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國策
錯覺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有很多革命鬥爭的失敗，很多時候就是因爲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
對於新生的弘光政權而言，孰敵孰友的問題顯得尤爲迫切。撇開四川的“土皇帝”張獻忠不談，儘管弘光朝廷希望偏安一隅，坐山觀虎鬥，但大順、大清正在北方打得不可開交，它們可以一起做弘光的敵人，卻不可能三家其樂融融地做朋友，南京政權必須做出一個選擇。
南京政權有太多的理由將李自成看做死敵：
——李自成率領的“流賊”害死了先帝崇禎，大明二百多年的輝煌毀在這個陝西農民的手裏。
——農民軍對明朝官紳仇恨頗深，大肆拷掠已經投降的前明官員。
——李自成佔據黃河流域，又四處亂竄，直接對江南構成軍事威脅。
——大順軍的口號是“三年免徵”，大肆宣揚“無政府主義”，嚴重擾亂封建社會秩序。
如此看來，南京政權不可能與李自成“相逢一笑泯恩仇”，問題一下子變得簡單起來，弘光朝廷唯一需要決策的是將清政權看做敵人，還是朋友？
在這個問題上，南京政權的兩大實權人物——馬士英、史可法可謂不謀而合，他們的一致主張是“聯虜平寇”。
確切地說，馬士英、史可法的策略，出自他們對時局的錯覺。
崇禎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山海關大戰以大順軍的全面潰敗而告終，李自成撤回北京，於二十九日倉促登基後向西逃竄。
從李自成攻陷北京算起，四十天後再次易主，着實令圍觀者大跌眼鏡，摸不着頭腦。
在這個重大的變故中，前明總兵吳三桂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他陣前倒戈，清軍是不可能如此順利入關並佔領北京的。
這個反覆無常的總兵，給情報不明的南京造成了一種錯覺，馬士英、史可法都認爲，吳三桂這麼做是“義舉”，他想借助清兵的力量光復大明王朝。
既然如此，南京政權當然應該緊跟“吳義士”的步伐！五月二十七日，馬士英上疏，提議儘快聯絡吳三桂。次日，弘光朝廷加封吳三桂爲“薊國公”——這已經是僅次於親王的爵位了。
南京的朝廷還不知道，吳三桂已經被清政權冊封爲“平西王”，誰稀罕你一個小朝廷封的“薊國公”！
清軍進入北京之後，在范文程、洪承疇、吳三桂等漢族官員的建議下，採取了一系列安撫與籠絡的政策，包括：
——爲崇禎皇帝發喪、祭祀，儼然以漢人的“報君父之仇”者自居。
——率先歸順的前明官員一律既往不咎、官復原職。
——廢除三餉（遼餉、練餉、剿餉）。
在前明官紳看來，拖着辮子的滿族人實在太講究了！東北人都是活雷鋒！
清軍對前明充滿“同情”的政策，進一步加深了馬士英、史可法等人的錯覺，使他們更加堅定了與清軍聯合剿滅“流賊”的想法。
既然想聯合，就必須派出使團去談判，但在派誰去的問題上，弘光朝廷拿不定主意，因爲誰都不想去、不敢去。
放着江南的好日子不過，到兵荒馬亂的北方冒險，不是腦袋被門夾，就是喫飽了撐的！——曾經的“南混”、如今的“南漂”，絕大部分都是這樣想的。於是，官大的說“工作忙，走不開”，官小的說“級別低，不夠格”，總之就是一句話“誰愛去誰去，反正我不去”。
不過，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很快便冒出兩個自告奮勇的人，解決了這個大難題。
