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朱元璋

　　全新增訂版序：爲什麼張宏傑寫的歷史好看？ 　　「——莫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張宏傑的筆總是能如此輕鬆地割開時間幃幕，讓那些本來離我們極其遙遠的歷史人物的氣息甚至體溫撲面而來： 　　“吳三桂真正過人之處在於他的處事能力。他情商極高，善於感覺別人的情緒變化。不論什麼場合，他都能鎮定自若。在戰場上，他表現出的勇氣和沉着使他能贏得所有軍人的尊重，而在社交場合，他的沉穩風度使他能夠永遠成爲人羣的中心……雖然年紀輕輕，又是名門之後，可他身上見不到一點兒紈絝之氣，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顏悅色，彬彬有禮。” 　　寫歷史人物就像寫自己身邊一個極熟悉的朋友，這種筆法本身就是一種能力。或者說，這是一個與衆不同的視角。張宏傑的作品之所以呈現出一些特別之處，原因就在這裏。 　　張宏傑不是從政治、道德或者學術的角度，而僅僅是從人性的角度去接近古人。他不批判也不仰視，他只是抱着悲憫之心，替他筆下的人物設身處地，悲歡與共。也僅僅因爲此，那些在歷代史書中偉大或者邪惡得光怪陸離的歷史人物被他還原成了可以信賴的人，與以往的描述面貌迥然不同。 　　比如說，在我們心目中漢奸的代名詞“吳三桂”三個字，經過他的筆墨滋潤，一變而成了一個“外表兼具北雄南秀”的美男子，一個在戰場上冷靜、堅決，無與倫比的戰士，一個曾經視榮譽如生命的忠臣孝子，一個在歷史夾縫中被擠壓被扭曲的痛苦靈魂。 　　再比如，那個歷來被認爲兇險、狡詐、處心積慮的大太監魏忠賢，在剝去歷代史家的層層曲解之後，在他的筆下剩下的是一個憨厚粗樸、待人真誠的“傻子”。這個“傻子”原本胸無大志，素來在太監中被欺負被嘲弄，直到五十二歲了還僅僅滿足於做一個“伙食管理員”。誰承想機緣巧合命運捉弄，他居然被顛簸到大明王朝權力結構的最高點進行了一番手忙腳亂漏洞百出的表演。 　　這些結論真是觸目驚心，但過程卻是層層深入的。張宏傑不是刻意地翻哪個人的案，他只是把這些歷史名人所做的那些匪夷所思的偉大或者邪惡的事放到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去，用人情倫理的平常心去推理，結果卻是順理成章，讓我們感覺到如果我們生在那個時代，也許我們也不得不如吳三桂那樣無情。這些大偉人或者大惡人，其實都是命運之流中苦苦掙扎的可憐人，和你我一樣。在閱讀中，你不得不和他們一起痛苦、戰慄和呻吟。在河北保定的軍營中，我曾經做過一段時間的圖書管理員，培養起了對歷史書籍的閱讀興趣，但是從那時起到現在，我很少讀到什麼歷史讀物能像張宏傑的這些作品一樣給我帶來這樣大的閱讀快感。 　　把這些作品歸到某種文學體裁，是件挺困難的事。這些東西不是小說，不是散文，也不是時下流行的歷史報告文學，甚至還不是人物傳記。但是，毫無疑問的是，這些東西都流露着天然的文學品質，因爲它的出發點是對人性和命運的關心。借用張宏傑自己的一句話，“關心歷史其實是關心自己”，他對這些古人的性格和命運的興趣裏，無疑包含了對自己的興趣。張宏傑解讀古人就如同解讀自己，既小心翼翼又深入徹骨。 　　“人是太複雜的一種動物，其複雜程度有時讓人類自己也瞠目結舌”（張宏傑語）。我相信，張宏傑對人性的複雜一定有着科學家般的濃厚興趣。在我們短暫的一生中，不會有太多的大風大浪，不會有太多的悲歡離合，體驗到的和經歷過的事畢竟有限。即使是最傑出的小說家，想象力也只能在經驗的邊界裏飛翔。因此，人性的側面在現實中表現得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在歷史這個壯觀的劇場裏，人性卻有機會表現它平庸生活中難得展示的一面。因爲在漫長的歷史中，各種各樣出人意料的事情都已經發生過了：改朝換代、家破人亡、非同尋常的誘惑與考驗、傳奇般的危機和奇遇。在張宏傑的這本書裏，好像上帝爲了分析出人性的每一種成分，它老人家進行了千奇百怪的實驗：它把吳三桂放到明清易代的大背景下，看着他的人格結構在歷史重壓下如何抵抗、伸縮、變形、扭曲、斷裂。它把魏忠賢這樣天姿平庸的人推向社會制高點，看他在這個讓人眩暈的高度上如何忘乎所以、醜態百出。他把海瑞這樣的道學先生放到紛紜複雜的政治環境中去，看他無望的堅定頑強和可悲的下場。任何一個小說家極盡想象力，也寫不出這樣精彩的劇本。這些劇目對七十年代生人張宏傑來說是如此具有吸引力，所以他循着對自己性格和命運的關心聞聲而來，來到了這裏，做了這冷清劇場內的一個有心的看客。 　　張宏傑是個觀察和記錄的高手。他冷靜細緻的筆法，把人性的複雜、深奧、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表達得淋漓盡致，原本熟悉的歷史事實在他的筆下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鮮而又迷人，讓我們這些歷史書頁背後的觀賞者觸目驚心、目眩神迷、欲言又止。當歷史撲面而來，我們只好在造物者的深刻面前一再確認自己的淺薄。 　　莫言 　　2006年初版序一：令我興奮的歷史人物另類傳記 　　「——章詒和（著名作家、學者）」 　　去冬，在臺北讀到一本英國當代著名史學家保羅·約翰遜（Johnson）寫的《所謂的知識分子》。書中研究的對象，如盧梭、雪萊、馬克思、托爾斯泰、海明威、羅素等，無一不是人們熟悉且在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作者從“人比概念更重要”的理念出發，以史料爲依據對其進行重新審視，深入探究。一路讀來，令人震驚——原來這些思想人物不僅是普通的人，而且還是相當卑瑣的角色。比如盧梭一面鼓吹兒童教育，一面卻把自己五個親生孩子送進棄嬰收容所。作者的立意顯然不是惡意醜化先賢，他是希望有思想的人沿着他的敘述繼續探究下去——當“知識分子”以普遍化的良心與理性代言人身份出現以來，他們是否真的就推動了時代前進？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教育體系擴張，原本散在民間以先民立命的‘知識分子’開始被體制所收編。‘良心知識分子’開始退位，‘政策取向的知識分子’則在專業化的名目下，成爲新的主流。他們不再對政治或社會的任何事物提出不同的願景，而只會從事各種瑣碎小事的思考與鑽研。其甚者，乃是在學院也日益模擬企業的情況下，大家忙着找題目領補助，忙着旅行演講和上電視做秀。”（南方朔《從污名化裏找回利齒》）是的，當明白自己身處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背景，我們才能懂得史學家保羅·約翰遜所寫的《所謂的知識分子》。其實是超越了狹義的“知識分子”角色客體，從而引導讀者深入反思當代思想發展趨勢的方向。在震撼中獲得啓示，在啓示中產生聯想：我們這裏什麼時候也能有一本類似的書？ 　　今春在北京，我從朋友那裏讀到了張宏傑的歷史人物另類傳記手稿。作者或許沒有西方學者那麼明確的既是學術的也是思想的寫作意向，但他那種以正常的聲音來敘述歷史事件，描畫歷史人物的寫作狀態和方法，令我興奮不已。例如他筆下的海瑞是很好的一個清官，但與此同時，還是個偏執症患者。需要說明的是，書中凡屬重要人物的表現大都以史料爲依據，絕非“戲說”。最近，他的歷史隨筆集《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出版，這“七張面孔”是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監魏忠賢、清官海瑞、叛臣吳三桂、忠臣鄭成功和造反者張獻忠。七個人，七個側面。這不同的角度爲我們提供了一幅明王朝封建專制制度的完整圖像。我想，這樣的組合就很有意味，足夠愛歷史、愛思考的人去看，去想了。 　　2005年7月於北京守愚齋 　　2006年初版序二：讀懂古人的無奈、智慧與權謀 　　「——丁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張宏傑居葫蘆島，我住北京，兩地不過四小時的車程。然而，我們首次見面，居然是在大洋對岸的異國。 　　那是去年的初冬，我到美國東海岸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提前兩天來到大學城普林斯頓，準備和一對旅居美國的中國學者伉儷同行。在他們家的客廳裏，我見到一個剃光頭戴眼鏡的年輕人，主人介紹，是參加同一會議的張宏傑，遼寧人，學者，作家。女主人特別補充，歷史隨筆寫得很棒。 　　我在國內知識界的朋友不算少，然而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名字。當然，如今被稱爲作家、學者的人太多了，不知張宏傑水準如何。 　　我們都是第一次訪美，對這片大陸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鮮。承蒙主人好意，驅車帶我們一起遊覽普林斯頓大學。這所在全美名列前茅的著名學府，已有二百五十年曆史，比美國的歷史還要悠久。我們一起參觀了爬滿長青藤的開放式校園，瀏覽了羅列各洲藝術珍品的校美術館，拜訪了愛因斯坦工作過的那座看起來十分普通的高級研究所。印象最深的，研究所前面竟有一片很大的原始森林。我們在愛因斯坦經常散步的這片橫七豎八躺着自然死亡的巨樹的森林裏徜徉。那天正逢美國大選揭曉，布什勝了克里，這自然成了我們議論的話題。張宏傑話語不多，隻言片語卻頗有主見。後來，在學者伉儷家的餐廳，我們又屢屢討論包括“文革”在內的中國歷史，這個小夥子對歷史的思考又一次給我留下印象。他對“文革”中的積極參加者，在反思批判之餘，能抱有同情之理解，這在他的同齡人中是很少見到的。會議結束後，我又和他結伴遊紐約，遊尼亞加拉大瀑布。一路走，一路聊。知道了他曾經去韓國旅遊了一次，寫了一本《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在中韓兩國同時出版。這次來美國，他有一個想法，想在美國打幾天工，體驗一下在美華人的酸甜苦辣，回去後再寫一本有關美國的書。他還真找了一位在美國的遠房親戚幫助聯繫，但由於他打算待在美國的時間太短，最終沒有成功。通過此事，我感到這個年輕人寫作的勤奮。 　　回國不久，我收到他寄來的一本歷史隨筆《另一面：歷史人物的另類筆記》。這本書，我是一口氣讀完的。此書文筆生動流暢，時有思想閃光。 　　掩卷時，我已經理解了他爲什麼受到那對學者夫婦的器重。尤其是那位女主人，本身就是文章好手，她對宏傑，格外惺惺相惜。我對宏傑，也因這本書頓起相識恨晚之感。 　　後來，宏傑來北京，我們又見過幾面，我把他的文章推薦給《社會科學論壇》。該刊的編輯說，刊物排印時，印刷廠的普通職工都被張宏傑的作品吸引住了，告訴他，整本刊物就數張宏傑這篇文章好看。我想，不是其他學者的文章不好，而是張宏傑的文筆更有親和力。刊物印出後，被山東畫報出版社《老照片》的執行主編馮克力看到，他馬上給《社會科學論壇》主編趙虹打電話，問：張宏傑在哪裏，怎麼聯繫？這件小事，又一次證明了張宏傑文字的魅力。 　　今年春天，張宏傑告訴我，他又完成了幾篇關於明代人物的文章，他描繪了大明王朝這出歷史大戲的七個不同角色：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監魏忠賢、清官海瑞、叛臣吳三桂、忠臣鄭成功和造反者張獻忠。這七個人的畫像合在一起，大致形成了大明王朝的輪廓。 　　二十多年前，我上大學讀的就是歷史系。不過學的是歷史，當時卻熱心於讀小說。原因之一，是當時的歷史教科書太枯燥了，看得到的史學專著也太乏味了。大多是對一些僵硬教條的解釋和附會。想看有趣的書，只好到專業以外去尋找。而當時的小說，正是“傷痕文學”的高潮期，對我當然更具吸引力。後來，偶然讀到了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纔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原來史學著作也可以寫得興味盎然。但馬上又想，能寫得如此妙趣橫生，由於黃仁宇是旅居美國的華人史學家，故作品可以汪洋恣肆。 　　有些學者囿於統一的思維模式，只會用同一種教訓人的腔調面對讀者，例外者鳳毛麟角。隨着思想解放的進程，史學界逐漸擺脫了教條的束縛，恢復了反思歷史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尤其是近幾年，出現了吳思等一批非學院派的史壇高手。他們的出現足以證明：把歷史寫活，不是司馬遷等古代大師的專利，也不是黃仁宇、唐德剛等海外學者的專利，身居中國內地的當代學者，也可以擁有同樣的智慧和能力。 　　張宏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浮出水面的一位新人。他就讀於東北財經大學，學的是投資經濟管理，供職於中國建設銀行葫蘆島分行。到今天爲止，他的本職還是建行的一名客戶經理，寫作方式完全是業餘。他研究歷史，沒有任何功利目的，純粹是出於興趣。未在中國的大學接受史學專業訓練，倒成了他的優勢。我在歷史課上被灌輸了滿腦子格式化了的教條，他卻沒有框框，也不受學院派行文規範的約束。他完全是用自己的心靈和直覺與古人對話，用自己的生活感受去體會古人的喜怒哀樂。他也吸收中外史學的思想成果，但雜取各家，爲我所用，而非頂禮膜拜，獨尊一術。西哲克羅齊有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研究，說到底是今人對過去的理解和感悟。史料的挖掘和考辨，不是張宏傑的長項，也不是他着力的重點。他的興趣，在於以一個當代人的眼光，去感受歷史人物所處的複雜環境，以“同情之理解”揣度他們隱祕的內心世界。歷史上的帝王將相，賊子亂臣，在他筆下，都由冰冷的史料，變成了鮮活的形象，讓我們直接感受古人的智慧、權謀、無奈、殘暴和血腥。吳思和我是一代人，他讀史不論多麼深刻與老辣，我都不會驚訝。而張宏傑今年只有三十三歲，如此年輕，品讀歷史的目光卻如此老到，則不能不刮目相看。 　　史學的當代性，我覺得還有一層意味，就是從歷史中讀出現實。溫故而知新，這正是讀史的樂趣所在。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本來，古人和今人的區別，遠遠小於人和其他動物的區別。你可以感覺古代中國是當今中國的影子，也可以感覺當今中國是古代中國的延續。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親眼目睹了劇烈的社會變遷，親身體會了太多的甘苦炎涼，更容易看懂歷史上的進退興亡。這種研究歷史的現實感，也有力地拉近了宏傑的文字和一般讀者的心理距離。 　　這裏不妨從張宏傑的書中試舉幾例： 　　爲了減輕農民負擔，中央要求各地政府發給農民“明白卡”，讓農民明白自己應該負擔的內容。這並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發明創造，早在清代就已經想出了這個辦法。這個“明白卡”在那時叫作“錢糧易知單”，“示以科則定數”，告訴百姓們上繳錢糧的定數，以防官吏矇騙，私下多收。 　　這兩年，全國許多地方的街頭都建起了這樣的宣傳牌，內容是“公民基本道德規範二十字”：“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物。早在明代，各地村頭街口即都建有六諭臥碑，內容是明太祖朱元璋爲天下百姓規定的“道德規範二十四字”：“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爲。” 　　宏傑說，數年前，史學家戴逸教授讀了他的作品，曾表示願意做他的博導，收他做關門弟子。但他憚於學習外語要付出無謂的精力和時間，沒有及時呼應。近年來，隨着對歷史探索的深入，這種在銀行系統進行業餘寫作的生活方式終於使他感覺到了限制。他和我談到過這個問題，考慮是否以考博的方式取得學院的入門資格，或許能夠方便於今後的研究。 　　我把他的著作向兩位具有博導資格的朋友推薦，他們都對宏傑的才華頗爲賞識，表示願意幫助他以這種方式進入學術界。然而，不知是由於怕學外語，還是懼怕學院式的工作方式對他的寫作帶來侷限，他至今沒有下定決心。不管張宏傑最終作何打算，我都衷心祝願他能獲得一個更自由更如意的平臺，寫出更好的作品。 　　2005年8月底 　　第一章 生逢亂世：飢餓兒童朱重八 　　【最草率的出生】 　　古今中外的帝王們中間，大明王朝開國皇帝的出生大概是最草率的了。 　　元帝國的糟糕統治使貧農朱五四對生育已經不感興趣，四十七歲的他已經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個老頭了。他和四十二歲的陳二孃此時已經有了三男二女，在這個年歲，再懷孩子，會被人笑話，說明他們倆做那件事的勁頭太大。然而一不小心，還是懷上了。 　　朱五四夫婦已經習慣了聽天由命。笑話只好由人笑話了，既然懷上了，那就揣着，就好比兜裏揣個南瓜。反正裝在肚子裏，比揣在衣袋裏還安穩，並不妨礙陳二孃侍弄雞豬，插秧鋤草。 　　問題是朱家的房子對這個即將問世的新生兒來說太侷促了點。一家七口，擠在濠州鍾離東鄉三間低矮的茅草房裏，房頂有一處已經塌了，一直沒來得及修理。糧囤裏也沒有多餘的那份口糧。一家人一年辛苦到頭，糧食還總是不夠喫，每年總有一兩個月靠野菜度日，喫得全家大小面孔發青。不過五四臉上並沒有愁容，他一輩子經過的大災大難太多了，船到橋頭自然直，上天既然又把一條小命派發到這個世上來，就總有養活他的辦法。 　　蒙古人征服中國後的第四十九年，元文宗天曆元年九月十八日，陽曆1328年10月21日的中午，陳二孃喫過午飯，收拾好碗筷，喂完雞鴨，挪動着小腳，匆匆往地裏奔。正是秋播小麥最緊張的時候，一時一晌也耽誤不得。 　　走到村東頭二郎廟旁邊，肚子一陣陣疼了起來，這纔想起，肚子裏還裝着個孩子呢！強忍着疼痛扭頭往家走，剛進家門，靠着牆壁大口大口喘氣的工夫，孩子已經蠢蠢而動了。身不由己地順着牆壁滑下來，剛躺到地上，孩子已經呱呱墜地了。 　　哭聲十分響亮。 　　然而沒有任何人注意到這個新出生的生命。這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裏的一棵草，多他一根不多，少他一棵也不少。他的存在對這個世界沒有任何意義。只有朱五四面臨了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孩子生下來，連塊裹身子的破布都沒有。總不能成天這樣光着啊！ 　　幸虧二哥到河邊提水時淘了一塊破綢子，解了老朱家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困難了，連名字都不用費心，這孩子是“重”字輩，排行第四。不過傳統社會習慣大排行，親兄弟加堂兄弟按順序排下來，正好第八，就叫“重八”。 　　像一隻小豬小狗一樣，重八自生自長起來了。前途、教育、事業，是些什麼東西，沒人費心去想。從小到大，沒穿過新衣服，沒穿過新鞋。大人出去幹活，就拿一條索子把他系在桌腿上，任他在地上哭、坐、爬、喫泥土、玩自己的腳趾頭；剛剛懂事，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糞，白天放牛，晚上還要編草蓆，困得打呵欠纔去睡覺。五四在外面老實懦弱，誰都可以欺負，在家裏卻是凶神惡煞，看見哪個孩子偷懶，上去就是一頓拳腳，沒好沒歹。 　　【飢餓兒童朱重八】 　　二十五歲以前，朱元璋對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飢餓。 　　朱元璋一生中經常做的一個夢是一桌大魚大肉擺在面前，可是當他伸手去抓時，卻被各種各樣的意外打斷：飯桌突然消失，大魚大肉忽然變成一堆土坷垃，或者是，他突然被一隻大人的手拎起來，扔到屋外。從夢中驚醒，他會聽到自己肚子裏不斷的腸鳴，飢餓感像一把刀子一遍遍地颳着他的腸胃。 　　未來的太祖皇帝早年最大的人生理想是能痛痛快快地喫一頓飽飯。 　　一年到頭，朱五四的一家都是以世界上最粗糲的糧食來填充胃腸。而且，即使是這最粗糲的糧食，也總是不夠。那口破鐵鍋，只在過年過節時，才能見點葷腥。 　　這不是貧農朱五四他一家一戶的狀況。這是大元帝國裏多數農民的景狀。不止大元如此，幾千年來，這片土地一直是一隻巨大的空蕩蕩的胃。 　　謂予不信，請看孟子的話。公元前300年，孟軻奔走各國，大聲呼籲他的政治主張。而他自視爲完美的政治目標不過是“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也就是說，風調雨順的年景，大家都能喫飽；饑荒年份，也不至於餓死人。他用形象化的語言來誇飾他的政治理想：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這沾沾自喜的誇飾帶給我們的卻是一種酸楚的感覺：一個耕種“百畝之田”的“數口之家”，掙扎奮鬥一生，五十歲之前卻不能“衣帛”，七十歲之前不能“食肉”。這樣的一生，竟然就是我們祖先夢寐以求的“王道”理想！ 　　然而，這個可憐的理想很少在這片土地上實現過。飢餓和赤貧始終追隨着我們的祖先，連同戰亂和災禍，從孟子的時代穿越漢唐宋明。兩千年間，豐衣足食的盛世遠少於爨（cuàn）骨爲炊的悲慘歲月。 　　【爲什麼越窮越生】 　　戰國後期，中國人就已經懂得精耕細作，漢代的畝產量，據學者寧可①計算，就已達到140～150斤左右。這個在現在看來不起眼的產量卻讓世界上其他地區追了一千多年也沒追上，以英國爲例，直到十二三世紀時，他們的畝產才達到97斤。按理說，我們的祖先在這片土地上，應該能生活得很舒適。 　　『①寧可，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從事中國歷史、史學理論、敦煌學的研究。著有《寧可史學論集》、《敦煌社邑文書輯校》等書，講有《史學理論》、《六至十四世紀的中國社會生活》、《歷史上的中國》等多種著作。』 　　但是，有三個因素剝奪了他們舒適生活的權利。 　　第一個因素是人口壓力。前工業時代中國人口的增長速度快於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西歐在從公元2年到工業革命前的1700年間平均年人口增長率爲0.065％，而中國在公元2年至鴉片戰爭爆發的1840年期間平均年人口增長率約爲0.11％，高出西歐近一倍。中國古代人口增減循環週期之頻，增長梯級之多之高，在前工業時代的世界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 　　因此中國土地雖然遼闊，但人口密度一直遠遠大於歐洲。根據趙岡和陳鍾毅②的研究，中國封建社會中人均佔有耕地面積，在北宋以前大體上維持在十畝左右。北宋後，人均耕地面積下降到十畝以下，到十九世紀下半葉，人均耕地面積更劇減到不足三畝。而到十三世紀，英國農民平均耕地較少的時期，一個農民的可耕地還有十八畝以上。 　　『②趙岡、陳鍾毅，皆畢業於臺灣大學經濟系，在美國密歇根大學分獲博士、碩士學位；後分別在美國兩所大學長期任教。兩人合著有《中國棉業史》、《中國經濟制度史論》等多種著作。』 　　幾千年來，中國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只要有了一畝閒田，馬上會生出一個孩子來佔據。填滿這張嘴，同時再生出儘可能多的嘴，這個簡單的目標吸引了中國人過多的注意力，使他們無力顧及人的其他需求。所以，雖然農業技術在不斷地進步，雖然中國農民一直是那樣堅韌勤勞，可是最廣大的中國底層社會一直在半飢半飽中掙扎，永無解脫之日。 　　朱元璋一家就是典型代表。朱家世代平民，祖上沒出過一個半個有點身份地位的人。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二十九歲的朱元璋攻下集慶（今南京），身名已顯，霸業初定，第一次有了追根溯源的念頭。他隱約記得父親說過，自己祖上住在南京附近的朱家巷。派人找了幾天，才發現朱家巷是離南京城四十里的一個小村。此時村中還生活着幾家窮困潦倒的朱姓後代，聽說攻佔此地的紅巾軍大元帥居然是他們的遠支本家，大喜過望，一起來到南京城內拜見。朱元璋十分興奮，與他們親親熱熱地“敘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大家坐在一處，一起回憶老朱家的歷史。據老人們說，朱家最早好像是江蘇沛縣人，算來還是漢高祖劉邦的老鄉，不知何時，流落到了南京附近。 　　大家窮盡所有記憶，僅能上溯五輩。第一輩叫朱仲八。從這個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名字判斷，這個能回憶起來的“開基祖”已經淪爲赤貧，以至於連起名字的精力和能力都沒有。和他老人家一樣，以下數代的名字無一例外，都是用數字代替的。然而，赤貧的生活條件卻沒有影響朱家的人丁繁茂。仲八生有三個兒子，長名六二，次名十一，三名百六。百六生兩個兒子，長名四五，次名四九。四九生了初一、初二、初五、初十共四個兒子。長房初一就是朱五四的父親。朱五四生於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他還有一個哥哥名叫五一，大他四歲，生於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五一和五四各又生了四個兒子，所以排到朱元璋時，小名叫“重八”。 　　從仲八到重八，六代之間，平均每人有三個兒子。按這個數字計算，一百多年間，朱家家譜上這一支的朱姓男人已經由仲八他一人積累到二百四十三人。這二百四十三人中的絕大多數和他們的祖輩一樣，終生赤貧。從朱氏一族的例子可以看出，傳統時代底層中國人的生育激情是何等驚人。 　　正是人口壓力，導致朱元璋的祖先世代逃難，不停搬家。 　　朱元璋小時候聽父親講過，他們這一支離開南京城外朱家巷，是在祖父那一代。因爲南京附近的幾畝薄田養不活日漸長大的幾個兒女，祖父朱初一逃亡到江蘇盱眙，其時元滅宋戰爭過去不久，盱眙人口稀少，荒田頗多。祖父在此“開墾兵後荒田”（郎瑛《七修類稿》），艱苦成家，一家人起早貪黑拼命幹活，逐漸有了點家產，“置田產”（郎瑛《七修類稿》），一個銅板一個銅板地積攢，給兩個兒子都娶上了媳婦。 　　就像祖父所希望的那樣，家族人丁興旺，兩個兒子加在一起，很快給他生了五個孫子孫女。辛苦置下的幾畝地養不活迅速繁衍的人口，俟祖父一去世，兩個兒子就不得不變賣家業，各自尋找地多人少的所在謀生。 　　朱五四剛剛八歲就隨父親從南京逃到江蘇盱眙，娶妻生子後又搬到安徽五河，隨即搬到靈壁，不幾年遷到安徽虹縣，五十歲上又搬到鍾離東鄉，這一次他住的時候最長，在那整整生活了十年，並在這裏生下了朱元璋。朱元璋十一歲那年，再遷到西鄉，過了一年，又遷至太平鄉孤莊村（今安徽鳳陽縣治西南約十里處的二十營）。總計朱五四這六十四歲的一生，凡七次遷徙。在每一地，最長不過十年。 　　並不是這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喜歡浪蕩，實在是以江淮大地之遼闊，卻難以找到能養活他這至卑至賤一戶草民的幾畝田地。種自己的地種不起，只好給人當佃戶。《明太祖實錄》說朱五四“勤儉忠實”，老實巴交，帶領一家人起早貪黑在佃種的幾十畝地裏辛苦刨食。然而年終算賬，大半糧食給了地主，剩下的還是不夠喫。加之五四在一路搬遷的過程中，又不斷生兒育女，負擔越來越重。一年到頭辛苦所得，怎麼也填不滿越來越多的嘴。更可氣的，是有時候租種了一片生地，好不容易用血汗把它伺候熟了，一家大小終於喫飽了幾天，地主卻馬上跑來加租，如果不同意，結果只能是被奪佃趕走，另尋出路。搬了一輩子的家，喫了一輩子苦，流了一輩子汗，卻總共也沒有喫過幾餐肉飯，穿過幾件不帶補丁的衣服。 　　當然，汗水絕對不是白流的。朱五四一輩子當牛做馬，換來的是六個兒女一個個長大成人，成家立業。元璋的大哥娶上了媳婦，給五四生了兩個孫子。二哥、三哥雖然倒插門，好歹也算成了家。兩個女兒也都出嫁了。雖然兒女們個個都是文盲，註定一生都要在半飢餓中度過，但朱氏一門的血脈，在中國大地上，終於又進一步發展壯大，在這片絕大多數人都艱難求食的土地上，頑強地擠出了自己的一塊生存空間。這不能不說是生物學意義上生存競爭的重大勝利。 　　可惜朱家列祖列宗不及親見他們的孝子賢孫朱元璋在生育競賽中後來又取得了何等驚人的成就。朱元璋稱帝后，把朱氏家族所有潛在的生育能力發揮到了極限。他本人生了二十六個兒子，十六個女兒。他又鼓勵自己的後代多生子女，不必承擔任何工作，只需按人頭領俸祿。於是，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我們在史書中見到山西巡撫楊澄籌上報的一個令人喫驚的消息：晉府的慶成王朱鍾鎰又一次刷新了老朱家的生育記錄，到這一年的八月即生有子女九十四人，孫一百六十三人。 　　慶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長，僅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個縮影。據史學家王世貞估算，每十幾年，明宗室人數增加50％。另據徐光啓推算，明宗室人數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朱元璋建國之初，分封子孫於各地，“初封親郡王、將軍才四十九位”，宗室人數總共五十八人，永樂年間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增至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人，萬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又增至八萬多人（陳梧桐《洪武皇帝大傳》）。而據安介生等人口史專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孫已經繁衍到近一百萬人之多。如果大明王朝能“再活五百年”，那麼朱姓子孫遲早會壓塌半個地球。 　　【中國人的生育激情】 　　爲什麼傳統時代的中國農民有這麼強烈的生育衝動？ 　　舊時代的人生活離不開家族。人多勢大的家族往往恃強爲勝，佔盡上風，人丁孤單的弱族則往往處於受凌虐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人口自然多多益善。生存競爭的需要使舊家族產生一種無限擴張人口的內在衝動。 　　傳統時代的中國人，被鎖定爲傳宗接代鏈條上的一個環節，被篆刻爲祠堂牌位上的幾個漢字。傳統家庭中，家長是絕對的權威。因此，多生養子孫，是實現和擴張這一權威的最重要方式。小時候，小孩子間最常見的罵人方式之一就是宣稱“我是你爸爸”，對手的回報當然是“我是你爺爺”，雙方就這樣在輩分上無限累加上去。當然，另一種路徑是由“我X你媽”以及“我X你奶奶”無限上溯。傳統相聲以及現在的二人轉中，在輩分上佔對方的便宜似乎永遠能換來大面積的笑聲。 　　就像魯迅所說，最無能的人，也總可以生幾個孩子來顯示權威，不至於淪落到絕望的谷底。無法實現“向上意志”，那麼就向下用力，多生孩子。 　　雖然聽起來有點荒唐，這是不是也可以作爲解釋中國人生育衝動的一個心理原因？至於孩子生下來，能不能受到教育，未來的生活能不能幸福，似乎不是他們認真思考過的問題。所以，儘管一生都是顛沛流離，朱五四還是不遺餘力地像倭瓜甩蔓一樣東一個西一個地生。 　　在世界上其他國家，很少出現中國這樣的生育激情。在歐洲幾千年的歷史中，墮胎和弒嬰曾經是控制人口手段。歐洲人老了之後不依靠兒女贍養自己，也根本不知道原來人死後在陰間得靠紙錢作爲經濟來源，他們死後或者灰飛煙滅，或者直接升了天堂花天酒地喫喝不愁。因此從文明源頭開始，歐洲人對生育就抱着一種警惕的態度。 　　古希臘思想家一直強調控制生育。亞里土多德認爲，人口增殖與城邦的經濟政治狀況有密切的聯繫：“繁殖如無限制，勢必導致貧窮……跟着貧窮，又導致內亂和盜賊。”（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他說：“凡以政治修明著稱於世的城邦，無不對人口有所限制。”他主張，“國家應該根據諸如地產多少等經濟條件，控制人口。在一個財富資源相對固定的城邦中，人口也應該保持相對穩定。各家繁殖的子嗣應有一定的限數，倘使新妊娠的胎兒已經超過這個限數，正當的解決方法應在胚胎尚無感覺和生命之前，施行人工流產（墮胎）。” 　　古希臘年輕人比幾千年後的中國人觀念更爲新潮，他們注重個人成就，不願過早地爲婚姻所困而影響其追求。希臘社會流行晚婚，一般男子結婚都在三十歲左右。古羅馬帝國政府雖然大力提倡生育，但收效甚微。那時上流社會的人爲了不受婚姻的束縛，逃避家庭責任，許多人選擇終生獨身。據古代羅馬史學家斯維託紐斯記載，奧古斯都發現很多男子爲逃避禁止獨身法令的懲治，想方設法制造欺詐性婚姻。有不少男子特意與遠小於最低婚齡的女子訂婚（訂婚視同結婚，可不受禁止獨身法令的制裁）。等未婚妻達到成婚年齡後再放棄婚約，轉而追求與年齡更小的少女訂婚，以此堅持獨身。 　　雖然蠻族入侵，衝擊了希臘－羅馬文明，但節制生育卻被文明化的蠻族繼承下來。中世紀時的英國貴族同樣自覺地進行生育控制。由於英國實行長子繼承製，等待繼承的長子一般在繼承家產之後才結婚，而那些沒有財產的幼子們要麼去追求女繼承人，要麼乾脆獨身。那時候英國上層社會男子結婚的平均年齡接近四十歲。這就是爲什麼英國古典小說裏戀愛的雙方通常是四十多歲的中年男子和十多歲的花季少女。只有這樣，在上一代人去世，或者年邁失去勞動能力時，下代人剛好建立家庭，繼承地產，接替前代。 　　所以，在經濟騰飛前，西方的人口密度一直低於中國。這使得歐洲人均佔有的自然資源大大高於中國，爲歐洲人的思想啓蒙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 　　【饑荒之國】 　　除了生育衝動外，導致傳統時代中國人生活痛苦的另一大原因是自然災害。衆所周知的是，朱元璋之所以出家爲僧，是因爲大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的一場大旱災。 　　其實，即使逃過此次災荒，朱家也註定會在另一次災荒中家破人亡。因爲朱元璋的老家鳳陽，是一個災害頻發之地。淮河是一條有名的害河。竺可楨教授曾根據大量史料，整理出上自成湯，下迄光緒各朝代、各地區的水旱災害年數，發現淮河流域是我國旱澇災害發生最多的地區之一。據河南省歷代旱澇等水文氣候史料統計，自公元620年至1949年的1330年間，豫東一地發生旱災的年數爲453次，澇災年數爲448次。俗話說的“十年倒有九年荒”的鳳陽縣，平均每四年就要發生一次較爲嚴重的旱澇災害。 　　朱五四搬來搬去，最終搬到一個“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方。這當然不能怪他沒有眼光。原因很簡單，災害較少的地方，人口密度往往較大，無法容納新來人口。只有在災害頻繁的地方，人口週期性減少，才讓朱五四有了見縫插針的機會。朱五四搬到孤莊村時，這裏還沒有完全從戰爭中恢復過來，村落間甚至有老虎橫行。 　　《鳳陽新書》載，當時“自定遠抵淮涘，南北數十里，嵁巖林莽，虎聚爲患，村落震恐，行旅戒嚴於其途。後元命將軍應宜兒赤捕殺殆盡，其患始熄”。可見當地人煙之寥落。當然，這種見縫插針並不是沒有代價的，至正四年的這場大旱中的死亡就是朱五四爲前幾年勉強填飽的肚子付出的慘重代價。 　　由此，我們看到了造成中國貧困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災荒。 　　中國的季風性氣候是一種極不穩定的氣候。正像我們今天在新聞裏總是不斷聽到各地的水旱災害消息一樣，在歷史上，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很少有大部風調雨順的時候，局部災害無年不有。翻開中國災荒史，從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共2155年間，就有1056次旱災和1029次水災的記載，水旱災害加起來幾乎平均每年一次。其他的自然災害，如蝗災、雹災、風災、疫災、地震等，則舉不勝舉。如此頻繁的天災，在某種程度上其實也是人禍：三千年前的黃河流域，到處是森林與沼澤，水草肥美，風調雨順。然而，由於幾千年的過度開發，森林被砍光了，沼澤被排幹了，黃河成了懸河，土壤蓄水能力嚴重下降，小旱每每變成大旱。幾千年來，北方農民的生活越來越艱辛，與自然環境的惡化不無關係。 　　據元史記載，有元一代近百年間，全國遭遇大水災94次，大旱災62次，大蝗災49次，大饑饉72次。也就是說，平均每年都有兩三次大災。最嚴重的時候，人相食的記錄達十餘次之多。這就是環境惡化的直接惡果。即以朱元璋家鄉的淮河爲例，它之所以頻頻爲害，主要是因爲人類活動改變了它的自然生態和流向。 　　而歐洲的氣候比較穩定，由於海洋性氣候的調節，西歐的氣候要比同緯度的中國北方暖和得多，它的降水雖然不及中國南方，但遠勝北方，足夠農業灌溉使用。因此歐洲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中國北方那種赤地千里的現象。兩相對比，誠如鄧拓所說：“我國災荒之多，世罕其匹。”有的西方學者甚至直呼中國爲“饑荒的中國”。 　　【吸血的官員們】 　　中國貧困化的第三個因素是中國龐大的官僚體系。專制制度的發達使中國官僚體系的早熟和完整舉世無匹。官僚體系的龐大，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脫離皇權，成爲一個獨立的利益集團，具有無法抑制的瘋狂擴張的衝動。每個王朝建立後，官僚隊伍的人數都直線上升，與此同時，農民的負擔也自然直線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衆。在每代王朝建立之初的三五十年“清明之治”時，農民的負擔會暫時減輕，會積累一些財力來改善生活狀況。而過了頭一兩代皇帝，則負擔就迅速加重，普通百姓生活難以爲繼。 　　在歷代大一統王朝中，蒙古人建立的大元屬於統治技術較爲粗糙的一類。蒙古人本不懂農業，當初南下之際，曾想將漢地“悉空其人以爲牧地”，也就是說，把農民消滅乾淨，把良田改造成牧場。還是在耶律楚材的勸說下才改變了主意。耶律楚材打動蒙古統治者的主要理由是改爲牧場，收益不如剝削漢地農民大。 　　基於這種思維方式，蒙古人的剝削比史上其他任何大一統王朝要更赤祼祼。元朝將全國人分爲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公開實行民族歧視政策。爲了防止漢人反抗，蒙古人規定，不許漢人學習武藝，不許漢人上山打獵，甚至夜間禁止漢人通行。《元史·刑法志》載： 　　〖諸夜禁，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違者笞二十七，有官者聽贖。其公務急速，及疾病死喪產育之類不禁。〗 　　也就是說，每天晚上八點到第二天早上六點，老百姓不許上街行走。和這一條相配合的是在以上時段，不許百姓點燈。漢人百姓，生活如同奴隸。 　　經濟上的剝削比政治上的歧視更令底層百姓難以承受。蒙古皇室手筆粗豪，揮霍闊大，日常生活奢靡無比，宮廷的花銷大得驚人，據天曆二年（公元1329年）中政院的報告，“皇后日用所需，鈔十萬錠，幣帛五萬匹，綿五千斤”。他們做起佛事來更是漫無節制，最多時一年做佛事五百多次。據延禧四年（公元1317年）統計，每年內廷做佛事，要用面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斤、油七萬九千斤、酥油二萬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萬七千三百斤。 　　這些費用最終是由底層社會來承擔。還是以朱元璋家爲例：元朝實行職業世襲制，將一部分人戶另立戶籍，承擔某種專業性的徭役，如站戶（承擔驛站的徭役）、礦冶戶（開採鐵、銀等礦）、獵戶（從事打捕）、水手戶（充當河運與海運的水手）、竈戶（煮鹽）、窯戶（燒造瓷器）等。朱家巷的朱家先祖們本來是淘金戶，按規定，每年需向官府交納金子。但南京附近並不產金，於是只好靠賣糧換錢，再到遠處買金子充數。這樣折騰幾年，把僅有的一點家產賠光，纔不得不北渡長江。然而到哪裏都逃不脫官府的搜刮。五四逃到淮北之後，還沒有過上幾天安穩日子，官府就開始來收稅。按照元朝規定，淮河南北的農民要繳納人頭稅、農業稅和科差。人頭稅每人二石谷，約合今天的360斤。朱五四家三個成丁，就要繳1080斤谷。稅糧要由稅戶自己輸納進倉，按國家規定，每石稅再納鼠耗三升，份例四升，而實際徵收的要遠遠大於這個規定。元代前期官員胡祗矞說：“鼠耗、份例之外，計石二三可納一石谷。”如此算來，1080乘以125％，就變成了1350斤。科差主要包括絲料、包銀、官吏俸鈔三項，是按戶繳納。規定每戶納絲1.4斤，包銀鈔四兩（銀鈔二兩合銀一兩），官吏俸鈔五錢至一兩。按購買力計算，元代一兩銀值四石谷，則三兩多銀值2160斤谷。所以三丁之家，一年要負擔3510斤谷的負擔。我們估算朱家那時每個勞動力可生產糧食2000斤，則總產量6000斤中的一多半要交給國家。這尚是國家正式規定的稅收，各地政府的層層加稅還不在此列。 　　從戰國到明清，兩千多年間，中國的農民，只有在農民大起義後建立的新王朝初期，能夠溫飽有餘。而其餘大多數時期裏，都處在僅能勉強維持生存的處境之下。據龐卓恆在《人的發展與歷史發展》中介紹，在正常年景下，中國農民一般狀況下每年產品的剩餘率不會大於5％。而中世紀一個佔有全份地的普通英國農奴戶淨餘率爲26％。他們一年生產的糧食約爲4641公斤，除去租稅、種子、口糧後約可淨餘糧食1224公斤。從這個數字看，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和歐洲農奴比起來要低很多。 　　由此可見，中國官僚階層對廣大農民的剝奪，遠遠嚴酷於歐洲的莊園主。中國農民被迫在簡單再生產中耗盡全部潛能，使他們無法像西歐的農奴一樣，有剩餘財力來發展自己的智力，拓展自己的活動空間，由此推動起一個又一個的促成封建制度解體的重大歷史變遷。 　　【中國文化的貧困基因】 　　貧窮從來不是好事。貧窮遮蔽了人的眼睛，讓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東西；貧窮枷鎖了人的身體，讓他像動物一樣不停地被原始慾望折磨；貧窮剝奪了人的力量、尊嚴和權利，讓他在自然、神靈和權力面前自覺軟弱，卑躬屈膝。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學者劉易斯提出了“貧困文化”的概念。他總結的貧困文化的特徵我國從古代直到解放前都具備。如較高的死亡率，較低的估計壽命，較低的教育水平，爲生存而進行長期奮鬥，典當，過着受束縛的生活，終生忙碌而無閒暇，嚮往權力，大男子主義，只顧眼前，不信任政府，軟弱無能，對地位差異敏感而缺乏階級覺悟等等。這種貧困文化使人們有一種強烈的宿命感、無助感和自卑感。他們目光短淺沒有遠見卓識，他們視野狹窄，不能在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去認識他們的困難。 　　我們得重新定義文明與財富的關係。財富讓人有了多餘的時間和精力來關心自己的內心，關心視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與胃無關的奢侈問題。財富是文明生長的土壤。 　　古希臘文明就是建立在滾滾而來的金幣之上的。因爲貧瘠的土地無法養活自己，希臘人不得不嘗試外出冒險。龐大的希臘船隊源源不斷地輸出葡萄酒、橄欖油、陶器，運回糧食和金錢。有位經濟史家斷言：“公元前六至四世紀之間，希臘經濟正飛速上升……若充分估計不同時代的具體情況，雅典經濟給人的印象與十九世紀的歐洲有點相似。” 　　富裕起來的平民要求政治權利，最終導致了民主政治的生成。 　　而中世紀之後，歐洲之所以能衝破黑暗，迎來文藝復興，根本原因也在於隨着生產技術的改進，歐洲的農奴能夠越來越富裕，並且可以和封建主討價還價，獲得市民身份。他們的教育水平不斷提高，精神力量不斷增長，最終推動了商品貨幣化的浪潮，迎來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而中國卻一直在貧困化過程中越陷越深。與西方社會的上升趨勢相反，中國歷史的發展卻呈下降趨勢。如前所述，中國農民的平均耕地在宋朝以後，再也沒有回到人均十畝的水平以上。因此，宋代在中國文明史上成了最後一個輝煌的朝代。在那之後，元、明、清三代，貧困化的加劇日益消耗着中國人的精神，使中國文化進入了長期的停頓和倒退。“貧困對人的尊嚴和人性的墮落所造成的後果是無法衡量的”（查爾斯·威爾伯）。一個家族衰落貧困之後，其家族成員往往會由往日的信心十足意氣風發而變得精神萎靡、氣質鄙俗，而其家長的作風則也會日益目光短淺、專制、粗暴。中國的變化正與此類似。自宋朝滅亡之後，高貴氣質和人文氣息在中國文化中越來越淡薄，盛唐時的自信和宋代的優雅再也沒能復現。相反，拘謹和懦弱日甚一日地在中國人的性格中發展壯大。 　　赤貧出身的朱元璋，則是中國文明劣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推手。 　　【朱元璋的精神基礎】 　　從降生在這個世界上起到十七歲以前，朱元璋一步也沒有離開過農村。 　　世界在他眼裏，就是從南崗到北坡之間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觸過的人，不過是村子裏那百十口老老少少。 　　朱元璋符合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的一切條件。從懂事開始，他就開始了勞動生涯，跟在孃的屁股後面拔草，和小夥伴們上山打柴。十多歲開始，就去給地主放牛。窮人的孩子好養活，雖然喫的是世界上最惡劣的飯食，也沒有耽誤他長成一副魁梧的身材，只不過容貌醜了點：腦袋很長，下巴寬大，整個一張驢臉。《明史》含蓄地稱他“姿貌雄傑，奇骨貫頂”。 　　雖然出生於世代赤貧之家，朱元璋卻從小智商奇高，腦筋夠用。又因爲身強力壯，打架在行，他成了村子裏的孩子王。他無師自通，知道怎麼擺弄各類性格不同的孩子：那幾個身強力壯有本事的，他加以籠絡，爲我所用。 　　其他那些跟屁蟲，他該打就打，該罵就罵。全村的小孩子都歸於他統一領導之下，老老實實聽他指揮調遣。 　　這個未來的皇帝最愛玩的遊戲是“做皇帝”。“你看，雖然光着腳，一身藍布短衣褲全是窟窿補丁，破爛不搭，他卻會把棕樹葉子撕成絲絲，紮在嘴上作鬍鬚，找一塊車輻板頂在頭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讓孩子一行行，一排排，畢恭畢敬，整整齊齊三跪九叩頭，同聲喊萬歲。”（吳晗《朱元璋傳》）誰叩頭叩得不響，當時走下去，一腳撂倒，然後再叫邊上的孩子繼續打，直到打得他肯把頭叩得嘣嘣響，腦門上長出大包爲止。 　　唯一的文化活動就是聽四鄰八鄉遊串的說書先生來講書了。什麼《隋唐》、《三國》、《楊家將》、《大宋宣和遺事》。在這些評書裏，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條哨棒，打下四百八十座軍州”。對於到今天爲止的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些評書演義，也就是傳統文化中的粗糙的底層文化產品，而不是那些高雅的四書五經唐詩宋詞，纔是他們真正的精神基石，奠定了他們一生的思維模式。 　　朱元璋的童年實在是太平凡了。一般人出名之後，老鄉們總會給他附會出一些如何幼年穎異、天生不凡的傳說。可憐朱元璋的老鄉們製造起這類本不需要太多原料的傳說，都覺得有些困難。製造來製造去，不過編出了這樣一個笨拙的故事。說是朱元璋和夥伴們一起在山上放牛，肚子餓了。有人說要是有碗白米飯喫就好了，那一個說喫肉才香，越說大家肚中越火燒火燎。 　　朱元璋指着眼前的牛說，這不就是肉嗎？想喫咱們宰一條嚐嚐。有人說，那回去不得被打爛屁股啊？朱元璋說，管他呢，先快活一頓再說。說着抄起一把砍柴斧，就把一條小牛犢給宰了。有人帶頭，大家也就不怕了，有人幫忙剝皮，有人去撿樹枝，生起火來，大家痛痛快快喫了頓烤牛肉。不一會兒，地上只剩下一條牛尾巴。喫完牛肉，大家才害怕起來，誰也不知道回去怎麼交代。朱元璋腦筋一轉，把牛尾巴插在山石縫裏，和大家約好，就說小牛鑽進山洞裏了，怎麼拉也拉不出來。大家齊聲說好，一鬨而散。 　　這麼弱智的傳說當然不可能是真事。這個本來爲神化朱元璋而製造出來的拙劣故事，唯一透露出的真實信息，卻仍然是貧困和飢餓。 　　在對一個人精神世界發展至關重要的青少年時期，朱元璋所能接觸到的外界資源太少了。史稱朱元璋自小資質俊秀，《明太祖實錄》載，“太后嘗謂仁祖曰：‘人言吾家當生好人。今諸子皆落落，不治產業。指上曰：豈在此乎？’”原來，陳二孃曾找人算了一卦，卦上說他們家會出一個“好人”，二孃對五四說：“誰呢？這幾個孩子都是一副沒出息樣，我看也許就應在重八身上。”從朱元璋後來的表現看，陳二孃的話算是有先見之明。 　　然而如果不是元末農民大起義把他顛簸出原來的生活軌道，開始了錯誤的人生，朱元璋再聰明也不過是一個鄉下的窮孩子，註定與土坷垃打一輩子交道。 　　在鄉村社會里，不僅僅有淳樸的人情和田園風光，也有愚昧、野蠻和對權力的盲目順從。就在社會最底層的摸爬滾打中，底層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滲透進朱元璋的身心。而隨着命運神奇的改變，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貧困文化因子更爲廣泛深刻地傳播到整個國家和民族精神裏面。終其一生，大明王朝的開國皇帝的一舉一動都受着農民思維方式的牢牢制約，我們在他的治國大政方針裏，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個小村莊的貧困文化的精神印記。 　　在鳳陽鄉下這些農民們的眼睛裏，天圓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遠不變。老一輩的生活經驗對農民們有着持久的報答力，老年人因此有着至高無上的權威。“不聽老人言，喫虧在眼前。” 　　【農民式思維】 　　基於鄉村生活經驗，洪武皇帝的治國理念中表現出強烈的靜態取向。他治理國家的基本傾向就是把國家的運轉方式固定化，使整個社會倒退到“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狀態。當了皇帝的朱元璋保持着樸素的農民道德，對天下老年人施以特別的尊重。他頒佈《存恤高年詔》，規定： 　　〖所在有司精審耆民……年八十、九十，鄰里稱善者，備其年甲、行實，具狀來聞。貧無產業，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鬥；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一匹、絮十斤；其田業僅足自贍者，所給酒、肉、絮帛如之。〗 　　就是說，各地老年人，活到八十歲以上的，他每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鬥，還賜給“裏士”爵位；九十以上的，每年再多給帛一匹、絮十斤，賜給“社士”爵位。見到縣官，一律平行行禮。 　　取消宰相後，朱元璋一個人忙不過來。他異想天開，認爲民間老儒起自田間，淳樸老實，富於經驗，於是從社會底層直接提拔輔政人員。他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九月設立四輔官制度，以“協贊政事”，從民間找了幾個普通老儒王本、杜佔、龔斅（xiào）等分任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輔佐自己施政，“眷注特隆”。不過實行了一段時間，朱元璋發現自己的想法太天真。“諸人皆老儒，起田家，淳樸無他長”，這些老人除了看孫子，別的貢獻確實難以做出。於是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他不得不又廢除了四輔官。 　　對於外部世界，農民們的基本反應是排斥、恐懼和不信任。封閉的生活狀態讓他們感覺安全、輕鬆。他們不愛冒險，只想守着前輩傳下來的生活方式，一成不變地安安穩穩地生存下去。雖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進取和冒險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復了農民的保守本性。 　　大元帝國是一個世界性帝國，繼承者朱元璋卻對外面的世界絲毫不感興趣。他滿足於把蒙古人趕回沙漠，並沒有“宜將剩勇追窮寇”的勇氣和眼光，深入沙漠徹底殲滅之。日本人不斷製造事端，對他進行挑釁，他也是發幾道詔書，申斥一頓了事，沒動過興兵遠伐的念頭。他對曾給中國帶來巨大財富的海外貿易不感興趣，不但禁絕了海外貿易，甚至禁止漁民下海捕魚，把海島上的居民悉數內遷，“以三日爲限，後者死”。 　　在《皇明祖訓》裏，他把二十多個鄰國列爲不徵之國，以這些國家“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誡後代，“切記不可”對它們動心思。雖然沒有多少財產需要保護，中國農民世代對套院牆一直有着不衰的熱情。而繼秦始皇之後，朱元璋的明代又一次花費巨大人力物力來重修長城，以致我們今天所見到的長城，基本都是明代遺物。 　　短視的實惠觀是孤莊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的另一個深刻印記。底層文化是飢餓的產物，實用主義是它的核心，佔有和保存那點爲數不多的生存資源吸引了農民們的全部注意力。爲了一點糧食，幾間草屋，人們可以毫不顧惜地運用體力腦力，把算盤打到最精，讓每一粒米都發揮最大效益。從這一點看，它是現實、精明而有效的。然而，由於生活經驗的限制，農民們目光短淺，缺乏想象力。他們的精明、現實有時不可避免地變成短視和愚昧。 　　農民較少有機會鍛鍊歸類、抽象、推理這些較高層次的思維能力。在他們的頭腦裏，世界是以實實在在的實物方式存在的，是山、河、土地、樹木、莊稼、豬、牛、羊、雞這些事物的總和。他們計算數字時，眼前總是要閃着這些事物的形象，或者想象着手指頭腳趾頭的樣子，才能算得過來。他們不能理解超出實物層面的道理。 　　朱元璋和任何一個孤莊村鄉親一樣，是堅定的重農輕商主義者。在他們眼裏，商人都是不勞而獲者。他們在土地上辛辛苦苦地用汗水換來實實在在的糧食，而商人們只是把貨物從各地交換一下罷了，貨物總量並沒有增加，但卻像變魔術一樣地變出了許多額外的利潤。這無論如何讓他們想不通。因此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最爲輕商的皇帝。爲了貶抑商人，他特意規定，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四種衣料，而商人卻只能穿絹、布兩種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學、當官，都會受到種種刁難和限制。 　　本來在宋代中國就實行了稅收全面貨幣化，而朱元璋卻使稅收制度退化到實物制階段。“衙門內的傳令、獄丁，都由各鄉村輪派，即使文具紙張，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樣零星雜碎地向村民徵取。”黃仁宇說，朱元璋的設計“等於向中外宣佈：中國爲世界上最大的農村集團，它大可以不需要商業而得意稱心”。 　　第三個影響是強烈的親族觀念。“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農村社會里，血緣關係比任何關係都可靠。成爲皇帝的朱元璋對任何人都抱着強烈的猜忌之心，獨獨對於自己的血親卻無條件地倚重信任。 　　雖然有歷代藩王之亂的前車之鑑，朱元璋還是視而不見，固執地讓他的孩子們分享皇帝的權力。他的孩子都被封爲親王，擁有雄厚的兵力，“帶甲八萬，革車六千”，以此防止帝國大權落入外姓之手。大臣們指出他封建諸王之策的嚴重弊端，他卻認爲這是離間他的骨肉，把進言者抓來囚死獄中，這一安排身後終於釀成了靖難之亂。他對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對自己的親人奉之唯恐不厚。他規定了歷代以來最薄的官俸，同時又規定了歷代最厚的皇族俸祿。他規定他的親屬和後代們都要世世代代安享富貴，不必從事任何職業，以致皇族的供應成了明中期之後國家最沉重的財政負擔。 　　【農民式節儉】 　　除了這些對帝國性格造成的深刻影響之外，農民生活給朱元璋自己留下的印記更爲深刻。他終生保持着濃厚的農民習性、農民作風和農民氣派。 　　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能喫苦耐勞的人種。他們在計算生產成本時，從來不把自己的勞動算進去，好像體力和精力是一種最不值錢的東西，可以任意耗用。有農村生活的艱苦打底，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他從來不憚給自己增加工作量。從登基到去世，他幾乎沒有休息過一天。在遺詔中他說：“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據史書的記載，從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內，朱元璋批閱內外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處理國事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閱奏札二百多件，處理國事四百多件。僅此一端，即可想象他是多麼勤奮。 　　在對自己的享受上，農民是最嚴厲的克己主義者。幾千年的貧困生活積累下來，他們的節儉欲甚至已經成了一種盲目的本能，而不是一種手段。朱元璋的節儉，在歷代皇帝中也堪稱登峯造極。 　　當了皇帝后，他每天早飯，“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陳梧桐《朱元璋大傳》）。他所用的牀，若無金龍在上，“與中人之家臥榻無異”。他命工人給他造車子造轎子時，按規定應該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銅代替。朱元璋還在宮中命人開了一片荒來種菜喫。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塊被單給大臣們傳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絲綢拼接縫成的百納單。朱元璋說：“這是做衣服的邊腳料，我讓人縫成一塊布，省得丟掉可惜（此製衣服所遺，用緝爲被，猶勝遺棄也）。”他對浪費是如此深惡痛絕，有一天退朝，見到兩個太監穿着新靴子在雨中走路，朱元璋大怒，立即把他們叫住痛斥：“靴子雖然不值什麼錢，可是做一雙得費多少工！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叫人把這兩個太監按在地上，狠狠打了一頓。 　　又有一天，見到一個官員子弟穿一身值五百貫的華麗衣裳，朱元璋大不適意，教訓他說：“如今你借父兄的光，生長於膏梁紈絝之下，農桑勤苦，邈無聞知。一件衣服花了五百貫！這是農民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斂？自今宜切戒之！” 　　像每個農民一樣，朱元璋有着強烈的鄉土觀念。他手下的功臣，絕大部分都是自己的老鄉。登基之後，他覺得哪個地方也沒有老家好，越來越想念淮河南岸的那個小村。“聖心思念帝鄉，欲久居鳳陽。”鳳陽本是貧瘠之地，立國之初，他卻堅持把國都定在這裏。雖然大臣們多次勸諫，也不動搖。農民們生活中一再節省，蓋房子時卻會傾其所有。同樣，爲了經營中都鳳陽，一貫堅持輕徭薄賦的朱元璋也勞民傷財，不惜人力物力，先後徵用了幾十萬軍人和工匠，花錢唯恐不多，用料唯恐不精，爲求堅固，石縫裏都灌上鐵汁。不料工匠們不勝勞役，用“厭勝法”①表示憤怒。氣急敗壞的朱元璋把大批工匠殺掉，衣錦還鄉的計劃也因此而落空。要不然，淮河南岸那個“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貧瘠小村，就真的成了大明王朝的首都。 　　『①厭勝法，古代方士的一種巫術，老百姓俗稱爲下鎮物。所謂鎮物就是工匠偷偷放在別人房中、器物中的那些據說會給人帶來壞運的泥人、木人、弓箭、剪刀、紙人等東西。』 　　第二章 流氓生涯：開國帝王的必經之路 　　【青春期的意外打擊】 　　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春，朱重八還不滿十六週歲，放到現在，還不過是一個初三學生，正懵懵懂懂地處於青春期的好奇、甜蜜、惆悵、早戀以及離家出走之中。十六歲的他卻已過早遭遇了命運的猛烈一擊。 　　俗話說“羊馬年，好種田”，然而1343年這個羊年卻一夏無雨，糧食減產一半。轉年又是數月不雨。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上澆一瓢水，“滋滋”冒煙。莊稼枯黃瘦小，死活不肯離開地皮。所謂禍不單行，就在人們想盡一切辦法挽救這點莊稼的時候，一場浩大的蝗災襲來，大地上殘存的一點綠色也被一掃而光。 　　本來就不敢多下的米，每頓飯時又少放了一碗。從草木返青開始，人們就四出剜野菜、剝樹皮，攙在粥裏喫。兩碗野菜稀粥喫進肚裏，一泡尿又都撒光了。人們餓得頭昏眼花。六百多年前的那個春天，如果走進安徽鳳陽，你會看到不少人走路都搖搖晃晃，連坐在牆腳的年輕人都瘦得渾身皮膚打褶。孩子們關節突出，面黃肌瘦，眼睛越發顯得大，只有小肚子鼓鼓的，其實盛的不過是地瓜葉和野菜湯。 　　上天顯然是存心和人們過不去了。就在人們的身體已經虛弱至極的時候，瘟疫又來了。症狀是突然發高燒，上吐下瀉，人很快虛脫，一般挺不過三五天就死了。一開始人們還沒有在意，當每個村子邊上都添上幾座新墳的時候，恐慌才籠罩了整個鳳陽。人們明白，這是上天又“收人”了。不少人家打起包裹，鎖上院門，開始逃難去了。 　　朱五四逃了一輩子難，如今已六十四歲，鬚髮皆白，身軀佝僂，實在逃不動了。已經一個多月沒有喫飽過的老人，身體虛弱到了極點。習慣於欺凌弱者的病毒首先把他列爲攻擊對象。老頭全身高燒，嗓子紅腫，躺在牀上絕望地呻吟。請大夫對這個人家來說是太奢侈的事情，他們所能做的，只是在觀世音菩薩面前燒上兩炷香，然後，就是聽着老漢的呻吟，等着他死去。 　　四月初六日，五四終於結束了一生的苦難，撒手去了。然而，對於朱家來說，這卻只是災難的開始。就在五四去世前三天，元璋的大哥重四也倒下了，在大嫂的哭聲中挺了六天，四月初九日去世。死亡名單上的第三個是大哥的長子。最後，二十二日，五十九歲的老母陳氏終於給這個名單畫上了句號。 　　轉眼間，人丁興旺的朱家九口中死了四口。而在此次災荒之前，二嫂三嫂都已先後病故，二哥的獨生子也夭折了。現在，朱家只剩下元璋和他的二哥重六，以及大嫂王氏和她的一雙小兒女。 　　相比起大伯朱五一一家，朱元璋家還不是最慘的。朱五一一家一十四口，在這次大災中死了十三人，只剩下重五哥的媳婦田氏逃過了這一劫。 　　自打降生到這個世界上的那一刻起，朱元璋感受最多的就是這個世界的嚴酷。在這個寒冷的世界上，只有家庭給朱元璋帶來了一點點溫暖。如今，連這點爲數不多的溫暖和親情也沒有了，他生命中唯一一點可貴的東西被命運剝奪了。 　　【出家是爲了喫飯】 　　朱五四被土地榨乾了一切，大地卻沒有準備他的葬身之地。入土爲安是一箇中國人對生活最後的，也是讓人無法拒絕的要求，即使明天就要餓死，今天朱氏兄弟倆也要把自己的父親屍身安置妥當。然而，大難之際，赤貧之家想要找一塊墳地，實在是太難了。走投無路之下，兄弟倆狠起心厚着臉皮去求地主劉德，以爲畢竟主佃關係多年，他再怎麼狠心也不至於忍心讓一個老佃戶暴屍荒野吧。誰知劉德不但沒有一絲憐憫，反而“呼叱昂昂”，把兄弟倆痛罵了一頓趕了出來。朱元璋後來回憶說：“田主（劉）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與地，鄰里惆悵。” 　　好在中國農村大地不光有飢餓和寒冷，還有着世代不絕的淳樸和仁厚。 　　老朱家的慘景，讓鄰里都爲之憂愁。劉德的一位遠房本家劉繼祖是村中另一個大戶，看到此情此景，派兒子劉英把元璋兄弟叫到家裏，給他們喫了一頓熱飯，然後說，你父母都是老實忠厚人，死後不能沒個葬身的地方。我村東那塊地，地角那半分，地勢比較高，做墳地可以，你們要是不嫌棄，就送給你們吧。 　　兄弟二人聞聽，雙眼含淚，跪下用力磕了幾個響頭。劉繼祖忙把他們攙了起來，說快回去準備準備吧！ 　　其實也沒有什麼可準備的。因爲連一粒餘糧都沒有，更何談棺材。不但沒有棺材，翻遍整個屋裏，也找不出一件完整的衣服可做壽衣。沒辦法，只好讓父母穿着那身千瘡百孔的破爛衣裳，卷在那張露了許多洞的蘆蓆裏入了土。兄弟二人都餓得脫了相，也沒力氣挖深墓穴，只好草草埋了了事。朱元璋後來回憶當時情形說：“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餚漿！” 　　家破人亡，親人離散，兄弟也準備像父祖當年那樣，分頭去逃難。在這個世界上，窮人的生命比一隻螞蟻還脆弱，這一分手，分散在茫茫人海，也許永世不能相見了。想到這裏，兄弟倆抱頭痛哭。多年後，朱元璋在《皇陵碑》中這樣回憶當年的慘景：“兄爲我傷，我爲兄哭，皇天白日，泣斷心腸！” 　　哭聲驚動了隔壁的汪大娘，老人家拐着小腳，過來安慰兄弟倆。大娘說，二哥一個人出去還行，重八年齡太小，怎能一個人出門！不如到村頭皇覺寺裏當個和尚吧！再說你爸媽當初曾經想把你送到廟裏當和尚來着。 　　原來朱元璋出生後不幾天，曾經得了肚脹病，一直不喫奶。朱五四到處求醫，總不見效。就和陳氏商量想把重八舍給寺廟，應許等朱元璋大了送來做和尚，求神佛保佑他平安無事。 　　不過，想當和尚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因爲廟裏同樣口糧緊張，不送點禮打通關節，輕易進不去。喫同一方水土的人，如同一根藤上的土豆，心都是連在一起的。雖然自己也是窮得揭不開鍋，汪大娘還是掏出壓在箱底的錢，替元璋買了香燭禮品，讓兒子陪元璋到了廟裏。 　　【十六歲離家遠行】 　　朱元璋在皇覺寺半飢半飽的小和尚生活，只過了五十天。作爲新入寺的一名新和尚，他年齡最小，地位最低，所有掃地打水做飯上香之類的雜活全是他的，喫飯時他卻是最後一個。幹了一天活飢腸轆轆，到口的卻常常只有半碗殘茶剩飯。朱元璋在家中雖然也喫不好穿不暖，但畢竟是家中的老小，從小到大都是受關心受照顧的角色，到了廟裏，實在難以適應。有一天，打掃伽藍殿，一不小心，給伽藍像絆了一下。朱元璋正一肚子怨氣無處發泄，順手就給了佛像幾掃帚。過了幾天，大殿香案上的供品被老鼠給偷喫了，老和尚責罵朱元璋不好好照看。朱元璋更是生氣，心想這個泥胎菩薩，大模大樣地坐在上面充當神靈嚇唬人，連自己跟前的供品都看不住，害得我跟着捱罵，實在可恨！於是拿了支禿筆，在伽藍菩薩塑像的背後寫了幾個歪歪扭扭的大字：“發去三千里”，意思是說將伽藍菩薩充軍發配三千里。少年朱元璋性格中強悍潑辣的一面，在這些細節中被保留下來。 　　誰曾想這半飢半飽捱打受累的日子，後來想起來居然也成了甜蜜的回憶。不久全縣大飢，寺廟裏的糧倉也迅速空了下去。第五十一天，老和尚把幾個和尚叫到一起，宣佈糧食已盡，只好封倉，叫大家各謀出路。 　　對朱元璋來說，唯一的出路，就是乞討了。因爲雖然當了五十天和尚，但還沒來得及學習唸經做佛事，別無謀生手段。寺院生活唯一的收穫是把他從一個農民變爲流丐的時間推遲了五十天，而且還給了他一套比一般乞丐體面一點的行頭：一套僧裝，一個木魚，一隻瓦鉢。一般的乞丐叫“要飯”，他則可以聊以自慰地稱爲“化緣”。名目雖異，內容則一。 　　雖然是自學成材，但朱元璋的詩文通脫自然、朴茂雄強，頗有可觀之處，請看他是如何在《皇陵碑》中描述自己的三年流浪的： 　　〖居未兩月，寺主封倉，衆各爲計，雲水飄揚。我何作爲，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煙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蹌。仰穹崖崔嵬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淒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風鶴唳，俄浙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若沸湯。一浮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強。〗 　　這一百二十字，是關於朱元璋流浪生涯的唯一記載。文詞直白，情辭並茂。把少年朱元璋流浪路上的形單影隻、艱苦悲涼表現得相當動人。可惜，相對於流浪生涯對朱元璋一生軌跡的重要性，這一百餘字無疑是太寥寥了。 　　我們必須在這一百二十字之上深入探索，來推斷這三年風雨對他的影響。 　　當朱元璋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魚和瓦罐，走出皇覺寺破敗大門的那一刻，世界在他眼裏變了。在此之前，他朱元璋是被許多套定位系統牢牢定位在大元社會的一個細胞：不論是戶籍本，家譜冊，還是和尚度牒，都表明他是被這個社會牢牢控制着和規定着的。他是大元朝濠州府鍾離縣太平鄉孤莊村的一個男丁，是朱氏和陳氏家族親戚網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結點，經緯分明、一目瞭然。他的未來生活本來恪守三綱五常，鄉規民約，信奉鬼神，尊敬長上，安分守法，勤苦成家，春種秋收，娶妻生子，生老病死。 　　