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殘缺的面目（2）
據劉摯友說，當晚着火是意外。他們醫院剛剛建立，再加上是私人醫院，病人不多，設備也不齊全，停電是常事兒。當時恰逢停電，他和另一名叫方濤的醫生安排所有的十個病人睡下，然後兩個人輪流值夜。輪到劉摯友休息時，他就在藥房裏間的宿舍裏睡覺，衣服都脫了，後來有個叫趙一多的病人非讓給他開安眠藥，否則睡不着覺。他就給他開了少量安定，不料趙一多大喊“不夠”，兩人起了爭執，趙一多碰倒了藥架子，酒精瓶被摔碎，酒精濺到蠟燭上，就發生了火災。
我如實記錄。又問：“後來你見過方濤醫生嗎？”
他搖搖頭，顯得很落寞：“我一醒來就在這裏了。有他的消息嗎？我的其他病人還好嗎？”回來的路上，薛隊問我怎麼看待這個人。我說：“思路清晰，情感自然，倒不像精神病。您怎麼看？”薛隊點了一支菸：“你說得有道理，但我總覺得哪裏不太對勁兒。不過如果真像劉摯友說得這麼輕巧，這案子就完全是一起事故了。”我看了他一眼，心想：你是職業病犯了吧？這會兒蘇玉甫過來說：“剛纔內勤聯繫西北大學和劉摯友的原籍了，確實有這麼個人。不過因爲傷者面部包紮得太嚴實，所以比對不了照片。”
薛隊說：“不過，劉摯友的話倒是次要。主要是那塊手錶。精神病院裏的病人身上是不允許攜帶金屬物或者飾品的。所以大概能判定他就是劉摯友。當然還要看接下來對另外兩個倖存者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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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傷者比劉摯友嚴重些。全身45%二度燒傷，雖然生命暫無危險，但恐怕要進行很長時間的康復治療。他的整個頭部也被包着，身上比劉摯友多插了一些管子。見我們進來，他顯得有些驚恐，眼睛睜得很大，五官都擠在了一起，加上臉上的紗布跟管子，有點兒像外星人。
薛隊先問他：“你叫什麼名字？”他不說話。眨了一下眼睛，倒真像是外星人面對地球人的表情。我大聲說：“嘿，問你叫什麼呢！”
旁邊一個護士手裏的瓶瓶罐罐在地上開了花。她尖叫着：“哎喲，你瞎嚷嚷什麼？這是病房！沒素質！”
“你有素質，動靜一大連個盤子都端不住！”薛隊說：“行了！孫小聖，你給我閉嘴！”病牀上那位竟哆嗦了起來：“我叫劉摯友，是那家醫院的醫生。”我以爲自己聽錯了，問：“你再說一遍？”薛隊暗示我別露相。我又正色道：“你把你的證件號和家裏的電話號碼說一下。”
對方報了身份證號，又說：“我叫劉摯友，安徽人，西北大學的。怎麼……有什麼問題嗎？”他喫力地抬了抬頭。這時，那個護士又要給他打針，半天沒找到血管，搞得他咬牙切齒。完事後，他對護士說：“姑娘，你這扎針手法不對啊。我建議你平時沒事兒的時候用針頭扎點滴管練習練習！”“老家的電話呢？”“我老家沒電話。老家……沒人了。”“這裏有什麼親戚朋友嗎？”“除了方濤就沒有了。他怎麼樣了？”
我知道此刻不能像之前一樣被人牽着鼻子走了，反問：“你把當時着火的經過跟我說一下？”
“當時着火？”對方好像嗆了一下，氣喘吁吁，“我早就跟院長說過，跟上面協調協調，老這麼停電不是辦法，有時候是人命關天的事兒！你說說，病人晚上喫藥、換藥是常事，再說每個病人服藥的時間都不一樣，服的藥物也不一樣，有的要喫齊拉西酮，有的要喫氯丙嗪和利培酮。萬一弄錯了怎麼辦？有可能要出人命的！”
