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隐蔽的危机
闷雷声滚滚而来，一场惊天大风暴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而这场大风暴，既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斗争，更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较量，从一开始，就只是一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至此，杨国忠逼迫安禄山造反的目的终于达到。只是，令他想不到的是，雄起的狼烟烽火，不但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为大唐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奏响了李杨爱情悲剧的序曲，为他杨氏一家敲响了丧钟。
【一 最难当的是宰相】
“宰相，国之名器”。作为大唐的中枢，宰相对政局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玄宗即位后，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政治清明，政局稳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相对李林甫为相19年的时间，之前的宰相相对来说换得极为频繁，这自然是玄宗的策略。如果说前期玄宗在宰相的任免上还是出于为了社稷考虑，后面则完全改变了初衷。越到后来，在宰相的任免上越体现出玄宗的权术。尤其到了李林甫和杨国忠之时，玄宗已经完全是出于一己私利的目的了。
重新回到宰相的话题。宋璟罢相后，接替他的是源乾曜和张嘉贞，源乾曜为正，张嘉贞为副。但实际上，张嘉贞刚愎自用，遇事决断，而源乾曜性格宽厚，加上之前长期担任姚崇的副手，虽名为正，实际上反而成了张嘉贞的副手。后世多认为，这是玄宗的权术所在，有意如此安排，好让二人互相制衡。
两位新宰相都没有姚崇或宋璟的那种锐意进取的精神，但二人也很好地行使了守成的职责。不久后，张嘉贞受弟弟金吾将军张嘉佑贪赃牵累，被免去相职，外放为刺史，姚崇的老对手张说被起用为宰相和兵部尚书。
『注：张说，字道济，又字说之。原籍范阳（今河北涿县），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家洛阳。张说为文运思精密，年轻时文学很有造诣。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策试贤良方正，亲临洛阳城南门主考，张说应诏对策为天下第一，授太子校书，累官至凤阁舍人。』
长安三年（703年），武则天男宠张昌宗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谋反，并胁迫张说作证，张说应允。然而当上廷作证时，张说却慷慨陈词，对武则天说：“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诬证之耳！”张昌宗气急败坏，反诬称张说与魏元忠同谋反。张说又据理反驳，保护了耿直大臣魏元忠。但武则天却因此认为张说是“反复小人”，流配钦州。
中宗复位后，召还张说。睿宗朝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争权，有人上言，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睿宗召集大臣商议此事，众人都知道这事旨在离间挑拨父子关系，以动摇太子李隆基地位，然而却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什么。唯独张说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有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大唐新语·卷一》）睿宗听后十分高兴，这才下旨让太子监国。第二年，又下旨让太子即位。
玄宗开元初，拜张说为中书令，封燕国公。开元元年（713年）十月，玄宗欲召回同州刺史姚崇为相。张说因与姚崇不和，暗中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玄宗不予理睬。接着，张说又使殿中监姜皎向玄宗建议，任命姚崇为河东总管，以阻止姚崇入相。玄宗知是张说的计谋，不顾一再阻挠，仍拜姚崇为相。姚崇任相后，张说私自到岐王李范（玄宗四弟）府邸申述诚意。姚崇知道后告发了此事。玄宗最忌讳宗亲与大臣相结，尤其是自己的儿子和兄弟，这是皇权下特有的对亲情巨大的扭曲。张说本来难逃此劫，但因人求情，只被贬为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他之所以逃过一劫，其中还藏有一段佳话。
张说之前有个门生叫贾全虚，与他十分宠爱的美妾宁怀棠私通。张说发觉后，想依法处置贾全虚。贾全虚大声叫道：“贪色爱才，人人通病，男子汉死何足惜？但明公何惜一女子，竟欲杀死国士，难道明公长此贵显，不必缓急倚人么？从前楚庄不究绝缨，杨素不追红拂，度量过人，古今称羡，公奈何器小至此？”张说对他的话暗暗称奇，就将宁怀棠赐给他，并且送给他们许多财物，打发他们走了。没想到贾全虚后来机缘巧合下到内廷机要处任佣书，所有大臣的密奏，往往先人得知。他看到姚崇告发张说的奏章后，立即奔来相告。张说听说十分着急，苦无计策。贾全虚便送给张说一幅夜明帘，请他献给九公主。张说依计而行。九公主在玄宗面前为张说求情，张说才免于遭祸。
在外放期间，张说并没有就此消沉，他的政绩相当卓著。这也是玄宗又想到张说的主要原因。
此次入相，张说本人感受却是相当复杂。几经宦海沉浮后，在他看来，相位是天堂，但也是地狱，是个荣耀与危险并存的地方。然而，对张说来说，荣华与权力太有吸引力，以致他明知道潜在的威胁，却仍然踏上了这条危险的路。
张说任宰相后，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他有才智，却好受人贿赂。他与姚崇关系不好，二人勾心斗角，互相排挤。姚崇临死时，怕张说将来报复自己的儿子，就对儿子说：“我为相数年，所言所行，颇有可述，死后墓铭，非文家不办。当今文章宗匠，首推张说，他与我素来不睦，若往求著述，必然推却，我传下一计，可在我灵座前，陈设珍玩等物，俟说来吊奠若见此珍玩，不顾而去，是他纪念前仇，很是可忧，汝等可速归乡里！倘若他逐件玩弄，有爱慕意，汝等可传我遗命，悉数奉送。即求他作一碑铭，以速为妙！待他碑文做就，随即勒石，并呈皇上御览。我料说性贪珍物，足令智昏，若照此办法，他必追悔。汝等切记勿违！果能如我所料，碑文中已具赞扬，后想郤寻仇报复，不免自相予盾。”姚崇死后，张说果然前来吊唁。姚崇的儿子姚彝已经按父亲的义演，将珍玩摆列灵前。张说见了珍玩，立即起了贪财之心，忍不住上前摩挲玩弄。姚彝趁机上前说：“先父有遗言，说同僚中肯作碑文，就将遗珍赠他，您是当代文家，倘不吝珠玉，不肖等应衔图报，微物更不足道。”张说欣然允诺。姚彝等再拜称谢，请他快写。张说回去后，立即写了篇为姚崇歌功颂德的碑文。姚家也信守承诺，将珍玩送到张家。姚家得到张说所作碑文后，连夜让人刻碑，还特意将底稿呈上玄宗皇帝。玄宗看了，也极口称赞，说：“似此贤相，不可无此文称扬。”张说事后才醒悟，暗想自己与姚崇不和，怎么能赞扬他，连忙派人索还原稿，只说文章草率，需要修改，不料姚家说已刻成碑，并上呈御览。张说不禁顿足道：“这皆是姚崇遗策，我一个活张说，反被死姚崇所算了。”张说贪小的性格由此可见。
张说脾气暴躁，百官凡奏事有不合他心意的，“好面折之，至于叱骂”，所以与同僚的关系不甚融洽。开元十四年（726年），玄宗召回河南尹崔隐甫，欲授任要官，张说却认为崔隐甫不通文学，难以胜任。玄宗没有听张说的意见，坚持任命崔隐甫为御史大夫。崔隐甫得知事情经过后，心里记恨张说。
御史中丞宇文融，曾建议检括天下游户及籍外占田，设置十道劝农事，分行郡县督责检查。张说担心扰民，屡次从中阻止。宇文融又请求吏部设立十铨，与苏颋等分管选举，张说又极力抑止。宇文融愤怒至极，决心报复张说。
在唐朝，得罪御史台的大臣是一件后患无穷的事，因为御史有权弹劾任何大臣，不管对方的地位有多么显赫。这时候，在张说手下任职的张九龄已经看到了危险，劝说张说立即采取自卫措施，但张说不听，竟然还说：“鼠辈何能为！”
张九龄的忧虑不幸应验。不久，宇文融联合崔隐甫、李林甫，三人共同弹劾张说。罪名是：向术士问吉凶，滥用职权谋求私利，受贿。玄宗十分愤怒，命与张说不和的左相源乾曜进行调查。结果罪名成立，昔日无限风光的宰相顿时沦落为阶下囚。幸好高力士为张说求情，玄宗只是免去他的宰相职位，命在集贤院专修国史。之后，张说专文史之任。
玄宗虽然免去张说的相位，却对他宠遇不衰，“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以征询张说的意见。可见玄宗此时还很清明，他清楚地知道张说的优点和缺点。张说的缺点令其不足以再任宰相，其优点却依然可以为朝廷上佳的顾问。
张说前后三次为相，掌文学之任凡30年，为开元前期一代文宗。张说“喜延纳后进”，张九龄、王翰等等著名文士均常游其门下。他实际上是盛唐前期文学界的领袖人物。张说最著名的代表作为《邺都引》：“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墟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旁高冢多贵臣，娥眉睌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惟有秋风愁杀人。”这首七言歌行写得豪放而不粗率，表现出鲜明的英雄性格和倜傥意气，正是盛唐诗歌最显著的精神内涵。
张说同时还以文章著称。当时朝廷著述多出他与苏颋之手，人称“燕许大手笔”（张说封燕国公，苏颋封许国公）（李肇《唐国史补》）。张说的文章质实素朴，往往在俊爽的文字中展现宏伟的气势，充分展现出大时代的特征。
张说后，玄宗以清廉正直闻名的李元纮接替了张说的宰相位置。李元纮是名门之后，父亲李道广曾任武则天的宰相。因为李元纮是玄宗时期被任命的第一个无科举功名的宰相，世人多认为他是靠荫庇进入仕途。杜暹也被召入中枢，与李元纮、源乾曜形成了所谓的三驾马车。
李元纮早年做雍州司户参军时，曾审理过一件争夺产权的案件。当时太平公主与人争夺磨坊，李元纮秉公判还给原主。太平公主权倾朝野，百官都趋奉她。雍州长史窦怀贞便促令李元纮改判。李元纮不仅不同意，还在判决书上写道：“南山可移，此判难改！”受到民众的广泛好评。
杜暹则是因为善于绥抚将士入相。李元纮与杜暹一文一武，本是很好的搭配。然而，两个人都是刚直之人，意气之争逐渐演变成了中枢的不和。玄宗对宰相之间经常的争吵感到厌烦，将二人都贬为刺史，同时降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留在朝廷使用，但不再是宰相。
『注：源乾曜先后与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同朝。在此期间，他基本上不去主动揽事，只是跟着在下发的文件上签署自己的名字。当举荐他的姜皎因王皇后一事获罪时，源乾曜却没有替姜皎说一句话，因而受到人们的非议。玄宗曾经私下里问高力士：“你知道朕为什么提拔重用源乾曜吗？”高力士深谙侍奉帝王之道，直接回答说：“臣不知。”玄宗说：“那时因为源乾曜的容貌谈吐都很像萧至忠。”萧至忠因为归附太平公主而被玄宗捕杀。高力士继续虚心请教：“萧至忠不是有负于陛下吗？陛下为什么还深深地记着他？”玄宗解释说：“至忠诚国器，但晚谬尔，其始不谓之贤哉？”（《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三·萧至忠传》）这句话大有意味。』
