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湮滅
多爾袞的大手筆
“活雷鋒”李自成終究沒有能夠撐多久，再說就弘光政權這副德行，撐得再久也是瞎子點燈白費蠟。
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十八日，清軍攻陷西安。多鐸接到了多爾袞的命令，於二月二十四日抵達河南府，準備重啓南下的征程。
此時，李自成經潼關戰役後損失慘重，一路潰敗，率殘部鑽了山溝，阿濟格的大軍已經到位，有的是時間跟他們耗。憑李自成殘存的實力，能不能保條命還得看阿濟格的智商，想再來一次“逆襲”？等下輩子吧！
西北、中原已無後顧之憂，西南的張獻忠暫時可以忽略不計，讓他自己先鬧騰幾年。“輕裝上陣”的多爾袞重新謀劃了旨在徹底剿滅弘光政權的大手筆。
跟上一次相比，清軍的兵力顯然要充足得多，多爾袞的大手筆，實際上就是一套中、西、東“三管齊下”的南下作戰方案。
中路由豫王多鐸指揮，從河南府出發，奪取歸德府（今河南商丘）、泗州（今江蘇盱眙縣北）後渡過淮河南下，攻佔“督師”史可法駐守的揚州，再揮師渡江，直指南京，接着分兵攻佔太平府（今安徽當塗）、蕪湖，掃清南京外圍之敵。弘光軍隊防守此線的主要是剛失去主將的“高家軍”、劉良佐和黃得功等部。
西路由英王阿濟格指揮，從西安出發，跟在李自成殘部的屁股後面追擊，順勢奪取襄陽，進逼武昌、九江，與多鐸的中路軍在南直隸西部（今安徽）會師。防守此線的弘光軍隊主要是左良玉部。
東路兵力較少，由剛在正月間代替肅王豪格駐防山東的固山額真準塔率領，先佔領徐州，再沿大運河水陸並進，奪取宿遷、淮安、通州（今江蘇南通），直逼長江以北地區，在側翼掩護多鐸大軍的進攻。弘光軍隊防守此線的是劉澤清部。
三路大軍中，阿濟格的西路軍還在陝西、河南、湖北交界地區鑽山溝，一路上還要追繳李自成殘部，前進速度比較遲緩；準塔的東路軍需要時間集結，能有多少兵力也不好說；唯獨多鐸的中路軍兵力最強，進攻速度最快，對南京的威脅也最大。
多爾袞認爲，隨着多鐸的主力大軍一路凱歌高進，江南必然傳檄而定。但是，戰局瞬息萬變，並沒有完全按照多爾袞的預想發展。
當然，並不是多鐸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頑強抵抗，而是最具殺傷力的中路大軍尚未離開河南，南京方面就已經方寸大亂！
多爾袞怎麼也想不到，讓“南混”變成熱鍋螞蟻的，不是中路的多鐸大軍，而是西路忙着“剿匪”的阿濟格。
這就奇怪了，阿濟格從西安出發，要經過河南西南部的伏牛山區，跟李自成殘部捉好一陣子的迷藏。即便從山溝裏鑽出來，離江南也還有幾千里路，阿濟格又不會隔山打牛，南京着哪門子的急？
南京本來是不着急的，但阿濟格將李自成一路攆到襄陽，這下麻煩可就大了！
襄陽，古往今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地理位置極其關鍵。襄陽的北面是伏牛山區，西面是武當山區，東面、南面是廣袤的江漢平原，與武昌直線距離也就五百里，騎兵不到五天就能到達。
更悲劇的是，抵達襄陽的這幫人，前面是李自成，後面是阿濟格，哪一個都不是喫素的貨。李自成拼命跑，阿濟格拼命追，鎮守武昌的寧南侯左良玉就坐不住了！
惹不起，總還躲得起。估摸着自己會喫虧，左良玉決定棄守武昌，順江東下，向南京“靠攏”。
“老革命”左良玉一動，南京就炸開了鍋！
鉗制南京上游的武昌不戰而棄倒是小事，畢竟李自成和阿濟格都沒有水師，而且江西總督袁繼鹹還守着九江。真正的大麻煩，是左良玉這個老混蛋：他帶着幾萬人順江東下，並不是想“拱衛京師”，而是奔着馬士英來的——左良玉聲稱“奉太子密諭”，傾巢出動“清君側”，興兵討伐馬士英！
基本情況就是這樣：阿濟格追擊李自成，李自成威脅左良玉，左良玉收拾馬士英，一環扣一環，於是南京急眼了。
多爾袞看得雲裏霧裏，南京的弘光朝廷比多爾袞還要一頭霧水：老左搞什麼鬼，這不是添亂嗎？！
清君側
“老革命”左良玉是想添點亂，因爲他已經忍耐了很久，再不出手恐怕就沒機會了！
