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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危局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從金聲桓“易幟”開始,多爾袞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固然是此消彼長,永曆的“中興”便是清廷的危局,多爾袞面臨着入關以來的第一次重大考驗。   由於永曆政權腐敗無能,金聲桓、李成棟又先後出現重大戰略失誤,加上何騰蛟的嚴重錯誤,直接導致南明在江西、湖南兩大戰場失利,“中興”的局面化爲泡影。   對於多爾袞而言,永曆“中興”的終結,並不等於清廷的危局得以化解。雖說“大國泱泱”,但正如《紅樓夢》裏王熙鳳說的,“大有大的艱難去處”,地盤太大有時候不一定是好事,比如“遍地是賊”的時候。這樣的局面,偏偏就讓“爲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江山換老闆”的多爾袞趕上了。   在數得上號的幾大抗清勢力中,永曆政權是最不經打的,多爾袞根本就沒太重視。真正讓清廷感到很難對付的,是東南沿海那一團漿糊。當然,這夥人時時刻刻都沒有消停過。   早在永曆元年(1647年)十一月,多爾袞便任命禮部侍郎陳泰爲靖南將軍,統率大軍南下,會同新上任的浙閩總督陳錦(原總督張存仁調任直隸、山東、河南總督),向福建發起反攻。   在永曆二年(1648年)初,福建的基本態勢是這樣:清軍與魯監國領導的“浙系”和以朱常湖、朱繼祚爲代表的“地方系”形成相持局面,福州被圍成一座孤城;鄭成功領導的“閩系”在泉州戰役失利後轉入守勢,繼續在金門、廈門一帶休整。   南明、清軍雙方進入相持階段後,表面上風平浪靜,但南明方面卻在暗流湧動。倒不是“浙系”、“閩系”又開始掐架,而是“家家有本難唸的經”,魯監國、鄭成功此時都有煩心事。   在“浙系”內部,鄭彩向來以“元勳”自居,妄圖做魯監國政權裏的馬士英、鄭芝龍,但朱以海的“登位”軌跡跟朱由崧、朱聿鍵有本質的區別。他不是被權臣抓出來當“擺設”的,而是浙東地區抗清勢力需要核心領導,被張國維等人請出來當家的。   鄭彩想飛揚跋扈、一手遮天,身經百戰的朱以海偏偏不喫這一套,兩人的矛盾愈演愈烈。   永曆二年(1648年)正月十七日,鄭彩擅自殺掉大學士熊汝霖,“浙系”元老鄭遵謙(曾在紹興率先起義)憤憤不平,又被鄭彩指使屬下誘捕,被逼跳海自盡。   鄭彩如此膽大妄爲,魯監國不禁大爲光火。但是,鄭彩敢這麼做,當然也是有底氣的。今非昔比,魯監國朱以海不再是當年浙江的“精神領袖”,而是寄人籬下的“喪家之犬”,他也不敢拿鄭彩怎麼着,否則可能會無處安身。鄭彩爲所欲爲,朱以海無非是以死相逼,說幾句氣話表個態,(殺忠臣以斷股肱,生何益耶?)然後兩手一攤,不了了之。(輟朝五日,不敢問。)   朱以海希望通過示弱的方式緩和君臣矛盾,但鄭彩變本加厲、得寸進尺,又百般排擠劉中藻。作爲“浙系”的元老級人物,時任大學士、兵部尚書的錢肅樂實在看不下去,在與劉中藻的通信中指責鄭彩濫殺忠臣。