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借勢黨爭，建成北洋班底
南海牌謠言製造機
4月17日，《馬關條約》簽署。消息傳到北京，舉國激憤，人心思變。
時值十八省舉人在京會試，三十七歲的廣東南海考生康有爲（1858—1927）一夜之間趕寫了萬言書，要求光緒“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在一千二百名舉人的聯署下，遞呈都察院，史稱“公車上書”。
公車不是公共汽車，而是官府的馬車。漢代通過“察舉”選拔官員，地方賢才被推薦去京師做官的，都要由朝廷派公車接迎，故用公車指代舉人。
甲午年“公車們”確實上書了，但同《新華詞典》裏“公車上書”一詞根本不是一回事兒。
原因是康有爲的人品實在不敢恭維。
1923年，六十多歲的康聖人跑到陝西去講學，受到陝西督軍劉振華的熱情款待。
在遊覽臥龍寺時，康有爲發現一本明代御賜的《磧砂藏經》，眼前一亮，先以金錢動之，再以自己所藏的三本經書交換爲誘餌。住持定慧見其是督軍座上賓，不好拒絕，便與之訂約。
誰知急不可耐的康有爲當晚就派弟子張扶萬帶着十七輛大車浩浩蕩蕩地來到臥龍寺，不但奪走《磧砂藏經》，還順帶搬了兩櫃其他經書。
定慧得知後忙從寺外趕回，已然阻攔不及，眼睜睜看着張扶萬揚長而去。
不久，風聲走漏，各界譁然，紛紛斥責康有爲，要求其退還經書。憤怒的羣衆還自發撰寫藏頭詩諷刺道“老而不死是爲（賊），國家將亡必有（妖）”，合起來便是“賊妖有爲”。
陝西人民顯然低估了南海聖人的心理素質，人行走江湖數十載，以至於江和湖都被污染了。此事拖到第二年開春，覺得竊書不算偷的康有爲帶着心愛的國寶溜出了西安。
要不是衆人圍追堵截，在潼關攔下他，國有資產就又流進私人腰包了。
當然，康有爲不是孔乙己，能耐遠不止於此。他最擅長的還是講故事，希區柯克見了也自愧弗如。
康有爲和梁啓超召集一千二百名舉人在北京松筠庵舉行集會，時爲條約簽訂後第五天。
現場羣情激憤，臺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
康有爲出示草就的《上今上皇帝書》，內容包括拒和、遷都、變法。衆人挨個簽名，並於十天後（5月2日）在康、梁的率領下，齊集都察院門口投遞。
而都察院則以光緒已在合約上用璽，事情無可挽回爲由，拒絕接受。
戲劇衝突的確抓人，然而，真相卻是，康有爲根本就沒去都察院。
清朝人民享有集會的自由。不過，實地考察一番便會發現，松筠庵（楊繼盛故居）巴掌大的地方，容納一千人非常困難。即使勉強擠下，也是人貼着人，且分散於各個房間，何談集會？
唯一可以確證的上書是由梁啓超組織的，只煽動了八十多個廣東舉人，而同一時間陳景華領導的上書則聯合了將近三百名粵籍舉人。康有爲自封公車上書的領袖，其影響力卻不過爾爾。
如果表演僅限於此，還可以理解爲康有爲愛國心切以至於神志失常。問題是他爲了塑造偉光正的形象，不惜混淆是非，抹黑他人，這就給歷史研究工作人爲地設置了許多障礙。
首先，光緒蓋璽的日期是5月3日，而在康有爲的記載裏，5月2日都察院的人就未卜先知地告訴他說皇帝已經蓋璽。
其次，都察院三個堂官裕德、壽昌和沈恩嘉都反對議和，底下二十多個御史更是輪番上摺子，不眠不休。
此外，僅5月2日一天，都察院就向朝廷代奏了十五件來自官員和舉人的上書。試問這般嘔心瀝血主戰的國家機關，有何必要同一個康大炮作對？
整天覺得世人皆醉我獨醒的康有爲其實忽略了一點：高層也分左中右。
成立於半年前，旨在架空北洋的戰時機構督辦軍務處（最高軍事委員會）尚未撤銷，五個大佬（復出的奕訢、慶親王奕劻、翁同龢、李鴻藻以及兵部尚書榮祿）裏除奕訢和奕劻主和外，其餘三人全部反對簽約。
這顯然不是康有爲所處的層面能夠了解，他也就知道軍機大臣孫毓汶是個主和派。
問題是掃大街的都知道。
當面對內外交口反對，高層莫衷一是的局面時，孫毓汶曾挺身而出、甘做小人，辭色俱厲地催光緒蓋璽，還拿天津海嘯嚇唬人，把皇帝逼得繞殿急走，走了一個多小時，才“頓足流涕，奮筆書之”。
雖如此，康有爲的交際能力還是值得大家學習的。
據時任翰林院庶吉士的胡思敬描述：
有爲身材高大，鬍鬚修長，目光炯炯射人。初見人時抱拳鞠躬，朗聲大笑，詢問完姓名，依次又問來自何地，有何物產，鄉里的長老、豪傑等事。再三細問，取西洋鉛筆，一一記錄下姓名，藏於夾袋之中……終日懷揣名帖，汲汲奔走，好像失常了一樣。
康有爲是在同鄉凌福彭（軍機章京）的介紹下認識的張蔭桓，這也是張蔭桓人生噩夢的開始。
張沒有科舉功名，早年花錢捐了個知縣，全靠實幹一步步爬到高位，結果就遇到了讓他一見傾心的命中煞星：最佳損友康有爲。
學問大、口才好、心氣高，招招命中尊師重道的張蔭桓的軟肋，從此，爲康有爲奔波勞碌，披星戴月……
康有爲考中進士，想當狀元，天天求張蔭桓幫他運作，結果被閱卷大臣斥退；康有爲想巴結翁同龢，苦無門路，張蔭桓立刻代爲引薦。
如此任勞任怨的下場便是受政變牽連，流放三千里，客死異鄉。引爲至交的康煞星還在各種場合對張蔭桓爲康黨做出的貢獻諱莫如深，恨不得劃清界限。
要不是張蔭桓有寫日記的習慣，無名英雄多半當定了。
更扯的是，張蔭桓遇人不淑也就罷了，還把好友孫毓汶搭了進去。
身兼“位高”與“主和”兩大因素的孫毓汶被康編劇塑造成了大反派：他千方百計地阻撓康有爲的行動，在松筠庵集會時派翰林院編修黃某前去砸場。
黃某單槍匹馬，“飛言恐嚇”，居然就嚇呆了剛纔還憤憤不平的舉子們。許多人當場請求撤銷簽名，讓人不得不懷疑查無實名的黃某是否便是黃飛鴻。
壞人當道，只因好人還不夠努力
事實上在1895年，拒和不是少數派報告，而是終南捷徑。
比如翰林院編修王榮商，就因聲嘶力竭地拒和，半個月內跳了兩級，擢爲侍講。
當年夏天，康門弟子編寫的《公車上書記》出版，梁啓超作序。序言中隻字不提康有爲是公車上書的領導者——蓋因時議未消，當事者衆，忌憚輿論，不敢造假。
而這，纔是事實的真相。
真相殺手康有爲又開始炒作《公車上書記》，說此書“爲人傳抄，刻遍天下”——這可真是高估了國人對時政的熱情。
圖書市場上賣得最好的書永遠是成功學和養生，康有爲想逆市而爲，其結果便是《公車上書記》一再滯銷。《申報》上六次聲勢唬人的廣告顯示，兩個月內，該書售價便從兩角跌到四分。
可能你會問，康有爲好歹也是搞國學的，爲什麼思想品德不及格？
要怪就怪他投錯了胎，生在一個無論你搞什麼先得被當時萬惡的教育體制搞一遍的時代。
從小博覽羣書的康有爲在廣州府連考三次，十六歲才混了一個秀才文憑。
科海無涯，沒有最慘，只有更慘。就在同一個考場，三戰三北的洪秀全精神分裂，發瘋去找上帝尋求安慰。
由此可見，康有爲的心理素質還是值得大家學習的。
這也難怪。據他回憶，自己出生時有異兆（大火赤流星，子夜吾始生）；年輕靜坐時有幻象（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爲聖人）。
而這類始終堅信天將降大任於己的人，一般不是待在瘋人院便是顛倒衆生折騰天下。
上天似乎在考驗康有爲的耐心，以確定他就是那個“Chosen One”。於是，接下來十三年裏，康同學的身影輾轉出現在廣州和北京的考場，其結果卻是六考六敗。
1893年，毛澤東都出世了，康有爲已經三十六歲。擱現在，這把年紀考公務員都不讓報名了。
所幸心力強大，硬是拼了老命再進考棚。
居然，就中了。
此後一帆風順，時隔兩年竟高中進士。
真可謂旦夕禍福轉念間。
其實也不奇怪，縣試（考秀才）和鄉試（考舉人）注重文采，文學天才加點八股訓練便可應付，像梁啓超這種“筆端常帶感情”的一考一個準。
至於中進士、點翰林，則必須學富五車真知灼見，光靠耍筆桿子是糊弄不過去的。因此，不通的舉人隨處皆有，狗屁的進士則不多見。
而康有爲的問題在於，積累甚廣，想法很多，文字功底卻並不出衆，故常年困厄於地方。
十年寒窗，康秀才追隨理學大師朱次琦精研宋明理學，進而由儒入佛，旁及西學。在朱老師病死後又四處遊歷，訪名山大川，交鴻儒達官，足跡遠至香港。
英國治下的香港吏治清廉、街道整潔，康有爲深受刺激，轉而攻讀爲數不多的翻譯過來的西方書籍，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塊吸取知識的海綿。
這些書大多出自上海的廣學會。
由赫德任董事長、李提摩太任總幹事的廣學會在推廣基督教的同時，編譯出版了大量政治、科學類書籍，併發行《萬國公報》，傳播西方自由民主之觀念，呼籲清廷實施政治體制改革。
通過在科場外免費發放和對官員贈書，廣學會影響了一大批社會精英。1894年，李鴻章作序、李提摩太所著的《泰西新史攬要》風行全國，僅四川一省就有十九種盜版。
同時，廣學會經常舉辦有獎徵文，命題廣泛，無所不包。康有爲參加過一次，得了個末等獎。
但很明顯他的志向不在新概念作文大賽上。1888年，康有爲再次上京，參加順天府鄉試。
開考前，三次登門求見內閣大學士徐桐（1819—1900）。
徐桐家住東交民巷，離各國使館很近。康有爲但凡腦子正常點，看見他家門口貼着的一副對聯“望洋興嘆，與鬼爲鄰”，也該知道和自己不是一路人。
曾任同治帝師的徐桐極端守舊，《清史稿》說他“惡西學如仇”。並且極端昏聵，曾言“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無過於此”。
聽說有個國家叫美利堅後又不高興了：“我大清什麼都美，美國有什麼可美的？我大清什麼事都順利，美國有什麼可利的？我大清軍隊無堅不摧，美國有什麼可堅的？”
作爲道光年間的進士、倭仁的弟子，徐桐在學術上的造詣遠遜其師，亦不如李鴻藻和翁同龢。整天拿着一本《太上感應篇》晃來晃去，常遭同僚恥笑，只因資歷老年紀大，倒也沒人管他。
兩個頭腦不太正常的人碰到一起就是出鬧劇。
徐桐拒了康有爲三次，又派人來問他究竟有何要緊話說。康有爲寫了一封措辭乖張的信，拍徐桐馬屁的同時卻說“七十老翁，復何所求”，指責其尸位素餐。
徐桐被激怒，斥康有爲是“狂生”，將其書信擲還。
科場再次失利的康有爲開始遍訪京城權貴，兜售他的變法萬言書《上清帝第一書》。
後世論及此疏，多稱其主旨爲“要求實行資產階級改良”——就算訓練有素的職業影評人，要想過度闡釋到這種程度，還是很困難的。
上書約五千字，無非外夷交迫、內政敗壞、天災示警的陳詞濫調，以此說明變法的急迫性。問題是新法長什麼樣，怎麼變，康有爲全然沒有提及。
按規定，秀才上書必須由國子監代呈。恰好國子監祭酒盛昱是翁同龢的門生，於是，康有爲的宏文擺到了翁的案頭。
要不是撞上敏感時期，說不定真能受到清流領袖的賞識。
已和奕譞達成共識的翁同龢在等。再等一年，光緒大婚親政之後，一切都將明瞭。因此，在這個節骨眼上，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唯願權力能順利交接的他不想節外生枝，就像當年奕訢下臺時深感獨木難支的李鴻章所發出的喟嘆：
但冀因循敷衍十數年，以待嗣皇親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變。
當晚的日記裏，翁同龢表明了自己拒絕呈遞康文的原因：
言語訐直，於事無益，只會徒生釁端。
最好與最壞的創造了歷史，平庸之輩繁衍了種族
憤青再不靠譜，也比善變的女人可靠。
1889年的大婚拉開了帝后兩黨鬥爭的序幕。
都知道光緒喜歡珍妃，慈禧卻內定了自己的侄女隆裕爲皇后。
並且，按理說歸政了就應該搬到專供先皇遺孀居住的慈寧宮去，慈禧卻跑到寧壽宮，權力隱喻不言自明——此宮是乾隆爲自己退居太上皇后打造的養老之地。
而且是不交權的太上皇。
朝廷的人事安排也蕭規曹隨，不願交權的訊號再明顯不過。御史屠仁守坐不住了，上了一道詭異的奏章。
十幾年的罵人經驗，文字已玩兒到登峯造極的境界。屠仁守在疏中祭出了屠龍術：太后歸政在即，朝廷政務繁忙，請求明降諭旨，依照高宗皇帝（乾隆）當年訓政的舊例，以後外省的密摺、廷臣的封奏，仍然要寫“皇太后聖鑑”的字樣，懇請皇太后閱覽批示後，方能施行。
表面看切合慈禧心意，實際上屠仁守在御史中素以剛直不阿聞名，砍起人來堪比屠龍刀，江湖人稱“西臺孤鳳”。
這樣的人，對曲學阿世不感興趣。
慈禧明白，擺在眼前的是一個圈套。如果同意屠仁守的奏章，意味着自己在悍然挑戰祖制，以後宮女流的身份自比乾隆，拒不歸政；若不同意，則需明確表示自己歸政的同時，也肯放權。
正確答案其實只有一個。慈禧違心地下旨說：
覽奏極其駭異！垂簾聽政乃權宜之計，豈可與高宗皇帝的訓政相提並論？
屠仁守被撤職查辦，但他自爆的目的已經達到，氣得慈禧天天對翁同龢發牢騷：“我的心事他們全然不知。”