馬士英、高傑等人憑藉所謂的“定策之功”一夜暴富，作爲“老革命”的左良玉只能眼睜睜地看着。一直以來，左良玉對馬士英這些“跳樑小醜”，甚至對弘光皇帝朱由崧本人，都是牢騷滿腹，不屑一顧的。
前面提到過，左良玉的心中相當窩火，還將弘光皇帝的詔書扔在一邊，一點兒也不給新領導面子。湖廣巡撫何騰蛟、巡按黃澍好說歹說，左良玉才裝模作樣地“效忠新領導”、“服從組織安排”。
老左貌似服了軟，但別盲目樂觀，鬥爭纔剛剛開始！
從朱由崧登基以來，左良玉表面上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實際上一直躲在幕後使壞。被左良玉安排到最前線的，是勸慰老大給新領導一點兒面子的湖廣巡按黃澍。
黃澍，字仲霖，徽州人，崇禎十年（1637年）進士，歷任開封府推官、御史等職。
這個人在歷史上並不出名，但在弘光時期的南京城，說他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一點兒也不誇張，因爲他不僅相當“憤青”，而且“上鏡率”極高，三天兩頭就要憤一憤。
當時，弘光皇帝剛剛登基，馬士英繞開“廷推”程序，強行起用與“閹黨”逆案有瓜葛的阮大鋮。東林黨大肆反撲，其實就是找個藉口攻擊馬士英，報“立嗣”落敗的一箭之仇。
在這場喧囂一時的“罵戰”中，最賣力的偏偏不是東林黨，而是遠在武昌、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御史、監軍兼湖廣巡按黃澍。翻開《明季南略》，找到這一時期跟黃澍有關的內容，光看標題就能嚇人一跳：“黃澍以笏擊馬士英背”、“黃澍論馬士英十大罪”、“黃澍再抗疏”、“黃澍三抗疏”、“黃澍辯疏”，等等。
馬士英確實是倒黴催的，一羣東林黨人唧唧喳喳也就算了，偏偏冒出一個二愣子，有事兒要罵，沒事兒也要罵，一邊罵還一邊打！還講不講職業素養？尊老愛幼懂不懂？
黃澍管不了這麼多，他給馬士英定了“十宗罪”：
（1）“不忠”（不好好在鳳陽守墓，跑南京瞎混），一可斬！
（2）“驕蹇”（作爲鳳陽總督，“居肥擁厚”，無所作爲），二可斬！
（3）“誤封疆”（剿匪不力，江山日失），三可斬！
（4）“通賊”（接受張獻忠部將周文江的賄賂），四可斬！
（5）“欺君”（幫親信冒功領賞），五可斬！
（6）“失衆亡等”（無功自傲，目中無人，不得民心），六可斬！
（7）“造叛”（舉薦阮大鋮，妄圖翻“閹黨”逆案），七可斬！
（8）“招搖騙詐”（剋扣軍餉，中飽私囊），八可斬！
（9）“不道”（長江防守薄弱），九可斬！
（10）上得罪祖宗，下得罪百姓，“舉國欲殺，犬彘棄餘”，十可斬！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不殺馬士英，不足以平民憤，應該拉出去斬首十分鐘！
別看黃澍說得義正辭嚴，唾沫星子亂飛，其實他就是左良玉扔給南京的一根“攪屎棍”。馬士英是個渾蛋，黃澍也不是什麼好鳥。黃澍的後臺老闆左良玉，更是壞得流膿。
雖然躲在幕後，但左良玉並不打算就這樣一直“文鬥”下去。馬士英坐在首輔的位置上，一面獨斷專權，一面貪贓枉法，忙得不亦樂乎。僅憑黃澍的一張臭嘴痛罵，什麼時候是個頭？
李自成被阿濟格攆到襄陽，左良玉終於被逼出“鬥志”來了，準備武力“清君側”，剁掉馬士英，給朱由崧先搞出一個既成事實再說。但是，擅自帶兵進京，總得找一個藉口吧？
對於這個問題，左良玉一點兒也不感到爲難，因爲東林黨那裏有現成的口實——被收監的“假太子”。朝廷說他是假的，左良玉偏說是真的，而且還故弄玄虛地說自己手握“太子”的“密諭”。
爲了混淆視聽，左良玉需要把“假太子案”重新編排一下。事實證明，兼職做“古裝編劇”的左良玉確實有胡編亂造的天賦。
根據左編劇的“爆料”，太子的來歷應該是這樣的：深明大義的吳三桂暗中將崇禎太子交付史可法，史可法又祕密安置於興善寺。弘光皇帝派韓贊周、盧九德前去辨認，兩個太監一見此人，立即叩頭跪拜。但是，馬士英偏偏“指鹿爲馬”，一口咬定太子是假的，造成一樁冤案。
弘光元年（1645年）三月二十五日，爲了“匡扶正義”、剪除權奸，“以安定天下爲己任”的左良玉一把火燒了武昌城，揮師順江東下，直逼南京！
“老革命”終於發飆了！