可是，因爲這一場大饑荒帶來的鉅變，他身上所有的鎖鏈都被扯斷了。 　　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親戚關係都被割斷了，只剩下他孤零零一個人。官府不再管他，甲長不再管他，甚至現在連寺廟也不再管他，平生第一次，他一無所屬，在這個世界上失去了定位。 　　現在，展現在他面前的天地是無序、混亂、兇險的。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護，他就像一隻斷了纜繩的小船，任何一個大浪打來，都有可能吞沒他。他深知，從此之後，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了。 　　他沿着鄉村小路，一直向南走去。老和尚說南邊年景好點。路邊的景色變得越來越陌生，經過一個大村子，他挑了一家高門大戶的院子，有點膽怯地扣動了門環。 　　【三年江湖路】 　　可以想見，從一個重信譽、好面子的農民家庭出來的孩子，第一次向人家開口要飯要突破多大的心理障礙。 　　老半天，門開了，門裏人探頭看了一眼，不耐煩地“咣”的把門又關上了。朱重八心裏一涼。正當他猶豫不決轉身要走的時候，門又開了一條縫，一隻拿着勺子的手伸了出來。重八趕緊把瓦鉢伸過去，勺子一傾，一把生了蟲子的糙米嘩嘩滑落：“今天已經過去三個化緣的了，就這點了，快走吧！” 　　中午，朱元璋就在村邊的破廟裏找幾塊石頭，支上瓦鉢，倒上水，把這把米煮得半生不熟，勉強填了填肚子。 　　艱苦的流浪生活就此開始了。他先是向南一直走到合肥，接着又往西走到河南固始。隨後的幾年中，他又相繼流浪到河南信陽、臨汝，往東折向河南淮陽，經河南鹿邑、安徽亳縣，又回到過安徽阜陽。一路跋山涉水，雲水飄揚。可以想見，一個十七歲的孩子的乞討路上會品嚐到多少常人體會不到的飢餓、孤獨和艱辛。他喫過大戶善人施捨的白麪饅頭，也曾喫過草根、野菜。他住過高門大戶的下人房，住過村邊的破廟，也曾經睡在山洞山崖，睡在雪地裏風雨中，天爲幕地爲席。他一路念過佛號，也幫人打過短工。在許多城鎮裏他和乞丐們打過架，有的時候，他也曾加入當地丐幫。在實在飢餓難耐的時候，他有幾次還做過小偷，趁農忙村民們都下地的時候，跳牆進入人家家裏，偷廚房的食物，櫃裏的銀錢，也偷院裏的雞鴨。 　　傳說深秋的一天，朱元璋走到一個叫剩柴村的地方，已經幾天水米沒沾牙，忽然在村邊發現了一棵柿子樹，上面掛着好些霜打過的紅柿子。他攢起最後的力量，爬上樹去，一口氣喫了十幾個，總算活了下來。發跡之後，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朱元璋帶領大軍又一次路過這裏，發現這棵柿子樹還在。朱元璋不禁感慨萬端，下馬抱樹痛哭，又脫下自己的紅袍，披在樹上，說：“封爾爲凌霜侯！” 　　朱重八三年遊蕩，相當於在社會大學讀了三年書。由於悟性高，他的成績也非常出色。經過最初的不適應，他已經成了流浪的老手。這種生活讓他大開眼界。 　　和平靜的孤莊村比起來，外面的世界實在是太複雜、太龐大、太繁華了。他見到了在孤莊村裏無論如何不可能見到的社會萬象。 　　元末人口日益繁盛，政府統治力下降，社會越來越呈現多元化，世相越來越紛繁。僅就騙子來說，就多如牛毛。如今中國社會上的種種騙術，千百年前就已經流行在江湖。元代文獻記載過於簡略，我們可以引用《武林舊事》所載宋代市井情形來參照一下： 　　〖商業繁華之區，人口密集，遊手好閒的人，實在太多了。有所謂美人局（以妓女爲姬妾，誘引少年人），櫃坊路局（以賭博遊戲結黨等手法騙錢），水功德局（以求官、覓舉、恩澤、遷轉、訟字、交易等爲名，假借聲勢，脫漏財物），不一而足。又有買賣物貨，以僞爲真，至以紙爲衣，銅鉛爲金銀，土木爲香藥，變換如神，謂之“白日賊”。以致頑徒如“攔路虎”“九條龍”之流，尤爲市井之害。〗 　　三年行走於險惡的江湖，朱元璋對中國的社會有了深入的瞭解。在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時，他認識了善良、慷慨，也見識了冷酷、邪惡，領略了勇敢、義氣，也見到了苟且、墮落。三年流浪，讓他對人性有了深刻的認識。 　　在朱元璋晚年，他頗爲得意地對自己的子孫們說：我“閱人既多，歷事亦熟”，“人情善惡、真僞，無不涉歷”，“人之情僞，亦頗知之”，這知人的本領，相當程度上就是三年江湖中歷練出來的。 　　江湖深刻地改變了他的性格。走出孤莊村時，雖然已經表現出與一般孩子不同的膽大聰明，他本質上畢竟還是一個質樸的農村少年。流浪生活大大損壞了他的道德素質。對天天都在飢餓線上掙扎的他來說，活着就是目的，喫飽就是價值。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實用主義不可避免地成了流浪兒的生命哲學。只要能弄到喫的，什麼事他都做過。他搶過比他更飢餓的人的糧食，替人背過屍體，甚至掘過墳盜過墓。長時間的混跡江湖，使朱元璋習慣了原本不可想象的偷盜和欺騙。 　　他從一個逆來順受的、習慣於被動的農民，變成了一個大膽狡黠的野獸。走出了孤莊村，他的生活第一課就是敢於冒風險。如果不是幾次在關鍵的時候偷到了喫的，他早就餓死在流浪路上。在機會和風險面前，如果不採取主動，就得付出慘重代價。他曾經多次和街頭的乞丐們打過架，很多時候是一對多。在這種情況下，關鍵時刻那股不要命的狠勁救了他。三年下來，冒險精神就成爲他性格特徵的一部分。在機會面前，他反應敏捷，富於主動精神和進攻性。因爲他知道，被動就等於死亡。 　　他從一個富於同情心的人變成了把人不當人的冷酷無情的人。生活的苦難早已磨鈍了人們的痛感神經。而江湖上歷來崇拜暴力，江湖上的英雄是殺人不眨眼的黑社會老大。江湖經歷使他明白，要在這個世界上成功生存，心一定要硬，要冷，要狠。“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經歷過多次慘痛教訓後的他認定，只有那些最狠毒的人，才能在惡性生存競爭中抓住也許是唯一的機會。從外面的世界回到孤莊村，人們發現，這個少年已經長成了成人，眼睛裏的熱情、天真不見了，卻多了一絲瘮人的陰涼之氣。用史書上的話來說就是“志意廓然，人莫能測”。 　　【從一介順民到狡猾野獸】 　　從卑賤的貧農到高貴的天子，其過程並不像蘋果由青變紅那麼簡單。淮河南岸那間塌了頂的茅草房和南京城內金碧輝煌的奉天殿，這之間的距離對朱重八來說遙遠得要以光年計。如果說，那個聰明伶俐的窮孩子朱重八是塊品位不錯然而卻深埋於窮山僻野的鐵礦石的話，那麼，有那麼幾個機緣使這塊原本極爲普通的礦石變成了特種鋼材：元末的社會動盪如同一場大地震，把這塊礦石從地底顛簸出來。三年流浪生涯，把這個本分的農民孩子從一塊土坷垃似的礦石煉成了一塊烏黑的生鐵，身體與心靈同樣變得堅硬冷酷。而隨後的多年戰爭，則似血與火的熔爐，讓朱元璋百鍊成鋼。 　　對朱元璋個人來說，從赤貧到天子的奇蹟發生在他身上是一件極端得幾乎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一萬種機緣巧合在一起，才造就了他這位布衣天子。然而，對中國歷史來說，從流氓到開國天子，卻幾乎是一個規律。光輝燦爛的數千年曆史中，那些豐功竣德的歷代開國皇帝，除了第一個皇帝秦始皇和北魏隋唐等有少數民族血統的開國皇帝以外，幾乎都是出身江湖。 　　驚訝嗎？這就是事實。如果熟讀的話，中國歷史會經常給人這種出人意表的結論。古代文學研究專家王學泰在《遊民與中國社會》中爲我們舉了這樣幾個例子： 　　〖漢高祖是個不折不扣的流氓，就像司馬遷那部文筆生動的《史記》中記載的那樣：（高祖）從小遊手好閒，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成年後，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們勾肩搭背，“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沒錢，便跑到酒鋪賴酒喝。 　　劉邦的本家劉備是個織蓆小販，沒什麼文化。“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其素質作爲頗類當今黑社會小頭目，故能結識關張，共同起事。 　　南朝的第一個開國皇帝劉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一直以賣鞋爲業。爲人剽悍，僅識文字，因好賭而破家，落魄至極”。 　　五代時五個開國皇帝均爲流氓兵痞出身。十國的開國之君也大半如此，比如前蜀皇帝王建“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吳越王錢鏐“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業”。 　　正史對大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出身多有掩飾，其實他亦出身遊民，其父流浪於杜家莊，做了當時誰都瞧不起的倒插門女婿。匡胤少而流浪四方，從軍後才漸漸發跡。 　　……〗 　　閱讀這些開國皇帝的傳記，你會發現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從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和城市貧民到皇帝的路途中，都有一個流氓化或流民化的過程。 　　因此，三年流浪對未來的皇帝朱元璋來說，其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過分，這是朱元璋生命中的大關節，是他從赤貧到皇帝必須經過的一道手續，一次培訓，一次考試。從農民到遊方僧的變化，不僅僅是衣着的改變，而且是一次心靈的質變：從老實巴交的農民變成膽大妄爲的流氓。流氓是皇帝的蛹。 　　中國的順民是天下獨一無二的物種。中國曆代農民是被無數條繩索牢牢捆縛在土地上的。各級官僚的層層控制、宗族制度的嚴密約束、鄉規民約的不斷教化，以及除土地之外沒有謀生的空間，使農民們如同樹木一樣，生長在土地上，每年結出果實，供官府摘取。由於歷代不斷進化的愚民統治，他們目光短淺、頭腦封閉、因循守舊。他們怕皇帝，怕官吏，怕暴力，怕鬼神，他們什麼都怕。他們沒有進取精神，總是被動承受命運。 　　鴉片戰爭後，來到中國的西方觀察家們對那時中國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國人在任何不合理的現象面前都選擇了忍耐。“這種忍耐力導致了在中國所看見的最悲慘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喫不完，很容易奪取，然而近處卻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餓死了。對這種古怪現象，中國人已經習以爲常。”外國人奇怪的是，災荒年月那些飢餓絕望的難民“卻不團結起來，向地方官員要求一些救助”。外國人反覆地詢問這些災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亞瑟·史密斯《中國人氣質》） 　　因此，指望這些被摘取了頭腦和爪牙的馴服動物在歷史上留下痕跡是不可能的。要讓他們重新長出牙齒和利爪，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砍斷他們身上的條條繩索，把他們放逐到正常社會之外，放逐到皇權、族權、三綱五常的教化之外，讓他們在風雨冰霜中重新披上鱗甲，恢復原始野性。而歷代無能的統治者正是在不斷地做這樣的事。他們的低能統治把大批農民逐出土地，只能靠流浪爲生，就像朱元璋一樣。 　　一旦披上麟甲，他們就註定會在歷史上獨領風騷。社會其他階層的頭腦和視野很容易被幾畝地幾本書牢牢控制。而江湖之人卻得天獨厚，他們經歷複雜，對社會各個層面人的心理都有所瞭解。長期混跡江湖，給了他們精明的頭腦，使他們更容易參透中國社會的祕密，更深入地掌握中國社會的潛規則。1959年，毛澤東談論劉邦的成功時說：“劉邦能夠打敗項羽，是因爲劉邦和貴族出身的項羽不同，比較熟悉社會生活，瞭解人民心理。” 　　由於在正常社會里沒有身份和地位，遊民們沒有羞恥感這個障礙，做起事來不循常規，敢爲常人所不敢爲，善於腦筋急轉彎，敢於闖紅燈或者繞紅燈。項羽用劉邦的老父親脅迫劉邦投降，劉邦卻說：“你我曾經結拜，我父就是你父，如果你一定要煮殺你的父親，那麼望你也分一杯肉羹給我吧！” 　　項羽無論如何想不到劉邦會給出這樣的回答，他自以爲一定會起作用的威脅只好作廢。這就是流氓戰勝貴族的典型例子。 　　長期的風霜給了他們一顆黑心，他們有常人所沒有的強大意志力、野蠻性，這些在亂世中往往是決定性的力量。他們能殺人不眨眼，他們能壯士斷腕，以求全生。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們也許同樣精明，但是他們的稟賦柔弱，沒有摧鋒折刃的膽量，沒有厚臉皮和黑心腸，因此只能做這些綠林豪傑的助手和謀士，跟在他們身邊喫一點他們掉下來的殘渣剩飯。所以，歷代開國帝王雖然利用知識分子，但大都瞧不起知識分子。劉邦看到讀書人戴着端正的帽子，就叫人取下來，往裏撒尿。朱元璋和張獻忠殺起讀書人來如同草芥，把文官當成奴隸一樣挫辱折磨。 　　有了頭腦、臉皮和黑心，他們已經初步具備在一個惡性競爭的社會里成功的能力。再加上上天賜予的機會，他們當然會驚天動地，青史留名。 　　第三章 嶄露頭角：一念之差走上了造反道路 　　【被兩塊木片決定的人生】 　　清代史學家趙翼對朱元璋的評價被許多人認爲十分準確： 　　〖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 　　我認爲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朱元璋是一個流氓化了的農民。“農民”爲體，“流氓”爲用。骨子裏，他永遠是一個克勤克儉、謹小慎微的農民。 　　江湖經歷又給他的血液裏注入了與衆不同的潑辣。他的流氓手段幫助他在與羣雄周旋時長袖善舞縱橫捭闔，而令他笑到最後的卻是因爲他比別人多了一份農民式的謹慎、持重。 　　史稱朱元璋“地主階級化”前是一個偉大的農民起義領袖，是率領漢人推翻蒙古人統治的民族英雄。豈知他走上英雄領袖生涯的原因實是迫不得已。 　　雖然在大元統治下朱氏一家經常顛沛流離，食不果腹，但朱元璋對蒙古皇帝缺乏痛恨之情，甚至充滿感戴之意。草民一食一飯，都是朝廷所賜，這種觀念在世代安善良民的朱家根深蒂固。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曾對臣下說：“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終其一生，朱元璋始終把元朝入主中國，享受漢人膏血視爲“奉天承運”，“順天應人”，理所當然。 　　因此，朱元璋一開始沒有“積極投身革命”就可以理解了。在他流浪江湖的幾年中，大元天下已經是烽煙處處，而史料並沒有留下朱元璋“嚮往革命”的蛛絲馬跡。那時，白蓮教遍佈鄉野，朱元璋不可能不有所耳聞目睹，但是也沒有任何他參加白蓮教的記載。爲了生存，他可以偷可以搶，但是從來還沒有想到過“造反”。他對這個詞連想都沒有去想。在外流浪三年之後，大饑荒終於離開了鳳陽。朱元璋結束了流浪生涯，回到皇覺寺。雖然已經多年身受目睹了元朝的反動統治之殘酷暴虐，或多或少受到白蓮教“革命思想”的影響，朱元璋還是選擇了老老實實做一個前途暗淡的和尚，並且在冷冷清清的廟裏一呆就是三年。小時候因爲父母格外疼愛，送他讀了幾個月私塾，但大字還沒識滿一筐，就供不起了。這次，在寺廟中，他開始認認真真地跟老和尚學唸經，認識了千把字。 　　朱元璋一向爲人做事的特點是認真敬業。從他登基後仍然對佛教保持了濃厚的興趣這一事實看，他在三年和尚生涯中，對佛教經典確實是下了點功夫的。《皇明本紀》說他從此“始知立志勤學”；《劍橋中國明代史》說“在這時他似乎開始學習認字並簡單地研修佛教經文。他的理解力很好，記憶力也很強”。他認認真真地學習做道場，吹法螺，這是和尚收入的最大來源。後半生他有幾種可能的選擇：也許是繼續做和尚，也許積點錢買幾畝地還俗做農民，也許會學門技術，做個木匠或者瓦匠。只有軍人不在選擇之列。“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軍人是風險最大的職業，實在不符合他謹慎的本性。 　　然而，身在亂世，人的命運就是如此離奇，你越怕什麼，什麼就偏偏會來到你身邊。朱元璋重做和尚的第三個年頭，農民起義的烈火燒到了皇覺寺邊。 　　白蓮教和朱元璋的專業——也就是佛教——關係很深，或者說，是佛教的一個變種。它本是源於佛教淨土宗。 　　天下事物，只有足夠“低幼”才能流行，這是永遠不變的規律。要說正宗，中國佛教當然要以千辛萬苦從印度取回真經的三藏法師創立的唯識宗爲正宗。然而事實是，唯識宗因爲經典太浩繁邏輯太細密，不適合普通人的智商而迅速湮滅。中國特色的淨土宗卻因爲它超出尋常的簡便易行而大行其道。 　　淨土宗比方便麪還要方便。它不需要你鑽研什麼佛經，也不需要你苦苦修行，它只要你會說“阿彌陀佛”四個字就可以。它的理論是，一聲“阿彌陀佛”可以免除幾十億劫的罪過。只要你不停地念佛，積累的功德就越來越多，等到阿彌陀佛被你煩到不行了，就得把你救出苦海，往生淨土。 　　所以它迅速深入民間，南宋之後，“家家阿彌陀，戶戶觀世音”，底層信衆完全被它壟斷，種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這是天下萬事的常態。 　　釋迦牟尼天上有知，一定會暈倒在蓮花寶座上。 　　白蓮教是淨土宗的一個變種。它的教義也同樣簡單，只不過它的組織比較嚴密。淨土宗雖然也結社，但社內關係鬆散，衆生平等。而白蓮教將平等的關係變成嚴格的師徒關係，從上到下，形成了一個嚴格的師徒網絡，成爲政治動員的有力武器。當腐敗蔓延、統治力衰微之際，往往是這類民間宗教興盛發展的時期。一旦勢力成熟，起義就不可避免。 　　大元王朝自建立以來，政治從來沒有穩定過。蒙古貴族沒有學會漢族立嫡以長的繼承製度，爲了攫取最高權力，政治高層不時發動宮廷政變和武裝衝突。從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元世祖去世到元統元年（公元1333年）元順帝即位，四十年之間居然換了九個皇帝，平均不到五年就發生一次政變。統治集團忙於內鬥，對民生大計無心過問。白蓮教勢力因此輕鬆席捲了大江南北。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韓山童、劉福通等人率三千白蓮教衆斬白馬烏牛起事。他們宣稱教首韓山童是宋徽宗的第九世孫，應做皇帝。劉福通是天上派下來輔佐韓山童的大將。起義軍頭裹紅巾，身穿赤衣，被稱爲“紅巾軍”。 　　大元王朝已經成了一個爛透的梨子，只等一聲震動就會掉落下來。劉福通一呼百應，各地無數底層豪傑應聲起事，大半個中國沸騰起來。農民大起義的浪潮，很快波及朱元璋的家鄉。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二月，濠州出現了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 　　原來，至正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安徽定遠的大地主郭子興、孫德崖等五人借白蓮教聲勢起兵，也以紅巾爲號，“衣巾皆絳”。附近農民幾萬人“棄農業，執刀器”，紛紛前往投奔。二月二十七日，郭子興等五位“節制元帥”率領這支隊伍，一舉攻佔了濠州，皇覺寺所在地區被納入農民軍的勢力範圍。 　　亂世裏沒有清靜之地。起義軍三天兩頭來廟裏搜糧食，找喫的。不幾天，元軍又駐紮到附近。他們不敢與農民軍正面交鋒，每天到各村搶劫，見人就抓，當做“亂民”送到長官那裏報功領賞。朱元璋登基後在《紀夢》一文中描述當時的情況說，紅巾軍“陷濠城而拒守之，哨掠四鄉，焚燒閭舍，蕩盡民財，屋無根椽片瓦，牆無立堵可觀。不兩月，越境犯他邑，所過亦然”。而官軍則“聲攻城而逡巡不進，惟是四掠良民，得之則以絳系首，稱爲‘亂民’，獻俘於上，請給其功”。在這種“造反軍”與“反造反軍”的拉鋸戰爭中，最倒黴的就是既不“造反”又不“反造反”的廣大平民百姓。 　　用朱元璋的話說，就是“良善者生不保朝暮”。和尚們在廟裏成天提心吊膽，看這樣子，保不齊哪天就被官兵抓去充當“亂民”，被砍掉腦袋。沒辦法，白天只好揣個餅子，躲到山裏，等太陽下山了，再回來睡覺。 　　豈料在兩軍夾縫間，如此苟且偷生都不可能了。那天和尚們下山，廟已經沒了。原來農民軍來廟裏找喫的，一粒糧食也沒找着，一生氣，一把火把廟給燒了個精光。 　　朱元璋徹底走投無路了。再出去流浪吧，烽煙處處，天下已經沒有安靜的地方。兵爲刀俎，民爲魚肉。看來在這個武力決定一切的時候，只有拿起武器，反而有可能活下來。可是，當什麼兵，也是個問題。“出爲元兵，恐紅巾至，欲入紅巾，畏元兵至，兩難莫敢前。”他在《紀夢》中這樣描寫自己當時的心情：“予當是時，尚潛草野，託身緇流，兩畏而難前。欲出爲元，慮系絳以廢生；不出，亦慮紅軍入鄉以傷命。” 　　在殘垣斷壁裏忍飢挨餓躲藏了幾天，他意外地收到了同村的一個哥們湯和給他捎來的紙條。原來這個哥們已經加入紅巾軍了，說現在在軍裏大碗喝酒，大塊喫肉，快活得很，勸他也快快參加。 　　他還是拿不定主意。謹慎的天性讓他一次次拖延，不到最後關頭，絕不選擇軍人這個職業。這時，命運給了他最後一次推動力，大師兄告訴他，紅巾軍給他捎信的消息已經被人知道了，有人想向官軍舉報他呢。 　　事已至此，他還是沒下定決心。他找到了尊沒被燒壞的菩薩像，想讓神佛給出出主意。點上香，磕了頭，拿起神案前的兩塊木片，按老和尚教給他的卜卦法卜算起來。 　　朱元璋在《紀夢》中這樣描寫自己的占卜過程：於是禱於伽藍，祝曰： 　　“……民人盡亂，巾衣皆絳，赤幟蔽野，殺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予尤恐之。特祝神避凶趨吉，惟神決之。” 　　看來朱元璋對農民起義軍的看法確實不怎麼樣。這完全是一羣強盜嘛。 　　所以第一卦是問應該逃走還是繼續當和尚？如果是應該逃往他鄉，那麼兩塊木片落在地上應該都是正面。如果繼續當和尚，就一正一反。 　　很顯然，他的頭兩項選擇裏沒有當兵。 　　搖了半天，扔到地上，結果是兩塊木片都是反面。看來這兩者都不爲神佛所贊同。 　　那麼繼續算吧。 　　“祝曰：莫不容予倡義否？若是則復陰之。以珓擲地，果陰之，方知神報如是。” 　　就是說，難道神是要我參加紅巾軍嗎？如果那樣，應該是反面。一扔，果然是反面。 　　一個偉大農民起義領袖的命運就這樣被兩塊木片確定下來了。革命與反動之間就這樣一念之隔。不過這個一念之差一直讓朱元璋感覺不好意思。後來，他不斷強調自己加入起義軍實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點。 　　他說自己加入起義軍是“昔者朕被妖人（紅巾軍）逼起山野”（《與元臣禿魯書》）。他又說：“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紅巾）忽至，誤入其中。”（《明太祖實錄》卷三七）在《皇陵碑》中又說：“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傑（那些起義領袖）何有乎仁良（也沒什麼好東西）。”這固然是因登基即位後爲維護皇朝統治不得不以造反爲非，也未嘗不是他參加革命大業時的部分真實思想反映。 　　【從和尚到親兵】 　　至正十二年閏三月初一日，一個穿着破爛袈裟的年輕和尚來到濠州城下，向守門的士兵要求進城去參加紅巾軍。這和尚身材高大，黑長臉，大鼻子大耳朵大下巴，雙目炯炯有神。守兵覺得他身上有點什麼與衆不同的地方。面對雪亮的大刀，這個人沉得住氣，並不害怕。鑑於城外元軍密佈，守兵認爲面前這個人有可能是元軍的奸細。發一聲喊，幾個人按住朱元璋，五花大綁，拉到護城河邊準備砍了。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這是形勢的需要。在這些初級階段的革命者看來，可以隨便殺人也是起義者的一種特權。 　　選擇了當兵就是選擇了風險，這朱元璋早有心理準備。沒有想到的是還沒當成兵就可能先成了刀下鬼。不過朱元璋並沒有驚慌失措，他的第一反應是聲嘶力竭地呼喊，試圖吸引更多的軍人來圍觀，也許會有人出來制止這幾個守兵的野蠻行徑。 　　這個做法救了他。正在城外巡視的義軍元帥郭子興聽到了他的呼喊，馳馬趕到，想看看發生了什麼事。郭子興從這個二十四歲的小和尚眼裏看到了一點與衆不同的內容。冰涼的刀片貼在脖子上，這小和尚的眼睛裏，卻看不到慌亂。從這個心靈的窗口，你能看到他的大腦在緊張地旋轉，迅速地做着各種判斷，以求拯救自己於危局。他沉着地回答着郭子興的問話，神態恭敬，語言流利，邏輯周密，三言兩語就使郭子興確信他不是間諜。 　　否極泰來。護城河邊這意外的一遇，開啓了朱元璋成功的序幕。郭子興對這個機智勇敢的年輕人留下了如此深的印象，不久，他就把朱元璋調到元帥府做了自己的親兵。 　　郭子興在這個年輕人身上不斷髮現珍貴的品質。郭子興發現這個年輕人頭腦異常清楚，說話條理清晰，做事謹慎周密。在他身上，一點也沒有年輕人常有的輕浮魯莽，有的是這個年齡段的人所缺乏的沉着老練。使朱元璋註定出類拔萃的品質是——不管做什麼事，只要着了手，他都會全心全意地做好。既然選擇了軍人生涯，他就強迫自己竭盡全力，去做一個出色的士兵。郭子興交給他幾件事，都辦得妥妥帖帖。出兵打仗的時候，這個年輕人也很勇敢，“從旁翼衛，跳蕩無前，斬首捕生過當”，出色地履行了親兵的職責。郭子興嘗試着叫他帶小隊出征，每次打仗朱元璋都身先士卒，而得到了戰利品，從不獨吞，總是和大家平分。時間不長，就成功地在小隊裏樹立了威信。 　　郭子興知道他碰到了一個難得的人才。漸漸地，他有些事，開始找朱元璋商量，讓這個年輕人幫他拿拿主意。朱元璋的意見常常出他意料之外，然而經朱元璋分析解說之後，郭子興又覺得確實很有道理。起義之初，集權制還沒有建立起來，濠州城中，義軍五位元帥名位相當，不分高下。傳統中國人天生沒有享受“民主”“平等”這些“普世價值”的習慣，五位元帥明爭暗鬥，各不相讓。郭子興在五位元帥中排位本來最後，卻心高氣傲，“素剛直，不屈人下”，和其他四人關係都很僵，有時甚至賭氣不參加元帥會議。 　　每逢這個時候，朱元璋就耐心勸解，說大事初起，大敵當前，軍心不穩，一旦真的內鬥起來，起義肯定失敗。此時此際，只有委曲求全，小心翼翼維持合作局面，等實力壯大了再想辦法。再說，多參加元帥會議，有事大家一起商量，接觸的機會多了，矛盾也就慢慢可以化解了。郭子興聽了，覺得還真是這麼個理，於是就又穿戴整齊，出門會議了。 　　時間久了，郭子興對朱元璋越來越欣賞，以至於把自己的乾女兒馬氏許配給了朱元璋。這個赤貧農民的兒子，前流浪漢和和尚，現在成了義軍元帥的女婿。 　　【從士兵到軍官】 　　雖然成了首領的乾女婿，但初入義軍的朱元璋當然只是一個小角色。不過這個小角色很快就發揮了大作用。 　　至正十二年九月，原來佔據着徐州的一支農民起義軍被元軍擊敗，在首領趙均用、彭大的率領下投奔濠州。名爲投奔，這支隊伍的兵力卻遠超過郭子興部。而且趙彭二人起兵較郭子興他們爲早，在白蓮教中的輩分更高，在教徒中的名氣也更大，所以“鳩佔鵲巢”，郭子興等五人反倒成了配角。五位領袖之間的關係本來就一團亂麻，這又來了兩個外來者，而這兩個外來者本身也不團結，結果更是亂成了一鍋粥。 　　在沒有用槍桿子一決高下之前，中國式的合作者只會在無窮無盡的猜忌、內鬥、糾纏中煎熬。每當元軍圍城緊急之際，城內諸支起義軍合成一氣，共同對敵。形勢稍一好轉，就展開水深火熱的殘酷鬥爭。五位元帥暗暗分成兩派，分別依附彭趙二人。郭子興對脾氣火爆的彭大比較服氣，對看上去木訥內向的趙均用不那麼看得起。不想趙均用面蔫心狠，懷恨在心，趁郭子興出門上街之時，派人把他綁架了，祕密關押在郭子興老對頭、五位節制元帥之一孫德崖的祖父家裏，準備好好收拾一頓。 　　郭家一家上下聞聽這個消息，慌了手腳，他們不知道郭子興是被誰綁走了，也想不出到哪裏找。大家聚在一起商議了半天，仍然大眼瞪小眼，誰也拿不出什麼主意。 　　朱元璋此時正率兵在城外打仗，聞聽郭子興失蹤，急忙連夜趕回城裏。 　　郭家上下一見他，一個個牽衣痛哭。還是朱元璋頭腦清楚，聽他們說完情況後一下子判斷出是怎麼回事。 　　朱元璋說：“我公素厚彭而薄趙，禍必趙發，此非彭不可解。”那意思是，郭子興平時親近彭大，疏遠趙均用，趙均用一定是綁架案背後的黑手。 　　朱元璋說，只有利用彭與趙之間的矛盾，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天一大早，朱元璋帶上郭家人找到了彭大進行投訴，又找出例證對彭趙關係進行了一番挑撥。彭大果然大怒，說：“我在此，誰敢爾！”立刻呼喚左右，帶上親隨以及朱元璋等，四出尋找郭子興，最後找到了孫德崖祖父家裏。朱元璋率人爬上屋頂，揭瓦掀椽，下到屋裏，只見郭子興脖子上套着木枷，雙腳繫着鐐銬，渾身已被打得皮開肉綻。幾個人七手八腳打開枷銬，把他揹回家裏。 　　就在城內幾方勢力面臨火拼之際，元中書左丞賈魯率領大軍包圍了濠州城，濠州危在旦夕。幾位領袖不得不同意講和，共同守衛城池。他們憑藉城高濠深，糧食充足，堅守了七個月，元軍無計可施解圍而去。 　　元軍撤圍後，由於死傷慘重，兵源緊張，郭子興遂命朱元璋回鄉招兵買馬。這一安排是由於在營救郭子興過程中出了大力，郭子興對朱元璋更加放手使用，有意提拔。 　　至正十三年六月，朱元璋回到老家。此時離他當初投奔紅巾軍，不過一年三個月，然而當初的落魄小和尚，現在居然成了紅巾軍的軍官，騎着高頭大馬，身披綢緞衣服，出手大方，言談揮霍，迥非昔比，也算得上衣錦還鄉了，這個示範效應自然非同尋常。十天時間，就招了七百餘人，把他們帶回濠州交給郭子興。郭子興十分高興，提升他爲鎮撫，並把這七百人交給他統率。從此，朱元璋正式成爲一名帶兵的小軍官。 　　這次招兵在朱元璋的崛起史上十分重要。朱元璋從七百人中挑出了二十多人，做自己的親兵護衛。誰也不會想到，這次挑選後來成就了這二十多人在中國史上的鼎鼎大名：徐達、周德興、郭興、郭英、張龍、張溫、張興、顧時、陳德、王志、唐勝宗、吳良與吳禎兄弟、費聚、唐鐸、陸仲亨、鄭遇春、曹震、張翼、丁德興、孫興祖、陳桓、孫恪、謝成、李新、何福、邵榮、耿君用與耿炳文父子、李夢庚、鬱新、郭景祥、胡泉、詹永新，這些大明開國元勳，都出自朱元璋的這批親兵之中。除了耿再成、花雲在開國前戰死外，這些當初走投無路的泥腿子後來都躋身公侯之列。 　　有生以來，朱元璋第一次在社會地位上有了擢升，老朱家五代以來，也頭一次有人有了正式名字。因爲重八這個名字實在是上不得檯盤，所以改名德裕（元璋是後來再次改的），並起了個官號叫興宗，取字國瑞。從此大家改口稱他爲“朱公子”，有生以來，他第一次有了地位，也有了可以看得見的前途。 　　朱元璋發現自己喜歡上了軍人生活。朱元璋甚至發現自己原來天生就是一個軍人。軍人生涯固然風險最大，可是也收益最高。如果不是參加義軍，很難想象，以朱元璋的出身和素質，會如此迅速地出人頭地，在社會階層上獲得令人炫目的晉升。在參軍以前，朱元璋的全部人生資本不過是一身力氣，戰爭讓他第一次發現自己的另外兩項資本：頭腦和勇氣。 　　在危機重重的戰場之上，在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中，朱元璋發現了自己的與衆不同。他發現，自己比大部分人更敏銳，更精明，更縝密。他總是能比別人更早一步，更高一層，更多幾步地在複雜的形勢中判斷出事情的走勢，他總是能輕鬆地猜透很多人的心理。他知道如何贏得上司的信任，如何贏得下屬的擁戴。他知道自己在什麼時候應該進，在什麼時候必須退。他謹慎異常，這並不妨礙在關鍵的時候敢於冒險。事實上，他在戰場上的勇氣別人難及。這是因爲他早就盤算明白了，在刀光劍影中，只有勇敢，只有以氣勢震懾住對手，你纔有最大的幾率生存下來。懦弱者反而死得更快。 　　朱元璋有時也奇怪，自己以前爲什麼沒有發現這些優點？其實很好理解。承平歲月，朱元璋有再高的智商和勇氣也沒有用。等級、地位、地主、政權，重重壓迫着他，如同五行山壓在孫行者身上，讓他這些優勢沒有空間施展。他的智商只能用於在田間地頭和窮朋友開開玩笑，他的勇氣也僅止於在荒郊野外遇到野獸時心裏不慌，對於改變他的命運並無作用。 　　所以，戰爭真是太偉大了。它斬斷了朱元璋身上的重重繩索，它顛覆了過去的一切常識，它開啓了他的想象力。他的大腦有生以來頭一次跳出了三畝地一頭牛這個空間，發現一個普通人可以抵達的世界是如此的廣闊，廣闊得讓人不敢相信：連彭大、趙均用那樣的普通農民，現在居然都稱了“王”。“王”是什麼？是社會金字塔的第二層，再往上，那就是皇帝啊！ 　　彭大、趙均用都有可能當皇帝，他朱元璋爲什麼不能呢？ 　　【以退爲進，獨立發展】 　　至正十三年冬，朱元璋向郭子興提了一個令人意外的要求：把自己的七百名部下交給別人統率，自己只帶領湯和等二十四名親兵離開濠州，向南方去發展勢力。 　　郭子興大惑不解：你在這待得好好的，我待你也不薄，你怎麼要走？ 　　朱元璋回答說，我這正是爲您老人家考慮。您想想，濠州城小首領多，你們七位首領擠在這，誰也施展不開，早晚有一天得火併。所謂狡兔三窟，我到外面去開闢一片新領地，萬一濠州有事，您就可以遠走高飛啊！ 　　郭子興一想，還真是這麼回事，於是放手讓朱元璋離去。 　　離開自己投奔的這第一支農民起義軍獨立發展，這是朱元璋醞釀已久的想法。他後來在《紀夢》一文中這樣描寫他作出這一決定的前因後果： 　　〖當時，予雖在微卒，嘗觀帥首之作，度之既久，甚非良謀。明年春，元將賈魯死，城圍解，予歸鄉里，收殘民數百，獻之於上官，授我爲鎮撫。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識彼非道，數百人內率二十四名銳者，南遊定遠。〗 　　也就是說，當朱元璋還是一個普通士兵的時候，他暗暗觀察起義軍首領們的所作所爲，感覺他們得過且過，享受一天是一天，不是長久之計。而成了軍官後，他判斷彭趙二王也並非能成大事之人，自覺和他們一起混下去沒有前途。所以才決定“南遊定遠”，自己開闢根據地。 　　事實確實如此，趙彭二人的水平並不比郭子興高到哪裏，他們只熱衷於搶劫財物，管理軍隊的唯一手段就是黑社會式的打和殺。朱元璋內心深處對他們很看不起。 　　通過對彭趙二帥的瞭解，朱元璋已經明白全國各地那些名頭極響的“王”、“帝”、“大元帥”們是怎麼回事了。大部分農民領袖眼光短淺，秀才娘子的寧式牀就是他們的最終奮鬥目標。因此他們註定只能是革命道路上的鋪路石，成不了大事。誰能成大事？得是他朱元璋這樣的人。因爲他天生擁有與衆不同的自制力和判斷力，凡事都用一生的長度來衡量。所以，他一眼看出其他人“燕巢幕上”的荒唐和可笑，毅然與他們決裂。 　　南下發展，可以看作是朱元璋對自己的生命大局進行明確規劃的起點。 　　而一旦給他更大的空間，他的能力更加揮灑無餘。南下的路上，朱元璋的江湖手段得以牛刀小試。出發不久，他聽說定遠張家堡有一支三千餘人的地主武裝，孤軍乏糧，在元軍與起義軍之間左右爲難，不知投向哪一方爲好。朱元璋親自前去招降，到了張家堡，巧舌如簧，封官許願，這支武裝的首領大爲心動，答應三天後來投朱軍。朱元璋大喜，回去等候。不料第二天，又有另一支起義軍前去招降這支武裝，條件比朱元璋開出的要好，他們變了卦，準備他投。朱元璋一聽到消息，當機立斷，騎馬趕到張家堡外，派人去請首領，說有要事相商。首領一到，朱元璋立刻繳了他的械，派人把他押回朱軍，然後又派人到張家堡，說首領又變計，轉投朱軍。手下不知是計，三千義軍放火燒了兵營，跟隨而來。首領無法，只好承認了既成事實。就這樣，三千地主武裝被朱元璋軟硬兼施，用欺騙手段招降成功。 　　朱元璋一路又大量招集那些被災荒趕得走投無路的農民，“不逾月而衆集，赤幟蔽野而盈崗”。大軍向南，一舉攻下了滁州，隊伍發展到了三萬人。 　　就在朱元璋兵勢大張之際，郭子興卻陷入危局。原來兩虎終於難共一山，正像朱元璋所預測的那樣，彭大與趙均用火併，彭大被幹掉。郭子興落入老對頭的手裏，只因趙均用顧忌朱元璋在滁州的三萬兵力，纔沒敢動手收拾郭子興。郭子興不安於位，請求趙均用放他去守滁州。朱元璋也派人花錢買通趙均用的左右，讓他們幫郭子興求情。趙均用居然恩准，郭子興逃出虎口，帶領自己的一萬人馬來到滁州，朱元璋交出兵權，重受郭子興節制。郭子興眼看自己兵勢大盛，隊伍旗幟鮮明，軍容整肅，不禁大喜。 　　【厚黑手段與精明頭腦】 　　按理說，朱元璋現在是郭子興手下最大的功臣，理應加官晉爵，專心倚任：現在郭子興麾下四萬軍隊，四分之三是朱元璋手創。然而，傳統中國的人際關係就是這麼奇怪，朱元璋功勞越大，郭子興對他的感覺就越複雜。這個乾女婿的能量實在出乎他的意料。這個小部下當初只帶了二十四名親兵出來開闢根據地，他還曾經擔心是否會有去無回，讓他乾女兒守寡。做夢也想不到短短一年多，朱元璋就將三萬訓練有素的大軍拱手奉上。而他經營了這麼多年，纔不過一萬多人馬。兩人能力高下，豈不一目瞭然？ 　　所謂功高震主，一支隊伍中只能有一個核心，一個權威，一個效忠對象。朱元璋功勞太大，太得軍心，郭子興坐享朱元璋的經營成果，心裏感覺不那麼踏實。所以他遲遲不給朱元璋晉升，反而還不斷找他的毛病。郭子興的兩個兒子郭天敘、郭天爵也同樣是心胸狹窄之輩，不想讓這個乾姐夫搶了自己的風頭，一有機會就風言風語地挑撥幾句。朱元璋的前部下中也有人看風頭不對，在郭子興面前挑撥離間，彙報朱元璋獨立帶兵時的種種過失。 　　郭子興本來對朱元璋就不放心，再加上衆口鑠金，怎麼看朱元璋怎麼彆扭，因此開始刻意打壓朱元璋。他先是把朱元璋身邊幾個親信的將校和幕僚全部調走，接着又剝奪了朱元璋的實際權力，“自是四方征討總兵之權”，朱元璋“皆不得與”，年紀輕輕就退居二線了。關係最惡化的時候，郭子興甚至因爲一言不和，把朱元璋關了起來，不讓他出門，全靠妻子馬氏幾次偷偷給他送喫的。有一次馬氏將剛剛烤熟的烙餅揣在懷裏給他送去，把胸口燙紅了一大塊。這塊疤痕，使得朱元璋後來對這個結髮妻子終生保持尊重。 　　雖然是自己手創的軍隊，但一旦交出兵權，朱元璋發現自己居然一無所有。朱元璋當然氣憤，當然鬱悶，但以他對人情世故的通透，他一下子就看透郭子興的內心。雖然有自己練出的三萬士兵做後盾，朱元璋並不想和郭子興鬧翻。因爲農民的宗法意識是根深蒂固的，他朱元璋再能幹，也是郭子興的女婿和部下。以下犯上，以小反大，不管他多麼有能力，也會立刻爲千夫所指，人心喪盡。以他的資歷、年齡、地位，他還是必須得依靠郭子興。 　　朱元璋知道怎麼贏回郭子興的信任。郭子興對他越過分，他就越加恭順謹慎。都說女婿是半子，他這個乾女婿卻把自己完全擺到孝子的位置，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朱元璋任打任罵，從不發一句怨言。你越是懷疑我，我越是對你忠心耿耿，你不讓我管事，我就老老實實在家裏替你管家。你讓我帶小隊出征，我就拼命打仗，一往無前。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時間長了，郭子興一家上下都感覺對不住朱元璋。 　　郭子興也感覺不用朱元璋，自己做事總不大順手。其他人出的主意，總不如朱元璋高明，判斷事情，總沒有朱元璋清楚。加上左右親信也開始爲朱元璋說好話，幾個月後，他終於消除了對朱元璋的懷疑，重新加以任用。朱元璋再度成爲郭子興手下最有發言權的將領，郭子興大事小情，多都以朱元璋的意見爲轉移。 　　以前屈居人下，現在卻成了四萬大軍的統帥，又連續擊退了元軍幾次進攻，郭子興志得意滿，動了稱王的念頭。當初他毀家起兵，孤注一擲，爲的就是搏一個稱孤道寡。如今自立一方，何不過一把南面稱王的癮呢？部下聞聽他有此意，也紛紛贊同。 　　只有朱元璋立馬提出反對意見：“滁州無險可守，非稱王之地，我們現在只有一個孤城加上週圍幾個鄉鎮。稱了王，只得了一個虛名，卻樹大招風，會引起朝廷的重視，勢必集重兵前來進攻，到那時後悔就晚了。” 　　朱元璋反覆勸諭，郭子興聽後沉默不語，不過稱王的事，最後還是不了了之。從這個結果看，朱元璋實際上又成爲了這支軍隊的主心骨。 　　確實，當時郭子興的四萬多軍隊，只困守滁州一城，佔地有限，糧食也非常緊張。不但稱王不現實，生存都面臨危機。朱元璋建議郭子興南取和州（今安徽和縣），擴大勢力：“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 　　朱元璋還爲郭子興策劃了攻取和州的具體方略，他說，和州雖然“城小”，但防守堅固，“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可以用詐城之策，攻取此城。史書記載朱元璋的原話是： 　　〖向攻民寨時，得兵衣號二，其文曰“廬州路義兵”，今擬製三千，選勇敢士，椎結、左衣衽，衣青衣，腹背懸之，佯爲彼兵，以四橐馱（駱駝）載賞物驅而行，使人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因以絳衣兵（當時紅巾軍皆着紅色服裝）萬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即鼓行而趨，破之必矣。〗 　　也就是說，以前在攻打地主武裝時，繳獲了兩張號牌，叫“廬州路義兵”。不如按這個樣子仿製三千個，派三千精兵，穿上地主武裝的服裝，胸前背後縫上這個號牌，僞裝成鄉團，帶着四匹駱駝，裝上獎賞物資，號稱是廬州地主武裝派使者來犒賞和州軍隊。再派一萬人尾隨其後，等前隊入城後內外夾擊，必能一舉而下。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正月，郭子興採用這個計策，順利襲取了和州，統治範圍擴大了一倍。論功行賞，他升任朱元璋爲統率和州兵馬的總兵官。換句話說，朱元璋一夜之間成了郭軍之中的第二號人物。 　　雖然是憑藉赫赫戰功升到此位，但是其他總兵官中許多人卻對此心懷怨言。原因當然是朱元璋年紀輕、資歷淺，躥升太快、太得寵。他們仗着是郭子興的老部下，又比朱元璋年長許多，在朱元璋面前倚老賣老，朱元璋經常指揮不動。特別是郭子興的妻弟，攻取和州的張天佑，看到總兵官的職位沒有給他而是給了出謀劃策的朱元璋，更是暗自不服。每次總兵官集體議事時，因朱元璋位列總兵官之首，所以理所當然坐在第一把交椅上，那些老資格的軍官因此大爲不愜，在背後飛短流長，說什麼朱元璋是靠着“嬌客”（女婿）的身份躥上去的，說什麼出生入死不如娶個好老婆。 　　朱元璋以他極高的天分，在以術馭人方面，做了一個典型案例。爲了樹立自己的威信，朱元璋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叫小兵把會議大廳的椅子撤了，換上長凳。這樣在開會時，各人就可以自由挑選自己的座位。 　　第二天，朱元璋有意遲到，進會場一看，諸將果然都老實不客氣，那時以右爲尊，他們把右手都坐滿了，留給他最左面一個位置。朱元璋一句話沒說就坐下了。開會了，討論軍事問題，排在右首的人先發言。這些大老粗吭哧半天，也說不出幾句有水平的話。最後一個輪到朱元璋，他侃侃而談，分析得入情入理，大家聽了，不得不點頭稱是，按朱元璋的意思去辦了。這樣的情景出現幾次後，再開會時，大家都自覺把右手的位置給他留出來了。朱元璋的威信就這樣徹底樹立起來了。 　　【實權與虛名】 　　攻佔和州，糧食問題解決了，元軍幾次進攻，都被朱元璋指揮部下擊敗。郭子興一軍順風順水，發展勢頭不錯。不料就在這個時候，至正十五年三月，郭子興得了重病，一命嗚呼了。 　　郭子興一死，形勢馬上就複雜起來。滁州、和州失去了主帥，這支“郭家軍”，成了周圍幾方勢力眼中的肥肉，大家都想吞之而後快。而郭軍內部，也開始了爭權奪勢的暗鬥，朱元璋一時身處內憂外患之中。 　　外部最有威脅的勢力是小明王。白蓮教教主韓山童在起義開始不久就被元軍捕獲殺掉了。劉福通找到韓山童的兒子韓林兒，奉他繼位教主。至正十五年二月，也就是郭子興去世前一個月，劉福通又擁立韓林兒爲皇帝，號小明王，建立政權，國號爲宋，建元龍鳳，定都亳州。得知郭子興死後，大宋農民軍當然也想收編這支軍隊，壯大自己的實力。 　　同時，郭軍內部，形勢也有點複雜。郭子興去世之後，留下了兩個兒子郭天敘、郭天爵，一大一小兩位夫人和一位妻弟張天佑。郭天敘乃郭子興的嫡長子，以父死子繼的習慣，接父親的班最合適。就是張天佑，從血緣上說，也比干女婿朱元璋更近些。郭子興一死，這兩個人也都躍躍欲試。 　　恰在這時，至正十五年四月，也就是郭子興死後一個月，大宋小明王政權派使者來到和州，聯絡郭家軍。郭天敘和張天佑知道自己不是朱元璋的對手，因此十分願意投靠小明王做自己的靠山。於是張天佑隨使者前去亳州朝拜小明王。到了亳州，張天佑大講軍心如何擁戴故主，如何願意故主之子接班。結果他如願以償，從亳州帶回了小明王政權的任命狀；以郭天敘爲都元帥，張天佑爲右副元帥，朱元璋爲左副元帥。也就是說，朱元璋成了三把手。 　　朱元璋的第一反應當然是十分光火。誰不知道現在這支軍隊主要聽他指揮？你郭張二人搞這個小動作，實在太不自量力。幾位親信也勸他拒絕這個任命。但朱元璋畢竟是非同尋常之人。他轉念一想，接受這個任命也有好處。小明王政權離自己距離很遠，鞭長莫及，接受了封號，並不等於受到他們實際控制。同時，接受這個任命畢竟可以免於郭家軍的內部分裂。他深知郭天敘年輕沒經驗，張天佑雖然年歲大，但優柔寡斷，缺乏智謀。遇到複雜的形勢，還是需要自己出來做主。給郭張兩人一個虛名，並不影響自己對這支軍隊的實際控制權。在這個憂患時刻，他暫時只能以退爲進。 　　因此，龍鳳元年（公元1355年）四月，朱元璋和郭天敘、張天佑一起接受小明王的封號，在和州建立都元帥府，奉龍鳳爲正朔。果然如朱元璋所料，主帥新死，孤軍難立，外部形勢如此緊張，郭張二人也沒有主意，不知道怎麼應付，因此凡事都是聽朱元璋的。朱元璋雖位居第三，實際上卻成了都元帥府的主帥。 　　久駐和州也不是長遠之計。朱元璋決定打過長江，攻佔太平（今安徽當塗），向江南發展。江南本是著名的繁盛之區，更何況還有龍盤虎踞的集慶（南京）的誘惑。 　　六月初二，朱元璋親率水陸大軍萬餘人，乘坐風斗快船和筏子，以常遇春爲先鋒，開始了渡江戰役，目標是對岸的採石。一千多艘大小船隻，分列兩隊，揚帆競發。常遇春膂力過人，射得一手好箭，以勇猛著稱，他不負使命，帶領幾支小船，一馬當先，強行靠岸，揮戈殺向元兵。元兵伸手抓戈，他順勢躍上江岸，左衝右突，元兵四散逃竄。 　　接着，朱元璋指揮軍隊，又乘勝攻佔了太平，在江南立下腳來。 　　【借刀殺人，建立權威】 　　渡江攻佔採石、太平，朱元璋邁出了通往帝業的第一步。不過，太平處於元軍四圍之中，因此要鞏固這個新攻下的城市必然還要經過一番波折。朱元璋進入太平城不久，就被元“義軍”（主動站出來鎮壓起義的民間武裝）元帥陳野先率數萬大軍包圍。 　　破解圍城，朱元璋已經經驗豐富，指揮如意了。他和湯和二人親率精兵出城迎戰，而派徐達等人率大軍從另一城門出發，繞到敵後，乘敵人的注意力全部被朱湯二人吸引時從背後突然襲擊。陳野先兵敗被俘。 　　陳野先所率雖然不是元朝的正規軍，但是威名久著。朱元璋早就聞聽陳野先的勇猛能戰，這次見到這位敗軍之將長得魁梧英發，極想讓他成爲自己的左右手，遂全力勸降，並宰白馬烏牛，祭告天地，和他結爲兄弟。陳野先的兩萬部下都歸朱元璋所有。 　　朱元璋的威信進一步提高，兵力進一步擴大。在他人看來，形勢一片大好，朱元璋卻敏銳地意識到，他面臨着深刻的危機。 　　朱家軍表面上發展迅速，如同發麪饅頭一樣膨脹了數倍。然而過快的發展也埋下了隱患，那就是內部並沒有形成真正的融合統一。這支軍隊存在着三個權力中心：一個是朱元璋，一個是郭天敘、張天佑，第三個則是陳野先。 　　郭天敘、張天佑二人雖然表面上對朱元璋言聽計從，但內心深處對郭家軍變成朱家軍一直心有不甘。況且兩個人在名義上地位高於他，因此在軍隊中總是一股離心力量。特別是對於那些郭子興的嫡系舊部，這兩個人的號召力其實是大於朱元璋的。大敵當前之時，這種離心力不大看得出來，但是一旦危險遠去，他們勢必要和朱元璋爭權奪利。 　　更爲直接的隱患是陳野先。朱元璋對陳野先寄予很大希望，以爲此人可以成爲他的左膀右臂，然而不久，他就失望了。他發現陳野先表面上信誓旦旦，但實際上根本瞧不起他們這些農民軍，認爲他們成不了大事，暗地裏還和元軍保持密切接觸。那麼，如何處理陳野先部這兩萬人，就成了個棘手的問題。 　　投入起義軍之後，朱元璋經歷了無數次的義軍內部鬥爭。他深刻認識到，只有建立起強有力的一元化集權領導，才能達成隊伍的真正統一。而要建立一元化領導，就必須消滅多核心。 　　經過長時間的反覆思考，一個大膽的計劃在朱元璋的頭腦中形成了：以借刀殺人之計，神不知鬼不覺地除掉郭張二人。 　　攻佔太平之後，朱元璋下一個計劃就是攻取集慶。這個城市是他渡江作戰的最大目標，也是他天下藍圖中未來根據地的核心。能否攻佔此城，關乎他天下大計的成敗。按理說，這場戰爭朱元璋應該派出最精銳的部隊，親自掛帥，精心組織，要求必勝。但是朱元璋卻不按常理出牌，派出了一支奇怪的組合：一支由郭天敘、張天佑帶領，另一支由陳野先帶領。一個由東，一個由南，兩路夾擊集慶。 　　說奇怪，一是這兩支軍隊都不是他的嫡系；二是朱元璋通過安插在陳野先身邊的奸細，已經掌握了陳野先與集慶城內元軍勾結，準備裏應外合、擊敗朱軍的消息，卻“姑許之”，仍命他帶兵與郭、張二軍一起進攻集慶；三是朱元璋居然沒有把如此重要的情報告訴郭張二人。 　　朱元璋的用心因此也就一清二楚了。龍鳳元年（公元1355年）九月，兩路大軍出師，郭張二人積極用命，率領東路人馬一路勢如破竹，攻破元將設在城外的營壘，直趨東門，準備第二天發起進攻。陳野先也到達南門，並且當天傍晚設酒宴請郭張兩位元帥。郭張二人毫無防備，高高興興應約前去，結果被陳野先抓住殺掉。陳野先與元軍內外夾攻，紅巾軍被打個措手不及，敗退溧陽。從此，郭子興的舊部全歸朱元璋指揮，他成爲這支隊伍名副其實的都元帥，郭家軍徹底改名爲朱家軍。 　　朱元璋借刀殺人之計操作得實在高明，他以損失幾萬軍隊和攻城戰役徹底失敗爲代價，來清洗兩位並非迫在眉睫的對手。這種看似不合情理的安排將他的計謀遮蓋得完全不露痕跡。在他看來，用這樣巨大的代價來換取自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無疑是值得的。 　　郭張二人死後，朱元璋只剩下了一個隱患：郭子興的小兒子郭天爵。 　　朱元璋分兩步處理這個人。在郭張二人死後，他以體恤故主的姿態，讓年紀不大的郭天爵做自己的二把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不過天爵年紀太輕，只是一個牌位，並不管事，只是爲了把他拴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控制他的活動自由。到了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朱元璋的權威已經徹底鞏固下來，人們已經把郭子興忘掉之後，他找了個小小的藉口，以郭天爵“怨望”、“謀叛”，將之逮捕殺掉了。 　　通過代價巨大的清洗，朱元璋的一元化集權領導終於建立起來了。朱元璋帶領這支被他融爲一爐的軍隊，於第二年二月一舉攻下了集慶，將之改名爲應天。 　　第四章 割據一方：朱元璋成功的三大法寶 　　【異常順利的帝王之路】 　　二十五歲以前，朱元璋一直沉淪於社會最底層，命運悲慘，一無所有。 　　從二十五歲到二十八歲，朱元璋的命運曲線出現了一波迅猛的上升： 　　二十五歲那年，他投身郭子興軍，當年，成爲郭子興的乾女婿。二十六歲，因爲招來徐達等七百名軍人，從普通親兵升爲鎮撫，成爲中級軍官。 　　二十八歲，郭子興去世，他就成爲郭軍的實際領袖。短短三年多，就從一個社會最底層的窮和尚上升爲元末義軍“羣雄”之一。 　　從二十八歲到四十一歲這十三年，則是他正式走上帝王之路的十三年。 　　這十三年雖然有過大驚大險，基本上也是節節上升，一路走高： 　　二十九歲，他率軍攻下江南重鎮集慶（南京），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 　　三十歲那年，他連續攻佔了長興、常州、寧國、江陰、常熟、徽州、池州、揚州等地，建立了屬於自己的根據地。 　　三十一歲、三十二歲這兩年，他攻取了富庶的浙江東部，根據地擴展一倍。與陳友諒、張士誠並肩成爲江南三巨頭。 　　三十三、三十四歲這兩年，他兩次擊退陳友諒的進攻，並在三十四歲被小明王封爲吳國公。 　　三十五、三十六歲這兩年，朱元璋從守勢轉入攻勢，在鄱陽湖大戰中擊敗自己進軍帝位上的最大對手陳友諒。 　　四十歲這年，經過三年征戰，他消滅了另一個勁敵張士誠，江南已經盡爲他所有。 　　四十一歲，他在應天（朱元璋於1356年將集慶改名爲應天，即南京）稱帝。同年，徐達北伐成功，元帝北逃。 　　回顧朱元璋從乞丐到帝王的道路，實在是太順利了。中國歷史上另一位著名的布衣皇帝劉邦，在稱帝前經過了被項羽“發配”到四川、稱帝后諸將連續叛變等大起大落，沒有朱元璋順利。從社會最底層到社會最高點，朱元璋卻如同一支一路漲停的績優股，沒有什麼懸念。 　　其實，論狡猾機變，朱元璋在元末羣雄中不過中等偏上水平。那些遊民出身的起義領袖，哪一個不是世事洞明，人情達練。比起首鼠兩端，兇殘厚黑，朱元璋並不見得勝他們多遠。論起戰略戰術，朱元璋雖然勝人一籌，但也做不到步步高明。 　　朱元璋之所以在諸雄中脫穎而出，決定性的因素在於他身上具有那些草莽羣雄所沒有的另一些至關重要的品質。 　　【元末明初第一影帝】 　　朱元璋帝業成功的第一個原因，是他善於徵取人心。 　　歷代農民起義者雖然據說是歷史中最先進因素的代表，但絕大部分人素質並不高。從各地義軍領袖的綽號我們就能看出一二：什麼“棒胡”、“韓法師”、“芝麻李”、“金花小姐”……他們一般都出身流氓無產者，之所以成爲亂世英雄，是因爲他們有常人所沒有的勇敢和殘酷，文化素質低下、眼界狹窄、目光短淺卻是他們的通病。這些綠林英雄治下的衆多好漢們，起兵之初沒有完整計劃，起兵之後熱衷於“走府過縣”，燒殺搶掠。他們並不像傳說中的那樣“劫富濟貧”，一心幫助階級兄弟。他們連階級兄弟也搶，甚至在大戶逃亡淨盡的時候，他們主要要靠搶階級兄弟們爲生。就拿郭子興的隊伍來說吧，“郭子興的隊伍原來紀律很差。剛起義時，他們佔領濠州，‘哨掠四鄰’，往往不分青紅皁白，不僅剝奪地主富豪，也打劫一般平民的財產，有時甚至放火焚燒廬舍，弄得人家屋無根椽片瓦，牆無立堵可觀。‘不兩月。越境犯他邑，所過亦然’。攻佔和州，仍未改舊習，‘破城橫暴’，隨意砍殺擄掠，搶劫婦女，鬧得百姓妻離子散，民心惶惶”（陳梧桐《洪武皇帝大傳》）。 　　而朱元璋卻從不像那些好漢們那樣放任自己，今日狂歌痛飲，明朝棄屍馬前。他參加起義，不是出於一時的衝動，也不是出於對“大塊喫肉、大碗喝酒”的嚮往。這是他經過深思熟慮後作出的慎重選擇，他要的是安身立命，飛黃騰達。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只有那些看出五步之外棋局變化的人，才能笑到最後。 　　這個後來被證明是中國歷史上最殘酷的皇帝之一的人，此時對百姓擺出的卻是一副和善的面孔。他深知戰爭中人心的向背取決於軍隊的紀律。他對手下大將說：“我每次聽說你們攻下一城之後不亂殺人，就打心眼裏高興。林子裏有老鷹，別的鳥就不來了。你軍紀不好，百姓們就會逃跑。”所以，獨自帶兵不久，他就開始注意軍紀問題。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朱元璋攻佔和州之後，手下軍人照老例燒殺搶掠。朱元璋首次召集手下大小頭目，鄭重宣佈：“城破之後兄弟們都搶了不少女人。我規定，以後只許搶沒結婚的少女，那些結了婚的，一律給我放回去！”（《皇朝本紀》）他召集全城的男人集合到州衙門前，把那些搶來的已婚婦人列隊送出，讓夫妻相認。全城百姓奔走相告，感激涕零，朱元璋成了和州人的大恩人，他的恩德被和州百姓久久傳頌。 　　朱元璋渡江作戰，是爲了給自己奪取天下奠定基礎。以前的奮鬥是爲了生存，以後的奮鬥卻是爲了發展。要發展，就要立足長遠。因此，他必須樹立一股新風，讓天下百姓耳目一新。 　　在渡江戰役之前，朱元璋部的習慣是攻下一座城市後，總要大搶幾天。 　　然而從渡江戰役開始，朱元璋定下了攻城後禁止搶掠的新規。攻佔太平後，有個小兵不遵軍令，動手搶劫，即被朱元璋的親兵隊斬首示衆。當然，朱元璋也不會虧待有功將士，太平路的富戶們識相，“捐獻”了一大批金銀財帛，朱元璋下令分給諸將士。將士們雖然沒有上街擄掠，所得倒也不比搶劫所得少多少，一個個又轉怨爲喜。此舉以後成爲定製：破城之後，不再搶劫，而是集中沒收大戶的財產，平均分配，軍人百姓，兩相安靜。老百姓因此對朱軍感激涕零。 　　中國老百姓就是這樣容易滿足。在亂世之中，握有暴力的人不全力殘害他們，他們就會感激不盡。在後來朱元璋攻滅張士誠的戰役中，張士誠兵盡糧絕，走投無路，舉火自殺。因爲他只燒了自己的王府，沒有燒掉全城百姓的房屋，城內百姓對他感激得無以復加，一直尊敬地稱呼他爲“張王”。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每逢張士誠的生日七月三十日晚上，蘇州人就燒九四香（張士誠原名九四），點地燈來紀念他。所以，朱元璋軍在元末諸軍中“獨不嗜殺”，很快就贏得了老百姓的衷心擁護，爲朱元璋建設根據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朱元璋抓軍紀，經常以身作則，甚至曾經上演過列寧與衛兵的故事。親征婺州時，朱元璋有次睡不着覺，半夜上街散步。街上的巡邏士兵根據宵禁令出面阻攔。隨行小先鋒張煥告訴巡軍，這是位“大人”，要求放行。巡軍拒不答應，說：“我不知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執之。”第二天，朱元璋就賞給巡軍二石米，“後不夜出”。 　　這個時候的朱元璋，自我要求極嚴，一副清新向上之氣。部下進獻戰爭中得來的金玉裝飾的馬鞍轡，他退了回去，說：“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江西送來繳獲的一張陳友諒用的鏤金牀，他下令砸毀，說：“此與七寶溺器何異！”文人學士聽到這些，紛紛感動涕零說，此真非尋常人能及也！ 　　當然，這種展示自制的行爲有時難免流露出土匪氣。《國初事蹟》載： 　　“太祖親征婺洲，有侄男子進女子一人，約二十歲，能作詩。太祖曰：‘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爲心，誅之於市，以絕進獻。’” 　　朱元璋最後下令把這位才女推到街頭，當衆斬首。目的是通過這種方式告訴其他將領，不必再獻這類“東西”了。本來殺掉的或者說受處罰的應該是他的侄子而不是這名女子，不過朱元璋和時人都不這樣認爲。所以《國初事蹟》才這樣公然記載，將此作爲朱元璋“英明偉大”的證據。 　　在朱元璋的軍紀面前，沒有任何特殊人物。不管層級多高的將領違反軍紀，朱元璋也都毫不寬容。胡大海領兵圍攻紹興，他的兒子胡三舍、王勇等三人犯酒禁，朱元璋命人拉出去砍頭，都事王愷出面求情：“胡大海現總兵攻紹興，可以本官之故饒他。”朱元璋大怒，說：“寧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壞了我號令！”當下就拔刀把胡三舍等三人殺死。 　　連親情在紀律面前也不起什麼作用。親侄朱文正是大饑荒後他剩下的唯一親人，跟隨朱元璋打仗屢立戰功。然而他恃親恃功，胡作非爲，他“專求民間閨女，用則數十日，不用即投之於井，爲數甚多”，朱元璋大爲惱火，下令以“不諫阻”的罪名殺掉朱文正的部下郭子章、劉仲服、衛達三元帥，將其隨從頭目五十餘人挑斷腳筋，甚至準備將朱文正處死。直到馬伕人出面苦苦勸阻，才免他一死，將他解送鳳陽守護先人墳墓。朱文正耐不住寂寞，逃跑“謀奔敵國（指張士誠）”，抓回來後，被朱元璋一頓鞭子活活打死。 　　經過雷厲風行的整頓，朱元璋的隊伍終於變成一支軍容整肅、紀律嚴明、服調遣、聽指揮的隊伍，攻城略地，“秋毫無犯”，“市井宴然”，根據地的官員也一個個奉公守法，不敢胡作非爲。 　　朱元璋的這些與衆不同之處，不僅使底層百姓感激涕零，也使地方精英敏銳地發現了他是可以依靠之主。因此，當他在太平禁止搶劫之後，太平路的老儒陶安拜見朱元璋，說：“我輩今有主矣。”爲什麼？因爲朱元璋讓他們在紛亂無序的亂世中看到了一線建立有序政治的希望。各地精英人物因此紛紛來投，朱元璋的大名日益廣播。 　　【惠民減負措施】 　　攻佔集慶之後，朱元璋躊躇滿志，心潮澎湃。他登上城樓，極目遠眺，這座城池果然如同想象一樣雄偉壯麗，周圍形勢也果然如傳說一樣虎踞龍盤。他的帝業計劃第一步順利完成，他相信，憑藉自己這顆與衆不同的大腦，他的最終目的也一定會水到渠成。 　　在歷代，農民起義軍大部分是流動作戰，打到哪是哪。朱元璋卻不是這樣。他做事，從來穩紮穩打，步步爲營。喫掉一塊地方，就要徹底消化，將之建成自己的根據地，然後再向外擴展。 　　要建立根據地，最重要的是解決軍隊的糧食問題。對於農民起義軍來說，軍需往往是最讓他們頭疼的問題。和元末大部分農民軍一樣，朱元璋軍以前解決糧草供應問題的方式有兩種：“稍糧”和“檢刮”。 　　所謂“稍糧”，又稱“寨糧”，是一種有組織有紀律的比較文明的搶劫。以前朱元璋軍出征之時，都不帶糧食，而是隨行隨搶。具體搶法是在遠近鄉村山寨“書押大榜（張貼告示），招安鄉村百姓，歲納糧草供給”。 　　也就是說，命令各村村長裏甲交納糧食草料。如果拒絕呢？那當然是敬酒不喫喫罰酒，玉石俱焚殺無赦了。但是，這種搶劫和我們下面提到的“檢刮”比起來，對元末百姓已經是一種極大的恩惠。許多軍隊實行的是“檢刮”，“檢刮”二字從字面上就可以看出端倪：“檢刮者，盡取而靡有孑遺之意”，也就是見什麼搶什麼，翻箱倒櫃，扒房掘地，如梳如篦，一點不留。軍隊走了，老百姓也隨之一無所有。不僅農民軍如此，甚至有的官軍也是這樣。比如湖廣苗軍元帥楊完者，因爲元廷不向他們提供軍餉，他們就四處抄掠，“所過無不殘滅”。所以，遇到一支寨糧的軍隊，一般來講不會被百姓拒絕，他們再窮再苦，也會勒緊褲帶，擠出點東西來，把“軍爺”們打發走，然後還要感謝蒼天讓他們遇到一支文明之師。 　　而如今，有了自己的根據地，朱元璋決定改變解決糧食問題的方式，不便再強行徵取：他決定興起“大生產運動”，在自己的佔領區實行“屯田”。龍鳳四年（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二月，他任命康茂才爲營田使，專門負責興建水利。又分派諸將在各處開荒墾地，立下規矩，用生產量的多少來決定賞罰。他發佈命令說：“若兵食盡資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幾年工夫，屯田就成績顯著，倉庫皆滿，軍食豐足。龍鳳六年閏五月，朱元璋正式下令廢除“寨糧”制度，全面實行百分之十的“十一稅”，大大減輕了百姓負擔。 　　除了減輕農民負擔，朱元璋還對根據地內的“自發土改”予以事實承認。龍鳳四年親征婺州之時，他“命籍戶口”，也就是開始登記百姓的地產。當時許多地主逃亡，土地被貧民佔領，朱元璋對現狀一律予以承認。由於朱元璋的支持，許多地區的農民都積極行動起來，奪取地主的土地和財物。如朱元璋的軍隊打到諸暨，地主趙淑攜帶田契逃入深山窮谷，他的家產全都被農民奪佔，“無纖毫存”。朱元璋親征婺州，地主俞元瑞從鄉下逃往處州城裏，處州被攻克後，他也遭到農民的清算，“家業蕩然，遺田數畝而已”。朱元璋還“令民自實田”，也就是發動羣衆，進行田產清查，不許地主瞞報土地，少交賦稅。這些措施使根據地內的土地分配平均化，大大刺激了小農的生產熱情。 　　事實證明，朱元璋的眼光確實遠高於其他農民軍。屯田政策和“自發土改”徹底解決了“軍民”、“民民”之間的緊張關係，老百姓歡呼圍堵，紛紛來投。根據地內人口劇增，秩序井然，農業生產迅速恢復，爲朱元璋政權提供了有力的財政支持。打仗，很多時候較量的是背後的經濟實力，朱元璋由此有了遠比他人豐厚的資本。 　　隨着政治地位的不斷上升，朱元璋越來越認識到，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必須是一個高明的演員。在建國之前，朱元璋最拿手的是扮演仁慈的角色。 　　朱元璋對根據地人民關懷備至，總是把他們的疾苦放在心裏。龍鳳三年（公元1357年），他親征婺州，召見當地民衆代表，詢問他們對軍隊有什麼不滿。一個民衆代表說，守將鄧愈隨便徵發老百姓築城，不給一分報酬，還要自帶工糧，老百姓頗有怨氣。朱元璋立刻嚴肅地批評了侍立一旁的鄧愈，命令他立刻停工。 　　爲了突顯自己的仁慈，他對根據地老百姓採取輕刑政策。龍鳳三年十二月，朱元璋下令釋放監獄裏的所有輕重罪囚。次年三月，他又分派官員巡視各地，大面積減輕刑罰。有的官員不理解朱元璋的政策，認爲“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法縱弛，無以爲治”。也就是說，有部下說他用刑太寬，他卻說：“老百姓受的苦夠多的了，如今歸順於我，我當然應該照顧照顧。用刑應該以寬厚爲本，對人應該以仁慈爲本。我要盡最大努力，使老百姓不受冤獄之害。” 　　在登基之前，朱的部隊一直是“仁義之師”，朱本人一直是行“王道”的表率。由此民心歸附。豈料據有天下，全國人民被納入他的牢籠之後，他從寬厚仁慈一變而苛刻殘酷，舉起手中的鞭子和屠刀，宰割天下，殘殺功臣，成爲讓所有人膽戰心驚的魔王。其實，變的並不是朱元璋的本性，而是時勢。登基前，他有求於各個社會階層，需要獲得他們的支持。登基後，百姓已經成爲他牧下的牛羊，他當然樂於以屠刀和鞭子指揮他們前進。 　　【攻心爲上】 　　除了善於籠絡民心，朱元璋也十分擅長收買對手的“軍心”。龍鳳二年，朱元璋俘虜了陳兆先軍三萬六千人。朱元璋很欣賞這支軍隊的戰鬥力，爲了征服軍心，朱從俘軍中挑出五百名精壯，說要安排給他們特殊任務。這些人不知道朱給他們什麼任務，惶惶不安。到了晚上，朱把自己的親兵撤走，讓這五百人做自己的侍衛。自己鑽進帳篷，脫下戰甲，倒頭就睡。這五百人感動不已，從此死心塌地效忠朱元璋，三萬六千俘虜也由此軍心安定，很快成了朱軍的主力。 　　在鄱陽湖大戰中，陳友諒因軍事進展不順，心情不好，對俘虜的朱軍大開殺戒，表現得毫無風度。朱元璋卻利用俘虜，大造政治攻勢。他聽到陳友諒殺俘的消息之後，命令全部釋放陳軍俘虜，有傷的派大夫治療，然後悉數發給路費，遣送回家。兩相對比，高下立判，對瓦解陳的軍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對待那些不願意投降的元朝舊將，其他起義軍一般就殺掉了事。朱元璋卻以極大耐心，千方百計勸降，招降之後，也敢於放手使用。元朝都元帥康茂才在應天戰敗，被朱元璋勸降。後來他作戰有功，第二年就被提升爲秦淮翼水軍元帥。元朝“義兵”元帥朱亮祖先在太平被俘，朱元璋立刻委以重任。不料幾個月後他又叛歸元朝。後來在戰鬥中又一次被朱元璋俘獲。朱元璋愛其武勇，再次釋放他，命他帶大隊兵馬跟徐達等人去攻打宣城。朱亮祖由此傾心賣力，爲朱元璋屢立戰功。 　　有些人被俘後拒不投降，朱元璋也不加虐殺。如元朝萬戶納哈出在太平被俘，朱元璋“待之甚厚”，百計勸降，納哈出卻表示：“我本北人，終不能忘北。”朱元璋決定放他北返，徐達等人都不同意，“恐貽後患”。朱元璋卻堅持己見，發給路費，放他們回到蒙古。 　　有的時候，朱元璋的寬大仁慈甚至到了“演過頭”的程度。如元軍林元帥在應天被俘，朱元璋讓他出任原職，權力不減。但不久他又拉着隊伍逃往杭州。朱元璋得到消息說：“林思舊主，既去勿追。”不加阻攔地讓他逃跑。 　　後來的歷史事實證明，朱元璋的寬大仁慈並不是出於天性，他的過人之處，就在於能長久地把自己的本性深深地掩藏起來。當然，一旦形勢變化，不再需要他繼續表演，他會馬上露出自己的獠牙。 　　比如統一戰爭進入後期，天下大局已定，朱元璋就停止了他優待俘虜的政策。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大將徐達攻下了張士誠領地內的高郵，朱元璋要求將那些沒用的俘虜一殺了之：因爲大元天下馬上會成爲朱元璋囊中之物，他不再需要用優待俘虜政策來收買敵人的軍心了，留着這些俘虜，只能意味着浪費自己的糧食。然而徐達不能準確理解朱元璋的意圖，殺俘不夠徹底，接下來攻打淮安時，也沒有繼續殺俘，氣得朱元璋於龍鳳十二年三月寫了一封信，責問他爲什麼不多殺人： 　　〖吳王旨令說與總兵官徐達，攻破高郵之時，城中殺死小軍數多，頭目不曾殺一個。今軍到淮安，若系便降，系是泗州頭目青黃旗招誘之力，不是你的功勞！如是三月已過，淮安未下，你不殺人的緣故，自說將來！依奉施行之。〗 　　次年八月，朱元璋再派徐達、常遇春率領二十萬大軍出征張士誠，俘虜了張軍六萬人。朱元璋簽發了親筆密令，要求處死大部分戰俘： 　　〖吳王親筆：差內使朱明前往軍中，說與大將軍左相國徐達、副將軍平章常遇春知會，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軍中獲敵軍及首目人等六萬餘衆，然而俘獲甚衆，難爲囚禁。今差人前去，叫你每軍中將張軍精銳勇敢的留一兩萬，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軍中暗地去除了當，不必解來。〗 　　這封親筆信顯示，這一役朱元璋部至少殺掉降卒四萬。 　　【收買文化名人】 　　朱元璋成功的第二個原因，也是他與普通武夫最大的不同點，是他的知識分子政策。 　　草莽羣雄最容易犯的錯誤是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一方面，他們因爲本身文化程度太低，在知識分子面前難以擺脫自卑感；另一方面，他們的粗豪氣質又與知識分子格格不入，十分反感知識分子的酸文假醋。所以，大部分起義軍領袖對讀書人沒有好感，抓到之後多是一殺了之。朱元璋卻不一樣，也許是受父母的影響，他從小就知道敬重讀書人。 　　正如阿Q之不敢與趙秀才說話一樣，投奔起義軍以前，朱元璋沒“資格”也沒機會和讀書人打交道。對這些滿腹詩書的“老爺”，身處社會最底層的他滿懷敬慕，卻高攀不上。起義使一切顛倒了。朱元璋領兵自立之初，就有知識分子主動來投奔他。第一位是定遠人馮國用。馮國用家境富裕，從小頗讀過一些兵書戰策，是朱元璋起兵以來接觸過的第一個讀書人。朱元璋自然受寵若驚，對他十分重視，一有時間就和他聊天。馮國用在他面前展開一幅地圖，向他介紹說，集慶這個地方，古稱建康，形勢極好，古人常說“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要得天下，就得先佔了這個地方，“先拔之以爲根本，然後四出征伐，天下不足定也！” 　　朱元璋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地圖。一看地圖，周圍形勢包括天下大局一目瞭然，不禁大喜。正是在馮國用的建議下，他確定了渡江發展的戰略。 　　