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抗爭
留髮不留頭
從四月初到六月中旬，清軍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便從黃河殺到錢塘江，一路上摧枯拉朽，大多數城池的軍隊不戰而降。多爾袞認爲，南明的抵抗力量已經殲滅殆盡，一統天下指日可待。以超乎尋常的速度、輕鬆加愉快地取得重大勝利，多爾袞不禁歡欣鼓舞，開始有些飄飄然了。
歸附清廷的錢謙益指使手下向多鐸進言，說“吳中民風柔軟，飛檄可定，無煩用兵”。多鐸信以爲真，非常開心。前線的多鐸如此輕敵，遠在北京的多爾袞更是忘乎所以。
事實證明，當一個人忘乎所以的時候，失誤將接踵而來，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被勝利衝昏了頭腦”。
這句話用來形容此時的多爾袞，恐怕再適合不過。就在清軍橫掃南京、杭州一帶後，得意忘形的多爾袞經不住孫之獬的忽悠，發佈了一道重要的命令——全民強制剃髮！
多爾袞不可能不知道，這道命令將意味着什麼。
早在攻陷北京之後，多爾袞便頒佈過“剃髮令”，要求前明的軍民在結束對崇禎皇帝的弔孝後，按照滿族人的傳統，即行剃髮易服。
多爾袞沒想到，“剃髮令”遭到漢族民衆的強烈反對。清軍初來乍到，對北京的情況不甚熟悉，尚未完全站穩腳跟。爲了防止激變，多爾袞只得在崇禎十七年（1644年）五月二十四日發佈新的諭令，宣佈早前頒佈的“剃髮令”無效。多爾袞在這道新的諭令中向百姓承諾：“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
多鐸、阿濟格等大軍一路南下時，一直都是按照新諭令的精神和政策執行的。多鐸進入南京後，爲了安撫民心，於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二十六日發佈告示：
“剃頭一事，本國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官不剃民，爾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無恥官員先剃求見，本國已經唾罵。特示。”
儘管清軍在剃頭問題上的態度有所變化，從“悉從其便”到“剃武不剃文，剃官不剃民”，但對於普通百姓還是沒有作強制性的要求，還嚴令禁止不經請示、私自剃髮的行爲。實事求是地說，清軍一路上能夠順利招降，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對漢族文化傳統包容、懷柔的政策。
可惜好景不長，志在必得的多爾袞於六月頒佈了新的諭令，要求全國男性官民一律剃髮。六月初五，多爾袞特意給南京的多鐸下達諭令：“各處文武軍民盡令剃髮，儻有不從，以軍法從事。”
一石激起千層浪，已被清軍收入囊中的江南頓時風雲突變！
不就是理個髮嗎？至於鬧這麼大動靜嗎？
相當至於！
首先，當時清人的髮型要多難看就有多難看，腦袋前半截禿着，後半截扎個尾巴，也不知道這羣人怎麼想的，竟然鑽研出這種要多醜就能有多醜的髮型來。
“美觀”問題倒還在其次，最關鍵的問題是，髮型再時髦也不能剃，因爲孔聖人說過：“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損傷，孝之始也。”（當然，出家除外，那叫斷絕塵緣、皈依佛門。）
剃髮，就是不孝。不孝之人，生時遭人唾罵，死後還要下地獄。因此，從秦朝到明朝，普通老百姓從來不剃頭，也沒有“理髮師”這個職業（最多是寺裏的方丈友情客串一下）。東漢末年的曹操曾“割發代首”，今天看來純屬作秀，但在當時，是要付出極大勇氣的！
現在，多爾袞讓全國軍民一起理髮，他也是要付出極大代價的！