左良玉沒能走出多遠，就必須着手解決一個大麻煩——駐守九江的江西總督袁繼鹹。
九江離武昌不算遠，左良玉在四月初一就到了，而袁繼鹹跟左良玉並非一路貨色。左良玉想拉袁繼鹹入夥，即使不想入夥，把路讓開也行，但袁繼鹹不幹！
不跟着左良玉叛亂是正氣，阻止左良玉前進則需要資本。袁繼鹹有正氣，但沒有資本。左良玉傾巢出動，帶着好幾萬人，袁繼鹹雖然官至總督，但手上只有一萬出頭，連左軍的三分之一都不到，這仗沒法打！
打不過，那就只有談。
跟袁繼鹹談判時，左良玉聲淚俱下，就跟被羈押的“太子”是他親爹一樣。左良玉演這麼一出，又拿着“太子密諭”招搖撞騙，當然瞞不過早就對他有所戒備的袁繼鹹。袁總督當面痛斥左良玉：“密諭從何來？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
左良玉無言以對，袁繼鹹也絕不讓步，但袁總督手下的部將急眼了。
他們不關心“太子密諭”的真假，這實在跟他們沒有太大的關係。如今天下慌亂，跟誰打工都一樣，人多勢衆纔是王道。自忖寡不敵衆的部將們最關心的，是袁總督什麼時候把左良玉這個“瘟神”送走，然後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媽，該幹嗎幹嗎。
衆將認爲：人家老左也就是路過，咱們站在路邊上舉個牌子，熱烈歡迎再熱烈歡送就是了，何必招惹這個人高馬大的神經病？
家賊內鬼最難防，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眼看着“衆叛親離”，袁繼鹹只能退而求其次，在“約不破城”後，同意左良玉率部進入九江。
事實證明，袁繼鹹要麼天真，要麼真的是無奈。他哪裏知道，左良玉帶的兵，一半是土匪，一半是流氓。李清在《三垣筆記》裏是這樣描寫“左家軍”暴行的：
“左良玉兵半羣盜，甚淫毒，每入民家索賄，用板夾爇之，肥者或脂流於地。又所掠婦女，公淫於市，若入舟後，或注目岸上，望父若夫泣，則身首立分。”
有這麼一羣人，左良玉想管恐怕也管不了，九江城的百姓就遭大難了。四月初四，“左家軍”進入九江，到處燒殺搶掠，“婦女財物俱席捲去”。一夜之間，九江已是火光沖天，哀號遍地。
看到這副景象，袁繼鹹後悔得直拿腦袋往牆上撞，扯下腰帶就要上吊。此時，“攪屎棍”黃澍趕緊跑來阻攔，向袁繼鹹哭訴：老左沒想謀反，您老人家這一掛，老左跳進長江也脫不了干係，不反也得反了。（寧南無異圖，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袁的副將李士春也跟着勸解，讓袁總督“隱忍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經過一番忽悠，袁繼鹹不死了，出城就找左良玉算賬。出乎袁繼鹹的意料，已經重病纏身的左良玉在這天夜裏不治身亡。
這一夜，病重中的左良玉看到了不遠處九江城裏的火光。身邊的部下報告說，這是袁繼鹹狗急跳牆，“自破其城”。左良玉可不是這麼好忽悠的，他身體有病但心如明鏡，知道只有“左家軍”才能幹出這種缺德事。左良玉大呼一聲“予負袁公”，吐了一地的血，不久便找閻王爺報到去了。
得知左良玉的死訊，袁繼鹹在心裏咯噔了一下，從嘴裏蹦出兩個字“活該”。
左良玉一死，問題就出來了：南京到底還去不去？
雖說“左家軍”都是一羣痞子，但並不是一個爛攤子，至少凝聚力絕對沒得說，越是關鍵時刻，越是衆志成城！
看看高傑死後便成一盤散沙的“高家軍”，便知道團隊的凝聚力建設是多麼的重要！
左良玉一死，後營總兵惠登相便高舉旗幟，組織衆將歃血爲盟，擁戴左良玉之子左夢庚爲統帥，並宣誓效忠！
左夢庚當場向衆將士表態：繼承遺志，殺向南京！——操蛋的爹死了沒關係，兒子繼續操蛋！
寧死敵，無死逆
就在左良玉死後第二天，多鐸率領的中路大軍開始從歸德府南下。四月初七，左夢庚率軍攻佔東流，再順江八十里，便是長江防線上的重鎮安慶。
北面是清軍，西面是叛軍，壓力山大的弘光朝廷正式宣佈南京戒嚴。戒嚴歸戒嚴，但接下來該怎麼辦？
四月初八，弘光皇帝朱由崧就當前的緊急形勢作出重要指示：“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
