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終結篇

　　第一章 權力的奧祕：朱棣 　　【朱元璋的糾結】 　　遺傳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議，老四朱棣走路時左腳微微內傾，步子一大一小，和自己如出一轍；而一臉忠厚之相底下游動着的縷縷狡黠與豪霸，則完全是得了自己的神韻。“形神畢肖”，望着老四的背影，朱元璋的腦子裏跳出了這四個字。 　　皇帝這個職業一直使朱元璋感覺有點彆扭：譬如穿了別人的衣服，有的地方長，有的地方短。如果按自己的直覺，他會毫不猶豫地立老四爲太子。但是，“皇帝職業守則”說，必須傳位於嫡長子。據說，天理註定如此，又說，這是無數代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這些說法的來頭之大讓他不得不否定自己的想法，可現實卻一再讓他猶豫。 　　本來，有許多事是隻能做不能說的，一說就留了形跡。朱元璋自成年後，幾乎從未和人說過心裏話。可惜太子朱標悟性太差。就在他一次次下手屠戮功臣時，太子卻傻乎乎地一再要求他慈悲爲懷，逼得他只好破戒。他屏退衆人，拿了一根荊條扔在地上，叫太子去撿。太子面有難色，然而仍然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只好挑明道：“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刺摘了給你，豈不是好？我殺的都是奸惡之人，殺了他們，你才能當這個家！” 　　沒想到太子直通通地回答：“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意思是因他殘暴，才把大家都想象壞了。氣得朱元璋當時就抄了把椅子，向太子頭上砸去。算是太子命大，沒有砸中，抱頭逃走。朱元璋卻氣得犯了失眠之症，一連半個月沒睡好覺。 　　輾轉難眠時，他越來越覺得，在二十六個兒子當中，老四最像自己。 　　他相信不用廢話半句，老四就會全明白他的意思。只有老四有做大事業的悟性、能力和慾望，老大和他一比，簡直就是木頭一塊。可是聖人規定，皇位只能傳給老大。真他媽的狗屁聖人！ 　　【朱棣的悟性】 　　做大事業者的稟賦之一是敢於說謊，並且敢於一千遍地重複下去，以使之成爲真理。從少年時代起，朱棣就不斷對外宣稱，自己是馬皇后的嫡子。 　　宮闈禁事，外人知道的很少。其實馬皇后終生不育，從來就沒有過所謂嫡子。只不過馬皇后特別喜歡小孩子，視朱棣兄弟如己出卻是真的。這個謊言意味深長，因爲在他所處的時代，血緣是最有力的理由，直接決定一個人的命運。在幾十年之後，他起兵篡位時，這個謊言使他理直氣壯。在起兵宣言中，他自稱： 　　〖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帝國至親……〗 　　在攻入應天（南京）之後，他發佈的詔書中甚至把朱元璋都省略了： 　　〖朕爲高皇后嫡子。〗 　　這種強調生母的做法實在少見。當然，在說謊的同時並不妨礙他把實惠送給自己的真正生母。在登基之後，朱棣爲了證明自己的嫡子地位，報答高皇后的生養之恩，耗巨資修建了大報恩寺，但是，寺內正殿中供奉的卻是他的生母貢妃。只是此殿經常封閉，外人難得一見。這種撒起謊來毫無掛礙兩不耽誤的風度，正是豪傑之人的特徵。從這一點看，朱棣就不愧是朱元璋的兒子。 　　雖然出生在帝王之家，朱棣卻沒有絲毫紈絝氣。出生之時，朱元璋正忙着和陳友諒打仗，戰爭是他的胎教。從出生到九歲，他是在遍地烽煙中，隨着父親的軍隊東西奔波，從小就嗅着戰火、鮮血、背叛和陰謀的味道長大。 　　朱元璋稱帝之後，不願兒子們居深宮之中，成爲不明世事之人。他打發幾個兒子回到老家鳳陽，住了三年。這三年正是一個人思想形成的關鍵時期，民間生活給了朱棣極大的教益，“民間細事，無不究知”。 　　經歷可以相似，悟性卻難相同。在諸兄弟中，只有他最後脫穎而出，不能不歸結爲天分。農田裏渾身泥巴的水牛和農民、身邊官員們臉上的諂笑和背後的陰謀、兄弟間的爭鬥和拉攏、從應天傳來的政治新聞……這一切，讓他參悟了中國社會的許多真實。多年苦讀的經典和這些真實，這樣近，又那樣遠。忠誠和背叛、真實與謊言、慾望和禁忌、道德和利益，這一切是那樣糾結不清千頭萬緒，然而細心領悟，又分明可以理得一目瞭然。 　　從很小時候起，朱棣就明白了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一定要用最美的品德來裝飾自己，用最壞的打算來揣測別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父皇因爲一個並不完整的藉口開始製造“胡惟庸案”，株連三萬餘人，諸多功臣被殺。消息傳來，兄弟們大多不明所以，私下裏偷偷議論父皇是不是糊塗了。朱棣在心中暗笑：真是餘子皆碌碌，天下英雄，唯父皇與我也！ 　　歷史上哪個雄才大略的君主不是斬草除根，仁柔只能導致失敗。你看，南唐後主李煜投降大宋之後，已經完全成了一條死狗，處處小心謹慎，宋太宗也甘冒留下千秋罵名的危險，毅然毒殺了他。而古來第一明君唐太宗做得更加徹底，這個無時不以仁義自命的皇帝在玄武門之變後，毫不手軟地殺掉了親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十個兒子。千古以來，誰又敢多加指責！歷史一再證明，只有不對別人寄予希望的人最終才能成功。 　　只不過，父皇做得形跡太露了。如果是他，相信能處理得更巧妙一些。 　　【誰是最合適的接班人】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三月，朱棣率着護衛五千七百七十人浩浩蕩蕩離開京師，前往北平（今北京）就藩。這一年，他二十一歲。 　　江南三月，正是一年中最水氣最柔媚的季節，而越過淮河，越往北走，大地越荒涼。寒風如刀，讓騎兵們一再苦起嘴臉。然而，朱棣卻越走越心潮澎湃。他喜歡這蒼涼的北地，喜歡北地的坦蕩大氣。這片土地的氣質恰如他的氣質。更何況，燕山背後，就是強大的蒙古騎兵狼一樣的眼睛，一想到這裏，他就禁不住一陣陣興奮。從父親那裏繼承而來的尚武血液，燃燒得他心臟不得安寧。 　　知子莫如父。還是孩童之時，朱元璋就已經開始注意這個老四。在分封之時，他把老四分到分量最重的燕地；在娶親之時，他命老四娶了開國第一功臣徐達的長女。朱元璋從來沒有在語言上表示過對老四的器重，然而，朱棣卻時時感覺到了父親對自己特殊的欣賞。然而正是這份欣賞，讓朱棣更加謹慎。做偉人的兒子，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太懦弱了不被器重，太強悍了則遭疑忌。特殊的關注也就意味着格外的風險。一事不謹，就有可能失去父親的信任，而失去父親的信任，則意味着災難的降臨。 　　事實證明，朱元璋的器重是有理由的。