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抉擇
南京，南京！
北京丟了，朱由檢死了。有人說明朝已經玩完兒了，也有人說下這個定論未免爲時過早。
首都淪陷怕什麼？咱還有一個！——這句話恐怕只有明朝敢說。
每一個王朝都有自己的特色，明朝當然也不例外。相比於以往的王朝，明朝最顯著的特色莫過於——它有兩個首都。
遷都的王朝有好幾個，但像明朝這樣“搬家”的，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這源自於明成祖朱棣搞的一次非典型性“搬家”。
朱棣，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洪武三年（1370年）封燕王，多次受命參與征伐，洪武十三年（1380年）就藩北京。從建文元年（1399年）到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以“靖難”的名義率軍南下，最終將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趕下臺，自己坐了上去，成爲明朝第三任最高統治者。
永樂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遷都北京，他確實有足夠的理由這樣做：
第一，自己的皇位“來路不正”，長期“客居”南京難免心虛；
第二，北京是自己的“老巢”；
第三，北方軍事威脅日增，通過天子守邊，減少國防開支（衛戍軍=邊防軍，避免“重複建設”）。
“搬家”不奇怪，奇怪的是朱棣居然留了一手：保留南京的“首都”待遇！
“首都”能有什麼待遇？大了去了！
除了法理上定性爲“留都”以外，南京還有與北京完全對應的中央機構，六部（兵部、戶部、刑部、吏部、工部、禮部）兩院（都察院、翰林院）一個都不少，而且都是滿員編制。
對明朝這一特色行政制度可以用兩個形象而簡練的詞概括：“南混”“北漂”。
從此以後，中央級官員大到六部的尚書，小到各科的給事中，都要特別說明是北京的那位（屬於“北漂”），還是南京的那位（屬於“南混”）。
這不是相當於“另立中央”嗎？地方官員到底聽誰的？
看上去很麻煩，其實沒這麼複雜，因爲南京的官員雖然級別與北京相應的官員相同甚至略高，但有一個最大的特點：沒事幹。根據朝廷規定，除了極個別的職位以外，南京的同志們奉旨休息，按時領工資就行，忘記領了更好！
堪比天堂的福利制度啊！
如果有記者到南京的六部兩院採訪“你幸福嗎”，答案應該是高度一致的——光拿錢不幹活，還享受公務員待遇，你不幸福誰幸福？
也許似乎大概是，然而未必不見得！
朱棣當年留這一手，筆者猜很大程度上是朱棣自己心虛，另外是需要照顧一下老臣的情緒，但時過境遷，南京“中央”發揮的作用漸漸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
聖上看哪位仁兄不順眼，想打入大獄或者革職，又苦於找不到足以服衆的藉口，怎麼辦？簡單，到南京去！級別不變，待遇不變，唯一的變化是立即歇菜！
大臣覺得鬥爭形勢對己不利，爲了避敵鋒芒，但又拋舍不下官位俸祿，怎麼辦？簡單，到南京去！級別不變，待遇不變，最大的好處是遠離旋渦！
一些新科進士沒有背景，按朝廷規定又必須安排工作，怎麼辦？簡單，到南京去！級別有了，待遇有了，大家的目標是混喫等死！
搞清楚南京官員的構成，再來談談幸福感。就幸福感而言，有資格接受“幸福調查”的明朝官員大致可以分成三等：
最滋潤的是敢下狠手的地方實權官員。雖然俸祿極其有限（工資水平參考海瑞同志，相當於低保），但天高皇帝遠，爲他們巧取豪奪大開方便之門。這些官員品級不高，但利潤極大，喫個饅頭都可以“想蘸白糖蘸白糖，想蘸紅糖蘸紅糖”，屬於“逍遙自在型”。
其次是在北京做京官，成爲“北漂”。中央官員有品級，俸祿也多（相對地方官而言），當然也有品級低一些的小官員，但是權力很大，每年定期不定量地收取地方的進貢。由於長期在老闆面前晃盪，好歹混個臉熟，容易拉幫結夥，升遷的機會也比較大。
有得必有失，“北漂”的煩惱並不只是白糖還是紅糖這樣低級乏味的糾結，他們處在政治鬥爭的旋渦中，隨時都有拍馬蹄、站錯隊的危險，因而時刻“漂”得膽戰心驚。稍不留意的話，重則腦袋搬家，輕則流放戍邊，屬於“壓力山大型”。