廢話！等於沒說！
現在是上游的叛軍急，北面的清軍也急，防守兵力就這麼多，到底先顧哪一頭，朝廷得發個話。
在這個問題上，首輔馬士英、督師史可法發生了嚴重分歧。
史可法認爲，左軍既然打着“清君側”的旗號，自然不敢拿皇上怎麼樣，到時候有辦法對付他，暫時不足爲慮。（潛臺詞是：實在不行就把馬士英、阮大鋮扔出去，讓左夢庚帶着這倆渾蛋，哪裏來的滾回哪裏去。）南京真正的敵人，是一心要將弘光政權置於死地的清軍，所以應該加強北面的防守力量。
史可法的建議得到多數大臣的支持，就是弘光皇帝朱由崧本人也深表贊同，唯獨兩個人不同意：一個是首輔馬士英，一個是已升任兵部尚書的阮大鋮。
在馬、阮看來，朱由崧、史可法都是站着說話不腰疼，合着左夢庚沒衝你們來。想在關鍵時刻把我們扔出去解圍？明確告訴你們：沒門兒！
馬士英“力排衆議”，私自調黃得功、劉良佐到南京西面防禦，會同池口總兵方國安圍剿左夢庚叛軍。事已至此，史可法只得登上燕子磯，“南面八拜，慟哭而返”，回揚州熬得一天算一天。
馬士英調兵遣將，還真是幫了清軍的大忙。按照原定的作戰路線，多鐸率領的中路大軍，需要突破“高家軍”、劉良佐、黃得功三鎮總兵的防區，最後到揚州收拾史可法。馬士英這一調，多鐸面對的強敵一下子就少了最關鍵的兩個。
失去高傑的“高家軍”已是一盤散沙，還沒怎麼交火便四處潰散。多鐸大軍一路歡歌笑語，四月十三日奪取泗州，當日夜間渡過淮河，先頭部隊在十七日距揚州城二十里紮營，十八日兵臨揚州城下。
泗州距離揚州大約有三百里，多鐸大軍只用四天就跑完全程。這哪裏是打仗，簡直就是騎兵帶着步兵自駕遊！
此前，“左家軍”於十三日奪取安慶，十七日抵達池州，距離南京越來越近，馬士英其實比朱由崧還要心慌意亂。
四月十九日，朱由崧召集廷會，馬士英死性不改，一再強調必須加強南京西面的防禦力量，阻止左夢庚的叛軍向南京進逼。
馬士英的倒行逆施，遭到羣臣的一致反對。大理寺卿姚思孝、尚寶司卿李之椿、工科給事中吳希哲、御史喬可聘等紛紛上奏，坦言淮、揚的形勢已十分危急，京師安全無從保證。
弘光皇帝朱由崧也是真急眼了，當場下令“劉良佐兵還留江北固守”。
朱由崧難得下一次比較正確的詔令，但說了也不算數，因爲馬士英早就“先斬不奏”了。
馬士英更急眼，多年來積蓄的窩囊氣終於在這一瞬間噴湧而出。面紅耳赤的馬士英甩開衣袖、痛斥羣臣：
“爾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賊入犯耶？若敵至猶可議款，若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臣已調良佐兵過江南矣，寧死敵，無死逆。”
也就是說，要死一起死，別指望拿我和皇上當炮灰（其實左夢庚是衝着他和阮大鋮來的，跟朱由崧無關）。
什麼叫恬不知恥？這就是！
別看馬士英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其實他比誰都狡猾，早就做好了逃跑的準備，並任命兒子馬鸞爲京營總兵，應對可能出現的突發事態。兵部尚書阮大鋮也不含糊，先調一隊兵馬給自己看家護院，然後在書房中藏好盔甲，隨時準備跑路。
揚州保衛戰
駐守揚州的史可法雖然跟馬士英一樣沒什麼遠見和謀略，但並沒有馬士英這麼無恥。史可法屢次向各地發出求救信號，卻沒有任何回應（檄各鎮赴援，無一至者），他不得不承認，“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即便如此，身爲督師的史可法還是決心與揚州城共存亡！
骨氣、正氣，跟個人的能力無關！
多鐸率大軍兵臨揚州城下後，並沒有急着進攻。原因很簡單，騎兵、步兵這一路跑得太快，把炮兵遠遠甩到了後面。紅衣大炮不到，揚州的城牆又高又厚，莫非讓士兵用嘴啃？
雙方一開始就這麼耗着，跟着史可法駐守揚州的甘肅團練總兵劉肇基建議，趁着清軍尚未完全集結，索性派兵出城兜一圈，既摸清敵情，又攪亂敵方的部署。但是，史可法認爲“銳氣不可輕試，宜養全鋒，以待其斃”，堅決不同意出兵迎敵。