第一個是都督同知陳洪範，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南混”爲何如此特立獨行，我們很快就會知道。第二個是應天、安慶等處巡撫左懋第，這是南明屈指可數的忠勇之一，也因此次出使，被後世譽爲“明末文天祥”。
六月二十一日，弘光政權的使團正式從南京出發。正使是新遷任的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左懋第，新任左都督陳洪範、新任太僕寺卿（原爲兵部職方郎中）馬紹愉爲副使。
使團攜帶了弘光政權給清政權的“御書”、給“薊國公”吳三桂的“誥敕”，以及白銀十萬兩，黃金一千兩，綢緞一萬匹，浩浩蕩蕩沿着大運河北上。
除此之外，左懋第還帶着莫可名狀的沉痛心情，他實在不知道此次出使能得到什麼。左懋第的心情可以理解，這個“副部長級”的使團不可謂規格不高，也什麼都帶上了，唯獨少一樣東西——談判方針。
沒有方針，談哪門子的判？
艱難的使命
其實，此次北上和談事關重大，弘光朝廷當然想給個方針，定個底線，但上到弘光皇帝朱由崧，下到內閣首輔馬士英、督師史可法，誰也不知道底線在哪裏。
雖說是聯合剿賊，但有些話還是要講清楚，特別是兩家準備從哪兒分界的問題。
在一次廷議中，有人提議以淮河爲界實行南北分治，大學士高弘圖則認爲山東不可放棄，最起碼也得以黃河爲界，並提出了非常具體的談判方針。
高弘圖提出的方針包括：（1）遷葬先帝崇禎；（2）割讓山海關以外（相當於讓清軍撤出山海關）；（3）承認清方的“可汗”地位；（4）每年以十萬銀兩“安撫”清方。
高弘圖的方針不可謂不正確，如果能夠談出這個結果，簡直就是天降弘光政權以福音，“復國”指日可待。但是，所有人都認爲這是在癡人說夢。
作爲內閣首輔，馬士英充分發揚史可法“和稀泥”的優良傳統，索性避實就虛，提出了“論叔侄關係，分境而治”（彼主尚幼，與皇上爲叔侄可也）的方案。
馬士英的方案純屬扯淡，你想認清政權的順治皇帝作侄兒，也得人家願意啊？入關打中原怎麼還打出一個南京的叔叔來？還有“分境而治”，從哪裏分？淮河還是長江？如果清廷堅持以海岸線分，弘光朝廷是不是還要搬到船上去？
左懋第倒是提出了一個比較靠譜的建議：以出使爲名，率兵一路收復故土。造成佔領黃河以南的既成事實之後，再進行談判。
實事求是地說，這並不是自不量力和異想天開，因爲李自成西撤後，清軍忙着穩定北京的局面，對河北南部、山東、河南一帶鞭長莫及，廣大的黃河流域出現了權力真空。因此，弘光政權出兵光復故土，跟開荒沒多大區別。
馬士英、史可法非常爽快，果斷地否決了左懋第的建議。他們的理由是：帶兵北上，一路收降納叛，大肆擴張，和談的誠意何在？萬一激怒了清軍，豈不是惹火上身，活得不耐煩？
馬士英、史可法還有一個不便公之於衆的理由，他們用腳趾頭都能想到，一味保存實力沉湎於燈紅酒綠的四鎮總兵是不會出兵的。四鎮總兵不出兵，左良玉當然也不傻，其他各小鎮的總兵自然樂於躲在後面看笑話。如果抽調京營的兵北上，全打光了怎麼辦？江南有人造反怎麼辦？
既然大臣不能達成一致，就該輪到“傀儡”朱由崧拍板，雖然只是象徵性的。但是，朱由崧似乎拿定了主意，“不關己事不開口，搖頭一問三不知”。在他看來，在“御書”、“誥敕”上籤了字，銀子、綢緞也撥了，使團成員的官也升了，派不派兵馬首輔跟史督師也決定了，你們愛幹啥幹啥去吧。
弘光政權的實權人物軟弱無能、鼠目寸光、畏懼不前到這個地步，左懋第無言以對，只能帶着自己對大明的一片赤膽忠心上路了。只是他還不知道，特立獨行的“南混”陳洪範早就被清廷收買，已經將南方使團的底牌悉數通報給了對方。
九月初五，距離從南京出發已經過去了兩個半月，使團終於沿大運河穿過江蘇，抵達山東南部的濟寧州。
這樣的蝸牛速度，恐怕連當初磨磨蹭蹭率師西征的李建泰都望塵莫及。倒不是左懋第不想快，而是實在快不起來，因爲一路上盜賊太多，不得不邊走邊停。