不想兩人的書信被無孔不入的鄭彩耳目截獲,錢肅樂遭到鄭彩頻繁的“精神打擊”,於五月嘔血而死。   眼看“浙系”元老一個個成了鄭彩的刀下之鬼,有心無力的朱以海卻束手無策,唯一的辦法就是等待,以“多行不義必自斃”來安慰和麻痹自己。   鄭成功雖然沒有朱以海的這種尷尬處境,但他的日子更加艱難。朱以海苦於無權,而鄭成功正苦於無糧。   無權,大不了做個擺設;無糧,是要死人的。   鄭成功雖然繼續壟斷着海上的生意,但金銀不能當飯喫。金門、廈門地方太小,鄭成功一般是派人到福建、廣東四處買糧,勉強維持生計。   如此看來,朱以海和鄭成功的日子過得都比較悽慘,清軍大舉南下,無異於雪上加霜。   三月,陳泰、陳錦率清軍進入福建境內,並於四月初四攻陷建寧府,朱常湖、王祁陣亡,清軍拉開了掃蕩福建的序幕。四月間,清軍主力進入福州,並擊潰了活動於福州外圍的劉中藻部,眼看南明軍全線潰敗,劉中藻在陣前自殺殉國。   在此期間,深受糧食問題困擾的鄭成功發起了同安戰役,擊潰出城迎敵的清軍後,於四月十八日進抵同安。同安知縣張效齡棄城而逃,鄭軍順利佔領同安。   紹武政權的廣東總兵林察輾轉逃到福建,鄭成功這才知道廣東已經建立了永曆朝廷。此時的鄭成功一受“浙系”掣肘(旁邊躺個監國,渾身不舒坦),二因出師無名(朱聿鍵已死),三被糧食困擾,迫切地需要找一個名義上的靠山,因此趕緊派部屬攜表文赴廣東朝見,承認永曆政權的領導。   七月,陳泰、陳錦率清軍進攻同安,鄭軍守城部隊寡不敵衆,但依然頑強抵抗。鄭成功自銅山(今福建東山)救援,半道上遭遇風浪,五日後才抵達金門,此時同安已經失守,鄭成功悵然返回銅山。   由於鄭成功糧食匱乏,又遭遇清軍進剿,只得捨近求遠,派船隊前往高州等地,打着“同爲永曆臣子”的旗號找陳邦傅買糧。“閩系”的大部分戰船成了武裝運糧隊,鄭成功只有龜縮在海島上等糧食。   魯監國領導的“浙系”軍隊失去“閩系”的策應,漸漸陷入被動局面,福建恐怕很難再待下去了。   永曆三年(1649年)正月,魯監國移駐浙、閩交界的沙埕。六月,張名振攻克三門附近沿海的健跳所。次月,魯監國移駐於此。   後來,鄭彩因駐守廈門的鄭聯遭到鄭成功襲擊,向魯監國求援。朱以海、張名振等人早就對鄭彩憋了一口惡氣,大家同仇敵愾,配合鄭成功痛打落水狗。鄭彩在魯監國政權混不下去了,只有通過鄭芝龍母親黃氏說情,得到鄭成功的寬宥,閒居廈門,終老於此。   雖然擺脫了清軍的追剿和鄭彩的控制,但朱以海不希望困在小小的健跳所苟延殘喘,福建顯然是回不去了,還能往哪裏走呢?朱以海、張名振翻開地圖,兩隻手同時指向了一個地點——舟山!   偌大的東南沿海,也只有這麼一塊彈丸之地足以安身了。但是,“浙系”能否在此立足,關鍵還要看“舟山王”黃斌卿的態度。   世事變遷,但黃斌卿依舊沒有任何改變。接下來便上演了一出“舟山版”的“林沖水寨大併火,晁蓋梁山小奪泊”,人物對應關係如下:   “白衣秀士”王倫——黃斌卿飾;   “托塔天王”晁蓋——朱以海飾;   “智多星”吳用——張名振飾;   “豹子頭”林沖——王朝先飾。   如果對《水滸傳》比較熟悉,下面這段可以跳過。如果不怎麼熟悉,請接着往下看。   