：
舟行二十里，猶見火光熊熊燭天也……
理想主義者都是跟你鬧着玩兒的？
如貝婁所言，毀滅總是輕易而尋常；又如艾略特所寫，這世界倒塌了，不是轟然作響，只是唏噓一聲。
中亞有過多少王國，而今唯餘莽莽黃沙，誰會真的爲之嘆息？“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嘆明之亡的《桃花扇》方纔傳唱了兩百年，輿圖便又換了稿，不得不令人感慨歷史就是一首單曲循環的死亡金屬。
當年甲午敗績，李鴻章收到幕僚的報告：“倭人常謂中國如死豬臥地，任人宰割，實是現在景象。”
其實，每個人都有尊嚴，只要他們可以有。薩特曾說，人不是一種個性，也不是一個故事，而是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間無休無止、軟弱無力地來來往往。
人所面臨的無窮選擇中，最根本的一條便是“普遍”與“特殊”之間的抉擇。對自我實現的渴望，總能激起人性中不安於現狀的一面，從而擺脫共性邁向個性。這種內與外之間的遊移、衝突構成了人生的全部，痛苦的、歡樂的。
這也解釋了爲何自由有着種種遺憾，但對自由的嚮往卻在一代又一代人手中薪火相傳。
話說當年德軍入侵，眼看山河破碎，卡夫卡卻在日記裏淡定地記錄自己購物、游泳之類的瑣事——這是他的權利。
羅素總結道：“參差多態，纔是幸福之本源。”
也可見，自由不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而是不想做什麼就可以不做。
從這個角度看，清廷不亡，天誅地滅。
更本質的原因，托克維爾已經說得很透：
在這種社會中，人們相互之間再沒有種姓、階級、行會、家庭的任何聯繫，他們一心關注的只是個人利益，蜷縮於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專制制度非但不與這種傾向作鬥爭，反而使之暢行無阻；因爲專制制度奪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處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動的機會，專制制度用一堵牆把人們禁閉在私人生活中。人們原先就傾向於自顧自，專制制度現在使他們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彼此凜若秋霜，專制制度現在將他們凍結成冰。
在這類社會里，沒有什麼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拼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爲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易手，改變着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拼命地攢錢或賺錢。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慾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爲最普遍的感情。
中國的統治者喜歡將人民稱作“羣衆”。“羣”字的繁體是上“君”下“羊”，即高高在上的君主統御着散亂如羊的臣民。漢字改革後，“羣”字成了左右結構，看似平等，但在中國文化裏左尊右卑是約定俗成的慣例，依然凸顯了君王的尊貴和羊羣的恭順。