最慘的是在南京做“京官”，成爲“南混”。他們有品級、有職務，就是沒事可幹，做官全靠混。想上班就頂着日頭來，泡杯龍井茶品着，跟同僚扯閒篇，交流一下哪家酒樓獅子頭做得好喫，誰家妹子曲子彈得不錯，或者索性待在家矇頭大睡，夕陽西下再起牀。這些人身居高位，但權力的反差太強烈，收入極其有限，又沒有實現“自我價值”的舞臺。根據馬斯洛需求理論，這些飽讀詩書、滿腹經綸的人，不被窮死就被憋死，就像李嘉誠說的，人最大的痛苦就是無聊，所以他們屬於“沒事憋屈型”。
南京的同志們幸福嗎？不怕被扔雞蛋、扔皮鞋的，儘管去問！
不達聖意者到南京去！韜光養晦者到南京去！只有背影者到南京去！從朱棣開始，這三大口號一直延續到北京淪陷。兩百年來，聚集着三教九流各式人物的故都南京，成了官場失意者、潛伏者和憤青的“樂園”。
朱棣萬萬想不到，自己一手創建的“樂園”，竟然有一天會重新成爲明朝唯一的首都，肩負“復國”的重任！
一個輪迴，南京是否能再續朱元璋時代的輝煌？實在不濟可以退而求其次，至少搞個“劃江而治”吧？
誰來當皇帝
雖然“復國”有點異想天開，但佔據半壁江山絕非癡心妄想，畢竟有南宋的先例可循。
當年宋徽宗、宋欽宗被金人俘獲，標誌着北宋覆滅，康王趙構南渡臨安（今浙江杭州），憑藉富庶的東南一隅，與金朝形成了長達一百多年的南北對峙。儘管後來兩方都被更北面的蒙古所滅，但南宋無疑是這場對峙的贏家，因爲它撐得最久。
跟宋朝相比，明朝的條件簡直就是天神眷顧，有利的條件多了去了。
其一，南京有現成的中央機構，“南混”替“北漂”，這當然得益於朱棣。
有這樣“前無古人”的行政構造，別說首都淪陷，就是“北漂”全部死光也無關緊要，“南混”頂上就是。南京的六部兩院早就擠得滿滿當當，尚書、侍郎、給事中、都御史、司禮太監一個不少，根本沒必要“小範圍醞釀”再開會表決，“南混”搖身一變成“南漂”，連任命文件都省了，人家以前就是！
有人擔心，“南混”都是從官場鬥爭中淘汰下來的“次品”，是否能力挽狂瀾呢？其實，從上一節那三條遴選的標準來看，“北漂”的那部分更不是什麼好鳥，反而在“南混”的行列中，不乏因不畏權貴而身遭貶謫的忠勇之士。
其二，守邊的“流賊”自顧不暇，短期內不會南下。
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軍佔領了北京，相當於代替明朝“守邊”，將直接面對東北清軍的軍事威脅。招降駐守山海關的吳三桂後，李自成放鬆了警惕，將自己的嫡系部隊大部分留在陝西、山西一帶，只有一小部分駐防北京外圍，並沒有向山海關一帶投入一兵一卒。
李自成無限信任吳三桂，但吳三桂對李自成大肆拷掠明朝官員的做法極爲不滿。如果不能及時地聯合官紳階層，對“農民起義”進行“封建化改造”，李自成的大順政權是站不穩的。在吳三桂看來，李自成這個造反者太不專業，跟他混遲早要倒黴！
舉足輕重的吳三桂搖擺不定，而蠢蠢欲動的清軍直接牽制着大順軍向南征討的步伐。順、清兩大政權必然在北方形成“鷸蚌相爭”的局面，南方的政權有足夠的時間重新組織軍事力量，待兩敗俱傷時坐收漁翁之利，形成比較穩固的南北對峙局面。
其三，江南經濟平穩，沒有直接的軍事威脅。
以蘇浙爲龍頭的江南一帶，歷來就是明朝賴以生存的重要財源。即便是“流賊”遍地之時，蘇浙也基本上未受戰火洗禮，除了稅賦加重，偶爾有些“亂民”鬧事以外，社會局勢和經濟發展總體上比較平穩。
李自成在黃河流域活動，目標一直都是明朝的政治中心北京，另一股“流賊”張獻忠跟李自成合作得不太愉快，索性分道揚鑣，主要在長江流域活動。崇禎十年（1637年），張獻忠的部隊在鄖縣被明軍總兵左良玉打得遍地找牙，被迫於次年被“招安”。崇禎十二年（1639年），張獻忠再次反水，並將目標鎖定在西面的四川，後來於崇禎十七年（1644年）八月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權。
此時，鎮守武昌的依然是左良玉，張獻忠忙着打四川，根本不敢順江東下，因此整個江南還是比較“乾淨”的。
毫不誇張地說，南明相對於南宋的優勢是十分明顯的，但事實卻令人大跌眼鏡：南宋堅持了一百多年，而南明只堅持了十幾年！
歷史太會開玩笑了，整整相差一個數量級！既然有諸多優越的先天條件，南明爲什麼如此不給力呢？