但在光緒看來，慈禧根本就沒有資格生氣。早在上一年奕譞病重時，他就懷疑慈禧想謀害死自己的父親。
爲此，還專門找翁同龢商量，說醇親王的病御醫無可奈何，朕私下延請的民醫徐某診治後倒大有轉機。誰知宮中竟傳旨，不許醇親王服用徐某所開之藥。
翁同龢倉促間不知如何回答，光緒斷然道：“朕的意思是，仍服徐方。”
迨至大婚，皇帝的不滿終於公開發作。
對包辦婚姻，光緒雖沒有像五四青年那樣勇敢地說不，但在婚後第四天，藉口生病，把原定在太和殿宴請皇后家族的筵席撤銷，將菜餚分賜給京城的王公大臣，一時引發坊間無數議論……
從1894年起，慈禧開始常住頤和園。帝后之爭最終以恐怖制衡的結構固化下來。
事先請示：無論請安、侍膳，還是陪看戲，都是以孝道之名，行控制之實。
事後彙報：光緒有獨立的硃批權、口諭權，但在處置後的第二天必須向慈禧報告。
這就好比皇帝在一座玻璃房裏辦公，太后雖在遠處，仍可大致看個清楚。不過必須承認，再透明的玻璃房也有一些暗角。
回到康有爲，1888年的受挫實與政治氣候不宜有關。蹭蹬了一年半，一事無成的他頹然離京，臨別之際還口占一詩，其中惡狠狠道：
虎豹猙獰守九關，帝閽沈沈叫不得。
又把賬算到了虛擬的頑固派頭上。
康有爲開始考慮轉型，在給刑部主事、著名學者沈曾植的信中寫道：“我無土地，無人民，無事權，爲之奈何？或者託於教乎？”
沈曾植見他可憐，一片好心，把王闓運的弟子廖平（1852—1932）所著的《今古學考》借給了他。
結果就輪到廖平倒黴了。
在那個動盪的年代，川人廖平的人生平淡無奇，幾乎只有黑白二色。等遇到康有爲，直接全黑了。
廖平早年考秀才拔得頭魁，受到時任四川學政張之洞的賞識，把他調到自己手創的尊經書院着力栽培。
繼任院長是王闓運，廖平跟着他打下了紮實的經學底子。
就在康有爲灰溜溜地離京的同時，廖平踏踏實實地考上了進士。
當了個把月內閣中書覺得沒勁，正好已調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創辦了廣雅書院，極力延請廖平。
他想都沒想，收拾行囊上路。
論辦實業，張之洞不如李鴻章；但論精神文明建設，張探花還是銳意進取，既快且狠的。督兩江時，江寧候補知府陳銳曾找過他。
以詩見長的陳銳先找到的是陳三立（陳寅恪之父）。陳三立之父陳寶箴時任湖南巡撫，政聲卓著，和張之洞私交甚好。
陳三立屢向張之洞推薦陳銳，意欲幫好友謀到實缺。可惜傳見前陳銳想多了，覺得詩與駢文皆張之洞所擅，不如專談古文，攻其所短，以達到震懾的效果。
計定入見。張之洞問：“汝善何種文學？”
陳銳：“古文。”
張：“古文習何文？”
陳：“八大家。”
張：“八大家喜讀何家？”
陳：“韓昌黎。”
張：“韓文最喜何篇？”
陳：“《原道》。”
張之洞連聲道：“原道、原道……”
語未終，舉杯送客。
陳三立得到的反饋是：陳銳不佳。
《原道》是韓愈爲了揚儒抑佛而作，雖被奉爲經典，但主旨異常保守（聖人出而救萬民於水火）。
張之洞的思想顯然不保守。他是保守中的前行者，前進中的保守派。
常年搞意識形態使他對西方的認識比一般的洋務派更深。體用分離讓他敢在教育上實施改革，培育新式人才，輿論相對寬容。但一涉及政治現實，立刻勒馬回繮。
因此，把兩邊各打一棒的張之洞（“舊者因噎而廢食，新者歧多而亡羊”）其實需要的是完全能爲己所用的良材。
一切假知識，比無知更危險
康有爲看完《今古學考》，非常震驚，立刻跑回廣州找到廖平，訴說自己如黃河氾濫延綿不絕的崇拜之情。
廖平面無表情地聽他叨叨完，摸出兩篇草稿，說自己已經推翻了原來的觀點。
康有爲搶過稿紙一看，標題是《知聖篇》《闢劉篇》。
治《公羊》的你傷不起。
在遙遠的秦代，始皇進行了“書同文”的改革，盡廢六國文字，統一使用秦國的隸書。
焚書坑儒後，“挾書之禁”的法令規定，民間私自藏書可罪至“族誅”。這就造成了文化斷層。
到了漢初，從春秋戰國流傳下來的“古書”近乎絕跡——除非你扛着洛陽鏟去盜墓。
就算真的挖出來兩本，拿到孔夫子舊書網去曬，望着天書一般的六國古文，恐怕也沒人敢買。
《公羊傳》的情況比較特殊，雖被歸在“今文經”裏（用的隸書），但其思想淵源成形於戰國時的齊國人公羊高。
此人據說是子夏的弟子。“孔門十哲”之一的子夏被普遍認爲是孔子之後最早具有法家傾向的儒家學者。
而這，也深刻地影響了公羊高。
作爲家學，公羊學一直口傳心授。傳至漢景帝時，公羊高的玄孫公羊壽將之付諸紙面，定稿出版，是爲《公羊傳》。
時至武帝，獨尊儒術，釋《春秋》的比比皆是，又以公羊派和穀梁派爲泰山北斗，宛若少林武當。
當年華山論劍，穀梁派高手瑕丘江公敗給了公羊派高手董仲舒。在武帝的欽定下，公羊學從此成爲官學。
君之所向，天下趨焉。加之公孫弘以草民之身精研公羊，竟官至丞相，這對讀書人的刺激實在太大了。一時間人手一本《公羊》，以求朝廷供養。
供養之所便是官辦的太學，在裏面混個“五經博士”當，外放內遷均可做大官。久而久之，潛心學術者寡，徵逐名利者衆。
有識之士開始尋求突圍。
比如東漢最牛的學者鄭玄，就因不滿太學裏的官僚主義和課題貧乏，四處求學，遍覽羣經，終成一代宗師。
早在鄭玄之前，西漢末年的劉歆（公元前50—公元23）就對這幫學霸發起過猛烈的挑戰。
劉歆是皇室宗親，其父劉向乃著名學者。家學淵源使其素有神童之名，受漢成帝召見後，隨劉向整理國家圖書館的館藏。
圖書館作爲人類智慧的寶庫，待久了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奇效。博爾赫斯就因常年擔任阿根廷國立圖書館館長，寫出的作品汪洋恣睢，被稱爲“作家中的作家”。
西漢的國家圖書館保存了許多稀世的六國古書。劉歆皓首窮經，先是整理出一本《山海經》。又將圖書分門別類，撰寫目錄和簡介，搞出一本《七略》，堪稱目錄學始祖。
工作之餘還研究一下數學，將圓周率推衍到了3.15。
最重要的發現是《左傳》。
此書在民間一直有流傳，但影響不大，讀者皆以尋常史書視之。但劉歆不這麼看，他重新校勘了館藏的古本《左傳》，認爲終於找到了對付以研究《公羊傳》爲生的今文家的利器。
作爲今文經學，代代相傳的公羊學其主旨是否發生流變？而且，即使公羊高真是子夏的弟子，隔了兩代人，《春秋》的真義他能洞悉多少？
《左傳》則不然，成書於春秋，作者左丘明是孔子的好友。《論語》中有“巧言令色、足恭（以過度謙敬取媚於人），左丘明恥之，丘（孔子）亦恥之”的記載。
誰的可信度更高，一目瞭然。
劉歆的發難太學裏的腐儒無法回答（“不肯置對”），對他要求把《左傳》列入官學的呼籲更是懼恨交加。於是打出一張“黨同伐異”，將劉歆排擠出了京城。
回到文本本身，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傑出代表《公羊傳》與《左傳》，其間的差別不啻天淵。
《公羊傳》可謂六經注我的典型。
打着闡釋《春秋》的旗號，發揮出孔子做夢都想不到的“微言大義”，不禁讓人想起小學語文課上歸納中心思想的套路。
雖然很假，但實踐證明，在一個充斥着謊言的國家裏，虛僞往往比真實更安全有效。
深諳此理的漢武帝在準備同匈奴開戰時，面對跪阻的羣臣，便祭出了《公羊傳》。
他援引的是“莊公四年”的事，《春秋》上記載了一句話：
紀侯大去其國。
寥寥六字，《公羊傳》解釋出了三百多個字……
首先補充了一些史料，說“大去”就是滅國的意思。紀國被齊國給滅了，下手的是齊襄公。
之所以隱去“兇手”的名字，是爲賢者諱。齊襄公談不上賢良，但在這場戲裏的表現值得肯定。
他和紀國沒什麼過節，下此“毒手”是爲了替祖宗報仇。當年，九世祖齊哀公被周天子下令扔到鍋裏給煮了，原因是周天子聽信了紀國領導人的讒言。
也許你會問，當今紀國的國君又沒得罪齊國啊，襄公把人滅國了，這不是遷怒嗎？
《公羊傳》殺氣騰騰地回答你：“話不能這麼說。要是齊哀公被冤枉時，中央有一位聖明的天子，早把奸佞的紀國領導人給處理了——紀國能傳到現在等於是白撿的。而且，齊襄公在位時，天子仍然昏庸，要搞死紀侯，唯一的辦法便是快意恩仇，滅掉紀國。”
這就是著名的“九世復仇”。乍一看的確符合《春秋》血親復仇的原教旨。但是你信嗎？反正我不信。
齊襄公又不是齊桓公。此公征伐無度，言而無信，跟自己的妹妹亂倫，享國十二年就把衛國、魯國、鄭國打了個遍，滅紀國怕只是嗜殺成性的結果，而非報什麼一百八十年前的世仇。
劉徹引用此例就更可笑了。當年“白登之圍”劉邦確實遭匈奴欺負，但畢竟完好無損地回來了，跟齊哀公被煮成熟肉不可同日而語。
況且，《公羊傳》描述的是先秦封建社會的現實：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齊襄公再不濟也能以“替天子行道”的名義伐紀，劉徹徵匈奴喊喊“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沒問題，搬出《公羊傳》則顯得生拉硬套。
公羊三世說
如果和蕭望之的故事對比着看，更顯荒謬。
漢宣帝時，匈奴發生內亂。朝臣議論紛紛，都主張趁此良機狠狠地教訓一下這幫蠻夷。
宣帝拿不準，請教御史大夫蕭望之。蕭是海內名儒，按理說打擊落後文明，維護華夏正統應該責無旁貸，沒想到他拋出三個字：打不得。
蕭望之引述的是《春秋》裏關於士匄（gài）的一則事例：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榖，聞齊侯卒，乃還。
晉國的士匄率軍攻打齊國，行至穀這個地方，聽說齊侯翹辮子了，於是收兵回國。
表述非常平靜，《公羊傳》卻又不淡定了，說《春秋》在表揚士匄不攻打正在辦喪事的國家。
以當孔子肚子裏蛔蟲爲榮的公羊氏振振有辭道：“玄機就在那個‘還’字裏。這是個好字眼啊，真是寓褒貶於一字之中。”
品不出“還”字隱含了什麼愛憎情緒，你也只有怪自己眼拙。《公羊傳》上的是公開課，不是家教，不會等你揣摩清楚了再往下講。人扯完歷史，圖窮匕見，馬上拋出一句“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這纔是要表達的主題：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蕭望之以“不能趁人之危”勸阻了皇帝打匈奴；漢武帝用“世仇不共戴天”論證了必須打匈奴。同一本書裏得出了完全相反的觀點。看來對漢朝人而言，學好《公羊傳》，走遍天下都不怕。
理論只是一張皮，真相往往出自現實的考量。正因爲有劉徹的窮兵黷武打下的基礎，漢宣帝纔敢言“王霸雜糅”。
漢匈之爭延綿一百多年，雙方都已打疲，亟須一個轉機。就在蕭望之借公羊之酒澆漢家塊壘的二十年後，昭君出塞，漢匈結好。
如果只因爲“能不夠”，“發展”了一下《春秋》的義理倒也罷了。更嚴重的問題是，《公羊傳》爲了服務於政治，時不時還夾帶私貨，曲解經義。
比如說“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從《春秋》裏“發掘”出來的這八個字，前四個確實貼合周禮以及宗法制的社會現實。
如果你的母親是國君的正妻，其他兄弟的母親都是側室，那他們會很自覺地退避三舍，不與你爭儲君之位。
像《宮》那樣一羣阿哥爲了搶皇位打得頭破血流，在《春秋》看來就是沒文化真可怕的樣板。
關鍵是後四個字。先秦時代根本就不存在“母以子貴”的現象，這是漢代公羊家爲了迎合權力，在《公羊傳》付梓時添加進去的。
當春秋時，諸侯滿街走，大夫多如狗。只要你是“士”以上的貴族，找個門當戶對的女人當妻當妾都很容易，犯不着去強搶民女。
到了漢代，社會結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異姓諸侯如韓信等早被剪除殆盡，同姓的藩王又不能通婚，皇室需要大量的後宮佳麗，除了去民間海選，別無他法。
這就給了許多原本出身低賤的女人以機會。
例如劉徹的生母王娡。
王娡的父親乃一介平民，王母倒是名門之後，但所謂的“鐘鳴鼎食之家”早已是遙遠的回憶。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王娡進宮前是結過婚的。
考慮到《甄嬛傳》裏後宮爭寵的明刀暗槍，劉徹母子受到的非議不難想象。
直到一天，從衆口鑠金中殺出了一條血路的劉徹終於手操權柄、口含天憲。這時，董仲舒拿着一本《公羊傳》跑來告訴他：皇上，母以子貴。
那種與我心有慼慼焉的感覺，真是一言難盡……
《公羊傳》的衰落，標誌性事件是東漢的一場辯論。結果是，主治公羊、人稱“學海”的何休敗給了《左傳》專家、有“經神”之稱的鄭玄。
意料之中。
今文家的閱讀量總體上不如古文家。口才再好，沒有論據作支撐，也只有巧婦難爲無米之炊。