正如梁啓超所說，“數百年卵翼於專制政體之人民，既缺乏自治之習慣，復不識團體之公益，唯知持個人主義以各營其私”，專制對人心的荼毒如此之深，以至於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踏上了通往奴役之路。
保持虛假的神祕和真實的黑暗是極權政治的胎記，它刻意營造的深不可測使被統治的人們從來不會知道任何真相與歷史。
久而久之，便出現了哈維爾描述的景象：
在每個人內心深處，他一方面是奴僕，畏懼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隸主，踐踏下屬。專制就是以這種方式把整個社會納入它的系統，使人不僅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創建者。人們既是囚徒，又是獄吏。
這也解釋了爲什麼一個不再被人們認可或相信的意識形態依舊可以發揮政治與社會價值分配的功能。因爲哪怕它看上去漏洞百出、謊話連篇，但只要人們仍能通過它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便可運轉良好。
人，是嚮往自由的；但人又是懶於思考、習故安常的。因此盧梭諷刺道：“人是被迫而自由的。”
羣氓的集體無意識是如此頑固，以至於勒龐賭氣般斷言文明的進步誕生於謬誤。
清楚了鐵路兩條鐵軌之間的標準距離爲什麼是1.435米，你會發現這話還真沒亂說。
早期鐵路的寬度遵循的是電車的輪距，電車遵照的是馬車的輪距，馬車又是按英國馬路的轍跡設計的，源自古羅馬的標準：1.435米。
羅馬人爲什麼以此爲戰車的輪距？因爲這是牽引一輛戰車的兩匹馬屁股的寬度。
考慮到美國航天飛機燃料箱的火箭推進器要用火車運送，因此該設備的寬度也是由鐵軌決定的。於是你會發現，兩千年前兩匹馬屁股的寬度決定了人類上天的事，隱藏在背後的邏輯卻很少有人去思考，就像鮮有人思考執政黨是否有在民政部門登記、軍隊到底屬於國家還是屬於個人這類常識性的問題。
拉丁格言有云：一個瞭解事物原由的人，纔是幸福的。但這話擱中國，也許得改成“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黴的”。
不過，你以爲理想主義者都是跟你鬧着玩兒的嗎？自命不凡的天朝混到1911年，終於倒大黴了。
陽夏之戰
漢口古稱夏口，因此漢陽、漢口總稱陽夏。
經過四十天血與火的廝殺，北洋軍攻佔漢口，卻遭遇了噩夢般的巷戰。
革命黨提着腦袋造反，早已自絕後路，個個奮勇殺敵，不作他想。首義時曾在楚望臺立過大功的馬榮受傷後被敵人活捉，剖心剝皮，猶罵不絕口，毫無懼色。
見革命軍像打了雞血一般，馮國璋大怒，下令縱火。
頓時，烈焰延綿三十多里，燒掉了十分之九的城區，只剩一片焦土和廢墟。
漢口淪陷。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一個讓黎元洪眼前一亮、以手加額的救星降臨武昌。
黃興。
比孫文小八歲的黃興，在同盟會中的威望遠較前者爲高。
章太炎曾倡議：“若舉總統，以功則黃興，以纔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壓根兒沒孫文什麼事。
章士釗也稱，自己弱冠以來交遊遍天下，以光明磊落、任勞任怨的黃興最易交。繼而評價道：“孫、黃合作，最理想不過。一個在海外奔走，鼓吹籌款。一個在內地實行，艱辛冒險；一個受西方教育，一個喝傳統墨水（秀才）。”
其實，珠聯璧合的孫、黃，本質的區別在初識後的一個月內便展露無餘。
當時，同盟會成立，孫文提議叫“中國革命同盟會”，生怕別人不知自己在造反。黃興覺得還是低調些好，悶聲造大反，把“革命”二字刪掉，衆人一致贊同。
實幹興邦的黃興和浪漫派詩人孫文之所以磨合無間，蓋因前者具備國人身上稀缺的配角意識，甘當綠葉。