仔細琢磨一下我們會發現，南京是“留都”不假，六部兩院也絕非形同虛設，江南的財富當然是貨真價實，但似乎還缺少一點兒什麼。
恰恰是缺少的這麼一點兒卻足以致命！看上去什麼都不缺的江南，偏偏就少一個人——皇帝。
暈！這算哪門子的致命？找個皇帝還不簡單？朱由檢死了，不是還有兒子嗎？
——很遺憾，朱由檢的太子、王子全在李自成的手裏，莫非請他親自率兵護送南下？
那就從朱由檢往上查家譜，不是還有散落各地的兄弟、叔伯嗎？
——這個可以有，而且不只一個。
問題就出在這裏！
計劃生育好，絕不是一句空話。雖說多生兒子好打架，但很多時候，兒子多不見得是好事，比如買奶粉的時候、交學費的時候、進醫院的時候、娶媳婦的時候，還有……還有選誰當皇帝的時候！
朱由檢是冊立了太子的，但此時捏在人家李自成的手裏。這樣一來，所有可能即位的藩王們，全站在一根起跑線上了。
你爹是皇帝，我爹也是皇帝，憑什麼讓你當不讓我當？
迷茫的“南混”
事實上，藩王們並沒有像我們預想的那樣，爲了爭奪南方的皇位打得頭破血流。要真是那樣的話，倒未必是一件壞事。此時，大順、大清正忙着在北方對峙，張獻忠還在西南翻大山，南方有足夠的時間通過皇家內部的武力較量一決雌雄，留下最強悍的一個力挽狂瀾。
但是，明成祖朱棣做得實在是太絕，爲了防止其他藩王“依葫蘆畫瓢”，他極大地削弱了藩王的實力。皇子封了王，除非國家有特別需要時稀裏糊塗繼承大統（比如先皇沒有子嗣，信王朱由檢就是這樣當了皇帝），絕大部分只能是驕奢淫逸，混喫等死。別說掌握軍隊了，就連跟幾個文臣來往頻繁一點，都有可能招來殺身之禍。
由於對當政者有百利而無一害，這個政策不折不扣地一直傳承下來。在這種情況下，要出現一個類似於康王趙構有自己執政“班底”的藩王，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看似不起眼的差異，將直接導致南明難以步南宋的後塵。而始終困擾着南明的夢魘，根源也就在這裏！
話說回來，藩王們不是看不到這個機會，但江山傾覆，分散在各處的藩王，要麼投降“流賊”（比如山西的晉王朱求桂），要麼被“流賊”給弄死（最慘的是洛陽的老福王朱常洵），剩下的全都忙活一件事——逃命。
爭皇位？實在是忙不過來！
真正的爭鬥，還是發生在南京“朝廷”內部。
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失守的消息傳到了淮安，南京很快也得知了這一“噩耗”。北京朝不保夕之時，“北漂”們的反應是“諸臣皆惶恐莫對，噓唏淚承睫”。
那麼，“南混”又是什麼反應呢？
時人陳貞慧（又名陳定生）撰寫的《書事七則》是這樣記載的：
“南中諸大老每集議事堂，惟相向攢眉，竟日無一語，或仰視屋之罘罳，咄嗟而已。問曰：‘事如不可知，將奈何？’竟以靴尖蹴地作嘆息聲，各各散走，以爲常。”
實在想不通，就仰望星空——這就是“南混”們內心的真實處境。
遭此亂局，“南混”不知道怎麼辦，應該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因爲除了得知北京陷落以外，再無其他消息。也就是說，崇禎皇帝、太子均杳無音訊。
老闆下落不明，“南混”除了抬頭望天，還能怎麼辦？
即便如此，迷茫的“南混”還是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禁訛言。
由於聖上和太子下落不明，爲了防止謠言四起，混淆視聽，南京六部聯合發文禁止談論這一敏感話題。
制止謠言最有效的手段是及時公開事實真相。但是，不是南京“朝廷”故意隱瞞真相，連“朝廷”都不知道皇帝、太子到底身在何處、是死是活，怎麼公開？
形勢如此，這條禁令的效果可想而知，整個南京陰雲密佈，謠言四起，人心惶惶。
第二，禁“草澤”勤王。
所謂“草澤”，就是民間組織起來的義軍。南京“朝廷”發出禁令：除非得到朝廷的任命和派遣，誰都不能輕舉妄動，組織“非法武裝”去勤王。
這一政策太扯淡了，難道老百姓自發救駕也有罪？似乎無罪，而且應該鼓勵，但是當權者要“從大局考慮”，這是從“北漂”到“南混”的普遍共識。
“北漂”方面，李自成的大順軍兵臨北京城下，戶部侍郎吳履中提議“全民總動員”，打一場帝都保衛戰。內閣首輔魏藻德明顯“老練”得多：既然軍隊都靠不住，老百姓一上去，那不是帶頭陣前投降嗎？（營兵屢守城尚膽怯驚走，百姓非索習，益畏懼，恐致誤事。）