“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呢，火是怎麼着起來的？”“我不知道！當時我在值班室值夜，方濤在藥房休息。後來我打了個盹兒睡着了，火就燒起來了。”忽然他一臉驚恐，絮絮叨叨：“這是我的責任，我的責任……”我和薛隊對視了一眼，問：“你們那裏晚上給不給病人喫安定一類的藥？”
對方的回答斬釘截鐵：“當然不。我們醫院從來沒有安定。我們是以康復和救助爲主的，那些藥只有正規的大的治療醫院纔有。進那些藥是需要批文的！”
這就怪了，難道說醫院裏有兩個醫生都叫劉摯友？顯然不太可能。那麼他們兩個至少有一個人在說瞎話。爲什麼說謊？是因爲說謊者是精神病，還是因爲這起着火事件有更深的陰謀？我感覺黑暗裏好像打開了一扇門，但推門一看，裏面仍舊是一片漆黑。
從醫院出來，我和薛隊一路無話。然後他接了個電話，告訴我：“醫院院長可能跑了。現在網上正在給掛逃犯。只剩下最後一個倖存者了！”我說：“不會又是一個劉摯友吧？”“但願是趙一多！”
除了輕微的燒傷外，第三個倖存者行動基本自如，是在民警的陪伴下來到隊裏的。這個人30歲上下，方頭大耳，目光有神。他的第一句話令我們精神一振：“我叫方濤，是醫生！”
但我馬上冷靜下來，問他：“你的證件呢？”“證件？”此人忽然激動起來，“你們家着火了你還能什麼東西都齊全嗎？別把我當犯人審！”
薛隊擋在前面，語氣緩和：“我們的意思是怎麼證明你的身份？”
“你們愛信不信！”
“有沒有你家人的聯繫方式？”
“沒有！”
“你要配合工作，我們是公安機關的！”
這個自稱方濤的人呆窘起來。幾秒過後，忽然蜷身大哭。我還是第一次碰到這樣的事主，想硬硬不起來，想軟又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一時手足無措了。
薛隊拿出兩張照片，分別是剛剛洗出來的之前兩位傷者的照片。他敲敲他：“認得他們嗎？”
對方鼻涕眼淚地仔細看着，指着第一位傷者的照片說：“這是幾天前救助站送來的病人。”然後又仔細看着第二位傷者的照片，破涕爲笑：“這是劉摯友！太棒了，他還活着！”
然後他就小孩子一樣攥着第二張照片不撒手。“包得這麼嚴實，你怎麼認出來的？”我很納悶兒。“那你就不要問我！”他唰地把照片扔到地上。這倒是有幾分精神病患者的意思了。旋即，他可能也覺得自己有些失態，又問：“他們自己是怎麼說的？”“他們都說自己是劉摯友！”“那多簡單。劉摯友是醫生，你們可以問問他醫學常識，誰說得出來當然誰就是了！”我想起之前第二位傷者向我們侃侃而談說起給病人換藥的細節和與護士的對話，下意識地點了點頭。“你還是給我們說說當晚着火的過程吧。”“當晚……”對方只是重複我的話，然後忽然從椅子上跌倒在地，渾身縮成一團瑟瑟抖動，口中不知所云，“着火……火光沖天，慘叫……跑……”他竟然開始吐白沫了。我記着筆錄，正琢磨措辭呢，一見這架勢，還以爲他模仿當時患者們的反應呢，還笑哈哈地說：“行了行了，你不用學這麼生動，說主要的！”