多爾袞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利害關係，一年前的“剃髮令”就險些引發北京騷亂。但越是這樣，多爾袞就越是迫不及待地要推行剃髮。
不同民族之間，武力的征服並不是真正的征服，文化的征服纔是王道！
文化這個東西比較虛，必須有一個載體，髮型、服飾當然首當其衝。因此只有剃髮易服，才能體現出被征服者對征服者的心悅誠服。
多爾袞以爲，清廷大軍壓境，江南傳檄而定，與去年在北京“兩眼一抹黑”的境況已不可同日而語，正是實行“文化征服”的最佳時機。
事實證明了多爾袞的天真。剃髮令一出，很多已經歸附清廷的地區紛紛揭竿而起，公開與清軍爲敵，他們以捨生忘死的抗爭向多爾袞宣示：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命脈！
髮型引發的血案，開始在江南各地上演，其中鬥爭最堅決、對抗最激烈、耗時最持久的，非江陰縣莫屬。
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二十日，清廷任命的知縣方亨到江陰縣上任。方亨剛剛到任之時，江陰百姓並沒有感覺到有什麼異樣，因爲江陰已經宣佈歸附清廷，新領導派一個知縣來主持地方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幾天後，常州太守宗灝派來了四名士兵，方亨不敢怠慢，“供奉甚度”，敏感的江陰人嗅到了一絲不祥的氣息。閏六月初一，惶恐不安的江陰百姓借在文廟上香之機，向方知縣探口風。口無遮攔的方知縣直言相告，說這四個人就是上面派來督促施行“剃髮令”的。
得此消息，衆人驚詫不已，而令羣情激奮的事情也接踵而至。同日，常州府發來詔書，其中竟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酷令。當時，負責抄詔令、寫告示的小吏將筆墨一扔，吵嚷着跑了出去，將十個字的消息公之於衆。
此訊一出，江陰城立馬就炸開了鍋。生員許用在明倫堂組織集會，喊出了“頭可斷，發不可剃”的口號，得到包括鄉兵、百姓在內數萬人的積極響應，自發組成抗清義軍，正式宣佈江陰起義。
在典史陳明遇的支持下，義軍將庫存的兵器悉數取出，開始在整個縣城搞“武裝大遊行”。方亨躲在縣衙不敢出來，只能寫書信向常州府報告，請求派兵馳援。
次日，方亨的書信被義軍截獲，衆人怒不可遏，衝入縣衙把方亨給綁了，接着又將四名清兵（其實是投降的漢兵假扮）捕殺。義軍推舉陳明遇爲首領，準備長期固守江陰。
事情越鬧越大，陳明遇深感力不從心，便邀請寓居江陰的前明守備陳瑞之站出來指揮，但貪生怕死的陳瑞之不敢答應，拔腿開溜，一天後就被義軍從城外抓回來斬殺。陳瑞之的兒子比較識時務，願意投奔義軍。雖然沒有指揮才能，但他會製造火器。憑藉一技之長，這小子好歹留下一條小命，心甘情願地爲義軍效勞。
陳瑞之不敢擔綱，義軍又推舉徽商邵康公爲“指揮官”，徽商程璧也來到江陰，將傢俬悉數捐出，作爲軍餉。
江陰起義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了常州，太守宗灝顯然沒有引起重視，只派王良率三百人前往鎮壓。王良本來是江陰一帶的土匪，後來投降清軍。他手下這三百人，一多半都是地痞，也就只會欺負老百姓，打起仗來連“兒童團”都不如。
閏六月初五，王良帶着三百人在湖橋被義軍包圍，全軍覆沒。接下來幾天，江陰義軍又擊退了清軍的小股鎮壓部隊，被關進大獄的方亨也被義軍拖出來剁掉祭旗。
儘管創造了良好的開局，但清軍絕不會善罷甘休，出兵鎮壓是遲早的事。陳明遇很清楚，他和邵康公的能力都難以應對大兵壓境的局面。
萬般無奈之下，陳明遇想到了一個人——江陰前任典史、現寓居城外砂山的閻應元。
銘記江陰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孫子兵法》