“北漂”不相信羣衆，“南混”當然也會首先考慮“維穩”。爲了防止有的武裝名爲“勤王”，實則投靠“闖王”，“朝廷”索性一竿子打死，所有民間武裝一律禁止。
第三，組織官軍渡江北上“勤王”。
這件事雖做得比較靠譜，但一點兒也不符合“南混”的風格。莫非國難當頭，“混混”們決意洗心革面，改弦更張？——本性難移，想都別想！
前面提到過，雖然絕大多數南京官員都歸入“南混”一類，但也有極個別的例外，他們的職位沒法混，得像“北漂”一樣賣力幹活，具體來說是三個人：南京兵部尚書、南京守備太監、提督南京軍務。
其中，南京兵部尚書是留都的百官之首，既有文治權，又有統兵權，屬於如假包換的南方實權人物——“南混”大佬。能夠號集武裝力量北上“勤王”的，唯此一人！
此時擔任這一職務的，是著名的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
史可法（1601～1645），字憲之，河南祥符（今河南開封）人，崇禎元年（1628年）進士，師從東林黨人左光斗，歷任西安府推官、戶部郎中。崇禎八年（1635年）隨兵部侍郎盧象生率軍平賊，兩年後升任都御史，崇禎十四年（1641年）總督漕運，崇禎十六年（1643年）任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四月初一，史可法攜南京官員發佈“南都公檄”，並於四月初七率南方軍隊渡過長江，決心值此“宗社危情”之際整軍北上，救國於傾頹之間！
選嗣大對決
且不說史可法能夠調動的軍隊實在少得可憐，就在他率軍渡江北上的第二天，即四月初八，崇禎皇帝殉國的確切消息終於傳到了南京。老闆都歸西了，勤誰去？驚天逆變，“南混”一下子就炸開了鍋。
不過，混亂的局面沒有持續很久，“南混”迅速統一了行動方向：老闆成了吊死鬼，當務之急就不再是北上“勤王”，而是選定新的老闆！
由於崇禎皇帝的太子、兒子都捏在大順軍的手裏，是死是活尚不得而知，等太子南下監國已然不可能了。
其實，崇禎還有一個兒子倖免於難——大名鼎鼎的“朱三太子”朱慈煥，他其實不是太子，而是朱由檢的第五子。由於老二早夭，老四、老五又是同年，因此朱慈煥被稱爲“朱三太子”。
北京淪陷後，朱由檢的太子和其他幾個兒子都落到了李自成的手裏，朱慈煥卻僥倖逃脫，但沒有人知道他逃脫，更沒有人知道他是死是活。朱慈煥沒有奔着南京去“東山再起”，而是想借此隱匿江湖，遠離災禍。
後來，朱慈煥隱姓埋名生活在浙江。南明覆亡後，朱慈煥一心做百姓，卻冒出不少人打着“朱三太子”的旗號掀起“反清復明”的運動。
“盜版”的“朱三太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途又趕上吳三桂等人的“三藩之亂”，更讓“朱三太子”之名深入人心，這讓清廷視爲心腹大患，決意查出“原創”的蹤跡，以絕後患。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屢次成爲別人造反“旗幟”的朱慈煥終於被清軍查獲。只想平靜度此殘生的朱慈煥躺着中槍了，康熙以“朱某雖無謀反之事，未嘗無謀反之心”爲名，將朱慈煥凌遲處死。
當時沒人知曉朱由檢兒子的下落，於是輪到藩王遞補。
在藩王中，就血緣關係而論，有資格在南京繼承大統的，基本上可以鎖定爲四個人：新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潞王朱常淓。
四選一，又沒有標準答案，無聊多年的“南混”終於找到事做了，紛紛振作精神，在“評委席”就座，一場足以決定明朝未來走向的“選嗣總決賽”在南京正式開賽！
下面先請四位選手“閃亮登場”。
一號選手——新福王朱由崧，崇禎皇帝朱由檢的堂兄，其父親——老福王朱常洵是萬曆皇帝朱翊鈞第三子。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陷洛陽，架上一口大鍋，將三百六十多斤重的福王伴着幾隻鹿子一起給煮了，名曰“福祿宴”。朱常洵死後，僥倖從洛陽逃脫的朱由崧襲封福王。