“癲癇！”有人說。我們一夥人七手八腳地把他控制住，讓他緩病。癲癇俗稱羊角風，是種很麻煩但不要命的病症。犯起病來哭天搶地、要死要活，但症狀一過去基本又和正常人無異了，這位“方濤”同志也一樣。可只要恢復過來，再一提着火的事兒，他馬上又會發病。好像是孫悟空聽到了緊箍咒，沒幾句就大口地吐白沫。薛隊趕緊嚷嚷：“先不提着火的事兒了，別刺激他！”我會意，愣了一會兒趕忙道：“那你說說着火以後的事兒？”沒想到這老兄抽得更厲害了，一巴掌拍到薛隊臉上，薛隊揉着臉上的“五指山”衝我吼道：“孫小聖你閉嘴！”折騰了一個下午，我們一屋子人滿頭大汗。最後薛隊頭暈眼花地說：“把他帶走，去市裏的精神病院給他做鑑定！我覺得這位是最不靠譜的！”
宋琦和王姐他們一直在當地派出所和區政府負責聯繫死者的家屬。但讓人感慨和喫驚的是，這幾天竟然沒有一名死者家屬前來認屍。其實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全市精神病院裏的病人，很多都是靠社會救助在療養，很多在醫院裏待了多年都沒有家屬來探望，他們自己也沒有回家的意識。有的人在裏面病死、老死，家裏人要麼聯繫不上，就算聯繫上了也是聽憑醫院處理，連面都不會露。這些生前就被冷落在醫院的人，死後仍是孤魂野鬼，頗讓人唏噓。
談到屍體，薛隊說：“第一個自稱劉摯友的人說醫院裏有十個病人、兩個醫生，全是男性。如果除去那三個生還者，應該是九具屍體，可迄今爲止只發現七具。那兩個人失蹤了？”
“失蹤”往往能給人希望的錯覺。公安機關辦理的案件，但凡有“失蹤”，就是凶多吉少。尤其是這種火災案件，屍體八成是炭化在哪個角落了。我們都心照不宣地嘆了口氣。
我們又去醫院找到之前那兩個患者，分別給他們看了第三個人的照片。這次他們兩人倒都給出了同樣的答覆：“他不是方濤，是個老病號，狂躁症，一直在我們醫院接受治療。”
我把第二位傷者的照片拿給第一位看，對方說：“雖然包得比較嚴實，但看身段和腦瓜的形狀能認出這是前幾天救助站送來的病人。因爲行爲像精神病，又沒確診，所以先到我們這裏進行觀察，準備幾天後送到大醫院。”
第一位看着第二位的照片也差不多這麼說。
我們只能聯繫救助站的人員。他們來到醫院後看了看，都說：“實在認不出來了。”
我問：“當時你們送的那個人是什麼狀況？”
工作人員回憶：“具體情況我也記不清了。我們是接到地鐵站站務員打來的電話，說是有一個人在地鐵裏晃悠，不出站也不乘車，問他什麼他也不答話，衣衫襤褸的，身體也很虛弱，感覺像是拾荒的。後來我們把他接到站裏，發現他精神也不太正常，總是胡言亂語，自己姓什麼叫什麼卻從來不說。我們怕再讓他待下去會在站裏惹出事兒來，就送到了醫院想讓他們觀察和確診一下。”
救助站的人什麼都說了，什麼都正常，但好像又什麼都沒說，什麼都很可疑。可人家辦事一切都符合程序，我們也不好再說什麼，只能將第三個倖存者的照片登報，看看全城有沒有認識他的人。
登報第二天就有人上門。該人稱是第三個傷者的朋友。據他說，這個人確實是醫院的醫生方濤。我仔細觀察這個人，身形高挑，五官清秀，眉間有顆痣；看樣子很像知識分子。我問他：“你怎麼稱呼？”
“我叫沈京。”他話語鏗鏘，擲地有聲。
“你是方濤的什麼人？”
“我是他以前的房東。他沒找到工作之前租過我的房子。雖然他沒什麼朋友，卻是個挺好的人。據說他出來打工時，和老家的父母鬧翻了，所以從沒聽他說過親人的事兒，也沒有他老家的電話。我也很久沒見到他了。”
薛隊將信將疑地看着他：“他租過你的房子，那你那兒一定有他的身份證複印件吧？把複印件給我們看一下，我們得對比一下。”