在進攻滁州的路上，有一個叫李士元的歙（shè）縣（今屬安徽省黃山市）人前來求見，他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李善長（據俞本《明興野記》載，李士元於龍鳳二年改名爲善長）。李善長頭腦清楚，善於料事。“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習法家言，策事多中”，聽說朱元璋帶兵路過，“謁道旁”求見，想看看這個人是不是個能成事兒的主兒。朱元璋和他一見如故，聊得十分投機。 　　李善長說，我看到您，馬上想起一個人來。 　　朱元璋問：誰？ 　　李善長說：漢高祖劉邦！他和您一樣，也是起自草野，現在的形勢，和當初的漢高祖劉邦差不多： 　　〖秦亂，漢高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殺人，五載成帝業。今元綱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產，距沛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 　　朱元璋也聽說過劉邦這個麼人，不過從來沒有想到過這個人和自己有什麼關係。聽李善長這麼一說，他茅塞頓開，連連點頭“稱善”。知識分子的種種建議讓還在黑暗中摸索的他如同遇到明燈，通往皇位的道路在他頭腦中一下子清晰起來。他任命李善長爲掌書記，從此將劉邦視爲自己的偶像，開始不斷鑽研他的事蹟。 　　通過與讀書人的交往，朱元璋深刻地認識到，“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分子眼界寬，計謀多，用之則爲力，驅之則爲敵。而且這些人在地方上往往影響巨大，“能左右一方老百姓的態度。把他們爭取過來，一方百姓也就跟着過來了”。隨着和讀書人的接觸多了，他也知道請讀書人成本不高：只要客氣點，給足他們面子，讓他們喫得好穿得好，再給個虛職，他們就會感激涕零，爲你賣命。“費得不多，賺頭極大，真是划算的買賣。”因此，嚐到了甜頭的他一路征戰過程中，遇到讀書人，就盡力延攬。甚至在手下的將領出徵時，他也經常囑咐他們，聽說哪個地方有知名的讀書人，一定要把他們帶回朱元璋這裏。有時，還派專人攜帶大量金銀財寶，四處打聽哪有讀書人。 　　徽州老儒朱升學名很大，攻打皖南時，朱元璋仿效劉備三顧茅廬，“微服從連嶺出石門，親臨其室”，向他請教奪天下大計。結果朱升說出了一句名言：“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朱元璋聽人說，鎮江有個讀書人叫秦從龍，學問很大。徐達出征鎮江的時候，朱元璋特地交代要他去拜訪此人。徐達找到秦從龍後，朱元璋又親派自己的侄兒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帶着大批白銀、綢緞前去禮聘。秦從龍來到南京後，朱元璋特意到城門外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處，“朝夕訪以時政”，“事無大小，悉與諮謀”，“稱先生而不名”。每年到秦從龍生日之際，朱元璋“皆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燕飲，禮遇甚厚”。這些做法傳出去，廣大知識分子深受感動。 　　當時的讀書人，大多數曾與農民軍爲敵，對朱元璋既疑且懼。朱元璋特地宣佈：“吾當以投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只要誠心歸附，一概既往不咎。還有一些知識分子瞧不起他這個出身寒微的山大王，嫌紅巾軍氣味不對，躲在山裏不肯出來。朱元璋也不以爲忤，而是愈加低聲下氣千方百計，絕不放棄。 　　當浙東大部平定之後，名士劉基（劉伯溫）“自以仕元，恥爲他人用”，說什麼也不肯出來爲朱元璋所用。朱元璋叫處州總制孫炎派人去力請，孫炎於是寫了一封洋洋數千言的信，反覆說明利害，非要他出山不可，又叫他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別贈詩勸說。劉基實在沒有辦法，這才勉強出山。龍鳳六年三月，他與宋濂、葉琛、章溢三位名士一起來到應天，朱元璋大喜過望說：“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下令在自己住宅西邊蓋了一座禮賢館，把他們請到那兒去住。跟劉基說話，從來都稱“老先生”，在給劉基的信中這樣開頭：“元璋頓首奉書伯溫老先生閣下”（《慰劉基書》、《諭劉基書》等，見《全明文》），語氣恭敬虔誠得無以復加。 　　朱元璋的知識分子工作，做得很到位。他的謙虛、熱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傾倒了大批文化人。許多亂世中生計斷絕的讀書人，本來通過朱元璋軍“不嗜殺人”這一跡象就已經看到了“做穩了奴隸”的希望。如今又得知朱元璋喜歡親近讀書人，便有許多人來投奔，指望依靠朱元璋，重建三綱五常的理想社會。朱元璋的投入獲得了百倍、千倍的回報，他們不斷對朱講解各種道理，聽得朱喜不自勝。朱元璋說：“我讀書，常常從中受益……讀書明理，讓人在日常事務中能用道理去分判，可以叫人少犯錯誤。”評論者多認爲，朱元璋的知識分子政策是他最終從羣雄中脫穎而出的根本。比如方孝孺就說，元末“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至太史金華公（宋濂）而賓禮之……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 　　正是因爲知道讀書人的作用如此巨大，所以在自己大力招攬任用讀書人的同時，朱元璋又制定了一項特殊的政策：不許自己的部下隨意任用讀書人。他時時刻刻提防自己的將官們和知識分子勾結，因此規定，所有前來投奔的儒士，一律由他親自考察任用，“禁諸將擅用”。他生怕讀書人使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將軍們大腦開了竅，特意規定：“所克城池，令將官守之，勿令儒者在左右議論古今。止設一吏，管辦文書，有差失，罪獨坐吏。” 　　這條規定執行得很嚴格。他的外甥朱文忠在婺州時，將儒士屠性、孫履、許元、王天錫、王祚等讀書人收入麾下。朱元璋聞知，因爲此時正需要朱文忠效力，所以沒有嚴厲處理他本人，卻命朱文忠將這幾名儒士押送到應天，一通審問後，將王祚、許元、王天錫發充書吏，將屠性、孫履當衆處死。 　　【出衆的決斷】 　　朱元璋成功的第三個原因是他大局觀良好，善於把握時機，有決斷能力。 　　朱元璋一生成功，有三個大關節點：一是離開江淮，渡江攻佔南京，開闢新的根據地，創造了獨立稱雄的基礎。二是東征西討，次序正確地分別消滅了陳友諒和張士誠。三是南略北伐，穩紮穩打地消滅北元。在三個大關節點中又各具體部署了若干戰役，無論是通盤計劃或具體戰役，誰者宜先，誰者宜後，誰者輕，誰者重，朱元璋都能精確地做出計算，做到知己知彼，用力不分，有條不紊，穩操勝券。 　　郭子興死後，朱元璋實際上擁有該軍。那時他在淮西已經經營了兩三年，小有基礎，然而卻能毅然拋棄這一切，揮兵渡江，重新開始。這一決策真是“無比正確”。原來，斯時大元天下早已分崩。河南及淮北，全被紅巾軍據有，他們與北方的元軍展開激戰，使元軍主力被堵截在中原一帶，不能南下。當時江南不僅盛產糧食，而駐守的元軍兵力較薄，且被諸雄分割孤立，有利於各個擊破。正是這一決策，顯示了朱元璋不凡的眼光，也決定了朱元璋今後的命運。 　　南渡後，朱元璋採取低調發展，悶聲發大財的策略，趁亂髮展。朱元璋奪取集慶後，恰好劉福通率領大宋農民軍開始大舉進行北伐，把元軍打得暈頭轉向。朱元璋抓住這個機會，迅速攻佔了長興、常州、寧國、江陰、常熟、徽州、池州、揚州等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根據地。別人都急不可待地稱王，只有他謹守朱升向他提出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計策，力求把自己的聲勢降到最低，不引起元政府的注意，靜悄悄擴充實力。 　　有了一席之地後，環顧天下，朱元璋發現自己所處位置十分取巧：他東面是張士誠部，佔領着江蘇大部直到沿海；西面是徐壽輝、陳友諒，佔有江西安徽兩湖；北面是小明王政權。也就是說，他們恰好在北東西三面爲朱元璋構成三面屏障，把元軍的主力擋在外面，而唯一與元軍接觸的東南浙江方面，元軍力量很弱，只有一些孤立、分散的據點，與元朝本部相隔絕多。 　　朱元璋根據這一形勢，作出鞏固東西兩線、出擊東南的戰略決策。在北線，由於小明王屬於他的“友軍”，他只留少數兵力維持地方治安；在東線，自江陰至長興，他派兵構築一道堅固的防線，以阻擋張士誠的西犯；在西線，也對徐壽輝、陳友諒採取防禦態勢，以守爲攻；主要兵力則向東南方向出擊，消滅浙東的元軍。經過兩年苦戰，他攻取了富庶的浙江東部，領地擴展一倍，與徐壽輝（後爲陳友諒）、張士誠並肩成爲江南三巨頭。直到此時，元政府和羣雄才對他充分重視起來，而此時他勢力已成。 　　他高明地利用天時地利，在亂局中長袖善舞。 　　形勢不可能永遠有利於朱元璋。大宋紅巾軍的三路北伐取得一時勝利之後，志得意滿，又缺乏統一指揮，很快又被元軍擊敗。從龍鳳五年（公元1359年）起，大宋紅巾軍連連失敗，被追得東跑西顛。幾年來，朱元璋所以能在江南地區從容發展勢力，靠的是有大宋紅巾軍的掩護，而今，北方失去屏障，東西兩面又受到張士誠和陳友諒的包圍，三面受敵，處境困難。特別是龍鳳五年、龍鳳七年，元軍取得幾次決定性大勝，在北方勢如破竹，看起來可能馬上就要南下，而朱元璋正當於元軍南下的路上。 　　朱元璋不想承擔抵擋元軍的重任，他從大勢判斷，作出了一分抗元、九分對付其他農民軍的決策，決定結好元朝，共同對付其他農民軍。朱元璋兩次派使臣前往汴梁，與元朝大將察罕帖木兒“通好”。他的盤算是，如果大元命不該絕，胡運復興，他可以倒在蒙古大汗腳下，不失富貴。（吳晗《朱元璋傳》）如果大元最終證明不行，他此時結好，也可以避免自己直接受到攻擊。 　　元順帝得知消息，大爲高興，他派戶部尚書張昶帶着詔書，前往朱元璋處，決定授予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不料這個時候，大將察罕帖木兒在中原受到陳揉頭的頑強抵抗，久攻不下，看來一時南下不了。朱元璋於是置元朝任命不理，讓張昶等人在自己的境外苦苦等了一年，直到龍鳳八年十二月，元將擴廓帖木兒與孛羅帖木兒發生大規模的衝突，朱元璋判定他們不會向南發動大規模的進攻，才決心鼎足江東，自謀發展。於是正式拒絕元朝任命，不過仍與擴廓帖木兒保持密切聯繫，保持騎牆態度，給自己留有地步：“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是所願也。”這種策略，使朱元璋避免了受到元軍的直接進攻。 　　第五章 問鼎天下：戰場練就頂級男子漢 　　【張士誠還是陳友諒】 　　在另一個重要問題上，也就是更爲人所熟知的與陳友諒、張士誠角鬥中的次序問題，朱元璋作出的決策也十分高明。 　　1360年，以南京爲中心的朱元璋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與兩側的兩大政權陳友諒、張士誠接壤，三分江南大勢。雄踞長江上游的陳友諒，“跨有長江漢水之間廣大土地，疆域廣闊，軍力強大，東南無二。矜其強大，日尋於長矛大鏃之間”。下游的張士誠，“南包杭州、紹興，北跨通、泰二地”，擁有相當實力。朱元璋中居南京一帶，處於東西兩大強敵之間，你死我活之勢已顯。這時，陳友諒恃強，已作好了進攻朱元璋的準備。 　　對此嚴重局勢，朱元璋進行了審慎的調查研究。先打張士誠，還是先打陳友諒，朱元璋的決策集團分歧很大。絕大多數人認爲應該先打張士誠：“張士誠，富而弱，宜先”，張士誠軍戰鬥力較差，以先弱後強原則，先打張士誠順理成章。只有劉基一人認爲：“友諒踞上游，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張氏爲囊中物耳。” 　　朱元璋的分析角度與衆不同。他在實力之外，更主要地考慮了心理因素。與陳張二人周旋多年，他對二人的脾氣性格充分了解。陳友諒是個熱血漢子，驕橫自大，易於衝動。而張士誠性格內向，進取欲不強。這一差別應該是選擇次序的關鍵。他對諸將說：“友諒剽悍而輕率，其志驕；士誠狡猾而懦弱，其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如果我們先攻張士誠，陳友諒必空國而來，大舉進攻我方，使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爲；如果先攻陳友諒，張士誠膽小怕事，必不能出姑蘇一步爲之援。就是說，我們打陳友諒，沒有後顧之憂。且陳徒恃勇力，可以智取。”於是採納了劉基的意見，“決計先伐陳氏”。 　　朱元璋的這一戰略決策，既顯示出他在極其複雜的形勢中駕馭戰爭全局的軍事才能，顯示了他傑出的分析人揣度人的能力，同時更顯示他敢於以弱勝強的膽略。當時的陳友諒，無論從軍事實力還是從戰略地位上，都處於絕對優勢。而朱元璋的許多將士懾於陳軍強盛，懼怕與陳部作戰，甚至連主要謀士李善長聽到朱元璋要誘使陳友諒速來時，也驚慌失措地問：“方憂寇來，何爲誘致之？” 　　朱元璋胸有成竹。他抓住陳友諒驕傲輕敵、求勝心切的弱點，決定採取誘敵深入、集中兵力、設伏聚殲的辦法，藉助應天城池堅固、地形複雜的有利條件，誘使陳友諒的鉅艦由浩瀚的大江深入狹窄的河道，舍舟登陸，同自己交戰。 　　他授意陳友諒的前老友康茂才親筆給陳友諒寫了一封詐降信：“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爲內應，招之速來。”急功近利的陳友諒果然喜出望外，與康茂才約定在江東橋會合，裏應外合攻取南京。 　　龍鳳六年（公元1360年）閏五月初十，求戰心切的陳友諒冒險率領舟師東下，直趨應天，進入了朱元璋佈下的埋伏圈。時值退潮，戰船擱淺，朱元璋部內外夾擊，把陳友諒軍打得暈頭轉向，士卒被殺和落水而死者不計其數。陳友諒換乘小舟逃走，朱元璋部乘勝追擊，佔領了陳友諒的大片領土，繳獲百餘艘鉅艦和幾百條戰船。 　　這一戰是朱元璋與陳友諒部戰爭中關鍵的一戰，朱元璋利用地形優勢，避開漢軍水戰之長，發揮自己陸戰的優勢，終於以少勝多。 　　陳友諒在龍灣大敗後，“忿其疆場日蹙”，迫不及待地孤注一擲，決定對朱元璋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他下令特製數百艘大型戰艦。艦高數丈，外塗紅漆，上下三層，每層都有走馬棚，大的可載三千人，中的可載二千五百人，小的可載二千人。龍鳳九年（公元1363年）四月，陳友諒親率號稱六十萬的水陸大軍，攜帶百官家屬，傾巢出動，自長江順流而下，殺向朱元璋領土中的重鎮南昌。 　　朱元璋聞訊，急率部將徐達、常遇春等帶領二十萬舟師，抵達鄱陽湖北的湖口。他先派戴德率領部分兵力把守涇江口（今安徽宿松南），再派部分兵力駐紮在南湖嘴（今江西湖口西北），切斷陳友諒的歸路，同時又派人調信州守軍駐屯武陽渡（今江西南昌縣東），防止陳友諒向西逃跑，決心把陳友諒圍困在鄱陽湖中加以消滅。 　　七月二十日，朱元璋與陳友諒兩軍在康郎山（今江西鄱陽湖內康山）水域遭遇，一場規模空前的水戰開始了。陳友諒部人多勢衆，船隻體積龐大，“悉巨舟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又有順流而下的優勢，因此開頭兩天，朱元璋的仗打得相當艱苦，一度抵擋不住陳軍的攻勢，右軍被迫後退。力敵不勝，只能智取。朱元璋命令常遇春等徵調七條漁船，裝載蘆葦、火藥等易燃物，在黃昏時趁東北風起進行火攻。天從人願，東北風越刮越緊，七條漁船不久即飛抵陳友諒的水寨，志大心粗的陳友諒居然對火攻沒有任何防備，熊熊大火一下子就把水寨中的幾百艘船艦燒着了，“煙焰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陳友諒弟陳友仁、陳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悉被燒死。陳友諒企圖退守鞋山（鄱陽湖中之大孤山），但已被朱元璋搶先派兵扼守出口，只好於八月二十六日率百餘艘艦船冒死突圍，在突圍中被郭英一箭射中，當場喪命。陳友諒五萬餘人繳械投降，陳部原有的疆土，從漢水以南到韶州以北，辰州以東到贛州以西，盡歸朱元璋所有。 　　【最後一個勁敵】 　　朱元璋的判斷是正確的。在與陳友諒的幾次大戰中，懦弱的張士誠始終按兵不動，尤其是鄱陽湖大決戰，朱元璋傾國而出，南京幾成空城，朱元璋自己都成天提心吊膽，而張士誠仍龜縮在姑蘇城內不敢出援陳友諒。 　　張士誠控制的郡縣，南至紹興，北逾徐州，西至濠、泗，東抵大海，南北相距兩千餘里。在佔領瞭如此廣闊的地盤後，張士誠漸漸失去進取心，沉醉在小朝廷的腐敗生活之中，只望能保住這份基業，不再有更高要求。然而，亂世之中，不求進取只能意味着被消滅。 　　消滅陳友諒後，朱元璋下一個進攻目標便是張士誠。龍鳳十一年（公元1365年）十月，朱元璋調集大軍，發動了攻滅張士誠部的大規模戰爭。十月十七日，徐達、常遇春等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渡過長江，規取淮東。第二年四月淮東悉平。第一階段戰役結束。龍鳳十二年八月初二，朱元璋軍開始進攻浙西，很快攻克杭州，緊接着紹興、嘉興也不戰而降。第二個作戰計劃宣告完成。 　　攻下湖州後，徐達引兵北上，會合諸將進攻平江。平江被圍數月，外無救兵，內缺糧草，“資糧盡罄，一鼠至費百錢，鼠盡至煮履下之枯革以食”。張士誠兩次冒死突圍，均未成功。這位懈怠了多年的偏安之主到生命盡頭恢復了英雄本色，城門破後，他帶領二三萬殘卒展開巷戰，失敗後逃回府第，一把火燒死家屬，自己也上吊自殺，但被衝入的朱元璋軍隊救下，俘送應天。 　　朱元璋命人把這個老對手帶上殿來。畢竟曾經做過“天子”，張士誠不屑於再做人臣，倨不爲禮。朱元璋好言好語想和他聊聊天，抒發一下英雄豪情，他卻瞑嗣不語。賞給他喫的，他也拒不進食。搞得朱元璋火起，命人把他扛到竺橋，打了四十大棍，活活打死，“御杖四十而死”。朱元璋最後一個勁敵就這樣被消滅了。 　　【自學成才的軍事家】 　　毛主席最佩服的古代軍事家中，朱元璋排名第二。毛主席是這樣說的： 　　“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 　　這個因一念之差投身軍隊的文盲後來居然以最偉大的軍事家之一的身份載入了中國戰爭史。在羣雄逐鹿的過程當中，他表現出的勇氣、眼光、魄力、精細也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在他的軍事生涯中，曾經制造過多個經典戰例。朱元璋的軍事傳奇，產生於腳下這片獨特的土地。 　　中華民族似乎不是一個非常智慧的民族。西方世界大哲學家、大科學家、大數學家輩出，而中國在這些領域沒有取得過多少拿得出手的成績。直到晚清，絕大多數中國人還是不相信地球是圓的。中國的自然科學成就只是工匠們在千百年的勞作中偶然發現的積累，社會科學更是缺乏嚴謹的理論體系，更多的是語錄式的片斷式的靈感火花。 　　但另一方面，中華民族又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一個民族。也許是因爲在這片人口擁擠的土地上生存異常艱難吧，中國人把所有的智慧都用在了“捉摸人”上。“老子”、“論語”、“菜根譚”、“增廣賢文”、“厚黑學”，林林總總，無非是講如何與人相處。所以，中國人的謀略文化特別發達，中國人防範人和算計人的能力特別發達。馬克思說，中國人“在一切實際事務中遠勝於其他亞洲人”。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這樣總結出這樣多、這樣深刻的繞彎彎的生存智慧：“逢人但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達練即文章”；“爲人且學烏龜法，當縮頭時便縮頭”；“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喫小虧佔大便宜”；“內要伶俐，外要癡呆，聰明逞盡，惹禍招災”……那些智謀大師歷來是中國人崇拜的對象：姜子牙、諸葛亮、劉伯溫……而張仲景、張衡、祖沖之等科學家卻不爲普通人所知。到現在爲止，謀略文化仍然在中國生機勃勃，隨便找家書店一看，許多生存謀略類書籍佔據了相當大的面積。中國人謀略化的思維方式與軍事思維非常接近。中國人不善坦誠合作，也不善公平競爭，而獨善於勾心鬥角，善於破壞規則。而戰場上正需要的是隨機應變，不擇手段。戰場上必須用最大的惡意去揣測對方，最大限度地利用對方的弱點，戰場上可以光明正大使用陰謀、欺騙對手，創造性地去示假隱真、欲擒故縱、調虎離山、借刀殺人、引蛇出洞、金蟬脫殼、圍魏救趙、暗渡陳倉……戰場是中國人表現才智的最佳舞臺。正如同西方人說中國人都是天生的商人一樣，其實也可以說中國人都是天生的軍事家。 　　所以，中國古代關於實用技術的書籍很少，獨兵書最多。現存的中國兵書達二三千部，有名者如《六韜》、《三略》、《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孫臏兵法》、《司馬法》、《尉繚子》、《唐李問對》、《將苑》、《登壇必究》、《虎鈐經》、《兵經》……例來爲問兵者所必習。 　　所以，中國古代缺少其他門類的專家大家，獨大軍事家層出不窮。 　　和西方國家不一樣，不需要什麼“軍校”來培養人才。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軍事家，多是自學成才。比如劉邦、韓信、衛青、曹操、岳飛，直至曾國藩、毛澤東。 　　所以，中國出現朱元璋這樣天才的軍事家，也就順理成章了。 　　【水沉小明王】 　　就在對張士誠的戰爭進行得順利之時，朱元璋順手消滅了自己身邊的一個累贅：小明王韓林兒。 　　朱元璋渡江後，全靠北面奉韓林兒爲主的紅巾軍抵抗元軍，才能從容在南方發展。朱元璋也一再利用韓林兒的名義，來支持自己政權的合法性。 　　佔領浙東後，朱元璋樹起的“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宋天”的大旗，實際上就是韓林兒部的“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的旗號。這樣，朱元璋既可以利用小明王的旗號和復宋的目標來號令軍士，爭取羣衆，又可以縮小自己的目標，避免樹大招風。 　　大宋農民軍在北方被打敗後，小明王落腳在安豐，受到張士誠部的攻擊，向朱元璋求援。朱元璋看出小明王還有利用價值，準備救援，但是部下卻紛紛表示反對，大家都說：“假使救出來，當發付何處？”意思是說，就算救出了小明王，如何安置也是個問題。放到應天吧，就得聽從他的約束，豈不非常被動；如果不放到應天，又放到哪好呢？但是在朱元璋看來，這並不是一個難題，他力排衆議派兵往救，然後“設鸞駕傘扇迎駐滁州，創造宮殿居之，易其左右宦，侍奉之甚厚”（俞本《記事錄》）。也就是說，途經滁州，朱元璋命造宮殿，把小明王留在那裏，厚加供養，但將他左右的宦侍全部換上自己的心腹，嚴加監視。陽爲尊崇，實際上韓林兒已成了朱元璋的階下囚了。這樣，朱元璋就把小明王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裏，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在天下紅巾軍諸部中取得了獨一無二的地位。 　　在那之後，小明王就成了朱元璋手裏的工具，他高興的時候，就可以拿來隨便用用。比如龍鳳九年（公元1363年）三月，在與陳友諒展開決戰前，朱元璋命小明王封贈自己的三代，先討討彩頭：曾祖父朱九四爲資德大夫、吳國公。祖父朱初一爲光祿大夫、吳國公；父朱五四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太尉、吳國公。鄱陽湖戰役勝利後，朱元璋決定先稱王，爲以後登基作準備，他仍然以小明王的名義對自己做出正式封贈。 　　直到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平定張士誠進展非常順利，天下已非朱元璋莫屬了，韓林兒纔沒有任何繼續存在的價值了。朱元璋派大將廖永忠用船到北方去接韓林兒，說要迎他來坐天下。韓林兒辭別閒居三年的滁州，興沖沖嚮應天進發。雖是空頭皇帝，妃嬪宮女、太監護衛，畢竟一應俱全。到了江心，韓林兒乘坐的大船便進了水，在皇帝和妃嬪的一片驚呼哀號聲中漸漸沉沒。 　　“慘劇”發生後，朱元璋“勃然大怒”，立刻命人把廖永忠抓起來，說他辦事不夠謹慎，以致出此“交通事故”，要重治其罪。無奈衆人紛紛說情，朱元璋才“勉強”免了他的死罪，命廖永忠仍回蘇州前線，“戴罪”立功。隨後，朱元璋下令舉行國喪，在應天城內遍掛孝幛，停止娛樂活動一個月，又命在長江邊設小明王靈位，親率文武百官到江邊哭祭，聲勢弄得十分浩大。 　　不過，從此之後，朱元璋再也不提自己曾經是韓林兒的臣下，連當年立的一些石碑，也因爲曾經用了韓林兒的年號，一律捶毀，文字史料，更是消滅得一乾二淨。 　　消滅韓林兒後，朱元璋對白蓮教的態度也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朱元璋部本是白蓮教大起義的一個組成部分。在起義之初，他也充分利用白蓮教教義來發動羣衆。但是，隨着自己獨立發展，朱元璋越來越淡化自己這支隊伍的宗教氣氛。因爲他知道，宗教狂熱只可用於一時，難於持久。 　　龍鳳十二年（公元1366年）五月討伐張士誠檄文的發佈，是朱元璋政治生涯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在討伐張士誠的檄文中，朱元璋借聲討張士誠之機，宣佈白蓮教是妖術，指斥信教者“誤中妖術，不解偈言之鼻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困苦，聚爲燒香之黨……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終不能濟世安民”。 　　朱元璋還宣稱，他遠在渡江之前，已“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不僅否認自己從前信奉白蓮教並長期臣屬於小明王的事實，而且完全抹煞大宋紅巾軍對他在江南地區發展壯大勢力所起的掩護作用，把自己的勝利一概歸之於“天地祖宗之靈”及其“將帥之力”。 　　拋棄白蓮教義，就意味着皈依到孔子門下。隨着奪取天下形勢已顯，朱元璋開始了尊孔活動。龍鳳二年九月，他前往鎮江，一入城首先就去拜謁孔子廟。龍鳳六年五月，朱元璋下令在應天設立儒學提舉司，任命宋元以來金華朱學的傳衍人物宋濂爲提舉，正式尊崇儒教。 　　不過，爲了最好地利用白蓮教的剩餘價值，朱元璋後來決定給自己的新朝代定國號爲“大明”。因爲經過白蓮教的廣泛傳播，明王出世成爲了民間熟知的預言。韓山童自稱明王起事，韓林兒繼稱小明王。朱元璋的部下，大多都是白蓮教的信徒。朱元璋以出自白蓮教經典《大阿彌陀經》的“大明”作新皇朝的國號，一是表明了新王朝與小明王的繼承關係，二是向其他覬覦帝位者暗示，“明王”已經出世，光明世界已經到來，其他人就不必再癡心妄想了。 　　明朝立國後，朱元璋開始了對明教、白蓮教的嚴厲鎮壓。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頒“禁淫祠”詔：“不許塑畫天神地，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咒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其後，朱元璋便藉修訂《大明律》，將明教、白蓮教列爲“旁門左道”，嚴行禁止。《大明律》規定：“凡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聚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爲首者絞，爲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衆者皆斬。若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有明一代，白蓮教、明教勢力一直被牢牢壓制。 　　【北伐中原】 　　朱元璋在統一南方戰爭中戰無不勝，順利異常，迅速平定了廣大中國南部，只剩下北元一個敵人。而北元內部又分崩離析，戰鬥力並不強。 　　朱元璋雖被稱作驅除外虜的偉大民族英雄，然而十五年軍事生涯中他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與漢人自相殘殺。直到此時，他還沒怎麼和正規元軍正式交過手。不過元帝國的實力早已被漫長的戰爭耗盡了，已經成了一個熟透的果實，朱元璋要做的，只是伸手摘取罷了。 　　由於接連的勝利，大部分將領主張“直搗元都”，一舉統一中國。而朱元璋沒有被勝利衝昏頭腦。農民的謹慎心態，使朱元璋在指揮作戰時，從不像其他流民領袖那樣憑一時血氣之勇。 　　朱元璋最突出的軍事個性是“持重”。朱元璋的一切活動，特別是重大的軍事和政治行動都是經過精心籌劃，三思而行。他信奉穩紮穩打，積小勝爲大勝，從不追求僥倖。史稱老儒朱升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九字方針給朱元璋帶來了勝利，殊不知這也是朱本身的一貫思想，只不過朱升之策恰與朱元璋同心而得其認可罷了。 　　北伐戰爭是朱元璋謹慎個性的突出表現。在這場戰爭中他一如既往地謹慎小心，絕不疏漏對每一個風險點的分析。他分析說，“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屯兵于堅城之下，糧餉不足，援兵四集，非我利也”。 　　他力排衆議，果斷地提出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全局在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其都”。 　　應該說，在當時我強敵弱的情況下，一舉攻克元都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但是風險也確實存在。當時的元朝還保有相當的軍事實力，只是他們正忙於爭權奪利，自相殘殺，沒有聯合起來對付北伐軍。朱元璋的軍事部署則把風險降到了最小，雖然成本大大增加。朱元璋寧可多做十倍的努力，也不願冒哪怕只增加了十分之一的風險。 　　吳元年（公元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徐達、常遇春率軍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伐中原。十月二十四日，徐達大軍抵達淮安，元朝守將王宣、王信投降。十二月初五，朱元璋部陷東平，孔子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率曲阜縣尹、鄒縣主簿投降。十二月初七，徐達攻克濟南，整個山東進入朱元璋版圖。 　　山東平定後，雖然大都近在眼前，但徐達按朱元璋指示，首先西取河南。洪武元年三月，徐達引舟師溯黃河而上，直趨汴梁。四月初八，與元將脫因帖木兒大戰於洛水以北，大勝。 　　在河南基本平定後，朱元璋又命馮勝西取陝西，與徐達夾擊脫因帖木兒殘部。山東、河南、陝西都納入朱元璋版圖，攻克大都，就沒有任何意外了。 　　正是按照朱元璋的這一戰略，北伐一步一步，逐漸消耗了元軍力量，毫無懸念地取得了勝利，從出師北伐到克元大都僅僅用了十個月的時間。 　　【朱元璋爲什麼屠殺功臣】 　　戰爭是如此有力的一隻重錘，它對人的心態、性格、思維方式的改變是不可逆轉的。 　　來到郭子興軍前的朱元璋已經是一塊好鐵。上天在不經意間，安排給了這個社會最底層的孩子一個出色的大腦。而從小經歷的艱難困苦，挫折打擊，給了朱元璋健壯的身軀的同時，也給了他一顆冷酷的心，給了他高度的自制力。 　　當然，即使擁有了這些品質，朱元璋也不過是一塊不錯的鐵坯罷了。是戰場成就了最終的朱元璋，那個絕對冷酷、精明、狡猾、強大的朱元璋。 　　戰場是煉就男子漢的地方。古今中外，頂級的男子漢都是在戰場上煉就的，因爲只有戰場，才能提供煉成他們所必須的高溫和高壓。 　　戰爭要求軍人具備的第一條素質就是“不動心”，保持絕對的理性。 　　戰場是什麼樣的地方？是一個非常容易犯錯誤的地方。在戰爭中，軍人承受着常人在常態生活中體會不到的巨大的壓力。危機重重，千鈞一髮，生死攸關，在鮮血、屍體、烽煙、吶喊中，一個人很容易失去理智。然而，戰場又是一個不能犯錯誤的地方，或者是每一個錯誤都得付出慘重代價的地方。 　　古今中外，許多軍事大師都反覆強調理性的重要性。老子說：“善戰者不怒。”孫子則明確提出：“君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大將不可以慍而致戰。怒氣過後，人可以平靜下來，但因此而亡掉的國家不可以復存，因此而死去的戰士不可以復生。”曹操也說過同樣的話：“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 　　戰場上的機會往往只有一次，這就要求軍人的思維絕對不能受情緒的干擾，在最複雜的狀況中冷靜地選擇最合理的策略。戰場把朱元璋原本就溫度相當低的心煉到了零度狀態。一個偉大的統帥要能對戰士們的鮮血和呻吟無動於衷，要能夠把一條條活生生的生命當成自己賭博場上的籌碼，要能夠把自己最親近的人親自送到死亡之地，要能夠殺死心中的同情、憐憫、恐懼，要能夠做到無情無慾無我。這樣，他才能做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自己人的死亡和力量的消耗。 　　戰爭把朱元璋那本來已經十分精明的頭腦鍛鍊得更加精確。 　　在戰爭中，一個統帥所需要考慮的變數太多了。天氣、地理、敵情、我情、後勤……戰爭需要一個人的思維迅速、周密、嚴謹，把每一個微小的因素都得考慮進來，一招不慎，滿盤皆輸。戰爭需要軍人把自己的大腦變成一架超高性能的計算機，在戰場的廝殺吶喊中能進行高速精確的計算。 　　戰爭把朱元璋本來就已經謹小慎微的個性修正得更加嚴謹。在戰場上，他變成了一隻極具耐性的狼，不把敵人拖得筋疲力盡，不到有九成把握的時候，決不貿然出擊。在巨大壓力的壓迫下他能寂然不動，長久地忍耐，一旦機會來臨，則“動如雷霆”，一舉摧垮敵人。 　　在一次次的危機、逃亡、死亡、絕境中，這塊鐵中的雜質被命運的重錘一點點砸出去。在十餘年軍旅生涯過去之後，朱元璋終於百鍊成鋼，成了一塊品質極佳的鋼。他練成了一顆超人之心，鐵一樣堅硬、冰一樣冷酷、水一樣沉着、弓弦一樣柔韌。這顆心只受利益支配，而絕不會被感情軟化。這顆心能承擔任何巨大的壓力，能冷靜面對任何艱難的挑戰，能指揮他的手和嘴，發佈任何別人所不敢發佈的殘酷、野蠻和不義的命令。是戰場，把朱元璋從一個七情六慾的血肉之人變成了一架機器，安裝了高性能芯片的鋼鐵機器。 　　大明王朝開國帝王后來在治國中表現出來的鐵腕、周密和殘酷，都是由這顆心所決定。大明帝國開國後的種種重大舉措，與朱元璋長期形成的戰爭型思維方式有極大關係。 　　軍事思維是在惡性競爭中形成的思維方式。如學者吳興明所言：軍事謀略的出發點是“在人生在世的多重關係中它取定人人關係，在人人之間的諸多關係中它取定利害關係，在利害關係的協同與爭鬥的雙向關係中它又進而只取定爭鬥關係”，所謂“與人鬥，其樂無窮”，就是軍事思維的典型表現。 　　在處理人我關係時，習慣軍事思維的人總是以他人爲手段，以自我爲核心。保存自我，打擊他人，這是軍人的行爲本能。在戰爭中，只有把所有不利因素考慮到了，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樣，在判斷人物上，軍事家往往習慣從人性惡的一面出發，把針對自己的危險因素考慮到點滴不漏的程度。以這種思維方式來應人待物，所看到的危機自然無處不在，所以，“恐懼是身處謀略地帶人的基本心態”。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什麼朱元璋剛剛登上帝位，就“寢不安枕，憂懸於心”了。登基的第二天，他告誡侍臣，“創業之初，其事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他反覆強調消滅危險於萌芽狀態的重要性：“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者。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也，患已著則無及矣。”剛剛登上皇位不久，他就下令設專人，每天五更之時在城門的譙樓上吹起畫角，高聲唱道：“爲君難，爲臣又難，難也難；創業難，守成更難，難也難；保家難，保身又難，難也難！” 　　在給子孫們寫的《皇明祖訓》中，他這樣教導後代們： 　　〖你們做皇帝時，即使安居無事，也要常懷警惕，一時一刻也不能怠慢。這樣，你的性命才能安全，國家大權也不會丟掉。如果一看天下太平就放鬆了防備，萬一奸人得手，身家性命不保，國家基業不存！〗 　　爲此，他不厭其煩地諄諄囑咐後代皇帝如何注意安全，其小心謹慎已經達到神經質的程度： 　　〖雖然與那些朝夕相見親近如同骨肉的人接觸，也要在心裏多加警惕，防人之心時刻不可無！如果要回避左右，和親信大臣們商量機密，那麼，帶刀護衛只許離你們十丈遠，不能再遠了！ 　　弄幾套盔甲刀槍，放在身邊。選幾匹好馬，養在宮門口，四個城門也要各備幾匹，萬一有事好跑！ 　　每天晚上，都要警省。沒事常聽聽城中動靜，聽聽市聲是不是有什麼異常？也可以到院子裏，看看天氣星象，有沒有什麼災難的徵兆？〗 　　之所以要竭盡全力“保家”，不僅僅是因爲“家”得來不易，也是因爲一旦失去，他的家族必然要付出血的代價。 　　在漫長的軍事生涯中，朱元璋習慣了高強度、高密度的腦力勞動，習慣了每時每刻估量形勢，算計對手，習慣了激越昂揚的行進節奏，習慣了享受與人爭鬥的樂趣。從戰場上下來的人，最忍受不了的就是沒有對手。所以，在陳友諒、張士誠、元朝皇帝們一個個消失了之後，他開始了尋找對手的漫長過程。原來的老鄉和戰友，即所謂的“淮西勳貴”，就進入了他的視野。 　　朱元璋原本是心胸狹窄之人，臣下之一舉一動，悉加註意，經常對臣下的舉止表示不滿，說：“此等愚夫，不學無術，勇而無禮，或閒中侍坐，或飲宴之間，將以朕爲無知，巧言肆侮，凡所動作，悉無臣禮。”在他“危機放大”的軍人心理形成的放大鏡下，他們日常表現中的小小不謹不敬，都被放大成了叛逆的苗頭，他原來的朋友一個一個在他的視野裏變成了對手，所以他才舉起了屠殺功臣的屠刀。 　　戰爭思維的第二個特點是追求實用性。戰爭以實用爲目的，軍事思維是非常功利化的思維，本能地要求思維方式簡明、捷近、實用。朱元璋一生不尚形式，只求實用。朱元璋在建國後的政治鬥爭中擅長不受形式的約束，“草鞋無樣，邊打邊像”，各種下作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他創造了大村莊式的治國方法，雖然不美觀，但是卻非常實用。 　　除了自己一家一姓的私利外，朱元璋對什麼東西都沒有真正的信仰。 　　長期的謀略思維習慣，一而再、再而三地從權謀中得到好處，使他形成了權謀化的思維習慣。所以，朱元璋的治國方法是無巧不取，無利不謀，無所不爲。他竭盡全力維護三綱五常，推崇儒家正統。然而，因爲孟子說過民貴君輕，有違他唯我獨尊的心態，就居然敢刪節《孟子》。 　　他不信迷信，但爲了矇騙百姓，就以神道設教，甚至裝神弄鬼，用迷信來駭人。 　　他戰時喜歡讀《孫子兵法》等兵書，對權術運用精熟。戰後卻對兵書中的機謀權變之術一概斥爲卑下之識，反對人們去研究它。他說：“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 　　他遠交近攻，對外寬容，對內殘忍。對他統治力所不及的少數民族、邊疆國家，他一副和善面孔，厚往薄來，大方之至，並且列出周圍的不徵之國，要求子孫和他們建立長期友好的關係。然而，對於他鞭子所及的臣民百姓，他兇暴殘忍，苛刻無情，爲了一姓之私，妄圖永世囚禁萬民，成爲他的家奴。 　　戰爭中的一些具體手段也保留下來，成爲他的治國方法。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最善使用特務的將領之一。 　　他對駕馭特務很有經驗，早在江西之時，他派衛士何必聚到袁州偵察敵情，何必聚回來向他彙報後，他不相信：“汝到袁州有何爲記？”何答“平章門有二石獅，吾斷其尾尖”。後來攻佔袁州後，他還專門檢查此事，檢查屬實後才放心。史料提供的情況表明，朱元璋的特務偵察手段是相當有效的。正是這些偵察活動所得到的材料，爲他的正確的戰略決策提供了可靠依據。 　　建國後，他在政治生活中一樣大用特務，監視全國人民的一舉一動，並且明目張膽，毫無顧忌。他在中國歷史上首創公開的特務機關“錦衣衛”，豢養大批特務，稱爲“檢校”，四處偵察大臣們的活動，專門從事鎮壓“不軌妖言”的勾當。“檢校”專門告人陰私，人人懼怕，他卻十分欣賞，說“有此數人，譬如惡犬，人則怕”（《國初事蹟》）。 　　這些人無事不查，無事不報，社會的每個層面都在他們的偵察範圍內。 　　南京各部的小吏原來都載漆巾，門口掛牌額，“檢校”發現禮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覺，兵部門口不設巡警，就把睡覺者的頭巾和兵部門牌偷走，報告給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規定，禮部小吏從此不許戴漆巾，兵部不許掛牌額，以爲懲戒，從此成了明朝定製。他還特別喜歡偵察別人的私生活，怕別人在背後議論自己。老儒錢宰嫌政務太煩，作詩說：“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特務偵知報告。 　　第二天，朱元璋在朝廷上召見錢宰，說：“昨日好詩，然何嘗嫌汝，何不用憂字？”遂遣錢宰回籍，說：“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 　　戰爭時從紀律中得到的甜頭使朱元璋對紀律達到了迷信的程度。從嚴治軍，是他的一貫作風。建國之後，這一作風依然延續。他對那些勞苦功高的大臣，也一樣說殺就殺，說打就打，廷杖制度即由此而來。對任何違反他制定的法規紀律的人，他一律毫不手軟，絕不放過。駙馬都尉歐陽倫是馬皇后親生女兒安慶公主的夫婿，他不顧朝廷禁令，多次派家奴去陝西偷運私茶出邊境販賣。朱元璋毫不手軟，得知之後立命抓來賜死。 　　對至親之人如此嚴苛，對待百姓就可想而知了。他說：“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朱元璋在建國後的治國方針就是嚴刑峻法，靠殺人來震懾萬民。他頒佈的法令，連篇累牘，林林總總，無所不包，對帝國生活的方方面面規定得無微不至。稍有違反，則治以非人之刑。在他的治下，貪污六十兩，即被剝皮處死。犯了出行不帶“通行證”，在家“不務正業”，遇到不法之事沒有及時舉報等小過，朱元璋的懲治措施動不動就是“全家遷居化外”、“梟首示衆”、“斷手”、“斷足”……翻開他的《大誥》，隨處可以看到朱元璋親手製造的慘絕人寰的大案。 　　甚至，爲了地方上一個皁隸①的逃亡，就屠殺抄沒了幾百家。朱元璋自己描述這個慘絕人寰的案子說：“民之頑者，莫甚於溧陽、廣德、建平、宜興、安吉、長興、歸安、德清、崇德蔣士魯等三百七戶……將豪民趙真勝奴並二百餘家盡行抄沒，持杖者盡皆誅戮。沿途節次遞送者一百七十戶，盡行梟令，抄沒其家。” 　　『①皁隸：古代衙門裏的差役。皁，玄色，黑色；差役常穿黑色衣服。』 　　第六章 鞏固政權：打造農民烏托邦 　　【四十歲登基】 　　吳元年七月（公元1367年），最後一個勁敵張士誠敗局已定。天下大勢已定，大臣們都盼他早日稱帝。李善長率大臣勸進，朱元璋卻示意大家再等一等。朱元璋從來都是領袖集團中最穩重的一個，善於把輕重緩急把握到效率最佳的分寸。雖然前面已經沒有大的困難，但戰事方殷，還是先集中精力打仗爲好。他這樣教訓羣臣：“若天命在我，何必汲汲惶惶？” 　　直到這一年十二月，南方全部平定，北伐大軍也勢如破竹，再無任何意外了，他才定下心來搞登基大典。古禮三推三讓，他不耐煩搞那套勞什子，只一讓便答應了。 　　沒做過皇帝的人想象不到登上那個龍椅前要經過多少繁文縟節。祭天、祭地、祭星辰、社稷、太歲、嶽、鎮、海、瀆、山川甚至還有城隍。飲福、受胙（zuò，祭祀用的肉）、送神，林林總總。在這些令人疲憊的環節中，有一個典禮讓朱元璋真的動了感情，那就是追尊祖先爲皇帝皇后。父親朱五四被尊爲仁祖純皇帝，母親陳二孃被尊爲純皇后。 　　四十歲的朱元璋身穿繪有日月山龍等圖案的袞服，戴上平天冠，跪在祖先牌位前讀罷冊文，略一閉目，父母的面孔又浮現在眼前。他們那菜色的臉與龍袍和皇冠是那麼不協調。起兵以來，權力越來越大，事情越來越多，他很少有暇想起往事。只有這一刻，他才猛然一驚，清晰地看到自己是從何等低微的位置爬上來的。一時間，家中那個四處漏風的茅草屋裏的一切又清晰地出現在腦海。這期間的落差讓他突然感覺有些眩暈。 　　他定一定神，心裏默默地說：“爸、媽，不光你們想不到，兒子自己也沒想到能有今天。” 　　【咱農民自己的皇帝】 　　史學家們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是朱元璋何時背叛了農民，成爲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言人。 　　太祖皇帝地下有知，一定會龍顏大怒。 　　中國歷史上另一位農民皇帝劉邦本質上是一個流氓而非農民。在這個意義上，朱元璋可以被稱爲中國史上唯一的“農民帝王”。他終生保持着農民趣味、農民氣派、農民作風。朱元璋終生關心農民，理解農民，同情農民。 　　更爲重要的是，在中國歷史上，他是唯一沒有背叛“農民理想”的起義領袖，終其一生，朱元璋都在爲實現農民烏托邦而艱苦奮鬥。從這一點上，我們甚至可以說他是“咱農民自己的皇帝”。 　　在三十一年皇帝生涯中，朱元璋從來不諱言自己的出身。在詔書中，他屢屢說自己是“農夫”： 　　〖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 　　朕本農夫，深知稼穡艱難。〗 　　他多次對大臣們講述農民的生活是多麼的艱苦，教育他們要關心、愛護農民： 　　〖士農工商，四種職業之中，最勞苦的是農民。他們終年辛勤勞動，很少得到休息。風調雨順之年，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年穀不登，則舉家飢困……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終歲勤勞，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飢寒……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 　　正如鄒潘在《天潢玉牒》中所說的那樣，朱元璋一生“誠心愛民，尤其同情貧弱之人，一說起稼穡之艱苦，每每爲之涕泣；他對於富豪大戶兼併他人土地，貪官污吏榨取百姓錢財，深惡疾之，犯者必置諸法”。在歷史上，像他這樣對農民和地主愛憎分明的皇帝，絕無僅有。 　　當然，朱元璋對農民的關心當然不僅僅體現在語言中。在他的帝國藍圖中，“農民理想”是最根本的指導思想。在他治國舉措的方方面面，無不體現着對農民利益的根本關切。 　　【農民的四大理想】 　　爲了判斷朱元璋到底有沒有背叛農民階級，我們必須首先判明什麼是農民階級的社會理想。 　　我們不能想象，那些追隨朱元璋起義的農民們懷抱着革命理想。作爲自然經濟時代的小農，他們的夢想不可能“超越歷史階段”，不可能超越農民們既渴望平等，又迷信權威的矛盾心理。歸結幾千年來生息在這片土地上的農民們的社會理想，無非以下幾點： 　　第一，在他們的理想社會里，必須有一個嚴厲、公正、說一不二的明君，高高在上，殺伐決斷，慷慨地向農民身上潑灑陽光雨露。這個明君應該強大威嚴，洞察一切，任用忠臣，摒棄奸佞，像父親一樣賜予他們紀律與安寧。這個明君又應該仁慈無比，輕徭薄賦，像母親一樣關心他們，愛護他們，在災害年份及時救濟他們。 　　第二，這個社會應該是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平均”是農民們最大的理想，也是歷次大型起義的口號。作爲一個弱勢羣體，農民們懦弱、自私又善良。他們受夠了別人的欺凌，最知道受人欺負的滋味，因此，每個人的土地和財富大體平均，誰也不必遭受嫉妒心的折磨，就成了他們千百年來的對理想社會的描述。在孔夫子那裏，這個農民理想就被文縐縐描述爲“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這句話的最佳白話文解釋應該是“我不怕日子窮，就怕別人不和我一樣窮。我不怕東西少，就怕別人比我多”。 　　第三，作爲平均主義的補充，這個社會又應該等級鮮明。天在上，地在下，父爲尊，子爲卑。“權威主義”的人格結構決定了農民們強烈渴望等級明確、秩序井然的穩固不變的社會。農民們的“平均主義”是小農內部的平均主義，他們從來沒有期望過全社會所有成員一律平等，那樣“長幼不分、尊卑不明”的自由競爭的社會狀態是他們所不敢想象的，他們認爲那一定會帶來混亂。他們絕對贊成一個社會要有“尊卑上下”，絕對贊成上面賜給他們嚴明的紀律。他們認爲，這樣社會才能“四海昇平，萬民樂業，風調雨順，君正臣良”。 　　第四，作爲社會最底層的農民，除了害怕天災之外，最害怕無非是三種人：一種是貪官污吏層層盤剝，一種是豪強大戶以強凌弱，另一種是地痞流氓爲非作歹。因此，農民們衷心期望在這個社會里，文武百官能清正廉潔，地主大戶能善良守法，地痞流氓能被消滅淨盡。換句話說，農民們期望能夠得到“公平和正義”，以使“人人辛苦力田，個個盡忠守職，男重賢良，女務貞潔”。 　　在朱元璋之前，還沒有哪個皇帝能實現農民們的全部夢想。即使是那些經歷了農民起義烈火洗禮的開國帝王們，也不過是在開國之初能做到幾年輕徭薄賦而已。更多的帝王是在登上王位的第一天即與地主和官僚沆瀣（xiè）一氣，聯起手來魚肉最底層的廣大人民。 　　【亡國的兩個誘因】 　　看來是天下窮苦人的祈盼，感得天道循環，在安徽省明光鎮趙府村中生下太祖洪武皇帝來。這朝聖人出世，據後來鄉親們回憶，也曾紅光燭天（不過朱元璋當上皇帝前可沒人回憶起來過）。這個洪武帝，英雄勇猛，智量寬洪，自古帝王，都不及這朝天子，率領二十四員猛將，打下十五個行省。這天子掃清寰宇，蕩靜中原，國號大明，建都南京，十六朝皇帝班頭，三百年開基帝主。這朝天子與歷代帝王不同之處，在於他出身純正，所以他能與農民心連心，急農民之所急，想農民之所想。 　　在混亂、腐敗的元末社會的最底層辛苦勞作時，朱元璋和所有農民一樣，心中朦朧渴望和描畫過理想社會的模樣。而當身居九重之時，朱元璋發現，一個皇帝心中的理想藍圖與廣大農民的夢想居然重合得如此天衣無縫。 　　他發現，實現“農民理想”，即是皇族的利益所在。登基不久，他就在政府文件中這樣描述了自己所要建立的理想社會：“人有田耕，安居樂業；男耕女蠶，無有遊手；摧富抑強，各安生理；貧富相攜，共濟互助；輕徭薄斂，阜富與民；趁時稼牆，完交賦稅。” 　　翻閱厚厚的中國歷史，他發現，導致歷代王朝滅亡的誘因不外是兩個： 　　一個是地主與官員結合，土地兼併與政治腐敗聯手，導致貧富差距加大，造成官逼民反；另一個是帝王大權旁落，王朝輕易爲權臣、外戚、太監所傾覆。因此，要保證江山世世代代在朱氏子孫手裏，必須根絕這兩種現象。 　　針對第二個誘因，他以歷代帝王所不及的魄力，大刀闊斧進行了政治改革，廢除丞相和大都督這文武兩個最高官員制度，把丞相權力一分爲六，分給六部；把大都督權力一分爲五，成立五軍都督府。並且從制度上讓各個權力部門相互牽制，誰也不能單獨對皇權構成絲毫威脅。用朱元璋自己的話來說：“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諸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經過這樣一番大手術，官僚層級被大大簡化，天下所有的大小官員都直接向皇帝負責，每個官員都直接爲皇帝跑腿。他就可以一管到底，不留一點死角。朱元璋通過這套單薄得近乎透明的官僚網直接觀察到他的子民在田間地頭的勞作情況，大大提高了做皇帝的安全感。 　　相比之下，要消滅第一個誘因，則要難得多。因爲土地兼併與官僚腐敗，幾乎就如水往低處流，是傳統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無知者無畏，朱元璋並不缺乏向規律挑戰的勇氣。兼併是由於地主階級的貪婪，腐敗則源自官僚階層的天性。爲了帝國的根本利益，他必須嚴厲打擊地主階級與官僚階層。基於這個思路，大明王朝初期呈現出三明治式治理方式，皇帝與底層農民聯起手來，共同擠壓社會中間階層即地主和官員的生存空間，由此開創了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奇景觀。 　　在這個思路的指導下，朱元璋進行了不完全的土地改革，用行政力量，沉重打擊了地主階級的利益，把全國的大地主幾乎消滅殆盡，使普天下農民們土地大體平均。他展開了人類史上最嚴酷的懲貪運動，幾千年來習慣於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員成了帝國裏最倒黴的職業，一度被羣衆運動衝擊得威風掃地。 　　他愛護百姓，勤勞國事，竭盡全力，發展生產，輕徭薄賦，不斷賑災，在他的治理下，底層人民的喫飯穿衣問題得到了有效解決。他建綱立紀，使全國人民有章可循，有矩可守，每一階層的人都清楚了自己應該如何生活。 　　他嚴厲打擊地痞流氓，懲辦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的二流子，使得“流氓”在朱元璋時代幾乎絕跡。他還開展了富有創造性的思想教育行動，大力移風易俗，扭轉了不良的社會風氣。甚至，他還試圖在農村推行初級社，實行一定程度的計劃經濟。 　　在他的治理下，帝國裏官員們大都老老實實，不敢輕拿老百姓一針一線；大地主們多數家破人亡，沒有機會再爲富不仁，欺壓百姓；地痞流氓消失得無影無蹤，社會秩序井然有序。 　　一般來講，如果一個皇帝能不傻不癲，不在農民們喫不上飯的時候問他們爲什麼不喝肉粥；能心理正常，不成天迷戀於“祕戲”或者剖開孕婦的肚子看胎兒男女；能自個兒把握朝政，而不是幾十年不上朝或者把權力都交給太監們，農民們對於這個皇帝就基本上可以滿意了。而朱元璋居然超額實現了農民們的全部夢想。生逢朱元璋時代，難道還不是農民們的最大幸福嗎？ 　　【變相土改，打擊地主】 　　朱元璋對地主階級的惡感，基於雙重因素。 　　作爲一個貧農的兒子，朱元璋的血液裏天然流淌着對地主階級的仇恨。 　　朱元璋永遠忘不了自己一家在一戶戶地主的壓榨下不斷逃亡的慘痛，永遠忘不了父親死後，劉德拒絕施與葬地的屈辱。少年時的印象往往影響人的一生。在朱元璋的頭腦裏，地主大戶們的形象始終如後世的宣傳畫一樣，腦滿腸肥，冷麪黑心。 　　而坐在龍椅上，從一個帝王的角度看下去，地主階級在朱元璋眼裏的形象也並不討人喜歡。雖然朱元璋看到了“有恆產者有恆心”，但是他更清楚的是地主階級本性中的貪婪、狡詐、爲富不仁對他的統治構成的嚴重威脅。 　　一方面，富家大戶勢力過於強大，很容易破壞地方社會秩序，對國家政權構成嚴重威脅；另一方面，他們難以抑制的兼併土地的慾望，很容易導致貧富差距的急劇擴大，從而誘發王朝的崩潰。 　　被起義農民推上皇位的朱元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新帝國內嚴厲打擊地主階級。 　　戰爭時期，軍隊所過之處，地主紛紛逃亡。新朝建立，他們從藏身的窮山大谷中興沖沖跑回家鄉，卻發現他們的土地部分已經被窮人們耕種了。他們出示地契，趾高氣揚地要求農民們把土地歸還原主，農民們卻不買他們的賬。地主們不知道，天下已經變色了。朱元璋在洪武元年發佈了一道詔書： 　　“各處地主，過去因爲兵荒馬亂拋下田土，已經被別人耕種了的，這塊地的產權歸現在的耕種者所有。”這道詔令否定了地主階級的部分產權，無疑是對地主階級的一個沉重打擊。不少戰前的豪門大戶，千里奔波回來，卻發現自己已經從縉紳之家淪爲上山開荒的貧農。 　　甚至對於土地完整的地主，朱元璋也不允許他們恢復舊有的家園。建國之初，荒田處處，朱元璋鼓勵百姓開闢荒地。於是大戶地主利用其雄厚財力，乘機多犁多佔，兼併土地。臨濠一地尤爲突出。朱元璋敏銳地發現了這一苗頭，於洪武四年指示中書省：“如今臨濠的空地很多，你們應該調查那些開荒者的身份，讓他們大致平均耕種，使窮人有產業，富戶不能兼併。如果哪個大戶多佔土地，轉給貧人佃種的，就要懲罰他。（宜驗其丁力，計畝給之，使貧者有所資，富者不得兼併。若兼併之徒多佔田以爲己業，而轉令貧者佃種者，罪之。）” 　　洪武五年五月，他又下詔說：“戰爭時期，不少人拋下產業，逃到他方。現在天下太平，又都回來了。這些回來的人家，如果原有土地多，而現在人口少，不許他們佔有原來那麼多的地，有幾口人，給幾份地。原來土地少而現在人口多的，可以自己開墾無主之地。總之大家要平均，佔地太多，要治罪！” 　　這無疑是一種變相的土改。 　　不過，這些措施的範圍只能限於那些逃亡歸來的地主。也有許多地主並沒有逃亡，他們的龐大產業經過戰爭的洗禮，依然地連阡陌，廬舍巍然。更主要的是，這些人在地方上累世經營，根深蒂固，是朱元璋平均天下的主要障礙。 　　在自然經濟時代，憑空剝奪這些人的財產顯然不符合“天道人心”，缺乏理論和道德資源的支持。但是，這難不倒朱元璋。只要明確了目的，手段對他來講從來不是問題。對剩下的大地主，他的基本策略是“草鞋沒樣，邊打邊像”。因地制宜，用各種不同的藉口，依次加以摧破。 　　第一個藉口是“徙富室以實京師”。這是歷朝歷代習用的一個辦法。建國不久，朱元璋把江南大量富豪之家強行遷到首都南京，使南京很快發展成爲一個人口大約100萬的巨型城市。朱元璋後來對大臣們說：“過去漢高祖劉邦遷徙天下豪富之家到關中，我初不以爲然。現在想來，京師是天下根本之地，把他們遷到這裏，實在是事有當然，不得不爾。”所謂事有當然，不得不爾，蓋因這些豪強大戶都是地方上的強悍勢力，把他們從地方上拔出，一可以削弱他們的勢力，把他們放到皇帝的眼皮底下，防止他們爲亂地方；二他們帶來了大量財富，可以活躍首都經濟。 　　毫無疑問，豪門大戶並不願意拋棄龐大的產業，搬離故土。即使搬到了南京，很多人還想方設法想要逃回故地。爲了防止這些富戶逃回，朱元璋制定了禁止逃亡的嚴厲法令，規定“富民私歸者處以重罪”，使各地的縉紳不得不死心塌地做新朝的首都居民。 　　第二個辦法是製造冤案，發動百姓誣告陷害地主，以此抄沒他們的財產。 　　一個有名的傳說是，江南首富沈萬三爲了討好朱元璋，出巨資助建了南京城牆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見沈萬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敵國”，欲殺之，經馬皇后勸諫，才找了個藉口流放雲南。沈萬三最終客死雲南，財產都被朱元璋收歸國有。這個傳說雖然被歷史學家證明爲杜撰，卻十分傳神地表現了朱元璋的仇富心理。 　　在羅織罪名摧殘富民這件事上，朱元璋的流氓性格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他爲達目的不擇手段，心黑手狠，任意黑白，不怕別人咒罵，不怕後人評說，不但不爲婦人之仁，甚至也不受基本道德準則的約束。洪武年間，朱元璋爲了懲貪和消滅政治上的異己力量，製造了四大冤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藍玉案。四案加在一起，殺人十數萬。 　　強權在手，朱元璋搞起政治鬥爭來，長袖善舞，左右逢源。在消滅政敵的同時，“放牛拾柴禾——捎帶手”，他把江南倖存的地主們也都消滅了。 　　其手段是任意利用案件勾連地主富戶，唆使人們誣陷他們藏有貪官寄存的贓款，以便沒收他們的財產。絕大多數案件，都是一望而知的冤案。人們也揣摩到皇上的真實意圖在於沒收財產，所以樂得爭相告發。 　　《明史》說，郭桓案“覈查贓款所寄放的人家，遍及天下，民衆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家大抵皆破”。吳寬說他的家鄉長洲（今蘇州）在洪武之世“鄉人多被謫徙，或死於刑，鄰里殆空”，並談及三吳地區的情況說，“皇明受命，政令一新，豪民巨族，到削殆盡”，在胡、藍黨案中，江南有名的豪強地主幾乎都受到株連，僅吳江一縣，罹禍的就有張濤、莫禮、張瑾、李鼎、崔齡、徐衍等“不下千家”。此舉“並盡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廬”。 　　此外，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發生“南北榜”事件（因錄取的考生均是南方人，引發北方考生質疑考官不公，朱元璋因此殺了一些考官和考生。）後，朱元璋“以江南大家爲‘窩主’，許相訐告”，不少江南地主因此罹禍。由於大批地主私田被沒收變爲官田，明政府的田賦收入飛躍式增長。蘇州府在元末應納秋糧米八十八萬二千一百石，到明初一躍增至二百九十餘萬石，翻了三倍還多。松江府也從六十六萬餘石驟升至一百四十萬餘石，漲了二倍有餘。 　　朱元璋的措施卓有成效。不少明代人說，在朱皇帝的流氓手段打擊之下，地方上的富家大戶已經被清洗一空，一個也沒剩下。吳寬說江南“一時富室或徙或死，聲銷尾滅，蕩然無存”。貝瓊也說，當時三吳地區的大戶，“既盈而復，或死或徙，無一存者”。當然，這種說法近年遭到懷疑，有學者研究證明，朱皇帝的清洗並沒有那麼徹底，也有極少數地主大族採取散發家財、外出逃亡等手段，活了下來。如無錫華宗壽家田地很多，富甲邑中，“至國初悉散所積以免禍”。長洲朱士清入贅烏溪大姓趙惠卿爲婿，“趙以富豪於一方”，朱士清預料會出事，“出居於外以避之，後竟保其家”。不過，這樣的倖存者畢竟是極少數。 　　既然不可能改變土地私有制，朱元璋就不可能杜絕地主階級的再生。無論採取什麼手段，朱元璋都做不到絕對平均，大地主沒有了，中小地主仍然遍地都是。不過，在整個統治期間，他都不忘時時刻刻敲打中小地主階級。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二月，他特地召見各地富民，告誡他們： 　　〖汝等居田裏，安享官稅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強凌弱，衆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貧者不能自存矣。今朕爲爾主，立法定製，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全其生。爾等當循分守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爲良民。若效昔之所爲，非良民矣。〗 　　當然，他也知道中小地主不會人人都謹遵他的最高指示，所以，這些人一旦有不謹慎處，他就連施重手，摧殘他們，必至他們家破人亡而止。爲了防止大戶通過飛灑①等手段將賦稅轉移到貧民身上，朱元璋大力在全國進行土地普查，建立魚鱗圖冊，以定賦稅。通過精細嚴密的土地丈量，在全國範圍內清查出地主隱瞞的大量土地，“業不可隱”，使豪強地主再難隱瞞土地，逃避賦稅。 　　『①飛灑：特指明清地主勾結官府，將田地賦稅化整爲零，分灑到其他農戶的田地上，以逃避賦稅的一種手段。』 　　朱元璋明確規定，如果地主們“有將田灑派，作詭寄名色，靠損小民等做法……所在被害人戶及鄉間鯁直豪傑，會議將倚恃豪傑之家，捉拿赴京，連家遷發化外，將前項田土給賞被擾羣民”。一旦發現奸頑富豪有不法行爲，他均以重刑處置。松江豪民王子信交結官吏，“侵害鄉民，欺壓良善”，被“拿獲到官，於本邑梟令，家財入官，田產籍沒，人口流移”。糧長張時傑等一百六十人因私分稅糧，延期不綱，朱元璋令將其全部處死。 　　在朱元璋的政策影響下，地方官員也以挫辱地主爲得計。如薛巖守鎮江，執法極嚴，“豪強爲之屏跡”，不敢妄爲。蘇州府太守王觀，因當地百姓拖欠了許多稅糧，就把全府的富戶都叫到府衙，命令他們拿出家中的儲積代老百姓賠償。 　　【低薪制下的大明官員】 　　底層社會的成長經歷，使朱元璋終生對官僚階層保持着底層視角。 　　在傳統中國，龐大的官僚體系就是一叢吸血的龐大根鬚，每一滴膏血都最終源自社會最底層。因此，從社會底層向上望去，視野中所見的景象自然是一張張貪婪的面孔，是“無官不貪”，“無官不可殺”。中國的農民起義，與其說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鬥爭，不如說是農民階級對官僚階層的反抗。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的，不是地主黑手裏懸的霸主鞭，而是各級官吏們催糧催款敲詐勒索時的兇殘嘴臉。中國老百姓說得簡單而明白：“官逼民反”。在農民起義中有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那就是每一次起義中被屠戮最慘的都是官僚階層而不是地主階級。 　　由於統治技術的粗疏，元代官吏貪污腐化較多數朝代更甚。元代官場，處處離不開錢。“下屬拜見要給‘拜見錢’，逢年過節要給‘追節錢’，過生日要給‘生日錢’，管個事要給‘常例錢’，往來迎送要給‘人情錢’，發個傳票、拘票要給‘齎（jī）發錢’，打官司要給‘公事錢’，甚至無事也白要錢，叫‘撒花錢’。”上級官員到下級地方來檢查公務，竟公開帶着管錢的庫子，檢鈔秤銀，爭多論少，簡直在做買賣。底層百姓平時見不到官員，偶爾地方官下鄉，卻都是來搜刮。所以，朱元璋一見到衙門的官吏，就恨得咬牙切齒。後來，他曾回憶說：“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 　　一方面懷抱對官僚體系根深蒂固的反感與懷疑，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依靠這個體系，這一矛盾反映在朱元璋給官員們的待遇上。在中國曆朝歷代中，朱元璋對官員們是最苛刻的，一方面，他對自己的親戚家人待之唯恐不厚，宗室貴族的俸祿異常豐厚。皇子封爲親王后年俸有一萬石，是最高官員的近七倍，還不包括其他各種賞賜。另一方面，朱元璋又把官吏的俸祿定得出奇的低，對普通官員以“薄俸”爲主流，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說。 　　顧炎武說：“唐代上州司馬是五品官，每年收入數百石，還有月俸六七萬錢，收入足以庇身給家。而明代官員的收入，不過是唐代的十分之二到十分之三。”官僚們“月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按照慣例，官員的部分幕僚、隨從的報酬和部分辦公費是要在年俸中開支的，所以官員們依靠正常的俸祿無法過上舒適的生活，低級官員更連養家活口都有困難。“不足以資生”、“困於飢寒”的抱怨不絕於口。 　　不僅如此，朱元璋甚至捨不得給退休官員開工資，閻步克《品位與職位》說：“國初的致仕者居然沒有俸祿，賜半俸終身就算是優禮了。” 　　除了低薪制，朱元璋還取消了官員的許多其他特權。唐宋兩代，官員的子弟會得到“蔭封”，可以直接做官，而朱元璋則取消了這一做法，大官之子雖有“蔭敘”；但所敘的只是“祿”而非“官”，想做官仍要參加考試。 　　明代以前，官場上一直實行“以官抵罪”，即官員犯罪，以降職或奪官做爲一種抵罪措施。然而，這一特權也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剝奪了。官員犯罪，與百姓同樣，該坐牢坐牢，該流放流放，一點也不予寬容。 　　很明顯，在分配帝國利益蛋糕時，朱元璋把官僚體系排除在外了。朱元璋的做法顯然是“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喫草”。他希望這些孔孟之徒能“見義忘利”，喫着孔孟的精神食糧忘我地爲他工作。其實，從一個農民的角度思考，朱元璋認爲他給官員的並不算太少，因爲比起農民來，他們的生活還是優越的。更何況，精細的朱元璋認爲，做官對中國人來說除了直接物質收穫外，還會有成就感等心理上的報償。 　　朱元璋這樣教育廣大官員：如果你們清廉爲官，雖然收入不是特別豐富，但“守俸如井泉，井雖不滿，日汲不竭淵泉”，畢竟可以無憂無慮地生存下去。另外還能“顯爾祖宗，榮爾妻子，貴爾本身”，“立名於天地間，千萬年不朽”。所以，他覺得他對官員們還算是夠意思。 　　【人類史上最大的移民行動】 　　唯有對於農民，朱元璋是關懷備至。因爲，農民的利益與他的利益高度重合。在打擊地主階級利益的同時，朱元璋不遺餘力地提高底層人民的社會地位。 　　元朝社會奴隸制復活，大量貧民因沒有生計，賣身爲奴。朱元璋即位不久，就下令解放奴隸。他下詔說：“因元未大亂，所在人民或歸鄉里，或避難地方，勢孤力弱，或貧乏不能自存，於庶民之家爲奴者，詔書到日，即放爲良，不得羈留，強令爲奴。”並決定由朝廷出資贖還因饑荒典賣爲奴者。 　　在他的政策下，絕大多數奴隸獲得瞭解放。 　　元朝時期，地主和佃戶之間貴賤等分甚嚴，元法律規定，地主與佃戶行主僕之禮，佃戶對地主“拱侍如承官府”，在路上遇見田主，“不敢施揖，伺其過而復行”，地主打死佃客，僅科以“杖一百七，徵燒埋銀五十兩”，便告了事。 　　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下詔改變這種嚴重不合理的規定：“佃見田主，不論齒序，並如少事長之禮。若在親屬，不拘主佃，則以親屬禮行之。”農民和地主的關係，由父子升爲少長，身份地位有了明顯提高。 　　朱元璋起家於起義，也正是在起義中，他親身感受到了普通百姓身上蘊藏的力量。他認爲，元朝之所以滅亡，在於“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睏乏”，“驕淫奢侈，飫粱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人”。起自赤貧的他，當了皇帝后仍然非常儉樸。