九月底，南方使團到達河北境內，但又接到清廷通知，順治皇帝將於十月初一舉行登基大典（重新登基，以示統御中國之意）。爲了避開這個敏感的時期，使團耽擱了數日，終於在十月十二日抵達北京。清廷準備將使團安置在“四夷館”，儼然是把南方使團看做進貢的屬國。左懋第據理力爭，清廷才改到了鴻臚寺。
在北京的這一晚，不受待見的南方使團“內外不許舉火，……官丁飢寒殊苦”，左懋第徹夜未眠。回到久違的故都，在還有些許血腥和硝煙的空氣中盡情地呼吸，左懋第浮想聯翩，淚如雨下。
作爲崇禎的舊臣，他親眼目睹了大明王朝的崩塌。在他的腦海裏，始終縈繞着母親陳氏不屈的身影。母親不過是一位孱弱的老婦人，她不能上陣殺敵，只能通過絕食來表達自己的一腔忠烈與憤懣。北京陷落後不久，她就帶着對大明江山的無限眷念，溘然長逝了。
左懋第知道，南京朝廷裏的那些人沉湎於江南的風花雪夜，只想苟且偷生，北上和談的希望無限渺茫。但左懋第明白，母親不惜付出生命，詮釋的是忠義，是氣節。相比之下，手握重兵的祖大壽、洪承疇、吳三桂之流，是多麼卑微與無恥！
歌舞昇平、暮氣沉沉之日，方是彰顯我大明大有人在之時，左懋第抱定必死的決心北上，決意效法南宋的文天祥，“留正氣於千古”。
臨行之前，左懋第上疏向弘光皇帝辭行，奮筆疾書道：
“望陛下時時以先帝之仇、北都之恥爲念。……更望嚴諭諸臣，整頓士馬，勿以臣北行爲和議必成，勿以和成爲足恃。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
左懋第已經做了自己能做的事、該做的事，至於結果如何，只有聽天由命了。
談判？挨訓！
經過一夜的深思，左懋第已經做好了到紫禁城“舌戰羣蠻”的準備，但清廷並不打算給他這個機會。
十月十三日，清政權禮部官員來到鴻臚寺，“熱情接待”了南方使團一行，雙方本着坦誠的態度，開門見山、推心置腹地就有關問題進行了商議。
清廷官員率先發問：你們幹嗎來了？
左懋第回答：我朝天子想借貴方大軍破賊，再爲我大明先帝發喪，特來致謝禮。
清官員說：有書信的話就交出來吧！
左懋第表示：御書只能當廷遞交貴方首領。
清官員堅持認爲：進貢文書應交禮部。
左懋第澄清：這是天朝國書，並非進貢。
雙方爭執不下，清官員索性甩手便走，第一次會談不歡而散。
次日，清政權內院學士剛林親自來到鴻臚寺，與南方使團舉行第二次會談。
剛林顯然沒有禮部官員的耐性，剛一進門就徑直坐在堂上，劈頭蓋臉痛斥南方使團，指責南京不出兵討賊，反而“突立皇帝”。左懋第據理力爭，強調弘光政權名正言順。（先帝既喪，倫序相應立之，誰曰不宜？）
剛林又詰問南方爲何不發兵討賊，左懋第以“恐疑與貴國爲敵”敷衍過去。
接着，剛林以武力相威脅，表示大清正整裝待發，南下平亂。左懋第毫不讓步，表示“江南尚大，兵馬甚多，莫便小覷了”。
剛林起身便走，第二次會談仍舊沒有任何進展。
第三日，清廷又派內院的人來了。不過這次不是繼續會談，而是“收貨”——除了“御書”、“誥敕”不要，金銀、綢緞通通拿走。
十月二十六日，剛林代表清政權，正式向南方使團下達了逐客令：明日滾蛋，回去等着捱揍！
左懋第早就料到，和議必將無果而終，最後提出了到昌平拜祭先帝陵寢的要求。左懋第話未說完，剛林便以一段相當經典的話給予回絕：
“我朝已替你們哭過了、祭過了、葬過了，你們哭甚麼、祭甚麼、葬甚麼？先帝活時，賊來不發喪；先帝死後，擁兵不討賊。先帝不受你們江南不忠之臣的祭！”
——罵得多麼道貌岸然、厚顏無恥，卻又是一針見血、入骨三分，足令南京的君臣啞口無言，只可惜讓忠勇之士代爲受過。
這還不算完，剛林又當場宣讀了南京政權的“三宗罪”：不救援先帝、擅立皇帝、各鎮擁兵虐民。剛林表示：清軍不日將高舉義旗，興兵南下，爲崇禎皇帝和大明的列祖列宗討伐不忠不孝之臣！