換句通俗的說法，打仗的最高境界，就是還沒開打就贏了。
雖然孫子是個神人，但我根據小時候經常觀摩羣毆的經驗判定，這句話有很大的問題！——孫神人的這句話，是說給帶着一幫兄弟打架的老大們聽的，但觀衆未必買賬！
咋咋呼呼半天，最後“不戰而屈”了，這不是把觀衆當猴耍嗎？
後來我就一直琢磨，在觀衆眼裏，打仗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麼呢？看了閻應元指揮的“江陰保衛戰”之後，我明白了：
——初戰而哭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一開戰就把敵人打敗，不難。但要想打哭，確實需要費一番功夫，畢竟不是娘子軍對決。（即便是羣毆，被打哭的也不多。）
一開戰就把敵人打哭，很難。但哭得能讓史官正兒八經地記上一筆，這簡直就是神話。
閻應元，就是一個創造神話的人。
閏六月十五日，閻應元來到江陰，對城防做了妥善安排，小城的陣勢爲之一變。具體部署是這樣：
第一，四個方向的城門分兵把守，城門用大木塞斷，由義軍晝夜輪流值守。
第二，對義軍進行重新編組，十人爲一小隊，配發一隻火銃，百人爲一大隊，配發一架紅衣大炮。
這僅僅是防守部署上的準備，職業打仗的人都會幹這個，距離最高境界還很遠。
神話的創造，重點在武器裝備上。
閻應元組織義軍夜以繼日地趕製火器，包括木銃、火球、火磚、弓弩，可謂五花八門。其中，被關進大獄的陳瑞之之子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在這方面確實有兩把刷子，製作的火器相當厲害。以木銃爲例，裏面填滿火藥，還有棱角尖銳的鐵塊，點燃引信扔下城去，一炸開就能死傷一大片。還有鄉民黃雲江，善制弓弩，特別是火鏃，殺傷力也很驚人。
除了這些頗具殺傷力的“常規武器”外，還有很多就地取材的“新式武器”，包括瓦片、磚石、鐵撾（用棉繩繫着，像扔鏈球一樣甩出去，攻擊距離極遠）、狼牙棒（裝有釘子的旗杆）、燒得滾燙的糞水（還天才地添加油脂，浮在表層起保溫作用），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一切準備就緒之後，江陰義軍坐等清軍前來大哭一場！
江陰聲勢浩大的“叛亂”果然引起了南京的注意，閏六月二十一日，多鐸派降將劉良佐率數萬人前來鎮壓。
劉良佐的部隊很快就掃清了城外的抵抗勢力，開始圍攻江陰，確實是一開戰就哭了。（兵一攻城，無不流涕。）只見城牆上什麼破玩意兒都往下扔，攻城的清軍一眨眼工夫就被“高空拋物”砸倒一大片：有被箭射死的、有被火炮炸死的、有被鐵疙瘩打死的、有被磚頭砸死的、有被火藥燒死的、有被糞水燙死的……
城外的清軍向城內射箭，江陰百姓按照閻應元最初的安排，把鐵鍋倒扣在頭上作盾牌，撿起滿地的箭送往城牆之上，玩了一出“鐵鍋借箭”。清軍源源不斷地給城內“送”箭，城牆上的義軍越戰越勇。
攻了好幾次，城牆沒爬上去，劉良佐的部隊卻損失了一大半，照這樣打下去，過不了幾天就得全部拼光。劉良佐不幹了，趕緊向南京求援。
劉良佐啃不下江陰這根硬骨頭，南京又派出了作戰經驗豐富的恭順王孔有德，但還是無濟於事。孔有德也不是神仙，享受到的“待遇”跟劉良佐不相上下，清軍只能把江陰團團圍住，先這樣耗着。
硬打不行，清軍開始勸降，閻應元覺得這倒是一個出擊的機會。七月十四日，閻應元招募的百餘名勇士攜帶火藥，以“送禮”爲名進入清軍大營。當晚，這羣“人肉炸彈”一舉報銷了清軍兩千多人。七月十七日，義軍趁清軍不備，從南門而出，突襲清軍大營，又幹掉了一千多。
南京的多鐸坐不住了，他沒想到小小的江陰縣城居然這麼能扛，清軍從山海關打到長江邊，什麼時候喫過這麼大的虧？
七月二十日，多鐸派博洛和尼堪兩個貝勒攜帶幾百門紅衣大炮，率八旗精兵前往江陰。清軍抵達後，並沒有急於攻城，而是連續十多天的炮擊，導致江陰城牆多處損壞。