對老百姓，朱元璋也很厚待。朱元璋制定了極低的賦稅水平。在全國大多數地區，老百姓的田賦一般是每畝徵收三升三合五勺①，以畝產一石而論，不過三十稅一，也就是說，朱元璋制定的農業稅，稅率是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一甚至更低。與元末相比，實在是不啻霄壤。 　　『①勺，中國市制容量單位，一升的百分之一。』 　　爲了讓全國官員理解他的這一做法，在這篇白話詔書《大誥武臣》中，朱元璋將道理講得粗鄙而透徹： 　　〖且如人家養個雞狗及豬羊，也等長成然後用。未長成，怎麼說道不餵食，不放？必要餵食看放有條理，這等禽獸畜生方可用。如今軍官全家老小，喫着穿着的，這見受的職事，都是軍身上來。這軍便似他家裏做飯的鍋子一般，便似倉裏米一般，又似莊家種的田一般……似他這般害軍啊，卻便似自家打破鍋子要飯喫麼遙？卻似露天地裏放着米，眼前喫一頓，別的都爛了，明日再要米喫，有也無？卻似莊家種田，本是一百畝，足本家食用，內賣去十四五畝，荒了數畝，尚且要飽飯喫，得也不得……害得軍十分苦楚，望長遠受用，如何能勾？〗 　　爲了保護弱勢羣體的利益，朱元璋還大力建設民政福利制度。 　　一有災荒，他就心神不安。對災荒的記憶牢牢地刻在他的腦海裏。他說：“朕經常想起寒微之時，不斷遭遇兵荒饑饉，經常靠野菜度日。今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於懷。”他開倉濟民，毫不吝嗇。他規定：“凡地方發生水旱災害，地方官不報告的，許老百姓來申訴，我將對官員處以極刑。”因爲瞞報災情及賑災不力，他殺了不少官員。 　　他執政的特點是對下屬極不放心，要求事事向他請示而後行，唯規定救濟災民可以先行動後彙報。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四月，他命戶部通令全國郡縣：“自今凡遇歲飢，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 　　各地發生水旱災害，查勘屬實，全部蠲免稅糧。沒有災情的年頭，也會挑一些貧窮地區，減免農業稅。整個洪武年間，賑災所賜布、鈔數百萬，米百餘萬，所蠲租稅無數。 　　除了這些應急措施，他還建立制度化的福利救濟設施。回想起父親生病無錢救治的慘景，他發佈命令，令各地設立“惠民藥局”，凡軍民有病而無錢醫治者，給醫藥治療。因爲自己做過流浪者，他對無家可歸者的疾苦深有體會，他命各地設“養濟院”，貧民不能生活的入院贍養。月給米三鬥，薪二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孩子給以上數量的三分之二。這些福利設施幫助人民解決了在舊朝代靠個人力量無法解決的生老病死等困難，使社會上最脆弱羣體的生存有了一定保障，顯示出了新生政權對民生的關心，也顯示了朱元璋不忘本的農民帝王本色。 　　朱元璋知道，他的帝國的最佳統治模式是建立在一盤散沙式的小農社會之上。在他的算盤裏，自耕農越多越好。因爲自耕民恰好處在歷代統治者夢寐以求的沒有“餘粟”“餘智”“餘力”的狀況下，只要他們都能喫上飯，並且沒有渠道自我組織起來，就對帝國構不成絲毫威脅。相反，馴服的小農是專制政權最牢固的基礎，他們的勞動成果也是皇族最主要的財政來源。 　　所以，朱元璋纔要製造一個平均化的社會，使盡可能多的人成爲自耕農。這樣，基層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體積大小都差不多，不會相互侵凌，也不會相互融合。在皇權面前，他們都是原子化的個人，對皇權的控制沒有絲毫的抵抗力。 　　現在，他已經把大的土塊基本上碾成碎沙，不過，這盤沙子在整個中國這個盤子裏的分佈還不均勻。 　　明朝初年，因爲連年戰亂，許多地方百姓非亡即逃，土地荒蕪，人煙稀少，官員無人可統治。朱元璋老家鳳陽就是個典型的例子，戰爭過後，鳳陽的人口少至平均每平方公里僅僅五個人，許多地方一望都是荊棘，走幾天路不見一個人影。 　　翻開《明史》，荒涼景象在元末明初這個時段比比皆是： 　　以繁榮著稱的揚州，到龍鳳三年（公元1357年），“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徐達率師北伐，路過河北，發現“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洪武初，濟南知府陳修上奏“北方郡縣，近城之地多荒蕪”。衛輝府獲嘉縣在洪武三年時，“土著不滿百，井閭蕭然”。 　　直到洪武十五年，致仕晉府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十二條》，還說： 　　“中原爲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 　　因此朱元璋在聖旨中說：“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土闢，戶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務。” 　　面對這種情況，朱元璋動用行政力量，組織了人類史上最大的政府組織移民行動。朱元璋一共組織移民1340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這在中國史、人類史上都是空前絕後、絕無僅有的。 　　“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在華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區，流傳着大槐樹的傳說。這個聽起來有點離奇的傳說凸顯了朱元璋移民的力度之大，措施之嚴密乃至嚴酷。 　　心思縝密的朱元璋對移民組織得很成功。他居高臨下，根據各地的人口密度，確定遷出地、遷入地，由各地官員組織護送，並且發給遷移人口一定量的種子、糧食和農具，以使他們到了新地區後能迅速紮下根來，安居樂業。應該說，這是一件便利天下的好事，計劃周密，組織有序，措施得力，可圈可點。 　　可是，我們現在讀到的關於明初移民的記載和傳說，卻一律充滿了悲苦和辛酸。民間傳說，當時爲防止人們半路逃歸，每登記一人，在腳小趾上劃一小口，所以山西移民皆爲小趾重甲；長繩捆綁，押解上路。由此人們都養成了背手習慣。連小便都要報告長官，由軍人解開手，才能行事，所以華北各地，都把上廁所叫做解手。 　　原來，朱元璋不論是爲人民辦好事，還是鎮壓老百姓，風格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強悍霸氣。明初大移民是強制性的，誰搬誰不搬，搬多遠，搬到哪，都由政府官員一手劃定，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老百姓一點發言權和知情權也沒有。縱然從長遠看，移民造福於民，然而中國老百姓歷來安土重遷，要說服他們背井離鄉談何容易。 　　以山西人爲例，無論是遷往安徽還是山東，多則四五千裏，少則千餘里，所到之地又是人煙稀少，荊棘叢生，“既無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其艱難困苦之狀可想而知。山西曆來比較富裕，兵亂較少，所以百姓並不願意搬遷。朱元璋僅有的動員手段就是頂在後心上的槍刀，有時甚至是欺騙手段。偃帥縣《滑氏溯源》一文談道：“人們傳說山西遷民，唯不遷洪洞，所以人們都紛紛逃聚洪洞，不料上面驟然行文，獨遷洪洞……” 　　通常是，遷民令一下，各地官員就紛紛下鄉，把各地百姓整編成一百一十家爲一里的隊伍，統一到某處集合，點名，發給身份證明，然後由官兵押着，一隊隊出發，奔向天南海北。洪洞大槐樹、蘇州閭門、江西南昌筷子巷和朱市巷，都是這些移民們出發前集合點名的地方，是移民們聽候官員們發號施令的所在，時間久遠，就被移民的後代們傳說成了自己的故鄉。 　　移民們一隊隊拖家帶口、扶老攜幼，拉着家裏的罈罈罐罐灑淚告別送行的父老鄉親。無論是寒風刺骨的嚴冬，還是盛夏酷暑，在押解人的斥罵聲中，走在前途未卜的道路上，一路上拋下因生病或者飢寒交迫而倒下的同伴。 　　不管過程怎麼樣，結果是大手筆地改變了中國的人口布局，大大改變了人口分佈不均的現象。許多無地少地的民衆得到了屬於自己的“三畝地一頭牛”，可以在此基礎上建設“孩子老婆熱炕頭”的幸福小農生活。因此，按照歷史學家們的標準，朱元璋的大移民功垂千古。 　　【權力決定一切】 　　西諺有云：“窮人的房子風可進，雨可進，未經允許國王不可進。” 　　在同時代的歐洲社會，像朱元璋這樣大規模地強制性搬遷，這樣任意剝奪私人財產，這樣心血來潮地命令富人替窮人交稅，是不可想象的。 　　很多人讀世界史時會發現，書上說歐洲的國王們很窮，要打仗要辦事得向商人們借錢，借得多了還不起，就被商人們控制，不得不聽商人的話，制定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結果資本主義就這樣發展起來了。（在日本也是這樣，到明治維新前，一些大商人家族控制了大部分領主的財政收入。因此有“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諸侯驚懼”的民謠。）我們讀了之後大惑不解：怎麼君主還會被商人控制？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嗎？西方的君主怎麼那樣笨？ 　　大多數人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雖然私有制在中國起源很早，然而中國人從來沒有真正確立起“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概念。 　　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本質上的區別是組織方式的區別。西方社會是個契約社會。統治者的權力或多或少產生於契約關係中。在封建時代的君主制下，國王只能對他直屬附庸的封地，在契約性規定的基礎上，享有某些權利，所以“你的附庸的附庸就不是你的附庸”。而在以希臘爲代表的民主制下，權力的產生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即每個公民從根本上說都是平等的，所以公民們在一個國家之內共處，首要的是按照公共約定的方式，通過公開的競爭，組織起政府，把權力自下而上賦予它，使它合法地爲衆人服務。所以西方行政權力的表情有點像一個僱工，畢恭畢敬，一副被選票所操縱的窩囊樣。 　　而當古代中國人羣聚之時，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明上下，辨尊卑”。 　　他們較量武力，比賽智謀，來進行與大猩猩羣中爭奪首領頗爲類似的慘烈鬥爭，用朱元璋的習慣語言，就是“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爭”。最後，唯一的一個勝利者穿着血跡斑斑的征衣，踩着失敗者的頭顱登上王位，對所有人發號施令，生殺予奪，成爲天下人民的“主人”，即“遂掃平羣雄，使百姓息于田野”。而其他活下來的競爭失敗者和那些膽怯的旁觀者於是立刻匍匐在地，三呼萬歲，從此成爲王者統治下的順民，即“諸臣下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學者林澐等研究“王”字的起源，認爲王字本是斧鉞之形，是殺伐的象徵。而“臣”字的本義是奴隸，它的字形是一個卑躬屈膝的人。《說文》說：“臣，像屈服之形也。” 　　同樣是分封制度，中國的封建與西方的封建並不是一回事。兩週時代的分封關係不是在大小貴族之間經過博弈產生的，而是作爲最後的戰勝者的王，以全國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的資格，向臣下“授民授疆土”。 　　“授”下去以後，“王”仍然擁有最高的所有權；而且授受雙方之間，只存在下級對上級的單方面服從關係，而不存在契約性的相互制約關係。 　　因爲權力的取得沾滿鮮血，所以中國式權力的表情是居高臨下、威嚴無比的，一副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霸氣和“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氣。沒有一個國家像古代中國那樣，政治權力決定着一切。每個社會成員，都被政治權力所牢牢控制。政府與它統治下的人民是什麼樣的關係呢？從這樣一個詞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古代中國稱統治人民曰“牧”，即“放牧”。《淮南子》直截了當地說：“夫牧民者，猶蓄禽獸也。”在以暴力起家的統治者眼裏，被統治者是自己用刀劍獵獲來的豬羊，自己對他們擁有絕對的產權，生殺予奪，任由己便。 　　有了鮮血和頭顱做底氣，古代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做起事來，從來都是大刀闊斧、乾綱獨斷，沒有和皮鞭下這些豬羊商量的習慣。上古時代，史載商王盤庚欲遷都於殷，但許多人留戀故土，盤庚聲色俱厲地說：“不聽話的人，我就把他們斬盡殺絕，不讓這孬種遺留在新邑蔓延滋長。” 　　秦始皇時代大規模的移民、修長城，也沒聽說徵求過百姓們的意見。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時代，尚可一道遷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內，人民搬遷一空。 　　如此巨大的行政動員能力，讓西方人驚歎不已，說西方任何一個帝王，也不可能有此威權。 　　雖然中國的皇帝們不可能預見到西方社會國王終於被富商控制的後果，但他們的政治敏感度確實比西方君主們高多了。戰國時期，中國的統治者們就十分銳敏地認識到，不受專制政權控制的私營工商業乃是破壞自然經濟、威脅封建專制“國本”的大敵，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同西歐封建專制政權的“重商主義”截然相反的“重農抑商”、“重本抑末”的理論和政策。他們希望把天下人儘量控制在無餘財無餘力的狀態。後來的皇帝們更是知道如果“富商大賈富過王侯”，則意味着他們的政治壟斷地位將受到挑戰，所以中國多數朝代不允許獨立的商人富過王侯，太富了就要“國有化”。 　　因此西方是經濟支配的社會，而中國卻是權力，或者從根源上說，是暴力支配的社會。西方的權力爲經濟發展服務，而在中國，權力是超越經濟的，是指揮經濟的。這是中國和西方社會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區別。 　　經濟學家楊小凱說，私有財產制度是比民主政體更重要的現代社會的基石。西方社會私有財產權大於政治權力，所以我們從解剖經濟關係入手，可以發現西方社會的一切祕密。當新的中產階級的獨立經濟勢力超過了政府的權力，就有能力進行造反，進行政治上的制度創新，這是資本主義產生的一個關鍵。所以馬克思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然而，馬克思的這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理在中國這片特殊的土地上就不準了。中國不可能出現商人造反，只有不斷重複的農民起義。 　　因爲以暴力爲基礎，中國的專制權力這個東西很神奇，它不能生產出一粒糧食，製造一匹布匹，但卻可以支配一切東西。只要有了權，土地、財富，一切東西都可以源源而來。 　　如果一個人能掌握國家的最高權力，便可以對天下一切人隨意“生之、任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所以，朱元璋纔可以憑一己之喜怒，把國家像揉麪團一樣揉來揉去。 　　【解決百姓穿衣喫飯的問題】 　　經過打擊地主和大規模移民，明初社會終於趨向了朱元璋心目中的理想狀態。洪武三十年戶部統計：全國土地佔有數超過七頃的大戶，僅有戶，而當時全國戶數爲9490713戶，較大的地主僅佔全體戶數的0.15％。全國90％以上，都是小農。 　　學者黃仁宇說，“很顯然的，朱元璋的明朝帶有不少烏托邦的色彩。它看來好像一座大村莊，而不像一個國家。中央集權能夠到達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組織與結構都已經簡化，一個地跨數百萬英畝土地的國家已被整肅成爲一個嚴密而又均勻的體制。” 　　朱元璋成功打造了烏托邦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朱元璋開始努力構建他的理想社會。 　　在這個理想社會里，應該人人有飯喫，人人有衣穿。朱元璋投入了極大精力，致力於解決百姓的喫飯穿衣問題。 　　爲了恢復經濟，朱元璋採取了許多具有高度計劃性和組織性的措施。比如爲了解決百姓的穿衣問題，朱元璋在洪武元年發佈硬性命令：“凡農民家有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如果有田十畝以上，則種植面積加倍。各級官員要親自督察，如果不種桑樹，就罰他交絹一匹，不種麻和木棉的，罰他麻布、棉布各一匹。”這一規定，要求全國統一執行。 　　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三月，他又命工部行文，令天下百姓，按國家計劃種植桑棗。朱元璋的計劃偏好使他的經濟指令詳細刻板到令人無法接受的程度。他硬性規定，一百戶要共同種二畝秧，並且詳細規定了種植方式：每一百戶共出人力，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秧苗長到二尺高，然後分栽，每五尺寬爲一壠。每一百戶第一年二百株，第二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冊回報，違者全家發造充軍。”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朱元璋對此極爲重視。洪武年間，朱元璋利用集權的優越性，集中力量，修建了許多大規模的水利工程。洪武二十八年統計，全國府縣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零四十八處。這些基礎設施建設大大鞏固了農業的基礎，對明代的農業生產發揮了長久的影響。在大型工程建設之餘，朱元璋甚至還搞了一些民心工程。比如洪武十二年陝西西安甜水渠，引龍首渠水入城，西安居民從此有甜水可喝。 　　應該說，建國初期，朱元璋用高度計劃和強迫命令的手段，取得了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初步顯示了新政權的強大執政能力。不幾年時間，全國的桑、麻、木棉產量就翻了幾翻，有效地解決了人民的穿衣問題。 　　經過朱元璋的種種措施，幾年間農業生產就恢復起來，大面積消滅了赤貧人口，解決了人們的喫飯問題。洪武二十四年，全國耕地面積比建國之初增長了一倍多。而洪武二十六年的歲糧收入，比元朝盛時增加了將近兩倍。 　　不過，就像他的強制移民一樣，朱元璋的惠民政策強調全國一刀切，並且以國家暴力作爲執行力的後盾。這種粗糙的計劃經濟方式集中過多、統得過死，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面作用。以中國地方之大，許多地方不適合種桑麻木棉，但是皇帝命令一下，種也得種，不種也得種，如果不種，懲罰性的課稅必不可少。 　　極南諸省如福建氣候土地條件不適宜植棉栽桑，可是仍然得上交絹布、棉布。再如中州河南，地罕種桑，“太祖皇帝時要求老百姓種桑，是爲了勸百姓勤勞過日子，但卻演變成了一種稅收……到現在爲止，河南這個地方不種桑，不織布，每年卻還得交絹布稅”（《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賦役部》）。 　　《永春縣誌》亦載：“國初最重農桑之政，令天下府州縣提調官用心勸論農民趁時種植，計地栽桑，計桑科絹，府州縣俱有定額。然地各有宜，兩浙宜桑，山東河南等處宜木棉，如永春則宜麻苧，當隨地而取之。今有地不種桑，遞年輸絹，取辦於通縣丁糧。” 　　【朱元璋的烏托邦探索】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烏托邦。而中國人追求“天下一家”的歷史尤其源遠流長。從《禮記·禮運篇》到《大同書》，中國人烏托邦之夢中的集體主義、平均主義思想之強烈性與連貫性爲世界歷史所僅見。 　　在鄉村生活中長大的朱元璋，其烏托邦夢想尤其執著。自然經濟下農民們的生活狀態是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宋朝詩人楊萬里描繪過一幅耕織圖：“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蔭學種瓜。”如果風調雨順，鄉村生活充滿平靜和安詳。但這種一家一戶的小生產是非常脆弱的，一有天災人禍，沒有多少剩餘的農民們往往破產。 　　對這一點，朱元璋深有體會。既然中國的政治規律是“有了權力可以造一切”，現在，朱元璋希望能把自己手中巨大的權力和農民的淳樸、善良、互助意識結合起來，使農民們組成一個溫暖的大家庭，“過失相規，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人人過上勤奮耕織，生活有餘的日子。“如此，貧富何患其不均，詞訟何患其不息，天下何患其不治。太平萬世，理必有然也。” 　　中國的政治傳統爲朱元璋進行烏托邦實驗提供了可能的平臺，因爲規劃設計全國人民的生活是專制君主應有的權利。《周禮》反覆說：“惟王建國，辯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每一代偉大的政治家，面對自己刀劍征服來的天下，都有一種要在上面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的衝動。 　　他們把自己當成天才的藝術家，殫精竭慮在這片被他刪成白紙的土地上進行美輪美奐的藝術創作。用黃仁宇的話來說，這就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數學公式，以自然法規的至善至美，向犬牙交錯的疆域及熙熙攘攘百萬千萬的衆生頭上籠罩下去……行不通的地方，只好打折扣，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無實”（《放寬歷史的眼界》）。 　　明初才子解縉曾經給他提供了一份鄉村烏托邦的完美畫圖。在《獻太平十策》中，他根據《周禮》的記載提出，以每二百家編爲一“裏”，住在一起，“過失相規，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每“裏”在村子當中建一個鄉村會所，推選年高有德的老人坐在會所裏管理大家庭的事務。會所兩邊設立學校，8歲以上的兒童都在這裏學習灑掃應對日常勞作、禮儀和禮、樂、射、御（駕車）、書、數，15歲以上學習《詩》、《書》等儒家經典。成年男子早晨都出工耕作私田或公田，晚間飯後都去學校學習道德和禮儀。學校後面設婦女活動室，婦女們相聚在這裏從事紡織縫紉女工。 　　這幅藍圖過於完美，朱元璋當然不會這麼書生氣，他吸取了解縉藍圖的精神，把這幅藍圖加以修改，在實際生活中加以推行。 　　在理想社會里，全國人民的社會生活也應該在皇帝的指揮下整齊劃一。 　　人民公社時期，社員們上工都是聽隊長的統一號令。每天清晨，當村頭老樹上吊着的那半截鐵軌被敲響時，全村的勞動力都從各家各戶裏走出來，在隊長的帶領下下地勞動。很少有人知道，這並不是人民公社的發明。六百年前，爲了督促人民生產，朱元璋就已經想出了與今天春耕生產動員會類似的非同凡響的主意。 　　〖今出號令，止是各里老人勸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農種時月，五更擂鼓，衆人聞鼓下田。老人點問不下田者責決，務要嚴督，見丁著業，毋容惰夫遊食。若老人不肯督勸，農人窮窘爲非，各治其罪。（《教民榜文》）〗 　　即命令所有的村莊置大鼓一面，到耕種時節，清晨鼓聲一響，全村人丁都要會集田野，及時耕作。如有怠惰者，由里老督責。里老放縱不管、未加勸督的，則嚴加懲罰。他還規定，民有不奉天時、負地利者“皆論如律”。 　　理想社會里，每個集體都應該充滿互助精神。朱元璋發佈鄉里之間互助互濟的文告： 　　〖鄉里人民，貧富不等。婚姻死傷吉凶等事，誰家無之。今後本里人戶，凡遇此等，互相周給。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貧窘，一時難辦，一里人戶，每戶或出鈔一貫，每裏百戶，便是百貫，每戶五貫，便是五百貫。如此資助，豈不成就。日後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輪流周給。又如某家或父母死傷在地，各家或出鈔若干，或出米若干資助，本家或棺槨，或僧道修設善緣等事，皆可了濟。日後某家倘有此事，亦如前法互相周給。雖是貧家，些小錢米亦可措辦。如此則衆擎易舉，行之日久，鄉里自然親愛。〗 　　今天讓人家頭痛不已的“隨禮風”極有可能起源於朱元璋。 　　基於對淳樸的鄉村生活的記憶，朱元璋還吸取傳統文化中的有益營養，建立了“鄉飲酒禮”制度。這可以說是朱元璋對《周禮》有關記載的一項創造性運用。每年春秋，各地鄉村要以每一百戶人家爲單位，聚在一起，飲酒大會由鄉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率衆鄉民宣讀誓詞： 　　〖凡我同裏之人，各遵守禮法，恃於凌弱，違者先共治之，然後經官；或貧無所贍，周給其家，三年不立，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如不從衆，及犯奸盜詐僞一切非爲之人，不許入。〗 　　通過這樣的集會宣誓，培養民衆的集體意識和互助精神。而拒絕那些做過壞事的人入會，則是爲了讓他們產生羞惡之心，以利改過。 　　朱元璋思想中的烏托邦還不止於此，他甚至進行了互助社的探索。洪武二十八年，他採納應天府上元縣典史隋吉的建議，命令鄉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組成一社，遇到農忙季節，誰家有病則全社通力合作，協助其耕耘。至於這一制度執行到什麼程度，探索的結果如何，史書上沒有下文。 　　【集體主義“大同夢”】 　　在侵入中國的林林總總的西方思潮中，社會主義思想最終罷黜百家，獲得獨尊地位。這當然因爲社會主義思想的真理性，同時也反應了社會主義思潮與中國文化傳統深處具有某種天然的精神共鳴。 　　不僅僅是儒家，中國的諸子百家思想中都有強烈的集體主義和平均主義意識。《禮記·禮運篇》匯合總結了諸子百家的社會理想，正式提出了大同的理念：“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 　　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倡導“王道仁政”，實行井田制；老子主張“小國寡民”、“損有餘而補不足”；墨子呼籲“兼相愛，交相利”，“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崇尚節儉，以糧爲綱。 　　直到後來的《天朝田畝制度》，康有爲的《大同書》，孫中山的“平均地權”，都明顯地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均平內質。 　　中國政治家從來都崇尚“定於一”，強調統一人民思想，以產生最大的合力。 　　法家提倡“一教”，即統一教育、統一思想、統一價值標準。秦相李斯說：“古者天下散亂，不能整齊劃一，所以諸侯並立，厚古薄今，崇尚虛言，人人都以爲自己所學的是正確的，隨便批評領袖們的政策。今皇帝統一天下，替天下人分辨黑白，定於一尊。” 　　黃老學派的《十大經·成法》則說：“黃帝問大臣，說，我一人擁有天下，狡猾的百姓層出不窮，他們善辯多智，不守我的法令，我恐怕天下因此而亂，請問怎麼才能使百姓老老實實遵守我的法令？大臣答：天下成法，要令在於‘不多’，一言而止。使天下人都遵守這個‘一’，民無亂紀。” 　　那個任勞任怨，提倡兼愛，爲天下人服務的墨子，比任何人都崇尚思想一致。他的政治原則是“尚同”。墨子及其門徒結成了一個組織嚴密、能夠進行政治軍事行動的武士團體，該團體的首領叫“鉅子”，墨子爲第一任鉅子，他對於所有成員具有決定生死的絕對權威；該團體的組織原則是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絕對服從，主張“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上》）。 　　中國人的烏托邦理想並沒有停留在幻想階段，不止一個封建帝王試圖利用手中的權力在這片土地上進行實踐。在朱元璋之前，王莽的實踐最爲先鋒，失敗得也最爲徹底。王莽推行的王田令，實行土地國家公有，由國家分給人均土地一百畝。同時，他嘗試由政府壟斷經營鹽、酒、冶鐵和鑄錢，防止富商操縱市場，勒索百姓。下令建立國家銀行，貧苦百姓可以申請國家貸款，年息爲十分之一，以杜絕高利貸對百姓的盤剝。王莽推行固定物價政策，市場上的貨物由政府規定價格，以維護市場秩序。可惜由於這些措施大大超過了社會的承受力，王莽政權很快被不滿的國人顛覆。 　　甚至在朱元璋之後，雍正皇帝也曾做過井田夢。1724年（雍正二年），他撥出官地二百四十頃，挑選無業人員一百戶，每個男子分配土地一百畝，作爲私田，每八人共管一百畝公田。公田收成歸政府，作爲農業稅。政府給每個男子五十兩銀子，用來購買種子農具和口糧。公田、私田外多餘的土地，用來建設村莊。然而，這個浪漫的復古幻想沒能實現。實行不久，耕種者就相繼逃亡。 　　雖然這些過於超前的實驗不幸失敗了，然而大同理想一直活在中國人的精神深處。強調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及個人的獨立性的西方個人主義精神向來不符合中國人崇尚集體主義的心理傳統。走社會主義道路，符合中國的民族性格、歷史傳統、人們心理、思維習慣。“天下一家”的嚮往導致中國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這一選擇，與其說是歷史的選擇，不如說是文化的選擇。 　　第七章 建立制度：明朝百姓有了“戶口本” 　　【“毒蜘蛛”朱元璋】 　　古人對“治天下”有多種比擬，如“治國如治病”、“治大國如烹小鮮”，如“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這些比喻裏，“天下”是一個動態的東西，需要治國者因時而異，因勢而動。 　　朱元璋對治國的理解卻與古人不同。他偏愛用“建房子”、“蓋大廈”來比喻治理國家：“爲天下者譬如作大廈。”又說，“我以爲建基立業，猶之蓋大房子，剪伐斫削要用武臣，藻繪粉飾就非文臣不可。用文而不用武，譬如連牆壁都未砌好，如何粉刷？用武而不用文，正如只有間架，粗粗糙糙，不加粉刷彩畫，很不像樣。” 　　農民的世界觀是靜態的。在農民的眼睛裏，世界是永恆循環的。天圓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遠不變。 　　朱元璋也希望能夠構建一個千秋萬世，永不坍滅的固態帝國。這個帝國能如同他安排的那樣，永遠在靜態中循環，直到天荒地老。 　　這不僅僅是朱元璋一個人的夢想，也是每一個古代中國人的夢想。“平安”、“太平”、“安定”，一直是中國人心目中最美好的詞彙。 　　雖然同爲農民天子，朱元璋的個性和劉邦完全不同。劉邦骨子裏有股無法無天的放蕩豁達，他見到始皇車駕，居然大言不慚地說：“大丈夫當如是也！”攻下咸陽之後，他沉湎於秦朝故宮的金帛女子，一門心思想住下來快活一番，還是在身邊大臣苦口婆心的勸諫之下，才戀戀不捨地離開。由此可見其享樂主義的性格。而在朱元璋的字典中從來沒有“休息”二字。穿上皇袍後，他沒有把一分鐘的時間浪費於享受勝利之中，而是匆匆奔向下一個目標：鞏固帝業。在農村，家中有了幾塊銀子，還要深埋進坑洞或竈間，何況這麼大的家業，怎能不妥加打點。 　　遍數古今中外，找不到比朱元璋更熱愛“安定”的統治者，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熱愛甚至成了一種偏執和狂熱。從心理學角度講，朱元璋一定程度上是一個強迫症患者。強迫症患者往往意志超人般堅強，他們傾向用自己的意志來規定世界，最不能忍受的是混沌的無秩序狀態。他們渴望把一切安排得條理分明，對任何事情都要求按部就班。比如，在生活中他會要求家裏的一切物品都擺放有序：洗漱間掛的毛巾花紋要對齊，刷牙杯子的手柄要一致，廚房用品擺放位置要固定。甚至性生活都要嚴格按規定，固定在星期幾。 　　朱元璋就是這樣。如果他終生只是一個農民，他也一定是一個治家極嚴的家長，黎明即起，灑掃庭除，家裏一切東西都要擺得整整齊齊，田裏的莊稼一定伺弄得精精神神。如果是一位公司老總，他一定會把公司管理得沒有人敢大聲說話。 　　成了“予一人”之後，朱元璋端居九重之上向下看去，中國社會還在沿續着元朝末年的慣性繼續動盪着，到處充滿混亂、矛盾和衝突，如同一個混沌、巨大、無序旋轉着的星河。這讓他感覺眩暈和害怕。他感覺社會各個階層都在垂涎他的巨大家業。他怕亂，怕社會的自由演進，怕任何一顆社會原子逃離他的控制。 　　朱元璋的素質其實最適合當一個村長，給一個百十戶人的村子正合適他。以他事必躬親的工作作風，他會深入每家每戶，掌握每隻家畜的膘情。他會手把手地指導村民們每塊地上應該種些什麼。 　　我們可以想象朱村長拉着他那張驢臉，揹着手，威嚴地行走在鄉間的道路上，仔細觀察每一株莊稼的長勢。村民們見了他，遠遠地就向他行禮、打招呼。他微微點點頭，走到他們身邊，長篇大論地教導他們如何生產，如何生活，告訴他們尊老愛幼，熱愛朝廷。 　　不幸的是，命運慷慨地把整個國家交給了他。對於朱元璋來說，中國社會過於龐大了，過於複雜了。國家可不是村子的累加，治國不同於治村。對於在農村騎慣了驢的朱元璋來說，巨大的中國如同一頭沒有見過的恐龍，他騎在上面，雖然緊緊地握住了繮繩，還是感覺有點力不從心。他熟悉驢子的秉性，可有點摸不透這頭恐龍的脾氣。 　　不過，村長自有村長的辦法。爲了一個人的“省心”，他必須使其他人都“靜心”或者“無心”。在朱元璋看來，要保證天下千秋萬代永遠姓朱，最徹底、最穩妥的辦法是把帝國的每一個成員都牢牢地、永遠地控制起來，讓每個人都沒有可能亂說亂動。就像傳說中的毒蜘蛛，朱元璋盤踞在帝國的中心，放射出無數條又黏又長的蛛絲，把整個帝國纏裹得結結實實。他希望他的蛛絲能縛住帝國時間之鐘，讓帝國千秋萬代，永遠處於停滯狀態。然後，他又要在民衆的腦髓裏注射從歷代思想庫中精煉出來的毒汁，使整個中國的神經被麻痹成植物狀態，換句話說，就是從根本上扼殺每個人的個性、主動性、創造性，把他們馴化成專門提供糧食的順民。這樣，他及他的子子孫孫，就可以安安心心地享用人民的膏血，即使是最無能的後代，也不至於被推翻。 　　【最嚴厲的戶口制度】 　　把社會改造成原子狀態並不是朱元璋的最終目的，因爲散沙在風吹日曬之下，也會自由流動，形成沙丘，構成新的不均勻不穩定狀態。朱元璋採取了“草格子治沙法”，用政權把沙子們固定下來。他的草格子就是一系列固化社會的詔令。 　　元代統治者馬上治國，武勇有餘，文采不足。蒙古人奴視漢人，統治手段粗暴野蠻，在中國政治技術史上形成一個大的倒退。而朱元璋承大元之餘緒，把元代統治者的野蠻強橫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大明王朝繼承了元代嚴格的職業世襲制，把全國人口分爲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在三大類中再分若干小類，比如工匠之中，還分爲廚子、裁縫、船伕等。軍戶之中，還細分爲力士、弓兵、鋪兵等。民戶之中，除了普通農民外，還有沿海曬鹽的竈戶，爲軍隊養馬的馬戶，給皇帝家看墳的陵戶，管園的園戶，種茶的茶戶。此外還有什麼米戶、囤戶、菜戶、漁戶、窯戶、酒戶、蛋戶、站戶、壇戶、女戶、丐戶等等，計八十種以上。（欒成顯《賦役黃冊與明代等級身份》）“籍不準亂，役皆永充。”也就是說，職業先天決定，代代世襲，任何人沒有選擇的自由。比如，如果你是軍人，那麼你的子子孫孫世世都是軍人，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書一職，不許脫離軍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縫，那麼你和你的後代永遠都得以裁縫爲生，不管你是六指還是殘疾。 　　把人口分門別類後，朱元璋建立了中國古代史上同時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嚴厲周密的戶口制度，也稱黃冊①制度。 　　『①明代黃冊乃是登記天下人口和土地的檔案，其中登記人口及其財產狀況的叫黃冊，繪製全國土地田畝的叫魚鱗冊，因套用黃色封面，故總稱“黃冊”。』 　　人口統計登記在現在也仍然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精確、科學的組織，動員龐大的人力物力。可以想見，在當時的通訊、交通、統計技術條件下，進行精確的人口登記會遇到多大的難度。不過，朱元璋的嚴刑峻法威力無窮。他在洪武初年發佈的命令說：“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戶口還不明白了哩……我這裏大軍如今不出徵了，都教這些軍人去各州縣裏，下到地裏去一本本地核查，看老百姓們寫得真不真。經覈查屬實的便是好百姓，不屬實的便拿來做軍。如果有官吏敢隱藏戶口的，將那官吏處斬。百姓們有躲避了的，依律要定了罪，通拿來做軍。欽此。” 　　他規定，全國人民一律編入戶口，戶口本上，要詳細寫明他家人口的姓名、職業、年齡以及田產等基本信息。這道殺氣騰騰的命令宣佈中國戶籍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帝國的軍隊組成一支支工作隊，手持武器，深入各地的鄉村田野，挨家挨戶進行人口登記造冊，因爲戶口冊的封面用黃紙，所以稱爲“黃冊”。 　　洪武時期的人口登記工作是在不斷強化的血淋淋的法條下進行的。洪武二十四年，因爲在人口登記中發現了弄虛作假行爲，朱元璋又下命令，所有戶口本都必須由家長本人親自填寫或者親自口報，絕不許別人代爲包辦，如果有包辦作弊，或者隱瞞人口不報的，經手人員“一體處死，隱瞞人戶，家長處死，人口遷發化外”。 　　這樣規模浩大的人口登記每十年重新進行一次，每家每戶微小的變化，都細緻地表現在戶口本上。在高壓政策、精密組織以及朱元璋高素質的幹部隊伍合力之下，洪武年間的人口調查工作準確度極高。全國的戶口被調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下面就是一份明代戶口本上的內容： 　　〖林榮一，嘉興府嘉興縣零宿鄉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戶。計家五口。 　　男丁二口：成丁一口，林榮一，年三十九歲；不成丁一口，男阿壽，年五歲。 　　婦女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歲；女阿換，年十二歲；次女阿周，年八歲。 　　產業：屋一間一披，田自己民田，地六畝三分五毫。 　　洪武四年X月X日〗 　　【玄武湖的祕密】 　　今天的玄武湖，是南京最吸引人的名勝之一，常年熱鬧非凡。 　　遊人們可能很難想到，在三百多年前，這裏卻是一片禁區，警衛森嚴，人跡罕至。 　　森嚴到什麼程度呢？ 　　如果你在大明王朝時代來到玄武湖，會看到一列列全副武裝的軍隊，神情嚴肅地來回巡察。史載其時的制度是軍官“帶同弓兵、軍士、地方火甲人等晝夜往來，沿湖巡察”（《後湖志》），以防止任何人試圖接近湖區。你試圖眺望一下湖水，就有可能被逮捕。 　　沿湖周圍的土地，不許農民耕種。原有的農田，一律任其荒蕪。湖邊不但不許打漁，也不許採樵放牧，有人試圖闖進湖區，就會遭到嚴厲懲處。 　　“湖曰禁湖，地曰禁地，例必曰禁例，而船必曰禁船，以至樵採漁牧之有罰，巡視守護之有人，而擅越湖者必以重治”（《後湖志》）。 　　不僅老百姓不能接近，就是官員甚至天子近臣也不能擅自來到這裏。 　　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十一月，奉皇帝欽命到兩廣公幹的太監郭鏞路過南京。此人是皇帝的寵信，在宮中地位頗高。聽說玄武湖風景甚佳，遂帶領隨從二十餘人，駕船到此一遊。不料當朝監察御史孫紋當即以“故違禁例”、“擅遊禁地”之名，迅即將此事報告給皇上，說“太監郭墉……雖祖宗嚴禁之地偃然不顧，前去遊憩……壞國家之成法，起都人之驚猜，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不可一世的郭鏞因此丟掉了兩廣公幹的美差，灰溜溜回到了北京。 　　一片普通的湖泊，爲什麼如此戒備森嚴呢？ 　　原來，玄武湖中的島嶼上，建有“黃冊庫”，存放着大明王朝的戶口本。對戶口黃冊何以如此緊張？因爲戶口制度是大明王朝一切制度的基礎，是約束大明百姓的緊箍咒。 　　具體地說，戶口制度維繫着明代的職業世襲制，防止百姓自由遷徙，保證國家稅收。離開了這些戶口本兒，大明王朝就沒法運轉。 　　職業世襲制雖然自然方便了社會的管理，卻在社會成員之間製造了巨大的不平等。比如軍戶，就承擔着比一般家庭沉重得多的任務。 　　首先，每一個軍戶家庭必須出至少一個男人到所屬軍隊衛、所當兵，叫“正軍”。今天參軍入伍，路費、軍裝、士兵生活都由國家負擔，而明代此類費用卻都是由“軍戶”自己承擔。“正軍”一旦接到國家發來的入伍命令，他的家庭就要爲他出“購置軍裝之費”、“買娶軍妻之費”、“解送道路之費”、“軍丁口糧之費”，所以“正軍”上路，往往會使許多軍戶家庭一下子花掉所有家底。 　　另外，還要另出一個男人隨“正軍”一起來到軍隊，他的任務是在軍隊屯田種地，打出糧食換錢，供給“正軍”喫穿花用。雖然說名義上國家規定，“軍戶”家庭享受一定特殊政策，可以減免些賦役，但其實減得少之又少。 　　因此明代“人恥爲軍”，正如“充軍”這個詞所揭示的，明代人一旦去參軍，就如同當了犯人，“有如棄市”（《大學衍義補》）。軍戶之子，連娶老婆都困難，許多人四十歲了還結不了婚，大家都怕一旦嫁入“軍戶”，自己也就成了囚徒：“武陵多戍籍，民家慮與爲婚姻，徭賦將累己，男女年至四十尚不婚。”（《明史》卷一五八，《黃宗載傳》）因此人們千方百計想擺脫軍籍身份。在大明王朝建立不久，就出現了大量軍人逃亡潮。據《明史》兵志記載，到洪武三年，全國有記載的逃亡軍人，就達四萬七千九百餘人。這是統治者絕對無法接受的，因爲這樣就無法維持國防力量。 　　而黃冊制度或者說戶口制度，可以有效防止人們改變戶籍。朱元璋建立黃冊制度，要求全國每家每戶，每十年一次，將自己的戶口黃冊報送到京師保存。全國山陬海隅每村每鄉每個人的個人信息，都被國家機器所清楚掌握。這樣官府如果懷疑你是“逃軍”，就會要求你出示自己的戶口黃冊，和南京黃冊庫中的黃冊進行對比。這一對比，就能發現你祖上是什麼職業，讓你逃無可逃。這就是所謂“惟據舊籍以查駁，庶欺隱者、改竄者始不能逃”（《後湖志》）。 　　所以後來在弘治五年，南京戶科給事中楊廉根據朱元璋的立法精神，這樣說明黃冊制度的重要性： 　　〖惟祖宗舊例，藏民冊後湖，法禁嚴重，不許諸人窺伺，其深謀遠慮固非一端。至於今日各處遠年之冊無多，而軍民各籍大勢不敢紊亂者，誠懼冊籍之獨存於後湖也。〗 　　也就是說，正是因爲有黃冊底本存放在南京，各地老百姓纔沒法買通官員，改換戶口。用明清史學家韋慶遠的說法，黃冊就是全國百姓的“緊箍咒”、“捆仙索”，是足以致每家每戶於死命的最後王牌。 　　實行黃冊制度的第二個目的，是防止百姓隨便遷徙。朱元璋想把全國人民都變成植物，不但不許隨便改變職業，也一輩子不許隨便遷移。“如今士農工商都要各守本業，醫生和算卦的只能在本鄉活動，不得遠遊。” 　　把人植物化只是朱元璋一個人美好的夢想。人畢竟是擁有雙腿的動物，走親訪友，外出經商的權利實在無法剝奪。如果大明天下的百姓迫不得已想到外地辦事怎麼辦？朱元璋想出了一個好辦法：開“介紹信”。如果需要出門，請你到官府登記，經過嚴格的審批手續後給你開“介紹信”，或者叫“通行證”，用當時的話來講，叫作“路引”。朱元璋規定，全國人民，凡出門百里之外，就必須辦理通行證。到每村每鎮，喫飯投宿，都要檢查通行證。 　　朱元璋教導人民：“各地百姓，遇到生人，要仔細檢查他的通行證，看看他的穿着打扮，行動做派是不是和通行證上寫的職業相同。”如果不帶通行證出門，要受到嚴懲：“凡沒有通行證私自出門者，打八十棍。經過關口不走正門，過河不由法定渡口而過的，打九十棍，偷越國境的，處絞刑。” 　　如果某地發生災荒，人們跑到外地要飯謀生，即使成功偷越了關卡，也會在造黃冊時被發現，“所在有司，必須窮究所逃去處，移文勾取赴官，依律問罪”（《明會典》卷二十，黃冊）。 　　也就是說“地方有關部門必然窮究你逃到何處，行文到那裏，令當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問你的罪”。官府會要求你報出自己的戶口信息，和本地直至南京黃冊庫中的信息進行覈對，這樣，你想謊報戶口，隨便到其他地方落戶的企圖就落空了，都要被押送回原籍，繼續入黃冊。人本來是土地的主人，但是朱元璋卻使土地成爲農民的主人。全國農民都變成土地的附屬物。 　　黃冊制度的第三個作用是保證賦稅。黃冊與今天戶口制度不同的地方在於，它不光是用來記錄人口信息，還要記載這一家的產業，用以確定應該承擔多少賦役。因此，黃冊既有人稱爲戶籍黃冊，又有人稱之爲賦役黃冊。配合人口制度，朱元璋又建立起全國土地登記制度，每家每戶的土地有幾畝幾塊，每一塊的位置、大小、四至，都寫得清清楚楚，全國一家不漏。下面是一塊地的土地產權證登記內容： 　　〖土名：李樹園，地一分四釐。 　　地屬二十都四圖三甲，程九龍。 　　東至方良珊田，西至張丹民田，南至方良珊田聯，北至方良珊田。〗 　　歷代王朝後期都會出現一種社會情形，就是豪強地主貴族等勢力之家，招收人口，隱瞞土地，造成國家稅收大量流失。黃冊制度可以有效防止普通百姓寄名到大戶人家逃稅。同時，豪家大戶通過種種手段逃避稅賦，將負擔轉移到普通百姓身上，由此造成兩極分化越來越激烈，最終會吞沒這個王朝。黃冊制度也可以把這一現象壓制在最低範圍。因此嘉靖年間有官員說： 　　〖國家之急務，莫先於恤民。恤民之實，在平賦役而已。賦役之平，在慎攢造（黃冊）而已矣。故冊籍之造弗慎，賦役之派弗均，奸豪得計，民弱受害，國計之虧縮，民生之凋疲，恆必由之。（萬文彩《爲申嚴賦役黃冊事例以杜奸弊題本》，《後湖志》卷十）〗 　　這些話確實說出了朱元璋的心聲。可以說，沒有黃冊制度，朱元璋大移民、大土改、平均土地及財產的成果就無法保持。 　　如此重要的資料存放在何處，朱元璋當然也花了不少心思。之所以最後定於玄武湖，是因爲它水面闊大，湖內有數個島嶼。對於玄武湖優越的天然條件，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楊廉曾這樣分析： 　　〖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藏天下黃冊於後湖，至太宗文皇帝定都北平，諸司庶各類多隨藏以北，獨後湖之藏不動如故。祖宗深謀遠慮，灼見於此，故都可遷而藏冊之所不可改。不然，輦觳之下，如順天畿輔之近，如真（定）保定之類，何爲而不之京師，而之南京？蓋後湖之廣周遭四十里，中突數洲，斷岸千尺，由是而庫於其上，由是而冊於其間，誠天造而地設也。其爲圖籍萬年之計，殆無逾於此矣。（楊廉《後湖志》序）〗 　　很明顯，朱元璋認爲後湖這樣環水隔岸的條件，是用來建設檔案館最理想的環境。建庫於湖中心，一方面，可以防火，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證安全。這一看法得到了朝廷上下的認同，事實上，後來朱棣北遷以後，明王朝的中央國家機關北遷，然而卻單獨把黃冊庫留在南京，這更加突出了玄武湖地理條件之優越了。 　　【裏甲制度：“二流子”們的緊箍咒】 　　正經過日子的農民最瞧不起的是“二流子”。老實巴交的莊稼人到了城裏，最害怕的則是地痞流氓。作爲一個從小家教嚴格的標準農民，朱元璋雖然曾混跡江湖，本性裏對遊手好閒之徒卻有一種強烈的厭惡。 　　對於那些縱情玩樂的“敗家子”，他從來都看不慣。 　　翻閱史料，偶然見到了朱元璋接見功臣子弟時的一篇講話，錄其片斷，從中可以看到朱元璋的人生態度： 　　〖男子漢家，學便學似父親樣做一個人，休要歪歪搭搭的過了一世。你每（們）趁我在這裏，年年來叩頭。你每（們）還是挨年這歇來（方言，即“每年到這來”之意）。你每小舍人，年紀少，莫要學那等潑皮的頑……你每這幾個也年紀小哩，讀書學好勾當。你每學爾的老子行。〗 　　有一次，朱元璋聽說京衛將士閒暇飲酒，就將他們召來訓斥一通：“近聞爾等耽嗜於酒，一醉之費，不知其幾，以有限之資供無饜之費，歲月滋久，豈得不乏？”他對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簫唱曲更是異常痛恨，曾頒旨大加懲罰： 　　“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做買賣的發邊遠充軍。府軍衛千戶虞讓男，故違吹簫唱曲，將上脣連鼻尖割了；又龍江衛指揮伏臾與本衛小旗姚晏保蹴圓，卸了右腳，全家發赴雲南。” 　　做了皇帝之後，朱元璋又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了遊民們的可怕。歷代農民起義，都是由遊民牽頭，他們有農民們所沒有的膽量、野心和社會活動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在社會上自由活動，因此，在天下大亂之時，往往成了燎原的星火。因此，登基之後，他把消滅遊民作爲控制社會的關鍵。 　　他規定，每個人都要從事固定的職業，社會上不許存無業之人。 　　他在《大誥續編·再明遊食第六》中說： 　　〖再次申明不許不務正業，大家要互相知道彼此的職業。我這個命令一下，各地政府、鄰人、裏甲，對這些不務正業者，要告誡訓誨，讓他們立刻找活幹……一月之間，仍然不務正業的，四鄰和裏甲要把他拿赴官府。官府如果不管，你們送赴京來，爲民除患。如果不拿，這樣的人，非在官府幫閒做壞事，就在鄉里當盜賊……是誥一出，四鄰里甲不能拘拿赴官赴京，使此人在地方做了壞事，案發之日，四鄰里甲同坐其罪！的示不虛！〗 　　在計劃經濟時代，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就是把人嵌入一個一個單位，變成“單位人”、“固定人”，每個人只有依靠單位才能生存，才能領到工資、口糧。這樣，就可以確保每個人的生活都最大限度地爲國家機器所控制。 　　朱元璋在計劃經濟體制出現前五百多年，即已把傳統的“裏甲”制度強化成了鑲嵌式的社會控制體系，用“裏甲”這張大網對全國人民進行了網格化固定。他規定，全國人民，每十戶編爲一甲，每一百一十戶編爲一里（一里包括十甲，另十戶輪流爲里長）。普天下人民，都有了自己歸屬的“單位”。 　　朱元璋的裏甲制雖然是由歷代沿襲而來，其嚴密程度卻大大超越歷代。 　　他規定，“裏甲”的首領有組織一里之內生產生活的權力。一里之內的居民，都有互相監督的義務。每家每戶都要互相作保，實行連坐，一家犯罪，全體倒黴。他發佈《大誥》說，一里之內的每一家都要了解其他家的情況： 　　要知道這家幾口人，是從事什麼職業的。比如，讀書的，要知道他的教師和同學分別是誰，是上縣學還是州學，要一清二楚。當教師的，鄰里一定要掌握他的學生們的情況，看看每天出入他家的是不是這些人。 　　務農的，每天從炕頭到地頭，天天出來進去，鄰里都看得見，這個情況就好掌握了。 　　做工匠的，鄰里們一定要看看他的通行證，掌握他到哪去做工了，一般到遠處做大活兒，在外呆的時間可以長些，在附近做小活，應該不久就會回家，鄰里要密切掌握這些情況。 　　經商的，有做大買賣的，有做小買賣的，有走得遠的，有走得近的，到哪去都有通行證可以檢驗，回來的期限就不必嚴格限定了。不過鄰里也要勤打聽點，如果一年到頭也沒有個信，兩年還沒回來，鄰里就要到這個人家裏去問問緣故。（《大誥續編·互知丁業第三》） 　　之所以要如此嚴密地掌握鄰里情況，是爲了一發現不安定因素，就可以立刻彙報給官府。“一里之中，如果發現了強盜小偷，逃出軍隊的人，逃歸的犯人以及其他不守規矩胡亂生事的人，里長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就要召集同裏的人抓來送到官府裏去，如果不這樣辦，嚴懲不貸。” 　　在這樣嚴密的社會控制之下，遊手好閒之人當然沒有了生存空間。朱元璋重申：“一里之間，如果有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的人，里長們坐視不管，鄰居親戚也不抓他送官，那麼這個遊手好閒的人處死，里長們還有他的鄰居親戚們都流放到邊疆！” 　　裏甲制度如同一個個牢籠，使天下人“如鳥之在籠，獸之在柙，雖欲放逸，有不可得”。浪兒出身的朱元璋坐了天下，當然要防止第二個朱元璋出現。 　　【戶籍制度的前世今生】 　　在諸多“中國特色”中，戶籍制度是濃重的一筆。 　　舉目當今世界各國，沒有其他國家有中國這樣嚴厲、周密的戶籍制度。 　　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二元結構的封閉式戶籍管理模式構成了世界罕見的銅牆鐵壁，曾經把人牢牢束縛在戶口所在地上。離開了戶口本，一個人無法領到口糧，也無法找到工作。即使在戶口制度已經大大鬆動的今天，辦理戶口的程序也依然嚴格而複雜。除了畢業分配和人員調動等少數情況外，一般外來從業人員很難獲得所在城市的戶籍。 　　在大多數國家，公民有在自己的國家內任意遷徙的自由，並不需要公安部門的同意。農民在城裏找了份工作或者買了間房，搬家進城，立刻就成城裏人，並不需要辦什麼“農轉非”。同樣，公民從一個城市搬到另一個城市，也不需要辦理什麼遷轉手續。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大多數國家，一切公民享有的基本權利是平等的，並沒有“城裏人”、“鄉下人”，“本市戶口”、“外地戶口”的區別。 　　同樣，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包括髮展中國家，公安部門並無權掌握公民個人的詳盡信息，也不靠戶口來管理社會治安。比如在加拿大，唯一與戶口本類似的證件——出生證是由醫院出具，並可保留複印件，原件由個人保存。而中國的戶口由公安部門開具，並保留在該部門。 　　到現在爲止，中國的戶籍制度仍具有其他國家戶籍制度所沒有的一系列特點：社會分割性、二元強化性、等級性、世襲性、超穩定性和功能多元性等基本特徵。 　　在大明王朝的戶口體系裏，人生來是不平等的，戶口有官員、普通民籍和賤籍之分。有些人生來可以享受特殊待遇，有些人生來則受歧視。比如官員人家可以享有優先做官（蔭補）的特權以及減免稅收的資格，而軍戶、樂戶和丐戶等被列爲賤籍。這種等級分明的精神仍然活在當今中國，只不過被簡化成了兩大等級：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 　　在明代，戶口的最主要功能是爲了治安，所以要互知丁業。對比之下，我們在計劃經濟體制中形成的戶籍管理制度，同樣是一個遍佈各地、各行業，籠罩了一切社會成員的社會治安網絡。今天的街道基本複製了裏甲的功能，派出所掌握着轄區裏所有的“丁”、“業”情況，以備政府掌握。 　　傳統與現代，在當今中國的各個層次交錯重疊。西服領帶早已取代了長袍馬褂，大巴和小汽車取代了馬車和轎子，一幢幢面目雷同的鋼筋水泥大廈掃蕩掉古老民居。但是，這僅僅是表象。在現代化的外衣之下，傳統中國的內核正在如幾千年前一樣安詳地、不動聲色地、可怕地靜靜旋轉。 　　【不許官員下鄉】 　　社會底層已經被均勻而嚴密的大網牢牢罩住了，朱元璋的目光又對準了這張裏甲之網控制範圍之外的階層：官員。 　　中國傳統的官僚階層有着矛盾的個性。一方面，他們惰性強烈，缺乏責任心、事業心，上面推一推，下面動一動，敷衍塞責、形式主義、文牘主義盛行；另一方面，他們又極富進取心和創造力，爲了升官和發財，削尖腦袋，絞盡腦汁，無所不用其極。一旦皇帝的監視稍有放鬆，他們就會創造出無數貪污枉法的新招來。 　　而大明王朝官員的這種二重性最爲突出，原因在於官員的地位與前代相比大大降低。唐宋以前，官員一直享有很大的權力以及種種優待。譬如一家公司，皇帝是董事長，官員則是股東和高級僱員，公司的前途和發展關乎大家的利益，所以官員們的責任心比較高。而朱元璋把主要權力全部收歸己有，官員只剩下執行命令和跑腿一種功用，成了皇族的高級奴隸。這些高級奴隸們沒有自主思維和創造的權力，也缺乏創造熱情，對公司的前途和命運更是漠不關心。與此同時，他們的多餘精力勢必要灌注到另一方面，在以權謀私的活動中迸發出更大的活力。 　　爲了管好這些高級奴僕，朱元璋費盡了苦心。他用規章制度捆住官員們的手腳，令他們只能在他嚴格規定的範圍內活動。他生怕地方官們辦事不細心或者不盡心，親自撰寫了《授職到任須知》，對每一級地方官吏的職責都作出詳細的規定。他把地方公務分爲“發佈公告”、“徵收田糧”、“管理倉庫”、“會計覈算”、“受理訴訟”、“管理囚犯”、“管理官署房產”、“管理轄內讀書人”、“管理地方漁業”、“管理地方窯冶”等三十一項，並且逐項開列地方官中應當注意的事項，對這些注意事項往往還列出許多具體的要求。 　　比如對“管理囚犯”一項，不但要了解已經了結的案件有多少，在押犯人有多少，還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體輕重，何者事證明白，何者情節有疑。明白者，即須歸結；涉疑者，更宜詳審，期在事理獄平，不致冤抑”。諄諄囑咐，像個碎嘴婆婆，只恨不得一個個手把手教他們幹，一身化爲千萬，在旁邊嚴密監視。對於京官，他則制定了《六部職掌》，把每個部每個司每個科所有大小官員的崗位職責制定得明明白白，連每個月用多少墨水錢都算得清清楚楚，對他們進行精細化管理。 　　針對官員們強烈的貪腐熱情，朱元璋制定了歷史上最爲嚴厲的反貪污法令。他嚴禁官員們公餘出去“瀟灑”，規定“官吏嫖娼，罪亞殺人一等，雖遇赦，終身不得再當官”。對官員們的限制性規定的瑣碎苛刻，幾乎讓人無法忍受。比如他規定，官員出差時，不能用公車運送私人財物：“因公出差，按級別可以坐官馬、公車、用官駝等者，除了隨身的衣物外，攜帶的私人物品不得超過十斤。違者，超過五斤的笞十下，以上每增加十斤加罪一等，到打六十棍爲止。坐船的可以多帶些，但也不得超過三十斤。違者，十斤笞十下，每二十斤加一等，打到七十棍爲止。家人隨從者，都不許坐公車。如果誰貪小便宜，求官員幫他帶私物的，這個人與官員同罪，所寄之物沒收。” 　　與現在鼓勵官員深入基層體察民情相反，朱元璋做了一個奇怪的規定：不許官員們下鄉。農民的經歷，使朱元璋產生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印象：那些下鄉來的官員，都是來大喫大喝、搜刮擾民的。當上皇帝后他說：“我在民間時，親身體驗到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間疾苦視之漠在，心實怒之。”所以他規定，官員只能老老實實待在官衙裏，不許去體查什麼民情。如果官員膽敢下鄉，百姓見了可以捉了送到京師，由他親自處死。 　　這條規定把官員捆在了官府裏，與把百姓捆在土地上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朱元璋條條繩索的捆縛下，官員們的主動性、自由度被壓縮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 　　【“一個字也不許改”的《明皇祖訓》】 　　朱元璋精心編織蛛網，當然是爲了網住所有臣民，以供皇族享用。然而，他織網織得太順手，一不小心，他不僅把平民、官員網了進去，甚至把子孫皇族也牢牢網住了。 　　朱元璋式專制的缺點在於，只有皇帝一個人對整個國家的前途命運負責，其他人都缺乏責任心。皇帝必須擔任這個龐大帝國的那個不斷行動、永遠警醒和自然活潑的“靈魂”。“假如皇帝的個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徹底的、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儀而又充滿了精力的——那麼，一切都將廢弛，政府全部解體，變成麻木不仁的狀態，因爲除了天子的監督、審查以外，就沒有其他合法權力或者機關的存在。政府官吏的盡職，並非出於他們自己的良知或者他們自己的榮譽心，而是一種外界的命令和嚴厲的制裁，政府就靠這個來維持它自己。” 　　這就是專制政體的弱點：所謂“一言而興邦”，“一言而喪邦”，“人存政舉，人亡政息”。 　　朱元璋當然意識到了他創造的這一體制的弱點。他時時刻刻擔心他的後代們喪失了責任心，胡作非爲，導致他設計的國家機器的運轉陷入混亂，如果那樣，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 　　因此，朱元璋不僅僅要決定他生時的帝國面貌，他還要預先設定好他死後每個接班人的行動軌跡。 　　因此，他花了整整六年時間，七次刪改，寫了一部叫作《皇明祖訓》的書，專門獻給他親愛的子孫們。 　　在序中，他這樣告誡他的後代們： 　　〖你們生長在深宮之中，不知世故。而我幼而孤貧，長大了又值兵亂，二十四歲就當兵，頭三年是小兵，後來一步步上升，這個過程中我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年，終於一統天下。所以，人情世故，人之情僞，我深有研究。 　　羣雄都是天下最強悍詭詐的人物，最難制御，我已經都制服了。老百姓在兵荒馬亂中變得越來越奸猾，最難統治，我也已經治得服服帖帖了。未建國前，我就開始制定統御天下的法律規章，十多年間，不斷修改，務期詳盡，現在都已經出臺了。頒佈之後，效果不錯。 　　現在，我又做這《皇明祖訓》，作爲我們家的家法。我把草稿貼在西廂房裏，每天早上晚上閱讀、修改，以求萬無一失，首尾六年時間，大改了七回，這才定下，真不容易啊！不過有了這個東西，你們做皇帝就好做啦！ 　　凡我子孫，都要嚴格服從我的這個詳細規定，不許自作聰明，違反我這個成法。一個字也不許改！如果你們果然聽話，那麼咱們老朱家的天下一定會千秋萬代！〗 　　讓我們來看看這“一個字也不許改”的東西都有些什麼內容。 　　在這本書裏，朱元璋詳細規定了從皇帝到親王的行爲準則。從“如何行政”、“如何執法”的大章大法到“如何安排日常起居”、“如何管理後宮”、“皇族間如何行禮”等生活細節。規定之詳盡繁瑣，讓人難以想象。 　　治國行政的大原則我就不詳細介紹了，僅僅引用幾個小細節，來看看朱元璋爲後代考慮得周密到了什麼程度。開宗名義第一章是安全第一： 　　〖爲了安全起見，你們和親信大臣們商量機密時，帶刀護衛只許離你們十丈遠。 　　每天晚上，都要警省。沒事常聽聽城中動靜，聽聽市聲是不是有什麼異常？也可以到院子裏，看看天氣星象，有沒有什麼災難的徵兆？〗 　　作爲仁慈的父祖，連子孫後代如何喫飯，哪頓飯多喫哪頓飯少喫，他都想得週週詳詳： 　　〖當了皇帝住在宮裏，每天要早起晚睡，酒要少飲，飯要按時喫！午後不許喫得太飽！（如果是外出在路上可以不受此條限制。）〗 　　其他各章也有諸多注意事項。比如，如果宮內女子生病，只能在白天找大夫，夜晚不管多急的病，只能挺着。請大夫時，須要監官、門官、局官各一人，太監三人，老婦二人，陪醫生一起進宮。如果這些人不陪，只叫老婦陪着進宮，則很容易發生危險之事，官員都要斬首，太監、大夫、老婦都要凌遲處死。 　　再有，他親自規定親王出行時，都要帶些什麼東西：交椅一把，腳踏一個，水罐一個，水盆一個，香爐一個，香盒一個，拂子二把…… 　　看了這些規定，你會明白爲什麼朱元璋想了六年，改了七次吧。看看，做朱元璋的子孫多麼享福，出生時幾乎不用攜帶大腦。三百多年裏，大明王朝基本上是按照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政治模式來運轉，每一件事都有成例，每一件事都有定製，幾乎沒給後任皇帝留下任何權力運用上的自由。沒有緊急的事情，皇帝不得出紫禁城一步。一年到頭，一天到晚，所有的活動幾乎都有固定的日程。 　　對親王們來說，這種幸福更是難以忍受。因爲不斷有親王作亂，後代皇帝繼承太祖精神，不斷強化對親王的規定，使明代中後期的親王，幾乎變成了囚犯。這些原本被認爲帝國內最幸福的人，在生活自由方面連普通百姓也不如。皇族只許安坐享福，不許從事任何職業。親王終生只能生活在王府裏，想出城遛遛彎兒，得專門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遞出申請。如果沒有皇帝的親自許可，親王連出城掃墓都不行。爲了防止親王們有串通的機會，皇帝又規定，親王們終生不得相互見面。 　　《明史·諸王傳》讚語評論說： 　　〖有明諸藩……徒有虛名，坐縻厚祿，賢才不克自見，知勇無所設施。防閒過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請而後許，二王不得相見。藩禁嚴密，一至於此。〗 　　【朱元璋的幸福觀】 　　當然，朱元璋絕對不會同意這些西方人的看法。他絕不認爲自己的形象是這樣的恐怖、醜惡。相反，在他手中那面東方式的銅鏡裏，他看到自己既威嚴又仁慈，像一個充滿智慧的老爺爺。 　　用現代人的眼光看，朱元璋如此強橫地限制、剝奪社會其他成員的自由，無疑是野蠻、荒謬和無理的。他有什麼權力像關家畜一樣把人們關起來？有什麼權力可以限制老百姓在自己的國家裏自由遷徙？ 　　朱元璋卻認爲自己這樣做是天經地義的。因爲，天下百姓所擁有的一切，都是他賜予的。他是老百姓的再生父母，因而有權對他們進行任何處置。 　　洪武初年，因爲缺乏幹部，朱元璋四處徵召讀書人出來做官。貴溪縣讀書人夏伯啓叔侄二人也在徵召之列。這兩個人懷念故國，不願在新朝爲官，遂斬去左手大指，以明不願出仕之志。朱元璋聞聽，勃然大怒，立命把二人捆赴京師，在皇宮裏親自對他們二人講了一通道理，說明爲什麼不爲他服務是極端錯誤的。 　　朱元璋的這篇講話詳細地記載在《大誥三編·秀才剁指第十》。讓我們奇文共賞，看看朱元璋的邏輯： 　　〖廣信府貴溪縣儒士夏伯啓叔侄二名，各自截去左手大指。我命人拿赴京師，親自審問之，問他：“昔世亂之時，汝居於何處？”對曰：“紅巾造反時，我避兵於福建、江西兩界間。”曰：“你帶着家小一起逃的嗎？”對曰：“奉父親一起逃走。”曰：“既奉爾父行，上高山峻嶺，下深溝陡澗。還用手扶持乎？”曰：“扶持。”曰：“後來居何處？”曰：“紅巾張元帥守信州時，伯啓歸還家鄉。”曰：“再後來又何如？”曰：“教學爲生至今。”〗 　　通過啓發式的問話，朱元璋讓夏伯啓把他在元時四處奔逃的悲慘與現在的安居樂業作了對比。接着，他掉弄書袋，講了一通他取天下有道的道理： 　　〖朕知伯啓心懷忿怒，以爲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意對伯啓說：“上古自伏羲至於黃帝，少昊至於顓頊、高辛，無文可考。知大概者，堯禪舜，舜禪禹，禹傳家，湯放桀，武王伐紂。自此秦、漢至於隋、唐、宋、元，天更其運作者，非一帝爾。皇帝輪流作，明年到我家，一家一姓，不可能千年萬代。爲什麼？因爲他們的子孫不能一直奉天勤民，所以不稱天心。”〗 　　講完這個道理，他又問夏伯啓什麼叫再生父母？沒等夏伯啓回答，他自己用通俗的語言，深入淺出地解釋起來： 　　〖且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體而已，其保全性命，全在於人君。何謂再生父母？人遇大難將死之時，被人救下，救他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是他的再生父母。什麼叫遇大難？或路逢強盜，或坐在家裏突遭橫禍，或仇人暴徒來侵害，或者路逢虎狼，墮於水火。在此之時，有人救你，是謂再生父母。爲什麼這樣說？因爲命於此際本絕矣，自此而復生，命若初生矣，所以常雲再生父母。〗 　　用三段論的邏輯推理方式，朱元璋告訴夏伯啓，自己就是夏伯啓的再生父母，因爲是他把夏伯啓從戰亂中拯救出來，過上了安定的生活： 　　〖“天更歷代，列聖相傳，此豈人力而可爲乎？如今你們叔侄二人不能效伯夷、叔齊，去指以食慄，教學以爲生，安然生活，不憂凌暴，家裏財產不怕被人搶走，你靠的是什麼？”〗 　　伯啓俯首默然。 　　〖噫！朕謂伯啓曰：“爾所以不憂凌暴，家財不患人搶，靠的是君主啊！是君主給你提供了社會治安！君主就是你的再生父母！今去指不爲朕用，是異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 　　朱元璋自己說，一席話講得夏伯啓心悅誠服，以至於被他判處死刑時也毫無怨言，反而感覺到“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幸福。 　　〖我對伯啓說：“現在我判你死罪，梟首，抄沒家財，以絕狂夫愚夫仿效之風！”聽了這些話，伯啓無以對，默默受死而去……其伯啓雖死，默然而無恨。〗 　　在朱元璋看來，天下百姓都是依賴他的陽光雨露才得以生存，因此，他有權對天下人生殺予奪。爲了讓天下人都明白這個道理，他從正反兩個方面，反覆宣講，在《大誥》的另一章裏，他反駁那些不同意他觀點的人說： 　　“有人說：‘皇上喫的穿的，都是老百姓供養的，怎麼能說皇上養活老百姓呢，應該說是老百姓養活皇上。’愚民們，你們不知道，說皇上養活你們，是因爲他教育你們，給你們制定紀律，要不然你們小的不聽老的，富的欺負窮的，誰都不得安生。” 　　所以，他對百姓們不感激自己頗爲不滿，在《大誥·民知福不報》中憤憤地說：“你們喫我的，喝我的，有的百姓卻對我不知報答，恬然享福，絕無感激之心。” 　　