十月二十七日，左懋第率南方使團離開北京，結束了這次屈辱不堪的北上和議之行。很快，清輔政王多爾袞在漢奸馮詮的勸說下幡然醒悟，發現不應該放虎歸山。十一月初四，左懋第、馬紹愉行至滄州，被追趕上來的清軍羈押回北京。次年閏六月二十九日，清廷對始終忠貞不渝的左懋第失去了招降的耐心，將其處死。
在被羈押於太醫院的幾個月裏，左懋第留下了很多在後世廣爲傳頌的壯舉。
當洪承疇出面勸降時，左懋第直呼“見鬼”，故作驚異道：“洪督師不是在松山殉國了嗎？先帝還在京城主持了葬儀，怎麼又冒出一個活的洪督師來？”洪承疇自慚形穢，紅着臉悻悻而去。接着，李建泰又來勸降，左懋第咬牙切齒，痛斥李建泰愧對先帝，苟且偷生。
即便是自己的堂兄左懋泰來勸降，左懋第依然不留情面。在共敘往日情誼，又答謝堂兄奉養並收葬母親陳氏之後，左懋第毅然決然，與之斷絕兄弟關係。
“生爲明臣，死爲明鬼，我志也！”“興替，國運之盛衰；廉恥，人臣之大節。”這就是左懋第奉送給勸降者的慷慨之言。
對於這個“死硬分子”，多爾袞軟硬兼施，甚至在刑場上再次勸降，左懋第依舊大義凜然、慷慨赴難。
太醫院的牆上，留下了左懋第寫下的一首絕命詩：“峽坼巢封歸路回，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磨盡，蕩作寒煙總不磨。”
在菜市口行刑之時，左懋第正襟危坐，臨危不懼，劊子手跪地揮淚，不忍舉刀，百姓奔走呼號，痛哭流涕。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廷欽定《殉節錄》，追諡左懋第爲“忠貞”。
家可破，國可亡，但氣節永存！左懋第的氣節，令無恥的叛徒汗顏，令兇殘的敵人敬佩，更值得後世敬仰！
弘光的機遇
儘管有左懋第的忠勇，但北上和議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弘光政權可謂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送出銀兩，領回了“三宗罪”。
其實，弘光政權雖然孱弱，但歷史還是給了這個小朝廷“劃江而治”甚至“光復中原”的機會。
機會首先出自明朝的死敵李自成。這個山溝里長大的農民，多年來四處征戰，脾氣見長，野心見長，就是見識不長，稍微遇到點挫折，最先想到的還是鑽山溝。
山海關兵敗後，李自成倉皇撤出北京，而且撤得相當徹底，將河北南部、河南、山東全部拱手讓了出來，退守山西、陝西境內。
李自成這麼不經打，着實讓清廷大喫一驚，更是喜出望外！這確實是清政權做夢都想不到的好事！
在清政權內部，形勢其實很不樂觀。
皇太極（努爾哈赤第八子）於崇禎十六年（1643年）九月去世後，代善（努爾哈赤次子）、豪格（皇太極長子）、多爾袞（努爾哈赤第十四子）三叔侄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繼嗣之爭，滿清貴族及其控制的軍事力量迅速“選邊站隊”，轉入暗流湧動的內訌之中。在多爾袞的努力下，這場紛爭最終以幼小的愛新覺羅·福臨即位、多爾袞擔任輔政王而塵埃落定。此時，多爾袞還需要一定的時間協調各方勢力，積極穩妥地做好善後工作。
基於這個原因，在是否入關佔領北京的問題上，清政權的最高決策層，特別是作爲輔政王的多爾袞，一直都是猶豫不決的。李自成攻陷北京，接着吳三桂發動山海關兵變，多爾袞最初的想法是作壁上觀，堅決不插手。
老牌“漢奸”范文程不想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屢次勸說多爾袞速作決斷，見機行事，多爾袞方纔派出騎兵，與吳三桂一起擊潰李自成，打通了進軍北京的道路。