兩相對比，《公羊傳》重政治正確，輕事實考據，嚴定綱紀，愛憎分明，具有強烈的法家意識；《左傳》正好相反，重史實而輕義理，小心求證，客觀陳述，罕見偏激的情緒。
因此，今文學家攻擊《左傳》的說辭是：它不過是一本史書，孔子的精神一點沒宣揚，不配稱“經”！
古文家的回擊不甘示弱：那也比你打着紅旗反紅旗，穿鑿附會，篡亂《春秋》強！
事實上，像羚羊一樣好鬥的《公羊傳》並非一無是處。比如，在復古傳統嚴重的中國提出了震撼的“公羊三世說”。
在研究《春秋》時，公羊氏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孔子也怕文字獄。
根據怕的程度，《公羊傳》把《春秋》記載的十二位魯國國君的世代由近及遠地劃分爲所見世、所聞世和所傳聞世。
董仲舒解釋說，所見世就是孔子出生後的襄公、昭公、定公和哀公四個他親身經歷的時代。
所聞世是從襄公上溯的四個時代；所傳聞世是再一次上溯，直至隱公的四個時代。
董仲舒指出：對所傳聞世的壞人壞事，孔子批起來不留情面；對所見世則含蓄委婉。
並流露出變態的欣賞，說這是一種謹慎的處世態度，進能安邦，退能全身。
何休見董仲舒睜眼說瞎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貌似惡人最多的所傳聞世定爲“據亂世”，惡人稍少的傳聞世定爲“昇平世”，無比和諧的所見世定爲“太平世”。
這就指鹿爲馬了。
從春秋到戰國，分明是越來越亂，怎麼倒昇平而太平了？
何休也知道漏洞很大，敷衍說所謂的太平世暫時是“文致太平”，其實還比較亂。孔子先把太平的構想畫在紙上，以待來者。
由此可見，在今文家筆下，孔子是一個政治家，作《春秋》的目的是爲了發展變革；而在古文家筆下，孔子不過是一個史學家，述而不作，整理國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於是，問題可以簡化爲：尊重事實與尊重事理，到底哪一個更重要？
人人想改造世界，無人願改變自己
東漢以降，公羊式微。五代之後，士大夫都去玩兒宋明理學了，搞經學的逐漸邊緣化。而《左傳》名爲經，實爲史，憑藉其紮實的史學功底，影響反倒越來越大。
及至清朝，章學誠甩出一句“六經皆史”，把經學的地位大大降低了。
乾嘉學派尋章摘句的考據癖也是信仰崩潰之後的結果——倘或《春秋》真有那麼多大義，則崖山之變、滿人入關又作何解釋？
然而，萬馬齊喑的局面還是被龔自珍和魏源打破了。
此二人重提公羊，發廖平之先聲。
而廖平顯然將今文家一驚一乍、聳人聽聞的特點發揮到了極致，說走火入魔也不誇張。
《闢劉篇》就是一部陰謀論，說劉歆是史上第一騙，騙了中國人兩千年，他探佚出來的那些以《左傳》爲首的“古文經”都是自己一手僞造的，整個一經學妖孽。
《知聖篇》又成了《達芬奇密碼》，把孔子打造爲預言帝，說《春秋》不可小覷，你要是把它當作魯國的編年史來看那就白瞎了聖人的一番苦心了。《春秋》其實是現代世界的一種想象，鄭國代表中國，秦國代表英國，而魯國則是日本，魯哀公就是明治天皇……
當瘋子遇到神經病，歷史便充滿了喜感。
康有爲先是故作驚疑狀，責備廖平標新立異以求出名，又以一臉諄諄善誘的過來人表情，勸他焚燬草稿，以免惹禍。
真要信了康有爲的話，纔是自取其禍。
因爲他轉身就剽竊了廖平的觀點，用半年時間趕出兩部怪書——《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制考》。
考諸經學史，再也找不到比這兩本更離奇的考了。
第一本是“破”。按照廖平的思路，痛罵劉歆篡改六經。
其實這個問題很好求證，把流傳下來的文獻和出土文物兩相比較即能得到答案。
一些戰國時的鐘鼎器皿上刻着和《左傳》相同內容的文字，按理說已是鐵證如山，康有爲卻硬說這些古董都是劉歆私下鑄造，預先埋好以欺矇後人用的——合着沒有碳14鑑定法，想怎麼說都行。
另外，之所以叫“新學”，是爲了和王莽篡漢自立的“新朝”聯繫起來。
這倒是事實，劉歆和王莽私交甚篤，而後者在建立起政權後推行復古（周禮）的治國之策，急需古文家的理論資源。
劉歆可謂不二人選。
當學術與權力聯姻後，《左傳》被抬進了太學。
然而，君以此興，必以此亡。“新莽”如天上的流星，忽然而已；地上的劉歆則受此牽連，死於非命。
其實，“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本是文人的通病，打折出售的康有爲又有什麼資格責難待價而沽的劉歆呢？
第二本是“立”。康有爲說，劉歆湮滅了聖人的大義，《孔子改制考》則使其重見天日。在這本被康黨門徒譽爲“火山大噴火”的書中，孔子成了神。
天神下凡只有一個任務：以布衣之身，託古改制。
康有爲以己度人，把孔子塑造成借恢復周禮之名，行變法維新之實的改革家。而且，第一要義便是“張三世”。
在康南海筆下，《春秋》是治天下而非治一國，治萬世而非治一時的聖經。因此，孔子早就預測了未來社會的幾種政治體制：據亂世是君主專制，昇平世是君主立憲，太平世是民主共和。
再以今文家素有的主觀性和靈活性，把從民主憲政到婚姻自由等社會改良的各個方面偷天換日地打包進了《春秋》。
梁啓超贊曰：“絀君威而伸人權，夷貴族而尚平等。”
葉德輝罵道：“假素王（無冕之王，指代孔子）之名號，行張角之密謀。”
都是知音啊。
在康有爲那兒，孔教只是一塊招牌。從給自己和弟子所取的名號中不難看出，對於孔子，他甚至不怎麼尊重。
康有爲自號長素，長於素王。
麥孟華號駕孟，凌駕於孟子之上。
梁啓超號軼賜，軼者，超卓之意也，超越端木賜。
韓文舉號乘參，把曾參當馬騎。
……
客觀來看，康有爲先是砸爛了記載着周禮的古文經，告訴你不能回頭；再像搞宗教改革的馬丁·路德一樣，打着尋找基督教原始真義的幌子，號召大家向前走。
確有其進步意義。
首倡三世的何休種下的那顆充滿了烏托邦幻想的種子，艱難輾轉兩千年，終於讓康有爲借屍還魂，生根發芽。
於是，萬木草堂開張了。
第一課，康老師憶往昔崢嶸歲月，說自己原來不當教書匠時，曾想去巴西經營一塊殖民地，以爲新中國。
見學生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康長素開始洗腦：儒學（經他改造的）是包打天下的通天教義，孔子（康有爲版的）是萬世大教主。
因此，“吾輩宗旨乃傳教也，非爲政也；乃救地球及無量世界衆生也，非救一國也。一國之亡於我何與焉？”
並時不時拿耶穌之後十三代弟子皆死於傳教的故事激勵學生，以培養他們爲了“傳教”不惜犧牲的奉獻精神。
對於康有爲不捨晝夜復原孔教的行爲，有一種以今度古的弱智解釋——給改革尋找合法的外衣。
說這話的人，幼稚在無法想象晚清輿論之開放。
我能想到最痛苦的事，就是和這個制度一起慢慢變老
甲午戰敗，洋務破產，改革已是舉國共識。
如果說徐繼畬和張樹聲對議會制還停留在介紹和借鑑的層面，著名報人王韜則早在1882年就明確指出：
中國欲謀求富強，不必求取他術，只需實行議會制。
1894年，近代第一本時政類暢銷書《盛世危言》刊印，很快洛陽紙貴。
常年從商的鄭觀應（1842—1921）洞悉時弊，在書中大膽放言，呼籲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並提出“實業救國”，發展民營企業，倡議“習兵戰不如習商戰”。
接着筆鋒一轉，堅定地寫道：
政治不改良，實業萬難興。
政治改革的第一條便是仿效英國設立議院。
每當觸及這一核心問題時，總有一些弱智應景地跳出來，不管腦後長沒長辮子，重複着永遠不變且毫無新意的幾個質疑。
質疑一：不符合中國國情；
質疑二：民智未開；
質疑三：開議院容易滋事，引發聚訟。
每每此時，給人的感覺都像是一羣太監聚在一起，大談性生活對人體的危害……
太多揮刀自宮的現實，以至於盛世永不到來，危言從未過時。
讀者孫家鼐進獻了《盛世危言》，光緒讀後大爲讚賞，立刻着人印刷兩千本散發給省部級高官閱看。一時間，連各個書院的考試都常以《盛世危言》裏的內容爲題，影響既深且巨。
由此可見，談民主憲政，康有爲大可不必猶抱琵琶半遮面。
鑑於出發點不壞，真實的原因倒也能夠理解：藉助孔教的民間基礎譁衆取寵，擴大影響。
這顯然是從不罵人、因爲動手能力比較強的孫文所瞧不上的。
1894年6月，這個廣東香山人寫就《上李傅相書》，跑到天津，找同鄉鄭觀應代呈。
鄭觀應轉遞給盛宣懷，在推薦信中寫道：
其說貼近現實，非狂士大言欺世者比。
盛宣懷閱後，在信封上寫下“孫醫生事”和“陶齋（鄭觀應別號）”六個字便轉了出去。
結果可以想見，石沉大海。
每天投書的多達幾十上百，李鴻章豈能一一盡閱？對他而言這只是百分之一的閃失，對孫文來說卻意味着百分之百的轉變。
11月24日，夏威夷首府檀香山。
卑涉銀行華人經理何寬的家中，二十多人一齊起誓：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鑑察！
反清組織興中會宣告成立，楊衢雲任第一任會長。
在袁世凱看來，熱兵器時代，靠搞暴動是搞不垮政府的，能倒逼其改良就算不錯了。至於康有爲，鼓動人心而已。意見領袖從來只有兩條出路：被體制招安或被粉絲埋葬。
他要的是兵權。這是最難的，但也是最可靠的。
因爲，對付以陰鷙文化立國的清廷，只能用慢藥殺之。
還在前線辦軍需轉運時，袁世凱便給負責後路轉運的盛宣懷寫了一封用心良苦的信，說我患痰喘病久矣，隨潰軍奔逃沒有意義，道義上又難以請求退至後方，辜負相國（李鴻章）的提攜。如果你能幫忙婉言請示，免去世凱的差事回後方，則不勝感激。現在戰事頹唐，你要是籌到了款項，最好招募學徒、延聘教習，爲將來改革軍制做準備。如果認爲我的話有道理，弟願任監督，必將有以報答。
袁世凱想卸職練兵，可盛宣懷哪有力量決策此事？話顯然是說給李鴻章聽的。
結果被冷冷地拒絕了。
西法練兵，德籍顧問漢納根早就向李鴻章提過。後者屬意的人選顯然不會是揹着自己找翁同龢請託的袁世凱，而是時任廣西按察使的淮系官僚胡燏（yù）棻。
胡素以談洋務聞名於政界，曾託好友王修植代擬練兵條陳。
翰林院編修出身的王修植文思敏捷，對西方軍制頗有研究，當時正受李鴻章的委派辦理北洋水師學堂。
他以英國公使的練兵說帖爲藍本寫了兩稿，將潤色好的二稿交給了胡。
胡燏棻加了一些痛斥軍隊百弊叢生的套話便上交督辦軍務處，李鴻藻看後非常激動。
冷靜了片刻，他首先想到的問題便是經費。
清廷財政最大的弊端在於沒有一個統一而有效的中央財政體系。
西方國家，稅收先匯入中央，再根據預算撥到地方。大清國則無比混亂，稅收雖由各省徵得，卻因種種臨時性的需要，零碎地劃給底下的道府，借給平級的他省或直接上繳朝廷。
無序的分食法則既導致了驚人的浪費，又使軍隊這個最需要鉅額經費餵養的猛獸長期處於飢餓狀態。
國庫羞澀使得胡燏棻的練兵雷聲大雨點小。1895年3月，在漢納根的指導下，胡在天津馬廠艱難地練成了包括步、炮、馬、工程四個兵種，共計十營四千七百人的“定武軍”，並於當年9月移師位於天津東南六十里的原盛軍駐地小站。
此時，正是袁世凱人生中最困難的一段時期。
首先，朝議不佳。所有人都認爲，日軍侵朝，肇始於袁世凱的孟浪。奕訢就曾問及鴻章：
吾聞此次兵釁，悉由袁世凱鼓動而成，信否？
失勢的李鴻章擺手道：
事已過去，請王爺不必追究，橫豎皆鴻章之過。
其次，靠山倒了。從馬關回來，李二先生成了頭號漢奸，國人皆曰可殺。慈禧讓他公款環遊地球，避避風頭，王文韶接替直隸總督。
大頭被徹底晾着。
現成的路只剩下一條：赴浙江，任溫處道。
買辦和獵頭
鑑於溫州人商行天下的傳統，想填滿錢袋，溫處道是一個絕佳的道。
李鴻章的名言“數千年未有之奇局”不單單體現於政治和外交領域。
19世紀60年代，造富產業房地產在上海出現。權力和金錢的互炒下，外灘與南京東路的地價連年翻番，甚至超過了紐約。
瘋狂一時的上海彩票也把竈臺邊的婦女推上了街頭，她們被“種一塊銅板，收一兩金子”的口號拖入了虛幻的夢想。
做個富貴無邊、左擁右抱的太平官有何不好？人生不滿百，懷他千歲憂做甚？還不如從歷史的進程中抽身而去，美名罵名，一概不沾，逍遙一世，不枉此生，反正死去元知萬事空……
甲午之敗撼動了清政府禁止民間開廠設企的政策。望着光緒敕令官辦企業“從速變計，招商承辦”的詔書，二十年前的往事浮上了袁世凱的心頭。
1869年，蘇伊士運河通航。兩年後，歐亞海底電纜遠東段鋪到了上海。
越來越多的西洋商輪像收到了“人傻錢多速來”的短信，紛紛湧入，而本土的沙船業則飽受衝擊，直接歇菜。
道鹹之際，沙船運輸一度空前繁榮。自北向南運大豆，從南往北輸漕糧。一艘沙船一年可以來回七八趟，獲利頗豐。上海最盛時，黃浦江灘停泊着五千艘沙船。