史可法這個人，在歷史上的地位很高，其爲人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着實令人敬佩，但就是能力水平太欠缺，幹啥啥不行。“督師”史可法身爲江淮防線的最高軍事主官，不僅缺乏深謀遠略（否則也不會在“選嗣”中讓馬士英、高傑等人鑽空子得逞），也缺乏足夠的膽識與手腕（姑息遷就四鎮總兵就是證明），甚至在基本的戰術指揮上都成問題。
幾萬清軍大舉南下，等大炮一來就攻城，憑這幾千號人就想守住揚州，你以爲你是“雪豹突擊隊”？劉肇基的建議雖然算不上什麼起死回生的妙計，但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趁清軍不備，出去襲擾一番，一來摸清對方的部署，二來鼓舞己方的士氣，關鍵是能把水攪渾。水一渾，魚就比較容易躲，死馬當做活馬醫，總比龜縮在城裏等着捱揍強。
偏偏史可法是個死腦筋，就這麼點人還想“養精蓄銳”，“坐以待斃”還差不多！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想“以待其斃”，你以爲清軍跟弘光朝廷一樣，還沒等別人動手，自己就先折騰起來，讓揚州守軍手舞足蹈地站在城牆上看真人版烏龍PK秀？
相當天真！
史可法抱定必死的決心，但手下不乏貪生怕死之徒。一起駐守揚州的甘肅總兵李棲鳳、監軍高歧鳳合謀，準備脅持史可法投降清軍。史可法“正色拒之”，兩人也不敢貿然犯了衆怒，只帶着四川籍將領胡尚友、韓尚良出城投降。
部下在危急關頭叛變投敵，史可法並未加以阻止和嚴懲，以儆效尤，而是以“防止生亂”爲由，大度地放他們出城。這樣一來，揚州的防守兵力更加薄弱，士氣也更加低落。
四月二十四日，清軍的炮兵到位，開始攻城。勢單力薄的弘光守軍並沒有能夠堅持多久，揚州在次日被清軍攻陷，史可法、劉肇基等壯烈殉國。
關於史可法的死，有幾種不同的說法：一種說法是城破後自刎而死，一種說法是戰死，還有一種說法是被俘後不屈而死。
無論哪一種說法是真實的，史可法都是當之無愧的英雄！
激戰之後，部將史德威四處尋找史可法的屍骸，但面對堆積如山的屍體，無異於大海撈針。萬不得已，史德威只得按照史可法的遺願，葬其衣冠於梅花嶺。
後來，進入南京的多鐸頒佈了幾道命令，其中一條就是建史可法祠，優恤其家。
有骨氣、有正氣的人，即便是窮兇極惡的敵人也由衷敬佩！
再後來，洪承疇被任命爲招撫江南大學士，有人爲此寫了一副對聯：
史冊流芳，雖未滅奴猶可法。
洪恩浩蕩，未能報國反成仇。
我只能說，公道自在人心，歷史終究有自己的評判！
在清軍的猛烈炮火攻擊下，揚州城只堅守了一天，但這也是多鐸大軍南下征程中，遭遇到的最頑強的抵抗，因爲此前都是“如入無人之境”。
多鐸不禁感到有些慶幸：好在弘光政權只有一個史可法，否則麻煩可能就大了！
屠城十日
爲了震懾江南的抵抗力量，徹底瓦解弘光政權的鬥志，多鐸下令對揚州進行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從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五日，多災多難的揚州城迎來了最黑暗的十天。時人王秀楚以自己的親歷見聞，寫成《揚州十日記》，對這次極其慘痛的災難作了全景式的記錄，我們看看其中的幾段：
“諸婦女長索繫頸，累累如貫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滿地皆嬰兒，或襯馬蹄，或藉人足，肝腦塗地，泣聲盈野。行過一溝一池，堆屍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爲五色，塘爲之平。”
“遙見何家墳中，樹木陰森，哭音成籟，或父呼子，或夫覓妻，呱呱之聲，草畔溪間，比比皆是，慘不忍聞。”
“所擄一少婦一幼女一小兒，小兒呼母索食，卒怒一擊，腦裂而死，復挾婦與女去。”
“道路積屍既經積雨暴漲，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內潰。穢臭逼人，復經日炙，其氣愈甚。前後左右，處處焚灼，室中氤氳，結成如霧，腥聞百里。”