所以，他對天下人行兇作惡時那麼理直氣壯。有一次，他微服私訪，在街道上聽到一老年婦女和人說話，提到他時，不稱“皇上”而稱“老頭”。 　　朱元璋認爲這是不滿自己統治的表現，回宮後令五城兵馬司把老婦居住的街區居民都殺光了，並且說：“張士誠佔據東南，當地人如今還叫他‘張王’，我做了皇帝，百姓居然叫我老頭，真叫人活活氣煞。” 　　甚至對於大臣，對於自己冊封的公侯貴族，他也缺乏最起碼的尊重。這些人也不過是他手裏的工具，一不高興，他就可以喝令身邊的武士把任何一個大臣按在宮殿地上，拉下褲子，在大庭廣衆之下打他的屁股。這就是明朝有名的“廷杖”制度。在他的一怒之下，諸如勳臣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和工部尚書薛祥等許多高級官僚都在皇宮的地板上被活活打死。 　　和我們的看法相反，朱元璋並不認爲他牢籠人民，是侵犯了人民的權利，妨礙了人民的幸福。相反，他認爲這樣做，不僅僅是爲了他一家一姓的利益，也是爲了促進百姓們的幸福。所以，他在分泌出一條條蛛絲時，心中一點也沒有內疚感，相反，卻充滿了爲國家爲民族忘我工作的自豪感。 　　之所以他的結論與我們如此截然相反，是因爲朱元璋以自己的幸福觀出發來理解全國人民的幸福觀。 　　朱元璋從來不認爲“自由”是一個人的生活中所必需的。從一個貧農的視角出發，他認爲“幸福”就是喫飽穿暖，再進一步，就是喫肉穿綢。除此之外，他想象不到，人還有別的需求。至於被管理得嚴一點，他認爲這不但不妨礙幸福，反而增進了人們的安全感。 　　讓我們來看看朱元璋怎麼樣用自己和語言來表述他的幸福觀： 　　淮安衛指揮儲欽受賄被朱元璋嚴懲。朱說：“看來今日他們這樣遭貶呵，何不當初依本分，守着本等職事，好房子下坐着，關着俸米喫着，卻不快活麼道！他卻務要這般撒潑做呵，不知他們心裏果然是如何？”（《大誥武臣·儲欽等擅收軍役第七》） 　　千戶郭成，爲了貪財，放了罪犯，“卻將一個千戶的名分弄壞了，有這等薄福的小人”。（《監工賣囚第二十六》） 　　在《皇明祖訓》中，他這樣教導後代們： 　　〖凡自古親王居國，其樂甚於天子。何以見之？冠服宮室，車馬，儀仗亞於天子，而自奉豐厚，政務亦簡。樂莫大焉。〗 　　在貧民朱元璋看來，在好房子下坐着，喫國庫糧（關着俸米喫着），不用幹活，這就是天下最大的幸福。 　　所以，朱元璋從來沒有想過自己過度干涉帝國其他成員的生活是妨礙了他們的幸福，他絕不會認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全社會自由發展的前提”，相反，他認爲“每個人的不自由是全社會安定團結的前提”。在朱元璋眼裏，他其實已經是一個十分仁慈的君主。歷史上有幾個皇帝像他這樣關心治下人民的穿衣喫飯問題？有幾個皇帝爲了抓社會治安像他這樣殫精竭慮？賜予人民生存權和溫飽權就已經足夠，至於什麼個性、思想、自由的價值，人的生命尊嚴，他那個農民的頭腦裏，連想都沒有想過。 　　所以，在過去的中國人看來，朱元璋製造出來的不但不是什麼木乃伊，甚至是一件精美絕倫的藝術品。明代及清初的歷史學家則這樣稱頌朱：“禍本亂階，防維略盡。至於著律令，定典禮，置百官，立宗廟，設軍衛，建學校，無不損益質文，斟酌美備。”“觀其官制、典禮、律令、寶訓、女誡、臥碑、木鐸、祖訓，大言炎炎，至文鬱郁，義監二代，法備三千，共貫同條，金聲玉振。”（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 　　在明代之後，清朝統治者更是對朱元璋的政治制度讚賞不已。 　　順治帝親政後，時往內院與大學士等議論文史。一次，他問范文程等：“自漢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爲優？”范文程等回答說：“漢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屬賢君。”順治帝說：“朕以爲歷代賢君莫如洪武。何也？數君德政有善者有未盡善者，至洪武所定條例章程，規劃周詳。朕所以謂歷代之君不及洪武也。”（《清世祖實錄》卷七十一） 　　明孝陵今存一碑，爲康熙手書“治隆唐宋”四個大字，意思是誇明太祖治國好過了唐宋。 　　正因爲此，清朝基本上把朱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動地繼承下來，並通過設軍機處等小調整，使這個制度更加完備。從這個角度說，朱元璋不止開創了三百年大明基業，連大清王朝也基本上是他政治思維的產物。 　　所以，朱元璋去世雖然六百年了，但是他規定的監獄制度卻一直到清末都牢籠着中國人民。 　　第八章 管天管地：從穿衣戴帽到婦女髮型 　　【奇書《太平禮制》】 　　太平天國起義之初，攻佔的第一個城市是永安（在今福建省）。外面清軍圍困重重，洪秀全卻置敵情於不顧，興致勃勃地制定起等級秩序。 　　他把太平軍（此時不到一萬人）的軍官分成十六等，什麼王、國宗、侯、丞相、檢點、指揮、將軍、總制、軍帥、師帥等，名類多達三十九種。 　　各等級之間，尊卑嚴明，絕不可以下犯上，犯者立斬。洪秀全又專門下詔規定，天王一天可喫十斤肉，以下逐級遞減半斤，總制以下無肉。 　　把一萬人分成十六等之後，洪秀全又廢寢忘食，置敵人數萬大軍於度外，耗盡心血制定了繁瑣周詳的《太平禮制》，規定了這十六級之間見面的稱呼，相互應該行什麼禮節，對他們的家屬親戚如何稱呼如何行禮。他規定，人民要稱王世子爲“幼主萬歲”，稱他的三兒子爲王三殿下千歲，四兒子爲王四殿下千歲，如此等等。稱他的長女爲天長金，二女兒爲天二金，如此等等。如果哪位讀者有機會和興趣，可以仔細讀讀這本中國歷史上的奇書，肯定會得益匪淺。 　　其實，在洪秀全之前幾百年，朱元璋也做了幾乎同樣的事。 　　【第一道思想防線】 　　吳元年，也就是大明開國前一年，朱元璋派多路大軍四出統一天下，戰事異常頻繁： 　　朱亮祖部挺進浙東，攻打方國珍；徐達部在擒獲張士誠後，又匆匆揮師北伐；湯和率大軍攻打方國珍控制的慶元；胡美部入福建攻打陳友定；楊璟部出征廣西…… 　　軍報如雪片般四面八方飛來，將朱元璋的桌案堆得嚴嚴實實。然而就在此軍務倥傯之際，朱元璋傾注大量精力，抓起了一項看起來無關緊要的工作：制定禮儀，也就是規定未來的大明帝國人民見面如何行禮，平時如何穿衣戴帽。 　　吳元年（公元1367年）六月，朱元璋在南京設立了“禮、樂二局”，從全國各地調集專家學者，在他的親自指導下開始了這項工作。我們需要注意一點：朱元璋當年十月才命令中書省制定法律。也就是說，未來大明帝國的禮儀建設是先於法律工作的，所以史書說：“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務未遑，首開禮樂二局，廣徵耆儒，分曹究討。”朱元璋經常召見這些禮儀專家，搬來許多古書，和他們一項項探討那些繁瑣異常的禮儀規定，一研究就是半天。 　　朱元璋是一個極爲現實的人。天下初定，百廢待興，無數大事需要朱元璋去抓，爲什麼他要把工作重心放在禮儀上呢？ 　　這和朱元璋對未來天下的整體設計分不開。在朱元璋的帝國藍圖中，禮儀是國家的基礎。制度和法律規定是硬力量，而禮儀是軟力量。軟力量如水，無所不在，無所不包，其重要性甚至重於硬力量。 　　禮者，防也。這是朱元璋禮儀建設的核心意圖。朱元璋說：“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也就是說，禮儀是政權的第一道防線，它在老百姓生活中的重要性過於法律。因爲老百姓可能一輩子也不和官府打交道，卻一天也離不開禮儀。 　　禮儀看起來似乎無關緊要，實際上對社會成員心理的塑造卻發揮着潛移默化的巨大力量。嚴明而細緻的禮儀，將名分意識深深刻入人們的集體無意識，使人們規規矩矩，安守本分，不起犯上作亂之心。只有當民衆的生活逸出規矩之外，才需要用法律來處置。這就是所謂“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 　　在朱元璋看來，導致元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元政府只抓法律而不抓禮儀建設，老百姓沒有尊卑上下，對上沒有畏服之心，所以一遇騷動，就紛紛犯上作亂。他說：“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 　　也就是說，元政權建綱立紀的工作做得不好，大權落到權臣之手，人心因此渙散，天下因此動亂。所以剛剛當上吳王之後，朱元璋就宣佈，禮儀工作是建設國家的第一步：“建國之初，先正綱紀，綱紀先禮。” 　　從吳元年到洪武三年，整整四年當中，朱元璋都把禮儀工作當作中心工作來抓。經過數百位專家學者數年辛苦工作，終於制定出了諸如《大明集禮》、《孝慈錄》、《洪武禮制》、《諸司職掌》、《稽古定製》、《國朝製作》、《大禮要議》、《皇朝禮制》、《大明禮制》、《洪武禮制》、《禮制集要》、《禮制節文》、《太常集禮》、《禮書》等一系列規章制度，數量如山似海，規定細如牛毛，涵蓋了大明王朝上自皇帝、下至細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無所不有，無所不包。因此明人這樣高度評價朱元璋的禮治工作，認爲他制定的禮儀“上之郊廟朝廷，次之侯王郡邑，下之間巷州黨，洋洋優優，無大無細，隆禮曲禮……其間損益百王，超越千古，或以義起，或沿時革”。 　　那麼，這套盡善盡美的禮儀，都包括哪些內容呢？ 　　【禁止奇裝異服】 　　首先是規定了全國百姓如何穿衣。 　　朱元璋對上自天子、親王、文武百官，下至老百姓的衣服樣式，都做了明確而嚴格的規定。這些規定從樣式、顏色、花紋、料子，到衣袖的長度，開衩的高度，幾乎無所不包。一一羅列幾乎不可能，只能簡單舉幾個例子： 　　他規定金繡、錦繡、綾羅這樣的材料只能由貴族和官員們使用，普通老百姓不管多有錢，也不能用這些材料來做衣服。老百姓的衣料只限於四種：綢、絹、素紗、布。一般來講，商人經濟實力比較強，偏偏規定商人低人一等，只能穿絹、布兩種料子的衣服，即使你富可敵國，也沒權利穿綢子。農民家裏只要有一人做生意，則全家不許穿綢穿紗。 　　除皇族外，官員百姓的衣服上不能繡飛魚、大鵬、獅子等圖案，不許用四寶相花、大西番蓮、大雲花樣，不許使用黑、紫、綠、柳黃、薑黃、明黃等色。老百姓的首飾上不許使用黃金、白玉、珍珠、翠玉，只許用銀子。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詔規定老百姓不許戴“四帶巾”束髮。他發明了一種網巾，四四方方，其形狀與“四方平定”相諧，因此命名“四方平定巾”，頒行天下，全國百姓都要服用。洪武二十二年又規定農民可以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但非務農者則絕對不可戴用。至於官員，除洪武初年制定詳細的官帽細則外，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又命令文武官員遇雨時可以戴雨帽，因公出差在外時也可以戴遮陽帽，入城後則不許戴。洪武末年，爲體現皇帝對讀書人的特別關照，特別開恩，允許讀書人在天熱時戴遮陽帽。 　　朱元璋對穿靴子特別重視，他規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製花樣金線裝飾”，即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裝飾。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一次微服查訪，發現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繡了花紋，勃然大怒，回宮後，“以民間違禁，靴巧裁花樣，嵌以金線藍條”，專門下令，嚴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 　　後來北方官員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過不了冬。朱元璋遂格外開恩，“惟北地寒苦，許用牛皮直縫靴”。就是說可以穿靴，但只許穿牛皮的，只許做成“直縫靴”這一種樣式。 　　百官入朝時趕上下雨，都穿釘靴，踩在石板路上聲音很大。朱元璋認真研究了這個問題，洪武六年下令說：“古者入朝都穿履，自唐朝起始用靴。如今叫官員們帶上軟底皮鞋，進宮後就套在靴外，出朝則可以脫下來。” 　　朱元璋的服裝政策中，除了對商人的歧視外，更明顯的是對藝人、倡優、樂工的歧視。洪武元年，朱元璋命“樂妓不許與庶民妻同，樂工服冠皁青字頂，系紅綠帛帶”。又命妓院內“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豬皮靴，不許街道中走，止於道邊左右行。令妓婦戴角冠，身穿皁褚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劉辰《明朝國初事蹟》）。“綠帽子”這個稱呼，就是起源於此項規定。 　　朱元璋對這項工作興趣極大，對每個細節都反覆推敲，詳細考究。爲了保證他的指示嚴格貫徹，他還專門設置“禮房吏”，來檢查全國人民的服裝。不遵守規定，後果可能很嚴重。比如，如果官員庶民在衣服上繡了皇族才能用的龍鳳花紋，那麼就要挨一百大棍，罰做三年徒刑：“若僭用違禁龍鳳紋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 　　朱元璋晚年曾經有一次微服私訪，見一羣軍人和城市遊民，將靴子的高幫截短，還用金線作裝飾，聚在一起踢球玩耍。朱元璋遂命人將他們鎖住帶到五城兵馬司，將他們均砍了腳。由於朱元璋的嚴刑峻法，服制規定在洪武年間貫徹得很好。正如明人所說：“國朝士女服飾，皆有定製，洪武年間，人遵畫一之法。” 　　在朱元璋去世之後，這些規定又成了明朝的祖制，被歷代皇帝嚴格遵守。比如萬曆年間，有的讀書人倚恃皇朝重視知識分子，得意忘形，冬天居然戴起了暖耳。萬曆皇帝勃然大怒，專門下詔禁讀書人戴暖耳，違者“五城御史送問”。 　　【不許隨地吐痰】 　　第二是規定了全國人民日常生活中如何行禮。 　　禮儀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君臣之禮。 　　朱元璋剛當皇帝那兩年，朝廷禮儀比較粗略，“雖小官亦得上殿，至有逾越班序者”。到洪武三年，禮治規定正式頒佈，大明王朝的上朝儀式才明確下來。讓我們來看看洪武三年之後，大臣們入宮拜見朱元璋時需要遵守些什麼規定： 　　〖凡入午門，勿相跑拜、拱揖。入朝官坐立，毋越其等，毋談笑喧譁，指畫窺望；行則容止端莊，步武相連；立則拱手正身，毋輒穿越。〗 　　就是說，官員們進了午門之後，就不許亂走亂跑亂動，四處窺視，相互之間也不許行禮寒喧，甚至不許指指點點。要走路，就要一個接一個整整齊齊地走，要站着，就要立正拱手而立。 　　那麼，在皇帝面前，又應該怎麼樣呢： 　　〖凡近侍御前，勿咳嗽、吐唾……如賜坐即坐，不許推讓；既坐之後，或被顧問，最先一次起立，奏對畢即坐，若復有所問不必更起；同列侍坐或被顧問，一人奏對，餘皆靜聽，毋攙言剿說；如各有所見，侯其人言畢，方許前陳；凡諸儒官於御前奏事或進呈文字，恐有口氣，體氣，須退立二三步，毋輒進御案。〗 　　就是說，在皇帝面前，不許咳嗽，也不許隨地吐痰（看來洪武三年以前大明君臣有可能一邊聊天一邊隨地吐痰）。皇帝賜你坐你就坐，不許假裝客氣。皇帝問你話，第一次你要站起來回答，答完了坐下。第二次再問你，就不用站起來了。說話要一個一個說，一個說完了，那個再說，不許胡亂插話。見皇帝前要漱好口，洗好澡，站得離皇帝不能太近，怕的是有口臭或者體臭薰着皇帝…… 　　這是御前召對，如果跟着皇帝在宮內走路，還有規定： 　　〖凡大小官員隨上位行丹墀，身常朝北，不許南向，或左右環轉隨侍。〗 　　也就是說，跟皇帝走路，身子要朝北，不許朝南。因爲“面南”是天子的特權。你要是往南走，就得倒退着走。要是往東西兩側走，就要學螃蟹橫行。 　　除了君臣之禮繁複龐雜外，官員相見，禮儀也相當繁雜，因爲每一級別官員之間的禮儀都有區別：“凡揖拜、序立、行走、迴避”，都“禁然各有儀節，凡公、侯、駙馬相見，各行兩拜禮。一品官見公、侯、駙馬，一品官居右，行兩拜禮，公、侯、駙馬居左答禮。二品見一品，亦如之。三品以下仿此。若三品見一品，四品見二品，行兩拜禮。一品、二品答受從宜，餘品仿此。如有親戚尊卑之分，從行私禮”。 　　也就是說，公、侯、駙馬見面，相互兩拜。一品大官見了公、侯、駙馬，要站在右邊先兩拜。公、侯、駙馬站在左邊答禮。以此類推。 　　洪武三十年，經過反覆推敲，朱元璋又對上述規定進行了微調。他規定官員相見，如果官階相差在二等以內，則大官站東邊，小官站西邊，相互行禮。如果官階差超過二等，則小官在下，大官在上。品級超過四等，則小官拜見，大官坐受。 　　甚至對行禮的姿勢，也有詳細規定：“其揖禮，凡下見上躬身舉手齊眼爲敬，上官隨坐隨立無答；其次，下官舉手齊口，上官舉手齊心答之。” 　　也就是說，小官見大官，如果品級差別大，小官要鞠躬，同時將手舉到眼睛高度，大官不用回禮。如果品級差不多，小官把手舉到嘴的位置，大官舉到心臟位置。 　　至於官民之間，當然禮儀禁嚴。百姓見官，跪在何處，如何磕頭，都有明確要求。而且一日爲官，終生爲民父母，與百姓必須永遠保持區別。官員退休回老家，老百姓對他們必須與對在職官員一樣行禮。退休官員到誰家喫飯，要爲他們另設專席，不許坐在普通百姓的下位。 　　〖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 　　對於老百姓相互之間如何行禮，當然也有詳細規定：洪武四年，詔定官民揖拜禮。 　　〖民間拜禮，子孫、弟侄、甥婿見尊長，生徒見師範，婢僕見本使，行頓首四拜禮；其餘長幼親戚，各以序行頓首再拜禮。平交，行控首再拜禮。揖禮則長幼隨宜行之。〗 　　也就是說，老百姓之間，晚輩見長輩，學生見老師，僕人見主人，要行頓首四拜禮。同輩朋友之間，行控首再拜禮。 　　對於老百姓家庭之內的禮儀，規定得更爲詳盡： 　　〖凡子孫之於祖父母每旦必詣前肅揖；若遠出隔旬日而見及節序慶賀，皆四拜。餘尊長亦然。若尊長疏遠者行肅揖禮，遠出隔旬日而見及節序慶賀止行兩拜禮。凡民間平交者亦如之。其不如儀者，以違制論。〗 　　也就是說，孫子們每天早上都要到祖父母前請安行肅揖禮。如果因出門等原因隔十天沒見着面，或者節日，都要給祖父母四拜。其他尊長，比如叔公，也要這樣。如果是遠房叔公，那麼兩拜就行了。 　　【管理婦女髮型】 　　除了服裝和禮儀，朱元璋還專門規定了全國各級別人士的居住面積。 　　皇帝規定，公侯級別的人，可以住七間，九架（量詞，兩柱之間爲一架）的房子。一品、二品，即部長級，可以五間，九架。司長級，五間，七架。六品至九品，即處長和科長級，三間，七架。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定製，不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栱，飾彩色。 　　官員出門時坐什麼交通工具也有規定：三品以上乘轎，四品以下乘馬，“在外自大使以下皆乘馬，武官勳戚亦如之，惟年老公侯及拜三公者，賜轎然後得乘”。 　　甚至對不同級別的官員，皇帝所賜坐墩，都有細微差別： 　　〖其制，皇太子以下青爲質，繡蟠龍雲花爲飾；親王亦如之。宰相及一品以赤爲質，飾止雲花；二品以下蒲墩，無飾。凡大朝會賜宴，文官三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賜坐墩。〗 　　就是說，皇太子可以坐青色墩，上面繡蟠龍雲花紋。宰相坐紅色的，上面只繡雲紋。二品以下只許坐蒲墩。 　　甚至連官民們喝酒時使用的酒具，也有嚴格的等級限制。洪武二十六年規定，公侯及一二品官員，喝酒時可以用金子做的酒壺，其餘的用銀器。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銀器，酒盞用金器。六品至九品，酒注及酒盞用銀器，其餘的皆用瓷器、漆器。沒有級別的普通百姓，酒盞用銀器，酒注只能用錫器，其餘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 　　其中最有意思的規定，是朱元璋對婦女們髮型的嚴格要求。洪武五年，皇帝下令，民間沒出嫁的姑娘“作三小髻，金釵”，而丫環們“高頂髻，絹布狹領長襖，長裙”，小丫環“雙髻，長袖短衣，長裙”。 　　不遵守這些規定，下場同樣很嚴重：“凡官民房舍、車服、器用之類，各有等第。若違式僭用，有官者，杖一百，罷職不敘；無官者，笞五百，罪坐家長。” 　　也就是說，突破規定住房用車，有官的，就得丟官，還要挨一百大棍。 　　沒官的，打五百下，還要罰他的族長。 　　【爲什麼要管穿衣戴帽】 　　今天的讀者看到朱元璋如此專注於人們的穿衣戴帽，多會感到可笑和不解。中國老百姓有一句諺語：“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而朱元璋偏偏就像要和這句話叫板。他像一個嚴厲而認真的中學校長，真的把老百姓的自由剝奪到只剩下“拉屎放屁”的程度。 　　在朱元璋看來，這是無比嚴肅的、關乎帝國興亡的重大問題。 　　朱元璋從蒙古人手裏接過的是一個廣大而殘破的帝國。戰爭初息，滿目瘡痍，“十室九虛，民困食盡”。然而，這些尚不足以讓朱元璋心憂。所謂“有土斯有人，有人斯有財”，只要政治安定，不愁經濟不迅速恢復。最令他憂心的，是天下百姓的思想混亂，這是他從蒙古人手中繼承的最大一筆不良資產。 　　從草原上徵殺過來的蒙古人，沒能精確掌握漢人那一套經千年積澱而成的精緻深刻的治心術。“胡元以寬而失”，“九十三年之治，華風淪沒，彝道傾頹”。在朱元璋看來，明初社會，思想混亂突出地表現在奇裝異服上面，即“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 　　他總結歷史說：“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奢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所以失政也。”過去那些偉大的帝王治理天下，必然首先定下禮儀制度，用來辨貴賤、明國威，讓人們知道大小上下。元末以來，風俗相承，流於奢侈，富有的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居然與公卿無異，這還了得！貴賤沒有區別，此元之所以失敗也！ 　　禁止奇裝異服是中國漢族政權的一個傳統。周禮中就規定，國家對老百姓穿衣，要“正其服，禁其奇邪”，甚至“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者，殺”。也就是說，奇裝異服罪可致死。這可不僅僅是用來嚇唬人的。春秋時期，鄭國人子臧就因爲“着異服”被殺。《左傳》對此還評論道：“服之不中，身之災也。”因此歷代相沿，中國形成了一套關於服裝的禁忌。比如明黃色是皇帝的專用色，這就是唐代定下來的。唐高祖以“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黃有禁自此始”。 　　不過，歷代關於服裝的規定，到朱元璋才登峯造極，詳盡到無以復加。 　　褲腳做得小一點，皮靴上繡上花樣，初看起來，不過是個人愛好問題，但仔細一想，卻不然。因爲透過衣服、皮靴等等，也可以看到“順民”與“亂民”兩種思想傾向的激烈鬥爭。所以，朱元璋將讓人們明白自己的身份當成關係國家存亡的大事來抓。朱元璋說：“禮儀明確了，上下之分才定。這樣天下才能安定。”管你的髮型，管你的袖子長短，管你冷天能不能戴暖耳，是爲了通過這些細節，讓你從小事做起，習慣於屈從不合理的現實。 　　《左傳》雲：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專制統治要求泯滅人的自尊、獨立、平等意識，使人認不清自身的獨立價值。而作爲專制統治的重要手段，等級制度的最大作用是把全國人民都納入一種從屬關係，使每個社會成員都附屬於一個權力結構，強調人的不平等，強化每個人的身份意識，使屈服、順從、奴性成爲被統治者的突出性格，讓每個階級的人都有充足的機會來培養奴性。正如朱元璋在《御製大浩續編》中所說：“天尊地卑，理勢之必然。富貴貧賤，神明之鑑焉……所以官有等差，民有富貴，而至賤者也豈得易爲而用乎。” 　　只有這樣，社會秩序就可以得到充分保障。等級制度時刻提醒人民，任何事物也不能超越於政治權力之上。特別是，經濟權力必須絕對屈從於政治權力之下。即使你富可敵國，如果沒有級別，沒有政治地位，也只能住三間小房子，不許穿綢穿紗。如果商人階層想要獲得人們的尊敬，他必須花錢買官，起碼也要買一個閒職，比如什麼“登仕郎”，纔有可能。如此，才能“富者富安，中者中安，下者下安”，實現大明王朝的“禮法之所治也”。 　　不要嘲笑朱元璋。在今天，哪一級官員坐哪種牌子的小汽車，什麼級別分多大的房子，爲了爭追悼會的“格”，家屬和單位曠日持久地鬥爭……這些現象，每個人都是司空見慣。 　　因此，對於那些不懂禮數的人，朱元璋的不客氣程度超出人們的想象。 　　馬皇后是大腳，於是有好事之人，在牆上畫了幅大腳婦人懷抱西瓜的漫畫，意思是“淮西婦人好大腳”。朱元璋查不到作俑者，就把一條街上的居民統統殺光。 　　對於那些懂禮數的人，朱元璋則不吝獎勵。皇帝身邊有一位姓杜的修容匠。有一次朱元璋見他把剪下的指甲都用好紙包了起來，就問他這是幹嘛。杜某回答說這是聖人身體的一部分，哪能隨便丟掉呢？我包好了拿回家，恭恭敬敬地收藏起來。朱元璋不信，把杜某留在宮中，命令衛士到杜家去搜查。杜家人從佛閣裏拿出一個朱匣，裏面裝的就是朱元璋的指甲。朱元璋聽了衛士的彙報，很高興，讚揚杜某懂“禮”，馬上提拔爲“太常卿”（九卿之一，主持禮儀的官員）。 　　第九章 化民成俗：流氓是如何教育百姓的 　　【無所不在的皇權】 　　小時候，朱元璋最常玩的遊戲之一是做皇帝。這給朱元璋灰暗的兒童時代帶來了很大快樂。在遊戲中他至高無上，無所不能，一切都在他的絕對主宰之下。做這種肆無忌憚的遊戲時他絕不會想到自己有一天會真的登上皇位，不過，下層文化中對於“皇帝”的種種幻想被他深深吸納進意識深處。 　　自身權利極度貧乏的底層民衆，在幻想中把皇帝的權威誇大到無限的程度，就像以爲皇帝成天在深宮裏喫豬肉燉粉條一樣，他們也同樣認爲做皇帝就是不受任何拘束，沒有任何限制，高高在上，隨心所欲。民間傳說中，總有類似的故事：某個卑賤的下人，因爲皇帝酒後一句口誤，封他爲某某王或者某某候，就真的成了王侯，因爲天子口中無戲言。 　　當真的做了皇帝時，朱元璋強橫潑辣的舉措證明他確實是按照一個放牛娃對“皇帝”一職的理解去履行職責的。事實上，歷史上的皇權從來不是無限的，而是受到分權制、基層自治、個人能力等重重因素的制約。 　　在許多朝代，皇帝只管重大國策，日常政務由丞相等高級官員代理。 　　唐朝的門下省可以駁回皇帝明顯不合理的詔令，宋朝的參知政事可以扣留皇帝的手詔三日不傳達。由於技術原因，大部分朝代裏政府權力只能抵達縣一級，縣以下要靠鄉紳協助進行鄉村自治。唯有在朱元璋時代，皇權實現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擴張。皇權的觸角如傳說中巨型章魚那恐怖的腕足一樣，突破了所有限制，伸入民間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大明天下的每一間草房，甚至每一個百姓的大腦。 　　【朱元璋最擔心的事】 　　大明王朝建立初期，有太多的社會現象令朱元璋不滿。 　　十多年的亂世對人道德操守的摧破作用，朱元璋深有感受。他說：“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天下大亂之際，暴力成了生存的理由，自私、狡猾、殘忍是經過一次次生死劫難而倖存下來的人的必備品質，朱元璋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善良懦弱的順民則大多遭遇悲慘。 　　經過十多年的戰爭，老百姓“爲奸頑之人所引誘”，“天下風移俗變”，漢人身上淪喪已久的野性初步覺醒，民風漸趨強悍，順民品質嚴重退化，這是最令朱元璋擔心的事。 　　朱元璋知道，馴化人的精神遠比控制他的身體要難。因此，最嚴重的問題是教育百姓。尚未建國之時，朱元璋就曾經對劉基指出“正人心”的重要性： 　　“天下大亂之後，法度縱弛，當然要重新修訂，使紀綱正而條目舉。然而比這更重要的是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這纔是治天下的根本。” 　　他用精妙的比喻，滿懷信心地說明改造百姓性格的可行性：“剽悍驕暴，不守王法，並非天下人的本性，而是在亂世中養成的不良習氣。如果有效地化民成俗，統一民衆的思想，則剽悍者可以變得善柔，驕暴者可以變得循帖。這就好比那狂暴的劣馬，如果調馭有道，久則自然馴熟。” 　　因此，在百端待舉、百廢待興的立國之初，朱元璋就把“化民成俗”放到一個至關重要的位置，爲此調動大量行政資源，花費了巨大的心血。 　　【洪武朝的流動宣傳員】 　　朱元璋“化民成俗”的思路極富前瞻性和現代性。 　　開國不久，朱元璋出臺了“申明亭學習制度”。 　　洪武五年，朱元璋命全國各鄉各里都在村頭街尾建造兩個亭子，一個叫做“申明亭”，一個叫做“旌善亭”。前者是召集大家來深入學習皇帝諭旨的地方；後者則類似今天的光榮榜，是爲了表揚各村各鄉湧現出的好人好事、揭露各地出現的惡人惡事。“凡民間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皆書其實行，揭於其中。”目的是宣傳高尚行爲，批評錯誤觀念，幫助人們辨別是非，抵制假惡醜。 　　爲了發揮兩亭的作用，朱元璋規定，每一百戶人家（即每裏）推選一位年高有德之人掌管其事，曰老人。老人每個月的初一十五，都要把全村百姓召集到申明亭來參加學習，主要是宣讀並講解《大誥》、《大明律》、《教民榜》，把皇帝的聖旨和身邊發生的事例結合起來，深入宣傳，使全里人戶知法畏法，不敢犯法。 　　另外，老人的一項重要任務是講說《宣諭》。朱元璋每個月都要親自寫作《宣諭》一道，提醒百姓在每個月應做的事，由順天府發出，以達於天下每縣每鄉。比如六月份老百姓應繳夏稅了，《宣諭》即提醒衆人須“各守本分，納糧當差”。這一制度成爲大明祖制，被後代皇帝繼承了下去。 　　今天當有重大法規政策出臺時，我們在一些城市街頭尚能看到流動宣傳車上架着喇叭，大聲宣讀。殊不知這一做法的專利權也屬於朱元璋。洪武三十年，朱元璋要求每村每裏應該選派一名聲音洪亮的老人，手裏搖動一個裝有木舌的銅鈴，每五天一次，在五更時分，行走在鄉村的街道上，大聲朗誦“六諭”，即朱元璋苦心想出來的六句話：“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這個流動宣傳員的作用是讓農民們在潛移默化中接受啓發和教育，以提高思想道德水平。 　　正如一部方誌中所說： 　　〖洪武初年，皇上親制諭俗“六諭”，令老人執木鐸，於每月朔望及每日五更天將明之時，朗誦於通衢，使老百姓在夜氣清明之際，忽聞此語，冷然省惕，湔洗前非，堅其善行，聖王愛人之心至無已也。〗 　　意思是說，每天五更天天還沒亮時，恰是天氣清明人心清醒的時候，老百姓在夢醒之際忽然聽到這些教誨，自然會如當頭一棒，猛然醒悟，良心發現，洗去非心，堅決向善。“六諭”的內容與今天以標語牌形式樹立於每個小區的家庭美德規範“尊老愛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儉持家、鄰里團結”十分相似，在流動宣傳的同時，也被製作成臥碑，立於每個村口和居民區裏。 　　朱元璋主導下的化民成俗工作，不論是縱向看中國歷史，還是橫向比較世界史，都是宣傳教育技術的一大突破性發展。和以前歷代皇帝們軟弱無力的教化方式比起來，他的化民成俗工作更加突出思想性，進一步突出了經常化、制度化。這一運動在城鄉各地廣泛開展，並逐步深入人民羣衆的學習、勞動和家庭生活等各個方面。開展得廣泛、深入、紮實，無論在規模、影響和實效上都開創了人類史的先例。 　　據教育活動開展後各地官員們的彙報，朱皇帝的思想教育活動卓有成效。往年村民酗酒、吵架、偷竊等不文明現象時有發生，而經過教育後，大大減少了。相反討論如何發展生產，如何修路修橋做善事在村裏蔚然成風。 　　各地城鄉環境面貌和人們的精神面貌都發生了深刻而顯著的變化，有效地提高了全社會的文明道德水平。 　　這些彙報的真實性如何，無法考證。 　　【新戲《琵琶記》】 　　爲了化民成俗，朱元璋還對戲曲工作親自進行指導。他起自民間，深知這類通俗文藝對老百姓有着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 　　從樸素的農民觀點來看，成天看戲，不過日子，不是正經人做的事兒，所以洪武年間的民間戲曲工作重點落在禁上。一是限制人看戲，“太祖謂詹同曰，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爲害，甚於鴆毒”。看戲容易讓人沉溺享樂，不安心工作，所以他不主張老百姓把太多精力放到玩樂上。對於那些癡迷學戲的人，他十分反感。“洪武二十三年三月，奉聖旨，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李光地《榕村語錄》載：“明太祖於中街立高樓，令卒偵望其上。聞有絃歌飲博者，即縛至倒懸樓上，飲水三日而死。” 　　他反對老百姓搞迎神賽會，洪武三十年更定的《大明律》規定：“若軍民裝扮神像，鳴鑼擊鼓，迎神賽會者，杖一百，罪坐爲首之人。里長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薛永升等《唐明律合編》） 　　二是限制戲劇的內容。朱元璋對戲劇創作和演出有明確的思想導向，即推廣有利教化百姓的戲劇，禁絕那些有不健康內容特別是挑戰專制秩序的戲曲。元代雜劇內容駁雜，有些戲一味追求無厘頭搞笑，神仙皇帝形象不那麼莊重，讓朱元璋感覺很不舒服。 　　洪武六年，朱元璋發佈詔書，禁止戲臺上扮演古代帝王聖賢：“詔禮部申禁教坊司及天下樂人，毋得以古先聖帝明王、忠臣義士爲優戲，違者罪之。先是，胡元之俗，往往以先聖賢衣冠爲伶人笑侮之飾，以侑燕樂，甚爲瀆慢，故命禁之。”這一命令後被載入《大明律》： 　　〖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聖、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問家容令裝扮者，與同罪。其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爲善者，不在禁限。〗 　　當然，限制的作用是有限的，更聰明的做法是充分發揮戲曲的正面作用。所以朱元璋戲曲工作的另一個重點是樹立通俗文藝的樣板，引導戲曲創作的新風。有一次，朱元璋看到一出新戲，叫《琵琶記》，內容是說已婚的蔡伯喈中了狀元，被宰相選中做女婿。在這出戏中，蔡伯喈不斷在種種矛盾中掙扎：因爲父母年邁，他不想赴考。但爲了給國家作貢獻，最終仍然赴試。爲了服務君主，他就要做官，做官就要聽宰相的話，可他又不想丟棄結髮妻子。在內心掙扎鬥爭中，表現了他忠孝節義俱全的高尚品質。 　　這出戏是一部標準的主題先行之作，在第一齣“副末開場”中，作者就這樣點明瞭創作意圖：“今來古往，其間故事幾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瑣碎不堪觀。正是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所以他創作這出戏的目的，不是像別的戲那樣爲了“插科打諢”，逗人一笑，而是爲了要宣揚“子孝共妻賢”。 　　朱元璋看了這出戏後，大爲激賞，當場批示說：“《五經》《四書》，是布帛栽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記》，如山珍海味，貴富家不可無。”認爲這出戏在教化民衆方面，作用甚至大於儒家經書。戲曲得到最高統治者如此褒揚，有史以來還是第一次。 　　朱元璋的批示使《琵琶記》成爲教化戲曲中一面光彩耀人的旗幟，發揮了巨大的導向作用，促使明初戲曲創作出現了一種“道學風”。戲劇家邱浚在朱元璋思想的指導下創作了一出專門教化民衆的《五倫全備記》，他在“副末開場”裏這樣表明創作目的：“搬演出來，使世上爲子的看了便孝，爲臣的看了便忠。”這出戏人人高大全，個個都是人倫楷模。形象乾癟，語言酸腐，不堪卒讀。這種創作思路，自然導致明初雜劇內容無甚可觀。 　　朱元璋的後人朱有燉本身就是一個重要劇作家，他一生著作收入《誠齋樂府》，共有雜劇31種。這些雜劇，除了點綴昇平、歌功頌德的“慶賀劇”，就是荒誕迷信、消極頹廢的“度脫劇”，再不然就是教忠教孝的“節義劇”，沒有一出能讓人看得下去。 　　爲了教化百姓，朱元璋還重新釐定了鬼神的秩序。 　　朱元璋膽豪心雄，雖然當過和尚，但並不信迷信。洪武元年，他聽說有一些新貴被“神仙之術”迷惑，成天練氣功喫仙丹，琢磨着成仙，就把他們找來聊天，說神仙那玩意兒都是騙人的：“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傳於世者？”就是說，如果練那東西真能長生不老，今天怎麼看不到一個長生不老的人活在世上？ 　　洪武五年，一位官員出差，回來後向朱元璋報告，說建昌出了個祥瑞，蛇舌巖上站了一個黃衣人，高聲歌唱“龍盤虎踞勢岧嶢，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聲如洪鐘，非常洪亮。歌唱完了，黃衣人就消失了。說是這個事許多人都親眼所見。 　　朱元璋聽完彙報，並不相信。他說：“明理者非神怪可惑，守正者非讖緯可幹。事涉妖妄，豈可信耶？”所以他向來不喜歡搞祥瑞那一套。有一年，淮安等地進獻“瑞麥”，羣臣稱賀，朱元璋斥責說：“蓋國家之瑞，不以物爲瑞也。” 　　然而，爲了統治國家，朱元璋把目光投向了鬼神的世界。他深知鬼神對普通百姓意義重大。他說：“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與神耳。”如果“世無鬼神，人無畏矣”。對鬼神的懼怕心理，可以拿來爲他所用。 　　開國之後，他就開始了對鬼神們的管理。洪武三年，朱元璋覺得歷代王朝給諸神加上各種各樣的封號太多太亂，於是下令清理整頓，整齊劃一，統一了鬼神們的名字，規定了他們的等級地位，將“天皇”、“太乙”、“六天”、“五帝”等這些古代禮典中沒有記載的神趕出了神仙隊伍，又將全國各地城隍諸神號去掉歷代所加封爵，只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 　　朱元璋對鬼神隊伍整頓的另一個重大舉措是歷史上頭一次將城隍及其轄下的衆小鬼正式列入國家祀典之中。城隍原本是一種民間信仰，歷代都沒有入國家法定的祀典。但出身底層的朱元璋深知城隍神的力量。在民間故事中，城隍經常行善報惡，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所以洪武二年（公元年），朱元璋“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還詔天下府州縣立城隍廟，使城隍進入國家的祭祀體系中。 　　他命令地方官帶領百姓每年祭祀城隍，他規定的祭文中這樣說： 　　〖凡我一府境內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六親者；有奸盜詐僞、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壓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損貧戶者；似此頑惡奸邪不良之徒，神必報於城隍，發露其事，使遭受官府。輕則笞決杖斷，不得號爲良民；重則徒流絞斬，不得生還鄉里。若事未發露，必遭陰譴。使舉家並染瘟疫，六畜田蠶不利。如有孝順父命，和睦親族，畏懼官府，遵守禮法，不作非爲，良善正直之人，神必達之城隍，陰加護佑，使其家道安和，農事順序，父母妻子保守鄉里。〗 　　因此祭祀城隍的過程，也是一個愚民的過程。他本人曾坦率地對宋濂說，尊崇城隍的目的，不過是威嚇百姓而已：“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爲。” 　　【一封奇特的公開信】 　　用今天的眼光看，“化民成俗”、“以德化民”的合理性十分可疑。針對這個詞語，一個現代社會的公民可以發出許多置疑，比如： 　　什麼是道德？誰的道德？誰有資格制定道德的標準？誰有權力強迫別人實行他規定的道德規範？ 　　由朱元璋來“教育人民”的資格則更爲可疑。這個前文盲、強盜，開國前曾經忘恩負義淹殺小明王，在他人抗元之際與元政權暗通款曲，開國後又大肆屠戮功臣，他用鐵的事實一再證明自己的道德品質存在着十分嚴重的問題。然而，在當日，由他來教育人民，卻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中國的經典裏說，中國的官員對百姓負有三種責任：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作之君”即領導人，羊羣中的頭羊；“作之親”則還是百姓的父母，要把百姓看作孩子來看管，要照顧他們，要愛護他們，要養育他們；“作之師”，則說明領導人還要負責做民衆的老師，他們不懂，就得手把手教他們。 　　在中國傳統社會，每個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來說都是“國有”的，也就是被戰爭的勝利者所有。被誰“化”，朝什麼方向“化”，“化”成什麼樣，老百姓是沒有權利過問的，就像牲畜沒有權利選擇它的飼料一樣。任何一個人，不管他出身流氓還是強盜，一旦取得天下，成爲天下人民之主，就證明他得到了“上天眷顧”，有馭天下之“德”，他不僅掌握了世俗權力，而且還因成功地掌握世俗權力而被證明掌握了世間一切真理、美德和良知；因此不僅有資格成爲世俗生活的主宰，還是精神世界的主宰。 　　在皇帝和官員眼裏，老百姓不論多大歲數，在心智上都是長不大的兒童，“三十而立之類，似乎只是士大夫的人格成長論，老百姓是被當作永遠不會成長的，因爲老百姓不管二十歲還是八十歲，都必須由外力去保護他們，使之不受腐蝕”。統治者將老百姓“兒童化”，將自己“家長化”，人民既爲“子民”，官僚就是“父母官”。因此，在中國傳統社會，不論什麼歲數，只要走進仕途，輩分和學問馬上見長，就比百姓成熟得多，正確得多。 　　基於皇權無限的邏輯，朱元璋的政府是典型的“全知全能政府”。這個政府不僅僅要實現“鎮壓之權”，還認爲自己是正義與公理的代表，有權對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直至思維方式進行全面控制。朱元璋不斷教導民衆何爲美好生活，甚至直接規定百姓們的生活細節。 　　英國政治思想家奧克肖特說：“人類在心智上的限制決定了政府在控制和預測事件能力上的限制。”“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那些關於何爲美好生活的教導，因爲這是對我們自己判斷力的蔑視。在現代社會，任何集體的倫理目標，無論在他人看來何等高尚，都不能強令個人尊奉。這不但是因爲個人天生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且因爲這也是社會文明進步所必需。” 　　朱元璋當然不會明白這些道理。他執着地認爲，只要有好心就不會辦壞事。因此，他像一個熱心的街道婦女幹部，直接走進每戶人家，教導他們如何正確生活。 　　他管百姓的家事。在農村生活中，他看到百姓家裏經常因爲分家等事鬧糾紛。他認爲，統一百姓的分家方案對國家來說是非常必要的。在《大明律》裏他明確規定，每家每戶的產業只能由嫡長子繼承，如果這家人遲遲不立嫡長子，就要受到杖八十的懲處。只有當大老婆年五十以上又不生子者，才能立小老婆的兒子。即使立小老婆的兒子，也要立她的大兒子，否則與不立嫡子同罪。朱元璋又規定，在每個家庭裏，一切財產只能由大家長來支配，不許隨便分家，“別籍異財”受到嚴格的禁止，家裏的晚輩不經家長同意，花了家裏的錢，就直接觸犯了《大明律》，要受到刑事處分，每花二十貫笞二十。 　　開國之後，廣東的兩位軍官，都指揮使狄崇、王臻，妻因夫貴，按規定被冊封爲淑人。後來他們的老婆死了，把妾扶了正，奏請冊封其妾爲淑人。 　　這看起來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了，朱元璋卻極爲重視，專門召集滿朝重臣開會，進行專題討論。宰相李善長和禮部官員發表意見，認爲“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妾不可爲嫡夫人”。於是朱元璋駁回了兩位軍官的請求，並且因此頒佈條例，規定不許扶小老婆當大老婆：“凡正妻在日，所娶側室則謂之妾。正妻歿，諸妾不許再立爲妻。” 　　朱元璋甚至承擔起婦聯職責，滿懷義憤地替秦香蓮們打抱不平。祥符衛指揮郭佑，取了妾後，和大老婆關係不好，把大老婆連家人二十六口趕出去另住，卻把妾立爲正妻，兩人獨門獨院，過起了幸福生活。 　　朱元璋聽說這件事後大爲生氣，把他貶到雲南，並且教訓天下人說：“結髮妻和他一起生活了三十年，有兒有女了，當初日子艱難時兩個人一起過來，如今他做了大官，正好夫妻享福快活，他卻把他們娘兒們趕出去了，一天只給八升米，那二十六口人，怎麼過？這樣無情無義的，也算是個人？”他把這件事記載進了《大誥》，以殺一儆百，提醒天下所有官員不要忘了糟糠之妻。 　　在《大誥》的另一章裏，他甚至管起了官員們的婚事。當時，他起用了許多太學學生做官，這些學生大都尚未婚娶，公餘無事，難免有人眠花宿柳。朱元璋得知，直接給這些官員的父母寫了封公開信，勸他們早點給孩子娶親： 　　〖朕自開國以來，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後，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無厭。及至進用後生，皆是年壯英俊。初，父母且賢，致令習學經書，通達古今，已成士矣。其父母寵愛之道，得其宜也。 　　至此之際，各各父母反爲愚夫愚婦。子既年壯，公私作爲，無有不可者。朕既授以官，且有厚祿，隻身在任。朝出暮歸，寒暑爲之自調，湯藥亦爲之自奉。其父母愚而不與之娶，致令孤守厚祿，淫慾之情橫作。一旦苟合於無藉之婦，暮去朝來，精神爲之妄喪，財物由是而空虛，天生誠實之性，因而散亂，雖古智人君子，莫復其原，豈不難哉。 　　今以誥告，凡在京有官君子之父母，即早婚娶前來，以固天生自然之性。不然，暫染娼優，污合村婦，性一乖爲，莫可得而再治。其諸父母，早爲之計。〗 　　也就是說，現在這些青年官員，一個人在任上，身邊沒個服侍的人，什麼事都要自己操持。父母不給他們娶親，他們手裏有大筆工資，怎能不出去亂搞？一亂搞，又花錢又耗神。所以凡是在京當官的人的父母，都早點給他們娶親吧！ 　　【大明帝國的教育體系】 　　統一思想的最大障礙是讀書人。知識分子的本職就是進行思考，從而天然容易產生對一元化思想的離心傾向。朱元璋從源頭上抓起，大力興辦義務教育，以此控制知識分子胚胎形成的規格、模式，使符合他需要的知識分子能成批量地生產出來。 　　朱元璋對辦學非常重視，說，“學校之設，國之首務”，“治天下以人材爲本，人材以教導爲先”。他把教育與農業一起視爲“王政之本”，一直抓得很緊。早在龍鳳五年（公元1359年）正月，大明開國前九年，他就曾於婺州開設過郡學培養人才，龍鳳十一年九月又在應天創辦了國子學。明朝建立後，更大力發展教育，從中央到地方，興辦了國學、郡學和社學三級學校。 　　國學就是國子學，是國立大學。開始校址沿用元朝儒學的舊址，因爲校園較小，朱元璋不斷擴建，僅洪武六年一次就“增築學舍幾百餘間”。但此地處於市中心的繁華之區，靠近彈箏吹笛之地，不利於學生靜下心來學習。 　　洪武十四年，朱元璋親自爲新校區相基選址，選定在距離京城七里的雞鳴山之陽，那裏環境幽靜，適宜攻讀。朱元璋投入巨資，工部尚書陳恭親自主持建設，洪武十五年，新學校落成，教學區、生活區、圖書館、食堂、菜圃具備，“凡爲楹一十有奇，壯麗鹹稱”。五月十七日，皇帝親臨國子監“謁先師孔子”，又登上講堂，親自爲學生們上了一堂課，內容是講解《尚書》的《大禹謨》、《皋陶謨》、《洪範》諸篇，課後又宴請了全體師生。 　　國子監的生員通稱監生，分爲官生和民生兩大類。“官生取自上裁”，是由皇帝指派，“民生則由科貢”，是由地方保送。在傳統時代，這所大學規模可稱得上非常宏大，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的生員總數達到八千一百二十四名，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高等學府之一。如果當時搞一個大學排名，相信國子監規模一定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至於國子監的功課，則範圍有點窄，主要有語文、數學、政治、書法、體育幾類。語文課的教材主要有《四書》和《五經》。政治課的教材主要是御製《大誥》和《大明律令》等，漢代劉向的《說苑》，錄載可供人們取法的遺聞逸事，朱元璋認爲熟讀它，可教會人們怎樣做人處世，因此列爲必修的功課。 　　至於數（數學）和書（書法）的教材沒有記載。體育的內容是學習武藝，洪武三年，朱元璋詔國子監及郡縣生員“皆令習射”，洪武二十三年還下令在國子監內“闢射圃”，爲生員提供練習騎射的場所。除了國立大學外，洪武二年，朱元璋又開始在全國廣泛興建學校。他“令郡縣皆立學校”，他下詔：“今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縣並建學校，以作養士類。”“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 　　郡學是由各地方政府設立的中等學校。開國之初，朱元璋政權的執政能力十分突出，一聲令下，全國各府、州、縣都開始建立學校。政策當然是一刀切，府級學校，學生四十人，州級三十人，縣級二十人。隨着郡學的發展，不久又命擴大生員，不限數額，教學內容和國學相似。 　　洪武八年，他又令天下建立社學，即鄉村小學和社區小學。他說：“過去遠在周朝之時，每家都有私塾，每鄉都有學校，所以百姓無不知學，因此聖人的教化得以實行而風俗變得淳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校，而鄉村百姓則還沒有享受教育的權利。所以，要命令各級官員建設鄉村小學及社區學校，請老師來教民間子弟，這樣可以引導普通百姓向良善之俗轉化。小學以御製《大誥》和《大明律令》作爲主要的必修課程。”據統計，洪武年間各府、州、縣平均設有社學近六十一所，數量相當可觀。 　　在前現代化國家，國立學校從京師一級歷府、州、縣一直延伸到鄉村一級，覆蓋面如此廣，數量如此衆多，全世界罕見其匹。帝王的精神教育由皇宮發出，即可直達鄉野田間每家每戶。正如明史所說，由此，“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庠聲序音，重規疊矩，無間於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 　　雖然秉性吝嗇，在教育上，朱元璋卻從來不憚花錢。建校舍，請老師，已經投入了鉅額財政資金，而學生的待遇，又創歷代之冠。 　　洪武年間辦學都是國家投資，學校經費來源於國家撥給的學田（辦學用的公田以田地收益作爲學校基金），洪武十五年正式詔定天下學田之制，規定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 　　府、州、縣各級學生，都可以享受國家補貼。金額是每人給米六鬥，額外還有魚肉供應。京師的太學學生待遇更好。一旦考上太學，國家包發校服，每季度發一套，還包供食宿。甚至結了婚的，還可以帶家眷入學。家眷們的生活供應，由馬皇后親自負責。 　　朱元璋對學生們的關心體貼可謂無微不至。學生們離家日久，朱元璋發給他們新衣服一套，路費鈔五錠，讓他們可以回家看望父母。過春節、元宵，朱元璋還專門給學生們發過節錢。皇帝的人情味濃到如此程度，甚至恩及學生的家人。如洪武十二年，皇帝賜每個學生的父母各四匹帛。 　　至於每鄉每裏的社學，雖然無法提供如此豐厚的食宿，但也不收學雜費。朱元璋規定，由基層幹部根據老百姓家的自然狀況，儘可能多地動員適齡學童上學。 　　各級學校都有獎勵制度。國子監學生科舉廷試得第一名，在國子監門口立進士題名碑，加以褒獎。郡學學生每年選出一名成績最好的作爲貢士，保送國子學繼續深造。 　　朱元璋的這些措施，有力地推動了教育的發展。全國“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庠聲序音，重規疊矩，無間於下邑荒徼（jiǎo），山陬（zōu）海涯”，出現了“家有弦頌之聲，人有青雲之志”的社會現象。 　　明代教育的發達，超過了以往的唐宋時代。 　　【朱校長的可怕校規】 　　雖然待遇如此之好，不過，如果有機會坐時空穿梭機回到洪武時代，還是勸你不要去享受皇帝的義務教育。因爲，你進了國立學校，很有可能不能活着出來。 　　並不是聳人聽聞。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洪武皇帝親自制定的學規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在學校裏學的是什麼。各級學校的功課，都是由皇帝直接指定的，內容是《御製大誥》（即皇帝語錄），《大明律令》（即刑法），此外還有四書五經和《說苑》。皇帝規定：太學學生每日寫字一幅，每三天背下《大誥》一百字，本經一百字，四書一百字，每個月作文六篇。 　　功課似乎不重，可是校規倒是有點怕人。校規一共五十六款，有一些規定和今天差不多，比如必須穿校服，不許點名遲到，不許夜裏飲酒之類。然而也有些規定有點奇怪： 　　一、不許結社，什麼文學社、詩會之類一律嚴格取締。 　　二、不許議論學校食堂的飯菜好不好喫。 　　三、絕對禁止對人對事的批評。 　　最奇怪的一條是這個規定： 　　〖一切軍民利病，農工商賈皆可言之，惟生員不許建言。〗 　　就是說，天下百姓，別人誰都可以對國家大政方針發表意見，進行建言，只有學生不許！目的當然是戒絕學生參與政治的可能。 　　看來，朱元璋雖處中世紀，卻能以其超人的政治敏感，預感到學生與激進政治心態的天然聯繫。 　　爲了貫徹這些校規，朱元璋特地撥了兩名衙役進駐學校，做什麼用？打板子。一有違犯，即把學生拉到教師辦公室叫做“繩愆廳”的地方，脫下褲子，按在地上，痛打一頓。朱元璋規定判決完全由教師做主，學生沒有上訴的權利。 　　打板子在處罰裏是輕的，重的甚至可至充軍流放。校規裏有這樣一款： 　　“在學生員，當以孝悌忠信禮義爲本，必須隆師親友，養成忠厚之心，以爲他日之用。敢有毀辱師長及生事告訐者，即系幹名犯義，有傷風化，定將犯人杖一百，發雲南地面充軍。” 　　然而，只要有學生的地方，不同意見似乎就不可避免。由於校規過嚴，在第一任太學校長宋訥任內，有的學生被活活餓死，還有多名學生自殺身亡。學生趙麟對校長的殘忍非常不滿，出了一張匿名牆報（沒頭帖子），表達對校長的意見。這件事被當成嚴重的政治事件報告給皇帝，朱元璋龍顏大怒，立命把查出來的犯罪人趙麟殺了，並在國子監立一長竿，把他的腦袋掛在上面示衆。隔了十年，朱元璋有一次到太學視察，想起這件事，還餘怒未消，召集全體教職員和學生訓話： 　　〖恁學生每聽着：先前那宋訥做祭酒呵，學規好生嚴肅，秀才每循規蹈矩，都肯向學，所以教出來的個個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後來他善終了，以禮送他回鄉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如今著那年紀小的秀才官人每來署學事，他定的學規，恁每當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潑皮，違犯學規的，若祭酒來奏著恁呵，都不饒！全家發向煙瘴地面去，或充軍，或充吏，或做首領官。 　　今後學規嚴緊，若有無籍之徒，敢有似前貼沒頭帖子，誹謗師長的，許諸人出首，或綁縛將來，賞大銀兩個。若先前貼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綁縛將來呵，也一般賞他大銀兩個。將那犯人凌遲了，梟令在監前，全家抄沒，人口發往煙瘴地面。欽此！〗 　　懸趙麟頭顱的這竿子一直豎了一百六十餘年，方纔撤去。 　　在抓學校教育的同時，朱元璋對科舉制度也進行了改革。他定下的科舉制度更加重視形式，規條亦更繁瑣，“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禮》、《春秋》、《禮記》命題。其文略仿宋經義，代古人語氣爲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相對真知灼見，他更重視的是統一的規格，統一的口氣，統一的思想，以此來造成格式化的知識分子。 　　八股文禁錮於孔孟的經義，又只取朱子的註疏，必須代聖賢立言，不許越雷池一步。它形式主義嚴重，諸如怎樣破題、承題……都有嚴格的規定，甚至在字數上也限定爲五百或七百字。這一改革使科舉制徹底淪爲戕害人才的刑具，士人爲了掙得功名，只能皓首窮經揣摩時文程墨，並無精力來思索書本背後的大義，因而顧炎武有“八股之害，等於焚書”之語。 　　在朱的制度設計下，知識分子只能按照他的標準成長。他們只能“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窺是鑽，餘皆漫不加省”、“自四書一經之外，鹹束高閣，雖圖史滿前，皆不暇目”。思想受到嚴重的束縛，聰明才智被扼殺，“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強木不能對”。因此，在洪武年間，經常出現“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重輕”的現象，以致朱元璋自己也不時哀嘆：“朕即位以來，雖求賢之詔屢下，而得賢之效未臻。”“朕臨御三十年矣，求賢之心風夜孜孜，而鮮有能副聯望。任風憲者無激揚之風，爲牧民者無撫字之實！” 　　【“一刀切”必然“一風吹”】 　　在傳統中國，數學是一門不發達的科學。函數、變量、概率之類的概念，對於傳統中國人的大腦來說，是太複雜了點。人們習慣用加減法來思考問題，也就是說，用類推的方式把局部真理擴大到無限。中國的思想家們因此提出了著名的治國理念：一個人只要能修身、齊家，就有能力治國平天下，因爲國不過是家的累加。 　　現代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荒謬。當數量積累到一定程度時，事物運動的規律就會發生質的變化。這個治國理念就如同天天向遠處望，最終就可以練成千裏眼的傳說一樣，是一個永不可及的神話。 　　問題是，幾千年來，中國人一直是這樣思想的。因此，許多涉及系統論的複雜社會問題在我們中國人這裏根本不是問題，用“只要……就”的公式可以“小蔥拌豆腐”般輕鬆解決，比如我們曾經設想，只要每個人一年植幾棵樹，那麼我國的森林覆蓋率問題將不再成爲問題；比如只要每個人每天節約一滴水，那麼一年下來將會解決多少人的飲水問題；再比如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就會變成美好的人間。 　　同理，我國的偉大聖賢們提出，如果老百姓都得到了很好的教化，把思想統一到孔孟之道上來，做大臣的都堅決服從君主，做兒子的都堅決服從父親，做妻子的都堅決服從丈夫，三綱五常，那麼天下就會熙然而治，所有問題都迎刃而解，從而達到理想的堯舜世界。 　　“人心齊，泰山移。”從這個公式出發，“統一思想”就是治理國家的最關鍵所在。 　　被這個簡單直接的定理所鼓舞，歷代雄才大略的統治者都爲“統一思想”而奮鬥不已。可是很不幸，雖然聖人們幾千年以前就指出了正確方向，可是幾千年來堯舜世界卻從來沒有出現。這都是因爲每個朝代，都有那麼些人，不注意自我改造，頑固不化，陽關有路他不走，地獄無門他自尋，不能和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結果破壞了天下大治的大好局面。 　　雖然幾千年來在追求理想社會的過程中一次次碰得頭破血流，中國人卻始終不信邪。 　　之所以不改“思想教育萬能”的初衷，另一方面實在是因爲這個方法簡便實用，成本最低。然而，這個方法畢竟是治水中的堵，雖然可收穫一時，卻最終會被證明失敗。 　　“一刀切”的結局必然是“一風吹”。這是中國式行政之式的弱點造成的。朱元璋的“化民成俗”運動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朱元璋辦學過多過濫，且完全是在政治權力的強制之下辦成，所以，這種學校教育的繁榮是一種典型的虛假繁榮，完全是朱元璋一個人意志支撐的結果。當他的注意力有所轉移之時，學校即徒具形式。 　　以社學來說，在許多地方，建立之初就是流於形式，只選了校址，花了錢，收了回扣，最後有沒有人來學，卻成了最不重要的事，地方官吏甚至還借辦社學來敲詐百姓，朱元璋自己即說： 　　〖有願意讀書而沒有錢的人，地方官不許入學。有三丁四丁而不願讀書的人則愛財賣放，縱其愚頑，不令讀書。有父子二人，或農或商，無暇讀書卻逼令入學。〗 　　府州縣各級學校，因爲官督力度減弱，往往就有名無實。到後來，許多學校“生徒無覆在學肄業，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朱皇帝大力興辦學校的一時之盛，在他生時即是無根之木，在他死後很快煙消雲散。 　　“申明亭學習制度”也迅速淪爲形式。就像任何用行政力量推行的社會運動一樣，申明亭之制制定不久，就出現種種弊端。其表現是地方官翫忽職守，亭宇不修，善惡不書，剝克老人如賤役；後來雖有忠於職守的知縣，如嘉靖年間淳安縣知縣海瑞、隆慶萬曆之際惠安縣知縣葉春及等人曾曉諭老人，復建申明、旌善二亭，但人亡政息，終無補救。 　　第十章 不許造反：從刪《孟子》到給元朝皇帝磕頭 　　【孟子惹惱朱元璋】 　　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坐在便殿讀《孟子》。 　　和所有皇帝一樣，朱元璋大力尊奉孔孟。但是說實話，由於軍務政務繁雜，對於《論語》、《孟子》這些經典，他只是聽文人們講解過一些片斷，並沒有系統地研讀。如今天下已定，諸事都上了軌道，他也有興致來閱讀一下原典，吸取一些寶貴營養。 　　不讀不知道，一讀嚇一跳。讀着讀着，朱元璋的面色由愉快轉爲陰沉，眉頭越皺越緊，呼吸越變越粗。終於，把書往地下一摔，大聲說：“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焉？”意思是說，這老頭要是活到今天，還活得了嗎？ 　　身邊的侍衛們嚇得夠嗆，想，皇上這是怎麼了？ 　　原來朱元璋讀到了這樣一些文字： 　　〖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老百姓最重要，國家次重要，和前二者相比，國君最不重要。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就是說，國君對大臣禮貌，大臣也對國君尊敬。國君視大臣如糞土，則大臣也視國君如無物。 　　朱元璋大發雷霆，立刻召見文臣，宣佈即日起“罷免孟子配享孔廟”，將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廟，取消他千百年來在孔廟裏和孔子一起喫冷豬肉的資格。 　　此命一下，舉朝譁然。孔孟之道是中華立邦之本，這一舉動就如同基督教國家裏要把耶穌驅逐出教堂一樣驚世駭俗。大臣們當然紛紛上奏，表示反對。朱元璋命人把堆了一桌子的奏章都搬出去燒了，宣佈朕意已決，誰也不許再說，否則以“大不敬”的罪名處死。 　　這下朝廷立馬靜下來了，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的厲害。可是孔孟在中國被崇拜千年，畢竟會有幾根鐵桿粉絲屹立不倒。刑部尚書錢唐就堅持己見，還是要進宮爲孟子求情。 　　朱元璋一聽錢唐爲這事而來，命令金吾侍衛將他在殿前活活射死。金吾侍衛遵命彎弓，錢唐肩臂之上各中兩箭，鮮血直流，不過仍然英勇不屈，愣往裏闖。朱元璋見狀，也覺得錢唐是個漢子，就叫他進來說話。錢唐跪在皇帝面前，痛陳孟子之不可廢，說孟子已經被天下尊奉千年，一旦廢絕，不但中國震動，四夷也會驚愕，會懷疑中國還是那個尊奉聖人之道的天朝上國嗎？ 　　朱元璋想想也是這麼回事。從錢唐捨命闖關這件事上，他也見識了孟子在讀書人心目中的分量，於是命人把錢唐送到太醫院好好治療，不久又恢復了孟子配享孔廟的資格。 　　【刪減《孟子》，防止毒素流傳】 　　配享是恢復了，可是朱元璋還是覺得《孟子》裏的大量毒素不能聽任流傳下去。 　　想來想去，想出一個好辦法，那就是命令臣下“刪孟”，將《孟子》中自己看着不順眼的“反動文字”盡皆刪去，共砍掉孟子原文八十五條，只剩下一百多條，編了一本《孟子節文》，又專門規定，科舉考試不得以被刪的條文命題。 　　那麼，刪節的八十五條裏都有些什麼內容，讓朱元璋這樣深惡痛絕呢？ 　　第一類當然是那些主張“民貴君輕”、“大臣可以不尊重皇帝”的字句。刪掉這些文字，雖然有些可笑，但畢竟可以理解。 　　可是另一類刪節，乍一看就不太好理解了。比如孟子“有恆產而有恆心”這一揭示統治規律的名言，朱元璋也無法容忍，刪掉了“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以及“五畝之宅”之類的話。 　　另外許多主張皇帝必須實行“仁政”的條文，居然也被刪去了。比如這句話：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還有一類更奇怪的，就是孟子攻擊商紂王的話，也都被刪除了。比如：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曷）喪，予及女（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這是爲什麼呢？ 　　【對元朝皇帝的特殊感情】 　　其實在刪孟子以前，朱元璋還做過好多臣下不太好理解的事。 　　比如在推翻元朝之際，中原漢人皆歡欣鼓舞，揚眉吐氣，強烈要求朱元璋徹底清算元朝的罪惡，懲辦那些欺壓百姓的元朝統治者。 　　可是朱元璋卻沒有這樣做。在進軍大都之時，他要求軍隊不得危害元朝皇親貴族：“元之宗戚，鹹俾保全。” 　　在元順帝倉皇北逃後，明軍俘獲了皇子買的裏八剌。大臣們要求在南京舉行“獻俘”典禮，以慶祝這一偉大的勝利。朱元璋卻拒不同意，理由是這是對前皇子的侮辱。他說：“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他對俘獲的元朝貴族一概予以極盡尊禮，封給他們很高的爵位，賜給極爲優厚的生活條件，讓漢族人繼續對他們行禮如儀。 　　甚至在推翻元朝之後，大臣們紛紛獻上“捷奏”之章，批判元代皇帝的無道，頌揚洪武皇帝的雄武，也讓朱元璋很不滿意，因爲奏章裏面有貶低元朝君主的詞彙。朱元璋對宰相說：“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奈何爲此浮薄之言？亟改之。” 　　對於中原漢人來說，推翻了元人的統治，是顛倒了的世界重新顛倒過來，是撥開雲霧，重見青天：我堂堂中華乃是“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居然被一個野蠻的騎馬民族統治，萬里腥羶，人盡臣虜，這實在是莫大的恥辱。所以，大多數漢人都不承認元人統治的正統地位。比如元末另一個起義領袖明玉珍稱帝詔中就說：“元以北狄污我中夏，倫理以之晦冥，人物爲之消滅。”他要推翻元朝，“恭行天罰，草彼左衽之卑污；昭爲茂功，成我文明之治”。意即掃除中國歷史上的意外，重新回到漢族正統。 　　但是朱元璋卻自始至終堅持認爲元人的統治是“正統”。他從各個角度，竭盡全力爲元朝的正統性辯護。 　　在即位告天文中，他這樣說：“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 　　也就是說，元朝的統治是受命於天，光明正大，理所當然。值得注意的是，他說“百有餘年”，這就不但將元滅南宋後的幾十年視爲正統，且將元、宋並存的十幾年亦視爲元的正統。 　　不止從天理的角度承認元朝的合法性，他還從個人感情的角度，表達對元朝統治的感恩戴德之情：“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 　　這似乎就更不好理解了。在大元帝國的統治之下，他父親朱五四四處遷徙，還是落得飢餓而死。他朱元璋也沒過過一天好日子。不光朱元璋如此，全體漢人都受元人野蠻統治的苦：漢人打傷蒙古人要判死刑，蒙古人打死漢人只賠一頭驢；漢人即使當了大官，見到蒙古人，行禮畢要把雙手反背過來，作捆綁狀，以表示歸順之意。按理說，他應該對大元懷有刻骨仇恨纔對，怎麼居然歌功頌德感激涕零起來？ 　　【構建“朱氏天命論”】 　　批判孟子和歌頌元人，這兩件事貫穿着一個意圖：建立“朱氏天命論”。 　　朱元璋登上皇位之時，內心有點沒底。因爲中國人向來重視門第，講求出身。自古以來，豈有乞丐而爲天子？所以許多人雖然畏服於他的刀劍，對於他這個人卻相當瞧不起。被一個前要飯花子統治，天下精英們內心難免感覺有點不是滋味。 　　所以，他一開始想找個名人聯個宗兒，謊稱自己是朱熹的後代。 　　可是再一想，這個謊也太經不起推敲了，不但不給能自己增光，反而會暴露自己的心虛，因此打消了這個念頭。 　　爲這個問題苦惱許久之後，朱元璋突然腦筋急轉彎兒：自己的出身利用好了，可以化腐朽爲神奇，把壞事變好事。按照世俗之人的想法，無論誰當皇帝，也輪不到他這個要飯花子。然而事實是，天下那麼多富貴人讀書人誰也沒當上皇帝，偏偏他一個乞丐當上了，這不正說明他有“天命”嗎？ 　　所以朱元璋一反歷代統治者攀龍附鳳之習，乾脆坦然承認自己出身是“淮右小民”，而且還到處宣揚這一點。口頭上、文字上、一開口、一動筆，總要插進“朕本淮右布衣”，或者“江左布衣”，以及“匹夫”、“起自田畝”、“出身寒微”一類的話。這就是爲了強調自己命運的奇特和天命的眷顧。 　　