萧嵩替代了源乾曜，宇文融和裴光庭替代了李元纮、杜暹。裴光庭不久后病死，萧嵩此时已经跟天子结成了亲家（玄宗女儿新昌公主嫁给了萧嵩的儿子萧衡），便举荐好友王丘（妻子为中宗女）代替裴光庭。萧嵩想不到的是，正因为他这一举荐，引出了许多事端，也直接导致了他日后的罢相。王丘谢绝了相位，改为举荐韩休。韩休当时以文才著称，一直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并已升任为尚书省右丞。
韩休性情正直耿介，入相后坚持原则和道义，玄宗有了过失，总是直言谏争，毫不让步。而萧嵩恰恰相反，总是顺从玄宗。有一次，玄宗在照镜子，显得闷闷不乐。左右内侍说：“韩休为相以后，陛下消瘦了，何不将他罢官算了。”玄宗严肃地说：“我虽然瘦了些，天下人却一定肥了。萧嵩来奏事，一味地顺从我，他走了以后，我心里不踏实。睡觉也很不安稳。我用韩休，是为了治理国家，而不是为我一人。”
韩休如此峭鲠性情，自然看不惯萧嵩一味顺从皇帝的行为，二人起了剧烈的冲突。这让玄宗相当不快。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这句话很好地应验在玄宗身上。玄宗已经不是当年的求治心了，骄侈心占据了他全部的思想，这个变化明显地应验在大唐宰相的人选上。韩休入相7个月后，两个宰相都被撤换，韩休被调任工部尚书，萧嵩调任尚书省右丞相。玄宗随即任命裴耀卿和张九龄代替韩休和萧嵩。同时，宰相班子中又加进了李林甫。
离开大明宫的李林甫红光满面，踌躇满志。入相是他的目标，却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在心中开始谋划下一步的行动。张九龄被任命为中书令，坐上了首席宰相的位子。他却忧心忡忡，与李林甫的喜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九龄闷闷不乐的原因，就是因为李林甫也进入了宰相行列。
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自小聪颖，7岁即能为文。张说被谪贬岭南之时，遇到张九龄，一见如故。后来张九龄被擢为进士，步入仕途。张九龄入相时，唐朝处在全盛时期，但却又隐伏着种种社会危机。张九龄针对社会弊端，提出以“王道”替代“霸道”的从政之道，强调保民育人，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坚持革新吏治，选贤择能，以德才兼备之士任地方官吏。他的施政方针缓解了社会矛盾，对维护开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
张九龄敢于直言，多次规劝玄宗居安思危，整顿朝纲。时玄宗正迷恋武惠妃，打算废掉太子李瑛，立武惠妃之子为太子。武惠妃也派人传话给张九龄，说如果他出一臂之力，她就支持他继续担任宰相。张九龄却站在了太子李瑛一边，并为保住太子的位置而据理力争。于是武惠妃转而与李林甫结成联盟。
玄宗日益怠于问政，很不喜欢张九龄这样动辄直言批评的大臣，君臣二人多次为一些政事而争吵。不久，玄宗接受李林甫的建议，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罢免了张九龄和裴耀卿的相位，旋贬张九龄为荆州长史。
张九龄为人儒雅，风度翩翩，作为开元盛世的最后一个名相，深为时人所敬仰，王维、杜甫都作诗颂美他。可以说，他是张说之后又一个既有权位又受人钦慕的文坛宗匠。张九龄诗歌成就颇高，独具“雅正冲淡”的神韵。与张说的诗歌重在讴歌功业抱负不同，张九龄的诗歌更多地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在遭李林甫排挤罢相以后，这种态度尤其鲜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追求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举，另一方面又力图持超越态度，把“仕”和“隐”这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不愿为追求功业而屈己媚世。这种进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动姿态设计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而功名事业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诗歌的两条主要轨迹。
在艺术表现上，张九龄的诗歌不像张说那样直抒胸臆，而是以兴寄为主，显得委婉蕴藉。他写月夜的诗，情韵最为隽永，如《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诗中展现出澄澈柔美的夜景，处处渗透着婉约深长的情思，分不清哪是景语，哪是情语，诗里的物色和意兴已经浑然一体了。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张九龄因病在韶州曲江逝世。张九龄曾预断安禄山“必反”，后来果然应验。玄宗追思张九龄的卓见，悔恨不已。张九龄死后，李林甫成为朝廷无可争辩的主宰。宰相，成为大唐盛世隐蔽的危机。至此，表面的歌舞升平，已经掩盖不了潜在的危机。
【二 庸相的价值】
为什么玄宗接受姚崇提出的“宰相权重，不可久任”的建议，实行了频繁宰相轮换的制度，到了李林甫这里却因人而废呢？这个李林甫，后世公认的庸相和奸相，到底有什么本事，能霸居相位19年？
李林甫，小字哥奴，唐朝宗室子弟，唐朝初年长平肃王叔良的曾孙。论起辈分，他还比玄宗高出一辈。不过，因为血缘关系疏远，到了李林甫这里，已经没有世袭的爵位了，宗室血统丝毫没有给他带来辉煌。李林甫能够步入仕途，还是要感谢他的舅舅姜皎。姜皎在玄宗为藩王时即诚心结交，玄宗登基后，姜皎被授秘书监，恩宠无比。后宫宫殿之前种有一棵珍贵的果树，玄宗经常在其叶繁花盛之时前去玩赏。有一天，姜皎叹息道：“真乃嘉树也。”玄宗听后，立即笑容满面地说道：“卿既爱此树，那就植入府中玩赏去吧！”将这棵无比珍贵的果树赏给了姜皎。姜皎先后接受玄宗的赏赐有马匹、珍玩，不可胜数。李林甫因为舅舅所喜爱，一直养在姜府，他从小就看到了权势的魅力，对权力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当时宰相源乾耀执政，与姜皎联姻。李林甫趁机巴结源乾曜的儿子源絮，通过源絮走后门，代求司门郎中一职。源乾耀却不大看得起李林甫，认为：“郎中之职需才德俱佳者为之，哥奴一无赖尔，岂能担当此任？”
李林甫谋官一事大受挫折，不仅是因为源乾耀为人清廉正直，还与当时的体制和历史背景大有关系。当时政治清明，玄宗十分注意整顿吏治，裁减了许多冗官，改变了滥封爵位的恶习。对官员的任用看重才识，在开元二年（714年）还规定，选择京官中有才识的，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在地方任职的都督、刺史如有政绩，则调到京城任京官。改变了历朝历代重京官，轻外任的恶习。玄宗还在殿廷之上亲自对新任命的县令进行考试，对其中不合格的45人当堂罢免，并把主持选官的两个官员予以贬职。在这样的风气下，李林甫遭受挫折就并非偶然了。他只能暗中蛰伏，静待时日。
李林甫受此打击，并没有停止他的钻营。几年之后，被提拔为国子司业，官品从四品下，为国学中的行政事务官。开元十四年（726年），在御史中丞宇文融的提携之下，官至刑部侍郎，有了生杀大权。接着升迁至吏部侍郎。吏部侍郎官品为正四品上，专门掌管官吏的任免，很有实权。
史载李林甫给人的印象是平易近人，和颜悦色，但却“阴中伤之，不露辞色”。时人认为他精通权术，已经玩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一般人为之心惊，即便老奸巨猾者也望而生畏。尤其是他在外表上装得对人极为友善，暗中却加以中伤竟然一点也不露声色，世人谓其“口有蜜，腹有剑”。这就是“口蜜腹剑”成语的来历。
李林甫钻进吏部后，玄宗皇帝的哥哥宁王李宪曾私下求见李林甫，拿出10个人名单，要他优先考虑选补这些人入官。李林甫不问优劣，一口答应下来，只对宁王提出一条要求：“愿绌一人以示公平。”发榜之日，李林甫特意选出一人，张榜宣布：此人作风不正，托王讲情，留待下次冬选。这样一来，李林甫不但赢得了“公正”的美誉，而且趁势巴结了宁王李宪。可谓是一箭双雕。像这样的事情还有许多。
当时武惠妃宠倾后宫，企图立自己的儿子寿王为太子。李林甫探知内情，通过宦官向武惠妃表露：“愿护寿王为万岁计。”（《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三·李林甫传》）两位野心勃勃者走到了一起，李林甫也很好地把握了历史的契机。之后，武惠妃常在玄宗面前赞扬李林甫，玄宗由此对李林甫印象很深，为他以后当上宰相打下了基础。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宰相裴光庭死。李林甫立即通过裴光庭的夫人出面，谋求相位。裴夫人是武三思的女儿，武三思曾经对高力士有恩。野史记载说裴夫人与李林甫有染，裴夫人在高力士面前为李林甫苦苦哀求。高力士当时权倾朝野，对旧主人不好一口拒绝。不过，高力士为人谨慎，选相又是大事，他不敢轻易向玄宗提起，只是暗中等待机会。不久，玄宗决定任用韩休为相。高力士立即把消息告诉了裴夫人。李林甫知道后，马上向玄宗上奏，推荐韩休为相。
韩休当上宰相后，听说是李林甫举荐他，异常感激，于是向玄宗推荐：“吏部侍郎李林甫为宗室之后，才德兼备，且有宰相之才！”武惠妃经常在玄宗那里吹耳边风，玄宗对李林甫印象很好，现在又有新宰相推荐，于是任命李林甫为黄门侍郎，随后便升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再进兵部尚书。历史就这样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李林甫空手套白狼，竟然真的入阁拜相了。梦想实现得如此轻易，这让李林甫又瞄上了宰相中位置最高的首辅之位。
当时的宰相还有张九龄和裴耀卿。张九龄知道玄宗预备任命李林甫为相时，直谏劝阻说：“陛下今日若以李林甫为相，他日恐怕国无宁日了！”此时玄宗在位已久，沉迷于武惠妃的温柔乡，不免怠于政事。然而，每当商议政事时，张九龄和裴耀卿两位宰相事无巨细，都要与玄宗据理力争。这让玄宗相当不快，不过也不好表露什么，但对待张九龄和裴耀卿的建议就不那么听得进去了，依旧坚持任命了李林甫。天子对待肱股重臣微妙的情绪变化被李林甫捕捉到了，他一面巧伺上意，一面开始寻找机会排挤张、裴二相。
每次上朝时，张九龄，裴耀卿两位宰相对李林甫稍稍谦让，李林甫则居于中间，眉宇之间露出得意之色。时人看到这种场面，惊呼“一雕挟两兔”，认为他们二人终究要遭李林甫的陷害。
朔方节度使牛仙客治军很有政绩。玄宗知晓后，欲以牛仙客为尚书，还准备给其封户。张九龄听说此事之后，与李林甫商议道：“封赏乃国之大事，只能给予名臣大功者。牛仙客，只是一边将，不过工作做得好些，就能马上封赏吗？愿与李大人在朝廷争之！”李林甫一口答应下来。次日上朝，张九龄据理力争。李林甫却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张九龄的固执激怒了玄宗，20多年的承平天下，天子已经听不进任何逆耳的话语。大怒之下，玄宗罢朝而去。而李林甫却趁机上奏说：“仙客有宰相之才，尚书之职乃大才小用，有什么不可以的？九龄乃一文吏，过于囿于古义，有失大体；再者，天下者，陛下的天下，陛下用一官吏，有何不可？”玄宗见有大臣支持自己，大喜，就加封牛仙客为陇西县公。并且夸赞李林甫为相而不专权。从此，玄宗便有意与张九龄疏远了。