不過十年光景，便銳減到四五百艘。放眼望去，幾千條擱淺的木船任憑風吹日曬，自然腐朽。
船主們無力與洋商抗衡，只好期待政府出面交涉。
問題是對民營企業，清政府不打劫就算好的了，你還指望它爲民做主？
種種方案裏，只有兩江總督李鴻章的方案頗具眼光。
他採納容閎的建議，用招商集股的方式購買洋輪，組建中國自己的輪船公司。這樣一來，雖然苟延殘喘的沙船業會被徹底擠垮，但完成了產業升級，挽救了朝廷漕運，可謂一石二鳥。
1872年，盛宣懷擬就章程，被李鴻章自詡爲“開辦洋務以來最得手文字”的輪船招商局正式掛牌。
即使戶部投入不菲，章程裏對企業模糊不清的定性“官商合辦”還是嚇退了以胡雪巖爲首的巨賈。
年底，招商局不得不進行改組，重擬條規，明確了華商的權利：凡持股份，均能分紅。同時，再次強調了官方的絕對領導權。
第二年，李鴻章從外企挖來兩個高管，徐潤（1838—1911）和唐廷樞（1832—1892）。
徐、唐二人作爲名震一時的商業奇才，原本分別是寶順洋行和怡和洋行的高級職業經理人。
徐潤幫寶順開闢了上海到長崎的航線，唐廷樞爲怡和開通了上海到馬尼拉的航運，成爲名噪一時的海上雙開。
徐潤十五歲進寶順當學徒，二十四歲升主賬；唐廷樞早年就讀於教會學校，跟容閎是同學，時人論及，都說他“講起英語來就像一個英國人”。
趁倫敦爆發金融危機，英商拆股收縮之際，李鴻章成功地挖了一回牆腳。
外企待慣了再進國企，看哪兒都覺得山寨。徐、張二人上班第一天就明確提出：局務由商任，不便由官任。
李鴻章用人不疑，任命唐廷樞爲總辦，徐潤、盛宣懷爲會辦，啓動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承運漕糧，兼攬客貨”的運營方針變爲“攬載爲主，運漕爲輔”，商局股票漸受私人投資者的歡迎，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
招到五十萬兩民間資本後，唐廷樞以一百兩爲一股，給票一張，認票不認人。再以收銀日爲始，按年支息，“一年一小結，總賬公閱；三年一大結，盈餘公派”。
在此之前，中國企業的組織方式只有獨資與合夥兩種，輪船招商局公開招股，成爲近代第一家股份制企業。
規範的管理制度和明晰的公司產權使招商局的市場份額一日千里，在同洋商競爭長江航運時，一舉打敗英國的太古與怡和，又在盛宣懷的奔走籌資下，併購了美國洋行旗昌。至1880年，招商局年盈利已超過一百萬兩白銀，堪稱“官督商辦”最成功的案例。
《易經》的乾卦，飛龍在天之後便是亢龍有悔。盛極必衰的宿命似乎永遠也打不破，蓋因這個國家從來就不缺見不得你好的眼紅小人。
國子監祭酒王先謙彈劾招商局，說“歸商不歸官，流弊不可勝窮”。
那也比你窮酸好。
已經數不清是第幾輪攻擊。此次尤爲強烈，直接要求把招商局收歸國有，上下官員竟一致響應，讓人不禁心生感慨：體制內和體制外還真是兩個星球。
李鴻章上奏死保，疏中隻字不提官方同民資訂立的契約，而是大談民族主義，說一旦朝令夕改，終至決裂，洋人必將竊笑稱快，壟斷長江航運。
這對憤青盈朝的清政府而言還是頗有殺傷力的，嘵嘵衆口總算閉嘴不言。
“四大買辦”已有其二，招商局把目光盯上了太古中國區CEO鄭觀應。
早在1877年，唐廷樞見鄭觀應和太古的合同到期，極力拉攏他入局。太古出高價挽留，鄭觀應猶豫再三，續簽了五年的合同。
1881年，眼看合同又要到期，李鴻章親自出馬，懇請朝廷將鄭觀應“一門好善”的事蹟載入廣東省志予以表彰。
奏片剛剛寫好，盛宣懷就謄抄了副本寄給鄭大善人。攻心術確實厲害，光耀了門楣的鄭觀應一時間感激涕零。
在中國，你不得不承認，有些東西不是有錢就能買的。
問題在於，鄭觀應不是一個純粹的商人，而是有思想的儒商。綜合考慮下，舍外企而就國企，劣勢非常明顯。
首先，太古待他不薄，委以重任。而到了招商局，位置肯定排在唐、徐、盛之後；其次，官督商辦，權操於上，不若太古有合同可恃，無意外之慮；最後，雖然現在蒙李鴻章器重，但官場一向人走茶涼，等掌舵的退休了，政策還有沒有連續性，的確很難說。
不幸的是，鄭觀應的憂慮在日後一一應驗。更不幸的是，從小被愛國主義教育洗腦的他偏向虎山行，選擇了跳槽，就任招商局幫辦。
既然認準一條路，何必打聽走多久
當然，也有人洞徹世事，死活不上賊船，這就是最後一個大買辦席正甫。
中國版羅斯柴爾德席正甫常年爲英國滙豐銀行操盤，清政府向滙豐的借款基本由他經辦。
年薪高達十萬兩白銀，還不算各種回扣，席正甫的生活卻異常低調，關於他的記載一鱗半爪。
雲山霧罩中，席正甫默默地編織了一張龐大的網絡，在上海的外資銀行逐一滲透，形成一股可怕的席家勢力。至1900年，家族資產已逾一千萬兩白銀，相當於修建頤和園的工程總款。
席家祖孫三代始終同官場保持着不卑不亢的友好關係。席正甫和上海道袁樹勳是拜把兄弟，其孫同宋子文是姻親。這樣一個矍鑠的金融世家，熬過了最混亂的年代，卻在1949年畫上了省略號。
但也比1884年就句號了強。
三大買辦齊集招商局，信心爆棚，覺得實現國企私營化不過是分分鐘的事，便着手逼宮，要求國有資本退出。
這就挑戰李鴻章的底線了。
在本朝做生意，官府想查你比查個房還容易。再加上徐潤的人品也不是無可挑剔，曾挪用公款在上海炒房。金融危機一來，房價大跌，無力還款，盛宣懷趁機逼他將股票和房產抵押給招商局，將其掃地出門。
唐廷樞也被李鴻章調去籌建開平煤礦，盛宣懷終於如願以償地登上了“督辦”的寶座。
從此，督辦一職由北洋大臣任免，總管招商局的人事和財務；各地分公司的總辦則由股東推薦改爲督辦任命。
官督商辦名存實亡，招商局成了北洋的私產，開始走下坡路。
盛宣懷使出喫奶的勁兒對招商局做國有化改造的同時，明治政府明智地將其最大的輪船國企長崎造船所以驚人的低價轉讓給了巖崎彌太郎。
於是便有了後來的三菱公司。
就在袁世凱彷徨無計時，全國已有近千家洋行，一萬名買辦。他們集中在沿海和長江沿岸，隱然一股左右中國經濟走向的強大力量。
到處是殘垣斷壁，到處是新的契機。路，要怎樣從腳下延伸？
對於大頭，捨棄虛名、安然富足的一生觸手可及。但試問，他又怎麼可能主動放棄挑戰者的身份？
如果這臺敲剝天下骨髓、離散天下子女的專制機器下已爬滿了一千名挑戰者，那就把我袁慰庭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誰同黑暗搗亂，誰就擁有光明。
正如百年後的詩人所吶喊的那樣：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聲，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千百年來，文人總是奢談仁愛王道、理學心學，殊不知專制不除，在舊有的社會形態下，即使偶有新文化的火花，也不過是剎那芳華，絕無生根發芽的可能。
故，此學彼學，終不若袁世凱用生命去演繹和闡釋的亡清之學。
苦悶的大頭再一次找到老大哥徐世昌。
自從1886年考中進士，徐世昌已在翰林院待了快十年。先是以庶吉士的身份觀政學習，考覈通過後授檢討，升編修，再升修撰。
仍然是從六品的芝麻官，還沒實權，仰望天闕，真是宦海無涯。
按理說以徐世昌之足智多謀不該混得那麼慘纔對。要怪就怪他命不好，碰到了氣場不合的領導。
兼任翰林院掌院學士的李鴻藻覺得徐世昌虛僞矯情，非常反感。
這個得承認，不然人最後也不可能混到民國總統的位置。
問題是縣官不如現管，便是日後能當美國總統，辦公室的小領導也能把你掐死在萌芽中。
平心而論，清水衙門翰林院走出過不少人才，卻也培養了很多廢柴。蓋因我國有學問便有學問家，有學問家便有學問，同時則有研究學問家的學問，則有研究學問家的學問家……
用袁世凱的話說就是：
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個半。張佩綸、徐世昌和楊士驤算三個全人，張謇只能算半個。
徐全人被老大壓制，什麼好處都輪不着。窮翰林們最大的好處就是外放省一級的鄉試考官，只要能撈到一任，立刻盆滿鉢滿，鹹魚翻身。
一任都當不上的徐世昌只好靠微薄的俸銀生存，每逢三節，給李鴻藻送的“孝敬”不過區區二兩，這又進一步導致了惡性循環……
深感苦海無邊的徐世昌幾番活動，謀求外放地方官，都被他堂叔以“京官雖小，機會衆多”爲由所阻，直到難兄難弟袁世凱敲開了他冷清的家門。
這是一次務虛的談話，卻比戊戌變法更務實。
甲午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日本或歐洲，而徐世昌則獨具慧眼地注意到大洋彼岸的美國。
這一年，美利堅的國民生產總值第一次超越大清，躍居世界第一。
大清的GDP倒並沒有摻太多水，但再高也沒用，不過是病怏怏的三高人羣罷了。
作爲一個當時政以賄成的農業國，大清的GDP就地產生就地消耗，從來不轉化爲先進的生產力和人民的生活品質。
美國則不然。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疆域遼闊的工業化民主制大陸國。看看遠交近攻、你撕我咬的歐洲列強，再看看比《黃金三鏢客》大決戰時還緊張的中日俄三國，你就明白只有北美才是世外桃源。
還有比加拿大和墨西哥更友好的睦鄰嗎？核武器出現前還有比新大陸更安全的淨土嗎？
遠離紛爭讓美國成爲一座平靜的試驗場，試出了當時世界上最穩固的制度——民主共和，最先進的文化——法治文化。
相比之下，君主立憲國仍依賴強人政治。可強人不常有而戰爭常有，時勢造就了俾斯麥和伊藤博文，德國與日本卻最終無法擺脫二戰慘敗的厄運，皆因體制之病，疾在骨髓，非刮骨去毒不能治癒。
於是，徐世昌判斷，20世紀能取得全球霸主地位的，只能是美國。
貌似不可思議，實則勢所必然。
話題回到袁世凱身上。徐世昌幫他分析了眼前的局勢：要想練兵，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受國家任命。而督辦軍務處五個“常委”裏，奕訢深居簡出，接觸起來有困難；奕劻資歷最淺，不是幹事的料。剩下三人裏，李鴻藻德高望重，門生遍天下（包括張之洞）；翁同龢鐵桿主戰，幫光緒打造精兵的心願比誰都強烈；榮祿是慈禧的人，向以知兵著稱，後黨裏的行家裏手。
目標已經很明確，但非常棘手。
姑且不論李鴻藻同徐世昌，翁同龢與李鴻章之間的私人恩怨，李、翁二人本身和袁世凱比起來，就像兩個世界的物種。
然而，爲了亡清大業，別說是臉厚心黑，便是臉黑心厚，亦在所不辭。
接下來的一個月，袁世凱要將亡清之學發揮到極致。
祕不外宣的跑官寶典
徐世昌先找到他在翰林院的同事李盛鐸，此人是李鴻藻親錄的榜眼，對付老學究很有一套。
李盛鐸早年奔走于徐桐門下，徐桐走到哪兒他就跟到哪兒。
一次，他借住在徐家。明知徐桐對鴉片深惡痛絕，卻故意在牀頭放置煙具，並揚言是傳家之寶。
老頭見了當然生氣，把他叫到跟前訓斥。李盛鐸突然一副勞改犯面對攝像機的表情，叩頭認錯，又以極其誇張的動作當場將煙具砸爛，以示浪子回頭。
這下輪到徐老頭慌了：“何必把東西毀壞，不吸就行了。”
李盛鐸搖身一變，成了樣板戲的主人公：“不如此不足以表示恪守師訓，非破釜沉舟不可！”
在小滑頭的撮合下，袁世凱終於見到李鴻藻，遞上了自己精心措辭的《致軍機大臣李鴻藻論甲午清軍敗因稟》。
此稟將“求官六字訣”裏的“捧”“恐”“吹”運用自如，上來便是一句“太夫子大人鈞鑒”。
“夫子”是不能亂叫的，但現實中很多人都在亂叫。倒不是因爲喫錯了藥，而是沒有安全感，想通過拜師尋找靠山，藉機上位。
對這種褻瀆師道尊嚴的卑劣行徑，李鴻藻極其反感。於是，知趣的大頭叫他“太夫子”——當我老師的老師總行了吧？
這就把李鴻藻捧上了飄飄然的神壇。
實踐證明，沒有人能對“捧”字免疫。而且正由於比比皆是，太過常見，反倒習焉不察。
乾隆朝才子、《隨園詩話》的作者袁枚曾在翰林院當庶吉士，散官考試時喫了不通滿語的虧沒能留下，外放到江蘇做縣官。
在向自己的老師、以清正聞名的尹繼善辭行時，當過兩江總督的尹老師問他下去以後有什麼打算。
袁枚故作爲難道：“也沒什麼打算，就是準備了一百頂高帽子。”
尹繼善很不高興，年輕人怎麼也搞起這一套來了？（不搞這套你們這些老同志能提攜後進嗎？）
袁枚開始飆演技，說現在社會上風氣不好，都喜歡戴高帽，像老師您這樣不浮誇的又有幾人呢？
尹繼善聽了很高興。袁枚出來後，一朋友問他談得怎樣，他笑道：“很好，帽子已經送出去一頂了。”
所謂“恐”就是恐嚇。
當然你會問，下級也敢恫嚇上級？
這你就不懂了，恐和捧要互爲所用，方見奇效。有的人捧了一輩子，卻永遠只能給領導提鞋，就是因爲少了恐。