“警察同志，一看你就沒租過房子，”沈京說得慢條斯理，“你要是當房東，還留着以前房客的身份證複印件？現在這人的法律意識這麼強，就算我想留，人家也不幹啊。一般是退房時就還給人家了。人家怕你冒用這玩意兒開信用卡辦業務！”沈京飛出一個白眼兒。
我登記了沈京的證件，又聽他說：“方濤有癲癇症，受刺激了會發病，你們不要過度刺激他。”
沈京走後，我們開了案件分析會，把此案的怪圈擺到桌面上：第一個人自稱醫生劉摯友，戴着病人不可能有的手錶；第二個人自稱劉摯友，熟知醫學藥理；第三個人自稱醫生方濤，雖然情緒不太正常，但有第四個人沈京出來證明。
與此同時，第一個人稱第二個人和第三個人是病人；第二個人稱第一個人和第三個人是病人；第三個人稱第一個人是病人，第二個人是劉摯友。
如果第一個人說的是實話，那麼他就是劉摯友，第二個人、第三個人都是病人。沈京對警察撒了謊。如果第二個人說的是實話，那麼第一個人和第三個人就是病人，沈京依舊在撒謊。沈京是正常人，沒有理由撒謊。所以第一個人和第二個人都應該在撒謊。如果沈京說的是實話，那麼第三個人說的就是實話，他就是方濤，第二個人就是劉摯友。但第二個人推翻了第三個人是方濤的理論。邏輯又不通了。薛隊忽然扭頭問我：“孫小聖，你覺得呢？”
“我覺得我糊塗了。”我照實說。宋琦在邊上反問：“關鍵是，一個有癲癇病的人，能當醫生嗎？而且是精神病院的。如果病人發了病，他又犯了癲癇，怎麼辦？”
“再通知沈京來隊裏，讓那個自稱方濤的認一認！”薛隊交代。
不料此時聯繫不上沈京了。他留下的手機號，打過去永遠是關機。按照他身份證上的地址找過去，那裏已經拆遷了，戶籍還沒來得及更改。線索又斷了。
當天我們又去了一趟醫院的遺址。我特意又仔細觀察了藥房，發現一個特點：只有這裏的窗戶和別的窗戶不一樣，位置比較高，面積比較小，最重要的是沒安防護欄。在三名傷者的敘述中，只有第一個人正確描述了起火位置，而且有一個聽起來很自然的理由。當然，不包括那個安眠藥的疑點。
我和宋琦等人在薛隊的帶領下在現場待了一上午，到了飯點剛要喫飯，就接到王姐的電話，她告訴我們市精神病院給“方濤”做鑑定的大夫讓我們去一趟。薛隊接過電話聽了一聽，馬上眉開眼笑，趕豬似的把我們轟上車：“快快，有人要現出原形了！”
市精神病院坐落在古城中心，有方圓幾百裏最大最權威的精神病鑑定機構。給“方濤”做鑑定的大夫好像跟薛隊很熟的樣子，親自把我們迎進辦公室。薛隊屁股沒坐熱就直奔主題：“我說徐大夫，那傢伙到底是不是精神有問題？你就給我下個結論吧，我們這案子要多怪有多怪，就靠他打開突破口呢！”
徐大夫是個女的，戴個大厚眼鏡片，跟《蠟筆小新》裏的上尾老師似的。她扶着眼鏡先笑笑，說：“老薛，不瞞你說，這個人你們送來時，一沒有以前醫院的介紹信和病歷，二沒有他的直系親屬或者同事朋友的陪同，所以僅僅靠短時間的觀察，我是不敢給你出鑑定意見的。”
“什麼？”薛隊唰地拉下臉來，“那你讓我風風火火趕過來幹什麼啊？我以爲你都手拿把掐了呢！”“你急什麼？”徐大夫不緊不慢地站起身來，“你們都跟我來，小點兒聲！”我們跟她出了屋，來到走廊裏的一個小門前，看她把門上的小鐵窗撥開一個縫。順着縫隙望去，裏面坐的正是那個自稱方濤的傢伙。那傢伙正對着桌子上的一隻魚缸使勁兒擺弄着什麼。“這是怎麼回事兒？”薛隊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