二號選手——惠王朱常潤，萬曆皇帝朱翊鈞的第六子，崇禎皇帝朱由檢的六叔。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封王，但一直到天啓七年（1627年）才就藩荊州。張獻忠率領的“流賊”興起後，朱常潤被追得上躥下跳，終於看破紅塵，皈依佛門。雖然依舊四處跑路，但終日禮佛參禪，不問世事。
三號選手——桂王朱常瀛，萬曆皇帝朱翊鈞的第七子，惠王朱常潤的同母兄弟，崇禎皇帝朱由檢的七叔。天啓七年（1627年）就藩衡州（今湖南衡陽），後來被張獻忠攆到廣西避難。
四號選手——潞王朱常淓，潞簡王朱翊鏐的第三子，隆慶皇帝朱載垕之孫，崇禎皇帝朱由檢的堂叔。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襲封潞王，在音律、繪畫、棋藝等方面造詣頗深。
經過這一環節的比拼，四位選手的人氣指數顯示，支持新福王朱由崧的呼聲最高，大家普遍認爲：
——朱由崧的父親居長，符合“立長不立幼”的選拔原則；
——朱由崧與崇禎皇帝朱由檢系同輩繼承，雖然是“弟終兄及”，但較“侄終叔及”的其他選手合理得多。
——朱由崧逃難多年，幾乎成了丐幫，與宮眷隨行的其他藩王形成鮮明對比。（角巾葛衣坐寢榻上，舊枕敝衾，孑影空囊。）
人氣彰顯着威望，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本次“選嗣總決賽”便可以提前結束了。
等等！東林黨的評委舉起了否決牌！
“東林黨”是一個比較有意思的政治團體。著名東林黨人顧憲成曾寫過一副著名的對聯：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這可以算作是東林黨的座右銘和行爲準則，說直白一點就是四個字：“逮啥管啥”。
具體落實到行動上，又可以分成兩種情況：一是以天下爲己任，二是唯恐天下不亂。從東林黨的歷史來看，大多數情況屬於後一種。
就在選嗣即將一錘定音之時，東林黨再次發揚“優良傳統”，以遭革職的南京禮部侍郎錢謙益爲首的東林黨評委一致認爲：福王不可立！
理由呢？——不賢！
誰賢？——潞王朱常淓！
血緣太遠了吧？——立賢不立親！
“選嗣總決賽”出現僵局，評委也好，觀衆也罷，目光都投向了擁有最終裁判權的首席評委——史可法。
“選嗣”選出這麼一個結果，確實是史可法始料未及的，這讓他陷入了兩難境地。冊立福王，無論是倫理上還是法理上都足以服衆，偏偏勢力龐大的東林黨不同意。冊立潞王，東林黨滿意了，但“舍親立疏”的做法怎麼能堵住衆人的嘴？
潞王賢於福王？——哄鬼呢！除了琴彈得妙，圍棋水平高，朱常淓還能有什麼本事？難道還想選一個南唐後主李煜出來？後來的事實證明，朱常淓其實是最沒品的一個！
朱由崧、朱常淓誰賢誰不肖，史可法搞不清楚，但他預感到，這次“選嗣”如果搞得不好，必將導致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波！
這種預感源自“選嗣”背後隱藏着的玄機——東林黨與福王朱由崧有過節，確切地說，東林黨與老福王朱常洵的舊怨難解，這纔是僵局的根源。
這件事的過程很複雜，其實緣由很簡單——萬曆皇帝想立不是長子的朱常洵爲皇太子，以後接自己的班，但“逮啥管啥”的東林黨不答應！
在萬曆時期，東林黨爲了阻止朱常洵繼承大統，可以說是不惜血本，與萬曆皇帝、鄭貴妃（朱常洵生母）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國本之爭”。萬曆皇帝朱翊鈞爲此處置了三百多名官員，近一半遭罷免乃至流放。朱翊鈞甚至以“怠政”進行抗議，但還是無濟於事。東林黨矢志不渝，憑藉慷慨赴難的勇氣，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這是一場長達十五年的拉鋸戰，朱翊鈞最終還是屈服了，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冊封長子朱常洛爲皇太子，朱常洵同時被冊封爲福王。
山水輪流轉，朱常洵雖然死了，但新福王朱由崧是否會“反攻倒算”，東林黨人心裏沒底。與其拿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身家性命冒險，不如索性將福王父子得罪到底！