朱元璋兒子雖然衆多，爭氣的寥寥無幾。也許是遺傳的原因吧，他們大多流氓氣重，舉止荒唐，在封國之內沉溺酒色，殘害百姓，羞辱官員，破壞法度，不一而足。而“燕王在國，撫衆安靜不擾，得軍民心。衆鹹謂其有人君之度”。他嚴格遵守父皇的規定，權力範圍之外的事絕不插手，而分內的事做得井井有條。 　　數年之間，有幾件事讓朱元璋印象非常深刻。朱元璋六十八歲生日那年，諸王爲慶賀萬壽，絞盡腦汁，蒐羅天下寶物孝敬皇帝。獨朱棣的壽禮非同尋常，送來幾株嘉禾。所謂嘉禾，乃莊稼結穗之異常大者，古來以爲祥瑞。以此爲禮，既符合朱元璋討厭奢華的個性，又迎合他重農憫民的一貫主張。果然進上之後，“太祖大喜，爲詩一章賜之”。朱棣準確地搔到了皇帝的癢處。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名將藍玉徵蒙古納哈出部回師，爲了巴結燕王，將俘獲的一匹名馬送進了王府。萬沒想到，燕王不但沒有收下這匹馬，反而將他訓斥了一頓：“將軍俘得名馬，理當先送朝廷。送到我這裏，非尊重君父之禮。”弄得藍玉當時一個大紅臉，幾乎下不來臺。藍玉那時權勢顯赫，位列武臣之首，諸王都畏他三分，而燕王卻獨敢當面訓斥，不能不說朱棣膽識過人。別看這些功臣現在風光無限，其實父皇對他們是時刻提防，與他們結交只會使父皇產生疑忌。他知道這件事傳到應天，一定會在父親那裏爲自己加分。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朱棣年及而立。朱元璋覺得可以讓他獨當一面了，遂下令命他和晉王朱棡聯手出師，征討蒙古丞相咬住（人名）和平章乃兒不花（平章，官名；乃兒不花，人名）。朱棣飛速行軍，冒大雪，深入不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圍住了蒙軍，然後恩威並施，派人勸降已插翅難逃的乃兒不花，兵不血刃，俘獲“乃兒不花及其名王酋長男女數萬口，羊馬無算，橐駝數千”。而此時，晉王還沒有找到敵人的蹤影。 　　消息傳來，朱元璋喜出望外，老四的軍事才能讓他深爲震驚。他不能不再一次考慮自己的江山將來傳給誰。 　　【擦肩而過的皇位】 　　中國人是最有命運感的民族。他們萬事聽從權威，而權威的產生，則採取聽天由命的方式。在家裏呢，做父親的就是天然的權威。“天無二日，家無二主。父是一家之尊，尊中至極。”一個帝國呢，則皇帝是天然的權威，皇帝死了，是他的嫡長子，不管這個嫡長子是否缺心眼或者缺德。 　　把天下人的幸與不幸寄託於概率，這種聽天由命撞大運的方法無疑非常弱智。然而，這種弱智的方法自有其源。蓋因專制社會之中，保持社會穩定的關鍵在於抑制人民的主動性和活力。嫡長子制即爲抑制皇族內部的活力而設。所以，許多人的命運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經被確定。 　　比如朱棣，雖然他的智商、素質和能力遠超過其他兄弟，然而，由於出生順序的決定，他的雄心註定今生只能被囚禁在北平一府方圓數百里的範圍之內。一旦老皇帝去世，新皇帝肯定會對諸王嚴加限制，到那時，他恐怕只能在數萬平方米的燕王府中發號施令，管理管理幾百名僕人，打理打理王府的花園了。 　　命運曾經向他露出過笑臉。那是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四月，太子朱標未及接班就撒手人寰，此時朱棣三十三歲。朱元璋曾經提出過立燕王，然而，立刻被那些熟讀經史的儒臣們一口否決。在他們的極力建議下，朱元璋最終選擇了太子的長子，十六歲的朱允炆。 　　朱元璋猶豫不決的這幾十天，也是朱棣有生以來最難熬的幾十天，就是在這段日子裏，朱棣發現了自己對皇位其實是那樣的渴望。醇酒、婦人根本牢籠不住他的精力，世界萬物中，只有權力才讓他心醉神迷。讓他安安靜靜做一個藩王，真如同把一匹千里馬一輩子囚禁在馬廄裏。可是，機會卻終於與他擦肩而過。 　　做出這個艱難的決定後，老皇帝就開始了雷厲風行的行動。他舉起屠刀，尋找藉口，加快屠殺功臣的步伐，把有能力的“元功宿將”基本上都清掃一空。然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老皇帝機關算盡，還是忽略了自己的兒子們。他對諸王沒有絲毫防範，反而希望他們成爲鞏固皇孫權力的屏障。 　　老皇帝最終還是失敗在違背了自己的信條，對他人寄予了希望，雖然這“他人”是他的親骨肉。既然有了空子，朱棣就要利用。從這時起，他加緊步伐，招攬人才，同時對自己的部下迭加厚恩，以備關鍵時候能爲其所用。 　　【中國式政治規律】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閏五月十日凌晨三時，帝國人民多年等待着的那個時刻終於到來了：朱元璋崩殂。朱允炆登基。 　　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朱允炆都是帝國最理想的接班人：從外表看，風度翩翩，一表人才；從天賦看，聰明伶俐，智力過人；從學識看，勤奮好學，熟讀經典；再論最重要的品質——品德，朱允炆更是出類拔萃。朱元璋在遺詔中稱朱允炆“仁明孝友”，殆非虛誇。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太子身上長了個癤子，痛得睡不着覺。太孫侍候在旁，含淚撫摩，晝夜不離。朱元璋看到這些，感動地說：“有子孫如此，朕復何憂？”太子去世後，太孫悲痛至極，居喪期間，事事遵古禮，形銷骨立。朱元璋非常心疼，勸他道：“毀不失性，禮也。爾誠純孝，獨不念朕乎？”太孫這才喫了一點粥。而在此前，他已經五天沒喫沒喝了。 　　朱元璋臨終前，太孫日夜侍候在側，衣不解帶，唾壺、溺器都親手提獻。這些事傳出去，滿朝大臣無不感嘆。 　　至於說到能力，也沒有可挑剔之處。立爲皇太孫後，朱元璋就命令太孫跟在身邊，練習政務，日常奏章由他處理，太孫少年老成，處理結果一般都比較周到。特別是朱元璋處事苛刻，而太孫常濟以寬大，羣臣無不暗暗高興，期盼太孫早點接班。 　　現在，這一天終於到來了。雖然是大喪，表面上一片悲痛，實際上滿朝文武內心都鬆了一口氣。老皇帝的殘暴終於成爲歷史，新皇帝聖明仁孝，真是天下之幸。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樂觀。有那麼幾個人，在滿朝太平氣象中嗅到了危機的味道。在專制體制中，新帝登基，頭等大事是鞏固自己的權威，消滅一切現實和潛在的挑戰。現在，開國武臣已經被皇祖殺光，能夠對帝位構成威脅的就是那些手握重兵的諸叔父親王。 　　中國政治史的背景顏色是相互猜忌。諸王和皇帝之間彼此心懷疑慮，只能用最大的惡意去估量對方。這是由中國式的政治規律所決定的必然。皇帝懷疑諸王垂涎帝位，而諸王則擔心皇帝消滅自己。麻稈打狼，兩頭害怕。本來都是出於自我保護的意圖，然而，卻形成持刀相向的形勢。 　　