當張名振提議迎接魯監國上島時,黃斌卿跟“白衣秀士”王倫一樣,編出一大堆藉口,說自己奉隆武爲正朔、舟山“地窄糧寡”,等等等等。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你們還是另尋別處吧,小弟這裏廟太小,難容各位大佛。(《水滸傳》中的王倫對晁蓋等人說:“感蒙衆豪傑到此聚義,只恨敝山小寨,是一窪之水,如何安得許多真龍?”)   張名振怒了:扯什麼淡,不就是多你黃斌卿一個嗎?   九月,朱以海、張名振決定訴諸武力,並策反了黃斌卿手下相當不得志的部將王朝先。在王朝先的配合下,黃斌卿及其鐵桿親信全部被祕密剿滅,“浙系”完全控制舟山。   至此,舟山成了“浙系”的抗清中心。   打內戰,反飢餓   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的百姓曾喊出了“反內戰、反飢餓”的口號。對於鄭成功而言,這個提法顯然是不現實的,要反飢餓,就必須打內戰!   爲什麼?   糧食要麼在清軍手裏,要麼在南明軍手裏,你覺得鄭成功打得過誰?   永曆二年(1648年)八月起,廣東揭陽爆發了一場歷時半年的內戰。內戰的雙方,一邊是率船隊買糧“反飢餓”的鄭鴻逵水師,一邊是駐守潮州的李成棟部將郝尚久。   一個買糧,一個守城,既然李成棟已經“易幟”,鄭成功也奉永曆正朔,爲什麼還能打將起來呢?原因其實並不複雜:   其一,潮州是傳統產糧區,這讓致力於“反飢餓”的“閩系”軍隊垂涎三尺。   其二,“閩系”與李成棟的成見極深。   “閩系”將領隨鄭芝龍降清後,都歸屬李成棟的領導。昨天還在戰場與李成棟廝殺,今天就成了他的部屬,因此飽受李成棟及其親信的刁難甚至暗算。即便是廣東“易幟”,李成棟態度依舊,原“閩系”將領紛紛回到福建投奔鄭成功(施琅也在其中)。   鄭鴻逵來到“老冤家”的地盤上買糧,明碼實價、童叟無欺,郝尚久偏偏從中作梗。剛開始就把糧食當成切糕賣,鄭鴻逵當然不幹。後來不管老鄭怎麼開價,郝尚久就是兩個字:不賣!再多說兩個字:滾蛋!   買不來糧食就得捱餓,沒飯喫的人什麼事兒幹不出來?鄭鴻逵就跟郝尚久槓上了:不賣是吧?爺還不買了,直接改搶!   就這樣,雙方從八月打到十二月,誰也沒佔誰多少便宜。十二月十七日,鄭成功親率主力開赴潮州,以“徵糧”爲名在潮州外圍大肆搶掠。郝尚久率軍“自衛”,鄭成功隨即宣佈“郝虜助逆”,開始大打出手,先後佔領海陽(今廣東潮安)、揭陽、潮陽、惠來、普寧等地,將郝尚久圍困在潮州城內。   由於“浙系”、“閩系”內訌不斷,陳泰、陳錦對福建的進剿十分順利。僅僅一年的時間,“浙系”、“地方系”佔領的福建各地便紛紛淪陷。   永曆三年(1649年)三月,陳泰奉命率軍北上回京,福建又成爲“半真空”狀態。   九月,清軍千總王起俸因對上司——雲霄營副將張國柱不滿,前往銅山向鄭成功投誠。次月,鄭成功趁機殺到雲霄港,擊殺張國柱,俘獲姚國泰,攻佔雲霄。   隨後,鄭成功派出一部兵力扼守盤陀嶺,率主力圍攻詔安。漳州總兵王邦俊率軍救援,於十月二十八日攻下盤陀嶺,鄭成功被迫取消攻城計劃。   儘管未能趁機擴大戰果,但王起俸投誠、姚國泰被俘,鄭成功已經賺大了!   打仗,重要的不是一城一地,而是人才!   