閻應元一邊組織百姓修補城牆，一邊指揮義軍以火炮還擊。清軍的紅衣大炮比較厲害，江陰義軍的火炮當然也不是喫素的。火炮對轟了十幾天，雙方均損失慘重。
八月初六，清軍開始爬雲梯子攻城。這些八旗兵還真有點不好對付，因爲他們身穿重甲，導致弓箭、鐵疙瘩、磚頭、瓦片等武器的殺傷力驟減。
艱難地打了幾個回合，義軍很快就總結出了新戰法：放近點，用長槍往臉上刺！只聽爬上城牆的清軍一陣哀號，又掉下去一大片。
這一次，輪到博洛和尼堪哭了！
八月十五日中秋佳節，江陰城內家家張燈結綵、飲酒賞月，閻應元“揣酒登城嘯歌”。此情此景，閻應元浮想聯翩，不禁慨然長嘆。
江陰只是一座沒有任何外援的孤城，即便是全民皆兵也不到十萬人。但是，從閏六月初一起義到今天，江陰已經頑強堅守了整整兩個半月。在這七十五天裏，每一天都是那麼難熬，空氣中時時散發着血腥味，但孤立無援的江陰義軍硬是讓數萬清軍伏屍城下，始終未能前進一步。
不久前，多鐸大軍也是用了兩個半月，便從黃河打到杭州。一路上，除了史可法駐守的揚州城稍作抵抗以外（也只堅持了一天），其餘各地基本上都是不戰而降。
南明軍隊不能打嗎？那爲什麼清軍兩個半月還拿不下江陰？
南明軍隊能打嗎？那爲什麼清軍用兩個半月就能橫掃江淮？
閻應元仰天長嘯：蒼天啊，這到底是爲什麼？
回答其實很簡單，劉澤清率領二十三萬軍隊向清軍投降，就能告訴我們這個答案。二十三萬，比多鐸、阿濟格、準塔三路大軍的兵力總和還要多！
在這個世界上，有人貪生怕死，也有人義無反顧；有人卑躬屈膝，也有人剛直不阿；有人認賊作父，也有人忠貞不屈。
義無反顧、剛直不阿、忠貞不屈的人受人景仰、流芳百世，貪生怕死、卑躬屈膝、認賊作父的人遭人唾棄、遺臭萬年！或許，這就是答案。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閻應元畢竟不是神仙，義軍也絕非天兵天將，江陰小城創造的神話，很快就要謝幕了。
此時的孤城江陰，沒有人會表示質疑，這將是他們度過的最後一箇中秋佳節。他們沒有援兵，但他們決意抗爭到底，爲了信念，更是爲了尊嚴！
八月二十日，清軍在城外集中兩百門大炮，集中火力攻擊江陰城東北角，城牆損毀嚴重，難以修復。
次日，大雨滂沱，遭炮擊後的城牆又受到暴雨沖刷，祥符寺附近的城牆垮塌。清軍在炮火和煙霧的掩護下，跨過護城河，穿過損毀的城牆攻入城內。閻應元、陳明遇率領義軍轉入巷戰，又殲滅清軍數千人。
經過一日激戰，閻應元、陳明遇壯烈殉國，義軍全軍覆沒，無一人投降。
惱羞成怒的博洛下令屠城三日，全城十萬人或戰死，或遭屠殺，僅五十三人倖免於難。
根據《江陰野史》記載，時人爲江陰百姓的義舉寫了一副對聯：
八十日戴發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六萬人同心死義，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江陰，值得後人銘記！
嘉定三屠
江陰正在頑強抗爭時，二百里外的嘉定也沒有閒着。
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十四日，嘉定正式歸附清廷，新知縣張維熙在二十四日到任。此後被前明嘉定總兵吳志葵攪和了一陣子，到閏六月十二日纔開始按照清廷的律令強制推行剃髮易服。
在此之前，嘉定人已經狠狠地憋了一口氣，這口氣源自降將李成棟。
李成棟原本是高傑的部下，高傑把李自成的老婆拐走後，李成棟也跟着領導投奔了政府，弘光時期被任命爲徐州總兵。準塔的東路大軍攻擊徐州時，李成棟帶着高傑遺孀棄城而逃，不久後向清軍投降。
閏六月初七，李成棟奉命率部開赴吳淞，路過嘉定境內的新涇鎮。李成棟手下的士兵賊性不改，大肆姦淫擄掠，致使七名婦女當場死亡。初八，李成棟又親率兩千士兵在嘉定城東搶掠。初九，李成棟部按計劃開往吳淞，但時值大旱，水位較淺，只得留下三百人看守兵船，領頭的是部將梁得勝。