別忘了，南京可是東林黨的老巢。一時間，東林黨人“倒福”的氣焰甚囂塵上，咄咄逼人，這讓有些優柔寡斷的史可法頓時舉棋不定。
史可法的失誤
史可法算不上東林黨人，卻是東林黨元老左光斗的門生。他對東林黨人的顧慮感同身受：萬一成功登位的朱由崧果真翻起舊賬，自己說不準也會跟着東林黨人一起倒黴。
於情於理，史可法都要掂量掂量東林黨人的擔憂。但是，本來就氣息衰弱的大明餘脈，已經經不起任何折騰了！
站在十字路口的史可法，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肩負重任卻又如此無助。眼前就像是有一張巨網，一張令人無所適從又難以逃脫的巨網。史可法感覺到，憑藉自己的力量已經不足以撐破這張巨網，必須找到一個幫手。
史可法的運氣不錯，很快就找到了他認爲可以一起商議定奪的人——馬士英。
馬士英（約1591～1646年），字瑤草，貴州貴陽人，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進士，歷任南京戶部主事、郎中、大同知府等職。崇禎三年（1630年），遷任山西陽和道副使僅一個月，因以金錢交結朝中權貴，遭鎮守太監彈劾，流寓南京。崇禎十五年（1642年），馬士英在好友阮大鋮的幫助下得以復出，任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廬州（今安徽合肥）、鳳陽等處軍務。
史可法選中馬士英，多少帶一點偶然因素。當東林黨一邊倒地“批判”福王朱由崧時，並非東林黨人的馬士英看準風向，暗中給史可法帶了一句口信：“立君以賢，倫序不宜固泥”。
馬士英是經歷過大起大落的官場老手，“北漂”的覆滅、“南混”的喧鬧，讓他看到了政治投機的機會。馬士英如願以償，他拋出一句模棱兩可的口信，在史可法看來無異於雪中送炭，真是千金易得，知己難求！
史可法密約馬士英至浦口，將南京兵部右侍郎呂大器、南京都御史張慎言等東林黨人對福王朱由崧的詆譭之辭，毫無保留地向馬士英交了底。
白紙黑字，歷數了朱由崧的七宗罪：“不孝、虐下、干預有司、不讀書、貪、淫、酗酒。”史可法還補充說：“在藩不忠不孝，恐難主天下。”
史可法的論斷不無道理，福王朱由崧確實是有案底的。李自成攻陷洛陽的時候，他只顧自己逃命，結果親爹朱常洵讓人給煮了。南逃的路上，他還是隻顧自己逃命，結果親媽走散，下落不明。這麼沒品行的人，做什麼皇帝？
史、馬兩人密議的結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最終的勝出者既非“親而不賢”的福王，也非“賢而不親”的潞王，而是“既親又賢”的桂王朱常瀛。爲了照顧東林黨人的情緒，史、馬提議由潞王統制兵馬。
兩位大佬，難爲你們了，竟然能把稀泥和到這種程度！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史可法在南明最關鍵的時刻，走出的第一步堪比國足的臭棋！就當時的形勢來看，“爆冷門”的桂王有兩大嚴重弊端：
其一，桂王是崇禎皇帝的叔叔，倫理上還是屬於“舍親立疏”、“侄終叔及”。
其二，福王、潞王此時身在淮安，距離南京不過兩三天路程；桂王遠在廣西，快馬加鞭趕來上任也得一兩個月。
不過，史可法公佈“選嗣”結果之後，以東林黨人爲代表的南京官紳倒是歡欣鼓舞。在他們看來，當初提議潞王也就是隨手一指，只要不選福王，讓自己不會被“反攻倒算”，愛選誰選誰！
東林黨人積極籌劃着，準備從廣西迎接桂王登基。南京一片安寧祥和的景象，給史可法造成了一個錯覺：皆大歡喜，大局已定！
此時的史可法又犯了一個絕對不能犯的錯誤——忽略了擁兵自重的武官。他一心希望以“和稀泥”的方式平衡各派勢力，避免政治動盪，偏偏將實力不可小覷的武官撂在一邊。
當然，這種做法源於歷史的慣性。除了能夠鎮住武官的朱元璋、朱棣以外，明朝歷來都是重文輕武，以文制武，謹防武官擁兵自重，犯上作亂。因此，朝堂上的鬥爭，文臣甚至太監可以掐得你死我活，但什麼時候也輪不到武官說話。
史可法認爲，這一次應該也不例外。但今天的境況，已經不能與過去同日而語了！大敵當前、宗社傾頹，武官就是“保國”、“復國”的希望，他們比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地希望“重新洗牌”，一舉改變幾百年來遭文官壓制的局面。