李自成一路潰敗，清軍順利進入紫禁城。下一步怎麼辦？滿清貴族之間又出現了分歧。
以英王阿濟格（努爾哈赤第十二子）爲代表的“保守派”貴族認爲，能拿下北京已經是祖墳冒青煙，佔大便宜了，應該見好就收。阿濟格建議，在北京留一個親王駐守就萬事大吉了，咱們還是率領清軍主力，回關內過安穩日子。
在“漢奸”文臣的慫恿下，多爾袞已經不滿足於將北京當做大清的“南大門”，而是想以此爲契機，在中原謀求更進一步的發展。爲了說服阿濟格等人，無可奈何的多爾袞甚至搬出皇太極的遺言——“若得北京，當即徙都，以圖進取”。
經多爾袞反覆做思想工作，並在范文程、洪承疇等人的幫助下，滿清貴族終於達成了初步一致，將愛新覺羅·福臨從東北迎到北京，於十月初一舉行新的登基大典，以示主宰天下之意。多爾袞被尊封爲“皇叔父攝政王”，成爲這場紛爭的最大贏家。
即便如此，清政權到底能在中原走多遠，到底能控制多少地盤，多爾袞心中還是沒有底。
一方面，滿族人口本來就比較稀少，原先佔據遼東時，“清人多爲遼民所殺”，兵員補充更是捉襟見肘。正因如此，阿濟格等人才會有退保關內的想法。
另一方面，中原形勢不甚明朗。李自成雖然西撤，但實力不可小覷，除了盤踞陝西、山西一帶以外，黃河流域依然有星羅棋佈的殘餘勢力。兵力不足的清軍很難全面展開。更重要的是，佔據着半壁江山的南京政權實力如何尚不得而知。如果清軍在黃河流域與大順軍全面展開決戰，南京政權是否會操刀北上，上演一出“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好戲？
正是出於這種顧慮，從四月底佔領北京開始，清軍在後來的三個月裏，既沒有揮師追擊西撤的大順軍，也沒有乘勢大舉南下。多爾袞既要穩定北京的局面，又要靜觀其變，摸清楚各方面的底牌。
各方都不給力，黃河流域很快便出現權力真空，前明官紳掀起了推翻“大順”殘餘政權的浪潮。“漢奸”文臣們紛紛向多爾袞上書，建議清軍立即揮師南下，飲馬長江，一舉平定天下。
“漢奸”文臣的心思可以理解，如果讓南京政權搶佔先機，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以後再想與南方的親友相見，可就是“雁來音訊無憑，路遙歸夢難成”了。（可以對比如今的朝鮮、韓國。）
另外，如果不拿下東南這片富饒之地，僅憑北方的經濟水平，是極難支撐一個政權生存的。南北經濟水平不對等，北方需要南方“輸血”。
儘管“漢奸”文臣們一再慫恿，但多爾袞依然“冷靜觀察、沉着應對”，最多就是派小股部隊進行試探性的“接管”，他想看看南京政權到底是真老虎，還是紙老虎。
此時，如果弘光政權能夠積極響應前明官紳的“復辟”，命令四鎮總兵北上，迅速接管山東、河南，必然能對清政權形成威懾。雙方再行談判“聯合平寇”，南京政權無疑將掌握至關重要的籌碼。
一味貪圖享樂的弘光政權實在是無可救藥。對於黃河流域出現的契機，南京朝廷不過是在六月下旬，象徵性地任命王燮爲山東巡撫、邱磊爲山東總兵。但是，王燮、邱磊打死也不去上任，原因很簡單——沒兵。沒有軍隊，到兵荒馬亂的地方去上任，這跟上刑場有什麼區別？
弘光政權的無能讓多爾袞歡喜異常，既然南京都是一羣草包，清軍就不再有後顧之憂了。七月二十八日，已經摸清底牌的多爾袞移書史可法，儼然以正統自居，敦促南方立即無條件投降，標誌着清政權已經將“一統天下”作爲終極目標！
在這樣的情況下，南京派出多少和議使團，攜帶再多的金銀財寶，都只能是羊入虎口，自討沒趣了。
“直把杭州作汴州”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燻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題臨安邸》