“剃髮令”強行頒佈後，嘉定百姓心中的怒氣終於在瞬間迸發，自發組織起義師，並推舉隱居在嘉定的黃淳耀（崇禎十六年進士，原都察院觀政）、侯峒曾（天啓五年進士，原浙江參政）爲首領，舉起了抗清的義旗。
跟江陰不太一樣，嘉定義師剛開始並沒有去捉拿知縣張維熙，而是奔着河邊跑去，找李成棟留下的兵船報仇雪恨。梁得勝區區三百人，根本不是上萬義師的對手，一眨眼就被幹掉八十多個，船隻、財物全部被焚燬，梁得勝狼狽逃往吳淞向李成棟報告。
李成棟得知消息，氣得幹跳腳，但又不敢去救，因爲自己手上也就這麼點人，只有跑到太倉去求援。
十五日，去太倉搬救兵的李成棟跑到羅店，又遭到義師追殺，損失相當慘重。李成棟不敢在義師面前耍橫，只有一路欺負老百姓泄憤。
潰逃的李成棟搬救兵去了，黃淳耀、侯峒曾開始部署嘉定城防，並打出了“嘉定恢剿義師”的旗號，採取分兵守城門的策略，阻擊來犯的清軍。
二十四日，李成棟派弟弟李成林再赴太倉求救，在北門倉橋遭義師炮擊，李成林被當場炸死。七月初三，太倉援軍總算到了，惱羞成怒的李成棟開始對嘉定進行不分晝夜的炮擊，嘉定城牆質量不高，損毀非常嚴重。
跟江陰最後的情況差不多，清軍炮擊的次日又下起暴雨，受損的城牆開始垮塌，清軍趁機從東門破城而入，黃淳耀、侯峒曾在激戰中壯烈殉國。
李成棟入城後，便下令鳴炮屠城，“家至戶到，小街僻巷，無不窮搜”，甚至連路邊的灌木叢都不放過（亂葦叢棘，必用槍亂攪，知無人然後已）。根據比較保守的統計，此次屠城有數千軍民遇難，河道中漂滿浮屍，根本沒辦法行船。（舟行無下篙處。）
嘉定人朱子素在《嘉定屠城紀略》中記錄了當時的慘境：
“刀聲割然遍於遠近，乞命之聲嘈雜如市。所殺不可數計，其懸樑者、投井者、斷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籍，彌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數千人。”
李成棟撒完野，很快就撤出嘉定，因爲這裏不是他的駐防區。
七月二十三日，嘉定百姓在鄉民朱瑛的率領下再次舉起義旗。這一次起義，首先收拾的是被逼剃髮的鄉民，並且“沿路燒劫，煙焰四起”。
得知嘉定再次反水，李成棟派部將徐元吉率兵前往鎮壓。由於此次起義力量薄弱，而且行徑跟土匪無異，很快就被鎮壓下去。
從七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徐元吉、浦嶠、浦嶂等部對嘉定城及周邊鄉鎮進行了第二次大屠殺，一時間“積屍成丘”，“民間炊煙斷絕”。
八月二十六日，已降清的前南明總兵吳之蕃反水，趁清軍不備，反攻嘉定。吳之蕃的軍隊得到嘉定民衆的熱烈擁護，李成棟派兵鎮壓，並對“冥頑不化”的嘉定百姓進行第三次大屠殺，造成兩萬多人罹難。
從閏六月到八月，嘉定城在兩個多月的時間內三次高舉義旗，也遭到清軍三次血腥鎮壓，史稱“嘉定三屠”，爲江南的抗清鬥爭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憤怒的浙江
對於多爾袞而言，江陰、嘉定不過是江南抗清的“開胃菜”，真正的重頭戲在浙江。清軍要想徹底鎮壓浙江東部地區掀起的抗爭，就不是圍困一兩座孤城這麼簡單了，因爲浙江的形勢遠比長江南岸要複雜得多。
浙江的抗爭讓清軍感到很頭疼，首先是因爲這裏的百姓從來就不是省油的燈。只追溯最近的歷史，浙江從崇禎皇帝在位的時候就開始造反，具有深厚的造反傳統和豐富的鬥爭經驗。
前面提到過一個叫陳子龍的人，在崇禎十七年（1644年）初因招撫浙江許都叛亂有功，擢升爲兵科給事中。這個所謂的“許都叛亂”，就發生在浙江的東陽。
其實，早在陳子龍出任紹興推官兼諸暨知縣的崇禎十三年（1640年），他的轄區就已經是暴亂四起。陳子龍到任後，採取剿扶並用的方針，一方面實施“連坐”，一方面救濟貧民，逐漸平息了事態。