新君是一個書生，二十二史熟讀之後，對歷史上的權謀智略多有領會。 　　登基之後，整個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消除諸王的威脅。不約而同，新君的心腹謀臣也都想到了這一點。建文帝即位伊始，兩位文臣齊泰和黃子澄就祕密上書，建議皇帝削藩。而諸藩之中，最爲危險的，顯然就是燕王朱棣。 　　【建文帝削藩收權】 　　六百年後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建文帝畢竟是一個書生，雖然他自己並不這樣認爲。他自以爲懂厚黑之學，通王霸之道，一上臺就開始雷厲風行地削藩，其實正說明他沒有讀懂歷史。他即位時，政局穩定，天下太平，沒有哪個親王有能力和理由主動向他發起挑戰。 　　因此，他完全有時間和空間，用更隱蔽更高明的手段，把他和諸王之間的緊張狀態化解於無形之中。比如，他可以借鑑漢武帝的“推恩令”①，讓諸王的權力越分越小。他也可以不動聲色地找藉口逐步收回諸王的軍事指揮權，只給他們一個空頭帽子。 　　『①推恩令：漢武帝時期推行的一個旨在減少諸侯的封地、削弱諸侯王勢力範圍的一項重要法令。主要是將過去由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傳給嫡長子的情況，變更爲允許諸侯王把封地分爲幾部分傳給幾個兒子，以達到分化、削弱大諸侯國勢力的效果。』 　　現在，他迫不及待地主動下手，既迅速激化了矛盾，又明顯違背了朱元璋的遺囑，在道義上處於被動。 　　而更致命的錯誤尚不在此。即使主動削藩不夠高明，如果他厚黑到底，也有能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諸王一個措手不及，從而一舉消滅潛在的危險。而他卻又愛惜面子，拖泥帶水，舉動錯亂，從而鑄下不可挽回的大錯。因爲他想做一個符合儒家教條的完美君主，一舉一動要講究名分，要削藩，就要找到冠冕堂皇的藉口。 　　在諸王中，最大的威脅是燕王。然而燕王平時舉動謹慎，沒有道德上可指責的地方，拿他開刀名不正言不順。其他諸王，則平時作惡多端，名聲很壞。建文君臣商議多次，決定先拿其他諸王開刀，並且把這個策略命名爲“先除枝葉，再除根本”。 　　因此，從即位後第三個月起到第二年六月，建文帝利用諸王平日裏的諸多劣跡，先後削了周、湘、齊、代、岷五王，廢去爵位，貶爲庶人。並且每削一人，就公佈他們的罪狀，以安天下。 　　一年之內，就連廢了五個親王，建文帝看上去還真有些魄力。小皇帝又以邊防緊張爲名，把燕王護衛中的精銳調到塞外駐守。又派了兩名親信，管理北平地方的行政事務。看起來小皇帝的考慮不可謂不周到，佈置不可謂不嚴密。然而，張牙舞爪，氣勢洶洶了半天，卻沒有觸動燕王的根本，反而把自己的意圖完全暴露在燕王的面前。 　　朱棣靜觀小皇帝的種種表演。百般舉動，雖然眼花繚亂，卻越發顯示出優柔寡斷和底氣不足。小皇帝越是搞小動作，朱棣就越老老實實，規規矩矩，以靜制動，讓小皇帝越來越尷尬。建文帝的兩大謀臣齊泰和黃子澄都是儒生出身，齊泰是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的進士，應天府鄉試第一，黃子澄則是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的探花。君臣三人經綸滿腹，遂自認爲通陰陽之道，懷管葛之術，有定國安邦之才略。 　　然而，他們畢竟是一羣書生。真正的英雄人物，做大事並不需要認真的藉口，有藉口要做，沒有藉口製造藉口也要做。做成之後，自有人來擦屁股。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馬基雅維裏說：“一位機敏的君主從來不乏正當理由使他的背信棄義顯得冠冕堂皇。”像他們這樣面不夠厚心不夠黑，絕不是成大器的氣象。 　　【朱棣建立人脈的手段】 　　這一年，朱棣四十歲，正是一個男人生命中的巔峯時段。腦力和經驗結合得恰到好處，時刻等待着什麼大事去宣泄蓄滿身軀的力量。燕王和小皇帝在氣質上截然相反。朱棣身材高大，體格魁梧，說話一副高腔大嗓，快人快語，雷厲風行。說上三句話，就打一個哈哈，經常說個粗口，講個笑話，更讓人感覺毫無架子。 　　他十分注意維護部下或者朋友的利益。燕兵的軍餉水平在帝國最高。部下有事求到他，不管事情大小，只要不太違反原則，他都會痛痛快快地給辦了。想要升官的，他積極幫着找路子；沒法用官位報答的，他賞賜起財物來手筆很大。體恤小民更是有口皆碑。 　　燕王喜歡微服私訪。有一次，一個小稅務衙門的衙役在市場上強行要“借”小販的羊肉，小販不肯，衙役把小販打得滿頭是血。恰好燕王微服路過，見此情形，一時火起，一劍把衙役劈了。平時在路上遇到乞丐，燕王一定要停下腳來，讓身邊人扔下幾個錢。還有一次，燕王遇到一對從山東逃難來的父女，老父病在路邊，沒錢看病，女兒在一邊哀哭。燕王當時眼圈就紅了，當即叫人把父女倆送進王府，命王府太醫親自調治，後來又發給盤纏送父女倆回了山東。 　　在北平府，關於燕王疾惡如仇、爲民除害、惜老憐貧的逸事不一而足，流傳很廣。燕王在自己的統轄地面，深得人心。凡是在北平待過的地方官和軍將，大部分都被燕王收入羽翼之下。 　　所以，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初五凌晨，當朱棣率領他的八百名親兵起來對抗建文帝的時候，他底氣十足。從表面上看，那一刻的形勢確實千鈞一髮，驚險萬狀。雙方實力相差懸殊。北平四周的要塞都已經由朝廷委任的親信重兵把守，軍隊加起來達十餘萬之多。而朱棣所能支配的，只有府內八百名親兵。然而，朱棣卻不這樣看。十多萬人之中，他真正的敵人不過建文帝派來的那麼幾個人而已。只要把建文帝那幾個親信除掉，他相信他的老部下們還會雲集到他的麾下。 　　人情大於法，這是萬古不易的真理。他多年豢養建立起來的人脈關係，要比朝廷的一紙詔書有力得多。果然，在他用計除掉建文帝派來的幾位大臣之後，他的舊部很快就紛紛倒戈，北平城內的朝廷命官紛紛投降，建文帝費盡心機調遣佈置成了一場空。 　　【造反是一門技術活】 　　一旦跨上馬背，朱棣立刻感覺到一股莫名的戰慄從身體最深處升起。他是一個天生的軍人，一踏上戰場，就好像優秀的演員走上舞臺，馬上會進入一種忘我的狀態，萬慮皆消，滿腦子只剩下了對於種種軍事信息的分析、判斷、計算、運籌。這是一種令人感到極大愉快的智力活動。只有在戰爭中，在巨大的危險籠罩下，在瞬息萬變的形勢的刺激中，他的智力、判斷力、勇氣才能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戰爭是他最大的享受。 　　八月十二，滿朝唯一一個逃過朱元璋大屠殺的老將耿炳文，率領三十萬大軍北上平叛。作爲碩果僅存的百戰元勳，耿炳文已經六十五歲，經驗豐富，老謀深算。而燕王所部不過十萬人，勝負之勢似乎不難判明。