鄭成功跟清軍較量,最大的優勢是有強大的水師,最大的劣勢是缺乏騎兵部隊,因此每次都能從容退往海上,但陸戰方面總是喫大虧。爲了能夠長期堅持,鄭成功急切地需要一支騎兵,而王起俸、姚國泰恰恰就是傑出的騎兵將領!   隨後的幾年裏,王起俸、姚國泰幫助鄭成功訓練出了一支戰鬥力十分強悍的騎兵部隊,讓清廷感到越來越難對付。   後院起火   此時的多爾袞還考慮不到那麼遠,他也沒有精力去預測幾年之後到底會發生什麼。   對於多爾袞而言,永曆二年(1648年)是極不容易的一年,金聲桓、李成棟突然“易幟”改變了南方的力量對比,給清廷帶來了諸多麻煩。好在南明各派勢力不太給力,除了暫時失去廣東以外,清廷並沒有太大損失。   時間進入永曆三年(1649年),多爾袞發現真正的危局與考驗纔剛剛到來。他坐在紫禁城裏心急火燎,急得腳下生瘡、嘴上起泡;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多爾袞到底在急什麼?   這裏面還涉及另外一個疑問。   濟爾哈朗大軍收復湖南全境,並打開了廣西的北大門,可迅速揮師南下,蕩平兩廣。陳泰大軍也平定了福建,可以直入廣東,配合濟爾哈朗的作戰行動,對永曆政權構成兩面夾擊之勢,完全能夠置朱由榔於死地,最起碼也能把朱由榔打成海漂。   但是,兩支大軍先後接到多爾袞的命令,放棄戰機撤回北京,讓永曆政權得以苟延殘喘。這麼好的機會,多爾袞爲什麼選擇放棄?   直覺告訴我們,多爾袞的後院起火了!   縱觀整個南明時代,能把清廷打急眼的南明將領有兩個人,多爾袞在有生之年只遇上了一個。正是這個人在多爾袞的後院點了一把火,而且這把火越燒越旺,初來乍到的清廷倏忽之間成了“鐵板燒”。   點火之人,名叫姜瓖。燒起來的後院,是距離北京不遠的山西。   姜瓖,陝西延川人,前明大同總兵。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投降大順軍,五月李自成潰敗,姜瓖殺守將張天琳後歸附清軍。   姜瓖剛剛歸附清軍時,將清軍“報君父之仇”的宣傳信以爲真,擅自擁立代王后裔朱鼎珊,遭到多爾袞的嚴厲痛斥。七月十五日,姜瓖上疏“引咎辭職”,由於正值清軍初入中原、籠絡人心之際,多爾袞採取了寬宥、懷柔的政策。   揹負這個“前科”在身,姜瓖在十月被調遣跟隨阿濟格西征時,表現得相當賣力,希望能夠挽回影響。但是,次年七月被召回北京後,姜瓖又受到剛林等人的百般責難,被扣上“擁立前明宗室”的帽子,儼然是一出卸磨殺驢、秋後算賬的把戲,好在多爾袞又沒有深究。   剛林唱白臉,多爾袞便唱紅臉,姜瓖被搞得心驚膽戰,一方面對清廷言聽計從,一方面又保持高度警惕。   永曆元年(1647年)三月,清廷向“投誠”的前明將領發了一道諭令:“派親子一人入朝侍衛,以習滿洲禮儀,察試才能,授以任使。”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多爾袞這是想通過扣留人質來駕馭這些政治立場不堅定的武將。   多爾袞認爲,這既是一塊試金石,又是關鍵時刻的殺手鐧,可謂“一箭雙鵰”。但是,多爾袞沒有想到,拿定主意要造反的人,哪裏還顧得上兒子的死活?