善恐者捧中有恐，旁觀之人見他阿諛奉承，卻不知句句暗擊要害，上司早已汗流浹背；善捧者恐中有捧，旁觀之人看他傲骨嶙峋，聲聲責備，其實受之者滿心歡喜，骨頭都酥了。
袁世凱的恐恰到好處，不溫不火。先是點明清軍將領驕飽疲懦的現狀，再以倭寇即將“北控遼海，南據澎臺”，不思變革，數年後“大局之危必有甚於今日者”嚇唬李鴻藻，最後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助我還遼的三國其實各有私心，歸根結底自強纔是王道，刻不容緩。
這就爲談論西法練兵做好了鋪墊。
再者便是自吹自擂。
吹，是一門藝術，想達到西門吹雪的境界，還得跟袁世凱學。
論及練兵，他隻字不吹，有一說一，卻在函末貌似不經意地提起中風偏癱的生母，自己擬趁公務已畢，請北洋賞假，回鄉省親。
吳大澂當年爲他題寫的“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大頭一直謹記於心，這句話還有一層引申含義——凡清流，必重移孝作忠。
袁世凱提這茬還有一個作用：暗示李鴻藻，自己已是自由之身（待業青年），隨時可供朝廷任使（請求上崗）。
吹拉彈唱成功擊中了李鴻藻的軟肋，他給袁世凱下了“家世將才，嫺熟兵略”的評語，將他調到軍務處等候差遣。
接着，大頭又使出求官六字訣裏的“空”——排除一切干擾，四大皆空慢慢磨。
他在嵩雲草堂（由袁甲三興建的河南會館）住下，召集一幫幕友撰寫兵書。
當然，這些人加起來也比不上一個王修植。人家畢竟是成功案例，所寫的條陳助胡燏棻謀得了練兵大臣一職。
而且，李鴻章倒臺後，王修植被王文韶延攬至幕中，通過他正好也可以結識新任的直隸總督。
但王修植不這麼想。
雖然你袁世凱官銜大，但你不但沒文化，還是引發戰爭的罪魁禍首，我何必要與你同流合污？
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蘇軾《留侯論》
亡清之志，豈是肉眼凡胎所能破識？
袁世凱專程跑到天津，覥着臉巴結，狂使“鑽”字訣，三天一小請五天一大請，侯家後上檔次的妓院都逛了個遍，終於贏得王修植的信任，將練兵條陳的初稿交給了大頭。
爲了扭轉世人對他的誤解和不良觀感，袁世凱還經常好整以暇地到北洋羣僚常去的茶館閒聊。
據李鴻章的筆桿子于式枚回憶，每當袁世凱談論在朝鮮的往事時，大家全都湊過來仔細聆聽，被他神乎其神的經歷所折服，目爲一世之雄。久而久之，只要袁世凱一來，全都戲言“曹操到了”，他也漫不經心地答應大夥。
功夫不負有心人，袁世凱終於博得了包括張之洞和晚清重臣劉坤一在內的朝臣的一致好感。
此情可待成追憶，就是心裏過不去
但凡瞭解光緒慘淡童年之人，都知道翁同龢纔是攻略的重點。
虎媽慈禧，對自己的親生兒子都鐵石心腸，更不消說對光緒了。
這直接造就了皇帝懦弱的性格，也將翁同龢推上了慈父的角色。只需一場戲，盡在不言中：每當雨夜，空曠而孤寂的宮殿裏，師徒二人總是抵足相談。一陣響雷傳來，膽小的光緒“噌”地撲到了翁師傅的懷裏……
爲了拿下翁同龢，袁世凱不惜一切。他找到舊怨張謇，盡棄尊嚴，求他代爲引見。張謇究竟是幹大事的，也不計較，當即答應。
第一次會面，大頭呈上了練兵條陳，百般遊說。可能因爲急進，感覺並不好。果然，當晚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
此人開展，而欠誠實。
當領導說你不誠實時，往往指的是你跟他還沒有完全交心。袁世凱回去後輾轉反思，心想：求官六字訣只剩下“送”字沒使了。
是人，都有價碼。人心既是肉長的，就逃不脫被收買的命運。所不同者，有人一頓飯可以搞定，有人卻必須以重金砸之，抱負越大，心理價位越高。
翁同龢是不收禮的，任你金山銀山，他自巋然不動。
然而，滾滾長江，千帆競渡，終究不過兩艘船，一曰“名”，一曰“利”。
名繮利鎖，名在利前。即使你能抵擋利的誘惑，也難保不墜入名的樊籠。名與利，實乃銅錢之兩面。一面寫着“乾隆通寶”，一面寫着“吉祥如意”。但見“吉”字朝上，不見“寶”字在下，便不帶銅臭了嗎？
說到底，名乃形而上之利，利乃形而下之名，如膠似漆，彼此彼此。
如果大頭懂書法，送一幅名貴的字畫無疑是最好的選擇，畢竟連“嵩雲草堂”四個字都是翁同龢題寫的。而以翁的性格，必定會估價後給錢，但很可能就此引爲知己。
大頭思來想去也想不出個所以然，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第二次拜訪，果然仍不見效，只好找徐世昌問計。
問題其實很簡單，無非站隊。大頭是李鴻章一手提拔起來的，在匪氣很重的官場，要轉變陣營，沒有投名狀，想都別想。
徐世昌索性挑明，四個字：打死老虎。
袁世凱心裏一驚，旋即明白抉擇的時刻到了，要想贏得翁同龢的信任，必須出賣李鴻章，沒有中間路線可走。
畫面變成了黑白。
十年前，李鴻章上奏慈禧，保舉大頭。
伴隨着鏡頭中書寫的毛筆，畫外傳來李鴻章的聲音：“血性忠誠，才識英敏；力持大局，獨爲其難。”
轉場。
袁世凱捧着信含淚讀完，哽咽道：“如此知遇，更有何言。”
然而此刻，他不得不做出一個艱難的決斷：是否要對自己的精神教父下手。
背叛，黑幫電影經久不衰的主題。
夕陽西下，悵然若失的袁世凱漫無目的地遊蕩，不經意間竟踱到了賢良寺。這是李鴻章出國前下榻之處，門庭冷落。
許久不見，李鴻章蒼老了許多。
也難爲他了，所有的職務撤得只剩一個內閣大學士的虛銜。玩政治的人一旦沒得玩，其悽惶景象，堪比癮君子無毒可吸。
爲打破尷尬的冷場，袁世凱小心道：“中堂是再造國家的元勳，立下了汗馬功勞。而現在待遇如此涼薄，以首輔的空名，上朝請安，形同寄宿於旅舍，未免太不合適。不如暫時告退，養望林下，一俟朝廷有事，聞鼙鼓而思將帥，則不能不倚重老臣。到時羽檄徵馳，安車就道——”
李鴻章厲聲打斷：“罷！罷！慰庭，你是來給翁叔平（翁同龢號）做說客的吧？他汲汲想得協辦大學士（大學士在清代雖是虛銜，但仍分爲保和殿、文華殿、武英殿、體仁閣、文淵閣和東閣六級，常年只設四人。另有協辦大學士二人，通常由尚書兼任，爲晉升大學士的必經之路，競爭激烈。有清一代，保和殿大學士只有傅恆刷出來過，漢臣的最高成就則是李鴻章的文華殿大學士），我開了缺，以次推升，騰出個協辦，他即可頂補。你告訴他，教他休想！武侯說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兩句話我也還配說。只要一息尚存，絕不奏請開缺，教他想死！”
袁世凱怕把老頭氣出腦溢血，趕緊諾諾而退。
能罵人說明精神狀態還不錯，大頭感到很欣慰。
但馬上他就高興不起來了，因爲從張謇那兒聽說，光緒對胡燏棻很不滿意，爲了迎合儘快雪恥的帝意，翁同龢建議全權委託漢納根練兵。
問題是漢納根的方案比較激進，主張聘請德國軍官七百多人，下派到各哨。在榮祿看來，這就是讓老外控制了連一級的單位，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光緒叛逆症發作，態度異常強硬，說必須讓漢納根練兵十萬，不得阻攔，還當衆點了榮祿的名，叫他不要掣肘。
榮祿一肚子委屈，向好友鹿傳霖抱怨：
常熟（翁是江蘇常熟人）天生奸險狡猾，真是令人不可思議。其誤國之處，可以同合肥（李鴻章）相提並論。合肥甘心做小人，常熟則是僞君子。與其共事，幾乎沒有一天不發生爭執。
榮祿的偶像是李鴻藻，三十年交情下來，凡是李夫子打招呼的事，沒有不鞍前馬後的。
因此，這場遊戲卡就卡在翁同龢那兒，而且由於光緒的發飆，還進入了倒計時。
別無選擇的袁世凱開始整理黑材料，包括李鴻章當年如何壓制吳長慶，日軍登陸朝鮮時如何貽誤戰機。既翔實又鮮活，一直熬到深夜。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月神不語，見證了世間多少善惡。
袁世凱一臉倦意，來到中庭，仰望夜空，默然不語。
個人的小我情誼，同蒼生大義比起來又算得了什麼呢？中堂大人，以你的胸懷，想必能諒解世凱的苦心吧！
意氣風發時，高歌猛進，算半個英雄；頭破血流後，飲血低吟，更是半個英雄。然而，爲了亡清，滄海橫流間榮辱不驚、心如死水，纔是真正的英雄。
黑材料對李鴻章影響不大，卻在翁同龢那兒產生了奇效。第三次把袁世凱送出家門後，翁在日記中寫道：
此人不滑，可任也。
在練兵人選上，三個大佬第一次難得地達成了共識。李鴻藻叮囑榮祿，指定袁世凱編寫《練兵要則十三條》。再加上劉坤一的舉薦，一十八載亡清夢，總算迎來了曙光。
奉旨練兵
同樣看到曙光的還有康有爲，1895年的夏天，他以二甲第四十八名考中進士，觀政工部。
梁啓超卻成了炮灰。被康老師洗腦的他沒認識到國考的嚴肅性，繼續耍筆桿子談改良，被主考官徐桐先入爲主地誤認爲是康有爲的卷子，當場摒棄不錄。倒是副考官李文田慧眼識珠，在卷末惋惜地批了一句“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康聖人去工部報了個到就再也不想上班。他對蓋房修路沒有絲毫興趣，而是像堅持晨練一樣堅持上書，且語不驚人死不休，說皇上你要再不改革，則“求布衣而不可得”。
再簡單的事，重複做也會發生質變。康有爲三個字終於上達天聽，光緒對左右道：“這個康某人何以不顧生死，竟敢以此言陳於朕前？”
他的理解是忠君，並開始對疏中“富國、養民和社會改革”三策發生濃厚的興趣。
由康有爲主演的這幕腦殘志堅的勵志劇可謂中國版的《阿甘正傳》。據他回憶，自己早年時時哭笑無常，唐德剛在請教了心理醫生後說這是初期精神病的症狀。
兩個風雲人物在嵩雲草堂會面了。
對大他一歲的康有爲，袁世凱一口一個“大哥”。對梁啓超這個日後還要頻繁過招的對手，袁世凱則嘆爲奇才，稱其“少年英俊”。
大頭要借康黨的勢。
當時，梁啓超作爲《萬國公報》的主要撰稿人，在廣學會這塊經營了多年的輿論陣地上，用飽含深情的文筆呼籲變法，打動了許多上層人士，名動京城。而康有爲則趁機聯合陳熾（戶部員外郎）、楊銳（內閣中書）、沈曾植（刑部員外郎）以及文廷式（翰林院侍讀學士）等中下級官員，謀劃成立強學會。
這幫人不是翁同龢的門生就是李鴻藻的故吏，隱然清流黨設在民間的進步團體。
民間清流更激進，不僅大談西學，而且謀求政改。由於後臺很硬，連李提摩太都參與進來，因而又同外國使館搭上了關係，英美公使都表示願意無償提供圖書和儀器。
嵩雲草堂，來者日衆。曾國藩之孫曾廣鈞、張之洞長子張權都被忽悠入會，一干人選舉陳熾爲會長，梁啓超爲書記員，準備大幹一場。
工部尚書孫家鼐代爲準備館舍，翁同龢則答應每年從戶部撥發經費。各省督撫也非常看好強學會，王文韶、張之洞和劉坤一慷慨解囊，各捐五千兩，甚至連宋慶、聶士成等武官都紛紛跟進。
袁世凱早在草創階段就捐了五百兩，此後又陸續資助，還積極動員他人捐款，博得了康黨及衆人的好感。
李鴻章自忖人老心不老，也想附庸風雅，捐他三千兩，可惜被翁同龢門下走狗陳熾冷冷地拒絕了，氣得老頭出國前唸叨說：“這幫人與我過不去，我回來後看他們還做不做得成官。”
事實上袁世凱也不單單是爲了政治投機才混跡於維新派的陣營，他是真心想吸納那些進步的觀點與主張。而兼收幷蓄的胸襟，正是大頭比康有爲更有爲的重要原因。
《練兵要則十三條》交上去有段日子了，不見迴音，袁世凱頗感焦慮，喚來阮忠樞。
阮忠樞中舉後投李鴻章幕府，曾任北洋水師學堂中文總教習，直至幕主失勢，跑到李蓮英的弟弟家當家庭教師。
袁世凱通過這條線狠砸一筆，收買了李蓮英，在慈禧那兒也佈下一顆棋子。
後來證明這顆棋子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每逢慈禧召見，袁世凱跪在地上看不到太后的表情，不利於察言觀色時，就看李蓮英的腳。如果兩腳併攏，說明慈禧不愛聽，立刻打住不說；如果兩腳分開，則放心大膽地說。
百試不爽。
沒過多久，大頭便蒙光緒接見。
誰也無法預料，僅僅三年後，皇帝每天都將生活在對丹陛下的這個人的怨念之中。
1895年12月8日，督辦軍務處聯名會奏：
查有軍務處差委浙江溫處道袁世凱，樸實勇敢，曉暢戎機，前駐朝鮮，頗有聲望，因令詳擬改練洋隊辦法。旋據擬呈聘請洋員合同及營制餉章，臣等復加詳核，甚屬周妥，相應請旨飭派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假以事權，俾專責任。
當日，光緒明發上諭：
此次所練，專仿德國章程，需款浩繁，若無實際，將成虛擲。溫處道袁世凱既經王大臣等奏派，着即令督率創辦，一切餉章照擬支發。該道當思籌餉甚難，變法匪易，嚴加訓練，事事覈實，倘仍蹈勇營（淮軍）舊習，惟該道是問。懍之、慎之！欽此。
消息一出，賀電紛至沓來。
有鼓勵型：“刷振精神，以副中外之望”（劉坤一）；