黃興曾自述：
我革命的動機，是少年時閱讀太平天國的雜史。金田起義後，洪楊（洪秀全、楊秀清）本來頗知共濟，故能席捲湖廣，開基金陵。不幸的是，因他二人有了私心，互爭權勢，自相殘殺，以致功敗垂成。我讀史至此，不覺氣憤騰胸，爲之頓足三嘆。
同盟會發生過多次“倒孫”風波，若非黃興堅信革命不能懷有私心，拒絕取而代之，洪楊故事早就重演了。
然而，他畢竟是書生，對軍事並不專業。之所以在同盟會取得一人之下的地位，除了每次起義都躬親策劃、身先士卒外，還有一個鮮爲人知的原因。
彼時，留日的陸軍士官生裏，有一百多人加入了同盟會，如李烈鈞、尹昌衡、程潛等，皆爲一時之選。
由於是官派留學，精英里的精英，回國後便可掌握兵權，因此要做好保密措施。
於是，這幫人平時都不去同盟會總部，只跟黃興單線聯繫，入會證也統一交他保管。
日積月累，黃興在革命軍人中樹立起崇高的威信。當他出現在武昌時，城內士兵，奔走相告，並高舉大旗，上書三個大字：黃興到！
黎元洪拉着黃興的手，興奮道：“克強兄你來，武漢幸甚，革命幸甚！”
鑑於黃興屢戰屢敗的造反履歷，黎元洪不指望靠他打跑科班出身的馮國璋。之所以高興，完全出於有人接過包袱，自己如釋重負。
宋教仁（1882—1913）卻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欲推黃興爲兩湖大都督，置於黎元洪之上。
湖北軍政府參謀部部長吳兆麟極力反對，認爲此議會導致內部分裂，不如委任黃興爲戰時總司令。
衆人均無異議，黎元洪當即登壇拜將，親授黃興關防令箭。儀式走完，主次揭然，黃興人望再高，也不過是黎元洪的手下大將。
由此可見，段祺瑞對黎元洪的評價“貌似厚重而實有權術，外似深沉而內有心機”還是很客觀的。
黃大將軍到漢陽組織人馬，見光復不久的湖南派來兩協軍隊相助，登時豪情萬丈，準備反攻漢口。
吳兆麟又跳出來反對，力主堅守漢陽，且分兵至六十里外的蔡甸佈防，因爲此地是北洋軍從側面包抄漢陽的必經之路。
事實證明，黃興的軍事才能還不如一個連長（吳兆麟起義前是新軍隊官）。
發動突襲的當晚，大雨滂沱，革命軍佔盡天時，卻因軍紀渙散，找不到認真作戰的，唯見大聲喧譁者，到民房躲雨者，家在漢口直接步行回家者……
在北洋軍機槍的掃射下，潰敗的革命軍被趕到漢江邊上。
結果悲哀地發現，形式主義害死人——戰前黃興爲了搞他那套“破釜沉舟”，把浮橋都拆了，自絕退路。兵荒馬亂間，掉進江中淹死者不計其數。
退守漢陽的黃興極其被動。
武漢三鎮裏，漢陽地勢最高。尤其是龜山，在上面架個炮，指哪轟哪。
一切如吳兆麟所料，北洋軍經蔡甸攻打漢陽側翼。
面對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敵軍，兩協湘軍的鬥志受到了嚴重摧殘，血戰五日，紛紛逃回湖南。
在付出傷亡三千多人的代價後，漢陽失守。
憂憤交加的黃興當場想自殺，爲同志所阻，棲棲遑遑地跑回武昌。
軍政府召開緊急會議，怒氣未消的黃興指責一些軍官沒有貫徹執行他的作戰方案。
見黃興新敗之後還這麼囂張，衆人拍案而起，斥其無能，一時間爭吵之聲響徹屋頂。
黎元洪又出面當和事佬，平復了兩邊的情緒。接着，同與會人員盤算下一步棋怎麼走。
黃興作爲常敗將軍，敵進我退慣了，當即提出收拾殘兵，棄城順江而下，會合廣東的革命軍，攻打南京。
舉座譁然，衆皆反對。
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憤激道：“若失武昌，敵人盤踞上游，即使攻下南京又有什麼意義？不過是像洪秀全那樣苟且待斃！”
說着拔出腰間手槍，大呼道：“敢有再言放棄武昌者，即爲漢奸，殺無赦！”
衆人一致叫好，起立鼓掌，黃興面如土灰。
黎菩薩打岔說要陪黃司令休息一下，把黃興拉離了會場。
當晚，成事不足的黃興黯然離鄂。