在朱明政府的中央文件中，天命論到處皆是。他說“人君開創基業，皆奉天命”，自己之所以能由布衣而登帝位，是因爲父祖“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他對孔子後代孔克堅說：“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復先王之舊。雖起自布衣，實承古先帝王之統。且古人起布衣而稱帝者，漢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違之。”他又說，“朕本布衣，因元綱不振，羣雄蜂起，所在騷動，遂全生於行伍間，豈知有今日者邪。” 　　爲了證明這一點，朱元璋還寫了許多文章，比如《周顛仙人傳》、《紀夢》，來宣揚自己身上的種種神異之處，進行自我神話。說周顛仙人早就看出他要當皇帝，說自己即位前一年，就夢見穿紫衣的道士授給他絳旗、冠履、寶劍諸物，證明自己是上天簡授，確定無疑。 　　那麼，爲什麼上天不挑別人，偏偏挑了他呢？朱元璋說，這就是天命的神奇之處，老天爺的心思很難猜，它總是習慣於出人意料。比如，當初誰能想到，一個小小的馬上民族蒙古，能君臨天下，統治漢人長達百年呢？ 　　他在《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民人檄》中說：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 　　朱元璋說，蒙古族人少，文化落後，按理說不應該統治廣大中國地區。但是他們居然就入主中原了。這恰恰說明，他們有“天命”，否則怎麼解釋？ 　　基於這一邏輯，朱元璋必須視元朝爲正統。因爲這是上天的意志。所以他承認元朝直接受命於天，接續了三皇五帝的正統，“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皇曰兩漢曰唐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比，德相侔”。 　　【創造“朱氏恩德論”】 　　與“天命觀”相配合的是“恩德論”。 　　快要登上帝位之際，他遇到了一個理論難題：怎麼看待農民起義？ 　　肯定農民起義嗎？似乎當然應該肯定。因爲他和他的追隨者都是起義者。他們用起義推翻了萬惡的舊王朝，建立了光明的新社會。他們的合法性源於這個樸素的真理：天下無道，就應該有人揭竿而起。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 　　但是慢着，如果肯定起義無罪，那再有後來者效仿他起兵造反怎麼辦？ 　　在推翻舊王朝的時候，他當然可以大喊造反有理，起義無罪。但是，成了新王朝的統治者，他就必須讓老百姓明白，以後不許造反，更不能起義。 　　這個彎子可不太好轉。 　　所以，他要大力打造“朱氏恩德論”。 　　在朱元璋以前，中國人認爲“有德者有天命”，可以擁有天下。而無德者就失去了“天命”。天下無道，人民就可以起來推翻它。而朱元璋要打造的“朱氏恩德論”是：因爲你身處的王朝對你有恩，所以不管它有道無道，你都不應該帶頭起來背叛這個王朝。 　　朱元璋說，一個人有了天命，也就從上天那獲得了天下的所有權。也就是說，全部中國領土的產權都歸他一人。其他所有人，都是“寄居者”。 　　所以，開國皇帝對天下百姓來說，有兩大恩德：一個是開創了太平，使天下人不再相互殘殺，可以保全性命。二是既然天下土地，都是皇帝家的，那麼所有的糧食，都是在皇帝家族的土地上長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天下人都是皇帝一個人養活的，每個人因此都應該對皇帝感恩戴德。 　　不要以爲這是在開玩笑，這是中國曆代統治者的真實想法。只不過朱元璋表達得最透徹。 　　從這個理論出發，元朝皇帝雖然統治低能，畢竟也建立了一套法律，安設了幾名官員，比天下大亂還是要好。所以朱元璋說：“元祖宗功德在人。”在給元世祖的祭文中，他更這樣頌揚元朝的統治：“惟神昔自朔土來主中國，治安之盛，生養之繁，功被人民者矣。” 　　元朝初建，統治秩序比較好，老百姓一度安居樂業。他朱元璋雖然生不逢時，沒趕上好時候，喫不飽穿不暖，但畢竟也算是喫了人家蒙古皇帝的，喝了人家大元天子的，怎麼能忘恩負義，不予承認呢？ 　　〖如予父母生於元初定天下之時，彼時法度嚴明，使愚頑畏威懷德，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在民則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安其生，惠莫大焉！ 　　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 　　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 　　在內心深處，朱元璋對元朝當然是充滿憤怒的，畢竟他一家人差點因爲元朝的野蠻統治死絕。但對於他這樣級別的政治家來說，考慮問題，不能從個人恩怨，而是要從天下大局出發。進一步說，不能從正義與否角度，而是要從“實用”與否角度。 　　所以洪武四年，朱元璋命人在北平給元世祖蓋了廟。洪武六年，他又在南京建了歷代帝王廟，把元世祖忽必烈和漢高祖劉邦、唐高祖李淵、宋太祖趙匡胤都供在一起，還把元朝開國功臣木華黎等四人牌位也供在邊上，他自己恭恭敬敬前去行跪拜大禮。他如此敬禮元朝，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給天下百姓作個示範，讓他們也敬禮新朝，告訴他們喫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短。 　　既然承認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大恩人，那麼即使一時統治得不好，偶有雷霆雨露，那也都是天恩，大家永遠不能起叛逆之心。這就是朱元璋建立天命恩德論的最終落腳點。在他朱家政權的治下，天下再無道，人們都要老老實實當順民而不是逆民。任何情況下，起義都有罪，造反都無理。 　　【我造反有理，你造反有罪】 　　理論構建到這兒，朱元璋發現他遇到了一點難題： 　　他本人就是大元王朝的推翻者。他食元朝之毛，踐元朝之土，世受元朝雨露之恩，卻起兵打倒了大元王朝，這怎麼解釋？ 　　雖然誰握住了刀把子誰就有了話語權，要把這個道理講圓滿，也實在太考驗人的智商了。 　　朱元璋開始是這樣解釋的：他當初參加起義，只是爲了喫飯活命，並不是爲了推翻元朝。他不斷強調自己加入起義軍實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點。他說自己加入起義軍是“昔者朕被妖人（紅巾軍）逼起山野”（《與元臣禿魯書》）。他又說：“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紅巾）忽至，誤入其中。”（《明太祖實錄》卷三七）在《皇陵碑》中又說：“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傑（那些起義領袖）何有乎仁良（也沒什麼好東西）。”他寧肯降低自己參與造反活動的意義，也不能給臣民作壞的榜樣。 　　後來他又進一步解釋，說他起兵之時，元朝已經失去天命，土崩瓦解了。他動不動手，元朝都註定要滅亡了。他的原話是：“盜賊奸起，羣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於羣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也就是說，元朝的滅亡跟他沒什麼關係。他參加起義，不是爲了推翻舊王朝，也不是爲了當皇帝，而是因爲實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要拯萬民於水火。他取天下，是從羣雄之手，而不是元朝之手。 　　這兩種解釋似乎還不圓滿，到了編寫《大誥》時，朱元璋又發明了“殿興有福”理論。他天才地將起義者分爲“首亂”者和“殿興”者兩部分。首亂者，就是帶着造反的那一批人。而殿興者，就是他這樣半路參加起義的人。 　　《御製大誥三編·造言好亂第十三》中，朱元璋說：“元政不綱，天將更其運祚，而愚民好作亂者興焉”——因爲天下無道，所以愚民作亂。 　　朱元璋認爲，帶頭作亂者都是忘恩負義、膽大妄爲之徒，註定沒有好下場，這就是所謂“殃歸首亂”。 　　朱元璋還舉大量的例子來論證他的觀點：歷代大型農民起義中，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確實多數都做了後人的鋪路石，“秦之陳勝、吳廣，漢之黃巾，隋之楊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則等輩，皆系造言倡亂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輩，若煙消火滅矣。何故？蓋天之道好還，凡爲首倡亂者，致干戈橫作，物命損傷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與首亂者，殃歸首亂，福在殿興”。 　　至於爲什麼首亂不祥呢？朱元璋籠統地解釋說，因爲這些人引起了戰亂，造成了流血，老天爺討厭這樣的人。 　　至於那些後來才參加起義的人，就沒有什麼責任了。因爲動亂的大火已經燒起來了，他們再加把火，是爲了使火災早點結束，早點還大家以太平，所以“福在殿興”。 　　這一說法充滿矛盾，既然天下無道，“天將更其運祚”，被推翻是必然的，總得有第一個起來反對它的，儘管他可能不成功，但是其發難之功是不容否定的。但朱元璋稱之爲“愚民”，說他們是“作亂”。然而沒有流血，怎麼會推翻無道的舊王朝，又哪來的新王朝？站在“首亂”者的屍體上，享受首亂者用自己的犧牲換來的成果，卻又這樣大言不慚地辱罵他們，實在是匪夷所思。 　　費盡腦汁，朱元璋的理論其實是要落腳於，萬萬不要第一個揭竿而起。 　　說他狡猾也可以，說他愚蠢也可以，說他陰險也可以，說他坦率也可以，反正理論構建至此，朱元璋圖窮匕見：不論怎麼說，你們可千萬不要造我大明的反。 　　爲了說服愚民，他又繼續費盡口舌，推導出了寧可餓死，也強於造反之說。他說，元朝承平時，富無旁憂，貧有貧樂。縱有天災，“饑饉並臻，間有缺食而死者，終非兵刃之死。設使被兵所逼，倉惶投崖，趨火赴淵而歿，觀其窘於衣食而死者，豈不優遊自盡者乎”？ 　　餓死強於戰死，比起那樣被殺死的，活活餓死還很“優遊”舒服，相當享受呢。所以寧可餓死，也不能反抗他的統治。他又從多個側面論證這個主張，說造反其實沒有什麼好處：從亂者並非俱能爲人上人，除了那些“亂雄”和文武官吏外，“其泛常，非軍即民，須聽命而役之。嗚呼，當此之際，其爲軍也，其爲民也，何異於居承平時，名色亦然，差役愈甚”。也就是說，剩下的大部分，打了半天仗，也不過落了個普通軍民，既然這樣，何苦費事一回呢。 　　他在《大誥三編·造言好亂》一節中說： 　　〖且昔朕親見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當是時，恬於從亂。一從兵後，棄撇田園宅舍，失桑棗榆槐，挈家就軍，老幼盡行，隨軍營於野外，少壯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趨兇，父子皆聽命矣。與官軍拒，朝出則父子兄弟同行，暮歸則四喪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屬衆多，遇寒朔風凜凜，密雪霏霏，飲食不節，老幼悲啼，思歸故里，不可得而歸。不半年，不周歲，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兒父母亦喪者有之，如此身家滅者甚多矣。〗 　　當初啊，我親眼見着許多大戶人家，普通人家，窮苦人家的人跟着造反。那可相當苦啊：拋棄田地家產，一家老小跟着風餐露宿。早上出去打仗，父子兄弟都去了，回來時，四個人往往死了兩三個。不長時間，這一家就剩不下什麼人了。 　　他通過這種“親身經歷”來諄諄告誡百姓不要起來造反。 　　說到這，我們就理解他爲什麼討厭孟子了。 　　他要刪掉有恆產者有恆心理論。朱元璋的理論是，有恆產當然有恆心，但無恆產也必須有恆心。換言之，在朱元璋的統治之下，你即使淪爲赤貧，走投無路，也不得起造反之心。 　　他刪掉帝王必須仁慈，意思是，對帝王，不得有任何要求，什麼樣的帝王，百姓都應該服從。 　　他不許批評商紂王，並不是朱元璋喜歡商紂王，要像郭沫若先生那樣爲商紂王翻案。而是因爲他主張，即使皇帝如同商紂王一樣荒淫無道，臣下也不應該批評，更不應該推翻。 　　歷代皇帝可能也有人和朱元璋一樣，讀了孟子感覺不舒服，不過他們還從來沒有人想到可以閹割孟子。因爲孟子是儒學體系的核心，正如黃仁宇所言：“從個人說辯的能力和長久的功效兩方面看，孟子在傳統政治上的地位要超過孔子。” 　　朱元璋不一樣。對於他這樣赤手空拳開天闢地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是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真正至高無上的是他自己，人世間所有一切，包括所謂真理，都是爲他服務的。朱元璋襲用孔孟之道，是因爲孔孟之道可以鞏固他的統治。如果不利於他的統治，他當然可以改造它甚至消滅它。對別人來講駭人聽聞的大逆不道，對他來說，卻完全符合邏輯。 　　【劉伯溫的悲慘下場】 　　除了教育百姓外，朱元璋還要抓官員隊伍的思想建設。 　　朱元璋做事的特點是考慮極爲長遠。在與元朝作戰之時，他已經想到了未來王朝的鞏固問題。所以，遇到那些寧死不屈的元朝官員，他權衡利弊後，挑出幾個，大加表彰，藉此在自己的大臣中樹立“忠”的觀念。 　　元太平路總管靳義在太平城破時投水自殺，朱元璋稱之爲“義士”，下令“具棺斂葬之”。元將領福壽死於集慶，石抹宜孫死於處州，餘闕死於安慶，他也一一加以禮葬和祠祀，以彰其“忠”。他誇獎福壽說：“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其福壽之謂乎？爲人臣者當如是也。” 　　蔡子英爲元至正中進士，累官至行省參政。元亡被明兵捕獲，押至京師。朱元璋久聞其名，以禮遇之，但蔡子英不爲所動，在羈所大哭不止。 　　“人問其故，曰：‘無他，思舊君耳！’”朱元璋聞聽，十分感動，“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從故主於和林。”命人給了車馬路費，送他到北方草原去找北元皇帝去了。這一出人意料的舉動，有力地向天下人宣示了他對“忠誠”這一品質的推崇。 　　朱元璋善於招攬人才，許多故元的將領文臣投奔到他的麾下，爲他的事業作出巨大貢獻。在奔向帝位的途中，他對這些人畢恭畢敬，遵禮有加，比如劉基因爲做過元朝臣子，不想出山，朱元璋絞盡腦汁，想盡了各種辦法勸他出來，又對劉基非常尊重，每次都“稱老先生而不名”。 　　然而，開國之後，當這些人的重要性降低之後，朱元璋的態度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劉基爲朱元璋的事業，可以說盡了肱股之力。沒有劉基，也許就沒有朱元璋的天下。因此，當元順帝北逃、皇子買的裏八剌被送到南京時，他和其他開國元勳一樣，歡欣鼓舞，文思泉湧，寫了一封祝捷文章，正要給朱元璋送上時，朱元璋卻下了這樣一道詔書：“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做過元朝官員的人，不要參與慶賀。 　　這對以劉基爲首的在元朝當過官的人的精神打擊可想而知。朱元璋的意思表達得很清楚，以“忠臣不事二主”的標準，劉基易主求名，是“大節有虧”，犯了原則性錯誤，是不可饒恕的。因此在大封功臣之時，只封他一個伯爵，不久就把他趕回家裏，最後還聽任其政敵將他害死。 　　元翰林學士危素在元亡之際曾投井自殺，卻被救出。朱元璋聽說此事，認爲其人忠義可用，把他招來安排在自己身邊做侍從文官，十分信任。危素也賣命盡職，爲朱元璋做了許多工作。可是天下大定之後，朱元璋看他就有些不順眼了。有一天，朱元璋坐在東閣側室的屏風後面，危素從屏風外慢步走來，履聲橐橐（tuó）。 　　朱元璋問：“誰？” 　　危素答道：“老臣危素。” 　　朱元璋嫌他自稱老臣，就嘲笑說：“我只道是文天祥來！” 　　元順帝有頭大象，能在宴會上起舞助興。明軍攻入大都後，把它運到南京。有一次朱元璋宴請羣臣，叫人把大象牽來，要它起舞，這頭大象卻趴在地上不動。朱元璋一氣之下，下令把大象宰了。第二天，便借這件事，叫人制作兩塊木牌，一塊寫着“危不如象”，一塊寫着“素不如象”，掛在危素的左右肩，把他羞辱一通。 　　後來，御史王著等人上書，彈劾危素是亡國之臣，“不宜列侍從”，朱元璋下詔把他貶到和州去看守餘闕廟。不到一年，危素便鬱悶而死。 　　這樣的例子不止危素一個。許多元朝降臣都是“始雖榮遇，終必摒辱”。 　　第十一章 任意摧殘：對知識分子的軟硬兩種手段 　　【“胡蘿蔔加大棒”】 　　如前所述，在打天下的過程當中，朱元璋十分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善於任用讀書人，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開國之前，他對知識分子畢恭畢敬，十分熱情。 　　開國之後，朱元璋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前後發生過很大變化。 　　開國初年，他仍然十分重視人才工作。 　　開國之初，百廢待興，各條戰線都急需人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訪求知識分子高潮，來充實自己的官僚隊伍。 　　他繼續打天下時的老辦法，命人攜帶大量金錢分赴各地尋找人才。對知識分子還是堅持“給足面子”，囑咐使臣們“求賢之道，非禮不行……有司盡心詢訪，必求真材，以禮敦遣”。洪武元年徐達北伐，朱元璋命他一邊作戰，一邊注意訪取人才。徐達畢竟是武人，只要是讀書人，不管本人是否願意，都強迫他們赴京，不動身就動武。朱元璋得知，即發佈公告，進行安撫，說：“所徵人材，有不願行者，有司不得驅迫，聽其自便。” 　　不過，這時的知識分子政策已經由一手變成了兩手。天下未定之際，讀書人不出山他不硬逼。因爲逼急了，這些人有可能跑到他的對手那裏去。他只能擺出寬懷大度的樣子，置之不問。如今天下已經姓朱，形勢不可逆轉，讀書人無處可逃，所以對那些太不給他面子的知識分子，朱元璋也時常不自覺地失去耐心，露出自己的獠牙。 　　江西貴溪縣的夏伯啓叔侄想做元遺民，不願當官，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了。朱元璋聞知大怒，夏伯啓叔侄被梟首示衆，全家都被籍沒。和夏伯啓叔侄一樣被朱元璋殺死的還有蘇州文人姚潤、王謨，他們也是“被徵不仕”，結果是“皆誅而籍其家”。 　　《明朝小史》更記載： 　　〖帝既得天下，惡勝國頑民，竄入淄流，乃聚數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頂，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頭數顆，名曰“鏟頭會”。〗 　　朱元璋痛恨那些託身寺廟的遺民，將他們埋入地中，只露其頭，用大斧削去，稱爲“鏟頭會”。 　　在朱元璋以前，雖然君權嚴重，士大夫階層還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獨立。“山林隱逸”不但被寬容，甚至被尊崇，這是傳統社會留給人們的最後一塊自由呼吸的空間。朱元璋卻毫不猶豫地封殺了這塊空間，他認爲，這些拒絕與他的政權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這個前乞丐。他發佈命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爲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爲之過。”這就是所謂的“寰中士夫不爲君用”罪。 　　天下是他朱元璋的天下，所有讀書人都是仰他朱家的陽光雨露而活，不爲他朱家服務，這本就是滔天大罪。後來他還專門寫了一篇《嚴光論》來繼續闡述他的“不爲君用即爲罪”的理論。嚴光是漢光武帝劉秀故人，劉秀登基後他隱姓埋名，不願出山，劉秀只好讓他瀟灑自在地在富春江垂釣消遣，這本是中國歷史上一樁著名美談，不想在一千三百年後，卻遭到了朱元璋的嚴厲批判。朱元璋說，假使是赤眉、王郎、劉盆子等輩混亂未定之時，嚴光到哪兒釣魚？現在他之所以有地方釣魚，是因爲皇帝平定了天下。既受皇帝之恩，理當出山服務。 　　胡蘿蔔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顯。天下知識分子再也不敢東躲西藏，都老老實實出來爲新政權服務。由於大批知識分子加盟，大明王朝的官僚體系迅速建立，國家機器按計劃有效運轉起來了。 　　【大明第一文學家】 　　第二階段是漸起輕視之心，言辭不再卑遜。 　　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識幾筐，隨着身邊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在他們的薰陶下開始有計劃地讀書，博覽經史，學做文章，漸漸地登堂入室。他發現，原來知識並不那麼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他朱元璋一樣可以通古博今，甚至寫出像模像樣的文章。 　　隨着自己文化水平越來越高，瞭解了知識的堂奧，朱元璋對知識分子的迷信之心漸淡。他發現，知識分子們既有突出的長處，也有明顯的短處。長處是知識廣博，足智多謀，弱點是多謀寡斷，缺乏行動力。朱元璋明白了爲什麼人家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們做事畏手畏腳，條條框框太多，缺乏膽氣魄力，只會做君子，不敢當小人。所以他們難以獨立成大事，只能追隨自己尋找功名富貴。真正的英雄，還得數他和劉邦這樣的大老粗。明白了這一點，朱元璋漸起對文人的輕視之心。 　　開國之後，他在給宋濂的誥命中，這樣坦率地談到對宋濂的真實看法： 　　〖爾濂雖博通今古，惜乎臨事無爲，每事牽制弗決。若使爾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甚有不足。（《明太祖集》卷三）〗 　　他認爲宋濂雖然博古通今，學識出衆，但缺乏決斷力和執行力，辦不了什麼實際的事情。 　　這樣的話，朱元璋在開國前是絕對不會說的。對開國文臣之首宋濂尚如此評價，別的文臣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事業的順利，使朱元璋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脹起來。 　　隨着政權越來越穩定，大家都認識到天下姓朱已經沒有任何疑問。朱元璋不用再像以前那樣費力地去尋訪、邀請，多如牛毛的知識分子就主動滿懷熱情地依附到朱家政權這張皮上。朱元璋廣泛興建的學校系統已經開始培養車載斗量的文化人，一時間知識分子極大豐富，似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他們在朱元璋眼中的價值也越來越低，他對他們的整體態度也越來越輕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貴妃去世。貴妃相對皇后，是小老婆。按古禮，庶母死，子孫不需服喪。朱元璋十分喜歡這位妃子，要求孩子給她服喪。文臣們紛紛上書，反對他更改古禮，朱元璋因此寫了篇《孝慈錄·序》，大罵這些知識分子“迂儒”。說他們只知道死讀書，讀死書，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審時度勢，現實靈活地處理問題： 　　〖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 　　又說，這些人其實不過是一羣廢物，做不出什麼好事來，警告後世君主不要過於聽信他們： 　　〖朕觀宮生之君，好內山林之士，任爲股肱爪牙，暴貴其身，致君牽制文義，優遊不斷，國之危亡，非迂儒者誰？其喪禮之論，時文之變態，儒乃不能審勢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見其情，甚不難矣。〗 　　通過這些痛快淋漓的斥罵，朱元璋將那些“山林之士”貶低成一羣廢物，警告後世君主不要過於聽信他們，以防“牽制文義，優遊不斷”。這裏面，有對知識分子弱點的灼見，更多的是一竿子打死的偏見。 　　不但對知識分子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顧，對於文人學士們的文字本行，朱元璋也越來越敢於評頭品足，揮斥方遒。朱元璋雖然中年之後纔開始學習寫文章，但因天分不錯，常有出色之作。他的一些文字雖粗頭亂服，卻風格獨特豪邁，氣勢吞吐千古，在古今帝王中獨樹一幟，他也頗以此自矜。洪武七年，朱元璋舉行詩文大會，命文臣們作《閱江樓記》。讀完之後無一當意者，於是親自動手，寫了兩篇，給文臣們做示範。 　　大臣們當然讚頌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單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學家的寶座。不久之後，對當代文壇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滿意了，寫了《駁韓愈頌伯夷文》、《辨韓愈訟風伯文》等文章，開始對中國文學史的顯赫人物韓愈、柳宗元大加批駁，說韓愈對於“格物致知，尚未審其情”，說這些文人只會講究詞藻，不通人情物理。儼然以帝王之尊，指導天下文人如何寫作，文章強詞奪理，滿紙咄咄逼人的霸氣，高己卑人、予智予雄於此達到了極點。 　　【洪武朝的敏感詞】 　　第三個階段，則是一邊任用，一邊殘殺。 　　在統治前期，朱元璋極少殺文臣。到了洪武中期，天下已如磐石之安，朱元璋對自己的流氓本性不再刻意壓制。他對文臣，一方面要任用他們安邦治國；另一方面，因爲知識分子到處都是，用不過來，稍不高興，就隨手殺掉，毫不可惜。 　　洪武九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上萬言書直陳時務，朱元璋叫中書郎王敏將萬言書讀給他聽，一開頭茹太素說了一大堆套話，讓朱元璋十分討厭，把茹太素叫進宮，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頓。第二天晚上，又叫人接着念茹太素的萬言書，聽到後面有四件事可行，這才把茹太素放了，說你的錯誤在於文章寫得太長，其實五百個字就足夠了。 　　過了幾年，茹太素當到戶部尚書，仍然愛提意見，因而“屢瀕於罪”。 　　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宴請茹太素，給茹太素倒了一杯酒，吟詩說：“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茹太素磕頭致謝，續韻吟道：“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朱元璋聽了，不禁爲之惻然。但不久，還是找藉口把茹太素處死了。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四月，朱元璋設置僧司機構，大力崇佛。大理寺卿李仕魯是頗著聲名的程朱理學家，對皇上崇佛的舉措頗不以爲然，勸朱元璋崇儒闢佛，朱元璋不從，他一氣之下，把手中的朝笏扔到地上。朱元璋大怒，叫武士當場把他摔死在臺階下面。 　　同州進士王樸性格耿直，最愛直言極諫，有時見自己的諫言未被接受，還當面和朱元璋展開辯論。朱元璋開始幾次對他的敢言勁頭表示欣賞，後來次數多了不勝其煩，把他殺頭了事。王樸根本不瞭解自己這類知識分子在皇帝心中無足輕重的地位，路過史館，還高聲呼喊：“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樸也！” 　　除了這類因爲頂撞進諫而死者外，更多的知識分子死於朱元璋的文字獄。雖然朱元璋越來越看不起知識分子，但他對知識分子的防範戒備心理卻絲毫沒有放鬆，起因是“士誠小人”這個典故。 　　洪武初年，因爲不滿朱元璋重文輕武，有一位武臣對朱元璋大講知識分子的壞處。他說這些人心胸狹窄，嘴巴刻薄，經常變着法地罵人：“讀書人用心歹毒，特擅譏訕，如不警覺，即受其愚弄。如張九四（張士誠原名）優禮文人，請他們給自己改名，哪成想他們竟給他取名爲‘士誠’。” 　　朱元璋說，這名字很好啊？有什麼毛病？ 　　武臣說：毛病大了去了。我的幕僚跟我講，《孟子》上說了，士，誠小人也。這是罵張士誠小人啊！ 　　朱元璋聽後，立即找了本《孟子》來查，果然發現有這句話。他不禁竦然而驚：張士誠也算半個君王，給人叫了半輩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憐。這無非讀書人欺負他是鹽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這樣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們瞧不起。從此朱元璋就開始對文臣們大起疑心，閱讀奏章多了一個心眼兒。 　　朱元璋口口聲聲稱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畝”、“出身寒微”，顯得十分豪爽坦率。但是這些話只能他自己來說，別人可千萬不能說。實際上，做過乞丐與和尚，這一直是朱元璋內心深處最大的一塊傷疤，但凡“光”、“禿”、“僧”等與和尚沾邊兒的字眼兒，都會犯他禁忌。因爲是起義起家，所以也討厭人提“賊”和“寇”。 　　大明臣民其實誰也沒有膽子當着朱元璋提這壺水，也沒有興趣提這壺水，所以奏章中不用這些字，朱元璋卻更不放心，總懷疑別人會更加拐彎抹角地罵他，遂將防區無限擴大，到了極爲可笑的程度。比如“生”字，因爲近乎“僧”字，在他看來就不懷好意。而“則”字也很危險，因爲“則”在淮西方言中發音與“賊”同。 　　按照明初習慣，逢年過節、皇帝生日之時，文武大臣都要上表慶賀。所上的表箋，照例由學校教官代作。雖然表箋中都是毫無營養的陳詞濫調，但因爲都是頌揚自己的話，朱元璋很喜歡閱讀。但讀來讀去，越來越多的敏感詞蹦了出來，出現次數最多的敏感詞兒是“則”字。 　　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句被殺；桂林府學訓導蔣質因所作《正旦賀表》中有“建中作則”被殺。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爲都司作《萬壽表》，以表內有“垂子孫而作則”句被處死；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爲按察使作《賀冬表》，因表內有“以則天下”句而被處死。 　　其次，表箋中若有“生”（近“僧”）、“法坤”（近“發髡”）等字樣，也被他認爲是諷刺他曾出家爲僧之事。常州府學訓導蔣鎮，因所作《正旦賀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殺。祥符縣教諭賈翥（zhù）爲本縣作《正旦賀表》，中有“取法象魏”句，因“取法”音同“去發”，賈翥亦未免一死。尉氏縣學教諭許元爲本府作《萬壽賀表》，表中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一句，因“法坤”音同“發髡”，“藻飾太平”音同“早失太平”，許元送了性命。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事例，形形色色，五花八門。朱元璋的想象力實在驚人，他製造的文字獄也因此觸目驚心，駭人聽聞。亳州訓導林雲在所作《謝東宮賜宴箋》內有“式君父以班爵祿”句，朱元璋以爲“式君父”爲“弒君父”之隱語，林雲因此而被殺。 　　德安府學訓導吳憲在所作《賀立太孫表》中有“永紹萬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句，朱元璋以爲“有道”爲“有盜”之諧語，吳憲也因此身首異處。懷慶府學訓導呂睿在所作《謝賜馬錶》中有“遙望帝扉”之語，朱元璋以爲“帝扉”隱含“帝非”之譏，呂睿也遭殺頭之禍。此外，陳州府學訓導周冕爲本州作《萬壽表》，以表內有“壽域千秋”句被殺，人們怎麼想也想不明白爲什麼，後來只能揣測也許是因爲“壽”字與“獸”字同音之故。 　　除了在表章裏挑毛病之外，朱元璋還將文字獄擴展到文學作品當中，看到誰寫的詩文讓自己不舒服，就把作者抓來殺掉。 　　郎瑛《七修類稿》記載，洪武年間，四明僧人守仁應詔入京，閒着沒事，作了《翡翠》詩：“見說炎州進翠衣，網羅一日遍東西。羽毛亦足爲身累，那得秋林靜處棲。”朱元璋讀了之後，對守仁說：“你不想見我，說我法網密嗎？”於是以謗訕罪將他處死了。 　　顧公燮《消夏閒記摘抄》則記載，一位叫來複的和尚在給朱元璋的謝恩詩中有“金盤蘇合來殊域”和“自慚無德頌陶唐”兩句，朱元璋看後大怒，說：“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爲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將之斬首。 　　明初“吳中四傑”之首高啓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七年，朱元璋讀到高啓創作的《上梁文》中，以“龍盤虎踞”一詞形容魏觀的府治。朱元璋以爲此語只可用來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故將高啓腰斬。 　　【外國文字獄】 　　講到這裏，我們不妨逸出一筆，介紹一下中國文字獄史上很有意思的一種文字獄：外國文字獄。 　　朱元璋不僅對本國臣子的表箋深文周納，對外國來的表箋亦是如此。文字獄因此在中國歷史上首次走出國界，走向了世界。 　　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廢黜高麗國王自立，畢恭畢敬地上表明廷，請朱元璋賜他一個國號。朱元璋批准他用“朝鮮”國號，李成桂又趕緊派文臣李恬爲謝恩使，來感謝更國號之恩。在謝恩表中，李成桂爲了表示恭順，沒敢用朝鮮國王的名義，而用了“權知國事”這個頭銜，朱元璋疑忌頓生，認爲李成桂這是對他的不尊重，命人將謝恩使李恬按在地上痛打，“棒恬幾死”，在他回朝鮮時，又不給他馬騎，讓他忍着傷痛，步行回家。 　　李成桂得知此事後更爲害怕，於是又專門巴巴地派人來謝罪，在《謝罪表》中這樣解釋：“照得小邦僻處荒遠，言語不通，聞見不博，粗習文字，僅達事情。其於製作，未諳體格，以致錯誤，非敢故爲侮慢。”就是說朝鮮國文化水平不高，對明朝文件格式不熟悉，犯了這個錯誤，絕對不是有意的。朱元璋這才饒了他。 　　這事剛過去不久，洪武二十九年朝鮮恭賀新春的表箋又起禍端。朱元璋認爲表文中有“侮慢之辭”，“輕薄戲侮”，“不停當的字樣多有”，扣押朝鮮使臣不許回國，還命朝鮮馬上把起草表文的人押來問罪。朝鮮馬上老老實實把作者金若恆送到南京，在給明朝禮部的信中說： 　　〖小邦僻居海外，聲音語言，不類中華，必憑通譯，儀習文意，所學粗淺，措辭鄙陋，且不能盡悉表箋體制，以致言詞輕薄。何敢故爲戲侮，以生釁端。〗 　　就是說，因爲語言不通，要藉助於翻譯，所以出現“言詞輕薄”的錯誤，並不是有意爲之，請大皇帝原諒。 　　這一風波還沒處理完畢，緊接着又一個表箋惹了禍。洪武二十九年正月，李成桂派遣鄭總到中國請求大明頒給他們誥命、印信。表文之中引用了商紂王的典故，朱元璋閱後，認爲這是在諷刺他，於是說：“近日奏請印信、誥命狀內引用紂事，尤爲無禮。以此來使未可放回。若將撰寫校正人員盡數發來，使者方回。”命朝鮮國將表箋的作者以及校對人員一起押送中國問罪。使臣鄭總也倒了大黴，朱元璋不但將他拘留，還“遣人取家小”，命人到朝鮮把他一家大小都押來中國。 　　這兩次文字獄的處理結果，是鄭總以及表文的作者金若恆、盧仁度都被朱元璋殺了頭。朱元璋還在聖旨裏這樣教訓李成桂：“如今兩國之間，秀才每戲弄，不直不正。以小事大，事事都要至誠。直直正正，日頭那裏起，那裏落，天下只是一個日頭。” 　　李成桂以權臣篡位，極度希望得到朱元璋的承認，所以他對朱元璋一直畢恭畢敬，忍氣吞聲，極力討好。不論從哪個角度，他都不可能在表文中故意諷刺朱元璋。朱元璋鄭重其事地在外國表文中大挑毛病，只能說明，他的心理變態已經嚴重到十分極端的程度了。 　　【隨心所欲殺文人】 　　人到老年，人格常會發生劇烈改變。朱元璋晚年身體很不好，多年超強度的腦力勞動又使他出現精神變態。他開始隨心所欲，通過無節制的屠戮來發泄自己的不良情緒。洪武晚年，稍有名氣的文化人都難逃一死，死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文字獄，第二種是牽連進各種大獄之中。 　　除了高啓，“吳中四傑”中另外三位，楊基、張羽、徐賁沒有一個落了好下場：楊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後來被讒削職，罰作勞役，死於工所。張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後來獲罪貶謫嶺南，沒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不免，投龍江以死”。徐賁入明曾爲給事中，後來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邊疆的明軍路過河南時，他“坐犒勞不時”，也就是沒有及時提供給養，下獄而死。 　　除了以“吳中四傑”爲代表的詩人作家外，明初還有一批最有才華的著名學者，被召集參與了《元史》的修撰。在修完《元史》後，大部分人都遭遇悲慘，比如王彝被朱元璋尋故殺死，高遜志“以事謫朐山”，傅恕“後坐累死”，張孟兼爲吳印所訐而被殺，張宣“坐事謫徙豪梁，道卒”…… 　　除此之外，還有太多著名文化人死於非命。“淹貫經史百家言”的文人王行，因爲給藍玉當過家庭教師，藍玉案發，“行父子亦坐死”；“詞采燦然”的詩人孫蕢，嘗爲藍玉題畫，“遂論死”；供事內府的宮廷畫家趙原奉命畫昔賢像，“應對失旨，坐法”；畫家盛著奉命畫天界寺影壁，結果畫出了毛病，他在龍背上畫了一隻水母，惹得朱元璋大怒：“以水母乘龍背，不稱旨，棄市。” 　　類似事例，不勝枚舉，一時才能之士“倖存者百無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好友的信中，曾這樣寫道：“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貧困即死，不死即病。” 　　不但這些文人小臣沒有幾個有好下場，就是那些一直追隨朱元璋、功成名遂的大知識分子，也鮮有善終者。朱元璋起兵後，第一批追隨朱元璋的知識分子中最有名的是李善長、陶凱、陶安三人。除陶安因死得早得了個善終外，李善長被朱元璋滿門抄斬，陶凱因致仕後起了個號叫“耐久道人”，朱元璋“聞而惡之”，找了個藉口抓來殺掉了。第二批追隨朱元璋功勞最大的文士是劉基、宋濂，劉基因不被朱元璋所信任，罷官回鄉，後被胡惟庸（一說朱元璋自己）毒死。宋濂則因其孫宋慎的事，被株連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在途中自縊於夔州。 　　洪武一朝著名文臣，得以善終者寥寥無幾。以熱情延請開始，以摧殘屠戮告終，這種專制君王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遊戲，在中國歷史上不止上演過一次。至於那些活下來的知識分子，則大多被嚇破了膽。有個可笑而又令人心酸的故事說： 　　〖新淦有詩人鄧伯言，宋潛溪（濂）……以詩人薦之。廷試“鍾山曉寒詩”，太祖愛其中二句曰“鰲足立四極，鍾山蟠一龍”，不覺御手拍案誦之。伯言俯伏墀下，誤疑觸天怒遂驚死。扶出東華門，始蘇。次日，遂授翰林。〗 　　也就是說，朱元璋讀到他的兩句詩，大爲激賞，用手拍了一下桌子。他卻以爲是皇上發了脾氣，當然就嚇暈了過去，太監把他弄出東華門才甦醒過來。朱元璋的文化政策成功地使明初文化人如履薄冰，收斂個性，粉飾現實，一味頌聖，不離規矩，點綴昇平，埋下了永樂至成化年間“臺閣體”的伏筆，同時也決定了有明一代學術不興的基本局面。 　　第十二章 反腐風暴：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 　　【貪六十兩剝皮實草】 　　雖然朱元璋投入巨大的行政資源來扭轉社會風氣，成效卻並不顯著。大明天下並沒有出現堯舜之治，相反，帝國很快就陷入黃宗羲定律①中去，洪武初年，社會形勢一直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態。 　　『①歷史上的稅費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稅費改革後，由於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侷限性，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又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黃宗羲稱之爲“積累莫返之害”。』 　　在專制制度下，官僚系統的腐敗並不是一種病態，而是一種常態。它的威力是如此驚人，登上大位的朱元璋龍椅還沒有坐熱，四顧一看，腐敗已經像瘟疫一樣在他眼皮底下迅速蔓延開來：諸多王公貴族的親戚、家人、家奴，狗仗人勢，橫暴鄉里，欺壓百姓，人命案不斷髮生；刑部尚書（相當於司法部長）收受罪犯賄賂，指示屬下把罪犯放走，用死囚來代替罪犯坐牢；印鈔廠廠長和戶部官員勾結，印了七百萬錠紙幣，自己私藏了一百四十三萬錠；兵部侍郎（副部長）借抓捕逃亡軍人的機會，收受軍人家屬賄賂二十二萬錠……那些遠離他的視線的地方官員，胡作非爲程度更加驚人：蘇州知府陳寧爲完成徵收農業稅任務，把那些抗稅戶抓起來，用烙鐵烙，得了個外號叫“陳烙鐵”。浙江省的農民，交納的農業稅比國家規定的數額多出45％，全部落入地方官的腰包，農民交不起稅，他們就上房揭瓦，趕牲口……官員如此，百姓同樣也不老實。兩浙的中小地主們，勾結官府，多年來用包荒、灑派、移丘換段等手法，把農業稅轉移到普通農民身上。他們甚至還把自己的田產轉寄到長工名下，叫“鐵腳詭寄”。這種欺騙一層層上報，鄉騙縣，縣騙府，州府騙中央，一直騙到朱元璋，名叫“通天詭寄”。 　　各種貪污腐敗最終損害的是社會最底層人民的利益，因此，雖然剛剛立國不久，就有不少地方的百姓發動起義。從洪武元年到十八年，各地上報的農民起義居然達一百多次，平均每年六次。這在歷代王朝中都是不多見的。 　　面對這種形勢，一向強調以嚴治國的朱元璋怎麼能不勃然大怒。朱元璋終生保持着對貪污腐敗的極度痛恨。這種痛恨，既源於血液，又源於理智。 　　作爲一個前貧民，疾惡如仇是因爲自己底層生活的痛苦經歷；作爲一個帝王，他的痛恨則來自對自己家業的愛惜，他生怕這些碩鼠咬壞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統治之網。雖然名不正言不順，他誅殺異己，摧殘富民，尚且心狠手辣。我們當然可以想象，名正言順的懲貪活動會進行得怎樣殘酷暴烈。 　　在生活中，我們經常聽大媽們憤怒地說，如果把天下小偷的手都剁了，小偷就絕跡了。如果貪污一塊錢也給他抓起來，貪官就不敢再貪了。誰都知道這是激憤之語，連大媽們當政，也不會這樣做。然而，朱元璋卻這樣做了。“朕於廉能之官，雖然有過，往往寬宥之。如果是貪污之人，雖小過也不放過。”一開始，他規定凡貪污六十兩的，就剝皮實草①。後來乾脆說： 　　“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贓的，不分輕重都殺！” 　　『①古代酷刑，剝下人皮，用草填充。』 　　朱元璋對貪污之官，毫不姑息，務期淨盡。《大誥》規定說，所有貪污案件，都要層層追查，順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將貪污分子一網打盡爲止。《御製大誥·問贓緣由第二十》規定： 　　〖如六部有犯贓罪，必究贓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賄於部，則拘布政司至，問斯贓爾自何得，必指於府。府亦拘至，問贓何來，必指於州。州亦拘至，必指於縣。縣亦拘至，必指於民。至此之際，害民之奸，豈可隱乎？〗 　　這樣做固可使貪吏無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卻也易生流弊，審理者務爲嚴酷以當上指，株連蔓引，往往累及無辜。從洪武四年到十八年，他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數次轟轟烈烈的反腐敗運動。如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甄別天下官吏，八年（公元1375年）的空印案，十八年（公元1385年）的郭桓案，聲勢都極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與郭桓案的規模最大，兩案連坐被冤殺的達七八萬人。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核贓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低薪制是根本原因】 　　朱元璋不知道，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他自己。史稱明代“官俸最薄”。正一品官月俸米八十七石，正四品二十四石，正七品七石五斗。合成銀兩，一個縣令月收入不過五兩，折換成現在幣值，一千元左右。那時的官員，並不享受國家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別墅、小車、年終獎，也沒有地方報銷喫喝費。用一千餘元養活一個大家庭甚至家族，這個縣令的生活只能是城市貧民水平。如果不貪污，官員如何生活？ 　　治理腐敗，必須從“不必貪”入手，高薪或者起碼是合理的薪水來養廉，以支持由思想教育達到的“不想貪”的道德境界和由制度建設保證的“不敢貪”的紀律要求。古今中外，不能例外。 　　然而，朱元璋似乎從來沒有想到這一點。他做事從來都是選擇成本最低的方式。在懲貪問題上，“強盜”出身的他顯得相當一根筋，他知道知識分子們骨頭軟，膽子小，相信暴力恫嚇可以取代一切其他努力。 　　一方面是離奇的低薪制，另一方面是朱元璋對懲貪工作的過高要求，希望用刀劍造成一個絕無貪污的純而又純的世界。他生性苛細，連貪污一張信紙，也絕不放過。翻開《大誥·三編》，你會看見皇帝親自懲辦的貪污案裏，有這樣一些贓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雙”，“圓領衣服一件”，“書四本，綱巾一個，襪一雙”。 　　用這樣的標準來懲貪，當然天下官員，幾乎無人不是貪官。所以，他的嚴刑峻法收效於一時，不可能肅清腐敗。不管朱元璋如何嚇唬，爲了生存，爲了餬口，官僚體系還是不得不按它自身的規律運行着。所以，從即位不久就開始懲貪，直到洪武十八年，在他看來，貪污勢頭還是不減。大的腐敗案消失了，小的腐敗卻仍然層出不窮。監察官員和錦衣衛報上來的貪污案件，每天都堆了滿滿一桌子。 　　由於誅戮過甚，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的行政官吏，從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到十九年（公元1386年）竟沒有一個做到任期滿的，往往未及終考便遭到貶黜或殺頭。用朱元璋自己的話說：“自開國以來，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設所有司官，未嘗任滿一人。”弄得朱元璋連聲哀嘆：“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屍未移而人爲繼踵，治癒重而犯衆多！” 　　【《大誥》】 　　朱元璋對形勢作出了過於嚴重的估計。他認爲，他的官僚體系，基本上全爛掉了。在他的詔書裏，他指控的對象往往是官員全體。“朕自開國以來，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後，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無厭。”他的祕書代他做的《大誥後序》中說：“日者中外臣庶，罔體聖心，大肆貪墨……” 　　洪武十九年，他自己親口說： 　　〖我設各級官員，本來爲治理人民。然而，過去所任命的官員，都是不才無籍之徒，一到任後，就和當地吏員、衙役、地方上的黑惡勢力相勾結，害我良民。（《三編·民拿害民該吏三十四》）〗 　　對於官員如此爭先恐後，奔赴法網，朱元璋在震驚之餘，也曾苦苦思索原因。他反覆思考，也沒發現自己的措施有絲毫不對的地方。他屢屢說，“朕所設一應事務，未嘗不穩，一一盡皆的當”，“其法已定，其法已良”。因此，他把原因歸結於奸頑之人之難於教化： 　　〖於戲！世有奸頑，終化不省，有若是！且如朕臣民有等奸頑者，朕日思月慮，籌計萬千，務要全其身命，使揚祖宗，顯父母，榮妻子，貴本身，共安天下之民。朕所設一應事務，未嘗不穩，一一盡皆的當。其不才臣民百姓百般毀壞，不行依正所行，故意亂政壞法，自取滅亡，往往如此，數百數千矣！〗 　　那意思就是說：“哎呀！這些奸頑之人，怎麼也教育不好，真想不到！我絞盡腦汁，要這些官員們能順順當當地當官，給他們創造條件，讓他們光宗耀祖，蔭及子孫。我所制定的法規政策，沒有不穩當的，一一都十分得當。可恨這些不才臣民百姓，百般破壞！不走正道，偏做壞事，自取滅亡，難以計數。”又說：“唉，可憐那貪心勃然而起，迷亂了本性，做出這些惡事，雖然自求生路，又怎麼可得！” 　　算來算去，他還是把賬算到了別人頭上，他認爲，一百年的元朝統治，“天下風移俗變”，人心不古，導致“天下臣民不從教者多”。他們長期“爲奸頑之人所引誘”，“一概善惡立場動搖，至今爲非之心不改，表面順從，內心則異”。其中官員們尤其如此。“過去元朝統治華夏，九十三年之治，使華風淪沒，彝道傾頹。讀書人只知道背書，對於思想淨化，毫不用力。所以做事之時，私心戰勝公心，以致往往犯下大罪。”這些人受“前代”惡劣風氣的“污染”，“貪心勃然而起，迷失真性”，所以“明知故犯”，大面積地貪污腐化，“終化不省”（怎麼也教育不過來）。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歸根結底的辦法還是進行思想教育。他還是相信，“自古及今，無有不可變之俗，無有不可化之民”。雖然“難化”，他終還是不能眼睜睜看着這些人被錯誤的思想所吞噬。既然和風細雨式的教育不起作用，他決定在全國範圍內興起一次強制性的深入的思想教育活動，用大量血淋淋的案例來警示官員和百姓。這次活動一定要搞深搞透，通過觸及人民靈魂深處，希望他們“鑑此非爲，格心從化”，以此來消滅腐敗和犯罪的土壤。 　　爲此，他親自制作了《大誥》這一與雍正的《大義覺迷錄》並列的千古奇文，作爲這次運動的學習材料。皇帝親自纂寫的這本《大誥》，簡要說，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彙編。朱元璋把他懲辦的大案要案，編成一冊，夾雜着大量的說教。由於是朱親自寫作，所以文辭鄙俗，體例雜亂，多語句不通之處，唯以說教和嚇唬爲能事。讓我們來看看其中的兩篇—— 　　《初編·僞鈔第四十八》講了他如何懲辦一起僞鈔案： 　　〖寶鈔通行天下，本爲方便百姓交易。其兩浙、江東、江西，有僞造者，其中最嚴重的是句容縣。該縣楊饅頭本人起意，縣裏百姓合謀者衆多，銀匠祕密刻制錫板，文理分明；印紙馬之人家，同謀刷印。罪犯捕獲到官，我全部殺掉，自京師至於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梟之屍相望，其刑甚矣哉。我想絕對不會有再犯的了。豈期不逾年，本縣村民亦僞造寶鈔，甚至鄰里互知而密行，死而後已。嗚呼！你說這樣頑愚的人，可怎麼治理是好？〗 　　《三編·遞送潘富第十八》得意洋洋地講了他如何因一個逃囚殺了一百七十戶人家： 　　〖皁隸潘富犯法外逃，沿途有二百餘家知情，有的人家並曾提供食宿。追者回奏，將豪民趙真、勝奴並二百餘家盡行抄投，持杖者盡皆誅戮。沿途節次遞送者一百七戶盡行梟令，抄沒其家。嗚呼：見惡不拿，意在同惡相濟，以致事發，身亡家破，又何恨歟？所在良民，推此以戒狂心，聽朕言以擒奸惡。不但去除民害，身家無患矣。〗 　　他在大誥裏繪聲繪色地描繪貪官們臨死的慘境：“臨刑赴法，才方神魂倉皇，仰天俯地，張目四視，甚矣哉，悔之晚矣。”希望他們因此抽身退步，不敢再胡作非爲。 　　同時，《大誥》裏面還夾雜着大量陳腐的教條。比如《續編·申明五常第一》裏說： 　　〖今再《誥》一出，臣民之家，務要父子有親；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義，務要夫婦有別；鄰里親戚，必然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倘有不如朕言者，父子不親，罔知君臣之義，夫婦無別，卑凌尊，朋友失信，鄉里高年並年壯豪傑者，會議而戒訓之。凡此三而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壯者拿赴有司，如律治之。有司不受狀者，具有律條。慎之哉，而民從之。〗 　　朱元璋村長式的思維方式實在過於混亂，他的大腦裏，道德和法律從來分不清楚。例如，這《申明五常》如何操作？如何界定？如何量化？如何不會導致大量深文周納出來的冤假錯案？ 　　這類無法操作的條文還有許多，比如：誥至，所在有司，務必祟尚德人，上助朕躬，下福生民。無藉之徒見此，即早退去。“無藉之民”見了這個文件，爲什麼就會乖乖退去？ 　　就是這樣一套混亂雜蕪的文件彙編，成了全國人民必須學習的精神財富。 　　【發動羣衆抓貪官】 　　結合學習《大誥》，朱元璋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羣衆運動。洪武十九年，大明帝國裏發生了一件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號召底層民衆起來，造官僚階級的反。 　　他在《大誥三編·民拿害民該吏三十四》中這樣號召： 　　〖我設各級官員的本意，是爲了治理人民，爲人民服務。然而，過去我所任命的所有官員，幾乎都是不才無籍之徒！一到任後，他們就和當地吏員、衙役、地方上的黑惡勢力相勾結，千方百計，害我良民。現在，我要靠你們這些高年有德的地方上的老人以及鄉村裏見義勇爲的豪傑們，來幫助我治理地方。如果要靠當官的來給百姓做主，打我當皇帝到如今十九年，我還沒見到一個人！〗 　　在《大誥》另一章裏他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因爲我高居九重之上，難以清晰地觀察帝國政治的每一個細節，“如果民衆們不親自動員起來揭露奸頑之人，明彰有德之官，朕一時難知，所以囑民助我爲此也”。 　　那麼，皇帝希望民衆們怎麼幫他呢？ 　　朱元璋告訴百姓，他們可以直接向他舉報官員們的違法行爲。他大手一揮慷慨地賦予了草根階層以監督、評議各級官僚的權力，並且許諾，皇帝會根據普通民衆的意見來獎勵和懲罰官員。 　　洪武十八年，他在《大誥》中就這樣號召百姓們： 　　〖從省級官員到府州縣級官員，如果在國家規定之外，巧立名目，搜刮百姓財錢的，准許境內德高望重的老人，串聯附近的鄉親，聯名到京城來上告，有憑有據，懲辦罪犯，更換好官，撫育人民。同時，從省級到縣級的官員，如果清廉能幹，政績卓著者，准許境內百姓來京彙報，我給他們獎勵。〗 　　因爲對監察官員們的不信任，在另一章中，他說，如果好官被誣陷，百姓們有權直接向皇帝申辯。（《大誥·耆民奏有司善惡第四十五》） 　　〖今後各級政府，若有廉能官吏，切切爲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詳。如果這些廉能官吏被壞人捏詞排陷，一時不能明其公心，遠在數千裏，情不能上達，我允許本處城市鄉村有德老人們赴京面奏，以憑保全。〗 　　洪武十九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進了一步，他令人喫驚地宣稱，在他的帝國之內，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衝進官府，捉拿他所不滿意的吏員！ 　　〖如果以後有吏員們打官司時枉斷曲直，被冤枉的人可以糾集四鄰，直接到刑房裏，把這個吏員拿住，送到京城來！如果有強買百姓東西不給錢的，收稅時有的家多收有的家少收不公平的，捉拿逃軍時受賄放縱犯罪卻捉拿了同名百姓的等等犯罪情況出現，都許百姓們直接把這些吏員們拿獲！〗 　　又規定：如果害民官吏逃回老家，鄰居和親戚們知道了，立刻就要把他拿獲。（《大誥·積年民害逃回第五十五》） 　　他在另一章中發佈了這樣的通知“十二布政司及府、州、縣：朕嘗禁止官吏、皁隸，不許下鄉擾民，其禁已有年矣。有等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違旨下鄉，動擾於民。今後敢有如此，許民間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壯拿赴京來”。 　　從“把民衆捆綁在土地上”這一極端輕易地跳到了“放手讓民衆造反”的另一個極端後，朱元璋想起了他的“通行證”制度。他知道這一制度一定會被官員們用做阻攔百姓上訪的藉口。於是他又宣佈：凡是進京反映問題的人，不論有沒有通行證，一律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擋，治以死罪。另一章中又規定：百姓們捉拿吏員，當官的如果敢阻擋，那麼“全家族誅”。 　　賦予卑賤的農民以不經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糾拿官吏的權力，這在中國政治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這一號召再一次證明這個通過農民起義登上皇位的皇帝對農民理想的某種忠誠。 　　朱元璋身上一直有着某種“民粹主義”味道，在對官僚階級表現出極度痛恨的同時，他卻一直對自己從中生長出來的社會底層人民充滿親近感。他對他們的面孔從來都是溫和的、親切的。鄉村生活中人與人之間那種淳樸、真誠的關係一直記憶在他的心中，他相信，鄉村生活中人的良心還沒有被貪婪和物慾所污染。 　　因爲對官僚體系的不信任，皇帝想起了他的鄉村生活經驗。他收回了官員們的部分權力，把這個權力下放給了鄉村百姓，希望一定程度的村民自治能有利於治理吏治的敗壞。 　　《教民榜文》中他規定，一些次要的司法事務，例如家務、罵架和鬥毆等糾紛都可由老人和裏甲來審斷。官員們不許干預訴訟過程，也不許接管判決事宜。如果地方當局干預了關於老人的案件，其他老人可以直接奏報給皇帝，那麼，官員們可能自動地被牽連進這名受審老人罪行中去。當然，人命大案等還應報告政府來審理。 　　【“激進主義”的“幼稚病”】 　　在全帝國範圍內掀起這樣疾風驟雨式的羣衆運動，朱元璋自然有他的想法。在一則命令中，朱元璋宣佈了他村長式的設想：“如果天下百姓都聽我的，認認真真照這個命令辦，那麼不出一年，天下的貪官污吏都變成好官了。爲什麼？因爲良民時刻監督，壞人不敢胡作非爲，所以各級官員都不得不做好官、做好人。” 　　在另一個地方，他這樣說：“嗚呼！所在城市鄉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舉此行，即歲天下太平矣。” 　　這當然是典型的“如果……就”的邏輯。依靠社會底層來監督官員，這樣思路無疑是正確的，問題是，朱元璋沒有認真考慮把這種監督機制化，常態化，而希望僅僅用一次羣衆運動來解決所有問題。 　　“激進主義”在中國這個“中庸”大國裏有着十分深厚的土壤。“激進主義”是一種“幼稚病”。就像熱戀中的青年男女相信只要有愛情，兩個人身上其他的一切不諧調都不成問題一樣，政治上的“激進主義”者也相信，道德激情可以擊敗一切不義，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傾力貫注和絕對恪守道德原則，實際政治中的任何困難都不難克服。看事過易、意氣用事、態度偏激、思想狂熱、喜愛暴力是它的特點。它拖累着中國政治一直不能脫離中古式“倫理政治”範疇而進化成“世俗理性政治”。 　　“理性”並不是朱元璋先天素質中的缺項，他在戰爭中頭腦之清醒，次序之清楚，充分證明了他理智的強大。然而，越到晚年，他的政治思維中“激進主義”的狂想就越來越成爲了主旋律。 　　畢竟，朱元璋是人而不是神。在羣雄並起的強大壓力之下，他能強迫自己每分每秒都恪守理性的指揮，在重重困難中苦心孤詣尋找那條唯一的生路。登上帝位後，雖然他一再提醒自己要“小心”、“謹慎”，然而由於外面的壓力都已消失，天性中那長期壓抑着的“急躁”、“竣切”還是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而屠戮功臣、牢獄百姓之順利之容易之幾乎沒有遇到反抗，又大大強化了他的自信心和浮躁感。 　　坐踞極尊、四周毫無約束，這種地位對人性的腐蝕朱元璋也不可能避免。於是，一方面，他仍然能兢兢業業、宵衣旰食，強迫自己忘我工作，另一方面，他卻沒有能力再把那個強大而盲目的“本我”壓制回“理性”的控制之下，反而越來越爲“本我”而控制。性格中天生的“狂暴”與鄉村視野中天然形成的“泛道德主義”傾向與“權力萬能”幻象合流，造成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的現象：皇帝坐在九重之上，伸出手來在最低的草根階層裏放了一把火，異想天開地希望用局部的“無政府主義”這把烈火來徹底燒燬官僚主義的土壤。 　　【史上最大的懲貪浪潮】 　　詔書發佈下去了，天下卻沒有出現朱元璋想象中的“羣起響應”的局面。 　　畢竟，自有國家以來，中國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員腳下。面對皇帝的“造反”號召，他們一時不知所措。雖然皇帝一再發布“嗚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視縱容奸惡愚民”的殷切呼喚，他們還是將信將疑，愣在當地不敢動。 　　朱元璋火了，他自然有他的辦法。洪武十九年，他嚴厲懲罰了鎮江市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們沒有按他的要求，積極捉拿壞官韋棟，而聽任他在鎮江胡作非爲，直到這個壞官被皇帝親自發現。皇帝發佈詔書說，因爲這些市民不聽他的話，所以“將坊甲鄰里盡行責罰搬石砌城”。皇帝得意洋洋地說：“有罰款把家罰得精光的，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不及去搬石就被我處死！” 　　這就是朱元璋的動員方式。 　　他知道，這種方式在這片土地上當然最有效。同時，對那些壯着膽子，捉拿官員的“喫螃蟹者”，他立刻大加獎勵。常熟縣百姓陳壽六串同自己的弟弟和外甥，把縣裏的惡劣吏員顧英捉住，送到南京，朱元璋大爲高興： 　　在《如誥擒惡受賞第十》中他說： 　　〖前者《大誥》一出，民有從吾命者。常熟縣陳壽六爲縣吏顧英所害，非止害己，害民甚衆。其陳壽六串弟與甥三人擒其吏，執《大誥》赴京面奏。朕嘉其能，賞鈔二十錠，三人衣各二件。更敕都察院榜諭市村，其陳壽六與免雜泛差役三年，敢有羅織生事擾害者，族誅。若陳壽六因而倚侍，凌辱鄉里者，罪亦不放。設有捏詞誣陷陳壽六者，亦族誅。陳壽六倘有過失，不許擅勾，以狀來聞，然後京師差人宣至，朕親問其由。其陳壽六其不偉歟？〗 　　在這動員加恐嚇之下，朱元璋興起的捉貪運動終於在各地興起。懦弱的老百姓居然敢對官員下手，這有中國以來人民所不敢想象的翻天覆地的現象終於出現了。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經常出現一羣衣衫襤褸的百姓押解着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貪官逃回家裏，被親戚捉住，送到京師，朱元璋得意地說： 　　〖爲《大誥》一出，鄰里親戚有所畏懼。其蘇、松、嘉、湖、浙東、江東、江西，有父母親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 　　於是，大明天下出現了這樣的情景：一直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員們要對百姓下跪求饒了： 　　〖北平布政司永平府灤州樂亭縣主簿汪鐸等設計害民，妄起夫丁，民有避難者，受財出脫之，每一丁要絹五匹，被高年有德耆民趙罕辰等三十四名幫縛赴京。行間，有的當人、說事人、管事人何波等十名，翻然改圖，格前非心，一同輔助耆老趙罕辰等四十四名，將害民工房吏張進等八名幫縛起行。去縣四十里，其縣官主簿汪鐸等追趕求免，謂耆老言：“我十四歲讀書，燈窗之勞至此，你可免我此番，休壞我前程。”嗚呼愚哉！孰父母生此無藉不才之徒，官於是縣，是縣民瞻，今既不才，爲民所覺，乞憐哀免於耆民，縱然得免，何面目以居是任？嗚呼！興言至此，雖非本人，凡聽讀者亦皆赧焉。賢人君子，可不爲之戒乎？（《三編·縣官求免於民第十七》）〗 　　縣裏的主簿，相當於今天的縣委辦公室主任，科級實權幹部，平日在地方上怎麼耀武揚威就可想而知了。而今被羣衆揪出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立刻露出了一副可憐樣，苦苦哀求：這個科級幹部，是我從十四歲讀書考學辛苦換來的，鄉親父老可憐可憐我吧，不要讓我斷送了大好前程！ 　　真是平日只見民求官，怎想還有官求民！在朱皇帝轟轟烈烈的羣衆運動中，被封建統治顛倒過去的世界又顛倒回來了！ 　　【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 　　從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皇帝與百姓密切配合，嚴厲打擊貪污腐化。那個時候，幾乎無日不殺人。有些衙門，因爲官吏被殺太多，沒有人辦公，朱元璋不得不實行“戴死罪、徒流辦事”，“戴斬、絞、徒、流刑在職”的辦法，叫判刑後的犯罪官吏，帶着鐐銬回到公堂辦公。 　　他不僅動用刑獄，嚴加懲處，而且還法外加刑。罪行嚴重的，處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蓋、剁指、斷手、刖（yuè）足、刷洗、稱竿、抽腸、閹割爲奴、斬趾枷令、常號枷令、梟首、凌遲、全家抄沒發配遠方爲奴、族誅等各種非刑。 　　在洪武時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極爲危險的勾當。據說，皇帝每天上朝，如果把玉帶高高地貼在胸前，這一天殺的人就少一些；如果把玉帶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這一天準得大殺一批，官員就嚇得面如土色。在這種恐怖氣氛中，不論大官小官，個個膽戰心驚，不知什麼時候就有大禍臨頭。傳說當時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與妻子訣別，到晚上平安回家便舉家慶賀，慶幸又活過了一天。 　　原來是天底下最熱愛做官的讀書人們此時也視仕途爲畏途。他們“以溷（hǔn）跡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多不樂仕進”。有的家裏有好學之子，怕被郡縣所知，弄去當官，反而叫他們休學種地。有的爲了避免被強徵出仕，至自殘肢體。 　　不少人在時過境遷之後，回想起洪武朝的情景，還心有餘悸。如當時監察部副部長左僉都御史嚴德珉，在洪武朝因病要求辭職，朱元璋懷疑他是裝病，將他黥面發配到廣西南丹。後來遇赦放還，活到宣德朝，回憶起當年的經歷，說先時國法甚嚴，做官的常保不住腦袋，這頂破帽不好戴啊！說完還北面拱手，連稱：“聖恩！聖恩！” 　　能得到“聖恩”的人太少了。連不少受過朱元璋多次表彰的清官，也因爲牽連到“空印案”之類毫無必要製造的大冤案中送了命。濟寧知府方克勤是有名的清官，一件布袍穿了十年也沒有換新的，因爲牽連到了“空印案”裏，被朱毫不留情地殺死。戶部尚書滕德懋（mào）被人舉報爲貪污，朱元璋迅即把他處死，之後剖開滕的肚子，想看看這個貪官肚子裏都有些什麼。孰料剖開之後，發現裏面全都是粗糧草菜，只好悻悻地長嘆一聲：“原來是個大清官啊！” 　　朱元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殺的人裏有許多無辜之人，然而他的原則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他要的是一個純而又純的與貪污絕緣的官僚隊伍，要的是不惜任何代價實現這樣一個在別的王朝沒能實現的人間奇蹟，而不是什麼公平正義。如果能達到這個目標，多少人冤死，在朱元璋是無所謂的。 　　【越反越腐的反腐怪圈】 　　雖然力度如此之大，然而朱元璋期望的純而又純的狀況終於沒有出現。 　　在朱的政策下，想在官場全身而退幾乎就不可能，所以有些人，認爲反正動輒得咎，不如趁早撈一把算了，反而加緊貪污搜刮的活動。