兒女情長、瞻前顧後,就算造反也難成大事。   這種把戲對鐵桿投降分子比較管用,但對另外一些人未必適合,比如姜瓖。   其實姜瓖並不想造反,但苦於揹着一個“擁立前明宗室”的罪名,又沒有任何“結案”的跡象(一直“緩議”),隨時都有可能被多爾袞提溜出來殺掉。   長期的恐懼,搞得姜瓖每天起牀,都要先摸一摸脖子看看腦袋還在不在。這樣的日子,誰受得了?但是,造反需要理由,確切地說,需要導火索。沒逼到非反不可的地步,誰願意提着腦袋冒風險?   姜瓖忍了,但多爾袞卻不能忍。永曆二年(1648年)十一月,喀爾喀蒙古犯邊,直接危及北京的安全,多爾袞急調阿濟格、博洛、碩塞(皇太極第五子)、瓦克達(代善第四子)、滿達海(代善第七子)等皇親郡王率軍赴大同,加強北邊防務。   多爾袞做這樣的安排,屬於正常的軍事調動,主要目的是防止喀爾喀蒙古從背後捅上一刀,干擾清軍統一全國的進程。但多爾袞沒有注意到,大同的姜瓖已成驚弓之鳥,清軍稍有風吹草動,他都認爲是衝着自己來的。   得知阿濟格、博洛準備率大批軍隊進駐大同,長期生活在“死亡邊緣”的姜瓖得出一個重要判斷:自己的大限到了!——橫豎是個死,與其坐着等死,不如大幹一場、絕處逢生!   趁着八旗大軍尚未抵達、宣大總督耿焞出城巡視之機,姜瓖於十二月初三緊閉城門,處死耿焞的家屬和親信,正式宣佈“易幟”。得知消息,耿焞逃往陽和(今山西陽高),阿濟格急率大軍於次日抵達大同城下。   姜瓖在大同起義,推倒了山西的多米諾骨牌。在山西各地,萬練、劉遷、姜建勳、胡國鼎、魏世駿、白璋、韓昭宣等紛紛率義師響應。那位崇禎時期極不靠譜的李建泰,也在故鄉曲沃組織義師抗清,並策動了翼城等地的起義。短短十幾天時間,遍地開花的山西全境打成了一鍋粥,甚至波及到陝西、甘肅等地區。   出現這樣一呼百應的局面,似乎只有一種解釋:山西這個老“淪陷區”已經憋得太久太久!   幾年來的怒氣瞬間噴發,形成了一股堅不可摧的力量。不出一個月,層出不窮的義師攻城略地,山西大部傳檄而定。清軍在省會太原的外圍,只控制着榆次、平定、樂平(今山西昔陽)、崞縣(今山西原平)、盂縣等幾個城池,太原幾乎成了孤城,危在旦夕。   山西鬧騰得再厲害,對南方的永曆政權而言似乎轉機不明顯,但對近在咫尺的清廷而言,麻煩可就大了。   事情鬧大了,多爾袞這纔想起來安撫姜瓖,趕緊派人到大同做思想工作。使者向姜瓖解釋,阿濟格大軍是衝着喀爾喀蒙古去的,不是衝着你姜瓖來的。如果你能懸崖勒馬,朝廷可以既往不咎。   姜瓖又不是三歲小孩兒,他深知“開弓沒有回頭箭”的道理。什麼“繳槍不殺”,恐怕是早上繳槍,中午被殺!既然已經被逼到這一步,只有死磕到底了!   招撫不成,只能訴諸武力。但是,山西的聲勢太浩大,僅憑阿濟格、博洛那點人很難對付。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山西的局面如果不能儘快平定,勢必引發北直隸、河南、山東的連鎖反應。推到中原這排“多米諾”,北方便可通過夔東山區、安徽等“抗清游擊區”與南方連成一體,全國的形勢將發生逆轉。   永曆三年(1649年)正月初四,多爾袞派尼堪(努爾哈赤長子褚英第三子)率軍入晉,配合阿濟格、博洛進剿各地義師。   