與此同時，馮國璋被清廷授予男爵，感動得號啕大哭：“想不到我一個窮小子竟能封爵，真是天恩浩蕩！”
這就是袁世凱要廢科舉的原因——馮國璋秀才出身，思想卻比沒有功名的段祺瑞迂腐，可見八股取士害人不淺。
感激涕零之餘，馮國璋將南下前袁世凱面授的六字方針“慢慢走，等等看”拋諸腦後，準備一舉蕩平武昌。
結果接到了袁世凱緊急叫停的電話。
灤州兵諫
武昌槍響後，在奕劻、徐世昌等人的推波助瀾和列強的施壓下，急火攻心的載灃不得不忍淚屈從，請袁世凱出山，並負氣道：“就照你們的辦！若日後有事發生，都不要推卸責任！”
你不高興，我還不樂意呢！因“足疾”而被開缺的袁世凱上折推辭道：
臣舊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牽及左臂，時作劇痛。近自交秋驟寒，又發痰喘，頭眩心悸，思慮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當力疾就道。
話雖沒說死，但整個一快進ICU的架勢（其實精神好得很，一頓能喫五個大饅頭），還怎麼出山？
見“湖廣總督”引誘不了袁世凱，載灃強壓怒火，派出了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你不是想“抱膝長吟”嗎，那我讓你大哥來勸駕。
果然，袁世凱亮出了復出的底牌：
一、明年即開國會；
二、組織責任內閣；
三、寬容參與起義的黨人；
四、解除黨禁；
五、委以陸海兩軍最高權力；
六、保證充足的軍餉。
實現前四條，能和平過渡到民主共和國；實現後兩條，能兵不血刃地完成王朝更替。
對“袁六條”，載灃斷然拒絕，但很快就被次第倒下的多米諾骨牌嚇傻了。
陝西獨立，署理巡撫錢能訓出逃，西安將軍文瑞投井自殺；
雲南獨立，雲貴總督李經羲被禮送出境，鎮統鍾麟被擊斃；
江西獨立，巡撫馮汝騤吞鴉片自盡，成爲漢族疆吏中爲清廷殉節的第一人。
山西。
巡撫陸鍾琦曾當過載灃的老師，剛從江蘇布政使任上調來山西。其子陸光熙在日本留學，已加入同盟會，聽說老父成爲一方大員，趕緊回國勸其反正，以免覆巢之下無完卵。
可惜，生活就像墨菲定律，害怕發生的事終究會發生。
陸鍾琦上任不到半年，人生地不熟，對摻了許多留日學生的新軍放心不下，決心效仿各省的普遍做法，將巡防營調入太原駐守，把新軍打亂分派到晉南晉北。
還沒來得及實施，鄰省的西安便宣佈光復。手忙腳亂的陸鍾琦根據自己的觀察，覺得新軍標統（團長）閻錫山（1883—1960）態度尚好，不甚激進，便找他商量。
剛滿二十八歲的閻錫山心機似海，當年在日本時，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事到危難宜放膽，人非知己莫談心”。
早就和同盟會暗通款曲的他不動聲色地向陸鍾琦獻策道：“太原新軍裏，只有姚以價那營不穩。姚的老家在晉南，靠近陝西，不如多給些錢糧，遣他去那防守，省城自可無虞。”
由於符合既定方略，陸鍾琦依言而行。
這就給姚以價找了一個要子彈的藉口。
軍隊開拔前，撫臺衙門敷衍說“子彈隨後補充”，姚以價嚴詞拒絕，說“世界各國，還沒聽說有部隊出征卻不帶一顆子彈的”。
僵持了兩天，閻錫山站出來扮好人，說子彈可以先發一半，讓他們走了再說嘛。
結果彈藥一到手，姚部立反，閻錫山麾下三營也加入助戰，一舉攻克太原。
爲了好言勸導陸鍾琦，早已剪辮的陸光熙甚至買了條假辮子安在腦後，誰知一夜之間風雲突變。
被槍聲驚醒的陸光熙趕緊起身去尋父親。一出大堂，正好碰上革命同志亂槍掃射，當場斃命。死不瞑目的他，瞳孔裏映射出的最後一幕是橫在地上的父親的屍體。
陸家滿門被屠，包括陸鍾琦十三歲的長孫，慘烈程度直追《神鵰俠侶》裏的陸展元。
新軍協統（旅長）譚振德單騎趕來，也被亂槍打死。山西宣佈獨立，閻錫山被舉爲軍政府都督。