李林甫曾引荐萧旻为户部侍郎。萧旻不学无术，有一次在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同行庆吊”时，当众错读一字。严挺之深感遗憾，就对张九龄发了几句牢骚。张九龄凡事认真，便以不学无术弹劾萧旻，贬为歧州刺史。李林甫由此怨恨严挺之，刚好有件事主动撞上门来。
严挺之曾经休妻，前妻后来改嫁给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因贪赃下狱。前妻无奈之下，只好求严挺之相救。大概出于补偿的心理，严挺之立即全力设法营救王元琰。李林甫使人奏告玄宗，说严挺之私袒王元琰，应该连坐。张九龄为严挺之辩解，认为其中不应会有私情存在。玄宗却道：“卿不知，虽离之，亦却有私。”皇帝这样说了，张九龄不便再求情，只好请裴耀卿代救严挺之。李林甫却乘机上言：“耀卿、九龄都是朋党。”玄宗早已经有疏薄张九龄之意，乐得有个借口，于是借此案将张、裴两人罢相，贬严挺之为洛州刺史。
『注：天宝元年（742年），玄宗重新想到了严挺之的才干，便问李林甫查询：“严挺之现在何处？此人应该重用。”李林甫立即召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到府“叙故”，貌作亲密状，说：“皇上很惦念尊兄的近况，现在应作一计策，以求晋京觐见，必有重任。”并出了一主意，让严损之替兄长写一状纸，“奏称风疾，求还京师就医”。严损之很感激地照办了。李林甫拿着状纸，告诉玄宗说：“严挺之年事已高，近来又得了风疾，陛下可以给他个闲职，以便就医。”玄宗嗟叹良久，只好授严挺之以员外詹事，命去东都洛阳养病。』
罢朝之后，李林甫目送远去的二位老相，得意万分，阴阳怪气地问：“左右丞相何在？”一旁的诸位大臣听见，无不心寒，且胆颤心惊。李林甫旋即升为中书令，终于成为群臣之首。
不久，李林甫协助武惠妃构陷太子李瑛。玄宗尚迟疑到底要如何处置太子，便召来宰相李林甫商议。李林甫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此乃陛下家事，臣等不宜介入。”李林甫做作的话，反而促使玄宗作出了决定。不久，便将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废为庶人并赐死。天下人为之痛心，号之为“三庶人”。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武惠妃因数见三庶人的冤魂作祟，忧怖成疾，于当年死去。武惠妃的死，使得李林甫在废太子李瑛事件上所立的大功顷刻化为乌有。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加紧促使玄宗立武惠妃之子寿王为太子。玄宗却因为太子冤死而迟疑不决，寝食难安。高力士察知其难，进言说：“立嫡以长，谁敢言者！”终于促使玄宗下定决心立三子忠王李玙（后改名为李亨）为太子。李林甫错失一着，但并未就此罢休，之后发生了多起构陷太子李亨的事件，将会在后面的篇章中论述。
再讲几个关于李林甫的有趣故事。
李林甫有6个女儿，他在客厅的墙壁上开了一个横窗。每当有贵族子弟到他家来，他就让6个女儿在窗内窥视，自由选婿。这既表现出一个封建家长的大度与宽容，也是与大唐盛世自由奔放的风气一脉相通。
李林甫的表亲中有人得了儿子。幼儿初生，照例要表示庆贺。《诗经·小雅》“斯干”有“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的描写，所以后世就将生男称为“弄璋之喜”，生女称“弄瓦之喜”。李林甫粗鄙无文，在信中称“知有弄獐之庆”。堂堂宰相，以“璋”为“獐”，一时传为笑谈。
李林甫在家中设有一个专用厅堂，形如弯月，号称“月堂”。每当要排斥陷害某位大臣时，李林甫就住进“月堂”，绞尽脑汁地思考，任何人不得打扰，如果他欣喜若狂地从堂内出来，则肯定是有个政敌将要“家碎矣”。李林甫出于打击异己的需要，还蓄意培植一批酷吏为亲信。他举用了曾被玄宗批评为“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的吉温和“为吏深刻”的罗希奭作为心腹。吉温、罗希奭两人审理狱案，完全按照李林甫的意旨进行，制造了许多冤案。凡是落入吉、罗两人之手的李林甫政敌，没有一个能逃脱厄运，所以时人称之为“罗钳吉网”。
李林甫为人奸险，但却藏而不露。若与之初次接触，还觉得可敬可亲，天长日久，便会发觉他深不可测。李林甫每次上奏时，必先贿赂宦官和后宫嫔妃，连皇宫的伙夫、宫女也委以重金，作为耳目。如此，玄宗的一动一静，李林甫便了如指掌。为了自己能够无所顾忌地行奸作佞，李林甫采取指施，竭力做到“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他曾经召集朝廷所有的谏官，明目张胆地讽喻谏臣缄口。补阙杜琎偏不理睬，坚持上书言政。李林甫为了杀一儆百，当即将其贬为下令。自此，“谏官皆持禄养资，无敢正言者”。
李林甫还“善养君欲”。玄宗自武惠妃死后，霸占了儿媳寿王妃杨玉环。李林甫身为首辅，却缄口无言，任其所为。当玄宗信奉道教以求长生之术时，李林甫又“舍宅为观以祝圣寿”，讨取皇帝的欢心。为了保证玄宗的奢靡消耗，李林甫甚至不惜改变经济法令，以增加赋税的措施来聚财。此时，玄宗皇帝年事已高，怠于国事，将政务全部交托给李林甫。李林甫长期的为所欲为，倒行逆施并没有招致政敌们有力的反击，相反他却能把持权柄直至终老相位，这与他“柔佞多狡数”、善“迎合上意”的政治权术有关。
李林甫结怨甚众，他儿子李岫对此非常忧虑恐惧。一天，李岫陪李林甫游后花园，看到有个下人正在拉很重的东西。李岫指着下人对父亲说：“人久处钧轴，怨仇满天下，一朝祸至，欲比此人得乎！”（《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李林甫听了，很不高兴，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还能怎么办呢？”可见他本人心里非常清楚，因此每每担心遭刺客暗算。以前的宰相“驺从不过数人”，到了李林甫这里，“出则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他晚上睡觉也不踏实，“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瓮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徙床，虽家人莫知其处”。把自己家里搞得机关重重，神秘莫测，甚至连家人都防范，其内心的虚弱可见一斑。
这个时候，玄宗越来越只关心自己的家事，日益沉溺于温柔乡中，对政治感到倦怠。从而导致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远比他的前任宰相们全面。天宝三年（744年）十二月的一天，玄宗一时高兴，对亲信宦官高力士炫耀地说：“自开元二十四年至今，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清闲处之，把政事全委任于李林甫，你看如何？”高力士感到玄宗不理政事而任凭李林甫独断专行不正常，对朝廷不利，便善意地提醒道：“天子巡狩，古之制也，陛下应当坚持。再说，天下大柄，不可转于他人。李林甫威势既成，谁敢对他怎样？谁能奈他何？”高力士对李林甫并无恶感，他一切的出发点只是要保护玄宗的地位，他已经机警地看到李林甫独揽大权的潜在威胁。但玄宗却不以为然，反而接受不了高力士对李林甫的评判。高力士一看，知道自己说话不合皇上的心思，得罪了皇上。他立即跪倒在地，自责道：“老臣狂痴，说出妄言，真是罪该万死。”从这件事中，高力士接受了一个很深刻的教训。从此之后，他再也不敢深言天下之事，不敢深言玄宗之得失。
『注：唐朝最终是亡于藩镇之手，然而，直接原因却是宦官专政。高力士则历史上宦官处理国家政务第一人。高力士，潘州（今广东茂名）人，本姓冯，名元一，“冯盎曾孙也”（《新唐书》）。冯盎因武略过人，被隋文帝杨坚授为金紫光禄大夫，官拜汉阳太守。隋亡之后，岭南一带地方势力多被冯盎收伏，归于其麾下。时有人向冯盎提出说，大唐初建，尚无力顾及僻远的岭南地区，不如自封南越王，独霸一方。这个建议即被冯盎拒绝了。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冯盎率自己的兵马归附唐朝。唐高祖李渊对冯盎甚为器重，让他仍旧管辖当地事务，并授冯盎上柱国、高罗总管之职，晋封为吴国公，不久改封为越国公。他的两个儿子也分别被授予春州刺史、东合州刺史。冯盎全家此时可谓显赫一时。贞观二十年（646年），冯盎去世，家道逐渐中落。嗣圣元年（684年），冯家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取名为冯元一，他就是后来的高力士。论辈分，他是冯盎的曾孙。唐长寿三年（694年）二月，有人诬告岭南流人谋反，武则天派司刑评事万国俊以监察御史衔前去查处。万国俊到广州后，将流人300多人驱至水滨全部斩杀。与流人有来往的也受株连。潘州刺史冯君衡（冯元一之父）因受此案牵连而被抄家。冯元一时年10岁，免死被阉，改名力士，圣历元年（698）入宫。力士年幼时行事聪慧、口齿伶俐，很得武则天赏识，让他留在身边，给事左右。后力士因犯小过，被鞭挞后逐出宫。老宦官高延福收养了他，作为螟蛉之子，从此，力士改姓高。高延福出自武三思门下，高力士因此也常往来于武三思家。通过武三思的说情，武则天把高力士重召回皇宫。经过这一番挫折，高力士体会到宫廷生活的险恶。此后，他待人处事更加谨严、慎密，遇事三思而后行，果然再没有出什么纰漏，重新获得了武则天的信任。此时高力士已经成年，身高六尺五寸，性格谨慎缜密，办事精明干练，善传诏令，受任宫阉丞，掌管宫内的法纪制度，出入管钥。景龙二年（708年），临淄王李隆基在藩邸集才勇之士图谋帝位，高力士倾心巴结，李隆基把他引为知己。四年（710年），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杀韦后、安乐公主和武氏党羽，睿宗复帝位，立李隆基为皇太子。高力士参与谋划有功，擢升为朝散大夫、内给事，掌管宫内百事，常侍太子左右。太极元年（712年），高力士协助已经是玄宗皇帝的李隆基，再一次发动宫廷政变，诛杀了太平公主及其死党。高力士因功迁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正员。开元初（714年）加封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天宝初（742年），玄宗加封高力士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天宝七年（748年），加封高力士为骠骑大将军。至此，高力士的权力和地位达到了顶峰。玄宗对宦官的倚重较前朝尤甚，高力士地位的上升就是明证。虽然高力士仅仅充当着皇帝心腹的角色，未曾越位擅权，但唐朝后期宦官专宠乱政的局面，却正是因此而起。唐代初期，唐太宗李世民曾定下制度，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着黄色服，由官府给以粮食，所干之事仅看守门庭、传递诏命而已。中宗时，宦官受宠，官秩七品以上者有千余人，但能够穿红官服的还很少。唐制规定，文武官贯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绿，五品服浅绿。唐玄宗因高力士平息太平公主叛乱有功，破格授予三品官阶。此例一开，再也无法抑束，三品官阶授予宦官，逐渐成为常事。以至于到了后来，宫中3000多个宦官中，拥有三品将军称号者极多，能够穿戴紫色和红色官服的竟达千余人。宦官的得势也从此时开始。