然而，朱棣卻底氣十足，率兵南下迎敵，並且趁南軍立足未穩，打了一場閃電戰，消滅了南軍先頭部隊一萬人。緊接着，燕軍以少擊多，在河北真定城外與南軍展開大戰，一舉斬首三萬餘級，嚇得耿炳文把剩下的部隊撤回真定城內，堅守不敢出。雖然身經百戰，耿炳文還沒有見過戰鬥力這樣強的軍隊。 　　燕軍的戰鬥力來源於三個方面：一個是燕軍都是北人，且與蒙古鐵騎周旋多年，習於戰爭。而南軍多年沒有經過戰爭，初上戰場，自然心虛氣弱。 　　二是燕王對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視，多次發佈公告，反覆闡述自己起兵的正義性。這一點是他和一般武人最大的不同之處。朱棣絕對不承認自己的目的是篡逆。 　　在中國，做事一定要在真實的意圖外包上一層光明正大的道德外衣。所以，朱棣把自己的行爲定義爲“奉天靖難”，即幫着皇帝討伐奸臣。其實這已經是漢朝人玩過的老把戲了，所謂“清君側”是也。然而，朱棣拿過來用時臉不紅心不跳。佔領輿論高地，這道手續是絕對不可以省略的。這不但是給自己找遮羞布，也是爲自己的部下和將來準備投奔自己的人制造理由。起兵之後，他召集將士，舉行誓師大會，他激昂慷慨地宣佈： 　　〖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國家至親。受封以來，唯知循分守法。今幼主即位，信任奸宄，橫起大禍，屠戮我家。我父皇母后創業艱難，封建諸子，藩屏天下，傳續無窮。一旦殘滅，皇天后土，實所共鑑。祖訓雲：“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討之，以清君側之惡。”今禍迫予躬，實欲求生，不得已也。義與奸惡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討，以安社稷。天地神明，昭鑑予心。〗 　　緊接着，他又給建文帝上了一道表文，宣佈齊泰、黃子澄包藏禍心，離間皇帝和諸王，意在顛覆政府，謀取大明天下，所以他不得已起兵討之，望皇帝批准。起兵不久，他再一次發佈長篇文告，詳細列舉建文君臣的錯誤和自己的正當，計有如下種種：一、老皇帝去世時病因不明，入殮倉促，讓人生疑。二、新皇帝即位不久就修改皇宮佈局，“拆毀宮殿，掘地五尺”，此爲“拆毀祖業”，明顯有違“三年無改”之義。三、奸臣齊泰等，“不遵祖法，恣行奸宄，操威福予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彼，不知有朝廷也”，並且此人曾“指斥太祖高皇帝，如此大逆不道，其罪當何如哉……” 　　在不斷髮布的文告裏，他把自己打扮成堅決維護太祖高皇帝的大忠大義之人，把敵人醜化得罪惡滔天。而正義的事業是一定能成功的，反反覆覆地灌輸，使燕軍非但沒有叛逆之軍的負罪感，反而理直氣壯，把自己當成了維護天下道統的正義之師。 　　燕軍善戰的第三個重要原因是朱棣平素以“義氣王爺”自居，特別重感情，深得部下愛戴。關於燕王關心普通小兵的事不勝枚舉，每個士兵都能說上一兩件。在這次“靖難”戰爭中，就有許多讓人難忘的事蹟。一次，燕王見到一個病卒在路邊呻吟，遂把自己的馬讓給病卒騎。隨從們說：殿下是萬金之軀，怎麼可以讓一個小兵隨便騎自己的馬呢？燕王動情地說道： 　　〖人命與馬，孰輕重？人病不能行，不載之，是棄之矣。吾豈貴馬而賤人哉！且彼從吾，盡力而病，吾乃不恤之，豈爲人父母之道！〗 　　消息傳出，大家無不感動，紛紛表示要爲燕王血戰到底。 　　還有一次，燕軍在野外露營，嚴寒讓人們無法入睡。隨從們好不容易找來幾個廢棄的馬鞍子，點起一堆火，讓燕王取暖。遠處的士兵看到火光，紛紛跑來取暖，及至看到是燕王才停下腳步。衛士們上前厲聲趕大家走，燕王卻大聲說：“這些都是壯士，勿止之！我身穿兩件皮衣還冷呢，何況他們！我恨不能讓所有的士兵都來我身邊取暖啊！”士兵們聽了，許多人當場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由於以上諸種因素，燕軍每次往往血戰到底，戰鬥力非常強大，少有降者。而對於投降過來的敵軍，燕王嚴令不虐待，更嚴禁殺俘，往往是進行宣傳教育之後，願意留的留下，願意走的給路費。燕王仁慈之聲，不久就遍聞遐邇。 　　【腦筋急轉彎】 　　回顧整個“靖難之役”，朱棣成功的迅速讓人有些難以理解。畢竟建文帝是名正言順的天子，而朱棣是叛逆之師，以八百人起兵，以一隅對抗整個帝國。然而，短短三年時間，天翻地覆，擁有正義、名分、帝國財力和軍事資源的建文帝敗給了一個不折不扣的亂臣賊子，這真讓人大惑不解。其實，這卻是理之必然。 　　從表面上看，朱棣發動叛亂，大逆不道至極，人人得而誅之。然而，天下大義的道義力量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的。如果沒有利益作後盾，任何道德戒律都只能是空洞的口號。朱棣和建文帝之間的爭奪，既不是民族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也不是整個社會範圍內利益格局的大調整，而只是統治集團頂層的內部爭鬥。誰勝誰敗，並不影響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的利益。大臣們都明白得很，反正天下是老朱家的，只要主子姓朱就行。至於普通老百姓，連你姓不姓朱他們都不關心，誰有實力他們就做誰的順民，只要有碗飯喫就會稱呼你萬歲。 　　所以，從一開始，沒有多少南軍將領肯爲老朱家的內爭拼命。特別是燕王連續打了幾個大勝仗之後，更沒有多少人認真抵抗，更多的人最注意的是觀察風向，隨時準備倒向更有力的一方。燕王進攻彰德，守將趙清起初不肯投降，但他對燕王說，你進入京師後，只要給我個二指長的小紙條，我就會乖乖地趕過去，對你唯命是從，只是現在還不敢降。這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立場。 　　明眼人很快就看出，燕王的勝算更大一些。對比一下燕王和建文帝的謀士集團，是件很有意思的事。燕王不太喜歡士人，而注意招攬一些奇人異士，所以身邊的謀臣多是些和尚術士，看上去不倫不類，實際上這些人集中了民間的智慧，比起建文帝那些高居廟堂的書生謀臣來，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小皇帝及其謀臣，雖然都是滿腹經綸，其實多端寡要，多謀寡斷。建文帝把削藩大事交給齊泰、黃子澄去辦，自己全部精力都投入復古改制中來，成天廢寢忘食地與方孝孺商量，如何按《周官》改定官制，減輕刑罰，以仁義治國，還津津有味地討論如何實行井田。這些書呆子真是愚蠢得可愛。戰爭之初，朱棣還擺出一副穩紮穩打、步步爲營的架勢。他的想法是由北到南，一步步地征服天下。然而，在山東他遇到了建文帝手下最有能力的兩員大將鐵鉉和盛庸的頑強抵抗，廝殺數月，損失慘重，不能前進一步。 　　此時，朱棣突然產生出了一個腦筋急轉彎式的想法：爲什麼非要在山東一地和南軍周旋？