由於史可法決策失誤，一場文臣、武將之間足以翻天覆地的政治風波正在醞釀。這場風波，將直接註定即將誕生的南京政權陷入絕境。
定策之功
正當南京“張燈結綵”，準備迎接桂王登基時，早年曾追隨老福王朱常洵的鳳陽守備太監盧九德，開始在武將之間密謀串聯，組織軍隊方面的“挺福俱樂部”，意圖憑藉武力，強行擁戴福王朱由崧登基。
實力派們一向垂涎於擁戴新主的“定策之功”，從而提高政治地位，奪取朝廷上的話語權。因此盧九德的動議，得到高傑、黃得功、劉良佐三大總兵的積極響應。不久，另一個總兵——也就是抗命南下的劉澤清，見風向不對，也從東林黨“倒福”的陣營中倒戈，加入“挺福俱樂部”。
福王無端落選，武官們有現成的藉口；桂王遠在蠻荒，武官們又有足夠的時間。這兩大先天優勢，都是優柔寡斷的史可法親手奉上的。
四大總兵紛紛“倒戈”，最先感到鬱悶的不是史可法，而是鳳陽總督馬士英，因爲這四個總兵名義上都是歸他節制的。一旦部下大功告成，馬士英必然先被架空，再被淘汰，最後回家種地。
關鍵時刻，善於投機的馬士英又發現了絕佳的機會：“挺福俱樂部”裏有太監、有武將，偏偏缺少文臣，搞政治鬥爭，沒有文臣是絕對不行的！
馬士英決定親自補上這個缺！
史可法在浦口密談時交出來的“七宗罪”，轉眼成了馬士英遞給“挺福俱樂部”的“投名狀”，並正式向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提出了擁立福王的倡議。
馬士英有足夠的底氣，讓南京就範。他的背後是四大總兵的千軍萬馬，手上還有東林黨人、史可法“詆譭”福王的鐵證。除此之外，中意於福王繼統的誠意伯劉孔昭也是一個極其關鍵的人物。
劉孔昭是明朝開國元勳劉伯溫的第十四代孫，根正苗紅的“太子黨”，負責長江防務。此人自恃功臣之後，雖然工作能力低下，但一貫飛揚跋扈，搬弄是非，屬於迎頭見樹都要踢三腳的貨色。有他的加盟，馬士英穩操勝券！
事到如今，一切已經無可挽回，史可法的“騎牆政策”宣告破產，只有聽天由命了！
五月初一，福王朱由崧在馬士英、高傑的武裝護送下抵達南京，兩天後暫就“監國”（代理皇帝）之位。當然，先任“監國”是羣臣以“太子、皇子下落不明”爲由“據理力爭”的結果。除了誠意伯劉孔昭以外，得到了所有官紳的支持，也算是“挺福派”給“倒福派”一個臺階下。
不過，“倒福派”的面子也就值十幾天的時間。五月十五日，朱由崧經大臣們反覆“勸進”後，便正式登基，史稱“弘光政權”。先監國再“轉正”，也成爲南明後續政權一個不成文的慣例。
一朝天子一朝臣，這是中國歷史的金科玉律。雖然朱由崧這個“天子”不過是實力派的傀儡和工具，但絲毫不影響“挺福俱樂部”藉此機會對現成的南京“朝廷”重新洗牌。
短短一個月的時間，“挺福俱樂部”在這次重新洗牌中收穫頗豐：
其一，朱由崧、劉孔昭導演了一幕雙簧，“定策”的首功之臣馬士英得以入閣，並在事實上代替史可法執掌兵部，後任內閣首輔。
其二，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借“定策之功”，分別封以靖南侯、興平伯、廣昌伯、東平伯，各領一鎮駐防江北，成爲新時代的勳貴。這恰恰又是史可法出於“討好”、“和諧”的初衷率先提議的。
其三，受封的四鎮總兵及劉孔昭強烈要求史可法“靠前指揮”，自知有把柄捏在人手的史可法被迫就範，“自請督師淮揚”，實際上被排擠出了最高決策層。
其四，東林黨的勢力被瓦解。先是錢謙益、徐弘基等人倒戈，接着馬士英舉薦對自己有恩的阮大鋮，東林黨以給“閹黨”翻案爲由，伺機發起反擊，最終的結果是高弘圖、姜曰廣等人靠邊站。東林黨的另一位旗幟性人物張慎言屢遭劉孔昭的責難，於六月初十被迫退休。
經過重新洗牌，明朝二百多年來“以文制武”的政治格局被徹底打破，武官表面上沒有進入內閣，但實際上已經沒有能與之抗衡的政治對手，兵權在握的勳貴擁有了舉足輕重的話語權。
衝出牢籠的武官，必將形成一股翻雲覆雨的力量，他們已經被壓抑得太久太久！
危險分子
面對“武強文弱”的政治格局，最抑鬱的還是莫過於它的“始作俑者”——四鎮總兵的“頂頭上司”史可法。
此時的史可法名爲“督師”節制四鎮，政治地位也僅次於首輔馬士英，但四鎮總兵一個比一個難伺候，將史可法搞得焦頭爛額，疲於應付。
若論四鎮總兵誰最能打仗，可謂各有戰績（近年來以敗績爲主），難分伯仲，但要說誰最能沒事找事，那絕對非興平伯高傑莫屬。