可以说，唐中后期宦官得以猖獗甚至把持朝纲，同他们受到皇帝太多的信任、拥有太高的官职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件事上，唐玄宗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玄宗宠信高力士，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说：“力士在，我寝乃安。”意思是有高力士管事，他才能睡得安稳。高力士权倾朝野后，常宿禁中。“四方奏请皆先省后进，小事即专决”。由此开宦官处理国家政务的先例。因高力士有能力一言兴人，一言废人，投机钻营之徒皆投其门下。朝廷内外大臣也纷纷讨好高力士，就连显赫一时的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高仙芝、宇文融、韦坚、杨慎矜、安思顺等人也不例外，全部是因为巴结了高力士，才能爬上将相高位。高力士身为宦官，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但为了显赫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仍娶妻纳妾。河间人吕玄晤在京师长安为小吏，有个女儿吕国姝颇有姿色，且躬行妇道，高力士遂娶来为妻。吕玄晤随即升为少卿刺史，吕国姝的兄弟也都做了高官。后来吕玄晤的妻子去世，高力士为岳母操办了隆重的葬礼。朝中的官员也争相交赠祭礼。从吕府到吕夫人墓地之间的道路上，送葬的官员车马相接，相望不绝，排场绝不亚于王侯将相的葬礼。高力士是历史上第一个公然娶妻的宦官，自从他开了这个先例，其后，宦官纳妻者不在少数。高力士家产之富有非王侯能比，但他仍然利用机会大加敛财。他经常以为皇室采办之名，派小宦官到各地掠取财货，派出的人每次都是大获而归。高力士及其同党的甲第池园，良田美产，几乎占去京城的十分之六七。高力士还不满足于既得的财富，想占有得更多。有一年，高力士出钱在长安建造了宝寿佛寺，在兴宁坊建造了一座道士祠，都是巧工雕凿，镶金挂玉，就连朝廷建造的寺观也为之逊色。高力士特意在宝寿寺内铸了一大钟。钟铸成之日，广宴宾客，京城的达官贵人、豪商富贾都应邀赴宴。在宴会上，高力士提出新钟铸成，每杵一下，需要纳钱10万作为礼钱。在坐的人为讨得高力士的欢心，争先纳钱扣钟。多的人击至20杵，少的也有10杵。仅这一次宴请宾客，高力士的收入就难以数计。他还拦河筑坝，修建了5座水力推动的碾子，每天可磨300斛麦子。真是生财有道！高力士平素谨慎，善于观察时势，从不随意开口讲话。又因为在宫中时间已久，见到过各种危险和阴谋，所以就明哲保身。就是他自己亲近的人，如果受到皇帝的斥责处分，他也不轻易相救。所以，玄宗始终对他有信任，君臣二人的私人感情很好。加上高力士“性格淳和，处事周谨，少有大错”，观时俯仰，轻易不敢骄横，于朝廷内外亦无大恶名，与诸王公大臣都能保持和谐的关系，当时朝中的大臣也并不讨厌他。但他对玄宗晚年用人行政有颇大影响，尤其在李林甫任相上，高力士起了关键的作用，因此他对后来的政治腐败有一定的责任。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危及两京。十五年（756年）五月，玄宗避乱入蜀，高力士随往，玄宗另一个贴身宦官转而投奔了安禄山。行至马嵬坡，将士哗变，杀杨国忠，并胁迫玄宗杀杨贵妃。玄宗犹豫不决，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谋反？”高力士从旁进谏说：“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玄宗遂命高力士缢杀杨贵妃，最终以贵妃之死解决了马嵬坡兵变。至成都后，高力士因护驾有功，受封齐国公。高力士在历史舞台上演出最精彩一出戏，是他一手撮合了杨玉环和唐玄宗的旷世姻缘，是他成就了杨贵妃，也是他在马嵬坡缢死了杨贵妃。杨贵妃成也力士，败也力士。真是美人一笑媚千古，空留长恨在人间。』
可以说，李林甫已经是权倾朝野，朝堂上无人能与他抗衡，就连太子李亨都畏他如虎。不过，有一个人正开始崛起，并且迅速威胁到李林甫的宰相地位。这个人就是后来改名为杨国忠的杨钊。
杨钊未发迹前嗜赌如命，多有劣行，因与杨贵妃的姐姐（即后来的虢国夫人）私通，为族人所不齿。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时，杨钊正在赌场豪赌。当时的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闻知此事，派人急召杨钊。杨钊心生疑惧。章仇兼琼以上宾之礼接待杨钊，称杨钊为“兄”。杨钊受宠若惊，一时不知所措，后来知道是自己的堂妹封了贵妃，表他为官，不禁喜出望外。
杨钊一到京师长安，便被授以金吾兵曹参军、闲厩判官。章仇兼琼也因为杨钊斡旋被召回朝廷，任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由于杨钊经常出入赌场，工于计算。每逢禁中传宴，杨钊掌管樗蒲文簿（一种娱乐活动的记分簿），常常锱珠不差，令玄宗刮目相看，赞道：“真乃度支郎之才也！”这样，杨钊到长安不久，便被提拔为监察御史，日渐得到玄宗的宠信。
天宝七年（748年），杨钊建议玄宗把各州县库存的粮食、布帛变卖掉，买成轻货送进京城，各地丁租地税也变买布帛送到京城。他经常告诉玄宗，现在国库很充实，古今罕见。于是，玄宗在八年二月率领百官去参观左藏，一看果然如此，很是高兴，便赐杨钊紫金鱼袋，兼太府卿，专门负责管理钱粮。九年（750年）十月，杨钊因为图谶上有“金刀”二字，请求改名，以示忠诚，玄宗赐名“国忠”。
李林甫构陷太子李亨时，杨国忠十分尽力，以讨李林甫的欢心。其实，李林甫对杨国忠这样的无赖之徒，是非常厌恶的，因杨贵妃的关系，才对他比较客气。二人一唱一合，互相利用。在虢国夫人的帮助下，杨国忠对玄宗的动静、喜好了如指掌，每每行事，必合玄宗心意，深得玄宗喜爱。在不到一年的工夫里，已身兼十五余职，成为朝廷之中仅次于李林甫、王鉷的重臣。杨国忠的崛起，李林甫始料不及，等他觉察已太迟了，李林甫便与杨国忠开始了权力之争。
李林甫老谋深算，杨国忠内心不自安，生怕李林甫陷害自己。便上表请自领剑南节度使，却留在京师长安。吉温本与罗希奭同为李林甫的心腹，人称“罗钳吉网”，此时他见杨国忠日渐受皇上恩宠，便投靠了杨国忠，为之出谋划策。杨国忠便与吉温策划陷害依附于李林甫的王鉷。
王鉷事母至孝，也非常喜爱弟弟王銲。但王銲长期在哥哥的庇护下生活，内心阴暗，对哥哥的权势十分忌恨，发誓有朝一日要超过王鉷。王銲与武将刑縡友善。天宝十一年（752年）四月，野心勃勃的王銲与刑縡密谋，准备率右龙武军万余人发动政变。不料计划泄漏，玄宗让御史大夫王鉷处理此事。王鉷得知自己的弟弟王銲被牵扯进去，便故意缓办此案，只派万年、咸宁两县县尉前去捕其余党。这时，杨国忠率军前去镇压，邢縡亦率同党持弓箭大刀与之格斗。正在酣战之际，高力士率领400名飞龙甲骑赶到，形势急转直下，刑縡在混乱之中被官兵斩杀，余党死伤无数。王銲被擒获，后被杖杀，其兄王鉷受到连累，也被赐死。
王鉷死后，所任之职全部落在了杨国忠身上，杨国忠一时权倾天下，正如杜甫在一首诗中写道：“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杨国忠借助机会穷追不舍，多次向玄宗密奏李林甫与王鉷结党营私，玄宗便开始疏远李林甫。李林甫极为痛恨。在吉温的策划之下，李林甫的亲信萧炅、宋浑皆被借故逐出朝廷，李林甫竟无计可施。在杨贵妃和杨国忠的内外夹击下，李林甫的失败不可避免。但他实在不甘心，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浪，最后竟然败在一个以裙带关系发家的无赖小儿手里。
不久，形势竟然出现了转机，开始向有利于李林甫的局面发展。南诏侵犯唐王朝边境。杨国忠当时领剑南节度使，应该前去平定叛乱。李林甫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可以借此机会把杨国忠外遣。
这也正是杨国忠所担心的事情，他生怕出征在外，李林甫趁机进行诬陷，使他无回朝之机。杨国忠在退朝之后，跑到后宫向玄宗推辞此事，连杨贵妃也亲自出面求情。杨国忠本以为能够推辞掉此事，不料玄宗认为杨国忠出征立下战功后便可封其为宰相，安慰杨国忠说：“卿暂到蜀地处置军事，朕屈指待卿，还当入朝。”（《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杨国忠无可奈何，只好踏上征战的路途，一路上惴惴不安，始终放心不下长安的局势，生怕有变。因为他很清楚，李林甫在才能和手腕上比他高一筹。
老天爷帮了杨国忠！在杨国忠离开长安不久，李林甫便一病不起。玄宗派御医前去诊治，并赐给李林甫许多美味佳肴。李林甫触景生情，不禁落下泪来。玄宗想看望李林甫，就来到降圣阁上，手执红巾遥望，召唤李林甫。又派快马召回杨国忠。杨国忠见诏大喜，立即掉转马头奔回长安，一路之上如坐春风，和出征时的心情迥然不同。杨国忠回到长安之后，拜见了玄宗，不及更衣洗尘，先到李林甫床前。一见到李林甫，不觉双腿一软跪在地下。李林甫闻知杨国忠前来，企图挣扎坐起，最终没有成功，只好躺在床上接见杨国忠。杨国忠生怕李林甫心有奸诈，不敢抬头正眼看他。只见李林甫有气无力地说：“我是将死之人，我死之后公当入相，请公善待我的儿孙，身后之事就托付你了！”说罢，潸然泪下。杨国忠慌忙推谢，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这件事颇为生动地展现了李林甫、玄宗和杨国忠三人之间的关系，及种种微妙之处。
天宝十一年（752年）十一月，李林甫在痛苦中死去。在与杨国忠这一回合的争斗中，李林甫失败了，败给了他最看不起的人，或许他死也不会瞑目吧。
翌年正月，李林甫尸骨未寒，杨国忠和安禄山合谋，告发李林甫与阿布思谋反，安禄山还让阿布思部的降将来朝作证说李林甫与阿布思约为父子。玄宗信而不疑，“下吏按问”。李林甫的女婿谏议大夫杨齐宣怕受牵连，便按照杨国忠的意图出了证言。二月。玄宗决定“制削林甫官爵；子孙有官者除名，流岭南及黔中”。并且还劈开李林甫的棺材，挖取含在口内的珠玉，剥下金紫朝服，另外用小棺按庶人的仪式埋葬。曾经位极人臣的李林甫，只落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李林甫做了19年宰相，最大的特点就是专权。他曾召集谏官说：“现在明主在上，群臣顺从还顺从不过来，用不着多说话。你们不见仪仗中的马，吃的是三品的马料，但是不能叫，一叫就给牵一边去，悔之何及！”天宝六年，玄宗下诏广求天下之士，有通一艺以上者都可到京师应试。李林甫令郡县严加拣试，报上来的人又让吏部严加复试，结果没有一人及第。李林甫竟然还向玄宗祝贺说：“野无遗贤。”意思是天下能干的人都已经在朝中为官了。唐朝设三省六部，做宰相的通常是五六人到十几人不等，李林甫却排斥他人，独自专权19年之久。
安史之乱后，玄宗逃到四川避难。当时肃宗已经称帝，奉玄宗为太上皇。肃宗每任命宰相等重要大臣，总要派人向玄宗汇报。玄宗闲来无事时，便和身边郎官裴士淹品谈肃宗新任命的这些人物，逐渐谈及以前的旧臣。玄宗评论历任宰相，从姚崇、宋璟以下几十人，都很允当。当时在许多人的眼中，都认为玄宗已经老糊涂了。裴士淹大概也是这种看法，想不到玄宗还能目光如炬，所以又是惊讶，又是佩服。后来，裴士淹试探问玄宗对李林甫的看法。玄宗愤愤地说：“此人妒贤嫉能，举世无比。”裴士淹大吃一惊，目瞪口呆地愣了半天，才问道：“陛下既然知道，又为什么要任用他？”玄宗沉默不应，表情极为复杂。