有簡潔型：“爲國家賀”（盛宣懷）；
有激動型：“中國轉弱爲強之兆”（吳汝綸）。
總之是衆望所歸，各方勢力都滿意。
除了李鴻章。
在同李鴻藻談及此事時，他說：“我是敗軍之將，等着袁大少爺練成新軍後打一仗看看。”
玉壺光轉，物換星移。袁世凱的時代，到了。
做人似水，行事如山
小站。
定武軍送走胡燏棻，迎來了它新的主人。
鑑於糧餉充足，袁世凱上來就擴軍，在編制允許的範圍內募兵，使定武軍最大化到七千多人，並在原來步、炮、馬、工程的基礎上新添了輜重兵，正式命名爲“新建陸軍”。
招兵也不是亂招，年齡必須在二十到二十五歲，身高一米七以上，能托起一百斤重物，步速每小時二十里者方能入圍。而且還有才藝表演，身懷一技之長特別是粗通文墨的，將優先錄取。
緊接着仿照德國營制改革弱智的清軍軍制，將“營”一級單位擴張到一千人，相當於後來的標（團），長官稱“統帶”，副手稱“幫統”；每營轄四隊（連），長官稱“隊官”；每隊轄三哨（排），長官稱“哨官”；每哨轄六棚（班），長官稱“正目”。
新建陸軍分左右兩翼，左翼兩營，右翼三營。左翼翼長是擔任過銘軍統領的薑桂題（1843—1922），右翼翼長是淮軍舊將龔友元。
此外還有炮兵營、炮兵學堂、騎兵營、騎兵學堂、步兵學堂以及德文學堂，都歸督練處直轄。督練處督練即袁世凱本人。
作爲新建陸軍的總指揮部，督練處下設三個重要辦事機構：參謀營務處、執法營務處和督操營務處。另外還有糧餉局、軍械局以及轉運局等部門。
十幾個德國教習分佈於督操營務處四個學堂，全部按德法操練。學堂爲兩年制，畢業時成績優異者赴德國深造，其餘留在軍中擔任下級軍官。
新建陸軍走的是高薪養兵的路線，步兵每月能拿四兩半銀子，而綠營只有一兩半。騎兵差異更大，前者是九兩，後者只有二兩。
而且，從電臺手錶到帳篷雨衣，所有裝備一水兒的德國進口。各級軍官除佩刀外，每人一支六發的左輪手槍。
給完蘿蔔，祭出大棒，袁世凱組織編寫了《勸兵歌》。
作爲近代第一首軍歌，淺顯之中透着幽默，比如“一年喫穿百十兩，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爲國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二要打仗真奮勇，命不該死自然生。如果退縮幹軍令，一刀兩斷落劣名”。
同時，頒佈《簡明軍律》二十條，十八斬兩處罰，相當嚴厲。
問題是當兵在晚清早就退化成跟過家家一樣嘻嘻哈哈的事，你就是來個百人斬，也一樣不缺以身試法的。
士兵甲拉練回營途中，揹着槍離隊，跑到河邊柳蔭下買了個甜瓜，邊走邊喫，被執法營務處的巡查逮了現行。對此人的處分是罰站示衆，所在哨的哨官則被打了二百軍棍，所在營的統帶更是就地免職。
由此可見袁世凱賞罰分明的風格：士兵有錯，軍官要負管束不嚴之責，且層層加碼，上級遭受的懲處遠重於下級。
但當你違反了十八斬時，無論是誰，都難逃一斬。
有個士兵偏不信邪，在軍營偷吸鴉片，讓禁毒大使袁世凱撞了個正着。煙鬼但見眼前白光一閃，人頭落得比古龍小說裏的高手對決還利索，頓成刀下亡魂。
接着，便是整頓剋扣軍餉的痼疾。
大頭採取的辦法是一竿子插到底，不許營員經手。發餉時，令餉局按名冊分包數千份，派巡查前往各營監視，確保直接發到每個士兵手上。
當然你會說：這有什麼稀奇的？除非實現電腦全自動化發餉，不然再牛逼的手段也擋不住國人掌權後洶湧澎湃的腐敗熱情和精妙絕倫的貪污技術。
其實是有的，只需要高超的記憶和強大的耐心。
袁世凱經常搞突然襲擊，親自發餉，對各級軍官，甚至最小的正目，都能一一點出姓名，並說出其性格愛好。
這就比較駭人聽聞了，因爲你會時刻提醒自己，領導的法眼正燭照着一切。
更隱祕的是，通過這種觀感告訴每一個士兵，誰纔是賞飯的人。
眼看步入正軌，怪力亂神出現了。
天津附近有個大仙，自詡只要作法在身，即可槍彈不入。軍中上下，多有嘖嘖稱奇者，也不好好訓練了，一天到晚跟家庭婦女似的湊到一塊兒談論僞科學。
大頭一拍桌子，怒道：“這樣的人才，怎麼能放到民間，不爲朝廷所用？”
當場要聘其爲教習。
一個神志正常的軍官勸阻道：“老大你不是開玩笑吧？憑此兒戲，何能臨大敵？”
袁世凱毅然決然，益堅其請。
神祕大師來營後，大頭立刻召集軍中諸將，目睹他施展符咒法力。
待其立定，袁世凱命人以手槍擊之，果然毫髮無損。衆人愕然不語，驚以爲神。
大頭將之奉爲上賓，並許諾過幾天再安排一場大的“演出”。
這日，晴空萬里，小站的操場上圍滿了官兵。
一軍官出面請大師立下手狀：設或身死，與人無尤。
準備就緒後，三十個士兵出列，持奧地利產的曼利夏步槍（步兵標配，1888年造，射速每分鐘二十二發，彈倉五發裝填，最大射程兩千米）齊瞄。
一聲令下，槍聲大作，大師砰然倒地。在場之人無不驚呆，袁世凱卻平靜道：“此詐耳，絕無妨。”
遂命人檢視，回報稱：“目尚未閉，有笑容。”
大頭笑道：“怎麼樣。”
等衆人散去後，再次檢查的情況則是“口角流血，胸有七洞”。
原來，第一次用手槍打時，袁世凱暗中囑咐持槍者不要瞄準“大師”，但在第二次表演時卻不作此安排。
於是，成功地用江湖騙子的血，祭了新建陸軍的旗。
德先生、賽先生，無須五四青年抬大轎，袁世凱早已爲之。
小站班底
西法操練非常辛苦，夏秋每月放假四天，冬春只有兩天，其中一天還是發餉日。對於訓練認真，考覈成績突出的官兵，均予以記名獎勵，遇缺即補，在晉級上有優先權。
爲了提高新軍士兵的社會地位，大頭上奏朝廷，獲准減免軍屬的賦役。這是秀才以上功名者才配享有的特權。此外，他還從自己的月俸中拿出三分之一，專門獎掖學堂裏成績優異者。
各級部門，是個領導就愛標榜自己求才若渴、任人唯賢，可真正做到袁世凱十分之一者又有幾人？一個單位做不到公平，則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終將被市場淘汰；一個國家做不到公平，則人心渙散，法度凌夷，終將陷於狼奔豕突的叢林世界。
不瞭解大頭的志向，便不可能理解他“事無鉅細，靡不躬親”的狂熱勁頭。這確乎是袁世凱步入仕途以來所爭取到的最大的機會，但若僅僅爲了投機做官，犯不着如此玩命。
新建陸軍是一張難得的白紙，沒有舊軍隊裏盤根錯節的人事關係，所有人都從零開始，做起事來相對簡單。
第一次擁有了可供自己盡情揮灑的舞臺，大頭激動的心情不亞於曹孟德收編了青州兵。
古之成大事者必先得人，而一談到籠絡人心，三頂帽子立刻就扣到了袁大頭的腦袋上：結之以恩義，厚之以爵祿，威之以刑殺。
最早神經質般搞批鬥的當屬梁啓超。
在他看來，曾國藩用人尚且要考察品行，李鴻章則純以功名驅使。到了袁世凱就更等而下之，重才輕德，底下人賣命的唯一動機似乎只是爲了利祿。
天天都有人感嘆世風日下，並不稀奇，稀奇的是這話居然從梁啓超嘴裏蹦出來。
作爲文化圈的實用主義者，梁啓超並不諱言自己“以今日之我戰昨日之我”的多變性，甚至以此爲榮。他從不固守某一主義，明知康有爲抄襲了廖平的觀點，還說廖“其人不足道”。
這樣的人，何苦要戴上面具假裝道學先生？
事實上人與人之間很多時候就是一種功利的結合。你能爲他人提供施展和成功的機會，就不怕沒有人才追隨；你的事業和局面越大，所能提供的機會越多，凝聚人才的能力也就越強。
然而，想把蛋糕做大，說到底還是要超越功利，因爲這個世界既不是有錢人的，也不是有權人的，而屬於有心之人。
懷大志者往往見真性情，對袁世凱這樣的梟雄，金錢不能搖其心，美女無法墮其志，所圖既大，結納人才反倒出於拳拳之心。畢竟，誠能動人。
爲了人盡其用，大頭苦思冥想，總結出四類必須用好的人才：現用型、備用型、儲用型和培用型，並做了不同的說明。
一輩子能遇到一回這樣的領導，你就偷着樂吧。
先天下之樂而樂的是阮忠樞。按理說這樣一個老煙槍，在比《義海豪情》裏的鄭九妹還痛恨鴉片的袁世凱手下當差早就該掉腦袋了，可因爲交情和才華，大頭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阮忠樞得隴望蜀，在天津愛上了一個妓院裏的紅牌小玉姑娘，非要納她爲妾不可。
拋開國法不論，也丟不起這個人。你就是擱以浪漫著稱的法國，其戲劇衝突亦足夠拍《茶花女》了。
軍隊是個嚴肅的地方，袁世凱當場駁斥了阮忠樞的荒誕請求，明確告訴他：萬不能從。
心灰意懶的阮才子從此無心愛良夜，一邊灌着黃湯，一邊細細咀嚼相思之苦。
過了段時間，袁世凱讓阮忠樞陪自己去天津看望一個朋友。剛跨進大門，阮便注意到院子裏紅燭高照，酒宴豐盛。待進至裏屋，只見一個新娘裝扮的佳人款款而立，竟是小玉。
原來一切都是袁世凱暗中操持的，把驚喜交加的阮忠樞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練兵的過程，也是後來左右了民國十多年曆史走向的小站班底成型的過程。究其來源，除了袁世凱的故舊親朋，就是李鴻章的政治遺產：淮軍老人和武備學堂。
老人裏，以剿捻起家、綽號“羅鍋”的薑桂題，資歷無人能及。甲午前就官至提督，因旅順失守而“革職留營”。
他和袁保恆是把兄弟，私下裏稱袁世凱爲“老四”，大頭則叫他“老叔”，兩人關係很好。
姜羅鍋是個大老粗，對年輕軍官張口閉口“小鳥孩”，時不時還搞些重口味的畫面，比如當着袁世凱的面端起痰盂小便。
也許你覺得他腦子不正常，但官場上大浪淘沙篩出來的絕不是省油的燈，必有一門看家絕活。
薑桂題的絕活知易行難——在暗無天日的晚清官場浸淫了幾十年還能保持一顆樂觀陽光的心，最終享年八十歲，比起那些苦逼一輩子，壽命卻不長，死後還要被御用文人挫骨揚灰的大人物來，實在幸運太多。
最窮無非討飯，不死終會出頭。如此人生信條，使薑桂題的一言一行看起來就像在拍《鐵齒銅牙紀曉嵐》。
守旅順時正值夏天，他經常把辮子盤在頭上，光腳趿拉着鞋，袒胸露腹，手執大蒲扇，在街上溜達。走累了就闖入人家，遭到主人呵斥時卻反問人家：“我是姜老漢，難道你不認識嗎？”
之所以這麼自戀蓋因他看到滿街的店招。
幡布上寫着“掛麪”二字，他誤認爲“桂題”（“面”字繁體同“題”字很像），以爲旅順人民盼他蒞臨若大旱之望雲霓，還專門找來屬下批評教育，說搞什麼形式主義……
一天，姜老漢又把自己當成了康熙，跑到菜市場微服私訪。正巧碰到一個士兵買魚不給錢，還毆打賣魚的。薑桂題非常興奮——看看，深入基層，很有必要！
他衝上去就抽了士兵一嘴巴，誰知此人是個新兵，不知道眼前的糟老頭是薑桂題，立刻還手，兩人當街廝打起來。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一個頭目從旁路過，嚇得大叫道：“這是大帥啊！”
士兵聞言，魂飛魄散，疾奔而逃，薑桂題也回到軍營。沒過多久，該兵的營官將他綁縛到轅門，請求軍法處置，並自請失察之罪。薑桂題盯着兩人看了許久，道：“我扇他嘴巴，他用拳還擊，都是打，治的哪門子罪嘛。”一句話便打發了，惹得衆人相視而笑。
袁世凱之所以重用姜老漢，將其放到中軸的位置，除去顧念舊情，也是看中他沒有架子、愛惜士卒的長者風範，想借此籠絡淮系老人（比如張勳、倪嗣沖），增強全軍的凝聚力。
而薑桂題也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隨大頭，直至民國被授予陸軍上將。
場面撐起來，還得指望幹事的。和北洋水師學堂齊名的北洋武備學堂曾像造血幹細胞一樣爲淮軍輸送了許多接受過德式教育的軍事人才。可惜老將們不珍惜，說“功名自馬上得”，年輕軍官雖有一整套數學物理、天文測繪等現代知識，仍飽受輕慢和訕笑。
甲午兵敗，樹倒猢猻散，袁世凱像考古挖掘一樣鄭重其事地將這些青年才俊打撈進新建陸軍。
於是，北洋三傑段祺瑞（1865—1936）、馮國璋（1859—1919）和王士珍（1861—1930）脫穎而出。
衆所周知，三人被分別冠以“虎”“豹”“龍”的稱號。和西部片《虎豹小霸王》所不同的是，北洋之虎與北洋之豹歷來不和；北洋之龍則一直很低調，清廉自守。
三傑在武備學堂時就以成績優異而著稱。
段祺瑞畢業後被派往德國深造炮兵；馮國璋兩不誤，考取了秀才功名，出來後一直跟聶士成混，編過兵法操典；王士珍揣着學位證跑到山海關當炮隊教習，被葉志超看重，跟着上了前線，參加平壤保衛戰。
在那個發足狂奔的雨夜，要不是細心的王士珍帶着一張朝鮮地圖，葉志超就是長跑冠軍也跑不回中國。
在武備學堂總辦蔭昌的力薦下，段祺瑞當了新建陸軍炮兵營統帶兼炮兵學堂監督，馮國璋任督操營務處總辦，王士珍任右翼第三營幫統兼步兵學堂監督。
袁世凱的特點是爽快、公正、認實力。只要你是塊金子，哪怕不是足金，在他手下幹事，永遠都不怕被埋沒。
新建陸軍逢升（提拔）必考，段祺瑞是炮兵專家，卻不擅長經史。爲了助他上位，大頭事先私下向段祺瑞漏了題，在不破壞程序的同時保證了唯纔是舉。