據《揚州十日記》的記載，揚州大屠殺的遇難人數達到空前的八十萬！（查焚屍薄載其數，前後約計八十餘萬，其落井投河，閉戶自焚，及深入自縊者不與焉。）清人編著的史料也承認：“及豫王至，復盡屠之”，“凡殺數十萬人，所掠婦女稱是，無一人得存者，揚城遂空”，“誠生民一大劫也”！
當我們熱衷於清宮戲，對所謂的“康乾盛世”津津樂道的時候，不應該忘記這些血淋淋的歷史！
其實，我想說的還不只這些，再看《揚州十日記》裏的這一段：
“遇一卒至，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頸受刃，無一敢逃者。”
此時此刻，我想起了一個叫大澤一男的侵華日軍回憶南京大屠殺時的場景：“敗兵被集中起來，用鐵絲網圍在城牆一角。城內的防空壕也擠滿了人。我們拿來汽油，從城牆上向敗兵的頭上澆去。中國人似乎都死心了，一動不動。”
強敵之下，難免有人喪失勇氣、放棄抗爭，甘作刀下之鬼。更有甚者，還有很多揚州女子“濃抹麗妝，鮮衣華飾，指揮言笑”，對敵人“曲盡媚態，不以爲恥”。搞得清軍士兵不由得感嘆：“我輩徵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
此情此景，比起遇難的八十萬百姓，還要讓人感到痛心疾首！堂堂中華，就是在這種骨氣與奴性、剛烈與無恥的雜糅中，艱難前行！
南京失陷
得知多鐸大軍進抵揚州，即將失去屏障的南京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四月二十六日，弘光皇帝朱由崧提出了“遷都”的動議，但遭到時任禮部尚書錢謙益的強烈反對，只得作罷。
莫非錢謙益不怕死？
非也！
朱由崧的遭遇，其實朱由檢早就經歷過了。在這些大臣看來，清軍真的打到南京，大不了就是舉手投降，換身制服繼續做官。除了老闆不同，一切照舊。
總之，還是那句老話：能不冒險就不要冒險，混得一天算一天。
馬士英倒是對“遷都”很積極，因爲弘光皇帝一垮臺，他這個大權獨攬的首輔身價立馬暴跌。馬士英建議，由貴州士兵參與京城警衛，準備遷都貴陽。
馬士英的提議遭到工科給事中吳希哲的激烈反對：你嚇破膽了，一竿子捅這麼遠？
由於各懷鬼胎的羣臣各執一詞，“遷都”之事只能不了了之。
四月二十八日，朱由崧再次主持廷會。“南混”這一年算是白活了，“覺悟”一點兒也沒有提高，跟去年得知北京失陷後的場面區別不大，“上下寂無一言”。登基不足一年就混到這個地步，除了埋怨馬士英當初將自己“趕鴨子上架”以外，朱由崧也無話可說。
次日，兵部正式接到揚州失陷的戰報。北面的壞消息傳來後沒幾天，南京的西面卻傳來好消息：黃得功部在五月初二擊潰叛軍左夢庚。這個消息只合馬士英、阮大鋮的胃口，朱由崧心裏相當清楚，弘光政權已經是山窮水盡，到該結束的時候了！
五月初，繼續南下的多鐸大軍進抵瓜州，與南明軍總兵鄭鴻逵率領的水師隔江對峙三日後，於五月初九從七里港順利渡過長江，向南京進逼。
“遷都”不靠譜，但絕不能坐以待斃，朱由崧決定跑路。身爲弘光皇帝，這絕對是一門技術活，朱由崧需要做一些遮人耳目的包裝。
此前，朱由崧曾向保國公朱國弼表示，自己將死守南京，哪裏也不去。（太祖陵寢在此，走安往，惟死守耳。）五月初十，弘光政權再次發佈“戒嚴令”，關閉所有城門，命令“縉紳家眷不許出城”。
輿論方面準備完畢，偏偏有人當了真。
司禮監秉筆太監韓贊周希望朱由崧御駕親征，好歹表示一點態度，遭到朱由崧嚴辭拒絕。
接着，朱由崧又在內宮安排“音樂會”，邀請內臣韓贊周、屈尚忠、田成等人飲酒賞戲。
此情此景，與會者不約而同地想起了南唐後主李煜的一首破陣子：“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不同的是，李煜尚能感慨一下“四十年來家國”，而朱由崧把單位換成“月”都比不過人家。
還有一個不同，李煜是真心別離，而朱由崧不過是藉此穩住內臣，方便自己開溜。
精心佈置了這套障眼法之後，趁着月黑風高，朱由崧帶着少數隨從，從通濟門出城，倉皇出逃。
第二天一早，被矇在鼓裏的羣臣還跟平時一樣去上朝，聽聽聖上對當前的危局有什麼新的指示。大家進了皇宮，發現內官紛紛抱頭鼠竄，這才恍然大悟：聽個屁的指示，咱們的聖上早開溜了！