見腹部暴露到了革命軍的槍口下，清廷大驚，急調第六鎮鎮統（師長）吳祿貞（1880—1911）率軍前往鎮壓。
個頭矮小的吳祿貞性格放蕩不羈，甚至納娼爲妾，早年在日本士官學校求學時，因出類拔萃，同張紹曾（後任二十鎮鎮統）、藍天蔚（後任混成協協統）被時人稱作“士官三傑”。
回國後，吳祿貞攀上良弼這棵大樹，累遷至副都統。好友幫他策劃：副都統與撫臺品級相當（正二品），但無實權，不如設法謀取一省之巡撫。
吳祿貞反志已定，籌集了兩萬兩白銀，送給奕劻。不久，慶記烏紗貿易有限公司來話說：各省巡撫都未出缺，只有新軍第六鎮鎮統一職需人。
第六鎮原歸被載灃排擠走的段祺瑞，兵精糧足，且駐紮保定，便於起事，吳祿貞欣然赴任。
很快，他便和同樣心傾革命的張紹曾、藍天蔚借軍事演習策動“灤州兵諫”，向北京施壓，要求速開國會。
灤州就在直隸境內，可謂肘腋之變。清廷惶恐不已，非但不敢怪罪，反而下令嘉獎張紹曾，授予侍郎官銜。
按下葫蘆浮起瓢。光復後的山西，革命力量集於娘子關一帶，虎視北京，局勢危如累卵。
當然你會問，吳祿貞已有前科，再調他去打閻錫山，不是飲鴆止渴嗎？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首先，吳祿貞反跡未彰，正好藉此機會觀察其動向；
其次，第六鎮離京城太近，一旦倒戈，後果非常嚴重，必須調離；
最後，任命吳祿貞爲山西巡撫，打動其心，瓦解異圖。
結果，吳祿貞一到山西，便單騎會晤閻錫山。二人密謀成立燕晉聯軍，同張紹曾的二十鎮合力攻打北京。
誰能替天行道，英雄還是法治？
洹上村。
清廷之亡，已無懸念。擺在袁世凱面前的，是兩條路：
一、替清政府撲滅起義；
二、幫革命軍打垮清廷。
袁世凱夙懷亡清之志，助紂爲虐與其立場不符。並且，革命風潮席捲海內，方興未艾，爲了一個寡恩薄情的腐敗政府而同天下人爲敵——那得有多強烈的自虐傾向？
即使肅清了全國叛亂，載灃也絕不可能坐視袁世凱尾大不掉。等待大頭的，仍是卸磨殺驢的老戲。
第二條確實令人期待，揮師北上，盡誅滿人，就像東晉時頒佈“殺胡令”的冉閔，被後世譽爲“再造玄黃”的民族英雄也未可知。
半個世紀前，平定了洪楊之亂的曾國藩威震華夏，人稱“三千里長江，無一船不掛曾字旗”。
慶功宴上唱堂會，有一出關於司馬懿的戲被曾國藩當場叫停。司馬懿從孤兒寡母手上篡了曹魏政權，而時局恰好是慈禧垂簾，主少國疑，杯弓蛇影的曾國藩自然怕引起上面的猜忌。
左宗棠來信試探：“鼎之輕重，似可問焉”，曾國藩趕緊將“似”改爲“未”，原信退回；
弟子彭玉麟垂詢：“東南半壁無主，老師豈有意乎？”曾國藩當着衆人的面把彭信喫進了肚子裏。
此一時，彼一時。雖然馮國璋、張勳等北洋舊部還一副犬馬戀主之情，但君之所向，天下趨焉，同革命軍併力推翻清廷，絕非癡人說夢。
楊度明白袁世凱的心思，卻沒有就事論事，而是聊起了法國大革命。
18世紀的法國，社會階層劃分爲三個等級：第一等級僧侶（天主教神父）、第二等級佩劍貴族（政府官員）和第三等級市民。
國王路易十六比他那個叫囂“我死之後，管他洪水滔天”的前任要開明得多，巴士底獄沒有政治犯，抨擊統治階層的歌劇《費加羅的婚禮》也被請進了凡爾賽宮演出。
然而，危機恰恰發生在改革的中途，而且是經濟繁榮的年代，這無疑顛覆了“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的常識。
其實，改革一旦啓動就不能停止，否則改掉的部分將使沒改的殘渣顯得格外觸目，難以忍受。
就像你過河過了一半，摸到一塊大石頭，欣喜地摟在懷裏不動彈，那唯一的結局便是被身後也想過河的人羣拍死在河牀上。
法國大革命就發生在彈簧鬆弛之時，直接導火索是稅收問題。
由於支持美國獨立戰爭，國庫嚴重虧空，路易十六叫來貴族，勸他們讓渡一些利益，幫國家挺過難關，遭到拒絕。