中国有句俗话：“宰相肚里能撑船。”意思是宰相的才能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胸襟和气度。李林甫这样妒贤嫉能的一个人，何以为相19年，恩宠不衰呢？固然，李林甫工于权术，以善于“口蜜腹剑”著称于世，为了求官保位不择手段。然而，归根到底的原因，却是在玄宗本人。可以说，李林甫在天宝年间的专权，正是玄宗所要求的。天宝初年，玄宗年事已高，对国家和朝廷中的政事逐渐厌倦，一心想追求享乐。当高力士以防止大权旁落为由劝阻后，玄宗还发了怒。之后，高力士在政事上不敢再轻易表态。由此可见，玄宗的“君王从此不早朝”是对李林甫姑息养奸的直接原因。重要的历史人物，既不能不受当时实际情况的制约，但又能起到加速或延缓历史过程的作用，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低估的。
然而，玄宗不理政事20余年，对朝廷中的大事却依然是十分清楚的。他倦于政事，但并不糊涂，只不过是实在不愿意大力整顿，以免耗费了他沉迷于声色的时间。宰相李林甫独断专权，为天下人所厌恶，玄宗心中相当清楚。但他仍然坚持任用李林甫，表明李林甫有相当的利用价值。李林甫专权时，确实起到了代理玄宗、总摄百官、镇摄朝廷的客观作用。
与裴士淹谈论时，玄宗始终没有提令李林甫身败名裂的反叛一事，可见他很清楚，李林甫仅仅是一个权臣，并非叛臣。李林甫在位期间，迎合上意，杜绝言路，妒贤嫉能，排斥异己，深为文人士大夫所痛恨。不过，李林甫身居相位，凡事勤谨，处理公务，增修纲纪，各有法度，朝中一般的政事，李林甫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尤其是安禄山个人非常畏惧李林甫，这种关系对维持朝廷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到杨国忠诬陷李林甫谋反，天下人都认为李林甫冤枉。而这些事，玄宗再清楚不过。他对李林甫的感受相当复杂，要评价李林甫，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所以才沉默不应裴士淹的话。
李林甫诚然是庸相。庸相如同贤相一样，也是应时而生，自有他的价值。只不过，对帝王来说是价值，对百姓和国家来说则是灾难。李林甫专政所带来的恶果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消逝，19年来，朝廷上下已习惯于他的强硬控制。他死了，大唐再没有一个能控制全部朝廷的大臣。而玄宗，这个曾经的英主，依旧不想管事。在当时的情势下，由于李林甫大力的排挤，朝中确实没有堪任宰相的人。玄宗已经懒惰了很久了，不想再费心劳力去为大唐选一位能干的宰相。权衡之下，玄宗便选择了一条最省事的道路——任命贵妃的堂兄杨国忠为宰相。这一令皇帝省心省力的决定，无疑将大唐带进了更痛苦的深渊。
关于杨国忠，他连庸相都称不上。杨国忠尽管善于宫廷政治权术，以及因为杨贵妃的裙带关系而对玄宗个人有巨大的影响，他的才干却根本不能与李林甫相比。杨国忠曾经说过：“我本微寒，以女宠得进，非有功绩。在我有生之年，既然已不可能得到好名声，就只有穷奢极欲，及时行乐！”这话和西汉时主父偃的“日暮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之”如出一辙。在玄宗一朝中，杨国忠是最该否定的政治人物。他为官期间，只忙于跟两大政敌斗争，一是李林甫，另一个是安禄山。李林甫死后，他便将矛头对准了安禄山。以一己之忿，无事生非，扰乱朝政。这里不再用专门的篇幅讲述他，在后面讲述安禄山时还会陆续提到。
李林甫死后3年整，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以“诛杨国忠”的名义谋反，史称“安史之乱”。李林甫倘若不死，势必还将继续在相位当下去。以他的手段，安禄山势必不敢谋反。而杨国忠，应该继续忙于与李林甫斗法，没有多大机会去撩拨安禄山造反。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
【三 安禄山的发迹】
安禄山，营州柳城（治龙城，今辽宁朝阳）杂胡，小名扎荦山。母亲阿史德氏为突厥族女巫，安禄山年幼时父亲就死了，一直随母亲住在突厥族里。他母亲后来嫁给了突厥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安延偃。安禄山也就冒姓安氏，名叫禄山。
安禄山随其母到突厥部落不久，该部落发生内讧，部众四散逃生。安禄山与其继父哥哥的儿子安思顺一起逃到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先经营小生意，因懂得6种民族语言，很快就当上了互市牙郎（贸易居间人）。任互市牙郎期间，安禄山既善于处理各种纠纷，又敢于同当时恶少争斗，因此不久就以勇敢善斗闻名于幽州。同时担任互市牙郎的还有安禄山的同乡和好友窣干，窣干日后改名为史思明。不久，二人觉得担任互市牙郎没有什么前途，便一起投军效力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帐下，担任捉生将。从这个时候开始，安禄山才算正式加入了大唐军队的编制，开始食君俸禄。这个时候，连他自己也想不到，20年后，他会将大唐帝国搅得天翻地覆。
『注：互市是我国历史上不同民族或不同地方割据政权之间的一种特殊经济交往与沟通形式，通常是在边境选取进行通商贸易的地方。唐代互市的基本内容是丝绢贸易和茶马贸易。突厥等游牧民族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它必须向中原农业社会寻求畜牧业所无法生产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战争掠夺的手段外，还可以通过朝贡和互市来解决。』
在任捉生将期间，安禄山经常带领轻骑兵袭击与唐王朝为敌的契丹人。因为熟悉边境一带的山川地形，安禄山经常能立奇功。他曾经率手下三、五名骑兵出去活捉契丹人数十名而回。节度使张守珪对此大为惊奇，此后对他另眼相看。加上安禄山狡黠奸诈，善于揣度人心，张守珪青睐有加，便收他为养子，以军功加官为左骑卫将军，担任平卢讨击使。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三月，奚和契丹反叛，张守珪派安禄山讨伐。“禄山恃勇轻进”，结果中了奚、契丹人的埋伏，被打得全军覆没，安禄山只身单骑逃回幽州。张守珪依军法要处斩安禄山。临刑前，安禄山大呼道：“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
张守珪性情慷慨，亦爱惜安禄山骁勇。只是军令如山，沉吟下就写了一纸呈文，将其解送长安，任由朝廷处置。张守珪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住安禄山的性命。因为这时候的大唐天子非但不昏聩，反而被广泛认同是位出类拔萃的统治者，态度亲切，体贴臣属。
安禄山被押送到京师后，先遇上了当时的中书令（宰相）张九龄。早在3年前，张守珪派安禄山入朝奏事，张九龄就对安禄山印象不佳，认为他有反相，曾经对侍中裴光庭说：“将来乱幽州者，必定是这个胡人。”此时既然有机会除掉隐患，张九龄自然不会放过，便在张守珪的奏文上批道：“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批示按军法处斩。
然而，事情果然如张守珪所料：玄宗看了张守珪的呈文后，认为安禄山是个少有的人才，应该赦免，让他带罪立功，所以只是下令免去安禄山的官职，作为一般的士卒在军前效力，“以白衣将领”。张九龄又上奏说：“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坚持请求杀掉安禄山。玄宗说：“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
实际上，玄宗用来反驳张九龄的例子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因为历史上“王夷甫识石勒”的典故中，王夷甫并没有看错人，事实证明他的确眼光独到。晋朝石勒少年时有大志，曾随本邑商人到洛阳贩卖物品，王衍惊异于他的声貌，认为此“胡雏”有奇志。王衍字夷甫，时任太尉，喜谈老庄，所论义理，随时更改，时人称为“口中雌黄”。石勒起兵后，王衍为石勒所俘，甚至劝石勒称帝，以图苟活，结果为石勒所杀。
之后虽然张九龄多次固争，玄宗最终还是赦免了安禄山，为后来的天宝之乱留下了隐患。这样一来，安禄山反倒因祸得福，虽然暂时丢了官，却在天子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朝野中也成了知名人物，为其日后的飞黄腾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回到幽州后，张守珪对安禄山更加另眼看待，给他创造了各种机会立功赎罪，还让他负责接待朝廷派往幽州的各方面人员。安禄山生性圆滑，谄媚巧言，善于窥伺人情，使出浑身解数，曲意巴结、贿赂朝廷来的官员。不久，安禄山就赢得朝廷各方面的一片赞誉之声。
就在同一年，窣干也跟安禄山一样，开始时来运转。
窣干，突厥人。据史书记载，窣干从小瘦弱不堪，头发几乎全部脱落，而且驼背弯腰，单肩上耸，眼睛鼻子长得都不是地方。长大以后，他的相貌变得好看一些，以作战勇猛、足智多谋而闻名远近，也因此与安禄山结为好友。
不久，窣干因欠官府债款，走投无路下，逃到了北边的奚族地区，被奚族人抓住。奚族人一向排外，预备杀死这个外来人。窣干急中生智，大声说：“我是大唐派来与奚王和亲的使者，你们杀了我，就惹下了灭族的大祸。”此时唐朝军威虽然不及太宗时期，但依旧十分强大。奚族人见窣干一本正经的样子，信以为真，不敢轻易得罪大唐的使者，就送他去见奚王。窣干见到奚王，竟然长揖不拜。奚王虽然十分恼怒，却畏惧大唐的势力，不敢对窣干无礼，还以贵宾的礼节接待他，并决定派人随窣干去朝拜大唐皇帝。窣干对奚王说：“你派去的人数目虽然不少，但多是浅薄之徒，这样的人怎能去见大唐皇帝呢？我听人说，你手下有一个才干超群的琐高，何不让他去呢？”奚王听从了窣干的意见，派琐高带着300人跟随窣干去朝拜大唐皇帝。这一行人快到卢平的时候，窣干暗中派人先去通知卢平守将裴休子，煞有介事地报告说：“奚族人派来的精锐将士马上就要到了，他们嘴上说是朝拜天子，实际是来偷袭卢平，你应该做好准备，先下手为强，干掉他们。”裴休子相信了窣干的话，预先布下埋伏。等奚族使者进入卢平后，唐伏兵一拥而上，将奚族一行人杀了个一干二净，单单留下琐高。
窣干把琐高押送到张守珪那里。张守珪见奚族人中号称最有才干的琐高被抓来了，欣喜异常，认为窣干为唐朝立了大功，当即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窣干大加赞赏。在张守珪的全力保荐下，玄宗召见了窣干，交谈后，称他是世间奇才，当场授予他大将军、北平太守的职务，并赐名思明。
史思明能够临危不惧，随机应变，这份胆气，即便在猛将如云的唐军中，也是不多见的。史思明的才能和计谋之深也由此可见。安史之乱爆发后，他便成为大唐仅次于安禄山的第二号劲敌。
安禄山和史思明各自有了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后，官运就开始一路亨通起来。而发现二人的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则开始走下坡路。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六月，降附于东突厥的奚、契丹部落，不断进犯唐边。幽州镇将赵堪与白真陀罗假借张守珪之令，让平卢军使乌知义率兵攻打潢水（今西辽河，位于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之北）上游北的奚部。乌知义不愿出战，白真陀罗又矫称皇帝制书，迫其出战。乌知义被迫领兵出战，先胜后败。张守珪闻讯，竟隐瞒败状，奏报获胜。事情泄露后，玄宗命内给事牛仙童前往调查。张守珪重重贿赂了牛仙童，将败责归于白真陀罗，迫其自杀。