一個月過去了,阿濟格、博洛、尼堪的大軍仍無明顯進展,山西義師一個比一個難對付。當然,最難啃的還是固守大同的姜瓖。   多爾袞入關以來第一次急眼了,於是發生了一件“破天荒”的事——多爾袞親征!   親征!親征!   自從清軍入關以來,多爾袞的身體便處於“亞健康狀態”,又身爲“皇叔父攝政王”主理朝政。因此,不管天下打得多熱鬧,嗜戰如命的多爾袞一直都是待在北京運籌帷幄。   從消滅弘光政權,到進剿隆武政權,再到奪取湖南、兩廣,多爾袞無非是派幾員大將,輕鬆加愉快地搞定。多爾袞沒精力親征,也沒必要親征。   如今,姜瓖想先這麼耗着,但清廷拖不起。山西搞不定,北京就危險了,多爾袞沒辦法像以前一樣穩坐釣魚臺等着聽捷報。   多爾袞帶着八旗精銳直奔大同而來,還真是“老將出馬,一個頂倆”,很快便拿下渾源、應州(今山西應縣)、山陰等地,切斷了大同與山西中部義師的聯繫。   就在多爾袞準備一鼓作氣拿下大同時,北京傳來急報:多鐸感染天花,生命垂危!   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多爾袞拍了拍大腿,暗自埋怨:小十五啊小十五,你怎麼關鍵時刻掉鏈子?這不是拆十四哥我的臺嗎?   埋怨歸埋怨,多鐸畢竟是自己的同母兄弟,如今時日無多,怎麼着也要回去見上一面。三月,多爾袞從山西撤回北京。同月,多鐸病死,多爾袞不得不滯留北京料理後事,山西只有暫時交給阿濟格、博洛等人處理。   多爾袞第一次親征山西,雖然歷時短暫,但有效地切斷了大同與其他義師的聯繫,爲清軍進一步圍困大同提供了契機。   從四月開始,阿濟格執行多爾袞臨行前制定的作戰計劃,對山西事變的始作俑者姜瓖實施“鐵桶戰術”。   但是,山西的形勢並沒有因爲大同被死死圍困而有所改觀。除了山西本地義師四處擴大戰果以外,陝西王永強、王永鎮義師也在奪取陝北廣大地區後,渡黃河進入山西境內湊熱鬧。   四月底至五月初,義師先後奪取了汾州(今山西汾陽)、祁縣、武鄉、榆社、清源(今山西清徐)、徐溝等地,清軍只控制着太原、平陽(今山西臨汾)等少數幾座孤城,山西的局勢更加對清廷不利。   到了六月,山西的清軍已經不夠義師“喫”了,魏世駿所率義師又進入北直隸、河南境內,奪取了武安、林縣(今河南林州)、涉縣等地。剛剛料理完多鐸後事的多爾袞抓狂了,決定再次親征。   爲了平定山西的局面,多爾袞可以說是傾巢出動、下了血本。在山西戰場,滿八旗中會打仗的將領基本上悉數到場,只有下獄後自盡的豪格、染病亡故的多鐸和正在清剿湖南的濟爾哈朗三人缺席。我們熟悉的阿濟格、博洛,還有尼堪、碩塞、滿達海、瓦克達等將領,此時都在山西跟義師玩命。在陝西戰場,鎮守漢中的吳三桂、李國翰(漢軍鑲藍旗人,定西將軍)奉命北上,與孟喬芳(漢軍鑲紅旗人,陝西總督)會合,在剿滅王永強義師後,也轉入山西配合清剿。   多爾袞第二次親征歷時兩個月,戰果並不明顯,於八月匆忙返回北京。天下未定,主少國疑,朝中不能沒有拿主意的人,多爾袞實在是身不由己。   真正對山西戰局起到扭轉作用的,是接替耿焞擔任宣大總督的佟養量。   佟養量被多爾袞從山東調了過來,首先選擇的進攻目標便是代州(今山西代縣)一帶活動的劉遷義師。   佟養量的這一招確實相當狠!   