走投無路的路易十六隻好召開中斷了一百七十五年的三級會議，把三個等級召集到一起，共商國是。
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即便路易十六願望良好勇氣十足，三個不同的階級又怎麼可能達成共識？
第三等級不但沒有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還被告知要徵收新稅。代表們賴在巴黎不走，從討論稅收演變爲討論憲法。
不巧的是，凡爾賽宮又傳出小道消息，說王室準備調集軍隊，血洗巴黎。一幫深受伏爾泰啓蒙的市民乾脆先下手爲強，揭竿而起。
起義爆發後，路易十六一度採取妥協立場，通過《人權宣言》，推行君主立憲。
然而，革命就是得寸進尺，釋放了的民意比《蝙蝠俠之黑暗騎士崛起》裏的哥譚市民還瘋狂。
誰的聲音更響亮、主張更激進，誰就能上臺執政。一時間，吉倫特派、山嶽派、雅各賓派走馬燈似的你方唱罷我登場，直到羅伯斯庇爾掌權，清除異己，實行恐怖專政，將制度革命推演爲文化革命，建立精神烏托邦，卻最終身死人手，唯餘一片道德理想國轟然倒塌後的廢墟。
令人唏噓的是，羅伯斯庇爾是啓蒙運動旗手盧梭的狂熱粉絲，一直致力於將偶像的哲學思想運用到政治實踐當中。而寫出了《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以及《社會契約論》的盧梭，其核心思想卻是天賦人權，人人生而自由平等……
楊度沒有去分析從小革命到大革命，從改造社會到改造人性，革命何以最終搞得人人自危，與人心爲敵。做夢都想當帝王師的他，哀嘆的是盧梭死得太早，沒能看到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的成立。
袁世凱則像被說中心事一般，聽得後脊發涼。
羅伯斯庇爾唯一的錯誤便是沒有生在中國，否則以其殺伐決斷臉厚心黑的個人素質，想必功不在秦皇漢武之下。
這是一個重複上演搶舞臺、爭主角的國度，無限循環。
見始皇出巡，威風凜凜，劉邦和項羽不約而同地發出“大丈夫當如是也”和“彼可取而代之”的喟嘆，其核心都是對當歷史看客的不甘。
無論“逐鹿中原”還是“問鼎天下”，鹿和鼎都是唯一的，不容他人染指。
於是，分久必合的大一統思想便同個人野心孟不離焦地纏繞在一起。
天無二日的一元文化，是中國政治的核心邏輯。即便以新新人類自居的同盟會，也不例外。
刺客蔣中正
上海光復後，功勞最大的光復會骨幹李燮和被起義同志推爲滬軍都督，引起蔣介石的良師益友、同盟會一霸陳其美（1878—1916）的強烈不滿。
跟霍元甲過從甚密的陳其美在上海經營多年，同黑幫無賴打成一片。爲了都督一職，不惜派人刺殺李燮和。
這就有點恩將仇報了，畢竟李燮和曾率兵將陳其美從江南製造總局裏救出來。
該局是晚清首屈一指的軍工廠、李鴻章給洋務運動作出的最好詮釋。陳其美爲了搞到起義用的軍火，找製造局總辦談判，希望策反對方。
問題是你讓旱澇保收、工資條能嚇死草民的國企老總去當官他都未必樂意，還指望他毀家紓難，跟你造反？
果然，陳其美直接被關了起來。
等光復會打下製造局，好不容易找到陳時，發現其形象頗爲狼狽：手足戴着鐐銬，坐在一張條凳上，頭緊緊地靠着牆壁，一動不動。再一看，原來辮子從牆上新鑿的小孔拉出房外，繫着樑上懸掛的一個鐵鉤，故而紋絲不動……
重獲自由的陳其美又恢復了“四捷”（人稱其“口齒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動捷”）的威風，見暗殺未遂，乾脆派自己的黑道兄弟拿着手榴彈去威脅李燮和。
光復會在江南經營多年，李燮和根本不怕當鋪夥計出身的陳其美，只因顧全大局，不想跟黑幫火拼，選擇了低調閃人。