一位生活在南宋時期的詩人，以相當直白的語言，將偏安一隅、不思進取的南宋朝廷描繪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如果這位詩人生活在南明，目睹一下弘光朝廷的“豐功偉績”，他恐怕很難有心情寫出雖是諷刺但不失美妙的詩句，而是直接送上一個字：“呸”。
一個新生的政權，對外軟弱無能，被敵人嗤之以鼻，對內橫徵暴斂，官場一片烏煙瘴氣，腐敗到了極致。對於這樣的政權，如果不能說髒話，還真是無話可說了。
弘光政權控制着南方，而富庶的江南向來是明朝重要的稅源地，常年通過漕運給北方“輸血”，爲朝廷的日用開支和北方“平寇”、“平虜”提供財力支持。如今北方已經被別人給佔了，“平寇”、“平虜”都成泡影，想“輸血”也輸不成了，江南的繳稅任務理應減少很多。
朱由崧初就監國時，有大臣提議降低賦稅來安撫百姓。但是，史可法第一個站出來反對，他的理由是“今天下半壞，軍餉繁費”。
史可法判斷得很準確，自恃有“定策之功”而飛揚跋扈的四鎮總兵，個個都是燒錢的“無底洞”。作爲督師，優柔寡斷的史可法對四鎮總兵始終採取“綏靖”政策，一味投其所好，姑息遷就。史可法甚至多次給朝廷上疏，帶頭幫着四鎮總兵要錢。四鎮總兵又不知好歹，拿錢的時候相當積極，幹活的時候既不出工也不出力，在史可法的縱容下紙醉金迷，揮霍無度。有這樣的軍隊，再多的錢也會被燒光。
時任弘光朝廷都給事中的李清在《三垣筆記》中就軍費開支算了一筆賬：
武昌的左良玉有五萬人，每年軍費一百萬兩；
江北四鎮各三萬人，共計十二萬，每年軍費二百四十萬兩；
京營六萬人，每年軍費一百二十萬兩；
其餘八鎮共十二萬人，每年軍費二百四十萬兩。
南京政權的軍隊總計三十五萬人，每年的軍費累計七百萬兩，另外還有各級官員的俸祿和朝廷的日常開支。
那麼，南京政權每年的稅收是多少呢？在沒有旱、澇、蟲等災害的情況下，滿打滿算六百萬兩。
工部、戶部在十一月提供的數據顯示，朝廷的赤字已達二百二十五萬兩，戶部庫存現銀只剩餘一千兩！
弘光政權守着江南這個“聚寶盆”，卻在建立僅半年之後，財政就惡化到這個程度，着實令人喫驚。究其原因，除了史可法幫着四鎮總兵獅子大開口以外，還有以弘光皇帝朱由崧爲首的君臣們終日聲色犬馬、驕奢淫逸、揮霍無度的“功勞”。
朱由崧坐上皇帝的寶座後，大概是想補償一下自己多年來顛沛流離的悲慘生活，上任伊始就大肆選淑女充實後宮，籌備大婚。
南京司禮監秉筆太監韓贊周作爲具體的執行者，聲勢浩大地在南京、蘇州、杭州“選秀”，公然派人在全城蒐羅，“挨門嚴訪淑女，富室官家隱匿者，鄰人連坐”。凡是有女子的人家，都用黃紙貼上，抓起就走，“街坊緘口，不敢一詰”。內官田成等人伺機巧取豪奪，搞得人心惶惶，怨聲載道。
朝廷四處抓女人，老百姓苦不堪言，甚至出現了“少女自刎、母亦投井”的悲慘事件。儘管有少數人躲不起，死得起，但大部分人還是想保女兒又保命，於是不分晝夜地拉郎配，呈現了一片“道途鼎沸，不擇配而過門”的熱鬧景象。南京、蘇州、杭州等地“合城大懼，晝夜嫁娶，貧富、良賤、妍醜、老少俱錯，合城若狂，行路擠塞”，真是家家有喜事，處處是洞房，日日尋男子，夜夜有新娘。一時間，男人都不敢輕易上街，擔心稀裏糊塗就成別人家的女婿了。
根據《明季南略》的記載，朱由崧“深居禁中，惟漁幼女、飲火酒、雜伶官演戲爲樂。修興寧宮，建慈禧殿，大工繁費，宴賞賜皆不以節”，導致“國用匱乏”。
更加聳人聽聞的是，馬士英、阮大鋮還將妓院抓來的雛妓進獻給朱由崧，精力充沛的朱由崧一晚上就讓兩名雛妓殞命。（上體魁碩，一日斃童女二人，厚載門月裹骸出。）
總之，正如時人張岱所說，朱由崧是漢獻帝、蜀後主、隋煬帝“靈魂附體”的“極品”。（自古之國之君，無過吾弘光者，漢獻之孱弱，劉禪之癡呆，楊廣之荒淫，合併而成一人。）