武備學堂投奔小站的傑出代表還有曹錕、段芝貴、張懷芝、陸建章、靳雲鵬、田中玉和王佔元。再加上故交裏的張錫鑾、雷震春、江朝宗以及言敦源，足蹬馬靴、斜掛佩刀的袁世凱揚揚得意地望着冉冉升起的朝陽，突然放聲大笑。
餘音繞樑中，鏡頭切到了紫禁城東北角的箭樓。
陰晴不定，黑雲壓城。
再微弱的光，也是對黑暗的拒絕
廣東。
孫文領導的廣州起義因叛徒告密，一槍未發便宣告失敗。陸皓東被捕處死，陳少白、楊衢雲、鄭士良等亡命海外，全成了職業革命家。
橫濱。
看到日本報紙上有以“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爲題的報道，孫文對陳少白道：“‘革命’二字，出自《易經》之‘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日人稱吾黨爲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
自此，四方勢力（清廷、康黨、孫文和袁世凱）活躍於棋盤之上，一切都像布朗運動一樣充滿了不確定性。
大頭首當其衝，捱了一記悶棍。
小站附近有許多商販，經常跑到軍營裏同官兵做生意，時間久了，不僅擾亂訓練、破壞軍紀，還產生經濟糾紛，麻煩不斷。
袁世凱三令五申皆不見效，畢竟老油條們又不是第一天在這開店了，類似的官樣文章以前盛軍統領發過不知凡幾，卻從來沒有執行到位過，這愈發助長了商販們明知故犯的氣焰。
誰知大頭下定決心要鬥硬，抓住一個跑得最勤的當場砍了，兵營秩序從此井然。
問題是國有國法軍有軍規，人民子弟兵把人民給殺了，絕對是聳動的新聞頭條。再加上這幫商人並非你想象中的弱勢羣體，一番活動下，御史胡景桂參了袁世凱一本，說他“營私蝕餉，擾害一方”。
半年不到，就出了問題，光緒高度重視，責成榮祿赴天津徹查。
新建陸軍由督辦軍務處直轄，榮祿又是兵部尚書兼慈禧門下走狗，派他去看個究竟，各方面都放心。
隨行的還有兵部員外郎陳夔龍。
鑑於我國官員應付檢查時登峯造極的表演藝術，聖旨嚴厲道：“斷不準徒飾外觀，毫無實際。”
這事在東方基本算痼疾。俄皇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將金公爵戰功卓著、聰穎過人，一次，女皇沿第聶伯河巡視，波將金幹了一件獨出心裁的事：下令把自己治下貧困骯髒的村子裝裱一新，打扮成一片繁榮的模範村。西方人少見多怪，後來就把各種弄虛作假的樣板工程統稱爲“波將金村”。
深諳此道的榮祿當然不會上當，他決定搞突然襲擊。
到了天津，跟直督王文韶照了個面，旋即輕車簡行趕赴小站。
事實證明，在實力面前，關係和權謀都是浮雲。整齊劃一的身高，氣宇軒昂的士兵，操法嫺熟，聲震雲霄，看得榮祿頷首讚許。
他忽道：“你覺得新軍與舊軍比，如何？”
陳夔龍：“卑職不懂軍事，何敢妄加評論？但看表面，舊軍不免有暮氣，新軍參用西法，倒是別開生面。”
榮祿：“你說對了，此人必須保，以策後效。”
問題是胡景桂的參劾雖多屬空穴來風，但“誅戮無辜”這條卻不假。如果據實復奏，大頭必然交吏部議處，最輕也是撤去督練一職，到時候翁同龢順水推舟又整一個洋人練兵，剛有起色的國防事業就中道崩殂了。
於是，榮祿大膽回奏光緒，說查無實據，請從寬議處，以鼓勵將來。
大頭雖僥倖過關，卻頹廢了許多，將近一個月沒緩過勁來，在給徐世昌的信中幻滅道：“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水。”
與此同時，康有爲卻迎來了他人生中最囂張的時刻。
強學會的成功促使他南下游說張之洞，希望能拉到一筆贊助創辦上海分會。張之洞答應得很爽快，但有一個附帶條件：康有爲必須放棄孔子改制的學說。如此，則一定竭力供養。
康有爲偏執症發作，道：“孔子改制，乃是大道。我豈能爲了一個區區兩江總督的供養而放棄自己的學說！”
於是，還沒步入正軌，張之洞就撤資了，理由是上海強學會的機關刊物《強學報》拋棄“光緒紀年”而採用“孔子紀年”，有敵視現政權的嫌疑。
不久，北京強學會也因御史楊崇伊的彈劾被慈禧查封。
可能你會覺得康有爲很有氣節，但只要對比一下公開出版的《孔子改制考》和戊戌年進呈光緒的版本，光環立刻蕩然無存。
給皇帝看的版本作了大幅刪改，原版中“議院”“民權”等字眼統統消失，而代以“孔子立法，以天統君，以君統民，正五位，立三綱，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義”之類肉麻的吹捧。
氣節？氣死豪傑罷了。
紐約。
下野的李鴻章乘坐“聖路易斯”號郵輪抵達美國。爲了迎接他的到來，正在海濱度假的克利夫蘭總統特地趕回。
歡迎儀式被《紐約時報》稱爲“史無前例的禮遇”。迎賓綵船和幾十艘裝飾一新的白色軍艦在港口列陣相迎，當聖·路易斯駛入時，艦隊發出了十九響禮炮。
二十層的高樓，李鴻章從未見過，但更吸引他的還是樓上樓下的美國青年。那一張張沒受過欺負的臉，時刻洋溢着自信和歡笑，衝李鴻章拼命揮動星條旗、黃龍旗，又跳又叫。
在記者招待會上，李鴻章回答了一個令人唏噓的提問。
美國記者：“閣下，您贊成將美國或歐洲的報紙介紹到貴國嗎？”
李鴻章：“中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中國的編輯不願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那樣敢講真話，也沒有你們這麼大的發行量。由於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价值，也未能成爲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
李鴻章跑到牆外顯然不是爲了體驗言論自由，事實上他肩負着朝廷授予的一項祕密任務——聯俄製日。
光緒已經數不清第幾次被同一場噩夢驚醒。
夢裏，日軍用刺刀穿透婦女的胸膛，將不滿兩歲的嬰兒串起來，故意舉向高空，讓人觀看。一男子失足跌倒，被日兵擒住。一個美國記者走上前示以臂上的紅十字纏帶，欲救之。日兵不理，以刺刀連插男子頸項後揚長而去，任其在地上延喘待死。
這是旅順大屠殺的殘酷景象，倖免於難的，全城僅三十六人——任務是留下來收屍。
光緒的眼眶溼潤了，昏黃的燈光下，他寫道：
奉旨。環球之大，惟俄國與中國爲三百年舊好。
熊的盛宴
這是對俄國拋出的橄欖枝的回應。
1896年9月，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俄方提出，爲表示對俄國的感謝（幫清廷討回遼東），中國應派重臣親臨致賀。
項莊舞劍，意不在此。
沙俄的遠東政策和日本的大陸政策都是擴張性的，彼此水火不容。現在朝鮮已是日本的囊中之物，俄國自然不會坐以待斃。它要趁戰後瀰漫在中國上空的仇日情緒尚未衰退之際拉攏清廷，以締結軍事同盟的形式，名正言順地進入東北，並在時機成熟時據爲己有。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光緒聖旨裏的“三百年舊好”都像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作爲中國的頭號威脅，俄國最擅長“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總是在清廷被列強打蒙時從天而降，威逼利誘，趁火打劫。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俄國不廢一兵一卒，就憑《璦琿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割走了半個東北，刷新了世界歷史上土地割讓的紀錄。
近代史上，被俄國巧取豪奪分出去的土地，佔中國國土面積的三分之一。
雖然嚴復和黃遵憲早就指出包藏禍心的俄國纔是中國之大患，但清廷已無路可走。鴉片戰爭以來，由“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以夷制夷”再到“結強鄰以自保”，可供轉圜的外交餘地已然不多。
從光緒到李鴻章，從張之洞到劉坤一，都被俄國的“仗義執言”和主動示好所矇蔽，以爲可以託庇，危機時不致孤立無援。
抵達聖彼得堡後，沙皇對李鴻章優禮有加，除隆重接待外，還授之以勳章，許之以重賄，一切能滿足清廷面子的排場，無不做到極致。
於是，《中俄密約》簽訂。
其他條款倒無所謂，致命的一條是：中國允許俄國修築一條橫貫東三省的鐵路，直達海參崴。
李鴻章說，中國境內的鐵路應由中國自己修。
俄方以中國財力不足，恐怕十年都修不好爲由，威脅說“若堅拒俄國好意，則不再相助”，李鴻章只好服軟。
開門揖盜的聯俄使東北淪爲日俄角力的戰場，是李鴻章終身無法彌補的大錯。
甲午戰爭後，日本短期內並無再次進攻中國的企圖，反倒想結好清廷，對抗俄國。而中俄同盟，逼迫英國不得不在亞洲大力扶持日本，使其藉此東風奠定了世界五強的地位。
李鴻章一着不慎、滿盤皆輸的失誤實在令人費解。
有人說，這是因爲《馬關條約》對他刺激太大，使之決心壓制日本，不惜一切代價；有人說，這是賭徒心態，死馬當成活馬醫，孤注一擲。
其實原因很簡單，三個字：沒，得，選。
爲專制國賣命，怎麼賣都是錯。因此，與其將錯就錯，不如亡清改制。
回國時，美輪抵達日本橫濱港，需要換船。當初離開馬關，李鴻章曾表示“終生不履日地”，但此番換船必須先上碼頭。
爲了不讓自己同日本國土發生一絲一毫的聯繫，李鴻章說什麼也不上岸。侍從無奈，只好在美輪和招商局的輪船間搭起一塊跳板，冒着掉進海里的危險，將他扶上船。
不久，德國跟風，也索要“還遼”報償，被李鴻章拒絕。年底，又提出租借山東半島膠州灣的要求，再次遭拒。
於是，曹州教案爆發了。
如果不是人爲安排，那一定是墨菲定律（越擔心出錯的，終將會出錯）。
山東省曹州府鉅野縣的兩個盜賊跑到教堂行竊，殺死了兩名德國傳教士。清廷非常緊張，責令山東巡撫李秉衡限期破案，並派大員親赴鉅野督辦。
兩名案犯迅速落網，被判死刑，清政府也答應賠償一切損失。可德國又豈會放棄大做文章的好機會？
1897年11月，德軍出動兵艦強行登陸，佔領了膠州灣和青島港。
英國馬上跟進，要求在長江流域的特權；法國盯上了廣西、雲南；日本則看中福建；連意大利都想分一杯羹，要租浙江的三門灣。
瓜分狂潮風起雲湧，《時務報》轉載了日本的新聞，《中俄密約》昭然天下，一時間輿論大譁。
按照康黨的說法，《時務報》是由康有爲指揮創辦的，與夭折的上海強學會具有血脈上的繼承關係。
這又是不知所謂的夢囈。
《時務報》的創始人是進士出身的著名報人汪康年（1860—1911）。在張之洞的幕僚梁鼎芬的幫助下，他拉到了原本打算資助上海強學會的餘款。
梁鼎芬和康有爲是至交。但康南海這人吧，你不跟他共事，是看不清其真面目的。從《時務報》開始，梁鼎芬對康的態度逐漸發生改變，直至成爲康黨的反對者，明言“長素執政，不五日而亂天下”，可謂一針見血。
本來，汪康年邀請妙筆生花的梁啓超擔任主筆是一件兩全其美的好事。由他撰寫的社論最受讀者歡迎，成爲報紙的品牌欄目。據後來的鴛鴦蝴蝶派作家包天笑回憶，當時蘇州一帶的青年學子爭讀《時務報》，對梁啓超奉若神明。
其結果就是，又讓康有爲盯上了。
他想讓《時務報》變成康黨的輿論陣地，宣揚自己那套“尊孔維新”的怪論，梁啓超的存在則是滲透報館的重要棋子。
在他的運作下，麥孟華、徐勤等康門弟子陸續進入報館，大有鳩佔鵲巢之勢。
不久，梁啓超在康有爲的指使下向汪康年提出：報紙應當採用孔子紀年。
汪康年怒了：拜託成熟一點好不好！剛搞垮了上海強學會，又來這套？
在報館高層的一致反對下，康有爲沒能得逞。於是，梁啓超有情緒了，開始翫忽職守，以探親爲名跑回了廣東。
本來約定四十日返回，並答應文章寄回上海，不誤報期。結果汪康年一篇文章都沒收到，返期也一推再推。
不僅如此，梁啓超還兩次致電汪康年，訴說自己強烈的出洋願望，請他轉告《時務報》投資人之一、剛被任命爲駐德公使的黃遵憲。
沒過多久又有梁啓超欲隨伍廷芳出使美國的傳言，汪康年幾近崩潰。
梁啓超最終未能成行。回到上海後，他加緊了奪權的步伐，組織康門弟子羣毆了汪康年高薪聘請的新任主筆章太炎（1869—1936）。
成功，只需像壞人一樣勤奮
其實，康有爲早就想揍主治古文經的章太炎了。
學術上，兩人方枘圓鑿。章太炎一再宣稱經書是客觀的歷史，並非神祕的宗教預言。而且還經常跟人揶揄康黨，說：