當上滬督的陳其美並不滿足，正好時任浙江都督的湯壽潛去南京臨時政府赴任交通總長，便又打起了浙督的主意。
然而，輿論一邊倒地擁護光復會領袖陶成章（1878—1912），認爲“非陶公繼任，全局將解體矣！”“斯人不出，如蒼生何！”
被梁啓超譽爲“當世墨子”的陶成章常以麻繩束腰，腳穿芒鞋，奔走國事，四過家門不入，兩番謀刺慈禧，可謂光復會的靈魂。
多年來，經陶成章之手的革命經費數以萬計，他自己卻衣衫襤褸、粗茶淡飯。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煙花巷陌的常客陳其美，由於三天兩頭往娛樂場所鑽，輿論攻擊不斷，被上海人稱作“楊梅都督”。
其實早在日本時，陶成章就曾當着孫文的面苦勸陳其美戒嫖戒賭，遭到後者記恨。
以個人身份加入同盟會後，陶成章發現，在孫文的領導下，同盟會的管理和財務極其混亂。
一次，孫文託日本友人訂購了兩千支快搶，供起義同志使用，結果被章太炎探知是早已淘汰的劣槍。
還有一次，大難不死的起義同志逃回新加坡，身無分文，欲賣身作豬仔（苦工）。衆人同孫文商量，設法接濟，不料孫卻說：“聽之可也，不必管他。”
最誇張的是坐視爲革命宣傳立下汗馬功勞的《民報》（同盟會機關報）風雨飄搖，幾近斷炊，卻始終不肯施以援手，任其自生自滅。
主編章太炎餓得眼冒金星，連催孫文給錢，且只需三千銀元便能解燃眉之急，卻被告知沒有。
最後《民報》被封，章太炎因交不出罰金，險些罰做苦役。
爲此，陶成章同章太炎多次發動“倒孫”，要將其趕下臺，另選賢能；孫文則四處誣衊二人爲清廷的偵探。
由於內部紛爭不斷，孫文的權威受到嚴重的挑戰，胡漢民、宋教仁等相繼單飛，回國成立支部。若非黃興極力維護，同盟會早已分崩離析。
陶成章心灰意懶，在東京重組光復會，分庭抗禮。
上海光復前，陳其美已同陶成章冰炭不容，向蔣介石等人吐露心事道：
今武昌爲首義之區，而江浙爲光復會勢力所在，若先於我等舉事，同盟會將無立足之地。故吾人爲同盟會計，爲報答孫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計，不得不繼武昌而立奇功於長江下游。苟能從上海入手，次第光復江、浙、皖、贛，以達北京，共和告成，同盟會化爲永佔優勢之政黨，始可無恨。今李燮和以協助光復爲名，由鄂來滬，其人爲陶成章之親信，居心可知。諸同志好友，能有出奇制勝之策乎？
就差直接說：“有能手刃此二賊者乎？”
1912年1月14日凌晨，蔣介石奉陳其美之命在上海法租界廣慈醫院槍殺了陶成章。
時論普遍認爲，刺陶是孫文默許甚至直接指示的。
1943年，這樁公案塵埃落定三十年後，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
餘之誅陶，乃出於爲革命、爲本黨之大義，由余一人自任其責，毫無求功、求知之意。然而總理（孫文）最後信我與重我者，亦未嘗不是由此事而起，但餘與總理從未提及此事也。
史學家楊天石點評道：“蔣介石始終認爲刺陶是出於大義，其授意者雖非孫文，二人也未曾談及此事，但他估計，孫之所以長期信任、重視自己，和此事密切相關。”
同一時間，同盟會籍的廣東都督陳炯明也在其治下捕殺光復會成員——以革命主角自居的同盟會，用最直接的方法幫光復會實現了“功成身退”的入會誓言。
崇尚實踐不愛標榜、始終未設宣傳機關的光復會，在貢獻了吳樾、秋瑾、徐錫麟等烈士，光復了江南後，便已成爲歷史名詞。
失去平臺的章太炎與李燮和性命堪憂，逐漸倒向袁世凱。
而作爲退休返聘人員，袁世凱纔不相信什麼“成功不必在我”的鬼話，“非袁莫屬”的輿論和中外仰仗的人望讓他愈發堅信中國需要憲政。但，必須在自己手上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