在朱由崧這個“光輝榜樣”的率領下，滿朝文武除了史可法、陳子龍等極少數清廉官員以外，絕大部分也是貪污腐化，大發國難財。
在腐化墮落方面，馬士英一點兒也不辜負“百官之首”的身份。除了接受下級賄賂以外，馬士英還將各級官職明碼標價，公然賣官鬻爵。弘光朝廷雖小，但官員卻是多如牛毛。當時流傳着一首民謠：“中書遍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
史可法後來也承認，弘光政權的官員確實是多得令人髮指：“人人可以剝商，商本盡虧。新徵不已，利歸豪猾。不足之害，朝廷實自受之。”
首輔馬士英如此，以“南混”爲主體的下級官員當然樂得上行下效，在城內的官宦府邸，終日鶯歌燕舞，醉生夢死。原左中允餘煌在一封書信中記載了這樣的景象：“近且架凌雲之臺，演徹夜之劇，怪誕淫褻，錯出爭奇，婦女若狂，通都填咽。”
在這種情況下，稅賦維持朝廷的日常開支都很成問題，更別說花錢打仗了。
憤青的無奈
家貧出浪子，國弱多憤青。
弘光朝廷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一些正直文臣的極大憂慮與無比憤慨，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就是“憤青”中的一個。
陳子龍（1608～1647年），字臥子，南直隸松江華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禎十年（1637年）進士，曾任紹興推官。崇禎十七年（1644年）初，因招撫浙江許都叛亂有功，擢升爲兵科給事中。北京淪陷後，陳子龍在吏部右侍郎黃道周的推薦下，以原職效力於弘光朝廷。
陳子龍是明末著名政治家、科學家徐光啓（上海的“徐家彙”來源於此人）的門生，被譽爲“明代第一詞人”。如果都不認識也沒關係，他還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紅顏知己——秦淮名妓、女詩人柳如是，這個人總該知道吧？
柳如是與文人走得比較近，特別是跟陳子龍情投意合。從崇禎八年（1637年）春開始，兩人在朋友提供的“紅樓”中過上了同居生活。由於受到陳子龍家人的阻撓，加上“相愛容易相處難”，兩人還是沒能走到一起，柳如是最後嫁給了願意明媒正娶她的東林黨人錢謙益。
在“紅樓”同居的蜜月期，兩人通過詩詞交流感情，留下了諸多唯美的名篇，也成就了陳子龍“明代第一詞人”的美譽。
據說，《紅樓夢》裏的“絳芸軒”就是從柳如是居住過的“絳雲樓”演化而來，還有“終身誤”、“枉凝眉”兩首詞，也源自於柳如是對陳子龍的深深思念。
扯遠了，繼續“憤青”的話題。
作爲兵科的言官，陳子龍並不打算跟“南混”同流合污，而是殫精竭慮地爲國效力。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與籌劃，陳子龍提出了一整套富有遠見卓識的國防策略。
在六月十九日的上疏中，陳子龍率先提出了募練水師的倡議。陳子龍認爲，“君父之仇不可不報，中原之地不可不復”，而要光復故土，首先應確保江淮穩固，作爲“中興之根本”。東南一隅想要固若金湯，水師無疑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國防力量。陳子龍向弘光皇帝建議，朝廷應迅速任命專人、撥出專款募練水師，以備不時之需。另外，陳子龍還提出了具體的人選和方針，並保證“一月之內，可以就緒”。