如果繞過山東，直取應天，坐上皇帝的寶座之後，天下不就傳檄而定了嗎？這個想法一現，朱棣立刻從失敗中重新興奮起來。他重整大軍，取道山東與河南的交界處南下，連破東阿、汶上，一路勢如破竹。 　　過徐州，經臨淮，燕軍的策略是絕不打攻堅之戰，能攻則攻，攻不下則繞着走。很快，兵臨應天城下。 　　【消失的建文帝】 　　這一年是建文帝登基的第四年。他原以爲自己做了明帝國這艘超級鉅艦的船長，可以把這艘船開到他想去的地方。沒想到，這廣袤的大海竟然與聖人們留下的航海手冊上描寫的完全不同，雲譎波詭，暗流滾滾，不久就把他捲入漩渦中間，天旋地轉，手忙腳亂。等回過神來，船已到鬼門關外。他實在不明白自己錯在哪裏，本來一開始是那樣美好。 　　即位四年來，他勤勞不懈，一舉一動都遵循聖人之言，諸項措施，都本着先賢美意。他減輕天下賦稅，取消嚴刑峻法而代之以寬大。他重用儒臣，試行井田制，全面建設儒家的理想社會。沒想到四年努力換來的是窮途末路。他弄不懂他的臣民。君臣大義是人倫之首，爲什麼那麼多武將毫不猶豫地背叛他去投靠燕王？爲什麼他被困京城，天下郡縣竟無一人前來勤王？ 　　就在一片胡思亂想之中，應天城一片混亂，殺聲四起，燕兵已經包圍了皇宮。燕王入城，立刻派人去保護關在牢中的周、齊二王。周王一見燕王，撲上前，抱頭痛哭：“奸惡屠戮我兄弟，賴大兄救我，今日相見，真再生也。”燕王的回答，顯示了兄弟倆境界上的不同：“此非我之力，乃皇父皇母在天之靈保佑的結果！”聽了這樣高明的回答，誰還能懷疑燕王不是天生的帝王之才？ 　　朱棣並沒有急着趕到皇宮，而是派人前去圍困。他希望在他到來前，皇宮裏能發生什麼意外。事情的結果，既讓人滿意又有些遺憾。士兵們在皇宮中沒有找到建文帝，只是在灰燼中找到了一具屍體，不過面目全非，看上去更像女屍。不管怎麼樣，朱棣當機立斷，“決定”這具屍體就是建文帝。他長嘆一口氣，沉痛地說道：“小子無知，果然如此糊塗耶？我來此是爲了輔佐你向善，你怎麼做出這樣愚蠢的選擇！” 　　【從容登頂】 　　雖然是初登大寶，朱棣卻從容不迫。他像一位高明的馭手，坐在高高的馭座上，熟練地操縱着手裏的繮繩和鞭子。繮繩是利益，鞭子則是暴力。燕王的有恩必報、有功必賞是聞名已久的。而成了永樂皇帝后，這個傳統更加發揚光大。 　　朱棣賞賜起功臣來，手筆之大，令人瞠目。那些原本是王府中的親兵首領，地位卑微的小軍官們，現在都成了帝國的新貴，封公封侯，躥升到貴族階層中的頂層。原來的護衛千戶朱能封爲成國公，小小的指揮僉事張玉被追封爲榮國公，兩人俱“三世贈王”，這是一個大臣所能得到的最高封賞。封侯封伯者各有十餘人，這些人的子孫也享有特權。 　　朝廷原規定，功臣子孫襲職，必須經過考試武藝。皇帝發佈了一個飽含感情的告諭說：“朕見到參加考試的功臣子弟，不覺愴然。舉義之初，他們的父兄忍飢冒寒，艱苦百戰，不幸爲國捐軀。今觀其子弟皆稚弱，未必熟悉武藝。如果因此而絕其俸祿，何以自存！可令其先襲職，長成後再考試。” 　　這類很有人情味的做法，有力地加深了他與他扶植起來的新貴的感情。朱棣知道，這是他統治的重要基礎。 　　朱棣的有恩必報並不限於那些用得着的人。卑微之輩，他也銘記不忘。 　　他專門下旨，表揚那些在戰爭中出過力的普通百姓。在北平、保定等地協助燕軍守城的婦女，有的運磚運石，有的運水澆城，在守城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朱棣分級給予賞賜。例如，“保定運磚石婦女，每名賞鈔一百貫，絹一匹，棉花三斤”。連一個小小的船工，朱棣也念念不忘。渡江之時，爲他開船的船工是周小二，僅僅爲他服務了不到一個時辰，然而他特命“擢上海縣民周小二爲巡檢，賜彩帛二表裏，鈔百錠，蠲其徭賦三年”。 　　朱棣深知，他這些帶有戲劇性的做法有宣傳效果。它們將藉助趣聞逸事的形式，迅速傳遍帝國的每一個街巷，樹立皇帝“滴水之恩，必將湧泉相報”的義氣形象。必須讓廣大人民知道，效忠於皇帝必然得到好處，這是一條絕不能動搖的原則，它關係到一個君主統治的穩定性。 　　對於那些投降他的建文遺臣，他也表現出極爲寬宏的氣度，一律既往不咎。朱棣很清楚“食其祿，任其事”的道理。爲了安撫降臣，他命令把建文帝宮中收藏的千餘封奏章一把火燒掉，以表示絕不追究他們反對自己的責任。此舉讓人大爲感動。大部分建文遺臣很快轉變立場，成了永樂帝的鼎力之臣。 　　皇帝利用一切手段，傳達“只要站在我這一邊，必然前途光明”的重要信息。政治家判斷一個人的標準不在於道德素質，而在於立場。對那些堅決站在他這一邊的人，他如太陽般溫暖；而對那些堅決反對他的人，他則比野獸還要兇殘。 　　【露出了本來面目】 　　當朱棣手持武器走向皇位的時候，整個明帝國的人民都被推入一種相當尷尬的境地。 　　按照這個社會竭盡全力弘揚的理念，每個人的生活都應該建立在正義的原則之上。據說，人之所以區別於動物，就是因爲人能判斷正義與邪惡，有羞惡廉恥之心。“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而現在，一個篡位者上臺了，心甘情願做篡位者的順民，無疑是一種屈辱，甚至是一種不可饒恕的錯誤。 　　對於普通老百姓，擺脫這種尷尬很容易，只需要罵一句娘就足夠了。說實在的，禮義廉恥更多的是大人先生們的奢侈品，平民百姓更需要的只是生存。 　　然而對於士人，這個問題則生死攸關。對於他們來講，存在的意義，就是貫徹綱常。爲一個篡位者服務，無疑是精神生命的自殺。因此，朱棣的上臺，當然要引起全帝國讀書人“利義交戰於心中”。 　　幾千年來，中國歷史不斷這樣野蠻地開着士人的玩笑，他們維護綱常，說到底是爲了維護統治者的利益，而統治者們卻一次次地無視綱常，製造陰謀、政變、篡位，不斷地把士人放置兩難境地。數千年來，大部分士人也百鍊鋼化爲繞指柔，修煉得進退自如。“交戰”的結果，是大部分人拋棄了萬古長存的道義，選擇了瞬息而逝的利益。當然，永遠會有那麼一部分人，選擇了保持價值觀的完整。黃子澄是削藩的始作俑者，是朱棣起兵時宣稱要消滅的第一個“奸臣”。由於沒有任何退路，他走向死亡的姿態相當灑脫。在朝廷之上，他對永樂口稱“殿下”而不是“陛下”，嬉笑怒罵，無所不至： 　　〖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貴，不知殿下即此位……況富貴瞬息，何足重輕！殿下向來悖謬，不可爲訓，恐子孫有效尤而起無足怪者！〗 　　盛怒之下，平素一副笑面的朱棣露出了不爲人知的猙獰一面。他命人把黃子澄所有的親戚一律逮捕，把黃家一姓老小六十五口，妻族外親三百八十人都押到黃子澄面前，“哀號震天”。維持自己價值觀的代價，將是這四百多人的性命。 　　黃子澄望着自己的老父老母，淚眼婆娑，心如刀絞，然而，儒學原則讓他不能後退半步。他咬咬牙，仍不改口。朱棣命人砍掉他的雙手，黃子澄仍不屈服，遂又命斬去雙腳，接着把黃子澄砍成肉泥。黃氏一家六十五人不分老小，一律斬首，三百八十名親戚全部發配邊疆。 　　曾在山東抵抗朱棣使其不能南下一步的鐵鉉，被送到朱棣面前時，反背坐於廷上，謾罵不止。