本来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此时牛仙童深受玄宗宠信，为其他宦官嫉妒，共同联合起来揭发了此事。玄宗得知真相后大怒，诏杀牛仙童。另一名宦官杨思勖负责行刑，将牛仙童“缚于格，箠惨不可胜，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尽乃得死”。（《新唐书·卷二百零七·宦官杨思勖传》）死状十分悲惨，五代后晋主修唐史的张昭远和贾纬在描写这段史实的时候也毛骨悚然，发出了“其残酷如此”的感叹。张守珪则因旧功减罪，被贬为括州（治今浙江丽水东南）刺史，到任没几天，背部生疽而死。
『注：杨思勖和高力士为玄宗最信任的两名宦官，“思勖屡将兵征讨，力士常居中侍卫”。杨思勖为历史上著名的宦官将领，70岁高龄还在驰骋沙场，忙于镇压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不亚于“老当益壮”的东汉名将马援。但杨思勖性情残忍，“鸷忍，敢杀戮好杀”，加上是宦官身份，历史上获评不佳。据说被他抓到的战俘，大部分都被先活剥下了面皮，然后再拉出去示众。他手下的将士们都对其相当地敬畏，无人敢正眼看他。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杨思勖死，此时他已经80有余，距他残杀牛仙童还不到一年时间。』
张守珪是开元年间唐朝著名的边帅，他长期戍边，戎马倥偬，多次与突厥、吐蕃、契丹作战，从一名下级军官成长为威震一方的将领，史书上称赞他是“立功边城，为世虎臣。”（《旧唐书·卷一百零三·张守珪传》）张守珪上任幽州节度使不到两年，便以军事打击和离间相结合的手段，屡败契丹，极大地稳定了幽州以北边境的局势，使幽州多年来的混乱局面稳定下来。玄宗对张守珪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稳定局势非常满意，准备封他为宰相，“上美张守珪之功，欲以为相”（《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但遭到宰相张九龄的反对。玄宗不甘心，欲“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职”。张九龄又劝阻说：“守珪才破契丹，陛下即以为宰相；若尽灭奚、厥，将以何官赏之？”玄宗这才作罢。张守珪虽没被封为宰相，但他在皇帝和大臣们心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高适有《燕歌行》，其中“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之句即是吟诵此事。
张守珪死后，安禄山一路青云直上。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任平卢军兵马使。二十九年（741年）三月九日，加官特进。当时，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到了平卢。安禄山刻意逢迎张利贞，极尽贿赂之事。张利贞归朝上奏，盛赞安禄山，于是，玄宗就任命安禄山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知左厢兵与使及度支营田水利、陆运副使，兼任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和顺化刺史。天宝元年（742年）正月初六，分平卢另立为节度使镇，任命安禄山为左羽林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柳城郡太守，持节充平卢军摄御史大夫、管内采访处置等使。二年（743年），安禄山入朝，“奏对称旨”，玄宗重重奖赏，加为骠骑大将军。三年（744年）三月，授安禄山范阳长史，充任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平卢节度使，其他职务如旧。胡人任将帅、领节度使，进而兼领节度使等，自安禄山开始。同月，安禄山赴任，玄宗敕令中书门下三品以下正员外郎长官、绪司侍郎、御史中丞于鸿胪寺亭子祖饯。五年（746年），吏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出巡归来，上表称赞安禄山公直、无私、严正、奉法。六年（747年）正月二十四日，加授安禄山兼御史大夫。
安禄山到京师朝见玄宗，百计谀媚，外似愚痴，内实奸狡。上朝后，安禄山先说：“臣生长蕃戎，无异材可用。愿以身为陛下死。”玄宗没有回答，但私下却非常喜欢。
玄宗又命太子出来与安禄山相见，安禄山对太子不下拜行礼。玄宗左右的人因此责问，安禄山回答道：“臣子是胡人，不懂法度，不知太子是何官职？”玄宗说：“是未来的皇帝。”安禄山说：“臣是愚笨之人，只知道有陛下，不知道有太子。”左右令安禄山赶快拜见太子，安禄山这才下拜。玄宗认为安禄山老实，忠君志诚，更加喜欢，赞赏他纯朴。事见唐人姚汝能所著《安禄山事迹》。
天宝七年（748年）元月，玄宗赏赐安禄山铁券。天宝九年（750年）五月，玄宗又赐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从此开唐朝将帅封王的先例。
安禄山到了晚年，身体相当肥胖，据说体重达350斤，肚皮垂到膝盖下面。有次安禄山朝见，玄宗指着他的大肚皮笑着说：“你腹中装的是什么东西，如此庞大？”安禄山随口答道：“没有其它东西，只有一颗忠于陛下您的赤心。”玄宗听后更是无比喜悦。
因为体重，安禄山走路的时候，总要左右用肩膀抬挽起他的身子才能移步。而玄宗每次叫他跳《胡旋舞》时，他的动作又能敏捷得像风一样快，令人惊讶。安禄山骑驿马赶赴京师，一路上各个驿站中间都要筑台以供他换马用，叫做“大夫换马台”。不及时换马，他所骑的马就会被他的体重压死。驿站的人为了买安禄山骑的马，就用五石重的土袋来试验，如果能驮的，就用高价买下来，饲养好了等候安禄山来骑。并且还要在马鞍前再连着放一个小鞍，用来放安禄山的肚子。
安禄山多次到长安，参加宫廷和官场的活动，这使他充分了解到朝廷的腐败和虚弱。安禄山每次入朝经过龙尾道时，总是南北侧目窥察，很久才进殿去。可见他心中对大唐的锦绣河山，已经开始有蠢蠢欲动的念头，感到天下可图，朝廷可欺，不免暗生异志。
『注：唐朝主要宫廷为大明宫，正殿为含元殿，是举行重大庆典和朝会的地方。殿基高出平地10多米，由此可以俯视整个长安城。殿前向南伸出三条平行的阶道，长78米，称为“龙尾道”。武官上朝的时候，走西边的龙尾道；文官上朝的时候，走东边龙尾道。』
前面已经提到，唐王朝建立之初，实行强干、弱枝，强本弱末的统御朝臣、将帅策略。选用忠诚厚道的名臣坐镇边关，以防拥兵自重，而且规定，朝臣不得久任某一边关大帅，更不准在朝为臣者遥领边关大帅，或此一边关大帅兼任彼一边关大帅。那些在任边关任大帅期间立了战功，且享有较高声誉的大臣都可入朝担任宰相。至于蕃将，像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既具备统兵用将的才能，又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谋略，还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人，也不能独当一面担任边关大帅，而必须由朝廷派一个汉族大臣做大帅，让他们当副手，以此来防蕃将循东晋五胡十六国之先例，另立江山。
到了开元年间，玄宗意欲征服边疆各异族，为使边关大帅了解情况，形成强有力的征讨军事集团，连续十余年都不调换边关大帅，并让皇子、宰相等遥领边关军队。等到李林甫揽政时，为巩固相位，杜绝像王忠嗣一类的文武兼备的边关大帅入朝为相，夺去己宠，向玄宗建议任命蕃将担任边关大帅，理由是蕃将既熟习边疆其它异族的生活、战斗习俗，又勇猛善战，可以使朝廷及早完成统一大业。好大喜功的玄宗认为李林甫言之有理。就打算放手任用蕃将担任边关大帅。玄宗作出这一决定时，安禄山刚刚才被任命为平卢兵马使。
李林甫此举，固然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权位，不过也透露出他对蕃将的轻蔑，认为胡人不能举大事。而李林甫与安禄山之间，关系也是相当微妙的。
安禄山初见李林甫的时候，仗着玄宗的恩宠，态度怠慢，相当不恭敬。李林甫瞧在眼中，却不动声色。当时大夫王鉷也专权用事，和杨国忠齐名，李林甫托故把王鉷叫来，让安禄山站在一旁。当时王鉷身兼二十余职，恩宠无比，见了李林甫也只能卑词趋拜，满脸媚笑。李林甫向王鉷问对，十分精审，王鉷对答，百倍地恭敬。安禄山在一旁不觉瞪大了眼睛，态度也恭敬起来。王鉷说话越谨慎，安禄山的态度也就越恭敬。李林甫看见安禄山态度的转变，这才胸有成竹地对安禄山说道：“安将军此次来京，深得皇上欢心，可喜可贺。将军务必好自为之，效命朝廷。皇上虽春秋已高，但宰相不老。”安禄山听了李林甫的话，心中深惧。
天宝九年（750年）八月，玄宗册封安禄山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出外巡边，以便自己在宫中与杨贵妃安享太平。意得志满的安禄山，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京都长安回镇。回镇不久，为了逢迎唐玄宗的好大喜功，使自己得到更大的宠幸，安禄山又苦思冥想出一条诡计：用安抚奚族和契丹为幌子，召部落首领到军营宴饮。在宴饮的酒中放入麻醉药，当喝了药酒的奚族和契丹人毫无反抗力时，让一群如狼似虎的伏兵突然杀出，切瓜砍菜般地对奚族和契丹人大加砍杀。并将十几个部落酋长的首级割下，装在盒中送往长安，向唐玄宗报功请赏。玄宗见状，更加感到，有安禄山一日在边关，他便可高枕无忧，在京城安享清福。
玄宗好大喜功，间接助长了边境将领好战风气。安禄山为了邀功请赏，邀击两蕃，肆意侵掠，经常挑起对异族的战事。边关许多部落自危，也开始对唐朝有二心。
在玄宗招抚、重用、拉拢安禄山的过程中，杨贵妃扮演了一个颇为热闹的角色。安禄山听说杨贵妃宠冠六宫，知道她在玄宗身边的重要作用，便竭力巴结，请求拜杨贵妃为养母。当时杨贵妃年仅29岁，而安禄山已经45岁。
安禄山入朝拜见，总是先拜杨贵妃，后拜玄宗。玄宗感到奇怪，便问他是何缘故。安禄山回答道：“胡人先母后父，所以我先拜贵妃。”玄宗听后龙颜大悦，认为他憨厚耿直，心无城府，对他竟不戒备。每次入宫，不但让杨贵妃亲自陪坐，还诏令杨氏五兄妹与他结为兄弟，以示亲近。
为了慰劳“劳苦功高”的安禄山，玄宗还特命朝廷给安禄山在京城修建一座府第。这座为安禄山临时修建的府第中，全部选用上好的材料制造器具杂物，金银器皿占了大半。既使这样，玄宗还怕安禄山不满意，谆谆告诫具体督造安府的官员说：“你们一定要供应充足，胡人眼光颇大，不能让他笑话我们。”
当安禄山带着8000奚契丹降俘、运着几十车珍禽异宝到达长安之际，玄宗亲自前往望春宫，专候安禄山入谒。而杨氏兄弟姐妹更是率领众多的仆从、驾着无数豪华的车轿在戏水迎候。以至当日皇宫到戏水之间，冠盖蔽野，从者塞道，掀起了一股常胜将军凯旋班朝的热潮。
欲壑难填的安禄山乘机启奏玄宗说：“儿臣久在边关，多得京中诸臣照应。今蒙父皇赐宅，意欲借机在新邸宴客，报答诸公恩德。但又怕群臣不肯赏脸。望乞父皇诏命群臣赴宴，以酬儿臣之愿。”于是玄宗又亲自下达手谕，命宰相李林甫以下的所有朝臣，尽行赴宴。安禄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向百官显示：“李林甫虽然执掌你们生杀予夺的大权，然而跟我也只不过平分秋色，你们也该怕我吧。”