高傑，陝西米脂人，原爲李自成的部將，於崇禎八年（1635年）歸降。與同爲李自成部將的劉良佐兵敗被俘而投降不同，高傑是主動“棄暗投明”的，因爲他捅了婁子——勾搭上了李自成的夫人邢氏。
“小白臉”高傑歸順之後，多年來參與平寇作戰，積戰功升任副總兵、總兵。北京失陷後，高傑不敢投降老領導李自成，只有率軍一路南下。
跑路誰都會，但糧食是個大問題。朝廷都沒了，糧餉跟誰要？
淪落到這步田地，喫飯只能基本靠搶了，但這身明朝官軍的制服實在太招眼。首先，百姓對官軍恨之入骨，不然也不會有什麼李自成、張獻忠了，如今朝廷垮臺，老百姓樂得痛打落水狗。其次，以官軍的名義到處燒殺搶掠，到了南京沒法交待，難保不會被人點火挨收拾。
看似無解的難題，高傑卻自有高招：脫掉官軍制服，打大順軍的旗號！酒肉咱們喫，黑鍋讓李自成背！
在百姓“開門迎闖王”的氛圍之下，高傑帶着部隊一路騙喫騙喝、大肆搶掠，優哉遊哉搶到了揚州。
高傑將揚州團團圍住，並與劉澤清串通一氣，揚言要揮師渡江南下，史可法緊急撥了一萬兩軍餉，纔將蠢蠢欲動的高傑、劉澤清摁住。
高傑在長江以北肆虐一番後，又想回揚州城故伎重施，但揚州官民久聞“高家軍”的“威名”，堅決不開城門。在雙方對峙期間，進士鄭元勳進城爲高傑說情，結果剛進城就被斬首示衆，還把首級掛城牆上向高傑表明態度。高傑怒不可遏，興兵大打出手。眼看局面不可收拾，史可法親自出面與高傑談判，最後以揚州附近的瓜州作爲交換，讓高傑“安頓家眷”，方纔基本平息事態。
設四鎮後，高傑如願以償分到揚州，暫時消停了一會兒，但很快又耐不住寂寞了。
史可法安撫高傑的同時，也給這個“刺頭”留了一手——靖南侯黃得功駐守揚州附近的儀真（今江蘇儀徵），暗中監視和防備高傑，這讓高傑如鯁在喉。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高傑決心搞掉黃得功。
九月初一，高傑終於抓到了機會。當時，黃得功去高郵迎接準備赴任登萊總兵的好友黃蜚，得知消息的高傑在半道上佈下埋伏，將黃得功帶着的三百騎兵全給滅了。黃得功僥倖得脫，逃回駐地儀真，又發現高傑把自己的老巢也收拾了一遍。
損失慘重的黃得功到朝廷“告御狀”，希望息事寧人的史可法百般勸解，始終無濟於事。高、黃鬧得不可開交之時，恰逢黃得功母親去世，經史可法苦口婆心地勸說，高傑最終同意拿出一千金爲黃母送葬，並以馬匹作爲賠償，暫且了結兩人的恩怨。
其實，四鎮總兵還算不上真正的“危險分子”，他們雖然飛揚跋扈，但好歹還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如果事情鬧大了，史可法管不了，馬士英也不能袖手旁觀，畢竟船翻了大家都得淹死。所以，這四個駐防江北的實力派總體上還是可控的。
真正的危險，在南京上游的武昌，那裏有一個更難伺候的主——寧南伯左良玉。
左良玉（1599～1645年），字崑山，山東臨清人，行伍出身。崇禎年間先後與清軍、李自成、張獻忠作戰，歷經幾番沉浮。崇禎十五年（1642年），趁張獻忠西進四川，左良玉率軍收復武昌，兩年後封爲寧南伯。
南京“選嗣”後，左良玉一直氣不順，甚至當着部下的面，將弘光皇帝送到武昌的詔書扔在一邊。在湖廣巡撫何騰蛟、巡按黃澍的勸說下，纔給這個天上掉下來的“領導”一點面子，假惺惺地表示擁戴。
左良玉有足夠的理由感到憋屈：自己資格最老、戰績最多、實力最強，但是，“定策之功”沒自己的份。——讓“老革命”打醬油，虧你們做得出來！
馬士英、史可法不是不知道地處長江中游的武昌對於南京有多重要，也瞭解左良玉的兵力非同尋常。因此，在對四鎮總兵封爵之時，也賣個人情，讓左良玉“水漲船高”，由寧南伯升格爲寧南侯，算是給“老革命”一個交代。
但是，左良玉不喫這一套。他表面上同情東林黨人的遭遇，實際上是對馬士英、高傑等新利益集團感到極其不滿。左良玉缺少的，只是一個合適的機會。
“老革命”左良玉的這些心思，馬士英、史可法未必清楚，他們此時需要直面的，不是尚未露出端倪的“危險分子”左良玉，而是北方急劇變化着的複雜局面。
幾經波折建立起來的弘光政權，將如何制定穩妥的國策，在與順、清兩大政權的較量中立於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