朱棣命人將鐵鉉耳朵、鼻子割下來，“碎分其體”。 　　建文的禮部尚書陳迪在朱棣面前與之辯論君臣大義，罵不絕口。朱棣命人把陳迪的幾個兒子都抓來，並且割下他兒子的耳朵、鼻子，讓他喫，並問味道如何。陳迪答道：“忠臣孝子的肉，香美無比。”父子六人，同被凌遲…… 　　這就是那個講義氣、重感情、面常帶笑的朱棣嗎？這就是那個因爲乞丐的慘狀而流淚，因爲弱者受欺而義憤的燕王嗎？這就是那個起兵時慷慨陳詞，義形於色的正義化身嗎？是的，這個正義的代表，仁慈的主人，人情味十足的大人物所作所爲還遠不止此。 　　他和方孝孺在殿上對罵，恨其嘴硬，命人將方孝孺的嘴割破，直割到兩耳。他發明“誅十族”，與方孝孺有關係的八百七十三人被磔殺於市。朱棣發明“瓜蔓抄”，爲了泄一時之憤，從一個仇人開始，轉相攀染，廣加株連，濫殺無辜，動輒讓數百人死於非命。 　　很僥倖地，歷史留下了朱棣未及銷燬的流氓嘴臉的特寫：永樂十一年（公元1413年）正月十一，教坊司的官員在皇宮右順門口稟奏：齊泰的一個姐姐，兩個外甥媳婦，加上黃子澄的妹妹，四個婦人，平均每天被二十條漢子輪姦。“年小的都懷身，節除（夕）夜生了個小龜子，又有個三歲的女兒。”朱棣聞聽，依由之，說道：“小的長到大，便是搖錢的樹兒。” 　　美麗的面具被揭開，後面露出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流氓。這個流氓的卑劣、下流、兇殘，比之他的父親有過之而無不及。與他父親的唯一區別，他不過是一個精通經典的流氓。這個道貌岸然的人，原來心底對人的生命並沒有絲毫尊重，在他那冷酷的心靈中不生長同情、憐憫、愛這些高貴的品質。 　　在他的眼裏，世人只分爲可利用的和不可利用的兩種，事物只分爲有利於自己和不利於自己的兩類。那些沒有利用價值的人，在他心中還不如草芥。 　　從道德水平上講，他並不比大明帝國範圍內任何一個地痞流氓更高一點點。不幸的是，這樣的人在中國式殘酷競爭中常常是勝者。這些人一面愚弄天下，一面又野蠻踐踏誠實的人所珍視的價值。他們標榜的是王道正義，實際上遵循的卻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後世士人談起成祖時代，最爲痛惜的是天下正氣又一番被摧挫。 　　明亡之後，許多士人把明朝之亡歸於，人心在永樂之時即已傾頹。明末大儒顧炎武認爲“洪武、永樂之間”爲“世道升降之會”，是中國人性格發生扭曲的時代，的確是有識之見。明亡之日，殉國者尚不及“靖難”時殉建文者。後人李清在《南渡錄》中說：“靖難以正氣漸削，故釀爲今日（明亡之日）獪猾之徒屈膝拜僞。” 　　【鞭子底下出順民】 　　朱棣製造的駭人聽聞的殘酷，並非完全是盛怒之下喪失理智的結果。就像流氓們殘害他人並非僅僅是爲了取樂，流氓們行兇，往往是炫示自己有加害於人的能力，從而獲得別人的懼怕。在能夠利用道德面具的時候，朱棣絕不會露出他的犬齒。然而，在雄辯和謊言遮擋不住的部位，他只剩了暴力這一種選擇。極致的殘酷能削減抵抗力，美國人對廣島和長崎的核屠殺引起了日本當局迅速的投降。一個更爲人熟悉的例子，蒙古人的屠城使更多的城市不戰而降。 　　不論怎麼解釋，怎麼宣傳，他篡位者的面目都無法遮掩，所以與那些認死理的儒臣們辯論，他註定是輸家。在道義上被剝光了衣服的朱棣，最後的手段只能是屠殺。毫無節制的屠殺，有效地瓦解了反對者的勢力，使更多的觀望矜持乃至不滿者迅速拋棄了猶豫、廉恥和義憤，無條件地站到了他的旗幟之下。事實上，除了被他殺掉的那些人，剩下的建文遺臣們爲他賣起命來都是誠惶誠恐，竭盡全力。暴力能有效地鞏固君主的統治。 　　如果朱棣讀到馬基雅維裏的《君主論》，他一定會撫掌大笑，感嘆英雄所見略同。馬氏一針見血地指出：“君主進行鬥爭必須既像人又像獸”，“如有必要，君主應隨時拋棄傳統道德”，理由是“令人畏懼要比受人愛戴更安全”。 　　朱棣和建文帝的命運對比有力地證明了馬氏結論的正確性，雖然馬氏在寫這本書時並不瞭解神祕的東方歷史。建文帝確實寬厚仁慈。對大臣們，建文帝從來都是禮貌有加，溫文爾雅。對百姓們，他不斷減輕賦稅，甚至還要實行井田，以平均田地，造福於民。結果在燕王大軍節節南下的時候，各省居然沒有一個官員率兵勤王！對敗軍之將李景隆，他不但不殺，反而委以重任，命他守衛金川門（位於南京城北），結果李景隆第一個開門迎降。 　　人民寧肯辜負一個自己愛戴的人，也不會違背一個自己畏懼的人。這是人的本性。確實，正是恐懼鞏固了朱棣的權力，特別是當權力沒有足夠的道義基礎時，當利益這根繮繩不能把人們引上爲他所用的方向時，朱棣就會毫不猶豫地舉起暴力的鞭子。他發現，鞭子往往比繮繩還管用。翻檢明成祖那些血淋淋的記錄會發現，他在製造這些暴行時肆無忌憚，絲毫不擔心因此而激起反抗。他深知，中國百姓幾千年來已經習慣了在暴力面前馴服。 　　【政治就是表演】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朱元璋畢竟出身草野，頭一次當皇帝，政治手腕有諸多不夠老到之處，許多招法用得過辣過猛，殺人過多，成爲政治敗筆。 　　而作爲朱氏家族的第二代皇帝，朱棣繼承了老皇帝的政治智慧，文化水平更高，性格更陰鷙，手法更老到更圓熟。比老皇帝更高明的一點就是適可而止，對殘暴用之有度。目的達到之後，他就適時收手，着手修補自己的形象，而老皇帝的殘酷，在很多時候是爲了滿足心中的變態慾望，已超出了政治需要之外。 　　權力的奧祕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正如馬基雅維裏所說：“爲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君主必須學會用權而不仁，但要明白何時當仁，何時不仁。”“如有必要，君主應隨時拋棄傳統道德。然而，只要有可能，他還是應當恪守正道。”他已經向天下人展示過自己獅子般的可怖面孔，然而這種展示應該偶一爲之，絕不能讓它成爲天下人心中恆定的形象。不節制的暴君往往沒有好下場。道德這個工具，在君主的工具箱中應該放置在日常應用的位置上。 　　現在，天下人都已規規矩矩，安安分分，正是需要朱棣展示他的仁慈、仁義的時候了。這正是朱棣所擅長的。美國總統尼克松說過：“政治就是演戲。”而朱棣就是個天生的演員，喜歡也善於製造一些傳奇性的故事，以達到需要的政治效果。 　　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五月二十，朱棣在南京靈谷寺進香。經過一株槐樹下面的時候，一條小蟲子落到了皇帝的袖子上。皇帝輕輕把蟲子抖落地下，隨從們上來就要踩死，皇帝很不高興地瞪了他們一眼，命他們把這條蟲子再放回樹上，並且教訓道：“此雖微物，皆有生理，勿輕傷之！”和尚們忙念起阿彌陀佛，連連稱讚皇帝真是菩薩心腸，猜測皇帝可能是哪一位菩薩轉世。當然，僅僅是這些小伎倆並不能起太大作用。 　　朱棣還有大手筆。他知道，天下真正對他心懷不滿的是那些讀書人。