讓羣臣更詫異的是，馬士英發現朱由崧不打招呼就先走一步，緊跟着也倉皇出城，逃往杭州。（另一種說法是朱由崧、馬士英一起逃跑，在溧水遭遇土賊後失散。）
皇上跑了，首輔也跑了，羣“蟲”無首的南京頓時亂作一團，有準備出城開溜的（文武逃遁隱竄，各不相顧），有趁亂大肆劫掠的（遂亂擁入內宮搶掠，御用物件遺落滿街），甚至還有把監獄裏的“太子”王之明拉出來，像模像樣地“登基”的。
“江山滿目興亡”，南京城已經成了一鍋粥。
混亂沒有持續太久，主持大局的人終於冒出來了，他就是南京守備勳臣、忻城伯趙之龍。論資歷，也只有他能主持大局了。
趙之龍不負衆望，毅然受命於危難之間，當即力挽狂瀾，向全城宣佈“此土已致大清國大帥”。
絕倒！
五月十四日，清軍抵達南京，趙之龍率錢謙益、張孫振等大臣出城迎降，弘光政權的京師不攻自破。
京師失陷，並不代表弘光政權的覆滅，因爲朱由崧依然在逃。班師凱旋爲時尚早，多鐸還需要“宜將剩勇追窮寇”。
逃跑是門技術活
我一直覺得，逃跑是門相當有技術含量的活兒。能逃跑是本事，能順利逃跑則需要運氣。
在南明時代，“逃跑帝”驚現江湖之前，所有想跑和正在跑的人都是浮雲。
朱由檢沒有逃跑的本事，結果找了一棵樹自己掛上去了，據說還是歪脖樹。朱由崧有本事逃跑，但運氣實在太差。
逃離南京城後，朱由崧一口氣跑到一百里開外的太平府（今安徽當塗），投奔駐紮在此的誠意伯劉孔昭。老劉此時心裏跟明鏡似的，知道朱由崧是塊“燙手山芋”，前腳放他進城，清軍後腳就能打過來，因此拒絕打開城門。
喊不開門，朱由崧只有再跑幾十里路，趕到蕪湖投奔黃得功。
黃得功本來駐守在揚州附近，後被馬士英調過來阻擊左夢庚的叛軍，剛打了一次大勝仗。左夢庚落敗撤退，不久後脅持袁繼鹹向清軍投降。跟着左夢庚投降的還有一員猛將，名叫金聲桓。此人投降後任江西總兵，用了不到五個月的時間便率軍闖遍江西。除了最南部的贛州、南安兩府以外，江西十一府全部淪陷，具體的情況以後再說。
此時，黃得功還不知道南京到底怎麼回事。見到灰頭土臉的朱由崧，黃得功既驚詫又茫然，劈頭蓋臉就先把朱由崧訓了一通：“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借勢作事，奈何聽奸人之言輕出，進退將何所據！此陛下自誤，非臣等負陛下也。”
黃得功氣得要吐血，朱由崧倒是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反正逃也逃了，想回也回不去了，你看着辦吧！
還能怎麼辦？繼續跑啊！
黃得功想帶着朱由崧逃往杭州，但還沒來得及成行，清軍便在兩天之後追到了蕪湖。
清軍本來不會這麼快，雖然已經得知朱由崧逃往蕪湖方向，但問題出來了：路怎麼走？要知道，清軍大老遠從北方趕來，對江南人生地不熟，光按着地圖追，就算不迷路，也得走上好幾天。等你大軍開到，朱由崧早跑沒影了。
就在多鐸一籌莫展的時候，已經投降清軍的劉良佐自告奮勇做嚮導，帶着清軍一路殺到蕪湖，朱由崧實在沒有逃跑的運氣。
事實證明，敵人往往並不可怕，最可怕也最可恨的是內奸！五月十六日，劉良佐率兵攻打蕪湖，兵力處於劣勢的黃得功受重傷後自刎，黃得功手下的田雄、馬得功脅持朱由崧向清軍投降。
五月二十五日，弘光皇帝朱由崧乘坐“無幔小轎”，“首蒙包，身衣藍布衣，以油扇掩面”，在劉良佐的“護送”下回到南京城，向多鐸乞降。
幾天後，準塔率領的東路軍佔領淮安。通過不斷向朝廷要錢，兵力已擴充至二十三萬之衆的劉澤清部四處流竄，兩個月後向清軍投降，長江以北傳檄而定。
杭州失陷
相對於朱由崧而言，馬士英的運氣明顯要好很多。
得知朱由崧率先逃跑後，馬士英也帶着鄒太后向杭州方向逃竄。（東林黨爲了攻訐馬士英，一口咬定太后是馬士英母親假扮的。）一路跑到廣德，馬士英也遭遇了朱由崧投奔太平府時的狀況——廣德知州趙景和“閉城不納”。朱由崧進不了太平府，只有繼續跑路，馬士英可沒有這麼好的脾氣，帶着軍隊就攻城，把趙景和一刀給剁了，在廣德城大掠一番之後，再繼續跑路。
有了在廣德大施淫威的經歷，馬士英再沒有遇到什麼麻煩，經安吉一路狂奔，於五月二十二日抵達杭州，得到駐守在杭州的潞王朱常淓、浙江巡撫張秉貞等人的“熱烈歡迎”。