這一時期，浙、贛、閩三省交界地區“叛亂”的聲勢越來越大，陳子龍於崇禎十五年（1642年）五月參與會剿，鎮壓了邱凌霄父子領導的山民起義。次年，許都領導的東陽起義爆發，連下蘭溪、東陽、義烏、武義、浦江等地，進而圍攻金華，陳子龍再一次“臨危受命”。
他跟許都是舊年好友，並多次舉薦許都，只是一直未獲朝廷批准。有了這層關係，陳子龍很快便以招撫的方式和平解決了這次“叛亂”。
但是，巡按御史左光先（其兄是史可法的恩師左光斗）背信棄義，對已經歸附朝廷的許都及其部屬大開殺戒，以達到徹底瓦解起義軍的目的，東陽等地再次陷入混亂之中。
浙江頻繁發生平民暴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沒飯喫。廢話！有飯喫誰造反？
其實，當時的浙江在全國算是比較富裕了，僅次於長江南岸地區。GDP沒得說，問題是百姓收入不見漲，賦稅卻駕着筋斗雲漲，這日子就沒法過了。
崇禎皇帝還是比較節儉，收這麼多稅也是沒辦法，遼東要打仗（對付清兵），西北要打仗（對付李自成），邊打仗還要邊練兵。打仗、練兵，說白了就是燒錢，正常的賦稅不夠，就得增收附加稅，這就是所謂“三餉”的來歷，分別稱爲遼餉、剿餉、練餉。後來多爾袞打進北京，做個順水人情，把“三餉”都給抹了。
稅越收越多，又不知道朝廷把錢花哪去了（遼東、西北到處喫敗仗，敗了繼續打，要打還得收錢），再加上遭點天災，浙江人相當憤怒：你們敗家，我們埋單，還有完沒完？
活不下去就得造反。這裏反了，被滅掉，那裏再反，再被滅掉，別的地方還是沒法活，又繼續反。反着反着，崇禎皇帝掛了，弘光皇帝下課了，杭州的潞王也繳槍了，然後等來了“剃頭令”。
浙江人徹底怒了：收錢我們忍了（其實一直都沒忍），皇帝掛掉我們認了（巴不得），要求歸附我們也同意了（只要稅少，跟誰幹都行），怎麼連頭髮也要剃？爺留什麼髮型，關你屁事？
弘光元年（1645年）閏六月初九，原九江道僉事孫嘉績率先在餘姚起義，殺知縣王玄知，拉開了浙江東部地區抗清運動的序幕。
次日，紹興府宣佈“易幟”，脫離清政權領導，帶頭的是原山東按察司僉事鄭之尹之子——生員鄭遵謙。
其實，鄭遵謙早就憋了一口氣。他與在東陽造反的許都是生死之交，許都一起義，鄭遵謙就準備“加盟”，結果被父親鄭之尹關了幾個月的禁閉。鄭遵謙在屋裏踹了幾個月的牆，被放出來的時候，許都已經被左光先殺了。
潞王投降之後，紹興也歸附了清廷，鄭之尹還親自跑到杭州去剃髮歸降，鄭遵謙心中的怒火終於噴發：見過不要臉的，沒見過這麼不要臉的！
鄭遵謙舉旗，紹興城一呼百應，很快就號集了幾千人，將紹興知府張愫（原紹興通判，歸降後任知府）、會稽知縣彭萬里斬首，並威逼當地富紳出錢，爲義師籌辦糧餉。
以聲勢浩大的紹興起義爲標誌，浙江中東部的抗清鬥爭進入高潮，這裏猶如一座濃煙滾滾的火山，隨時都有可能再一次大規模噴發。
紹興起義後的第三天，鄞縣生員董志寧等“六狂生”也順勢而起，推舉原刑部員外郎錢肅樂爲首領，在寧波府跟清政權交上了火。
寧波的起義進行得相當順利，知府朱之葵（原寧波府同知，降清後任知府）被“驅逐出境”，駐守寧波的常規城防部隊，還有隸屬海防道的邊防部隊均未作任何抵抗，果斷宣佈“易幟”，聽從錢肅樂指揮。
十五日，駐定海的浙江防倭總兵王之仁率兵抵達寧波。王之仁原是明朝的防倭總兵，杭州失陷後投降清軍，繼續任原職。不過，王之仁匆匆趕來，並不是來鎮壓，而是來入夥。有了正規軍的加盟，寧波的抗清志士更是如虎添翼。
其時，從杭州撤退到錢塘江東岸的原池口總兵方國安部也在浙江東部地區活動。有浙東兩大府——紹興、寧波帶頭“易幟”，又有王之仁、方國安兩股正規武裝撐腰，浙江東部的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各地紛紛舉兵響應。很快，蘭溪宣佈起義，慈溪、定海、奉化、鄞縣、象山等地知縣宣佈“易幟”，再加上清軍尚未深入的金華、衢州、台州、溫州、處州（今浙江麗水）等地，抗清勢力在浙江大部分地區連成一片，事實上已經形成了“武裝割據”的局面。