雖然在大屠殺之後噤若寒蟬，然而心裏對他並沒有好感。所以，大屠殺之後，他對依附於自己的文人學士特別寬宏，多方優容。他即位不久，就安排實行科舉考試，擴大錄取名額，拓寬了讀書人晉身的道路。對在朱元璋時受到委屈的一些文人，他積極平反昭雪，挽回了不少人心。 　　從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他就開始以他獨有的宏大氣魄，組織編修有史以來最大的一部類書（古代的“數據庫”）《永樂大典》，以此表示自己對文化的重視。此舉贏得了士人的極大好感。一打一拉，天真的士人立刻掉入彀（gòu，圈套）中。文人學士們忘掉了朱棣的兇殘，開始滿腔熱情地歌頌永樂皇帝的豐功偉績，由此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新流派——臺閣派。 　　他們作品的中心內容，就是歌頌朱棣的功德和祥瑞，歌頌國勢的強盛太平，平正典雅，詞氣安閒，雍容曉暢，一時製造出一派歌舞昇平的文化繁榮景象。 　　對比朱元璋、朱棣父子，常常會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老皇帝起身平民，所以對同樣出身流氓的漢高祖感覺十分親切，每每自比漢高祖，爲人行政上自覺不自覺地以劉邦爲榜樣。而朱棣篡得皇位，所以對同樣用血腥手段奪得皇位的唐太宗極有好感。 　　唐太宗不但篡位成功，並且還成了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皇帝。每當提到唐太宗，朱棣敬慕之情溢於言表。所以，他爲人行政，也處處蹤跡唐太宗。 　　平時說話，必以仁政爲辭，反覆強調儒學教條，把老百姓的飽暖時時刻刻掛在嘴上。經常號召大臣們進諫，而且確實也多次誠懇接受別人的意見，勇於改過。 　　他一改老皇帝的政策，提出“用法當以寬不以猛”的原則。他一再表示反對老皇帝的嚴刑峻法，修改了許多過於苛刻的法律條款，並且特別規定，凡是判死刑，都要“五復奏”，即要反覆審查五遍。一轉眼，那個以人命爲草芥，無理株連肆意“瓜蔓抄”的暴君面孔慈祥得讓人不得不感動。 　　然而，再有自制能力的人也不免有失控的時候。在晚年，一次偶然的失控，使他的野獸本性又一次暴露。在後宮的一次爭寵鬥爭中，一個妃子的侍女被屈打成招，供認曾想謀害皇帝。暴怒之下，他大開殺戒，竟然輾轉株連，一舉殺掉了二千八百人。只有在這種時候，人們才喫驚地發現，原來魔鬼並沒有變成天使。 　　【“此上命也，奈何殺臣！”】 　　形象需要建設，然而威懾的鞭子還得時時高懸，讓人民不要得意忘形。 　　有人說過，當領袖的首要條件是做一個好屠夫。如果自己做不了好屠夫，身邊就需要有成爲好屠夫的人。朱棣是個傑出的屠夫，然而卻絕不輕易親自下手。所以，他有意識地任用了一大批生性殘酷的酷吏，作爲自己的鷹犬，替自己殺人。“君主應該自己施恩，讓別人代爲受過”，馬基雅維裏的這句名言被朱棣運用得出神入化。 　　永樂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酷吏橫行的時代，紀綱、陳瑛、鄭賜，都成爲二十四史中酷吏的典型。朱棣用他們除掉一些潛在的政敵和自己看不慣的大臣，卻不落痕跡。每當這名酷吏樹敵太多作惡太甚之時，他再毫不猶豫地除之，也算是“爲民除害”。上述最爲朱棣賣命的酷吏，除鄭賜是憂懼而死外，另兩人都是被朱棣殺掉的。 　　梅殷是明太祖的駙馬，朱棣的妹夫。朱元璋死時，梅殷是託孤大臣之一。雖然勉強投降了朱棣，然而他內心卻並不服氣，時時口出怨言。朱棣對此一直嫉恨於心。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十月的一天，梅殷早晨上朝時，居然出了“交通事故”，被人擠到金水橋下溺死了。妹妹寧國公主抓住朱棣的衣服袖子大哭大鬧，朱棣命人嚴查，遂把故意擠撞駙馬的兩名錦衣衛軍官抓起來要處死。兩名軍官沒想到，爲朱棣賣命最後竟然落了這樣一個結果，大吵大鬧，說：“此上命也，奈何殺臣！”朱棣立命金瓜武士擊碎二人牙齒，推出去斬了，然後以隆重的禮節厚葬梅殷，親自誌哀。滿朝大臣和朱棣默契於心，然而大家均行禮如儀，表情沉痛，共同上演中國政治史上的又一出經典小品。 　　爲了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朱棣發揚朱元璋的餘烈，創立東廠，恢復錦衣衛，大搞特務統治。特務遍佈京城內外，上至太子親王、公主駙馬，下至普通官吏、平民百姓，都處於特務們的嚴密監視之下。就連特務們，也都在其他特務的監督之中。朱棣還鼓勵人民告密，不少人靠揭發他人得到好處，帝國上下各個階層，處於恐怖氣氛之中，人人相互提防，不敢亂說亂動。 　　朱棣的天下，由此如磐石之安。 　　【大奸亦大雄】 　　篡位者往往是大有作爲的君主。他們通常比那些名正言順的帝王更勤勞、更努力、更自我節制，竭盡全力建功立業，以證明自己配得上這個皇位。唐太宗、明成祖、雍正帝都是如此。“篡位者”的名聲像一杆鞭子，鞭策他們成爲千古明君。 　　作爲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朱棣創立引人注目的功業，一半是由於他豪雄闊大的天性，一半是由於顯示自己能力的需要。他數興大工，建造北京城，修建大報恩寺，鑄永樂大鐘，每一樁都規劃宏大，遠邁前古。他看不慣父親的小家子氣，即位不久，即打破父親留下的海禁政策，派鄭和船隊七下西洋，親率大軍五徵漠北。他不斷向外擴張，在東面，把邊疆延伸到庫頁島；在西面，綠洲上的諸穆斯林與他建立朝貢關係；在北面，他使蒙古始終處於被動；在南面，他把南沙羣島劃入中國版圖。他派八十萬大軍攻打安南（越南），一度把安南併入中國。 　　永樂的行動相當一部分僅僅是爲了滿足他的虛榮心，爲了證明自己的偉大。他熱衷於製造天朝強盛萬國來朝的熱鬧氛圍。耗巨資下西洋，用商業利益招徠七個東南亞國王來中國朝覲。他五次遠征蒙古，其中的幾次並沒有必要。而出兵安南更是得不償失，在勉強維持二十二年後，明帝國不得不再次恢復了安南的獨立。 　　然而，除了對榮譽的渴求，朱棣的種種鋪張舉動還有另一層動機。馬基雅維裏又一次與朱棣不謀而合。他在“君主應如何作爲以贏得崇敬”一章中開宗名義地說道：“能使君主贏得高度評價的莫過於偉大事業和非凡舉動。”正如朱棣派人七下西洋那樣前無古人的壯舉讓人永誌不忘。“驚人之舉出聲望”，偉大的君主“總是這樣，幹完一件大事便又籌劃另一件大事，讓臣民應接不暇，不知所終，每當看到結果則又目瞪口呆。這些行動一個接着一個，此一行動和下一行動之間不留一點空隙，人民沒有任何喘息的機會用來反對他”。 　　事實正是這樣，連續不斷的行動凸顯了朱棣的強者形象。這是鞏固他統治的有效手段。父皇數十年的經營爲他的一次次大手筆打下了基礎，而他的才華又足以使他把一次次表演進行得有聲有色。當然，除了製造陰謀和戰爭，他的智力、精力、毅力使他治理起帝國來也得心應手。