代州在大同的南面,中間隔着應州、山陰。多爾袞第一次親征時,代州與大同的聯繫被切斷。但是,對於圍困大同的阿濟格而言,代州的劉遷仍然是躲在自己背後的威脅。揹着一顆“定時炸彈”,阿濟格難以對大同的姜瓖放開手腳。萬一劉遷在背後捅上一刀,跟姜瓖一起南北夾擊,自己就真成對方嘴裏的“三明治”了。   佟養量清剿劉遷部,義師寡不敵衆,退往五臺山區,又遭到清軍的窮追猛打,被徹底剿滅。   阿濟格沒有了後顧之憂,對大同的攻勢日益迅猛。另外,大同被死死圍困了幾個月,已經是“兵民飢餓,死亡殆盡,餘兵無幾”,形勢對孤軍奮戰的姜瓖越來越不利。   每到嚴峻的時刻,總是不乏貪生怕死之徒。眼看大同的形勢愈加危急,姜瓖手下的總兵楊振威決定叛變,並暗中與城外的清軍接洽投降。   八月二十八日,楊振威暗殺姜瓖,舉城叛變,再次上演了“堡壘從內部攻破”的慘劇。據說,大同不戰而降之後,多爾袞曾咬牙切齒地下了一道諭令:將大同的城牆削去五尺!——他也不想想,以後就是自己守城等別人攻了,這不是幫敵人的忙嗎?   或許,生死事小,面子事大,憤怒往往令人喪失理智!   憤也泄了,牆也削了,山西還得接着打。   不過,隨着大同淪陷、姜瓖殉國,山西的形勢發生了逆轉。由於各地義師缺乏統一的指揮調度,很容易被各路清軍分割包圍,清軍的進剿行動明顯輕鬆許多。   大同失守前後,各部清軍捷報頻傳。滿達海剿滅寧武總兵劉偉部,攻陷朔州、馬邑(今山西朔州朔城區)。博洛先後奪取平遙、遼州(今山西左權)、榆社等地。孟喬芳率領的陝西軍隊會同戶部侍郎額色進剿白璋義師,攻克蒲州、臨晉、河津、解州、猗氏(今山西臨猗)等地。   進入九月,清軍的攻勢更加迅猛。博洛部與滿達海部合攻姜建勳義師,於九月十四日攻陷汾州,太谷、沁州、潞安(今山西長治)相繼失守。同月,陝西軍隊也在晉西南剿滅韓昭宣義師,奪取運城。   十一月,博洛率部取得“澤州大捷”,陳社、何守忠等義師將領被擒殺,澤州失守。李建泰見大勢已去,在太平縣(今襄汾縣汾城鎮)向清軍投降,後被處死。   山西的局面基本平定,阿濟格、博洛、尼堪等率滿軍回京,吳三桂、孟喬芳、佟養量等分別在陝西、山西境內收拾殘局。   十二月,吳三桂在陝西榆林剿滅了劉登樓部,分兵渡河進入山西。義師總兵賀國柱投降,並充當內應,義師總督萬練自盡。隨着最後一支成建制的義師被消滅,轟轟烈烈的山西大起義也宣告失敗。   山西大起義,絕對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抗爭!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危局,多爾袞如臨深淵、膽戰心驚。遺憾的是,由於義師缺乏聯繫與後援,又沒有廣闊的地盤周旋,起義必然歸於失敗,清廷危局終將得以化解。但是,慘烈的失敗,掩蓋不了正義的光芒!   現實不禁令人疑惑:   南方,地盤不小、軍隊不少,爲什麼清軍能夠歡聲笑語、傳檄而定?   山西,地盤不大、軍隊不多,爲什麼清軍如此凌亂抓狂、傾巢出動?   原因或許很多很複雜,但我只想說——姜瓖,歷史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