李林甫迫于唐玄宗的诏命，虽然不得不勉强赴宴，但在宴会中又对安禄山不时冷言冷语，像老妪剥笋一样，在漫不经心之间将安禄山的伪装层层剥落，把安禄山的野心一一揭穿。安禄山觉得如坐针毡，如芒刺在背，心惊胆战，冷汗淋漓，不敢再向李林甫夸耀。但李林甫并不愿与安禄山为敌，只是想煞一煞他的威风，让他俯首听命于己。所以，宴会结束后，又单独与安禄山交谈，对其倍加抚慰。虽然李林甫赴宴灭了安禄山的威风，使其不敢过分地飞扬跋扈，但唐玄宗的特别恩宠，又确实使安禄山权倾朝野，想入非非。
此后李林甫每次和安禄山讲话，都能猜透安禄山的真实心思，安禄山心里暗暗惊服。安禄山善于拍马屁，将玄宗哄得服服帖帖，对满朝文武倨傲无礼，任意侮慢朝臣，唯独畏惧李林甫一人。只要李林甫开口说话，虽值盛寒之时，安禄山也不免冷汗淋漓。李林甫问安禄山任何事情，安禄山丝毫不敢隐瞒，将李林甫奉若神明。
李林甫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并不敢轻易得罪安禄山，见安禄山意屈，也不免暗自得意，之后便恩威并施。慢慢地，二人关系亲密起来，安禄山亲切地称呼李林甫为“十郎”。安禄山人在范阳时，每逢派人向朝廷奏事，便叮咛问候李林甫。奏事之人从长安回来，所问的第一句话不是别的，而是问“十郎何如”。安禄山曾对亲近之人说：“我安禄山出生入死，天不怕地不怕，当今天子我也不怕，只是害怕李相公。”对李林甫的忌惮之心可见一斑。这话也道出了当时的局势：天子忙于享乐，朝政尽为李林甫把持，他能不怕吗？鉴于此，后世不少人认为，安禄山后来的谋反，是与继李林甫为相的杨国忠不能像李林甫一样，对他既拉、又打，恩威并用，只知道一味靠强力相逼关系很大。
安禄山虽是胡人，却深知“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他派其心腹部将刘骆谷常驻京城长安，负责窥探侦察朝廷的一举一动，并及时地将朝廷的各种动态飞马通报。李林甫的奏本与玄宗准备起用蕃将担任边关大帅这一重大举动，当然也很快被通报给了安禄山。安禄山得知这一情况后，喜出望外，一面加紧贿赂张利贞等出巡幽州的朝廷命官，一面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地给玄宗和李林甫进献战俘、各类杂畜、各色珍禽异兽、珍珠宝物。并及时入朝向玄宗表白自己的忠贞不二：向李林甫倾诉自己只愿作宰相的骁将，不敢想给宰相捧书、献墨的心声。因此进一步使玄宗感到称心，李林甫觉得放心。这样，安禄山一路平步青云，直至被赐铁券、封王爵。
安禄山能够快速起家，既与安禄山本人性情阴险狡诈、善于逢场作戏，外表却给人一种憨直、诚朴的印象有关；又与宰相李林甫的自私、狭隘、嫉贤妒能分不开；更与玄宗的好大喜功，偏听偏信直接相关。在当时的局势下，安禄山出现得正逢其时。谁又能料得到呢，唐朝廷一手捧上来的宠儿，竟然会造成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势态。
天宝十年（751年）正月一日，是安禄山的生日。玄宗赐予的生日礼物有金花大银盆、金镀银盖碗、金平脱酒海、马脑盘、玉腰带等36件器物，杨贵妃赠金平脱装、内漆半花镜、玉合子、玳瑁刮舌篦、耳篦、犀角梳等物品多件。又召安禄山进宫，杨贵妃用锦绣做成的大襁褓裹住安禄山，让宫人用彩轿抬起，欢呼声震天动地。玄宗派人去问在干什么，去的人回来报告说：“是贵妃为儿子安禄山三天洗身，洗好了之后又把他裹了起来，所以欢笑动地。”玄宗亲自去观看，十分高兴，因此赏赐给杨贵妃洗儿金银钱物，尽兴而散。从此，官中都叫安禄山为禄儿，允许他自由出入，不受禁制。自此，安禄山经常出入于后宫，与杨贵妃对饮、同食，有时竟然整夜在后宫与杨贵妃欢笑嬉闹。
安禄山与玄宗及杨贵妃的关系，在荒唐闹剧之后又亲近了一层，以致于常有野史杂谈说安禄山与杨贵妃关系暧昧，通宵戏狎。明人蒋一葵在《尧山堂外纪》中记录说：有一次杨贵妃喝醉了酒，将衣服掀起来，“微露乳，帝扪之曰：‘软温新剥鸡头肉。’安禄山在傍曰：‘滑腻凝如塞上酥。’帝笑曰：‘信是胡儿，只识酥。’”三人亲昵之情由此可见。据说后来安禄山起兵造反，争夺杨贵妃也是主要的目的之一。
安禄山刻意伪装讨好玄宗与贵妃，玄宗也被他忠诚、憨厚的假象所迷惑，日夜沉溺于轻歌曼舞之中，对安禄山的包藏祸心毫无知觉。
【四 蠢蠢欲动的暗流】
安禄山仕途顺利，常蒙玄宗越格、超常赏赐，但并不知足，反而又要求兼任河东节度使。为满足安禄山的这一要求，玄宗特调原河东节度使韩休珉为左羽林将军，而让安禄山代他兼任河东节度使。至此，安禄山就一身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个节度使，成为拥兵割据一方的封疆大吏。他手中领兵20余万，占全国镇兵总数的近一半。
安禄山的受宠使当时朝中一些想继续向上爬的官员也纷纷曲意逢迎。担任郎中的吉温用尽心机讨好安禄山，并想方设法与他结拜为兄弟。吉温本来是依靠巴结李林甫才步入仕途的，但此时他认为李林甫年老多病，无法长期依附，于是就与安禄山私自结交。安禄山也愿意结交吉温为心腹，经常借谒见玄宗之便，夸奖吉温如何如何有才干。因此，当安禄山兼领河东节度使，要求吉温担任副使、知留后，具体管理河东节度府事务，玄宗立即允诺。吉温又保荐大理寺司直张通儒担任留后判官，协助他理事。如此一来，安禄山就开始交结心腹，壮大自己实力。
当时连担任御史中丞的杨国忠也常在安禄山上殿、下殿时搀扶、导引，有意讨好。这使得安禄山有些忘乎所以，但朝中还有一个令安禄山寝食难安的人——这就是李林甫。安禄山派驻长安的心腹部将刘骆谷经常去探李林甫的口风。如果刘骆谷转告说李林甫说安禄山的好话了，安禄山必然会兴高采烈。反之，如果刘骆谷说李林甫说了，要安大夫好自收敛一些，安禄山一定会双手按床叹息说：“唉，我命休矣！我命休矣！”
安禄山身边一些有野心的谋臣干将看到如此情景，便想将赌注下在安禄山身上。他们假托图谶符命，劝安禄山说：“您现在一身兼任三镇节度使，兵多将广，刑赏由己，为何还要受李林甫的控制呢？我们测解图谶符命，都表明您当代唐为帝。请您不要有违天命！”
此时的安禄山，已经身兼三镇节度使，成为势倾北国的显赫人物。“赏刑己出，日益骄恣”，又见唐朝内外“武备堕弛，有轻中国之心”。不过，安禄山此刻的还是相当感激玄宗，毕竟他平步青云、位极人臣，全仗了大唐天子的恩宠。只是他担心玄宗年事已高，万一有变，将来太子即位，而他过去为了讨好玄宗，曾经见太子没有下拜，大有嫌疑，因此十分惧怕，便开始为自己准备后路，于范阳筑雄武城。表面上是表示抵御敌寇，暗地里却贮藏了大批兵器。
安禄山豢养了同罗以及投降的奚、契丹曳落河8000余人为亲信，称为“曳落河”，胡语中是“壮士”的意思。还有家僮教习弓箭100余人，对他们给予恩赏信任，丰厚供给，使他们感恩涕零，竭诚效忠，骁勇善战，一可当百。又畜养了战马数万匹，牛羊5万多头。
在安禄山的阵营中，确实有不少才华出众的汉族文人与武将。安禄山的主要谋士张通儒，是贞观年间著名监牧张万岁的后裔，因受唐朝廷排挤，被迫投靠了安禄山。武将田承嗣，原为卢龙小校，但治军有方。在一个大雪天，安禄山巡视诸军，到田承嗣营寨，静若无人，入阅士卒，无一人不在。安禄山大为惊讶，田承嗣遂得安禄山器重。武将孙孝哲、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润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庆等将领无一不是久经沙场、骁勇善战，都非等闲之辈。
安禄山还刻意笼络各路人才，为己所用。比如高尚，本名不危，范阳无清人，有才，曾“薄游河朔，贫困不得志”，常叹道：“高不危当举大事而死，岂能啮草根而活邪？”（《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他作了安禄山的高级幕僚后，竭力效命，“出入卧内”，备受安禄山的重用。
据《安禄山事迹》载，安禄山叛唐主要是在高尚、严庄等人煽动下组织起来的。因为安禄山是一介武夫，大字也不认识几个，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远见，政治能量也很有限。后来安禄山叛唐组织部署、出兵口号、策略、发动叛乱时机的选择等具体事项，无疑都是其文武谋士炮制的。
但此时的安禄山虽然大力为自己的小算盘作准备，却还没有真正谋反的打算，他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对付外番上。安禄山多阴谋诡计，经常引诱奚人和契丹人的首领参加宴会，动辄数十人。事先却在酒里下毒，在鸿门宴上毒死这些部落首领，然后把这些人的头颅砍下来，装进盒子里，献给朝廷报捷。安禄山此举虽然有些残忍，非大丈夫所为，但却是个省事省力的法子，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玄宗听说后大喜，愈发认为安禄山是大唐边关的长城。
为了保持战功，安禄山每年都要向朝廷进献俘虏、牛羊、驼马，还有珍禽奇兽，珠宝异物，络绎不绝。进贡几乎每个月都有，经过的郡县疲于转运，因此弄得民不聊生。
天宝十年（751年）秋天，安禄山出兵大举进讨契丹，调集三镇士兵6万余人，用奚族骑兵为前锋。然而事不凑巧，当大军行至平卢时，突遇大雨，弓箭和弩机都湿透了，松弛而拉不开。大将何思德向安禄山请示：“军队兼程远道而来，一定疲劳困顿，战斗力不足，不如暂时休兵，张开阵势来威胁敌人，不出三天，敌军必定投降。”安禄山听后大怒，要杀了何思德来号令三军，何思德于是请求为先锋报效死力。据说何思德的长相很像安禄山，契丹人看见何思德，以为他就是安禄山，于是疯狂拥上，何思德瞬间被肢解。
此时，担任前锋的2000奚族骑兵不愿攻打自己的亲人，乘机全部叛逃，反与契丹兵马合兵一处，反过来进攻安禄山。安禄山的马鞍被射中，马鞭、弓箭都丢了，发夹和鞋子也掉了，仅与部下20个骑兵逃走。上山的时候，因为匆忙慌张，安禄山掉进了泥坑中。他的儿子安庆绪和部将孙孝哲死命才把他拉了出来。又跑了数十里，天已经全黑，敌骑这才停止了追击。安禄山投奔平卢城而来。平卢骑将史定方领精兵3000来救援。契丹兵知道援兵已到，就解围而去，安禄山才得以逃脱。
天宝十一年（752年）三月，安禄山又发动蕃奚步骑20万进攻契丹，以报去年秋天的兵败之耻。玄宗诏派朔方节度副使李献忠发兵协助禄山共同讨伐奚、契丹人。
李献忠是突厥人，原名阿布思，是九姓胡人的首领。开元初年，阿布思被默啜打败，请求投降唐朝内附。天宝元年，阿布思到京师朝见，玄宗对他礼遇有加，赐名李献忠。阿布思美貌英俊，多才而有胆略，代理为蕃人首领。他厌恶安禄山的人品，不与安禄山往来，安禄山因此怀恨在心，出兵，特意奏请朝廷命阿布思为将，共同讨伐契丹。阿布思此次接到出兵诏命后，既不敢违抗朝廷诏命拒不发兵，又怕安禄山乘机暗害自己。因此，他决定在出兵途中乘机带领部众逃归漠北。不想，事不遂人愿。阿布思在率众逃归漠北途中，正好与回纥兵相遇。回纥人早知道阿布思投降了唐朝，以为他是奉唐朝之命前来征讨的，不由分说，便同阿布思的部众进行鏖战。阿布思无心抗敌，也没有解释的机会。结果混战中阿布思被杀，部众四散。
安禄山却因此拣了个大便宜，乘机坐收渔人之利，收容了逃散的阿布思部众，军力得以壮大。从此，安禄山的精兵无敌于天下。另外，安禄山还动员他统辖区的少数民族商人到全国各地从事贸易活动，趁机收罗大量的珍奇异宝，集中了成千上万的各种刀、枪、剑、戟等军需物品。
安禄山每次提出的要钱、要粮、要兵马的请求，玄宗从不拒绝。在玄宗皇帝的眼中，只有尽力满足安禄山的要求，才能牢牢地将他笼络在身边。后人总说安禄山是逆臣，到底是谁给了逆臣权力？在用人的眼光上，晚年的玄宗是相当昏庸花聩的。然而，安禄山却是一只狡猾而精明的狐狸，加上他身边有一批野心十足的政客，皇帝的恩养只能促使他更快地羽翼丰满。
凑巧的是，正当安禄山摩拳擦掌之时，曾使安禄山危惧不已的奸相李林甫于天宝十一年（752）十一月死去。志大才疏的杨国忠凭借杨贵妃之力，继任右丞相兼管财赋收支，权倾天下，专横跋扈。公卿以下的官员，都怕他如怕李林甫。至李林甫死后，安禄山的军政实力已十分强大，更加肆无忌惮，不把杨国忠放在眼内。杨国忠没有能力控制安禄山，便只能“屡言禄山有反状”，总对玄宗说：“安禄山威权太盛，必为国患。”可安禄山已然是“恩宠日深”，玄宗相当不以为然。他也知道杨国忠把朝政搞得乱七八糟，只是看在杨贵妃份上，懒得多管了，只想怡然度过晚年。但玄宗表面上依然安抚杨国忠说：“禄山有禄山的权，你也有你的权。你们二人，一个主内，一个管外，互不相犯。再说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相互间理应精诚合作，共商大事！”