幾天後，阮大鋮、朱大典、方國安等人從蕪湖逃到杭州，向馬士英報告了弘光皇帝被俘、黃得功戰死的消息。
馬士英凌亂了，原本還指望朱由崧憑藉黃得功“東山再起”，再不濟也該逃往杭州纔是，沒想到一個被俘、一個戰死，真有你們的！
事情到了這一步，再咒罵朱由崧是白癡、黃得功是飯桶也無濟於事，馬士英必須考慮，接下來該怎麼辦。
怎麼辦？照過去方針辦！——北京丟了南京頂，南京丟了杭州頂，皇上沒了，咱們再選一個就是！
相比於去年把南京搞得烏煙瘴氣的“選嗣總決賽”，這一次“換屆”顯然要順利得多。首先，無論地理位置還是皇室血統，最靠譜的人選只有潞王朱常淓。其次，馬士英已經大權在握，沒有政治對手能夠與之相抗衡。最後，潞王正是東林黨當年中意的對象，能堵住這些“鳥人”的嘴。
總之，潞王朱常淓是“衆望所歸”，連走“等額選舉”的過場都不需要。由於弘光皇帝還活着，按以往慣例，先就“監國”位，等接到朱由崧的死訊再“轉正”。彆着急，反正也是遲早的事。
看似毫無懸念的事情，卻在最關鍵的一環掉了鏈子——朱常淓本人不幹！
朱常淓的態度很堅決：當初在南京把我刷下來，現在怎麼想到我了？好日子都讓朱由崧過完了，末了末了把我架火上烤，沒門！
任憑別人好說歹說，朱常淓說不幹就不幹，沒得商量！
馬士英凌亂了，整個杭州城都凌亂了——什麼世道，找人做皇帝都這麼難！
最後，馬士英忽悠鄒太后下達懿旨，好言勸慰，朱常淓這才勉爲其難地答應了。
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初八，潞王朱常淓哭喪着臉，在杭州就監國位。浙江巡撫張秉貞升任兵部尚書，計劃在千秋嶺、獨松關、四安、平望等處組織防禦。
朱常淓一上臺，東林黨就來勁了。次日，黃道周上疏，認爲江南“地盤尚廣、義兵可用”，建議朱常淓一步到位做皇帝，高舉抗清旗幟，“使羣臣百官有所瞻依”。
黃道周的動議讓朱常淓哭笑不得：做個監國已經很給你們面子了，怎麼還得寸進尺、不依不饒呢？
儘管裝模作樣地組織兵力防守，朱常淓、馬士英的骨子裏還是想議和，熬得一天是一天。既然如此，當前的第一要務就不是搞防守，而是找到跟清軍議和的合適人選。當時，曾經北上議和的內奸陳洪範也逃到了杭州，到處招搖撞騙，大肆吹噓自己北上的“光輝歷史”。
得！就是你了！
陳洪範是什麼貨色，馬士英當然心知肚明。但是，在己方已被逼入絕境的情況下跟清軍議和，像左懋第那樣威武不屈肯定是不行的。要想談判成功，只能讓沒臉沒皮的陳洪範出馬！
清軍的“臥底”陳洪範再一次跟清軍談判，馬士英拿出了具體的方針：割讓江南四郡（指長沙、武陵、零陵、桂陽，基本上相當於今湖南省全境），大家相安無事。
陳洪範那邊還沒傳回消息，貝勒博洛（努爾哈赤之孫）率領一部清軍已經開始向杭州進逼。六月十一日，博洛抵達距杭州僅五十里的塘棲鎮。馬士英充分汲取了南京的教訓，沒跟朱常淓打招呼，自己先行“撤離”。阮大鋮、朱大典等人也不含糊，緊跟着倉皇逃往婺州（今浙江金華）。
馬、阮跑了，陳洪範終於“姍姍來遲”。不難推斷，他不會帶回什麼談判結果，反而是帶着一項使命：策反張秉貞，脅持朱常淓投降！
面對陳洪範轉達的籌碼，張秉貞欣然應允。令陳洪範、張秉貞都沒有料到的是，朱常淓根本不用他們脅持。要不是馬士英非逼着他做什麼鳥監國，朱常淓老早就出城找清軍“投誠”了！
當時，池口總兵方國安帶了一萬兵馬，跟阮大鋮一起從蕪湖逃到杭州。方國安原本還想死守杭州，但當他率軍在湧金門跟清軍激戰時，朱常淓竟然“以酒食從城上餉滿兵”。方國安氣得吐血，帶着兵馬渡過錢塘江而逃。
這一次“照過去方針辦”，顯然已經砸了鍋。準備“接替”南京的杭州已是一地凌亂！
六月十四日，清軍佔領杭州，並派人招降浙江下屬各府，以及寓居浙江境內的藩王。不久後，居蕭山的周王、居會稽（今浙江紹興）的惠王、居錢塘的崇王紛紛到杭州“投誠”，湖州、嘉興、會稽、寧波、嚴州（今浙江建德）等地也不戰而降。
一個多月後，弘光帝、鄒太后、潞王、周王、惠王、崇王從南京啓程，被清軍押往北京。除鄒太后在途中跳淮河自盡外，其他人於次年五月被清廷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