“大賢”們以長素爲教皇，又目爲南海聖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帝王之兆）。
趕走了章太炎，人事糾紛頓時公開化。外界紛傳《時務報》將“盡逐浙人而用粵人”。
整個1897年，報館內亂不斷。梁啓超動不動就揚言要率康門弟子離館“去西湖讀書”，或者以另立山頭、組建《新時務報》相要挾，逼迫股東趕汪康年下臺。
問題是江南士紳裏，反感康梁的人實在是燦若繁星。
汪大燮（xiè）：“（康梁）終日賣人，必爲人賣。”
鄒代鈞：“其奸詭不可不防。”
即便是中立派，也對梁啓超挑起的戰端深感厭煩。時任報館校對的王國維悲觀道：
大抵近世士大夫，日日言合羣而終不能合羣。
康黨失道寡助，梁啓超一點便宜沒撈着。正好譚嗣同（1865—1898）在湖南混得不錯，受巡撫陳寶箴之託，邀請梁啓超擔任新成立的時務學堂總教習，梁遂率韓文舉等康門弟子集體入湘。
作爲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譚嗣同不缺喫不短穿，政治主張反倒比康、梁堅定多了——矢志不移地排滿革命。
他是墨家最後的信徒、弓馬嫺熟的夕陽武士，奔走於這片墮落的土地，像堂吉訶德一樣格格不入、有心無力。
江湖上流傳着他和大刀王五的友誼，會黨（以反清復明爲宗旨的民間團體）中遍佈着他急公好義的事蹟。
更重要的是，繼黃宗羲之後，他將批判君主專制上升到了新的境界：
愛新覺羅諸賤類異種，憑藉蠻野兇殺之氣以竊中國；
（清廷）日存猜忌之心，百端以制其民；
中國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其民則有餘；
中國惟恐民之知兵，民間售藏槍械謂之犯法；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
看看清朝官二代的覺悟。
因爲過於痛恨清政府，譚嗣同還得了失心瘋，在甲午年清軍一潰千里時擊節叫好，稱讚日軍是無敵於天下，“神武不殺”的仁義之師。在談及改革路徑，具體到如何籌措經費時，甚至主張“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邊地亦皆可賣”。
當然，作爲高幹子弟，譚嗣同也想移民。但他希求綠卡不是爲了給發達國家貢獻GDP，而是出於對清廷的絕望（“求去中國，如敗舟之求出風濤，但有一隙可乘，無所不至”）。
早在1886年，他聽說上海的英國領事館搞了一個“貢捐”，捐者可得保護，免受中國官吏的騷擾和冤殺。於是立即致信汪康年求證此事，並表示“甚願自捐，兼爲勸捐，此可救人不少”。
就是這樣一個有志青年，又被康有爲給利用了。
第一次見面是在上海。俗話說得好，“一見南海誤終生”，官迷康有爲上來就勸譚嗣同棄官。
所謂的官是指譚繼洵給他兒子捐的南京候補知府。以譚嗣同的政治立場，當然不喜歡，但畢竟是老人的一番苦心，權當撐了一頂保護傘。
結果就讓康有爲給說沒了。
康長素這麼“毀人”不倦其實也有他的苦衷，強學會鑼鼓喧天拔地而起，又迅速灰飛煙滅，無異於一頭冷水澆下來，寒徹骨髓。
而且，京城內外，對康有爲和他那套“野叟曝言”認可的人少之又少。
高層不關心，同僚不熱心，天天坐冷板凳，眼看天就要塌了（列強瓜分），康有爲猛然起身，決定背水一戰。
腹地自立。
雖說康有爲後來時以維新派招搖，時以保皇黨撞騙，但在那一刻，卻是徹頭徹尾的革命黨。
證據就是康門弟子何樹齡寫給康有爲的信。信中用“大濁國”代替敏感詞“大清國”，說“大濁國必將大亂，爲人瓜分，獨夫之家產何足惜？所難堪者，我之親戚兄弟耳”，並和老師探討建立大同國的事宜。
康有爲將策動革命的根據地選在湖南，皆因湘人敢爲天下先，環顧宇內找不到比陳寶箴思想更右的巡撫。而譚嗣同，則是他的馬前卒。
梁啓超入湘後，獨立計劃進入快車道。在《上陳寶箴書》中，他明言“必有腹地一二省自立，然後中國有一線生機”。
舉例也舉得匠心獨運——鄭成功。
鄭氏臺灣妙就妙在不聽命於滿清，而清政府亦不宣佈其爲叛逆，可謂清朝版“一中各表”。
陳寶箴的開明也絕非作秀。姑息縱容之下，梁啓超反清的熱情一發不可收拾，公然在時務學堂上咒罵韃子（“屠城皆後世民賊之所爲，讀《揚州十日記》尤令人髮指眥裂”）。
學生們也很興奮，忠實記錄了梁老師的反動言論。
再加上平時基本都住校，不與外界交流，課堂上的氣氛日趨激烈。直到年關放假，家長們纔看到課堂筆記上充斥着諸如“欲求變法，必自天子降尊始”等大逆不道的言論，不禁慌了，紛紛找到時務學堂總辦熊希齡（1870—1937），要求給個說法。
問題是熊希齡向來跟梁啓超一個鼻孔出氣。由於對鄉紳代表葉德輝孜孜不倦地帶頭鬧事嚴重不滿，他不惜無中生有地污衊對方“倒梁”是爲了謀取時務學堂總教習這一薪資豐厚的職位。
事實上葉德輝家境富裕，張之洞屢次聘請都不應，人“倒梁”完全是喫飽了沒事幹，一心一意爲信仰而戰——保守的信仰，也是信仰。
梁啓超並不滿足於把湖南攪得雞飛狗跳，而是進一步挑戰清廷的底線，點校私印黃宗羲的著名禁書《明夷待訪錄》，還在《湘報》上爲這本號稱“中國的人權宣言”大作廣告。
譚嗣同則發揮其特長，聯絡會黨，把湖南搞成了一座火藥桶。雖然沒爆炸，但爲日後唐才常的自立軍埋下了種子。興奮的梁啓超寫信給康有爲，稱讚譚嗣同“才識明達，破例絕倫”，選總統的話非他莫屬。
康黨的活動引起了湖南士紳的一致反感。沒過多久，梁啓超就在葉德輝、王先謙等學界領袖的施壓下被迫離湘。
平心而論，這幫所謂的頑固派態度很明確：支持講西學，但不支持講康學；支持搞維新，但不支持排滿革命。
這似乎是戊戌年悲劇的預言：當大多數人都對變法達成了共識時，他們反對的其實只是由康有爲來當主持人。
昏聵的老翁
做人，還是要像大頭一樣穩紮穩打。
之前，周馥見幕主失勢，已辭去了直隸按察使一職。光緒爲鼓勵袁世凱練兵，將此銜授予了他。
這就導致了尷尬的一幕。
李鴻章出使回國，駐節天津，王文韶命全體直隸官員前去拜見。布政使之下就是按察使，大頭跑都跑不掉。
入座後，李鴻章雄風猶在，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和衆人寒暄了幾句，就輪到袁世凱彙報工作了。
自然是說練兵的事。誰知剛剛講完“聘請德國教員，簽訂了合同”，李鴻章就勃然色變，舉起手杖，用力敲地，砰砰作響，厲聲道：
呸！小孩子，你懂什麼練兵，訂什麼合同！我治兵數十年，現在尚不敢自信有何等把握。兵是這樣容易練的？僱幾個洋人，扛一杆洋槍，念幾聲“橫土福斯”（“One Two Forth”，即“一、二、向前”），便算是西式軍隊麼？
袁世凱面紅耳赤，大氣不敢出一口，衆人也都低垂着腦袋。
恍惚間，他考慮的倒不是個人榮辱，而是一場更大的屈辱：德國人都欺負到家門口了，卻仍然不得不聘請德籍教員。
也許，這纔是李鴻章火冒三丈的原因。
不能再等了。
否則，清廷還沒亡，中國就又要亡天下了。
於是，在新任的參謀營務處總辦徐世昌的襄助下，半個月內，兩封字字泣血的變法說帖接連出爐，呈交給了翁同龢。
袁世凱開宗明義：在強權即公理的時代，除了變法自強，別無他路可走。
他明確指出，中國落後於西方國家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落後。比之現在猶不承認的袞袞諸公，早了一百多年。
改革的矛頭則直指地方。
相比於康有爲在中央搞核試驗，地方卻一點共振都沒有，袁世凱的方案顯然技高一籌。
首先，地方督撫有實權，容易在小範圍內試點。其次，封疆大吏多有基層工作經驗和同洋人打交道的經歷，看問題比較客觀，傾向改良。
問題是一旦涉及到自身和小團體的利益，再開明的人翻臉也會比翻書還快。因此，在裁汰冗員一事上，袁世凱主張妥善安排。
“厚祿以養之，崇秩以榮之”成爲無可奈何的權宜之計。
緊接着就拿科舉開刀。廢除的時機還不到，但可以改變空洞的考試內容，並開設西律、技藝和軍務三門特科。
最重要的還是七項理財措施，它集中體現了袁世凱的經濟思想。
一、籌銀錢、設銀行、造紙幣；
二、振興商業，設立商會；
三、廣集商股，舉借外債，修築鐵路；
四、開發礦藏，鼓勵商辦，保護礦主；
五、扶助民營企業。在簡化審批的基礎上，對於財力不足者，國家酌情籌藉資本；
六、發展郵政；
七、借鑑海關的管理辦法清理內地關卡。
其中第五條和第七條，至今仍具借鑑意義。
中小企業貢獻了百分之八十的就業崗位，貸款之難，卻舉世罕見。
同時，物流成本推高了物價，星羅密佈的收費站比之清末的釐卡，堪稱敢教日月換新天。
袁世凱的超前性和針對性，由此可見一斑。
帖中還附有一幅後來流傳頗廣的《時局圖》，在“不言而喻”和“一目瞭然”兩列字的中間，中國版圖上密佈了北極熊、老鷹等代表着西方列強的飛禽走獸，危如累卵之勢，躍然紙上。
然而，你要把這理解爲袁世凱開始忠君愛清那就大錯特錯了。
實情在翁同龢的日記中：
袁世凱來，深談時局，慷慨自誓，意欲辭三千添募之兵，而以籌大局爲亟。
所謂的籌大局即謀求封疆。
這都是讓王文韶給逼的。在他手下當臬司非常痛苦，因其有“玻璃球”之稱，精打細算，混功了得。
史載王文韶“重聽”（聽覺遲鈍），在官場，這可真是一個求之不得的好毛病。
每當不得不回答那些不好回答的敏感問題時，王大人便會適時地犯病，不是裝聾作啞就是顧左右而言他，總之讓你無跡可尋。
袁世凱本來有添兵三千的機會，光緒也批准了，下旨給王文韶，讓他從直隸的綠營中淘汰一部分老弱殘兵，省出的糧餉供大頭招募新兵之用。
將自己飯碗裏的飯（哪怕是冷飯）主動舀給別人喫，王文韶還沒那麼高的覺悟。
於是，擴兵至一萬的宏願就此成爲泡影。
袁世凱痛定思痛，深感僅有練兵之權還遠遠不夠。擴軍和攬才二事，非錢不辦，只有兼管軍民的督撫才能不受制約地把局面做大。
可惜，在張蔭桓的影響下，翁同龢屬意的是康有爲。
膠州灣被德國強佔時，康有爲曾通過張向翁同龢提出一個休克療法：與其坐視列強在中國你爭我奪，不知伊于胡底，不如主動把口岸城市開放給各國通商，如此既可借諸國之力保住邊境，又能夠開啓民智。
這同後來美國拋出的“門戶開放政策”不謀而合，雖然屈辱，卻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好比一夥強盜跑到你家，因分贓不均打了起來，這個摔鍋砸碗，那個撬保險櫃，就差殺人放火了。你正欲哭無淚，其中一個搶得最少的發話說：算了，生在中國都不容易，一人拿一點見好就收吧。
德國的蠻不講理和俄國的背信棄義讓翁同龢舉步維艱，他第一次對李鴻章產生了相惜之感（時事之艱難，惟有李相洞悉）。
在外，無兵可戰、無理可講；而在內，和慈禧的過招已使他筋疲力盡。
兩位老同志的衝突可以上溯到1894年。
彼時，慈禧藉口“干預政事”，要把珍妃貶爲“貴人”，翁同龢再三要求緩辦，並當面詢問“上知之否”，一副忠臣不事二主的表情。
年底，御史安維峻上奏請殺對日妥協的李鴻章，順帶刺了慈禧一句：“皇太后歸政已久，若遇事牽制，何以對祖宗天下？”
太后震怒，翁同龢卻勝似閒庭信步，說“究系言官嘛”，主張從輕發落。最後在光緒的迴護和奕訢的調和下，安維峻得免死罪，革職充軍了事。
當然，慈禧也不是喫齋唸佛敲木魚的。之所以暫時陷於被動，皆因倚爲股肱的孫毓汶和徐用儀因長期對日妥協，在《馬關條約》簽訂後被全國人民的唾沫給淹了，不得不以罷官平息輿論。
但反擊非常迅猛。半年之內，吏部侍郎汪鳴鑾、珍妃之師文廷式相繼被罷。聯繫到兩者是翁門六子裏的傑出人才，翁同龢的心情可想而知。
最猛的打擊還在後面——裁撤上書房，免去翁同龢毓慶宮行走的差事。
毓慶宮是皇帝打小讀書的地方。督辦軍務處成立後，光緒往往先在此宮就重要政務徵詢翁同龢的意見，定下調子後再召見諸位大佬。
這引起了榮祿的強烈不滿，在他的煽動下，慈禧開始敲打光緒：“咱們的天下是自己坐呢，還是叫姓翁的坐？”
現在姓翁的被慈禧的組合拳打蒙了。面對袁世凱和康有爲的主動投誠，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
首先，康有爲作爲中國傳播學的理論奠基人，社會影響力無人能及；其次，狀元出身的翁同龢很看重學歷。
兩條一綜合，袁世凱出局也在情理之中。
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翁同龢已如風中之燭，自身難保，與其被他拉入帝黨的圈子同後黨死磕，還不如安安心心地把新軍事業做大做強，兩邊得利。
畢竟，當時各國的世界地圖上，中國的直隸省只標註了三個地區：北京、天津和小站。
而直到今天，小站人說話還遺留着當年練兵時的影子，稱發工資爲“關餉”，改善伙食爲“喫犒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