可杨国忠并不死心，一心要对付安禄山。他继任为相后，既无威服安禄山的手段，又无制衡安禄山的气度，唐朝兵权的内轻外重以及政治腐败，已使君臣上下对边境节度使的飞扬跋扈束手无策。杨国忠自己都不会想到，他这样一个赌徒，竟然会成为引导历史走向的重要历史人物。他之后针对安禄山的种种措施，竟然会在关键时刻起了巨大的作用，直接触发了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动乱，导致了大唐国势江河日下。
杨国忠得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与安禄山不和，便想拉拢哥舒翰来对付安禄山。
哥舒翰与安禄山同为胡人，却一向不和，这起因还要从安思顺说起。安思顺为安禄山族弟，二人少年时关系密切。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与哥舒翰分别控制河西、陇右两地，经常有纷争。安禄山恨哥舒翰，也是因为安思顺的缘故，动静闹得连天子都知道了。玄宗把安禄山和哥舒翰视为国家栋梁，常常劝他们和解以兄弟相称。
天宝十一年（752年）冬天，安禄山和哥舒翰同时入朝参拜，玄宗想找机会使他们二人修好，因此就命高力士在驸马崔惠童府上的池亭里设宴款待二人。安禄山领悟玄宗的意思，便在席间跟哥舒翰套近乎说：“我的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您的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胡人。我们二人的血统、族类基本相同，为何不能深交厚爱、共图大业？”哥舒翰当时也看出皇帝的意图，不好不领情，便回答说：“古人曾经说过：山野中的狐狸向着自己的洞窟嚎叫礼拜，是因为它不忘本的原故。老兄如果能够与我亲善，我怎么敢与您不同心呢？”然而，知识浅薄的安禄山并没有理解哥舒翰引经据典的真实含义，反而认为对方是借此讥讽自己是胡族人，极为愤怒，当场发作，对着哥舒翰叫骂道：“你这个突厥杂种竟敢如此无礼！”哥舒翰闻言大怒，站起来就预备回敬安禄山。而此时在一旁作陪的高力士连使眼色，暗示哥舒翰不得肆意妄为。哥舒翰强压心头怒火，佯假酒醉，提前退席。如此一来，二人从此积怨愈深。杨国忠得知此事后，喜出望外，决定利用哥舒翰来压制安禄山。
天宝十二年（753年），趁哥舒翰新近收复九曲部落之机，杨国忠向玄宗保奏哥舒翰兼领河西节度使，并赐封西平郡王爵位。与哥舒翰结援后，杨国忠自以为有恃无恐，屡次在玄宗面前提到“安禄山必反”。此举无异于撩拨安禄山造反。玄宗却不相信，杨国忠就煞有介事地说：“陛下若不信臣言，试遣使征召禄山，看他敢不敢来。”于是玄宗就派使者征召安禄山。
安禄山因提前得到留在京师的耳目的通报，所以一接诏令，便立即进京。这件事使杨国忠在玄宗面前的信誉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从此玄宗更加相信安禄山，对杨国忠所说的“禄山必反”类的话，根本不听。
然而，安禄山在京城逗留期间，杨国忠的敌意已是昭然若揭。安禄山自长安返回范阳后，一进军门就笑对诸将说：“此次入京，如入虎穴。今幸脱险归来，可谓万幸。将士们，你们也升官了！”将士顿时欢声雷动。从这个时候开始，安禄山才开始忧虑不自安，反意渐露。大唐最有权势的将领和大唐宰相之间的对抗无法扭转，一个手握重兵，控制了北方和东北的边镇，一个控制着京师和朝廷，于是，便向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对抗演变。
可笑的是，安禄山族弟安思顺此刻已经看到形势不妙，担心安禄山日后造反连累了自己。此人与安禄山一样，心计甚深。有一次，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立下战功，玄宗任命高仙芝为河西节度使，以代替安思顺。安思顺暗中操作，让一群胡人用刀割掉耳朵划破脸皮的方式请愿，请求留下安思顺。玄宗又下制书，仍让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为了日后不被连坐，安思顺接连上奏朝廷，说安禄山将来必定会反叛的。虽然玄宗当时没有相信，但当安禄山叛乱真的爆发时，因为安思顺有奏在先，玄宗没有连坐他。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安思顺日后还是死在了死对头哥舒翰手中，这将在后面一章中提到。
对于杨国忠进言说“安禄山谋反”，玄宗不为所动。实际上是因为玄宗也知道杨国忠是个草包宰相，所以，他宁可相信安禄山，也不愿意去相信不学无术的杨国忠。为了诓骗安禄山进京，好收集谋反的证据，杨国忠联合吏部侍郎韦见素上奏，提出让安禄山为相，派贾循去镇守范阳，派吕知海去镇守平卢，派杨光翙去镇守河东。
玄宗想到安禄山能入朝为相，朝夕相见，大为兴奋，就立即予以批准。但诏书草就后，玄宗又留中不发，先派宦官辅璆琳去窥探禄山是否愿入朝为相。辅璆琳带着玄宗赐赠禄山的珍奇异宝到范阳去见禄山。禄山事先接到长安密报，早知辅璆琳的来意，于是以厚礼贿赂辅璆琳。辅璆琳回京复旨，大说安禄山赤心为国、三镇防务任重难离之类。玄宗也明白过来，杨国忠此举无非是要对付安禄山，便拂然不悦，对杨、韦二人说：“朕推心置腹地对待禄山，禄山为人诚朴，绝不能反叛。你们这些人就是心胸狭隘，容不得禄山。今后，你们就不用管安禄山的事了，省得忧虑，由朕独自决断。”杨国忠和韦见素只好唯唯而退。
从此以后，杨国忠打定主意，要采取一切极端的手段，逼迫安禄山谋反，以造成既成事实，取信于玄宗。这个不学无术的大唐丞相，为了一己私恨，开始把大唐带向一个更加苦难的深渊。
玄宗想高枕无忧地终其天年，但也觉察出有些不对头的地方，担心会有大乱子，心里没有底，便对高力士说：“我现在老了，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又有什么忧虑的？”高力士明白玄宗话后面的意思，小心地说：“我听说在云南的军队屡遭挫折。而且边将拥兵大盛，一旦有变，陛下如何制之？”玄宗说：“你不要再说了，让我慢慢想一想。”他想的结果也只能是自欺欺人，尽量维持下去。但大势所趋，无论玄宗还是高力士都无法挽回了。盛唐的没落，均田制的破坏，政府财政开支的膨胀，禁军的腐化，外重内轻局面的形成，所有这些都由来已久。
关于安禄山谋反一事，玄宗实在是拿不定主意，他愿意相信安禄山，内心却始终有些忐忑，但这复杂的心意无法向外人表露，便问杨贵妃道：“杨国忠屡次进言禄山欲反，妃子你说，安禄山待我们如此忠诚，会谋反吗？”杨贵妃此时正为最喜爱的白鹦鹉“雪衣女”死了而伤心难过，摇头叹息说：“您看，我哪有心情管这个，别问我了！”玄宗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唉，真闷！”堂堂大唐天子，竟然在“安禄山反与不反”如此重大的事上只说了“真闷”。从此，凡是有再言“安禄山谋反”者，玄宗便命执送于安禄山处，任安禄山处理。
此时，身在范阳的安禄山收到身在长安的长子安庆宗密报，得知杨国忠派人包围了自己在京的住宅，暗中处死自己的门客李超，既恨且惧。唐朝廷再派使者来时，总是以生病为由，不出门迎接。即使相见也是盛陈武备，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玄宗曾派给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裴士淹到范阳后，一直等了20多天，才见到安禄山。裴士淹宣读诏书时，安禄山也不下跪修人臣之礼。
天宝十四年（755年）六月，玄宗以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在长安与荣义郡主成婚为由，亲手发诏征召安禄山入京观礼，安禄山称病，拒不入京。
不久，辅璆琳收受安禄山厚贿之事被人揭发，还查出了许多辅璆琳与安禄山来往的信件。玄宗极为震怒，本要将辅璆琳斩首示众，以儆效尤。高力士担心因此激怒安禄山，劝阻了玄宗，于是改以“采办不力”的罪名，赐辅璆琳死于内庭。
此刻，玄宗已经开始坐不住了。种种迹象表明，他一向信任的忠厚憨直的安禄山并非是个忠心耿耿的臣子。思虑了很长时间，玄宗没有采取任何军事上的防范措施，只派中使冯神威带着手谕去安抚安禄山，顺便探听一下情况。
冯神威日夜兼程赶到范阳，不料安禄山事先已得到消息，知道辅璆琳受贿事泄被处死，心中极为恼怒，“及闻诏至，竟不出迎”。冯神威不见安禄山前来接诏，只好直抵他的府邸。安禄山大排兵仗，杀气腾腾。冯神威宣读诏书时，安禄山端坐在床上，毫无敬意，言辞也倨傲无礼。冯神威见势不妙，不敢多说一句。几天之后，冯神威回到京师，向玄宗复旨说：“好险啊，臣险些不能再见到大家了。”便把整个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安禄山谋反只是时间的问题了。玄宗却还是将信将疑，他也曾想过要收回安禄山的兵权，但安禄山羽翼已丰，难以制服，唐朝廷已经进入极度危险的不稳定状态。最重要的是，玄宗始终不能想象安禄山会谋反，此时的他，年老体衰，不想再节外生枝，只想安安静静地与杨贵妃度过晚年，把乱摊子留给儿子去收拾。杨国忠却无时无刻不想除掉安禄山，干脆据此大动干戈，先贬了安禄山亲信吉温的官，又派人逮捕了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
大唐天子的无意进取，杨国忠的节节进逼，都被安禄山的亲信飞报范阳。安禄山本来一直感激玄宗的厚遇，想等玄宗死后作乱，但见到杨国忠一心想置自己于死地，觉得已经危在旦夕，他自恃强兵，终于下定了决心，要背弃那个给了他一切尊荣的大唐天子，决定立即起兵谋反，以死求生。
“有皇上密旨，令禄山率兵入朝讨伐杨国忠，各位将官要速作准备，马上随我出兵讨贼。”（《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众将官都大惊失色，但谁也不敢有异议。于是安禄山就调集本部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兵马15万人，号称20万，擂鼓南进。大军出发前，安禄山阅兵誓师，声称奉令讨逆贼杨国忠，“如有人胆敢异议并煽动军兵闹事，要诛灭三族”。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自此，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也奏响了李杨爱情悲剧的序曲。安禄山手掌大于常人，后人用“禄山之爪”来形容手掌大的人。就是这只大手，将盛唐拉到中衰的道路。
闷雷声滚滚而来，一场惊天大风暴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而这场大风暴，既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斗争，更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较量，从一开始，就只是一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
至此，杨国忠逼迫安禄山造反的目的终于达到。只是，令他想不到的是，雄起的狼烟烽火，不但为大唐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为他杨氏一家敲响了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