浙江的抗爭愈演愈烈，有一個人坐不住了，他就是弘光朝廷原兵部尚書（管理戎政）張國維。由於看不慣馬士英的小人做派和無恥貪婪，張國維憤然辭職，回浙江東陽老家賦閒。
眼看浙江的抗爭成燎原之勢，張國維意識到，事情搞得這麼大，必須有一個核心人物站出來領導，否則只會被清軍各個擊破。他主張迎立一位皇室宗親在浙江監國，從而協調一致對付強敵。
但是，杭州的潞王朱常淓已經投降，蕭山的周王、會稽的惠王、錢塘的崇王也爭先恐後地響應清軍號召，主動前往杭州“投誠”，結果全部被押往南京。
浙江的一堆郡王都成了清軍的俘虜，上哪兒去找宗親？
不着急，中國講究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清軍從北京掃到南京，再從南京掃到杭州，加上前幾年李自成、張獻忠的瞎攪和，幾十個郡王要麼直接掛掉，要麼被抓去幹掉，但還是有不少漏網之魚。
就血統而論，關係比較近的還有桂王朱常瀛（其實已於去年十一月去世，但還有子嗣），不過身在廣西，遠水實在難解近渴。浙江倒是有兩個現成的，只是血緣關係遠了一點而已。
一個是寓居杭州的唐王朱聿鍵，但在杭州尚未失陷的時候就跑沒影了。一個是寓居臨海的魯王朱以海。博洛在杭州召集諸王時，魯王以路途遙遠、身體不適爲由，拒絕前往，繼續待在臨海觀望，得以倖免。
妥了！請魯王朱以海同學過來換衣服！
不過該說的話還得說清楚，朱以海的血緣關係實在遠得可以。他出自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朱檀這一門，是朱元璋的第十世孫，跟崇禎皇帝朱由檢是九代以前的叔侄關係。這種八杆子都打不着的關係，要是普通百姓，連遠房親戚都算不上，充其量論個族人，其實早就形同陌路了。
這個問題在今天看來太僵化、太迂腐，但在當時卻是一道“硬門檻”，要不是郡王都死得差不多了，血緣較親的又隔得遠，朱以海做監國？做夢都甭想！
血緣是遠了一點，但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張國維的動議得到孫嘉績、鄭遵謙、朱大典等人的支持，魯王朱以海於閏六月至七月間被迎到紹興，就監國位。張國維出任督師，節制浙江境內的抗清武裝。
當時，早已臭名昭著的馬士英也流落在浙東，準備入朝覲見，被張國維參了“十大罪”，沒敢去送死，就在方國安的手下混。
魯王就任監國後，對浙江地區形成了有效的領導。王之仁、方國安兩支正規武裝作爲抗清主力，又有各地興起的義師支持，形勢一片大好。張國維依託錢塘江天險，佈置沿江防線與清軍展開對峙。
一塊比江陰還要硬上好幾倍、大上幾百倍的骨頭，正等着清軍去啃。
“左派”VS“右派”
儘管浙江的形勢朝着有利於南明的方向發展了一大步，但魯監國政權內部的問題也是相當嚴重的。
魯王朱以海是一個“扶不起的阿斗”，就任監國之後，終日沉迷於聲色犬馬之中，較弘光皇帝朱由崧有過之而無不及，致使“朝政”一片混亂。魯王元妃張氏的哥哥張國俊搖身一變成爲“國舅”，得到重用後四處仗勢欺人，飛揚跋扈，搞得怨聲載道。
比“朝政”更嚴重的是武裝力量內部的傾軋。方國安、王之仁以“正規軍”自居，藐視各地義師的力量，千方百計加以排擠。在軍餉方面，方國安、王之仁採取“一軍兩制”的方針，“朝廷”派發的糧餉全部劃撥給兩支“正規軍”，義師得靠自己籌集。
沒有糧餉，義師只有到處找鄉紳“化緣”，遇到開明一些的富紳，多少還能給點兒。但依靠“化緣”度日畢竟不是長久之計，餓着肚子的義師要麼解散，要麼開始向老百姓伸手，剩下的義師就這樣被逼成了“土匪”。
在與清軍抗爭的策略上，儘管督師張國維着眼於防守，但形勢的好轉讓浙東政權難免有些急於求成。八月，方國安、王之仁率部進攻杭州，結果遭遇慘敗，造成五千多人的無謂犧牲，浙江政權的軍事力量受到削弱。
讓魯王朱以海、督師張國維都沒有想到的是，內部的紛亂還不算是最大的麻煩，真正讓他們感到進退兩難的，是福州送來的一份“詔書”。