他們“當未仕之時，則修身畏慎，動遵律法。一入於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恥，或事掊克，以修屯田工役之資”，享受一天是一天，於是貪污事件仍然層出不窮，弄得朱元璋連聲哀嘆：“似這等愚下之徒，我這般年紀大了，說得口乾了，氣不相接，也說他不醒。” 　　連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村民自治也很快破產了。因爲有了權力，可以處理一般的案件，老人也很快腐敗起來。他們毫不自重，以權謀私，甚至貪圖酒食賄賂，“公道不昭，貞邪莫辨，妄張威福，顛倒是非”。 　　至於擒拿犯法吏員一舉，負面作用也很快反映出來。羣衆運動的火候是最難掌握的。不久，就有許多地方官爲了政治利益，威脅利誘百姓們保舉自己，打擊他人，更有許多地方羣衆爲了抗稅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稅收官員捉拿到京。這類事情遠比真正捉到的貪官要多，弄得朱元璋一個勁地嗚呼不已。 　　朱元璋自己多次承認他的思想教育工作收效甚微。他在談及《大誥》前兩編施行情況時說道，“邇來兇頑之人，不善之心獨未向化”，“奸頑之徒難治，扶此彼壞，扶彼此壞。觀此奸頑，雖神明亦將何如！”觀洪武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所頒佈的榜文，也可看到朱元璋的目標沒有實現，讓他不滿的現象比比皆是：“縣州府行省官吏在職役者，往往倒持仁義，增詞陷良”，“凌虐良善，貪圖賄賂”；“奸頑小人，恃其富豪，欺壓良善，強捉平民用爲奴僕，雖嘗累加懲戒，奸頑終化不省”；“無藉之徒，不務本等生理，往往犯奸做賊。若不律外處治，難以禁止”。 　　皇帝晚年，對自己的暴力懲貪曾經有過困惑和動搖。洪武二十三年，他對刑部官員說：“愚民犯法，如啖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犯者益衆，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 　　雖然朱元璋屢次重申，“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還是改變不了他曾經希望世世代代指導人民的《大誥》很快被棄如敝履的現實。雖然沒有哪個後世皇帝敢明確宣佈廢除《大誥》，但在朱死後，再也沒有發揮過實際作用。到明代中葉，《大誥》已經鮮爲人知。曾經發行上千萬冊的這本寶書，到明末在民間幾乎一本也沒有了。這也許是朱元璋從來沒有想到的。 　　更讓朱元璋沒有想到的是，雖然他在世時，貪污腐化現象得到了一時的抑制，然而卻積蓄了巨大的反彈能量。在他死後，腐敗又迅速發展起來，大明最終以中國歷史上最腐敗的王朝之一被列入歷史。明朝之亡，即緣於此。 　　第十三章 死亡名單：瘋狂屠殺功臣的始末與細節 　　【開國六公二十八侯】 　　洪武三年，徐達大敗明王朝最後一個勁敵擴廓帖木兒，元順帝也病死於蒙古草原，明朝天下大定，朱元璋長長出了口氣。這一年十一月，他在奉天殿舉行盛大儀式，大封開國功臣。一口氣封了六公、二十八侯。 　　六公全是淮西人：韓國公李善長（他雖然原籍歙縣，但後來徙居滁陽，在渡江前已經投奔朱元璋，所以也被視爲淮西老臣），魏國公徐達，鄭國公常茂（常遇春之子），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 　　二十八名侯爵也基本都是淮西人，且以鳳陽人爲多。朱元璋出生在鍾離東鄉，後來搬到西鄉，也就是後來的鳳陽縣廣德鄉東湖裏，十二歲時搬到太平鄉孤莊村。中國地圖上根本找不到的這幾個小小鄉里，後來成了著名的“將軍鄉”，共出了十二名侯爵：中山侯湯和、鞏昌侯郭興、武定侯郭英和永平侯謝成，都是廣德鄉東湖裏人，朱元璋的同村“發小兒”。延安侯唐勝宗是廣德鄉毛城村人，也是真正意義上的“同鄉”。吉安侯陸仲平是太平鄉義城村人，江夏侯周德興、燕山侯孫興祖、臨江侯陳德都是太平鄉孟家莊人。濟寧侯顧時是太平鄉塗山村人，鳳翔侯張龍和航海侯張赫是太平鄉焦山村人。 　　中國東部這塊最貧瘠的土地，一時之間卻成了功臣名將的富產區。朱元璋鄉土情結十分濃重，只要一聽到濠州話，他就覺得異常親切；只要聽說這人是淮西的，他就平添一層信任；只要是鄉里鄉親，但凡有點能力的，他都會不吝提拔。在漫長的戰鬥生涯中，他和這些老鄉結下了深厚的戰鬥友誼。 　　開國之後，朱元璋與徐達等人說話，還常稱之爲兄。（《明史·徐達傳》載：“朱元璋與徐達宴見歡飲，有布衣兄弟稱。帝嘗從容言：‘徐兄功大，未有寧居，可賜以舊邸。’舊邸者，太祖爲吳王時所居也。”）可以說，朱元璋的封爵體系，基本上是爲他的老鄉們設置的。這是他們這麼多年來爲他出生入死，提頭血戰而應得的報償。 　　除了名爵之外，朱元璋更報以實打實的財富。大封功臣的典禮上，朱元璋公佈了公侯們的俸祿數：韓國公李善長食祿四千石，魏國公徐達五千石，鄭國公常茂以下俱三千石。中山侯湯和以下皆一千五百石。除了俸祿，還有賜田。洪武三年十二月，“賜魏國公徐達以下勳臣田有差”。傳統時代，土地纔是鐵打的財富，原來這些田無一畝的貧農們現在都成了帝國內的頭等大地主。 　　淮西話本來很難聽（胡適認爲江北話是中國最難聽的方言，見《胡適晚年談話錄》），開國之後卻成了大明王朝的正式官方語言。淮西菜本來缺油少味沒人稀罕，上不得檯盤，如今卻成了南京城內最高雅的口味。鳳陽人喜歡揹着手走路，喜歡蹲牆根兒聊天，不久之後，這兩個動作成了大明官場的標準姿勢。開國之初，淮西人個個趾高氣揚，不可一世。貝瓊的一首詩寫道：“兩河兵合盡紅巾，豈有桃源可避秦？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淮河流域在春秋時屬楚，故“楚客”、“淮人”指的都是淮西人）道盡淮西人權傾朝野之勢。 　　【免死金牌】 　　朱元璋晚年屠殺功臣之酷烈徹底，使人們常以爲“兔死狗烹”是他的素志。 　　其實不然，開國之初，朱元璋曾真心實意地希望與老鄉兼功臣們“共富貴”。 　　朱元璋處處取法他的偶像劉邦，認爲劉邦的作爲幾乎樁樁高明。然而在開國兩年前的一次談話中，朱元璋卻罕見地批評了劉邦。那是一次飯後與侍臣們聊天，聊起漢高祖和唐太宗誰更偉大。朱元璋說，劉邦總體上強於李世民。但是他有一個嚴重的污點，那就是“內多猜忌，誅夷功臣”，因此“量亦未弘遠”。相比之下，唐太宗“能駕馭羣臣，及大業既定，卒皆保全”，更有人情味兒，從這點上看，劉邦不如李世民。 　　如果我們本着陰謀論傳統，懷疑這是朱元璋開國之前籠絡功臣之語，那麼開國之後朱元璋的舉動，應該可以打消我們的這一懷疑。 　　賜爵賜田仍未能滿足朱元璋的報答之心。開國之後，朱元璋一直捉摸着頒賜功臣“鐵券”，來確保他們永保功名。 　　小時候看戲，皇帝們經常賜給功臣們丹書鐵券，或者叫免死功牌。《水滸傳》中的柴進之所以可以爲所欲爲，專一收留別人不敢收留的好漢，原因在於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賜予他誓書鐵券在家中”，有了這張神奇的“鐵券”，“便殺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庫的財物，柴進也敢藏在莊裏”。 　　小時候朱元璋與小朋友們玩遊戲，他自己頂着車輻版扮演皇帝，一個最重要的內容就是給小朋友們發樹葉子當免死牌。有了這個東西，就可以成爲不受普通法律束縛的特殊階層。“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打死幾個平民，犯下幾樁過錯，可以視如無物，那是何等的瀟灑快意！ 　　朱元璋的政治風格，到底是受底層文化影響大，還是受儒家帝王之學影響大，很難說得清楚。反正大封功臣之際，要是不搞個免死的“誓書鐵券”，讓老鄉免上幾次死，他就覺得不過癮。不如此，不能彰顯他們與自己的特殊關係；不如此，不足以顯示他們高普通人一等乃至幾等。在計劃大封功臣之前，他先興興頭頭地和禮部官員討論應該怎麼製造這個“鐵券”。 　　鐵券之制，起自漢高祖劉邦，唐宋年間，也偶有頒賜。不過後來就不再實行了，因此誰也沒見過鐵券長什麼樣子。 　　還是翰林學士危素見多識廣，說唐代大將錢鏐曾受賜鐵券，錢鏐的後世子孫手中說不定現在還收藏着。 　　朱元璋聞聽，馬上降旨，尋找錢氏後代。很快找到了錢鏐第十五世孫錢尚德，錢氏鐵券被送到京城。朱元璋放下手頭一切事務，召集大臣們一起玩賞。只見這塊歷經數百年的鐵券“形如覆瓦，面刻制詞，底刻身及子孫免死次數。質如綠玉，不類凡鐵，其字皆用金填”（《萬曆野獲編》卷五）。也就是說，形狀像瓦，券面略帶弧度，鐵質十分特別，看起來有如綠玉。上面刻着文字，填以黃金，說明受賜人自己和後代的免死次數。 　　好奇心得到滿足，朱元璋命禮部用木頭照着樣子雕刻了一副模子，以備參考。他和禮部官員一起參照這個範本，制定了大明王朝的鐵券規格。 　　明代鐵券一式兩副，分爲左右二券：“凡券，左右各一，左藏內府，右給功臣之家。”（《明史》卷七十二）左半券藏在宮中，右半券賜給功臣之家。一旦有事，可以拿出來覈對。朱元璋根據功臣爵位高低，將鐵券分爲七個等級。公爵鐵券分爲兩等：一等高一尺，闊一尺六寸五分；二等高九寸五分，闊一尺六寸。侯爵分爲三等：三等高九寸，闊一尺五寸五分；四等高八寸五分，闊一尺五寸；五等高八寸，闊一尺四寸五分。伯爵分爲二等：六等高七寸五分，闊一尺三寸五分；七等高七寸，闊一尺二寸五分。 　　那麼，鐵券上都刻了些什麼內容呢？我們來看看現存的朱元璋賜給南安侯俞通源的鐵券，全文如下： 　　〖朕觀歷代有父及其子，兄及其弟，皆爲佐運之良臣者，心甚嘉之，然世不多見。朕起自淮右，駐兵和陽，爾兄通海以所部師來附，東渡大江，如履平地，乃克採石，定金陵。繼而兩平敵國，勳績著焉。何大功將集，遽然先逝？朕憫其勞，追封爲豫國公。爾通源實其親弟，因世其官，以平章鎮於江淮。從徵中原，多效勞力。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子孫世世承襲。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餘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勤勞以立事，恭儉以保祿位，尚其日慎一日，則富貴永延於世矣。洪武三年，大告武成，論功行賞，公爵者十人，侯爵者二十八人，鐵券丹書，誓諸白水，河帶山礪，爰及苗裔。〗 　　這篇誓文寫得情真意切。俞通源的哥哥俞通海立有大功，但開國前不幸去世。朱元璋追溯了他“東渡大江，如履平地”，“兩平敵國，勳績著焉”的戰功，封其弟爲侯爵，並且承諾，除了謀反大罪不能免死外，如果俞通源自己犯了死罪，可以免死二次。他的兒子，可以免死一次。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典禮上，發放鐵券這一戲劇性的環節讓功臣們都異常感動。一時之間，他們覺得自己都活在了傳奇裏，自己確實沒有白白拼命，這位帶頭大哥確實天下義氣無雙。 　　【厚待功臣的背後考慮】 　　朱元璋爲人處世，從來不會讓感情壓倒理智。他如此厚待功臣，除了感情因素外，還包含着如下幾層考慮： 　　第一層，開國之初的朱元璋信心滿滿、雄心勃勃，一門心思要超越漢祖唐宗，成爲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因此他一舉一動都想成爲後世楷模和佳話。他要用自己的慷慨，塑造起自己深情重義、有始有終的美好形象。 　　第二層，雖然天下初安，但這些功臣仍然是自己的左右手。開國之初，各地起義叛亂不斷，他治國安邦，仍然要倚重這些戰友。 　　第三層，有功厚賞，有過重罰，是他的一貫原則。只有建立起有效的激勵機制，才能激勵大明臣民們爲了皇帝捨生忘死。 　　這層意思，在朱元璋發佈的聖旨中說得很清楚。他說自己制定鐵券制度，“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也就是說，在君與臣，功與報之間，形成一個良性循環，以保大明王朝千秋萬代。 　　但是，隨着時間的流逝，朱元璋發現，自己最初的設想有些天真了。 　　開國皇帝與功臣，是歷史上最難處的關係之一。功臣們下場悲慘，並不完全是皇帝們的薄情寡義，也確實是勢有必然。 　　歷代以來，明初這批功臣可能是平均素質最低的。他們全部是起自草根，胸無點墨，沒什麼文化，也談不上什麼修養。除了一身武勇外，一無所有。成了開國元勳之後，他們的小農意識和流氓本性依舊，個個志得意滿，貪婪鄙野，眼光短淺，不可一世。在戰爭中，他們是大元帝國的破壞者。在戰後，他們又成爲新王朝法律、紀律和秩序的破壞者。他們仗着手中的特權，貪婪地撈取每一個銅板，到處侵佔土地，私納奴婢，侵奪民財，欺壓良善，驅役士卒，貪得無厭，無所顧忌。開國之後不久，勳臣們違法亂紀之事，一樁樁，一件件，就開始不停地反映到朱元璋的面前： 　　趙庸隨李文忠出征應昌，私佔奴婢，廢壞國法。薛顯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廚房中燒火的人），殺馬軍，爲了搶奪天長衛千戶吳富繳獲的牲口，還動手殺了吳富。郭英“擅殺男女五人”，隨便殺戮平民。淮安侯華雲龍在北平住進了故元丞相脫脫的宅第，大模大樣地使用起元朝皇帝才能用的東西，“凡元宮龍榻風褶及金玉寶器非人臣可僭用者，皆用之弗疑”，後來又嫌脫脫宅第不好，無償徵用士兵和百姓給他翻蓋，“奢麗而過制特甚”，完全超過了朱元璋規定的等級規定……不光功臣們自己犯法，他們的親友也一個個不把國法當回事。許多功臣的親戚、家人甚至佃僕、火者，也都倚勢冒法，橫暴鄉里，欺壓百姓，“諸勳臣亦不禁戢”，成了地方霸王。比如信國公湯和的姑父席某就仗勢蔑視法紀，“隱瞞常州田土，不納稅糧”。胡惟庸的家人“爲奸利事，道關，榜辱關吏”。 　　朱元璋發現，他的免死金牌成了功臣們如此氣焰飛揚的助推器，他們“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只要不造反，誰拿他們也沒辦法。 　　【對文官的兇殘與對武將的溫柔】 　　朱元璋帶兵行政，一直以紀律嚴明聞名。開國之後，他的這一作風進一步發揚光大。官員們隱漏公文沒有上報這樣的細故，《大誥》中居然規定一律凌遲。開國之後，他對文臣進行過幾次大規模的集中清洗，如洪武四年“錄（甄別）天下官吏案”，八年的“空印案”，十八年的“郭桓案”，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爲民害者”，二十年“罪妄言者”，聲勢都極浩大。 　　空印案發生在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按朱元璋的規定，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戶部報告地方財政賬目，其數目必須與戶部掌握的數字完全吻合，才能通過，如有分毫差錯，整個賬目就要全部重新編寫。各省離京師遠的六七千裏，近的三四千裏，爲了減少麻煩，各地官員都帶上已經蓋好大印的空白表冊，以備賬冊被駁回時，在京城就地重新編寫。 　　這種情況當然算是違規，不過其實也沒有什麼危害性。因爲賬冊上蓋的地方政府大印，都是騎縫印，就是每頁紙上只有半個印章，這種空白紙張，並不能用來僞造其他公文。各地官員年年都這麼辦，已經成了習慣。 　　誰料到這一約定俗成的做法居然給天下官員帶來塌天大禍。洪武八年的某一天，朱元璋偶然發現了這一情況。他認爲這是天下官員蔑視他的規定，勃然大怒，因此小小一事興起大獄，自戶部尚書周肅以下，各省與此事有關的官員全部掉了腦袋。吳晗在《朱元璋傳》中說空印案殺掉了數萬人。 　　另一個驚天大案是郭桓案。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有人告發戶部右侍郎郭桓等勾結地方官“侵盜官糧”，也就是把國家的稅糧偷偷佔爲己有。朱元璋派人調查，發現情況屬實，郭桓以及其他官員們共侵吞了官糧七百萬石。這一案導致禮部尚書趙瑁和六部的左右侍郎以下，都掉了腦袋，各省被牽連被殺的官員和富戶，又有幾萬人。 　　除了這幾起大案外，中案小案也每年都有。在日常生活中，朱元璋殺起文官來，真是隨心所欲，逸興遄飛，揮灑儘性。他一時不高興，可能幾百上千人就掉了腦袋，因此洪武一朝成了文官們的地獄。 　　然而，對於功臣們，朱元璋卻異乎尋常的寬容和溫柔。苛刻嚴峻的個性讓他對功臣們違法亂紀的行爲不可能置之不問，但與功臣同享富貴的宣言剛剛發佈，他不想以這些“細故”，破壞自己“厚待功臣”的良好形象，所以他採取了軟硬兩手。 　　軟的一手是教育。 　　天下初定之後，朱元璋就意識到提高老鄉們文化素養的重要性，畢竟一個個都已經是公侯伯爵，人五人六，再像以前一樣，滿口粗話，渾身農民習氣，怎麼配得上他們的高貴地位和巨大權力？因此早在洪武三年十月，朱元璋就給功臣們辦起了學習班，他規定每個月初一十五兩天，找秀才們輪流爲諸將講學，給他們講怎麼樣才能成爲一名合格的高級大臣，怎麼樣遵守君臣之禮，“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升而不自知也”。 　　洪武初，御史袁凱言：“今天下已定，將帥在京師者，於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于都督府延至通經學古之士，每於諸將朔望早朝後，俱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升。”太祖深以爲然，遂敕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 　　除了辦講座，朱元璋還專門組織人給大臣們寫書。洪武八年，朱元璋主編了一本厚厚的大書，叫做《資世通訓》，是一本全國人民（包括僧道尼等方外之人）都要遵守的《大明國國民守則》，其中第二章就是《臣道章》，分爲“忠孝、勿欺、勿蔽”之類十七條內容，專門規定大臣們如何忠於自己的職守。朱元璋把這本書頒賜功臣們每人一本，命令他們認真學習，以此對照自己的行爲，發現差距，加以改正。 　　除了教育之外，他還採取了稍爲強硬的一手，那就是從約束功臣的部下家人入手，來給功臣和死罪之間建起一道防火牆。 　　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工部鑄造了一個鐵榜，也就是鐵鑄的公告牌，上面鑄着約束公侯家人的條文。在鐵榜文中，朱元璋這樣論述自己的功臣觀： 　　〖朕觀古昔，帝王之紀及功臣傳，其君保恤功臣之意，或有始無終，使忠良股肱不免受禍，誠可憫也。間有聰明聖主，待功臣之心，皎如日月，奸臣不能離間，故君臣得以優遊終其天年，在社稷有磐石之安，在功臣之家享富貴無窮，朕甚慕焉。亦有明智之君，欲保全有功，其心切切，奈何跋扈之臣，恃其有功，數作過惡，累宥不悛，不得已而誅戮，此臣下自取之也。 　　又若主有寬仁之德，臣有忠良之心，然彼此各少察斷而不明，何也？蓋功臣奴僕倚恃權貴，欺壓良善，爲臣者不能察其所爲，致使縱橫。刑官執法具罪以聞，在忠良大臣必不如是，特奴僕自作之過。其君不能明察大臣之心，將謂大臣使之。如是，姑息有功，釋而不問者有之，略加誡諭奴僕者有之，又不明白與功臣道其奴僕所作之過，含忍太多，及法司屢奏卻疑大臣欺罔君上，一旦不容即加殘害，此君不明之所致也。 　　當時功臣雖有忠良之心，卻不能檢察其下，一有罪責，即怨其君，何也？亦由奴僕之類在外爲非，歸則言是，大臣職任朝堂，或優閒元老，加以小人阿，少能勸諫，及至奴僕犯罪，法司執問，君命誅其奴僕，大臣不知君上保愛之心，便生疑怨，累及其身，往往有之。或是天子念功臣之勞，而免其罪，其奴僕歸告大臣曰：“君上不能容公，故枉問奴等耳。”大臣一時聽信，不自加察，以爲必然，遂生猜疑，致遭刑戮。此臣不能檢察其下之過也，可謂君臣兩失之矣。〗 　　也就是說，他一心想要保全功臣，使皇帝之家享有磐石之安，使功臣之家享有富貴無窮，彼此成爲一段佳話。但是他也深知達成這一境界之不容易。 　　首先是“跋扈之臣，恃其有功，數作過惡，累宥不悛”，皇帝最後“不得已而誅戮”之。這雖然是“臣下自取之”，畢竟也是慘傷之事，所以他要極力避免。 　　另一種情況中，皇帝有寬仁之德，功臣有忠良之心，但是卻難免功臣的奴僕們倚恃權貴，欺壓良善，爲所欲爲。有的皇帝會念及大臣功勞，對這種情況置之不問，導致愈演愈烈，最後不得已罪及大臣。 　　或者君臣都本無他意，無奈有小人從中挑撥，導致君臣各生疑心，最終拔刀相向。 　　因此他“慮公侯之家奴僕等，習染頑風，冒犯國典，今以鐵榜申明律令”。 　　鐵榜文的具體內容有九條： 　　其一，凡內外各指揮千戶、百戶、鎮撫並總旗、小旗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錢物，受者杖一百，發海南充軍，再犯處死。公侯與者，初犯再犯免其罪附過，三犯準免死一次，奉命征討，與者受者，不在此限。 　　其二，凡公侯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軍，違者初犯再犯免罪附過，三犯準免死一次。其官軍敢有輒便聽從者，杖一百，發海南充軍。 　　其三，凡公侯之家，強佔官民山場、湖泊、茶園、蘆蕩及金銀銅場鐵冶者，初犯再犯免罪附過，三犯準免死一次。 　　其四，凡內外各衛官軍，非當出征之時，不得輒於公侯門首侍立聽候，違者杖一百，發煙瘴之地充軍。 　　其五，凡功臣之家管莊人等，不得倚勢在鄉欺毆人民，違者刺面、劓（yì）鼻，家產籍沒入官，妻子徙至南寧，其餘聽使之人各杖一百，及妻子皆發南寧充軍。 　　其六，凡功臣之家，屯田佃戶、管莊、幹辦、火者、奴僕及其親屬人等，倚勢凌民奪侵田產財物者，並依倚勢欺毆人民律處斷。 　　其七，凡公侯之家，除賜定儀、仗戶及佃田人戶已有名額報籍在官，敢有私託門下、影蔽差徭者，斬。 　　其八，凡公侯之家，倚恃權豪，欺壓良善，虛錢實契，侵奪人田地、房屋、孳畜者，初犯免罪附過，再犯住支俸給一半，三犯停其祿，四犯與庶民同罪。 　　其九，凡功臣之家，不得受諸人田土及朦朧投獻物業，違者初犯者免罪附過，再犯住支俸給一半，三犯停其祿，四犯與庶人同罪。 　　這道鐵榜，雖然規定得十分嚴密，其實也是相當客氣的，朱元璋對功臣之家可能出現的各種違法犯罪情況，雖然防範甚嚴，但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不直接觸及功臣們自身。 　　【宰相胡惟庸“被謀反”】 　　甚至在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大案中，功臣們也被刻意迴護。 　　胡惟庸是安徽定遠人，李善長的老鄉，他於龍鳳二年（公元1356年）才投奔朱元璋，不過由於才幹過人兼善於鑽營，升遷極快。洪武六年，被朱元璋提拔爲右丞相，洪武十年更進爲左丞相，成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角色。 　　能力出衆的人，往往毛病也出衆。胡惟庸的火箭式竄升是因爲他有能力，他的最終敗落，也是因爲他太有能力。胡惟庸這個人，性格和朱元璋很像：“爲人雄爽有大略，而陰刻險鷙，衆多畏之。”他和朱元璋一樣，喜攬權，愛專斷，做事大刀闊斧，不避鋒芒：“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 　　性格相似的人容易相剋，更何況君權與相權的衝突歷來是中國高層政治中一直難以處理的難題。胡惟庸案從本質上來說，是朱元璋調整君權與相權關係的必然結果。胡惟庸因爲沒能處理好與皇帝權力分配的關係，過於飛揚跋扈，引發了對權力異常敏感的朱元璋取消丞相制的念頭，也給自己惹來了殺身之禍。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謀反”的罪名，興起大獄。 　　胡惟庸案的處理手法也是非常殘酷的。曾任朱元璋帳前黃旗先鋒的俞本，在永樂初年撰寫的《紀事錄》中，對胡惟庸黨案是這樣記述的： 　　〖是年（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右大夫陳寧，擅權壞法，俱伏誅於玄津橋，掘坑丈餘，埋其屍，次日復出之，支解於市，縱犬食之。錄其家資，以妻子分配軍士，子弟悉斬之……上以應天府所屬上元、江寧二縣之民與胡惟庸爲黨，將男婦長幼悉屠之。〗 　　也就是說，把胡惟庸押至玄津橋斬首，埋入一個丈餘深的大坑，第二天又感覺不解恨，命人將屍體挖出，在衆目睽睽之下肢解，然後縱犬食之。財產則全部沒收入官，妻妾分配給軍士，男性後代則全部斬首。與胡惟庸關係親密的大批官員也被處死。甚至朱元璋因爲上元、江寧兩縣百姓與胡惟庸關係密切，居然將這兩縣之人，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殺光。其兇殘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然而，對於案中牽涉的功臣，他卻網開一面：以善長及陸仲亨等皆初起時腹心股肱，置不問。（《朱元璋系年要錄》）胡惟庸與李善長關係十分密切。“素與太師李善長相結，以兄女妻其從子佑，自是勢益熾”。胡惟庸的最初發跡，就是因爲李善長的推薦。所以他對李善長感激不盡，“因相往來”，把李善長作爲自己向上爬的階梯和保護傘。他不僅將自己的侄女嫁給李善長侄子李佑，還極力幫助李善長打擊非淮西籍大臣。 　　陸仲亨、費聚等人也是胡惟庸爲了培植勢力而極力拉攏的對象。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驛傳，受到朱元璋的怒責。平涼侯費聚，曾經受命到蘇州撫綏軍民。“聚不任事，唯嗜酒色。召還，責往西北招降達達，無功，上亦責之。”這兩個人都因懼怕處罰，而投靠到胡惟庸門下以求庇護。他們與胡惟庸的親密關係，朱元璋心裏十分清楚，但是在公佈胡惟庸的罪狀時，他只含糊地說到胡惟庸有結黨之嫌，並沒有牽及這三位功臣。他宣佈的罪狀是：“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結於衆舌，朋比逞於羣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 　　非但如此，在胡惟庸被殺後，朱元璋進一步擴大與開國武將的聯姻關係，“因結肺腑”，穩定功臣們的情緒。他親自決定，聘中山王徐達次女爲代王妃、三女爲安王妃，信國公湯和長女與次女爲魯王妃，安陸侯吳復之女與寧河王鄧愈之女爲齊王妃，前軍都督僉事於顯之女爲潭王妃，靖海侯吳忠之女爲湘王妃，永昌侯藍玉之女爲蜀王妃，潁國公傅友德之女爲晉世子妃，並將汝寧公主嫁給吉安侯陸仲亨之子陸賢，福清公主嫁給風翔侯張龍之子張麟，壽春公主嫁給潁國公傅友德之子傅忠，南康公主嫁給東川侯胡海之子胡觀，永嘉公主嫁給武定侯郭英之子郭鎮。 　　【撤銷大都督府：軍事體制重大改革】 　　對功臣們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退讓寬容，原因是朱元璋對文臣和武將的態度、判斷上都有很大區別。在他眼裏，文官這類東西，比如韭菜，割不勝割，毫不值錢。不管怎麼殺，都會有大批新的送上門來。但武將則不是這樣。一個好的將領，是要在大陣仗中磨練出來的，可遇而不可求。他們都是大明帝國不可缺少的寶貴財富，殺掉一個少一個。事實上，在大明開國之後，幾乎無年不用兵，離了他們，他根本無法繼續自己的正常統治。 　　洪武四年正月，朱元璋命湯和爲徵西將軍，傅友德爲前將軍，分兵兩路伐蜀。 　　洪武五年，朱元璋以徐達爲徵虜大將軍，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勝爲徵西將軍，分兵三路北征蒙古。 　　洪武八年，元將納哈出進犯遼東，被大將葉旺擊敗。 　　洪武十一年四月，慶州屯田百戶山丹等起義，朱元璋分遣楊仲明、沐英、王弼等鎮壓。 　　洪武十三年這個多事之秋，軍事上仍然活動極爲頻繁。在這一年，沐英率領明軍，對蒙古進行了第三次北伐。十一月，故元平章（平章爲官名）乃兒不花等率數千騎入洮林口，掠永平（今河北省盧龍縣）。 　　可見直到這一年，朱元璋仍然離不開這些老鄉作他的左膀右臂。 　　不過，胡惟庸案中，胡氏與一些將軍們的勾結，讓朱元璋膽戰心驚。開國之後，他第一次直接感受到軍事政變的威脅。如果有那麼三五個開國元勳與心險膽大的胡惟庸聯合起來共同起事，他的大明江山還真有變色可能。 　　文官們對皇權的威脅再大，也沒有武將嚴重。開國功臣和皇帝光屁股長大，一起分享過黃色笑話，深知對方並非什麼神龍天子，不過一介村夫流氓，睡覺愛放屁磨牙，愛摳鼻孔和腳趾頭。他們很難如同其他出身的臣下那樣視皇帝如神明，對皇帝也難免跋扈粗率。這些闖過重重鬼門關的傢伙，都有着異乎尋常的膽量魄力和機詐權變。一旦動了染指最高權力之念，會比文官更直接，更有力，更不顧後果。一旦天下有事，他們不會放過“皇帝輪流做”的機會，所以歷代皇帝們對武臣元老們無時無刻不提高警惕。 　　朱元璋本有多疑的毛病，凡事過分小心。長期的焦慮和強度過大的腦力勞動，使朱元璋患上了嚴重的心理疾病。他經常幻想也許有一天，這座宮殿被人一把火燒掉，子孫妻妾被掠去爲奴作婢。一想到這些，他就渾身出冷汗。他成日裏喫不下飯，睡不好覺。看見宮女太監偷偷溜他一眼，他就認爲是在盤算他詛咒他；看見文武百官在殿上說話吞吞吐吐，就以爲是要欺瞞他。尤其是天黑下來，一個人坐在禁城裏，就揣想別人心裏都在想些什麼？官員們有沒有私下裏交通？是不是有人正在燈下密謀造反？鄉里有沒有人聚衆拜佛燒香？ 　　顯然，在歷經磨難之後，他的心理狀態已經不正常了。他自述道，自己經常“夜臥不能安席，常常因爲想起一件什麼可能危及帝國安全的事，便一夜失眠”。成天到晚，他的心總是懸着，成天把定下的法度一遍遍從頭細擼，看看有什麼不安穩的。 　　所以在因胡惟庸案取消了丞相制之後，朱元璋又進行了一項重大軍事體制改革。他於洪武十三年撤銷了大都督府，改設左、右、中、前、後五軍都督府，以分散中央軍事機構的權力。他規定五軍都督府管兵籍，但無調動軍隊之權，兵部掌軍官升遷，但無直接指揮軍隊之權。 　　所謂“征伐則（皇帝）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明史》卷八九，《兵志》），“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統兵之權，五軍有統軍之權，而無出兵之令，合之則呼吸相通，分之則犬牙相制”（《春明夢餘錄》）。 　　這樣，既可防備將領擅調兵力發動叛亂，又使軍權集中到皇帝手中。 　　誅殺胡惟庸，廢除丞相，又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這些都是震動全國的重大舉措，在執行過程中很容易出亂子。爲了防止意外事變的發生，朱元璋不得不採取了上述對功臣的一系列安撫措施。 　　【只有親生兒子信得過】 　　朱元璋做事，總是考慮得極爲長遠。事實上，早在開國之初，他就盤算過制衡武將的問題，並未雨綢繆，採取了一項重要措施。 　　雖然朱元璋十分重視地緣，但是和血緣比起來，這種重視就不值一提了。說實在的，天下諸人，他只信得過自己的親生兒子們。 　　洪武三年，雖然二子不過十六歲，三子不過十五歲，四子不過十一歲，而最小的兒子剛剛一歲，他就先於大封功臣之前封諸子爲王。他在詔書中說： 　　〖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爲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爲秦王、第三子爲晉王、第四子爲燕王、第五子爲吳王、第六子爲楚王、第七子爲齊王、第八子爲潭王、第九子爲趙王、第十子爲魯王、侄孫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凡諸禮典，已有定製。於戲！衆建藩輔，所以廣盤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 　　以諸子分駐天下要地，以“固內外之勢”，“廣盤石之安”，確保江山永在朱姓之手，是他在開國之前就畫好的藍圖。他規定諸王的府第、服飾和軍騎，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見了他們都要“伏而拜謁”。法定其親兵護衛，“少者三千人，多者至萬九千人”（《明史》卷一百一十六，《諸王列傳序》）。 　　特別是北方塞王，掌握的兵力更爲雄厚。比如寧王所部“帶甲八萬，革車六千”，他們因此一個個實力雄厚，“連邑數十，城廓宮室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朱元璋對自己的孩子們無限信任，他規定，遇有戰事，即使元勳宿將也要聽藩王節制。 　　對於這種安排，稍有中國政治常識的人都會看出其不妥。因爲強藩必然挑戰中央集權，成爲帝國長治久安之隱患，外藩之亂在中國歷史上出現得實在太多了。平遙縣訓導葉伯巨的看法十分典型，洪武九年，他上書言事，指出朱元璋“分封太侈”： 　　〖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則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豈有抗衡之理？臣竊以爲不然。何不現於漢、晉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孫也，七國諸王，認爲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 　　這番話入情入理，不料朱元璋見疏卻勃然大怒，認爲這是離間他們一家骨肉，要親手射殺葉伯巨。經過羣臣力勸，纔沒有親自動手，不過葉伯巨終於爲此事死在獄中。 　　以自己的子孫制衡天下武臣的構想雖然美好，無奈朱元璋的孩子們在開國之初都年齡太小。雖然朱元璋日夜盼望他的孩子們儘快成長起來，然而人的成長不像莊稼，不是多施幾次肥就能催起來，所以這一構想真正發揮作用，還需待以時日。在此之前，朱元璋只能耐下心來，對功臣們極盡敷衍之能事。 　　【大屠殺計劃：爲太子保駕護航】 　　專制制度的自私性使君權表現出強烈的排他性，這就決定了君臣關係、尤其是開國君臣關係的脆弱性。皇帝與功臣的關係，經常在昨與今、情與理、勢與義中糾結衝突，醞釀出一個又一個危機。 　　決定歷代開國功臣命運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開國皇帝的年齡。學者鄭宏衛在《開國功臣歸宿論》中說，皇帝登基時年齡越老，對身後事就越擔心，因此就越容易對功臣們動起殺機。比如劉邦，登基時已經五十五歲，因此他開了兔死狗烹的先例，開國時所封的七個異姓王，後來大部分或誅或伐，非死即亡，“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 　　相反，那些青壯年的登基者，則對控制功臣更有自信心。比如李世民登基時沒到三十歲，劉秀不過三十一歲，而趙匡胤也不過三十四歲。因此唐太宗李世民使用功臣勳舊，並無避諱。貞觀年間，事無鉅細，勳臣皆得過問。唐初開國功臣，絕大多數都大權重位，各展所長，圓滿地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光武帝劉秀則取消功臣實權，保全他們的厚祿。光武之世，列侯只有“高密、固始、膠東三侯”參與國事，其他人都遠離權力，但光武帝對他們禮貌周到，“遠方貢珍甘，必先遍賜諸侯，而太官無餘”，且“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至於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更人我兩便，被認爲人情與形勢兩全，歷代稱爲高明之舉。 　　朱元璋開國之時，已經年過四十，不過仍算年富力強，所以他才高調宣佈要保全功臣。然而隨着年齡增長和健康狀態的惡化，朱元璋與功臣們共富貴的信心越來越低。 　　長期緊張的戰鬥生活和繁忙勞累的國事，使朱元璋的健康受到了損害。洪武初年，便“患心不寧”，害了心跳過速的病症，有時發高熱，“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而對太子朱標能力的擔心，使他在身病之外又患上了嚴重的心病。 　　雖然早就知道長子朱標性格柔弱，但是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宗法情緒特重，對立嫡立長原則毫不動搖。早在稱吳王后，他便立朱標爲世子，即帝位後又馬上立爲太子。 　　爲了把這個資質平庸的長子培養成合格的接班人，朱元璋費盡了心血。 　　洪武元年十一月，他下令在宮中建大本堂，蒐集古今圖籍充實其中，徵聘四方名儒教授太子。朱元璋經常親自佈置太子的課程並親自檢查。洪武五年十二月，太子剛滿十八歲，朱元璋即命“今後百司所奏之事，皆啓皇太子知之”。洪武十年起又令天下大小事務，都要先由太子拿出處理意見，再報皇帝：“自今大小政事皆啓太子處分，然後奏聞。” 　　然而，朱元璋的心血，並沒有太多收穫。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隨着時間的發展，朱標的仁柔懦弱不但沒有什麼改進，相反在朱元璋的嚴格而急切的要求下，變成了木訥膽怯，做事越來越畏手畏腳，沒有主意，處理事情顛三倒四，經常惹得朱元璋發火。越到老年，朱元璋越相信，這個孩子不可能成爲一個雄才大略的帝王。他開始懷疑在自己身後，朱標能否駕馭這些老資格的虎狼之臣。 　　對老友們的友愛之情，在冷酷的權衡下，日漸消淡。朱元璋對功臣們心態的變化，從史料中的一個細節表露無遺。 　　洪武初年，每有功臣去世，朱元璋經常感傷不已，對他們的後事安排十分重視。比如： 　　〖鄂國公常遇春卒，靈車之至，朕親臨奠……痛哭而還。 　　大都督府同知康茂才卒於陝州……柩至龍江，上親爲文祭之。 　　衛國公鄧愈卒……卜聞上哭之慟，召輟朝三日。〗 　　洪武十二年起，朱元璋爲自己修建的陵園初步落成，再有功臣去世，朱元璋一般都會命他們葬到陵園邊上，死後與自己萬年相依。 　　比如洪武十二年“濟寧侯顧時卒……敕葬鐘山之陰”。洪武十三年，“廣西都指揮使王真卒，敕歸葬於鐘山之陰”。洪武十四年，“江陰侯吳良卒……遣使迎喪還京，賜葬鐘山之陰”。洪武十二年到洪武二十一年中，大部分功臣死後都獲賜葬於鐘山之陰，逐漸形成功臣陵墓拱衛孝陵之勢。 　　但是從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來看，洪武二十一年之後，不再有功臣被賜葬鐘山之陰，甚至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朱元璋的養子黔國公沐英卒，千里迢迢從雲南歸葬南京，也沒能葬入鐘山，而是葬在江寧的觀音山一帶。 　　這一細節顯示此時的朱元璋心中，對老友故舊的友愛和信任已經消失殆盡。將軍們日常表現中的小小不謹不敬，在朱元璋的特殊心態中都被放大成了叛逆的苗頭。胡惟庸案更讓他對這些無論怎麼教育提醒都改不了粗野本性的將軍們大爲擔心。他對開國元勳們的一切都越來越看不順眼：“此等愚夫，不學無術，勇而無禮，或閒中侍坐，或飲宴之間，將以朕爲無知，巧言肆侮，凡所動作，悉無臣禮。”甚至對他們的亡魂也生了提防和厭惡之心。 　　一個大屠殺計劃，在朱元璋心中慢慢形成。他決定在自己生前，親手將他稍有不放心的將軍全部除掉，以便留給朱標一個萬世無虞的鐵打江山。 　　不過，雖然殺心已起，朱元璋還是盡力隱忍。他是一個極爲耐心的獵手，不到時機完全成熟，他不會動手。 　　【兒子長大，時機成熟】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初，大明帝國內發生了一件極爲重要的事，不過當時注意到這一點的人很少。 　　這一年元旦剛過不久，分別駐守北平和太原的燕王朱棣和晉王朱棡（gāng）受朱元璋之命，分頭出兵，合擊蒙古草原上的蒙元丞相咬住（咬住是人名）和平章乃兒不花大軍。 　　蒙古軍隊一直是大明帝國的心腹大患，他們不甘倉皇北逃之命運，時時窺伺中原情形，經常南下騷擾。這一次，朱元璋命自己的孩子們先發制人。 　　這一年朱棣正好三十歲，所謂而立之年，而朱棡則三十二歲。兩位王子封藩多年，擁兵甚衆，此次都是初試啼聲。 　　爲了讓自己手中有足夠的好牌來取代對功臣們的過度依賴，朱元璋對孩子的教育費盡了苦心。史書記載，諸子小時，朱元璋認爲他們“宜習勞，令內侍制麻履行滕。凡諸子出城稍遠，馬行十七，步行十三”（《明朝小史》卷一）。爲他們選擇師傅極盡天下英傑之選，希望他們能文武雙全，成爲自己真正的左膀右臂。 　　在他的嚴格要求下，朱元璋諸子中頗有幾個才能突出者。比如二子秦王、三子晉王、四子燕王、六子楚王、十二子湘王皆武藝高強，熟讀兵書戰策。雖然教育良好，不過他們到底能不能承擔維護帝國藩屏的重任，不經試驗，誰也無法判定。所以出兵之前，整個大明帝國都和朱元璋一樣，心存疑慮。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初二日，燕王率諸將出古北口。先遣的哨兵打探到，乃兒不花正駐軍於迤都（今內蒙古蘇尼特左旗北）。儘管突然大雪，氣溫驟然下降，燕王仍決定冒雪急進，給蒙軍一個突降襲擊。經過數日冒雪急行軍，明軍悄悄對乃兒不花完成了包圍。等到乃兒不花察覺，爲時已晚，最後只好率衆投降。於是首次出征就擒獲“乃兒不花及其名王酋長男女數萬口，羊馬無算，駱駝數千”（《太宗實錄》卷一）。 　　晉王出兵，北上甚遠，卻沒有遇到敵人，只好空手而歸。不過據報，晉王帶兵，行軍佈陣也十分有章法。 　　對於這一結果，朱元璋十分滿意。他說：“清沙漠者，燕王也。朕無北顧之憂矣！”（《明太祖實錄》卷二○一）這一天，朱元璋盼得太久了。以前諸子參加的軍事活動，都是勳臣元帥們爲主，皇子處於學習或者說實習地位。直到洪武二十三年這次北征，皇子們首次親任大型軍事活動主帥，且戰果如此輝煌，朱元璋才徹底放了心。 　　有了這樣如狼似虎的兒子，他朱元璋還怕什麼呢？ 　　燕王凱旋，朝廷上下都喜氣洋洋，但所有人都沒有想到，大屠殺計劃在朱元璋的頭腦中已經成熟。 　　【第一功臣李善長之死】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五月，也就是在燕王取勝一個月後，發生了封績事件。 　　封績本是元朝的舊臣，歸降於明。據後來朱元璋公佈的審問結果，說是洪武十二年，胡惟庸準備謀反，偷偷派封績前往蒙古草原，帶信給蒙古人，“着發兵擾邊”，要他們裏應外合，合力推翻朱元璋的統治。據說是因爲胡惟庸案發，封績聽到消息留在了蒙古，不敢回來。 　　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藍玉北征，在捕魚兒海蒙古軍隊中俘獲了封績，將其押解回國。但據說李善長又對此人加以包庇，“匿不以聞”，沒告訴朱元璋。 　　而在洪武二十三年這一微妙的年頭，這一事件被恰當其時地揭露出來。 　　朱元璋派人審問封績，審問的結果是把十年前的胡惟庸案，由普通“心懷不軌”升級爲勾結蒙古、串通李善長等功臣共同謀反，朱元璋的屠刀終於在功臣們毫無心理準備之時突然落下。 　　凡是朱元璋不放心的功臣，都被羅織進此案，以曾與胡惟庸相勾結的罪名被處死。在這一年之前，病故和得罪而死的公侯已達二十四人，而這一案，殺戮和死後追究的公侯一共有二十二個。 　　資格最老的是韓國公李善長，其次是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延安侯唐勝宗、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申國公鄧鎮（開國名將鄧愈之子）、臨江侯陳鏞（杞國公陳德之子）。另有宣德侯金朝興、寧濟侯顧時、營陽侯楊璟、靖海侯吳楨、永城侯薛顯、鞏昌侯郭興、六安侯王志、南安侯俞通源、汝南侯梅思祖、永嘉侯朱亮祖、淮安侯華雲龍，在案發之前已死，也追坐胡黨，革除爵位。毛驤（參議官毛騏之子）、李伯異、丁玉、胡美、於顯、陳方亮、耿忠、於虎也死於是案。 　　此案之後，朱元璋公佈的罪狀，卻彼此牴牾，漏洞百出。後世王世貞、錢謙益、潘檉章以及吳晗等多名學者，經過仔細考訂，證明它們都屬於向壁虛構，並不足信。李善長之死就十分典型。 　　李善長是朱元璋駕下數一數二的得力功臣，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獲封爲韓國公，到洪武二十三年，他已經七十七歲，替朱元璋賣了三十九年命，位極人臣，爲人老實本分，又和朱元璋成了兒女親家，本以爲能尊榮富貴到頭，不料卻突然遭遇滅門之禍。 　　根據朱元璋公佈的罪狀，李善長被捕，是由於有人告發他包庇封績之事。在接下來的審訊中，又審出一條“私借兵卒罪”。說是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李善長年已七十有七，“耆不能檢飭其下”，爲營建私宅，向信國公湯和借用衛卒三百人，湯和“攘臂大怒，曰，非奉命，太師敢擅發兵耶？善長慚謝，至是事敗”。 　　然而，錢謙益在《太祖實錄辨正》中輯得了一份原始供詞。在這份供詞中，李善長的妻子朱氏交代此事發生在洪武十二年。朱氏說，洪武十二年十月，李善長爲私事向湯和借軍卒三百名幫自己家蓋房子，“湯大夫說：‘上位的軍，不是我的軍，如何敢借？與你酒。’散。” 　　且不說朱元璋將發生在洪武十二年的事後推十一年作爲證據，本來就已經使這條證據失效；就說確實是發生於洪武二十三年的話，想憑藉三百名借來的士兵造大明帝國的反，素以謹慎敬畏著稱的李善長怎麼能如此愚蠢呢？ 　　這明顯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朱元璋不管罪證充不充分，藉口“會有言星變”，需殺大臣應災，下令將李善長及其妻女弟侄家七十餘人悉皆斬殺，家產全部抄沒，“籍入六萬金”。 　　這一案一共誅殺了三萬多人。凡是與這些公侯沾點邊的，一律大禍臨頭。連在洪武十年已經退休的老臣宋濂也受到牽連，被貶至茂州。七十二歲高齡的宋濂拖着老邁之身走到夔州，憂憤成疾，自縊而死。 　　【白髮人送黑髮人】 　　洪武二十三年這次大殺戮，搞得非常突然，讓所有人都完全沒有防備。 　　其實如果冷靜權衡一下，我們就會發現，洪武年間那些令朱元璋不放心的武臣，對大明江山並不構成根本性的威脅。雖然他們中的許多人飛揚跋扈、貪財好貨、經常破壞帝國紀律，但是這些畢竟都是小節。“自明興以來，勳臣不與政事。” 　　中國古代史研究者林正根在《論明太祖的心態與功臣羣體的覆滅》中指出，除李善長等個別文人出身的功臣外，朱元璋的武將們基本都不在政府中供職。和劉邦時不同，洪武年間的功臣們雖然有封號，但沒有封地，“未嘗裂土自王也。”因此他們除了戰時帶兵之外，別無他事，並無領兵造反的地方經濟資源。即使有人不自量力，起了反心，也很難興起大浪。 　　然而朱元璋的政治信條是追求“萬全”。凡是他不放心、不喜歡的開國功臣，基本都被他一網打盡。剩下的，都是他認爲經過多年考驗，並無二心，可以爲太子朱標所用的忠貞之臣。朱元璋懸了十多年的心，這才放了下來。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五月初二日，大屠殺之後不久，朱元璋對倖存的功臣採取了一項撫慰措施。爲了讓功臣們徹底放心，他以“列侯年老，悉遣還鄉”。效仿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舉，給功臣們每個人一筆厚厚的遣散費，讓他們回老家享受生活。 　　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升、曹國公李景隆、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六公，各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匹，水平侯謝成、甫雄侯趙庸、崇山侯李新、懷遠侯曹興、鳳翔侯張龍、定遠侯王弼、安慶侯仇正、武家侯郭英（鞏昌侯郭子興）、鶴慶侯張翼十侯，各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千錠、綺三十匹。並且每人賜給兵卒一百一十二人爲從者，永遠使用，稱“鐵冊軍”。 　　直到此時，這些身經百戰的老將們對帝國的安全還有很大殘餘價值。爲了發揮他們的價值，也爲了表明自己對他們仍然信任有加，朱元璋對他們仍然經常施以重任。 　　在這次大屠殺之後不久，洪武二十四年正月，爲了防備北元勢力乘機南下襲擾，朱元璋命傅友德爲徵虜將軍，以王弼、郭英爲副，前往北平備邊。三月，又令徐輝祖、李景隆、藍玉等備邊陝西，葉舁練兵甘肅。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再派馮勝等十四名大將分理陝西、山西、河南諸衛軍務。在朱元璋的計劃中，這些久經考驗的老臣要在他身後發揮餘熱，爲太子朱標保駕護航。 　　經過朱元璋的一系列撫慰措施，已經成了驚弓之鳥的功臣們長長出了口氣。他們確認自己已經逃過了生死大劫，可以永保功名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洪武二十五年，大明帝國又發生了一件震動全國的大事：年僅三十八歲的太子朱標去世。去世前一年，朱元璋命朱標巡察陝西。朱標被立爲皇太子後養尊處優，極少遠行，這次長途往返，頂風冒雪，舟車勞頓，回來後一病不起。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四月二十五日與世長辭。 　　這一年朱元璋六十五歲。老年喪子，本來是人生最重大的打擊之一。 　　更何況他在朱標身上，已經投入了那樣多的心血。雖然太子朱標的能力一直沒達到朱元璋的期望，但是畢竟已經年長，性格已經成熟穩定，爲人老實謹慎，作爲一個守成之主，還是沒大問題的。不想卻出此意外。六十五歲的老皇帝承受不住這個沉重的打擊，第二年便“患熱症”病倒了。這一次病得很重，“幾將去世”。經過太醫的精心治療，總算從死神手裏奪回了性命，但仍“病纏在身”，身體更加虛弱。 　　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堅決恪守立嫡以長原則的朱元璋將朱標十六歲的兒子朱允炆立爲皇太孫。 　　十六歲這個年齡，對於一國之主來說實在是太小了。更何況太孫生長深宮之中婦人之手，性格比太子更爲“仁柔”，很難一下子擔起皇帝之任。爲了確保大明江山的安全，看來本是打算留給太子所用的這批老臣，也得除掉了。 　　【“死亡名單”：藍玉、馮勝、傅友德……】 　　這次大屠殺的抓手是藍玉。 　　藍玉是定遠（今安徽定遠）人，爲人勇悍有才略。常遇春、徐達死後，他成了朝中數一數二的大將，“數總大軍，多立功”。 　　洪武二十一年，藍玉立下了平生最大一次功績，他率領十五萬大軍，追擊蒙古軍隊，一直追到捕魚兒海，大獲全勝。這一次戰役，明軍抓獲脫古思帖木爾的次子地保奴、嬪妃公主等一百二十三人，又追獲吳王朵兒只、代王達裏麻及平章以下官屬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人，並寶璽符敕金牌金銀印諸物、馬駝牛羊十五萬餘，焚甲仗蓄積無數。 　　捕魚兒海戰役是北元政權在明朝開國後遭到的最大失敗，也是明朝對北元取得的最具決定意義的一戰。這一戰北元精銳皆盡，從此一蹶不振，沒有力量與明朝正面較量於北方，對明王朝不再是一個直接的威脅。 　　消息傳到京師，朱元璋大喜過望，立刻遣使勞軍，諭中比藍玉爲衛青、李靖，回朝後立刻晉封藍玉爲涼國公。 　　所謂福兮禍之所依，這場大勝使藍玉成爲洪武后期第一功臣，也使藍玉成爲朱元璋眼中最大的釘子。正是這場爲明王朝掃除了後患的關鍵性戰役，使朱元璋感覺藍玉的存在不再那麼必要了。同時，藍玉身上的毛病卻使他日復一日地不安。 　　藍玉雖然能力強功勞大，卻性格粗豪，爲人不謹。朱元璋殺了那麼多人，仍然沒給他足夠的警醒，他仍然一路立功，一路惹事。他出徵打仗，隨便侵佔戰利品，“私藏珍寶駝馬無算”，又“嘗佔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執御史，捶而逐之”。隨便圈佔民田，有關官員受理此事，居然被他痛打。 　　這次北征歸來，夜至喜峯關，關吏沒有及時打開關門迎納，他便縱兵毀關而入。在回朝途中，他又姦污投降的北元妃子，致妃子羞憤自縊而死。回朝之後，藍玉“猶不悛，侍宴語傲慢，在軍擅黜陟將校，進止自專”。這一切，都使在喪失長子之後心情極度抑鬱的朱元璋，把他列爲屠殺名單上的第一位。 　　據朱元璋後來公佈的罪狀，藍玉被捕，是因爲“謀反”。據說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藍玉密遣親信，暗中聯絡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後軍都督府同知祝哲、中軍都督府同知汪信等，密謀策劃造反，定在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朱元璋外出舉行籍田禮時起事。據說這些密謀被錦衣衛的特務偵知，朱元璋先發制人，於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八將藍玉逮捕。被捕後第三天，即將藍玉處死。 　　殺藍玉只是朱元璋計劃中的第一步。他隨即將此案擴大化，以藍黨爲罪名，把一大批淮西老將及其子弟加以牽連誅殺。整個藍案總共大約殺了二萬人，包括二公、十二侯、二伯。二公是涼國公藍玉，開國公常升；十二侯爲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會寧侯張溫、普定侯陳桓、東川侯胡海、舳艫侯朱壽、宣寧侯曹泰（軍將曹良臣之子）、懷遠侯曹興、西涼侯濮璵（軍將濮英之子）、東平侯韓勳（韓敬之子）、全寧侯孫恪（統軍元帥孫興祖之子）、瀋陽侯察罕（海西侯納哈出之子）；二伯是徽先伯桑敬（秦淮冀元帥桑世傑之子）、東莞伯何榮。過了一年，潁國公傅友德、定遠侯王弼也追坐藍黨賜死。又過一年，宋國公馮勝也以藍黨罪名被殺。 　　其他被殺的重要人物還有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都督黃輅、湯泉、馬俊、王誠、聶緯、王銘、許亮、謝熊、汪信、蕭用、楊春、張政、祝哲、陶文、茆鼎等十餘人。 　　經過這次大屠殺，整個勳臣隊伍，只剩了耿炳文及郭英二人。“及洪武末年，諸公、侯且盡，存者惟（耿）炳文及武定侯郭英。”活躍於政治舞臺的淮西勳貴勢力被完全剷除了。朱元璋的心到此才徹底放了下來。 　　藍玉案的處理是非常殘酷的。藍玉被剝皮而死，並將其皮傳示天下各省。 　　藍玉之皮，到明朝末年還存放在四川：“初獻賊入蜀王府，見端禮門樓上奉一像，公侯品服，金裴，人皮質，頭與手足俱肉身。訊內監雲：‘明初涼國公藍玉，蜀妃父也，爲太祖疑忌，坐以謀反，剝其皮，傳示各省。自滇回蜀，王奏留之。’”這一案的其他官員，大多數也都是受凌遲之刑而死的。 　　這反映出越到晚年，朱元璋的生活中就越缺乏樂趣。只有殺人時，他的心裏會舒服些。每殺一個人，他的心就放寬一些：畢竟人死不會復生，少一個人，就少了一份威脅。他癡迷於使他人遭受不幸而獲得滿足，這是反社會型人格的重要特徵。 　　【藍玉冤案】 　　藍玉案當然也是徹頭徹尾的冤案。 　　首先，朱元璋事後所輯的《逆臣錄》，也就是藍玉案的供詞集中，並沒有藍玉本人的口供，這表明藍玉根本沒招供。沒有主犯的口供，這份供詞的真實性就頗值得懷疑。 　　其次，《逆臣錄》中其他人的供詞反映出來的這樁謀反大案，策劃過程如同兒戲。藍玉造反明目張膽，毫不避人。洪武二十五年底，朱元璋派謝熊前往成都召藍玉回京。據謝熊供詞，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涼國公宅第，藍玉和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勸這位皇帝的欽使造反：“我知道，必是我親家靖寧侯胡黨事內有我名字，差你來提取。實不瞞你，我如今回家看動靜，若是果有這話說，好歹下手做一場。你回去休要泄機，若事成時，大家得安享富貴。” 　　接着，在回京路上，二十五年年底在四川，二十六年正月初一二在武昌，初三在九江，初七在安慶，藍玉一路到處活動，見人就勸人造反，毫不避嫌，這已經令人咋舌，而回到首都後的“策劃”活動，更令人瞠目。 　　藍玉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抵達南京，二月八日被捕。據《逆臣錄》所載口供，在近一個月當中，上自侯爺、督爺、指揮，下至千百戶、總旗小旗，乃至奴僕家丁、販夫走卒、流氓無賴，有幾千人曾穿梭來往於涼國公府，暢言謀反，可謂車水馬龍、門庭若市。按這份供詞，藍玉謀反的事，搞得京城內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藍玉和他的下屬智商皆屬正常，造反是鋌而走險的大事，怎麼可能在雄猜好殺的皇帝眼皮下如此張揚？更何況藍玉與之商量的那些人，多數都不靠譜。比如，一個名叫蔣富的招供，說是藍玉曾請他喫酒，對他說：“老蔣，你是我的舊人，我有句話和你說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謀大事，已與衆頭目都商量定了，你回家後打聽着，若下手時，你便來討分曉，日後也抬舉你一步。”這個“老蔣”是誰呢？只是藍玉家一個打漁的。另有一名叫張仁孫的供道，他曾去拜見藍玉，聽藍玉對他說，要成大事，要張仁孫等各置軍器，聽候接應，如日後事成時都與大官人做。這個張仁孫是誰呢？只是鄉里一個染匠。 　　很顯然，《逆臣錄》不過是朱元璋倉促羅織出的一個幌子。 　　【大屠殺的文化背景】 　　經常有人把朱元璋的大屠殺與劉邦誅殺功臣相提並論，其實二者存在着本質上的不同。 　　劉邦所誅殺的開國功臣，主要是異姓王。漢初一共封了七個異姓王，他們有土地，有人民，有甲兵，是漢帝國內的半獨立王國。正如翦（jiǎn）伯贊所說：“這種封拜，不過是對於同盟軍的佔領，予以承認而已。實際上，上述諸人，封亦王，不封亦王也。”（《秦漢史》）這七人當中，被誅者五，倖存者一，長沙王吳芮後降爲侯。對他們的誅殺，實際上是漢高祖統一全國鬥爭的繼續。 　　漢初所封列侯，一共一百三十七位，以謀反而誅殺者僅二人，一是陽夏侯陳稀，一是淮陰侯韓信。陳稀於漢高祖十年九月公開反叛，自立爲大王。漢高祖十二年，爲樊噲軍追斬於靈丘。可見誅陳稀是平叛戰爭，不能算入誅殺功臣之列。列侯在漢高祖死前被誅者，實際上僅有韓信一人。加上劉邦死後因罪失爵的五人，第一代列侯被處理的一共六人，佔漢高祖朝列侯總數的4.3％。即使加上被誅的異姓諸侯王，被誅和因罪失爵者也僅佔漢高祖朝所封功臣的7.7％。而《明史》功臣世表所載明太祖朝功臣共六十九人，被明太祖誅戮賜死者共三十二人。若加上得罪貶死於戍所的開國公常茂，受朱元璋之命被胡惟庸毒死的誠意伯劉基，因明太祖賜蒸鵝而速亡的魏國公徐達，則達三十五人，佔明初功臣的57.25％。 　　朱元璋的大屠殺，當然是野蠻、下作和卑鄙的。然而奇怪的是，在傳統正史中，對朱元璋此舉進行嚴厲批判者並不多。 　　這樣殘忍的大屠殺，在中國文化中自有其理路在。朱元璋興此大獄，下此殺手，完全是基於中國政治中“過度防禦”的策略傳統。 　　中國人是一個善於猜忌的民族。難於合作是中國人一個源遠流長的根性，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自發成立的自治城邦，這被學者們作爲中國人不習慣於平等合作的一個有力證據。外國觀察者一到中國，首先引起他們注意的就是分佈在全國各地的高高的城牆，他們認爲這是中國人缺乏相互信任的表徵。在有文字記載之前，中國人一定已經經歷了無數代的相互欺騙、背叛、陷害和內爭，過早成熟的智力和過於豐富的歷史破壞了祖先們相互信任的能力，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相互傷害的痛苦記憶。 　　一代代積存在血液中的受騙記憶，使我們祖先的猜疑能力發展到極端，在漢語中出現了“斬草除根”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成語。一個王朝被滅掉之後，新皇帝的第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計追索前朝皇帝的後代，務必乾淨利落地全部殺掉。相互防範、相互猜疑的心理發展到極端，幾乎已經成了這個民族的羣體性心理障礙，因爲總是用最壞的想法去推測對方心理，所以在心理上形成相互驚嚇的共振效應，迫使人們以妄想狂的心態採取種種極端措施來消除自己給自己製造的恐懼。 　　甚至在中國歷史上最有人情味、最爲寬容理性、最有人緣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同樣的劊子手。在和自己的兄弟爭奪王位勝利之後，爲了確保自己王位的安全，他把哥哥建成和弟弟元吉的那些無辜的孩子，一律殺掉。當然，這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是例行公事一般不值得大驚小怪。所以，幾千萬言的《資治通鑑》對這件事只用了這樣一句輕輕帶過：“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皆生誅，仍絕屬籍。” 　　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歷史上強大的統一傳統，正是中國人不善合作的結果。中國人習慣於通過強力確立尊卑秩序，也就是說，要通過暴力在羣體之內形成的是壓制與服從的關係。一個超大羣體的構成，首要的條件是出現一個超級強硬的權威。而維持羣體的穩定，則必須有效地消滅對權威的挑戰。所以，朱元璋的誅戮功臣，被認爲是中國的權威型政治體系自我保護的一種反應，雖然血腥，雖然下作，但是並未受到傳統史觀的苛責，也不影響在傳統史家眼中朱元璋一代雄主的地位，甚至正相反，它成了朱元璋雄圖大略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把穩定做爲最高政治目標的話，這一舉動是達到這一目標的保險係數最大的手段。 　　因此面對這樣瘋狂的大屠殺，整個大明王朝如同一潭死水，只能逆來順受。面對朱元璋荒誕無稽不堪一擊的指控，被屠殺者們保持着令人難以理解的沉默。幾乎沒有人上書抗議，沒有人採取什麼激烈的反抗措施。被牽連進去的就安安分分地受死，僥倖逃脫的則暗自慶幸白撿了一條命。 　　第十四章 衣錦還鄉：對鳳陽鄉親的特殊照顧 　　【一個重大消息，兩個特殊人物】 　　朱元璋的故鄉古稱鍾離，元代升爲濠州，明代改稱鳳陽。它是淮河流域一個不起眼的小地方，除了淮河兩岸成爲兵家必爭之地時在史籍中偶爾露一下面外，很少有人提到它。但朱元璋的發跡使鳳陽的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三月，一個重大消息傳到了南京：朱元璋的故鄉濠州被朱軍攻佔。 　　朱元璋的心情異常激動。從軍之後，他只有至正十三年回鍾離招過一次兵，此後再也沒有回過家鄉。如今屈指算來，已經整整十三年了。 　　十幾年戎馬倥傯，日日夜夜精神高度緊張，他似乎已經忘了故鄉的存在。然而消息傳來之際，朱元璋才發現自己內心深處其實無時無刻不掛念着那片貧瘠的土地，畢竟，他二十五歲以前的所有記憶都存放在那裏。 　　生存鬥爭的壓力抑制了他對故鄉的熱念，如今全國大勢已經初步明朗，三分天下，他已有其二，可以喘一口氣了。接到故鄉收復的消息，朱元璋發現自己的思鄉之情如同洪水決堤，居然一發不可收拾。故鄉記憶在腦海中一下子全面復活，一片片一刻不停地閃過。他感慨道：“濠，吾家也。濟如此，我有國無家可乎！”攻下濠州這一天，正好是朱元璋大哥病死的忌日，距他父親病故的忌日剛過三天，距他母親病逝的忌日尚有十三天。此時，攻滅東吳的第一個作戰計劃即將完成，第二個作戰計劃尚未開始，他決定利用短暫的間歇時間，回濠州省墓。 　　至正二十六年四月，朱元璋從南京起身。隨從的還有兩個特殊人物，一個叫劉大，一個叫曹秀。 　　【父母墳前】 　　劉大就是慨然送地，使自己得以安葬父母的劉繼祖的兒子，曹秀則是當年拿出自己所有家底置辦禮品送他入皇覺寺爲僧的汪大娘的兒子。他們是朱元璋終身難忘的兩大恩人。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朱元璋已經成爲紅巾軍鎮撫大將，這年年底，他在濠州城意外地見到了前來投奔的劉大和曹秀，驚喜非常，說“吾故人至矣”，忙問劉繼祖夫婦和汪大娘的情形。原來汪大娘在朱元璋投軍不久就去世了。到至正十三年初，劉繼祖也病故了，家裏只剩劉大一人，年小力薄，遂和曹秀一起來投奔。朱元璋聞聽，“慘怛動容”（《鳳陽新書》，《劉繼祖傳》），留下他們作了自己的貼身護衛。雖然二人才能平庸，不堪大用，朱元璋對他們卻一直另眼相看。兩人屢次請纓到前線作戰，朱元璋都沒有同意，說，我不會讓你們冒生命危險，那樣對不起你們的父母！ 　　這次回鄉，朱元璋特意帶上這兩個人。除此之外，他還特意帶上一名博士官（許存仁）和一名起居注官（王禕），來記錄他這次必將載入史冊的“太祖還鄉”。原來的流浪和尚現在已經成了即將登上帝位的“吳王”，這種巨大的身份變化使這次回鄉一定比普通的衣錦還鄉更具戲劇性。 　　剛剛上路之際，他還想擺設全套吳王儀仗，可一出南京城，他已經心如歸鳥，把儀仗甩在身後，命令士兵日行百里，僅用三天，就奔到了故鄉。 　　跨過村邊那條小河，村頭那棵老白楊還在，可其他都已經面目全非：村邊那座規模不小的皇覺寺，而今只剩幾條低矮的殘牆和數堆瓦礫。村中一座座房屋傾坍破敗，原本一百多家的村莊，而今只有二十多戶還有人煙。自己家的老院子裏，荒草已經近人高，三間草房，早已塌了頂落了架，朱元璋一行人的接近，只驚起了一窩鴉雀。 　　朱元璋內心一陣痠痛。 　　二十幾戶鄉親被馬蹄人聲驚起，戰戰兢兢地在門口向這裏張望。在確定這不是一夥劫掠者後，人們漸漸聚集到了朱元璋家的老院子裏：一個個鳩形鵠面，面帶膽怯，衣衫襤褸。 　　朱元璋首先認出了小時候的玩伴劉添兒。添兒比自己大兩歲，今年應該四十二，看起來卻像是五六十歲的光景，腰彎背駝，面目黎黑，瘦得如同一具骷髏。小時候，劉添兒處處關照他，在自己喫不飽的時候，經常掰給自己半個餅子。如今，竟然淪落到了這個地步。朱元璋眼眶溼潤，向他走過去： 　　“添兒？是你吧？” 　　劉添兒滿臉迷惑，朱元璋說：“我是重八啊！” 　　“重八？”“重八！”“啊呀，重八回來啦！”……鄉親們一下子爆炸了，奔上前把朱元璋圍在了中間：“這誰敢認啊！重八，你這是做了大官兒啦？” 　　朱元璋拉着一雙又一雙枯手，半天不能言語。終於平復下來，能說話了，囑咐身邊的侍衛：把你們帶的乾糧乾肉都拿出來，給鄉親們分了，把帶的那些禮品也給大家分了。 　　二百多名士兵的行軍糧分給了二十多戶人家，每家還分到了朱元璋從南京帶來的兩匹綢子，兩匹棉布。那個時候，棉花在中國尚未普及，因此也是珍貴禮物。此外，每家還分到了二十兩銀子。 　　青黃不接時節，許多人家已經喫了一個月野菜，此時許多孩子當着朱元璋的面就大口大口吃起乾糧來。整個村莊都一片喜氣洋洋。 　　朱元璋卻高興不起來，衣錦還鄉的自得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他沒有料到戰爭把家鄉破壞得如此徹底。趁着大家回家生火做飯，他帶着隨從到村外去給父母上墳。 　　墳地幾乎已經找不到了。朱元璋記憶中堆得很高的墳頭風吹雨侵，已經幾與地平，荒草連天，大地寂靜無聲。朱元璋想着躺在地下的父母，可惜趕不上他今日的榮華了。他跪在低矮的墳頭前，淚如雨下。 　　他本來想把父母的遺骸起出來，找個好地方另葬，但是博士官許存仁和起居注官王禕極力反對。他們說主公能有今日，顯然是因爲父母的墳風水好，要是起墳改葬，恐泄山川靈氣。朱元璋一聽有理，於是下令就地培土，“增土以倍其封”。 　　再回到村子，鄉親們已經從留在村中的侍衛那裏知道，如今的重八，現在已經是“吳王”，不久之後就是皇帝。再見到朱元璋，大家撲通一下，都跪了下來。朱元璋命大家起來，他們起來後也都面帶拘謹，不敢說笑了。朱元璋和他們細話家常，問他們這些年的境況，才得知村中人一多半兒死了，剩下的也都逃走。濠州的戰爭剛剛停止，大家都指望今年能過個太平年。 　　朱元璋宣佈，任命和自己同來的劉英與曹秀爲守陵官，全權負責守護皇陵之責，又宣佈賜給這二十戶鄉親每戶視人口多少二十到三十頃地，免十年錢糧。朱元璋說，你們這二十戶，以後就不用種地了，地佃給別人種，你們專門幫我看守祖墳，我立你們爲陵戶，幫我照料祭祀之事，不要你們出錢，祭祀過後的豬羊，就給你們喫了！以後你們每日間，只要收收租子，喫喫酒，快快活活度日罷！ 　　大家又紛紛趴到地下，結結實實給朱元璋叩了幾個頭。 　　朱元璋環顧鄉親，發現和剛纔比，少了一人：前地主劉德。 　　【當年仇人劉德】 　　從南京出發之前，朱元璋頭腦中就一直在想，那個劉德如今怎麼樣了？ 　　在劉德家裏叩頭求地的情景，是朱元璋生命中最大的恥辱。 　　剛纔那二十多戶之中，他注意到了劉德。當年那個精壯富態的劉德，如今也已經蒼然老矣。在那時的朱元璋眼裏，劉德就是村中最大的成功人士，舉手投足，派頭十足，讓朱元璋十分敬畏。如今看起來，不過是個又老又猥瑣的沒見過世面的鄉間老頭。 　　聽到朱元璋如今已經是吳王，劉德心裏忐忑起來。朱元璋再次回村，他躲在家裏，不敢出門。 　　朱元璋派人把他叫了過來。大家心裏都緊了一下。誰都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而朱元璋這些年，可是以殺人爲業。 　　劉德跪倒在朱元璋面前，一邊磕頭一邊口中叨唸：主上開恩，恕小的當年有眼不識泰山吧！可憐小的如今也一把年紀了吧！ 　　朱元璋親自上前，把他從地上拉起來，說：你不用害怕。當年之事，我不會計較。“此恆情耳，不必問。吾貧時，爾豈知今日爲天子耶！”（《國榷》卷一）嫌貧愛富，這是人之常情，我不和你計較。那時候你怎麼知道我會當天子！同時還宣佈，賜給劉德三十頃田。 　　在場之人，無不爲朱元璋的寬容大度所感動。起居注官忙把這段話記載下來，他知道，這必將成爲一樁歷史佳話。 　　其實這一刻的一舉一動每一句話，朱元璋在離開南京前就籌算好了。 　　朱元璋處處模仿漢高祖劉邦，對劉邦樣樣都佩服，但是對劉邦“羹頡侯”一事，卻一直大不以爲然。 　　由貧賤起身的人，總有相似的尷尬。年輕時的劉邦喜歡帶着酒肉朋友到哥嫂家蹭喫蹭喝，喝酒吹牛。時間長了，嫂子難免不願意。有一天，劉邦和一幫小兄弟走進家門，卻聽到嫂子拿鍋鏟狠狠鏟鍋的聲音，那意思是告訴他，鍋裏沒飯了，到別處去蹭吧，把劉邦弄得臉沒處放，從此便留下了“擊釜之怨”。當了皇帝之後，他大封近親爲王爲侯，但唯獨就是不封大哥大嫂的獨子劉信。直到太上皇劉瑞親自說情，劉邦才決定封他爲侯，但在下旨時，卻頒了一個刻薄的封號：“羹頡侯”。