就當時的情況來看，陳子龍的提議並非異想天開。此前，松江知府陳亨已經開始在籌辦船隻和士兵。山陰知縣錢世貴等人已購買三十五艘沙船，還招募了一千多士兵。如果朝廷出面招募，必然能夠得到各方的響應，迅速成軍。另外，明朝在兵器、造船、火炮方面的技術都是非常先進的，能夠爲水師提供最具殺傷力的火器配備。
有此得天獨厚的優勢，一旦弘光政權的水師建成，對清軍的威懾必然是非同尋常的。清軍長期在關外作戰，以騎射和陸戰見長，卻不習水戰，更談不上有什麼水師。與此相反，南方特別是東南一帶，卻是以水戰見長。新組建起來的弘光水師既可以協助四鎮和京營防守淮河、長江一線，又能從海上突襲敵人後方，令清軍始終擔心後院起火，難以放開手腳、大舉南下。
陳子龍雖然官階不高，但洞察力是極其非凡的。後來，鄭成功能夠憑藉自己組建的武裝船隊與清廷抗衡多年，充分證明了陳子龍的遠見卓識。
遺憾的是，陳子龍“揚長避短”的正確方針，儘管得到弘光皇帝的“充分肯定”，也表示採納推行，但實際上沒有得到什麼結果，原因很簡單——沒錢。錢都被朝外的四鎮和朝內的君臣揮霍光了，哪有閒錢給你造船划水玩兒？
諫言未被採納，陳子龍並未就此罷休。此後，陳子龍又批判了弘光朝廷坐視河南、山東陷入權力真空而無動於衷的愚蠢行爲。陳子龍認爲，弘光朝廷如果不北上，錯失良機倒在其次，最關鍵的是將徹底喪失在前明官紳中的地位和威望。陳子龍直言不諱地說：“天下豪傑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歸賊，則羣然有自王之心矣。”陳子龍建議由弘光皇帝朱由崧“御駕親征”，率師北上，並提出了具體詳細的進軍路線圖。
不出所料，這封奏疏依舊是石沉大海，杳無音訊。
除了陳子龍以外，同爲科道言官的吏科給事中章正宸也對時局憂心忡忡。七月初二，章正宸在上疏中直言：“今日江左形勢，視晉、宋爲更難，當事者泄泄偷息，處堂自娛”，文臣忙着撈財，武將忙着私鬥，到處都是一片暮氣沉沉，烏煙瘴氣。
章正宸認爲，進攻纔是最好的防守（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弘光朝廷應該迅速發兵北上，與山東、河南、河北的官神“齊心協力，互爲聲援”。
但是，章正宸的正義之言不僅不被採納，反而遭到馬士英等實權派的忌恨，將他由言官改任大理寺丞，“實奪其言路”，章正宸憤而辭官。
八月十八日，陳子龍再次上疏：
“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陛下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之時，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下，臣誠不知所終矣！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幾百政令皆因循遵養，臣甚爲之寒心也。”
次月，心灰意冷的陳子龍帶着對弘光朝廷的無比失望，黯然去職。
弘光元年（1645年）二月，吏科右給事中陳燕翼在奏疏中寫道：
“今奴、賊相持，勝負未決，中國之利正在此時，行間將、吏，不聞一籌一策，用間用奇，而但知張口向內添官索餉。”
對於一個政權而言，最大的危險不是憤青太多，而是憤青們深感多說無益，沒有憤的激情了。
在陳子龍等人看來，弘光政權已經無可救藥，失敗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當然，這個時間不是由閻王決定的，而是由清廷決定的。
摸清了弘光政權的底牌，所謂的“和議”破產後，北京的多爾袞已經迫不及待地開始“磨刀霍霍向豬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