九月，來自福州的使者——兵科給事中劉中藻來到紹興“宣詔”，並提出“聯合抗清”的兩個條件：
其一，魯王放棄監國，歸藩王位，承認福州政權的領導。
其二，福州政權保證浙江官員職務、級別、待遇維持現狀。
實事求是地說，福州的條件還是挺優厚的，無非是要浙江表一個態度，但在魯監國政權內部卻引發了軒然大波。聯合還是不聯合？羣臣迅速分成了兩派。
錢肅樂、朱大典、方國安等人贊成聯合（算是“右派”），認爲“大敵在前，未可先讎同姓”，主張魯王放棄監國，承認福州政權領導。他們認爲，接受福州的條件，可以解除浙江南部的後顧之憂，壯大抗清力量。同時，在光復故土方面，更靠近南京的浙江無疑佔據着地理優勢。錢肅樂滿懷信心地說：“若我師渡浙江，向金陵，大號非閩人所能奪也。”
與此相反，張國維、王之仁、張國俊等人堅決反對這種“屈辱”的聯合（算是“左派”）。他們認爲福州政權來路不正（無坐登大寶之理），主張浙江、福建“單幹”，仿照當年項羽與劉邦“成功之後，入關者王”的典故，以抗清的成敗論英雄（有功者王，定論不磨）。在反對聯合的隊伍中，甚至有人放出狂言，主張向福建動武，論個高下。（憑江數十萬衆，何難回戈相向！）
初看起來，這兩派似乎也不是那麼涇渭分明、水火不容，其實他們的目標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將來由浙江政權承繼大統，只是實現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右派”願意借坡下驢，通過一定程度上的妥協，藉助福建的力量向清軍反擊。浙江佔據着地理優勢，在今後的格局中佔有先機，暫時的讓步是值得的。
“左派”排斥一切外來勢力，認爲憑浙江一己之力完全能夠搞定，沒必要欠福建的人情，省得以後還得爲“分贓”打官司。
仔細琢磨一下，我們會發現分歧背後的玄機：“右派”是想“犧牲”朱以海來幸福千萬人（大家職務、級別、待遇都沒變，還能向福州政權邀功）；“左派”都是“定策元勳”，“犧牲”朱以海就等於喪失自己的特權（福州政權的“定策元勳”自有其人，一旦聯合，這個“榮譽”是沒辦法維持現狀的）——這纔是雙方分歧的根源！
更添亂的是，兩大正規軍一個“支左”、一個“支右”，兩派形成了勢均力敵的局面，這一架可有得吵了！
熱火朝天地吵了幾日，魯監國朱以海撂挑子不幹了！
朱以海相當氣憤，因爲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居然有人要拿自己做“犧牲品”。請我來的是你們，趕我走的還是你們，把我當猴耍？
上山容易下山難，自己的屁股還沒把監國的位置坐熱，就要被灰溜溜地趕下臺，屁股倒是有地方放（繼續做魯王），臉往哪兒擱？
與其被趕走，不如自己走！九月十三日，朱以海主動放棄監國，返回台州。
朱以海發揚“高風亮節”主動去職，“右派”抓住機會，於十月初一宣讀了劉中藻送來的“詔書”，承認福州政權領導。
好景不長，“左派”在張國維的帶領下堅決反撲，執意將朱以海迎回紹興，繼續監國。這也標誌着浙江、福建政權轉入事實上的對立態勢，只差直接的武裝衝突了。當然，不是浙江完全不想打，很大程度上是沒力氣打。
“左派”中曾經有人叫囂對福建“回戈相向”，只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事實上，急於求成的浙江政權已經自顧不暇，根本沒體力南下打內戰。
繼八月進攻杭州失敗後，不淡定的浙江政權於同年十二月再次採取軍事行動，方國安、王之仁統兵兩萬攻打杭州。清浙閩總督張存仁兵分三路迎擊，方、王大軍損失慘重，浙江政權徹底轉入守勢。
在這種情況下，福州政權不向浙江動手，已經算是對方“深明大義”，自己燒高香了。
浙江的抗爭暫且告一段落，我們再將目光轉向福建，看看讓朱以海“撂挑子”的福州政權到底是怎麼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