“羹頡”之意是“飯沒了”。 　　即將開國的朱元璋，期望着以史上最偉大的皇帝形象進入歷史，因此他對自己一舉手一投足都很重視。朱元璋認爲：“論高祖豁達大度，世鹹知之，然其記五嫂之怨而封其子爲羹頡侯……則度量亦未弘矣。”也就是說，劉邦本是寬懷大度之人，卻因爲這樁小事破壞了形象，十分不值。帝王形象無小事，越是戲劇性的小事，越是人們津津樂道的環節。 　　在離開家鄉前，朱元璋命人從外面採買食物，請鄉親父老痛痛快快喫了一頓。史載朱元璋在宴會上向鄉親們發表瞭如下重要講話：“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並囑咐道：“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爲所抄掠。父老等亦自愛，以樂高年。”據說鄉親們異口同聲答道：“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主上憂念。” 　　【窮鄉僻壤差點成爲首都】 　　朱元璋對家鄉的情感確實非常深厚。他就是鳳陽這片土地上長出來的一棵植物。在戎馬倥傯之中，他時刻感受着人性的冷酷，但是一旦回到這貧瘠的故鄉，他馬上感覺一切都是那麼熨帖，那麼踏實。故鄉那熟悉的一草一木和鄉親們對他的真摯情感，構成了一個巨大的自然“子宮”，讓他在這裏感覺最安全、最舒服。 　　洪武元年，大明開國，定都應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然而不久之後，朱元璋就提出一個令大臣們十分震驚的計劃：把帝國的首都設在老家鳳陽。 　　開國前後，關於新帝國的首都，君臣們進行過多次討論，因爲南京在全國的位置偏於東南，所以大臣們提出過長安、洛陽、開封和北平等方案。這四座城池都是歷史名城巨鎮，各有優勢，當得起首都之任：“或言關中（指長安）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里適均；汴梁亦宋之舊京，漕運方便；又或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者。” 　　沒想到朱元璋卻提出，在鳳陽建設中都。他說，南京“去中原頗遠，控制（北方）良難”，而“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頑”（《高皇帝御製文集》卷十七，《中都告祭天地祝文》）。鳳陽則離中原很近，而且“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實錄》卷四五），以之作爲中都，可以補救定都南京的不足。 　　除了淮西籍的功臣們贊同外，其他大臣們都面面相覷。將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窮鄉僻壤小地方定爲首都，這實在有點太匪夷所思了吧？鳳陽經濟落後，又“平曠無險可守”，從哪個角度來說，都不是定都之地。性格耿直的劉基直接對定都鳳陽表示反對，說：“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 　　然而朱元璋聽不進去。大家也就罷了，他們深知他說一不二的性格，主子定了的事情，除了服從，還有什麼選擇呢？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羅列論證了那麼多，其實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聖心思念帝鄉，欲久居鳳陽”。 　　於是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九月，朱元璋正式下詔在臨濠營建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在朱元璋的設想中，自己的故鄉將成爲未來的正式首都，南京將降爲陪都。農民雖然生活節儉，但修宅院總是不惜血本。同樣，朱元璋一貫做事節儉，這一次卻不惜血本，他要傾全國之力，高標準嚴要求，要把中都建造成萬年不易的金湯之地。所以中都從設計之初就務求雄壯華麗，他要求選取最好的材料，每一個環節都精益求精。 　　經過百萬民工六年日夜不停的建設，一座座雄偉的宮闕相繼拔地而起。 　　朱元璋的要求在各個環節都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考古學家後來在中都遺址中發現，中都殘存石構件的數量、品種、質量都遠超過元大都。大殿蟠龍石礎每塊都是2.7米左右見方、面積超過7平方米的龐然大物，其氣派遠勝過歷代首都。後來明成祖修建北京城，金鑾殿上的石礎體量只有中都的三分之一。 　　現在中都石構部件的所有外露部分，全都精雕細刻，花費了巨量人工。 　　歷史上一直默默無聞的小城鳳陽一時成了明帝國最大的城市。這座城市有裏外三道城垣，三城相套，佈局奢侈宏闊。宮城（大內）城垣“週六裏”“高三丈九尺五寸，女牆高五尺九寸五分，共高四丈五尺四寸五分”。皇城周長“十有四里”，磚石修壘，“高二丈”。最外面的中都城城垣“週五十里零四百四十三步”，用土夯築，“丈高三”（當爲“高三丈”），氣勢極爲雄偉。爲了使這座城池垂之萬世，朱元璋還要求在城牆關鍵部位灌注熔化的鐵水，比如“城河壩磚腳五尺，以生鐵熔灌之”（《實錄》卷八三）。 　　洪武八年，工程基本完竣，朱元璋又一次親臨鳳陽，驗收工程質量，“驗功賞勞”。然而在參觀完這座耗盡了全國物力的雄偉新都之後，朱元璋卻又作出了一個讓全國驚掉下巴的重大決定：廢棄中都！ 　　原來，在這次驗收中，朱元璋聽到了一個意外的消息：因爲勞動太苦，又不給工錢，那些被迫調來興工的匠人心懷不滿，實施了“厭勝法”，也就是我們說的“下鎮物”，在宮殿的一些關鍵部位，埋下了咒符、泥人、木人、弓箭、剪刀、紙人等東西，據說這樣將給居住者帶來噩運。建築已經完成，要想清理出這些鎮物，十分困難。 　　《明史》卷一三八對這件事是這樣記載的：“時造鳳陽宮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鬥殿脊者。太師李善長奏諸工匠有厭鎮法。” 　　也就是說，在驗收工程的時候，朱元璋坐在新修成的宮殿中，卻隱隱約約聽到似乎有人在殿脊上拿着刀槍打仗。他詢問怎麼回事，李善長奏報說，有人對這座宮殿“下了鎮物”。 　　朱元璋的反應是我們可以想見的。明史說他“將盡殺之”，也就是把修造宮殿的所有幾千名工匠全部殺掉。工部尚書薜祥冒死進言，說只有木匠才能下鎮物，鐵匠和石匠沒有責任，“活者千數”，一句求情，救活了一千多人。 　　就因爲這一件偶發之事，導致了中都城全部作廢。今天看來不可思議，在大明王朝卻是天經地義：天下者，帝王之天下也。他的意志，是國土內唯一的意志。難道你以爲他會爲了珍惜一百萬工匠六年的勞動，而生活在將造成自己心理障礙的建築中嗎？ 　　【朱元璋的報恩方式】 　　生活在老家的想法破滅了，但是朱元璋對自己的老鄉，卻從來不改親愛之情。對別人，他是高高在上的帝王，是殺人如麻的魔鬼，但是對老鄉，他卻始終是那個講義氣、重感情的“重八”。 　　開國不久，他正式任命劉大、曹秀爲從仕郎，專門守護皇陵。還特意爲他們改了名。劉大之名當然不能進入詔旨，他特別改爲劉英。曹秀則連名帶姓一起改了，叫做汪文。 　　何以把姓也改了呢？原來汪大娘有子三人，爲了報恩，朱元璋特令曹秀改姓爲汪，以示對汪大娘的紀念。其他二子，繼承曹氏香火，依然姓曹。所以鳳陽民間至今有“洪武改姓，曹汪一家”之說。六百多年過去了，鳳陽曹汪二姓之間，仍有不能通婚的習俗。 　　洪武七年元月，朱元璋專門設立皇陵祠祭署，於是汪文、劉英的官名又改爲了“皇陵祠祭署署丞”和“署令”。汪大娘的另兩個兒子，一個被安排爲祠祭署中層官員，另一個被封爲衛所指揮。汪大娘地下有知，當可含笑了。 　　這一年六月，朱元璋又特意把恩人的第三代，汪文的兒子汪倫，劉英的兒子劉鑑，送到南京國子監讀書，“日給糈脯，冬夏給衣布等物”（《鳳陽新書》卷二），照顧十分周到。 　　及至洪武十一年五月皇陵完工之時，朱元璋又宣佈，將劉繼祖追封爲義惠侯，特命將劉繼祖夫婦、汪大娘，還有村中一位朱元璋小時候叫乾孃的趙氏神主配在父母陵寢，享受皇家煙火祭祀。這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 　　洪武年間，別的大臣見了朱元璋，都如同老鼠見了貓，大氣都不敢出，只有他的老鄉們，在朱元璋面前一直大大咧咧，不拿自己當外人。洪武中期，劉英有一次從家鄉跑到南京來看望朱元璋。朱元璋因有事在身，三天之後才召見，官員卻找不到劉英了。找了好幾天，才知道劉英不耐煩等着，已經回鳳陽了。朱元璋請劉英再進京，不料劉英覺得朱元璋擺架子，不高興，居然一直沒動身。如果是別人敢這樣做，朱元璋一定會滅了他九族，但是對劉英，朱元璋卻感覺很抱歉。只想着怎麼把劉英請來，卻傳來消息，劉英突然病故。朱元璋深感悲慟，特意寫下了《祭署令劉英》： 　　〖昔者朕寓居是方，存亡者感英父子之恩，至今猶存情懷，未嘗有所忘也。前者英赴京來，朕爲機務浩繁，兼壽有年，失顧問於英，三日復覺，令人覓英所在，莫知所之。稽於金川之門守者，報無知英之出入。復於京內物色數日，乃知英還矣。命召復勞再見，久未至。再命召之，告者乃雲英亡。嗚呼！感恩之道常懷，感恩之禮未終，英遽然長逝，朕思昔恩，不勝嗟悼。特以牲醴之奠祭之。英其不昧，饗之！（《高皇帝御製文集》卷十八）〗 　　朱元璋的御製文集，篇數本不太多，關於汪劉兩家的聖旨，竟然多達五篇，可謂絕無僅有。朱元璋的開國功臣，後來被他殺戮殆盡，只有汪劉二姓，不但洪武一朝享盡榮華，甚至終明之世，都世襲爲官，朱元璋的報答，可謂情深義重了。 　　【大明帝國的一個特殊羣體】 　　朱元璋回鄉所見到的二十戶老鄉，後來成了大明帝國的一個特殊羣體。 　　他們被朱元璋立爲陵戶，不用下地幹活兒，坐享國家補助，並且子孫世襲。 　　朱元璋在制定了天下各階層禮儀制度後，還特別規定，這二十戶陵戶建房，可以用官員用的紅色。所謂“無貧富，皆賜朱戶復其家”。數代之後，有的陵戶家庭破敗下來，住進了“茅屋柴扉”，然而“上猶施朱”（沈士謙《明良錄略》）。 　　洪武二年，鳳陽大規模修建皇陵，因爲工程闊大，陵園圈進了許多鄉親們的祖墳。按歷朝定製，這些普通墳墓都要遷出皇陵陵園另行安葬，不得混於皇家陵寢之中。朱元璋卻特批不用遷動，還允許他們隨便進入皇陵祭掃：“此墳墓皆吾家舊鄰里，不必外徙，春秋祭掃，聽其出入不禁。”（《朱元璋與鳳陽》） 　　當聽說鄉親們有人生活貧困之後，朱元璋還會賜給他們銀錢土地。實錄記載，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他“賜皇陵祠祭署令汪倫（此時汪文已經去世，由汪倫接班）及守陵人七十七戶鈔有差。先是，上以山陵之故，命給倫等田地，以優眷之”。 　　朱元璋對老鄉們說話，從來都是直截了當，如同與自己的家人聊天一樣。有一次，汪文匯報，想在自己署內多設幾名吏員，也讓老鄉們的孩子有份好工作。朱元璋沒有同意，特意下聖旨說： 　　〖昨日，汪署令奏討吏，我不與他。吏多生事害人。好人家子孫做了吏便害民。你陵戶中間揀選識幾個字的點得人名便罷。你陵裏有甚麼大事？一年祭祀，止輪一遭，將的豬來祭了喫了豬去，將的羊來祭了喫了羊去，欽此。〗 　　【在南京皇宮宴請鳳陽老鄉】 　　自從洪武八年發生了“厭勝事件”後，朱元璋再也沒回過鳳陽。不過，他卻時時思念鳳陽老鄉們。畢竟，這二十戶鄉親，就是他與鳳陽聯繫的血管，通過他們，他才能感覺到故鄉的體溫。 　　洪武十八年八月初二日，已經步入老年的朱元璋突然非常想念老鄉們。於是命人將二十戶鄉親請到南京，一是以慰相思之情，二是也讓他們來首都見見世面。幾天之後，老鄉們都進了城，卻先派人向朱元璋奏報，說是大家衣服寒酸，見不了天子。 　　朱元璋聽後大笑，命尚衣監太監，從自己的御用衣庫中給每人挑衣服一套，靴、帽各一件，把他們安置到本來是專門接待外國使臣的會同館休息。 　　第二天，老鄉們進宮，與朱元璋相見。朱元璋與大家一個個拉手敘了家常，又在奉天殿左廡擺開宴席，大宴鄉親。飯菜十分豐盛，內容都是鄉親們見所未見，喫完之後，還剩了一大桌子。看着老鄉們一副捨不得的表情，朱元璋命人把飯菜用捧盒打包，用“黃龍袱”包好，給他們送到會同館，讓他們晚上喫。 　　第二天朱元璋又請大家進宮，放下工作，親自做導遊，領着他們逛皇宮的一座座宮殿。對鄉親們來說，這真是劉姥姥進了大觀園。朱元璋還讓他們見了皇貴妃（此時馬皇后已逝），然後又大擺宴席，和大家痛飲了一回。 　　第三天老鄉們回家，朱元璋賜每人五十貫鈔。皇貴妃也賜每人五十貫，還每人送了一斤蘇木、一斤胡椒。朱元璋親自把他們送出了西長安門，手把手叮囑他們愛惜身體，一一惜別。 　　送走鄉親們之後，朱元璋卻感到無限傷感。鄉親們年紀和自己差不多，都六七十歲了，但是身體一個個卻差得多，這一趟雖然開了眼界，卻有好幾個累病了。因此他當天發下詔旨： 　　〖鳳陽親鄰二十家，老的們路途遙遠，江河雨雪不便，今後不必來了。教他家裏逢着時節，買炷好香燒，獻天地，教訓子孫讀書，休惜課錢，遵奉鄉飲酒禮。東魯山，西魯山，馬鞍山，萬歲山，都與他，教兒孫鞍馬出入，行鷹放犬，採獵打圍，弓箭我都不禁他們的。（以上俱見《鳳陽新書》卷五）〗 　　【皇子教育基地：鳳陽】 　　雖然鳳陽沒能成爲首都，但朱元璋的崛起，仍然使它的政治地位得到極大的提升。 　　早在吳元年收復濠州後，朱元璋馬上升濠州爲臨濠府。爲了配合興建中都，洪武四年，朱元璋擴大濠州的轄地，使臨濠的領地由四縣一下子擴展爲九州十八縣。洪武七年又更名爲鳳陽府，這一新府管轄亳州、潁州、太和、潁上、霍丘、壽州、懷遠、蒙城、宿州、靈壁、天長、盱眙、泗州、虹縣、五河、定遠、鳳陽和臨淮等十八個州縣，成爲一個跨淮河兩岸，佔地廣大的行政區。 　　罷建中都之後，作爲龍興之地，鳳陽地位仍然非同尋常。洪武十四年九月，朱元璋於此設置中都留守司，所設正留守，位高權重，“例以皇親協守”，“勳臣非在戚里，不得與也”。此外，鳳陽還設有察院巡按行臺、河南按察兵備行臺等政府機構及一系列皇陵祭祀機構，除此之外，鳳陽還是江北四府三州的鄉試之地。各類官員合計達一千四百人（《朱元璋與鳳陽》），各級吏員總數達數萬。 　　朱元璋還以鳳陽作爲皇子的教育基地，經常派自己的孩子們回老家體驗生活，憶苦思甜。早在吳元年（公元1367年）十月，他就令剛剛十三歲的世子朱標前往臨濠謁祀祖宗陵墓，“以知鞍馬之勤勞”，“衣食之艱難”，“風俗之美惡”，“吾創業之不易也”。 　　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十月，又命皇太子朱標和秦王、晉王、楚王、靖江王等王子“出遊中都，以講武事”。洪武九年二月，因秦王、晉王、燕王即將就藩，朱元璋命皇太子帶他們前往鳳陽，“觀祖宗肇基之地，俾知王業所由興”。十月，又詔秦王、晉王、燕王、吳王（後改封周王）、楚王、齊王練兵鳳陽。 　　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三月，詔秦王、晉王就藩，仍令燕王、周王、楚王“還駐鳳陽”。從此，“諸王之國，皆令詣辭皇陵而後行”，便成爲“定例”。爲了給皇子提供閱武練兵的場所，朱元璋於洪武十四年特命駙馬都尉黃琛在鳳陽獨山之前開設一個“廣三里”的演武場，令諸王在這裏操練二三年或六七年，然後就藩。此後，在洪武十八年，遣湘王朱柏、魯王朱檀、澶王朱梓就藩，又命蜀王朱椿還駐鳳陽，“閱武中都”。 　　朱元璋還將鳳陽用作囚禁犯罪宗室的地方。朱元璋的從孫、朱文正之子朱守謙，因事被朱元璋廢爲庶人，“使居鳳陽力田，冀其知稼穡艱難而思所以保富貴也”。由於這一先例，後來的明朝皇帝，都把犯罪的宗室遣送鳳陽囚禁。到明末，此處共關押過一百一十六批皇族。 　　由於以上種種設施，中都雖已罷廢，但這個經濟文化本不發達，交通也並非十分方便的鳳陽，仍然成爲淮河流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成爲大明政局中一個特殊而重要的城市，對明朝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一直有着重大影響。這一格局延續到明末，波及清代。 　　【朱元璋對家鄉的特殊政策】 　　如何復興鳳陽這塊“龍飛之鄉”，保護好這塊國家“根本重地”，讓家鄉的經濟發展得快一點，讓鄉親們生活得好一些，朱元璋沒少費腦筋。他爲鳳陽提供了許多“特殊政策”。 　　第一條是大移民。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四月那次回鄉，給朱元璋留下了極爲深刻的印象。他深深爲戰爭對家鄉的破壞而震驚，後來他和大臣們聊起此行的感受說：“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無怨嗟？”（《明太祖實錄》卷二十）當時史書也記載，“兩淮以北，大河以南，所在蕭條”，“長淮南北，悉爲丘墟”（《元史》卷一八六，《張禎傳》），由於“民多逃亡，城野空虛”（《明太祖實錄》卷三十四），大片土地荒蕪，至洪武改元，鳳陽府已是“十年之間，耕桑之地變爲草莽”（《明太祖實錄》卷五十一）。 　　在大明開國之際，鳳陽縣的本地居民僅有三千三百二十四戶（《中都志·戶口》，引自陳梧桐《洪武大帝朱元璋傳》），不到一萬六千六百二十人。整個鳳陽府人口不超過十三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僅爲五人。處處殘垣，村村寥落，這當然讓朱元璋心中十分不舒服。 　　要復興經濟，首先得有勞動力，爲了迅速改變家鄉面貌，開國之後，朱元璋在鳳陽組織了好幾次大規模的移民。其中最大的一次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徙江南民十四萬實中都”。這是明代歷史上，政府用行政手段移民數量最多的一次。 　　除了這次外，比較大規模的還有從山西遷來的移民。洪武六年十月，“乃命指揮江文徙其民（山西北部諸地之人）居於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戶，計口三萬九千三百四十九”（《明太祖實錄》卷六十二）。 　　總計洪武年間的移民，達到六次之多，數字大概在二十萬到三十萬之間。這麼龐大的數字在明代移民史上乃至中國移民史中，都是極爲罕見的。 　　除了普通移民外，鳳陽還有龐大的駐軍。據《明史·兵志》記載，洪武年間總計鳳陽府各州縣共駐軍約爲六萬四千九百六十人，與家屬合計，則有軍籍移民十八萬八千人。這樣算來，洪武年間鳳陽府接受的移民總數近四十八萬八千人（其中民籍移民三十萬，軍籍移民十八萬八千）。而我們前面提到，洪武之初，鳳陽府人口不過十三萬。外來移民人口是本地人口的三倍有餘，共佔移民後的鳳陽府人口總數的80％。 　　沒多少人想到兔子不拉屎的鳳陽來，朱元璋自有他的辦法。洪武時人胡幹在浙江人吳季可的墓誌銘中提到這次移民。吳氏爲浙江蘭溪人，“洪武八年春，有旨遣貧民無田者至中都鳳陽養之，遣之者不以道，械繫相疾視，皆有難色，獨公所遣，掉臂走道上。公且戒其子，宜體上德意，無以私廢義公臨事有爲，類多如此”（胡幹《胡仲子集》，《吳季可墓誌銘》）。從這個記載，可見此次移民的強迫性和殘酷性。 　　第二項政策是減免賦役。洪武十六年，朱元璋有一次閒着沒事，再次翻閱劉邦傳記，發現劉邦當了皇帝后，曾免了他家鄉的賦役。想想自己上次只免了老鄉們十年賦役，明顯沒有劉邦大方，於是再發諭旨： 　　〖鳳陽實朕鄉里，陵寢在焉。昔漢高皇帝豐縣生，沛縣長，後得了天下，免其豐沛二縣之民糧差。今鳳陽、臨淮二縣之民，雖不同我鄉社，同鍾離一邑之民。朕起自臨濠，以全鄉曲。鳳陽府有福的來做我父母官，那老的們生在我這塊土上，永不課徵。每日間雍雍熙熙喫酒，逢着時節，買炷好香燒，獻天地，結成義社，遵奉鄉飲酒禮。（《鳳陽新書》卷五）〗 　　細細推敲這份聖旨，朱元璋所免的，是“那老的們生在我這塊土上”的土著人口的賦役，對外來人口並不普免。另外一份聖旨中，也可以驗證這個結論。那是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發佈的一道聖旨： 　　〖或有人言，亦有非土民當籍土民之時，有等買囑官吏，詐稱土民而在籍者……今命戶部差人着落鳳陽府，精清土民，非土民者，許裏甲人鄉人出首到官，賞鈔五十錠。詐稱土民，治以重罪，能自首者，與免本罪。〗 　　原來，由於朱元璋對土著居民實行優惠政策，於是許多外來移民買通官吏，冒充土民，以享受免賦之權。由此更可證明朱對家鄉的免稅政策只針對自己的老鄉，並不惠及外來移民。很多史籍關於這一點的記載都是錯誤的。 　　比如《明史》卷三記，洪武十六年三月丙寅，“復免鳳陽、臨淮二縣民徭賦，世世無所與”。談遷的《國榷》卷七說：“洪武十六年三月甲辰，永免鳳陽、臨淮二縣徭賦。”這一系列記載，都誤會了朱元璋的本意。其實朱元璋要突出的，只是他老鄉們的特殊地位。 　　第三則是興修水利。興修水利是一項全國性政策，但朱元璋對鳳陽的水利建設情況卻特別重視。在乾隆《鳳陽縣誌》中記，早在洪武八年，他就特別派兩位侯爵康鐸、俞春源親自抓鳳陽水利建設。 　　在朱元璋之後，歷代帝王也以鳳陽“皇業所基，祖陵所在，視他地方不同”（《明憲宗實錄》卷二七五），在興修水利上特別重視。 　　第四是發展交通。朱元璋開闢了從鳳陽到南京的驛道，設二十站。整治了“道狹而竣”的清流關，使鳳陽的交通條件大大改善。 　　除了各項特殊政策外，朱元璋在此興修大量工程，對帶動當地經濟發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中都罷建之後，朱元璋還在鳳陽繼續修建皇陵、十王四妃墳和龍興寺等，工程浩大，動用人數衆多。在中都營建期間，朱元璋曾於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十一月“詔建公侯第宅於中都”。中都罷建之後，因爲朱元璋鼓勵開國元勳們退休回鄉，所以公侯府第建設並沒有停止。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八月，朱元璋特賜給公侯每人鈔一萬錠、銀五百兩爲買木僱工之用，“俾還鄉建第宅”。一時鳳陽數百里之間，“風雲之彥，星羅棋佈，於數百里間，王侯之家，甲第相望，冠蓋如雲……可謂盛矣”（光緒《鳳陽縣誌》卷十）。大批淮西功臣來到鳳陽居住，日常消費巨大，不可避免地帶動了鳳陽當地商業、建築業、服務業的發展。 　　朱元璋的特殊政策，確實收到了明顯效果。鳳陽人口大幅度增加，已經荒蕪許久的鳳陽土地又出現了“一郡桑麻翠如洗”的興旺景象。很多荒田被開墾出來，土地數量達到了四十萬頃。明代以稅糧多少來劃分府縣等級，二十萬石以上爲上府，十萬石以上爲中府，十萬石以下爲下府。洪武八年，鳳陽府在減免了很多稅糧的基礎上，歲收仍超過二十萬石，又成爲富庶繁華的上府。鳳陽的臨淮關“居民稠密，商賈輳集”，成爲一個重要的商業城鎮。 　　【十年倒有九年荒】 　　然而，誰也沒能料到，朱元璋對家鄉的特殊關愛，最終卻給家鄉造成了難以承受的惡果。 　　鳳陽的環境，在歷代人口壓力之下，早已長期惡化。朱元璋的大移民，一時雖給農業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但如此巨量的移民一下子湧入，卻給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當時鳳陽的土地，最好的部分已經被勳貴圈佔，鳳陽本地人又佔據了中等土地，移民們所獲，多是人們挑剩的低產土地。《鳳陽新書》卷七說：“田上則者，歸之軍，歸之功勳矣。中則者，土民括其一，佃戶括其一，惟留下則處瘠，乃得以實編民之耕。”卷五又載，移民所獲“皆山崗磽确，土石伴錯，溪谷流水無有，山林藪澤無存”之地。 　　沒有好地，山地附近的新來移民就上山毀林開荒，對山地的肆意開墾，很快造成了明顯的水土流失，挾沙而下的水流，加劇了淮河流域水系生態環境的惡化。 　　湖邊的移民開始圍湖墾田。涸湖爲田表面上看增加了耕地，在短期內緩解了人地壓力，實則使水利蓄泄失宜，破壞了當地生態的自我循環。 　　除此之外，鳳陽一系列重大工程，又開採了附近山區的大量山林，使許多山變成了童山禿嶺。 　　最要命的是，爲了保護祖陵風水，人們進一步破壞了當地生態循環。 　　位於洪澤湖畔的泗州是明祖陵所在地。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埋在這裏。 　　由於害怕洪水淹沒祖陵，導致“王氣中泄”，所以自明中期淮患日益嚴重之後，明政府定下了這樣的治水策略：“首慮祖陵，次慮運道，再慮民生。” 　　也就是第一是祖陵，第二要保證向北京運送糧食的航道，最後纔是老百姓：“淮域較運道，則運道重。以運道較祖陵，則祖陵尤重。”（《朱元璋與鳳陽》） 　　於是明政府經常不顧民生而決高家堰放水，人爲降低洪澤湖水位以護陵。這一措施雖然暫時減輕淮河對祖陵的威脅，但使得河道極爲混亂，給周邊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有明一朝，鳳陽周圍漸漸變成童山禿嶺，森林損毀殆盡，湖泊淤塞，淮河則經常氾濫，水患頻仍，兩岸百姓民不聊生，“地力既盡，元氣日銷，天災流行，人事屢變”（甘山修《霍山縣誌》卷十三）。鳳陽由此十年更有九年荒。“雨三日則沛澤，極目垮窪，泥淖不可耕耘。稍亢陽又爲焦土。”（汪旎修《重修蒙城縣志書》卷十一） 　　據《鳳陽新書》記載，自萬曆十七年至泰昌二年（公元年），鳳陽共發生旱澇災害6次，平均五年多一次（《鳳陽新書》卷四）。這只是災害影響較大的。如果算上一般的災害，則“鳳陽十年九荒，非旱則雨”（《鳳陽新書》卷四），至明末更是“十餘年來無歲不災，無災不重”（《鳳陽新書》卷四）。 　　當初朱元璋強制遷來的移民的後代，在一次次災荒中不斷逃亡他鄉。 　　比如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鳳陽府等處發生澇災，“田禾無收，積年在彼逃民，俱各轉徙，赴濟寧、臨清各處趁食，動以萬計”（《明英宗實錄》卷二二四）。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江淮南北，民多流亡”（《明憲宗實錄》卷一一一）。鳳陽的人口，在明中期以後迅速減少。據《鳳陽新書》記載，該縣“洪武之初，編民十有四萬也。自時厥後，舊志尚在丁口四萬七千八百五十餘口，萬曆六年，則僅存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口”（《鳳陽新書》卷四，《賦役篇第二》）。 　　剩下的人，也無法正常定居，許多人漸漸以乞討爲職業。他們“羣趨於惰，兼之水旱頻仍，中人蕩產，且乏兼歲之儲。一遇災荒，輒膏子女、棄故土而適他鄉者，比比皆是”（雍正《懷遠縣誌》卷一）。因此形成的“鳳陽花鼓”，隨着這些逃荒者的足跡，傳遍了大江南北而聞名全國。明末清初的魏裔介，曾在一首《秧歌行》裏描寫說： 　　〖鳳陽婦女唱秧歌，年年正月渡黃河。北風吹雪沙撲面，鼕鼕腰鼓自婆娑。衣衫襤褸帕在首，自言出門日已久。前年壽州無雨澤，今年泗州決河口……我唱秧歌度歉年，完卻官租還種田。南來北往如飛燕，如此艱辛實可憐！〗 　　鳳陽農業經濟因此告別一時的繁榮，重現蕭條衰落之狀。本來經過朱元璋的大力經營，鳳陽府土地數量一度達到了40萬頃。至明代中期的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該府的耕地面積卻回落到僅有61263頃（《明會典》卷一七，《戶部·川土》）。從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至弘治十五年不足150年的時間，鳳陽府的耕地面積竟減少了30多萬頃。“鳳、淮土廣人稀，加以水災，民半逃亡，二千里皆成草莽。”（《明神宗實錄》卷五八） 　　曾任廬州知府和吏部尚書的張瀚對淮河流域的土地荒蕪之狀有過細緻的記述，在經過鳳陽一帶時，他親眼目睹了那裏的荒蕪蕭條之狀。 　　〖嘗往來淮、鳳，一望皆紅寥白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間有耕者，又苦天澤不時，非旱即澇，蓋雨多則橫澇瀰漫，無處歸束；無雨則任其焦萎，救濟無資，饑饉頻仍，窘迫流徙，地廣人稀，坐此故也。（張瀚《松窗夢語》卷四，《三農紀》）〗 　　直到今天，淮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區經濟發展既不及蘇南富裕發達，也不如魯中的蓬勃興旺，同爲沿海開發地區，差異如此之大，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正是由於當地生態環境在明代遭到了嚴重破壞。朱元璋當初做夢也想不到，他的一片好心，會造成這樣的後果。 　　第十五章 朱元璋之死：最後一道可怕的命令 　　【強人離世】 　　朱元璋是個工作狂，很少娛樂和休息。 　　經過二十多年的“剪伐斫削、藻繪粉飾”，大明天下這座大廈的外表終於接近了朱元璋的藍圖：天下太平，四方安定，民生恢復，基業穩固。最主要敵人蒙古已經被壓制在了一隅，天下有實力挑戰皇權的豪強勢族已被消滅，經濟迅速恢復，社會日漸穩定。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戶部呈上最新統計數字，全國的耕地面積達到八百五十萬餘頃，比史籍所載的北宋耕地的最高數字（宋真宗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萬餘頃），增加了三百二十六萬頃。全國的人口六千零五十四萬，超過了《元史》所載元代最高的人口數字（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全國的田賦收入僅米麥一項即多達三千二百七十八萬餘石，比元朝歲入一千一百一十一萬餘石增加了近兩倍。 　　這些統計數字的代價是朱元璋那顆超級大腦長年的超負荷運轉，不間斷的緊張工作持續消耗着朱元璋的健康，而晚年兩次親人去世，又使朱元璋的精神遭遇重大打擊：洪武十五年，五十一歲的馬皇后病死，朱元璋十分悲痛。更大的打擊是洪武二十五年朱標的去世。六十五歲的老皇帝如同天塌一角，精神幾近崩潰。史載朱標去世後第三天，朱元璋“御東角門，召廷臣諭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也！’因之大哭不止”。 　　第二年朱元璋大病一場，雖然從死亡線上被搶救回來，卻從此“病纏在身”，身體大不如前。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初八，七十一歲的朱元璋再度病倒。一生好強的他開始還勉強撐着病體，“日臨朝決事，不倦如平日”，以爲能熬過去，不想百般治療，病情始終未見好轉。遷沿月餘，閏五月初十日，在西宮臥榻上停止了呼吸。駕崩之日，發佈了早已準備好的遺詔： 　　〖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妥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今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勿異。佈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所改。〗 　　朱元璋死後的第七天，皇太孫朱允炆即位，葬朱元璋於孝陵，上諡號曰“高皇帝”，廟號“太祖”。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又上諡號曰“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下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明世宗改諡爲“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最後一道可怕的命令】 　　臨終之前，朱元璋發佈了一生最後一道命令：“責殉諸妃”，也就是命令妃嬪們爲他殉葬，到地下去服侍他。這道命令，復活了在中國已經消失了一千多年的人殉制。 　　殉葬是先秦時代的野蠻風習，貴族們生前鐘鳴鼎食，死後還要把生前喜歡的一切，包括美貌的侍女，都帶到墳墓中去繼續享用。墨子說：“天子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輿馬女樂皆具。”考古發掘戰國以前的貴族大墓，常見累累殉人白骨。 　　隨着人文精神的覺醒，從春秋晚期起，這種野蠻的做法就不斷遭到人們的抨擊。秦國起於西陲，在諸國中文化最爲落後，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殉葬者居然高達一百七十七人，秦人因此作了著名的《黃鳥》之詩，表達諷喻痛惜之意。墨子批判殉葬制“輟民之事，靡民之財”，荀子則更激烈地批判道：“殺生而送死謂之賊！”隨着文明的演進，春秋之後，人們開始大規模製造泥塑木偶代替生人陪葬，人殉現象越來越少，連最野蠻的秦國，也於公元前384年正式下令廢止人殉。兩漢之後，中原王朝徹底廢除了殉葬之制。 　　然而朱元璋卻使中國文化出現了返祖現象。諸宮人中，除了張美人因女兒年僅四歲需要撫養得免一死外，其他爲朱元璋侍寢過的近四十位宮人妃子都被迫自殺。《明朝小史》卷三載：“太祖崩，伺寢宮人盡數殉葬。” 　　諸妃殉葬的具體情景，史書無載。不過朝鮮《李朝實錄》中詳細地記載了明成祖去世之後妃嬪從殉的過程。明永樂二十二年十月，明成祖效法朱元璋，遺命三十名宮人自殺從殉。太監先是在一間大殿外擺上了數桌食物，讓宮人喫了人生最後一頓飽飯，並與明成祖的繼承人仁宗告別，然後把她們帶到殿內。大殿之內，已經放好了三十多張“小木牀”，樑上懸下三十條結實的繩子，末端打好了一個個活結。看到這個情景，一時之間，宮人“哭聲震殿閣”，有喚爹孃的，有喊老天的，還有幾人乾脆暈倒在地。那些清醒的人被命令自己站上木牀，“以頭納其中，遂去其牀，皆雉頸而死”。幾個暈倒的，則被人抬着送到繩結中勒死。 　　《李朝實錄》還特別記載了一名朝鮮進獻女子韓氏的最後時刻。喫罷最後一頓飯，太監趕宮人進殿，韓氏突然跪爬到坐在殿外與她們“辭決”的明仁宗面前，痛哭失聲，說自己在朝鮮還有老母，無人養老，哀求仁宗放她回國贍養。仁宗一聲不吭，不爲所動，太監上前，把韓氏拖進殿內。從朝鮮跟來的乳母也站在殿門，和她道別，韓氏把頭伸進繩圈之中，回頭看着乳母，喊道：“娘，吾去！娘，吾去！”話還沒說完，腳下的小木牀就被抽掉，轉眼之間，命赴黃泉。 　　明朝特重祖制，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朱元璋身後的諸妃從殉過程，與此相似。 　　【朱元璋的女人們】 　　復活殉葬制，表明了朱元璋對生命特別是對婦人生命的一貫賤視。 　　朱元璋對女人的態度有些矛盾。一方面，和所有生命力強大的人一樣，朱元璋性慾強烈，在年輕時代曾不擇手段追逐女人。《國初事蹟》記載他強娶民女的歷史：“濠州胡家有女守寡，太祖欲納之，其母不從。後聞隨軍在淮安，不曾適人，太祖遣人以書達平章趙君用，請求之。君用以胡氏同其母送至，太祖納之，立爲胡妃。”也就是說，還是一個小軍官的時候，朱元璋就看上了一個寡婦，想娶她，但她母親不同意。後來朱元璋勢力更大，對此女還念念不忘，打聽到她被軍隊挾裹到了淮安，就寫信給另一位大帥，終於弄到了這個女子，這就是後來的胡妃。 　　在擊敗陳友諒和推翻元朝後，他將這兩處後宮的許多漂亮女子納爲己有。除此之外，俞本《紀事錄》還記載朱元璋一度曾與屬下老婆私通，並生了個私生子：“故元帥韋德成妻美，上令移居後庭，通而生子，名曰朱生。” 　　雖然全力宣揚禮治，但爲了弄到想要的女人，朱元璋並不顧忌什麼禮法。《國初事蹟》載：“太祖選宮人，訪知熊宣使有妹年少，欲進之。員外郎張來碩諫曰：‘熊氏已許參議楊希聖，若明取之，於理不妥。’太祖曰：‘諫君不當如此！’令壯士以刀碎其齒。”也就是說，朱元璋聽說熊宣使的妹妹漂亮，讓人弄進宮來。員外郎張來碩勸諫他，說此女已經許配人家了，強取進宮，怕引起非議。這一番好心好意的勸諫，換來的是一頓酷刑，朱元璋命衛士把張來碩的牙都撬了下來。 　　然而另一方面，朱元璋又將底層文化中賤視女性的傾向發展到極致。 　　朱元璋特別看不起歌女娼妓之流，命令她們平時必須穿着標誌身份的黑色衣飾。有一次，朱元璋賜傅友德宴，命葉國珍陪同，還撥了十多個歌妓供他們取樂。不料葉國珍喝了點酒，一高興，命令歌妓穿上華麗衣服陪坐。朱元璋聞知，在拘執了葉國珍後，又將無辜的歌妓割去鼻尖陪綁：“賜友德宴，命葉國珍陪飲，撥與歌妓十餘人。太祖令內官覘視，後國珍令歌妓脫去皁冠、皁揩子，穿華麗衣服混坐。太祖怒，令壯士拘執國珍，與妓婦連鎖於馬坊，妓婦劓去鼻尖。” 　　開國後朱元璋管理後宮規矩特別森嚴，自後妃以下至宮女，所有衣食、用具、金銀錢帛等供應，要經過重重複雜的手續領取，如果徑直到部裏領取將處以死刑。宮人私遞書信出外，將處以死刑。妃子宮人生病，必須由多人陪同，在重重手續之後才能醫治。如果是晚上得了急病，只能派人把症狀轉告給太醫開方，絕不準醫生入宮診治，否則必死無疑。爲了抑制宮女的生理需求，傳說朱元璋還曾對宮女們施以幽閉之刑。《耳談》載：“傳謂男子宮刑，婦人幽閉，皆不知幽閉之義。今得之，乃是於牝（陰戶）去其筋，如制馬、豕之類，使慾火消減。國初常用此，而女往往多死，故不可行也。” 　　除了對結髮妻子馬皇后一直保持着尊重以外，朱元璋對其他宮人妃子，稍有不滿，就舉起屠刀。《紀事錄》載，洪武年間宮廷內有大量浣衣罪婦，專門爲宮內人服務。有一次朱元璋聽說她們中間有人與外面相勾結通消息，遂將五千多人包括看守她們的守門人都剝了皮：“上疑其通外，將婦女五千餘人，俱剝皮貯草以示衆，守門宦者如之。”甚至對那些服侍他多年的妃子，也不例外。 　　有一次太監在御河中發現了一個墮胎的嬰兒，朱元璋懷疑是楚王朱楨之母胡充妃（即那位被他強逼成婚的胡氏）所爲，遂親手持刀將她砍死，然後把屍體扔到荒郊野外，聽任野狗啃食。楚王聞聽，千里迢迢奔喪來到京師，到處尋找母親的屍體也沒找到，最後只好拿着母親生前用過的一條練帶回去了。 　　另一次，朱元璋因爲一件小事，大發雷霆，魯王之母郭寧妃、唐王之母李賢妃和伊王之母葛麗妃三位地位很高的妃子同時被殺死，朱元璋還不解氣，命人將三具屍體混裝在一個大筐中，胡亂埋於太平門外。事情過後，靜下心來，朱元璋又有些後悔，命人把妃子挖出來正式安葬，不料天氣炎熱，挖出的三具屍體已經腐爛，分不清誰是誰，只好在屍坑上面堆了三個墳丘了事。 　　即使是備受朱元璋寵愛的妃子，下場也很悲慘。除馬皇后外，朱元璋諸妃中地位最高的是李淑妃，她不但爲他生下了太子朱標，而且爲人“事上有禮，撫下有恩，遇事有斷”，既有德又有才，成爲朱元璋的賢內助，幫朱元璋把後宮管理得井井有條，備受朱元璋的信任與喜愛。 　　洪武三十年十二月，朱元璋得了一場重病，病狀十分兇險，他自己以爲這次肯定熬不過去了，派人把李淑妃叫到病牀前，對她說：你跟隨我超過了一紀（十二年，指她被冊封爲淑妃、攝六宮事以來的時間），朝夕在左右侍候，費心用力。你去見見兩位哥哥，儘儘骨肉同胞的情誼吧！ 　　李淑妃一聽馬上明白，這是叫她死在朱元璋前頭。獨獲此“殊恩”，原因很簡單，因爲她過於有能力，朱元璋擔心自己死後她會干政。精明強幹的李淑妃馬上明白了怎麼回事，泣拜道：“臣妾知道了，死就死吧，何必見兄長呢！”說罷回宮上吊自殺了。 　　然而除掉了李淑妃之後，朱元璋經過治療，卻又恢復了健康。朱元璋撫着李淑妃的屍體放聲大哭，把李淑妃的兩個哥哥叫到跟前說：“朕不是不知道你們的妹妹賢明，只是擔心她日後會演出武后之禍，只得抑制自己的感情叫她這樣做，千萬不要以爲朕是個寡恩薄德的人。”好在李淑妃只不過是早死了一年，一年多後，朱元璋就壽終正寢。即使一年多前不死，她也斷然逃不過朱元璋去世後的大殉葬。 　　【殉葬制度的終結】 　　朱元璋創下殉人之例，後代帝王只能謹遵。明成祖死後，殉葬的妃嬪三十餘人。明仁宗死後有五個妃子殉葬，宣宗死後有十人殉葬。至於景帝，史書上僅記載“諸妃嬪唐氏等”殉葬，具體人數不明。五個皇帝加起來，殉葬妃嬪總數估計在一百人左右。 　　不光皇帝，連諸王對這一祖制也都亦步亦趨。《明史》諸王傳中載，朱元璋第二子秦王死時，“王妃皆殉”。周憲王朱有燉是朱元璋之孫，正統四年臨死前上奏表示身後務從儉約，故明英宗特命“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遣歸”。誰料未等聖旨傳到，王妃鞏氏和施氏等六夫人已經同日殉身。英宗無奈，只能表彰她們的“貞烈”、“貞順”。 　　爲了對殉葬者有所補償，朝廷會給那些地位比較高的殉葬者的親戚一些優恤。《明史·后妃傳》載：“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建文、永樂時，相繼優恤。如張鳳、李衡、趙福、張璧、汪賓諸家，皆世襲錦衣衛千百戶，人謂之‘太祖朝天女戶’。歷成祖、仁、宣三宗皆然。” 　　明代的人殉制度終結於明英宗朱祁鎮。他在臨終之前，曾留下了這樣的遺囑：“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勿復爲。” 　　朱元璋的這個後代能作出如此英明的決定，有兩個特殊原因。一個是明英宗是一個歷遭憂患的皇帝。他曾遭土木堡之變，又被自己的弟弟景帝軟禁多年，這不同尋常的經歷使他比一般一帆風順的帝王更敏感於人情冷暖，更重感情。第二個是明英宗與錢皇后感情極深，錢皇后在明英宗危險中時，曾經“夜哀泣籲天，倦即臥地，損一股。以哭泣復損一目”。明英宗被軟禁時，錢皇后陪伴他度過了艱難時光。“英宗在南宮，不自得，後曲爲慰解。”“聞英宗爲太上時，錢後至手作女紅賣，以供玉食。”由於錢皇后沒生兒子，在內宮鬥爭中地位一度岌岌可危。明英宗臨終時“口占遺命，定后妃名分，勿以嬪御殉葬，凡四事，付閣臣潤色”。並特別囑咐“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朕同葬”。這顯然是擔心自己死後，後宮中有人逼錢皇后自殺殉葬。英宗結束人殉制度，一個直接目的是爲了保護自己的皇后。 　　不論如何，這項決定順應天理人心，受到萬民歡迎，公佈之後，許多大臣甚至感動到流淚，“時讀竟，涕下，悲愴不自勝”。後世史家對此舉更是不吝讚美之詞，說“英宗獨見，罷免此舉，遂破千古迷謬，視唐宗命孟才人先效死於生前者，聖愚奚啻千里”。中國歷史上意外復活的野蠻殉葬制度終於被畫上了句號。 　　【大明：退化的朝代】 　　如同使殉葬制度返祖一樣，從世界史視角觀察，朱元璋的出現使中國社會體制和政治文明都出現了重大退化，導致中國從明代開始與世界文明主流反向行進，永遠失去了在人類文明中的領先地位。 　　十四世紀的明朝，與歐洲相比，表面上要光明得多。十四世紀的歐洲特別不幸：黑死病掃蕩了歐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使北歐動盪不已的“百年戰爭”也始於這個世紀，因此人們稱這是歐洲的“黑暗時代”。而在中國，朱元璋卻締造了一個很長的和平時期，“華胄重光”，生產恢復，東方大地一片太平景象。 　　然而在一治一亂的表象下面，卻湧動着兩股方向相反的歷史暗流。 　　在歐洲大陸，從十四世紀起，漫長的死氣沉沉的中世紀統治開始支離破碎。由於教皇和國王們忙於爭權打仗，無暇管理地方事務，許多城市從封建統治中脫離出來，獲得了獨立。這些城市居民們集資向國王們購買了自治權，可以組織自己的市政廳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正如當時的一句俗話所說，“城市的空氣能使人自由”。 　　在城市裏，人們不再向國王貴族們卑躬屈膝，他們投身於商業和企業，用自己的雙手和頭腦爲自己創造財富，用財富來建立自信。“自治市的自由民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自信和獨立，這種自信和獨立是歐亞大陸任何地區所沒有的。”這些城市的本質就是一個大公司。“所有的商業法律，也就是民法；全部商業船隻也就是海軍。”這些城市一出現就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在明朝建立之後十二年的1380年，威尼斯打敗熱納亞，成爲歐洲海上霸主。 　　從此之後，資本主義因素在封建社會的縫隙中像黴菌一樣逐漸生長，很快摧垮了日趨腐爛的舊體制，使歐洲社會迸發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而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卻進行着相反的事情。朱元璋的社會理想，頗具烏托邦精髓。他統治的原則就是全面的社會控制，把每個社會成員的一舉一動都嚴格控制在政府權力之內，以徹底杜絕任何不安定因素。朱元璋把全國變成了一個大村莊，取消了多元和層級發展的可能，由官僚包辦一切事情。在他的統治下，大明社會變成了一個大監獄，各級官員都是獄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懲罰立刻劈頭而來：“充軍”、“斬首”、“亂棍打死”…… 　　如果把異族建立的元朝視作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意外，那麼作爲一個漢人政權，朱元璋直接繼承的是宋代，朱元璋自己也宣稱他的奮鬥目標是“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宋天”。然而明朝和宋朝的基本走向，卻是恰恰相反的。 　　宋朝是一個非常富於“現代”因素的朝代。 　　大部分人認爲中國的極盛出現在唐朝，而宋朝通常被認爲是一個衰弱的朝代。然而從經濟角度來看，唐朝與宋朝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拿國家財政收入來比較，宋朝國家財政收入是唐代最高額的三倍。 　　更具說服力的是財政收入的構成。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時期，農業稅是國家收入的主體，而宋朝時，工商稅收佔財政收入的70％，農業稅只佔30％。這說明宋朝的財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對農民剝削，而是由於工商業繁榮、生產力提高的結果。 　　孫基隆在《鳥瞰中國千年史》中說，宋朝鋼鐵工業高度發達，大型企業通常會僱傭數百名全職的產業工人，而政府的兩處軍工廠聘用工人數多達八千人。華北的鋼鐵業以1078年爲例，達年產一百二十五萬噸的水平，而英國於1788年亦即工業革命之始纔不過年產七萬六千噸。 　　宋朝採礦業發達，信州鉛山的一個銅礦就有十餘萬礦工。煤已經成爲首都的主要能源。“汴都數百萬戶，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除此之外，宋代礦冶、造紙業、制瓷業、絲織、航海業也高度發達，長江兩岸，貨棧林立，廣州、泉州和福州的商船遠航阿拉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日本。作爲經濟發達的一個標誌，宋朝鑄造的銅錢超出唐朝時的十倍以上。宋神宗時年鑄幣量五百萬貫，而唐朝極盛的玄宗朝年鑄幣不過三十二萬貫。宋朝還發明瞭紙幣，出現了銀行和支票這類非常“現代”的金融工具。 　　網絡作者“Jiangpub”在流傳極廣的一篇文章《中國的大宋，世界的美國》中說，從某種意義上說，宋朝在世界上第一個採取了類似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王安石則是世界上第一個試圖對全國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經濟專家。 　　由於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長期堅持募兵制的王朝。宋朝以巨大的財政收入供養數量衆多的軍人，在很大程度上屬於轉移支付或者社會保障的性質，是政府在爲國家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業社會付出代價。西方“近代化”的標準，例如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達、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與文化的世俗化等等，宋代的中國都已經出現，比西方提早了至少五百年。 　　美國比較歷史學家麥克尼爾在《權力的追求》中說： 　　“本書的假設是：中國在一千年前後轉向市場調節的行爲顛覆了世界史的一個關鍵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國的例子啓動了人類的一個千年探索，去發現在協調大規模行爲這一點上，從價格和私人或小團體（合夥或公司）對私利的看法出發，會有些什麼成果。” 　　在“現代”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基礎上，宋代的人文精神也實現了突破。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不殺大臣”，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宋代的文學藝術作品裏，洋溢着前所未有的生活氣息和個人尊嚴意識。 　　然而，朱元璋創造的明朝卻在宋朝的座標下實現了全面大躍退。明史學家黃仁宇說，“明朝之採取收斂退卻的態度，也可以說是在王安石新法失敗後的一種長期的反動”。明代的經濟發展遠遠不及宋代。宋真宗時代，國家財政收入16000千萬兩白銀，而據黃仁宇計算，明王朝在1570～1580年間，平均每年財政收入是3078萬兩，不過是宋朝的19％。更主要的是，農業稅佔明朝政府總收入的81％，工商雜稅只佔總收入的12％。這個數字告訴我們，相對宋代，明朝的經濟結構是何等落後。 　　宋代經濟奇蹟的出現主要是因爲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而做了皇帝之後，朱元璋敏銳地意識到了商人財富的增長可能對政權帶來的挑戰，因此在他的統治下，中國幾千年來的抑商傳統進一步發揚光大。 　　他屢屢說：“農桑爲衣食之本。”只有實實在在出產了糧食和棉花的活動在他看來纔是勞動。他說：“上古時代，每個男人都耕地，每個女人都織布，所以水旱無虞，飢寒不至。自從人們學會了經商，學會了享受，農桑之業廢……所以，要讓天下人都喫飽飯的關鍵在於禁止商業。” 　　他規定，商人外出經商，必須經官府嚴格審覈，發給通行證纔行。如果沒有通行證隨便外出，隨便什麼人都可以把商人拿赴官府，治以“遊食之罪”，重則殺頭，輕則發配到邊疆地區。他又明令取消了全國所有的商業經紀人和中間商，只允許最低限度的商業活動存在。商人被列爲社會上最底一層，想考學、當官，都會受到種種刁難和限制。 　　宋代財政收入早就實現了貨幣化，朱元璋卻把稅收制度倒退了幾百年，恢復了低效率的實物徵收制和勞役制。“衙門內的傳令、獄丁，都由各鄉村輪派，即使文具紙張，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類的修理也是同樣零星雜碎的向村民徵收。”“全國蓋滿了此來彼往短線條的補給線，一個邊防的兵鎮，可能接收一二十個縣份的接濟；一個縣份也可以向一打以上的機構繳納財物。”“萬曆二十年，北京的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他每年要向二十七個不同的機構交款，總數則不出白銀二千兩。” 　　用黃仁宇的話來說，洪武型財政的特點就是“缺乏眼光，無想象力，一味節省，以農村內的經濟爲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產……不顧投資爲來日着想”。“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爲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宋代地方經濟發展不平衡，部分地區經濟高度發達，江南領先於華北，東部發達於西部，由此帶動全國經濟成長。朱元璋則始終崇尚平均主義，防止局部地區經濟領先發展，強迫領先地區向落後地區看齊。 　　宋代貨幣高度發達，明時則抑制鑄幣業，有時甚至禁止金銀及銅幣交易。據估計整個明代鑄錢量不超過千萬貫，這不過相當於北宋兩年的造幣量。因爲缺乏貨幣，無法交易，許多小商小販失業，“1544年竟至因‘錢法不通’人民倒斃於北京”。 　　宋元都是世界性帝國，從海外貿易中獲得了巨大財富。但明朝實行嚴格的閉關鎖國措施，非但不準國人出海，外國進行“朝貢貿易”的數量也限得極低。孫基隆說：“明代中國從蒙古世界系統中擺脫出來……不可免作出背對世界大勢的自然反應。中國從唐末已開始走向海洋，但如今這個新走向變成‘離經叛道’，並被算在‘外族’蒙古的頭上，而新出現的鎖國心態則被說成是‘華胄重光’。” 　　明朝的人文精神更是大大退化，返祖到三代以前。朱元璋開創的明朝，賤視大臣的程度創了歷史之最。皇帝一不高興，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脫下褲子一頓棍打。 　　唐宋以生機勃勃的外向型競爭社會呈現於世界，而朱元璋統治下的明朝則是內向的、反競爭的、缺乏想象力的。朱元璋開創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國歷史上最穩定的朝代之一。而這三百年間，卻是歐洲歷史上最爲動盪的階段。不過正是在這些動亂中，孕育了現代西方文明。黃仁宇說，“克倫威爾在馬斯頓荒原擊敗查理一世時，爲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國所謂崇禎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三百年，正是中國與西方一個大幅度後退、一個大踏步前進的擦肩而過的時代。 　　尾聲 從“黃冊庫”看明代“祖制”的命運 　　【絞盡腦汁的黃冊制度】 　　如前所述，戶口制度是大明王朝一切制度的基礎。黃冊制度承擔着“維繫職業世襲制，防止百姓自由遷徙，保證國家稅收”的三重重要使命。所以朱元璋對這個制度異常重視。這從黃冊制度的嚴苛規定中一目瞭然。 　　黃冊的規格有嚴格要求，用紙必須是上等厚綿紙，不得染色或漂白。長寬各爲一尺二寸，不得絲毫有誤。必須用正楷書寫，字體大小、行間距都有明確標準。每一頁如果有一個字寫錯，就必須整頁重抄，不得塗抹挖補。裝訂也有統一標準：必須用粗牢的綿線裝訂，可以少量使用漿糊，但漿糊中必須加入椒末等殺蟲藥來防蛀。 　　黃冊制度是層層上報制，每次造冊時，都由每家每戶按官府要求的格式和內容，在“供單”上詳細填寫自己家在這十年內的人口、財產變化。各州縣的主官須親自審查黃冊造辦是否真實，每一項與供單記載是否完全相符，然後還要在黃冊上簽名畫押，以示負責。然後將黃冊交送到府裏。府裏同樣按這個程序審查一遍，編成本府的總冊，簽名畫押用印後送到本省的布政使司（明清兩代的地方行政機關）。布政使司審查後，再編成本省的總冊，送交戶部（掌管戶籍財經的機關）。最後由戶部將全國人口、財產情況彙總，送交皇帝御覽。（《後湖志》卷四）每到新冊入庫之年，明政府都要從國子監調來一千二百名監生，在御史等政府官員的帶領下，進行“查冊”工作。“定取國子監監生一千二百名，以舊冊對比新冊奸弊。”（《後湖志》卷十） 　　通過以上敘述，我們可以發現，朱元璋爲黃冊制度，可以說是費盡心血。在他的設計中，這一制度要和他所設立的其他大綱大法一道，作爲不可動搖的“祖制”，垂之萬世，保證大明王朝的長治久安。而在高壓政策、精密組織以及朱元璋高素質的幹部隊伍合力之下，洪武年間的黃冊制度確實運行得極好。通過這樣嚴格的程度，全國的人口信息，十年一次全部匯送到南京。這一時期的黃冊制度基本上達到了信息真實，數字準確，因此確實起到了平均賦役的良好作用。這本是朱元璋建立黃冊制度的初衷之一。 　　【祖制的空殼】 　　朱元璋對自己給子孫後代留下的“祖制”，是十分自信的。他認爲經過自己這顆超級大腦幾十年日夜不停的思考，這些“祖制”已經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沒有改進的餘地了。他不放心後代們的智力水平，所以一再強調，他留下的這些規矩，一個字也不許改。他囑咐後代們“欽承朕命，勿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實錄》卷八十二）。他要求“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餘繼登《典故紀聞》卷五）。 　　那麼，這個“祖制”，被他的子孫後代們執行得怎麼樣呢？ 　　幾乎明代每一個皇帝都要反覆強調自己對祖訓的恪守之誠。如明宣宗就說：“朕祗奉祖宗成法，諸司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皇曾祖肇建國家，皇祖考相承，法制詳備。況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致敗亡，往往多有可鑑。” 　　而明代臣民一提起祖訓，更是神魂飛越，推崇得無以復加，崇拜得一塌糊塗。天啓間潘孔壁的說法就很有代表性： 　　〖太祖……創制立法，至精大備，明明典則，貽厥子孫……真萬代之龜鑑。列聖相承，二百四十七年以來，海內晏如……實我皇祖德澤，法度纏綿而鞏固之……我皇祖經世大法，該而核，簡而要矣！〗 　　在這樣強大的恪守祖訓的政治傳統之下，表面上看，黃冊制度一直運行下來，而且規矩依然森嚴。黃冊庫初建時，只是在湖中的舊洲島上建有少量庫房。隨着黃冊每十年一造，每次匯送戶部約六萬冊，新舊並存，冊庫也每十年增建約三十間。所以後湖中的冊庫與黃冊，逐漸增多，佈滿了舊洲、新洲、中洲等各島。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有冊庫34間黃冊五萬餘本。萬曆三十年，增長到667間。到明朝滅亡前夕，後湖共收貯黃冊達一百七十九萬餘本。正如後湖管冊官、南京戶部主事計宗道在一首詩中所形容的：“九州圖籍歸天府，萬載珍藏亦富哉。”這樣巨大的規模，在當時世界上是罕見的。 　　自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起，至清兵攻陷南京，黃冊庫的工作前後二百六十多年從未間斷。不論從它保管整理的檔案的數量和文件利用的頻繁程度，還是從它本身各種規定嚴密的工作制度，後湖黃冊庫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檔案館之一。 　　但事實上，明代中後期，黃冊制度其實只剩下了空殼。 　　“祖訓”遠沒有朱元璋所說的那樣盡善盡美。某些朱元璋製造的“土法上馬”又異常強大的政治機器，只有他這樣的政治強人才能開動得起來，而他的後世子孫們根本沒有那樣的精神力量去操縱。於是，雖然人們仍然要保留祖制的外殼，不敢稍稍觸動，但形勢的變化使得這個外殼已經毫無意義。 　　“祖制”演變成一具可怕的政治殭屍。黃冊制度就是這樣。明代中後期，黃冊制度已經演變成了一個可笑的政治笑話。 　　首先，庫內的黃冊數量雖然迅速增加，但質量已經大大下降，甚至徒有其表而已。 　　朱元璋制定的明確而嚴格的黃冊製造質量標準在洪武、永樂年間得到了貫徹。這兩朝的黃冊後來被人稱爲“銅版冊”，就是說它堅固厚實，有如銅版。然而明代中期之後，各地造黃冊，已經不再遵守原來的規定。嘉靖三年，南京吏科給事中彭汝實這樣說： 　　〖各庫黃冊式樣大小不一，中間全損亦殊。大抵體裁最闊大者多損，體裁稍窄小者多全。蓋惟闊大則翻閱既難，曬晾不便，收藏搬運之際，亦未免於損破矣。（《後湖志》卷十）〗 　　朱元璋規定必須使用厚實白綿紙造冊，然而明中期以後，許多地方爲貪污經費，專門以脆薄的劣質紙張造冊。更有許多在造黃冊時動了大量手腳的底層官員爲了毀滅罪證，特意使用容易被蟲蛀的上過粉的紙來造冊，裝訂時又違反規定，使用大量面製漿糊。這樣，黃冊送到後湖之後，不久就會被蛀蝕一空。 　　這一着很奏效，明代中期之後，後湖黃冊庫經常發生黃冊“通架蛀光”的情況。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黃冊庫共有七十九萬二千九百餘冊，但其中殼面不存，不同程度被蟲蛀或腐爛的已達六十四萬七千三百冊之多，佔81％以上。（《後湖志》卷九，《爲補造蟲蛀黃冊以備清查事題本》）不但用紙嚴重違反規定，內容也越來越敷衍塞責。朱元璋本來要求是正楷，後來卻普遍是“字跡潦草，行款參差”。 　　這種狀況所反映的，絕不僅僅是基層胥吏們的貪贓枉法，更反映出官僚體系整體的敗壞。否則，如此明顯的不合呈式之處，各級負責審覈的官員何以不能發現？後湖收冊官員何以竟能接收？ 　　【全縣都是百歲老人】 　　黃冊外表的走樣還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黃冊內容的嚴重不實。 　　按理說，隨着時間的推移，經濟的發展，人口的上升，明朝總的田地量應該逐漸增長。然而在黃冊中的記載，卻恰好相反——實際負擔田賦稅糧的田地愈來愈少。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黃冊記載全國的土田總額爲八百多萬頃。到了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在黃冊上登戴的全國土田總額只剩有四百二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頃零七十五畝，一百十一年間，全國土田居然減少了一半。（《後湖志》卷二）與此相同，明代的人口數，居然也是逐漸下降的。嘉靖八年（公元年）六月，霍韜在修《大明會典》前夕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在給皇帝的奏章中寫道：“洪武初年，戶一千六十五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時甫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四年，則承平久矣，戶口繁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視初年減一百五十四萬矣；口僅五千三百二十八萬，視初年減七百一十六萬矣。”（《世宗嘉靖實錄》卷一○二）也就是說，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根據黃冊戶口數字的統計，人口已經達到六千零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人。但到弘治四年（公元年）造冊時的戶口數目，人口反減至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萬曆《明會典》卷九，《戶口總數》）。按理，洪武年間兵革初息，弘治時則承平百年，加上貴州等邊遠地區都已經開始納入戶口統計，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這隻能說明黃冊制度已經失去效用。 　　朱元璋制定黃冊制度的目的之一，是使富戶多承擔賦稅，從而減輕貧困家庭的負擔，所以他將普通百姓爲分“三等九則”。關於上、中、下戶等的劃分，因各地情況不同而有所差別。富戶除了正常稅賦外，還要承擔協助政府收稅等任務，貧戶的負擔則十分輕減。 　　但是到了明代中期之後，實際情形完全顛倒過來。基層官員們通過造冊，大量營私舞弊，他們不按照實際情況錄入人口、田產信息，通過轉嫁，造成了窮人多交稅役，富人逃避稅役的現實。有實力能鑽營的富戶，在黃冊上都被列爲了“下則”貧戶，而一些貧戶卻被無端編在了“上則”和“中則”之中。史學家顧炎武就說： 　　〖夫審戶者，原以分別貧富當差，爲貧者便。而今曹邑數十年來，豪強戶盡行花詭，盡逃上則；下戶窮民置數十畝之地，從實開報，反蒙並戶。縣官耳目不及周至，貧者並，富者除，往往皆然……卑縣（萬曆）三十三年到任之初，猶執前定戶則以拘頭役，其間家無寸土，餬口不足，叫號籲天者，比冊中所戴中等戶則也；其所稱下下戶者，皆富厚之家所支分節派而來也……（《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三九）〗 　　朱元璋制定黃冊制度，另一個重要目的是維持戶口分類制度，防止人口自由流動。到明中期之後，這兩個目標都完全落空了。 　　永樂二年，左都御史陳瑛說：“以天下通計人民不下一千萬戶，官軍不下二百萬家。” 　　然而到了正統五年，明朝控制力下降後，軍戶逃亡者居然達一百二十萬人（《正統皇帝實錄》）。衛所士兵遠遠不及規定，有的只有一半，有的不到十之二三（《大學衍義補》卷一一七，《嚴武備》）。 　　更爲嚴重的是，普通民戶也開始大量逃亡。 　　宣德時期（公元1426～1435年），江南太倉縣的情況是： 　　〖忱（指周忱，時爲江南巡撫）嘗以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公元1393年）黃冊原額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戶。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絕虛報之數。（周忱《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隆慶時期（公元1567～1572年），福建省福寧州的情況是： 　　〖吾州之籍，自嘉靖以視洪武，戶減三之二，口減五之三。自今以視嘉靖，不能加其什一。（《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十二，《福寧州志》）〗 　　萬曆時期（公元1573～1620年），江南應天府的情況是： 　　〖……（應天府）圖籍，嘉靖末年戶口尚及正德之半，而今才及五分之一……（同上書，卷十四，江南二，應天府）〗 　　這幾個例子可見明中晚期民戶逃亡之普遍。這種情況下，裏甲制度也維持不下去了。大多數地區“裏甲寥落，戶口蕭條”（《陝西通志》卷八十六，《備陳災變疏》），“裏無完甲”（《皇明詔令》卷二十）。 　　嘉靖時期，江南某些地區，“有一里僅存四五甲者，有一甲止存一二口者”（《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三十三）。 　　明末陝西的情況，“有一里一百一十戶內，止存十餘戶者，有一甲十一戶內，止存十餘丁者，有數甲全逃者”（《皇明經世文編》卷一○五，議復陝西事宜疏）。 　　由於這種情況，人們開始稱黃冊爲“僞冊”： 　　〖國初田糧皆有定數；自洪武以來，凡幾造黃冊矣，然今之糧皆洪武初年之糧，而今之田則十二三耗，非拱武矣……又況猾民作奸，乃有飛灑、詭寄、虛懸諸弊，故無田之家而冊乃有田，有田之家冊乃無田，其輕重多寡，皆非的數；名爲黃冊，實爲僞冊也。（《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八十六）〗 　　這個時期的黃冊，早已完全喪失了管理戶口和合理徵收賦役的作用。 　　每見十年大造，費民間無限金錢，不過置之高閣。（《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十九）官府每當奉命造冊的時候，照例是一再拖延，直到拖無可拖時便敷衍塞責，照抄舊冊，一字不改，“天下大造黃冊，率皆謄寫舊本，無一實數”（《後湖志》卷十）。後湖黃冊庫人員把有些地區送解來的新冊與上次舊冊查對，竟發現在丁口、事產、開除、實在各個方面，新舊兩冊完全相同，也有一些在新黃冊中仍然登記的人戶，其實早在一百數十年前便已全戶死絕，在歷屆黃冊內也註明是絕戶，但每年還是要照抄一遍，下注“絕戶，事產俱無”。不敢把這些戶從冊籍上勾除掉，爲的是怕被後湖黃冊庫查駁。 　　更滑稽的是，有些地區的黃冊上所記的人丁不少是年達百歲以上的。 　　據計算，萬曆十一年（公元1582年），僅揚州府興化縣一縣之內，即有百歲以上人口的戶達三千七百餘戶之多，每戶往往又有這樣的老人一二人甚至多人，其中有人無產的又有二千九百餘戶（《後湖志》卷十）。這種怪事，顯然是由於造冊人員一味抄謄舊冊，每次普遍遞加十歲而造成的。清初順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戶部尚書孫廷經還向順治帝報告過，明末有些黃冊所開人戶姓名及其事產，仍然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姓名和數目。 　　既然黃冊已逐漸喪失價值，於是就出現了一套專供州縣衙門實際應用，而又不往上報的冊籍，當時叫實徵文冊，或叫實徵黃冊，也有叫做白冊的。 　　《古今圖書集成》就當時的情況說： 　　〖所謂黃冊，只取應虛文，非其實矣。有司徵稅編搖，自爲一冊，曰白冊。（《戶口總編》卷十八）〗 　　最後，明王朝不得不以一條鞭法①在全國範圍內取代了黃冊制度。隨着一條鞭法的實行，黃冊制度本可以壽終正寢，但在“祖宗舊制”的威力之下，黃冊每年依然按照舊例層層編造上送。黃冊制度不再有任何積極意義，剩下的完全是弊端和禍害。它從編造、申解、保管、查駁到補造這一系列過程，也就退化成一個徹底的反覆科斂舞弊的過程。 　　『①一條鞭法：將原來的田賦、徭役和雜稅合併起來，折成銀兩，分攤到田畝上。』 　　【黃冊的最終命運】 　　明朝滅亡之後，弘光小朝廷終於發現了黃冊的用處：他們把這些檔案用做了造甲和火藥的原料。 　　這一發現並沒有挽救南明政權。清軍大舉南下，輕而易舉地攻佔了南京。他們帶着濃厚的好奇心，參觀了這個充滿傳說的黃冊庫。他們驚訝地發現，儘管明朝在崇禎十七年就滅亡了，但黃冊庫中最後記載的，居然是崇禎二十四年的戶口人丁數字。原來這是崇禎十五年最後一次編造的黃冊中，各地官員爲了省事預造出來的。這成了人們嘆息明朝的一個最好例證。 　　曾經是人類歷史上最大檔案館的黃冊庫至此灰飛煙滅，以致後世學者要研究這一著名制度時，幾乎找不到一本存世的黃冊。而2010年初我慕名去玄武湖參觀“黃冊庫舊址”時，發現那裏只有一棟現代的粗糙的鋼筋混凝土仿古小樓，裏面陳列了幾張質量很差的史料圖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