他每天四鼓即起，常常工作到深夜，根本沒有休息日的概念。除了五次出征蒙古，他還常年巡行在外，以致沒有幾次能在京城正式慶祝自己的生日。 　　事實證明，帝位正是爲朱棣這樣的人打造的。他的那些萎靡不振的孫子們和他比起來，簡直就是一羣蛆蟲。明朝最耀人眼目的大事幾乎都是他做下的，在他的統治下，大明國力強盛，人民富庶，政治安定，文化繁榮。永樂時期，成爲中國歷史上爲數不多的充滿活力和開拓精神的時代。只有像朱棣這樣，把東方社會，把東方人心理，把權力的奧祕捉摸得通透的人，才能在這片土地上取得成功，並且姿態瀟灑。 　　第二章 偏執症患者：海瑞 　　【“海筆架”】 　　四十五歲時，鬢角發白的縣學教諭海瑞晉升爲浙江淳安縣令。年近半百才熬成七品，對許多官場中人來說，得算仕途困頓，然而對於海瑞來說，卻是破格提拔。 　　海瑞出身僅爲小小舉人，三十七歲中舉，四十一歲才分配到福建做教諭，相當於縣教委主任。能在四年之內就升爲縣令，已經讓許多人羨慕。 　　破格晉升的原因是“狷介”的名聲。和現在一樣，另類的舉動往往能吸引人們的眼球，而眼球的集中往往能帶來意想不到的效益。自從“筆架先生”的名聲傳開之後，全省官員都知道了這個脾氣有點古怪的正八品小官。 　　那是海瑞任教諭的第二年，他的直接領導、延平府視學到南平視察工作，在南平縣學官署接見學官。兩名副手在海瑞帶領下進入大廳，一見到視學，一左一右急趨上前，叩頭拜見。海瑞夾在二人中間，站而不跪，只拱了拱手。視學先是驚訝，繼而羞怒，冷笑一聲，對兩旁隨從說：“喲，你們看這三個人，倒是個山字筆架！” 　　兩跪，夾一站，可不是活脫脫一副山字筆架的模樣。視學覺得海瑞是有意輕慢自己，拂袖而去。海瑞認爲視學缺乏正氣，不嚴格遵守帝國規定。 　　開國之時，帝國就規定學官在學校見上官，拜而不跪，以體現師道尊嚴。百年之後，士風日壞，學官們爲了討好上級，無所不爲，跪迎上官早已相習成風。所以，海瑞的這一站就站得驚世駭俗。一下子，“海筆架”的名聲在官場上傳開了。 　　“筆架先生”的名聲越傳越大。道員、學憲、按院先後前來視察，海瑞皆揖而不跪，人們想起了帝國規定，倒也無話可說。這些高級官員的涵養當然非視學可比。他們不但不和海瑞慪氣，反倒稱讚海瑞恪守禮法，堪爲士範。如今的社會，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成了尋常，一旦遵守帝國規定，倒反了常，這怎麼得了！一番嘆息過後，不少人倒對海瑞有了好感。 　　“另類”行爲爲他贏得了通省官員的注意，而他任學官以來，實心任事，把一個最清苦沒滋味的教官做得有聲有色，種種實績也就進入了大員們的視野。縣學教育在許多地方都成了擺設，學官們大都敷衍了事，學生們冒名頂替、逃學曠課是常事。而海瑞到任之後，天天盯在學校裏，訂出教約十六條，甄別學生年齡、身份，重視思想政治教育，狠抓學校紀律，提高教學質量。學生們都稱海瑞爲“海閻王”，紀律確實大有好轉。屬下出現了這樣的“模範官員”，對每個封疆大吏來說都是件臉上有光的事，於是“巡按監司交章薦之”，海瑞獲得了這意外的升遷。 　　事實證明，雖然明朝中葉以後，官僚體系已經整體腐化，但是，官僚集團還是希望並且需要“清官”。雖然大家都在腐化中撈到了好處，然而如果這個社會最終因腐化而崩潰，大家豈不連身家性命都不保，再多好處又有什麼用？ 　　而且，刻苦自礪，贏得“直聲”，積累一定的聲譽資本，也是仕途起步時的一種做法。隨着歷練增加，人們相信這樣的人最終都會融入官場大秩序中去，而且可能比別人混得更“明白”。海瑞的上司無疑也希望海瑞早日曆練成熟，在仕途上取得更大成績，早日回報自己的提拔。 　　誰也沒想到，“海筆架先生”要把這種“另類精神”貫徹到仕途生涯的始終。 　　【孤兒的聖人夢】 　　瓊山海氏是海南望族大戶，歷來以詩禮傳家。史載，海瑞父“警敏不羈，不事家人生業”，應是個性很強的家庭叛逆，不務正業，致使家道中落。海瑞四歲，父親即去世了，全部家庭重任都落到了海瑞母親，年僅二十八歲的謝氏頭上。 　　孤兒的性格往往是相似的，特別是那些早年喪父的人，母親們會把全部希望都寄託在他們身上，對其嚴加管教。由於母親的日夜灌輸，他們的道德感比常人要強烈，異常孝順。王莽、王安石、蔣介石、胡適，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以胡適爲例，他四歲喪父，自述母親“雖不知書識字，卻把她的全副希望放在我的教育上”，“每天天還未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在牀上坐起。然後把對我父親所知道的一切告訴我……她說我唯有行爲好，學業科考成功，才能使他們兩老增光；又說她所受的種種苦楚，得以由我勤敏讀書來酬償”。一旦稍稍貪玩，立刻是一頓痛打，打了之後，又是一場痛哭，哭自己命運的悲慘，守寡的艱難，讓屁股疼痛的胡適臉上發燒。在母親的教誨期望下，胡適小小年紀就成了老夫子，終日苦學。長大以後，終生克己，並且極爲孝順，甚至爲母愛而犧牲了自己的愛情。 　　海瑞的經歷如出一轍。只是他的性格較之一般孤兒，尤爲剛強固執，甚至不無剛愎色彩，這就要進一步從他母親身上找原因了。浪子的妻子往往是節婦。海太夫人的嚴守婦道，刻苦度日，是非常有名的。她“先後苦針裁，營衣食，節費資，督瑞學”，直到海瑞入仕多年之後，還是每天從早忙到晚，不稍歇息。她本是個嚴厲無生趣的人，加以青年守寡，心態難免有些失常，視兒子如生命，海瑞都三四十歲了，還是和母親同住一個房間。海瑞在《乞終養疏》中說：“母之待臣，雖年當強壯，日夕相依，不殊襁褓。” 　　可以想見，謝氏對海瑞要求之嚴厲。海瑞剛剛懂事，粗識文字的母親就教他讀《孝經》、《尚書》、《中庸》，在母親的嚴厲管教下，海瑞的童年被取消了。謝氏不許他和別的小孩子一起玩遊戲，“有戲謔，必嚴詞正色誨之”。謝氏把死去的丈夫當成反面教材，反覆教育海瑞，長大了不能像他父親那樣叛逆遊蕩，而務要刻苦勤學，做一個正人君子。 　　海瑞的耿介、頑強乃至偏執，早已深深植入了血液之中。而從小所受的儒學教育，又強化了這些傾向。 　　在學校裏，海瑞是個遵守規矩的模範學生。在《規士文》中，他追憶自己當學生時的情景：“我做小秀才時，見年紀比我大的同學十分恭敬，不敢在旁高聲言笑，不敢在班亂序先行。路逢長者，讓道一旁；同席年高，叨陪末座。從來沒有越禮的時候。” 　　如此謙恭有禮，並非僅僅是他家教良好，更主要的，是一種道德自覺。 　　青年海瑞真誠地折服於儒學揭示的煌煌盛美的天理人道，並且在一舉一動中盡力遵循。 　　儒學爲那個時代的人們提供了極富誘惑力的遠景理想。對社會來說，只要人人都遵守聖人的教化，這個社會就會井井有條，臻於大同。對個人來說，如果你刻苦自礪，就會達到“聖人”的境界。 　　當然，在自我砥礪的路上，你會遇到許多誘惑和挑戰，然而，應對這些只需要一樣品質：毅力。所以，最關鍵的問題是磨鍊自己的毅力。在作文《嚴師教戒》中，他這樣拷問自己：將來入仕之後，自己有信心抵制住金錢的誘惑嗎？能堅持住自己的操守嗎？會不會出現言行不一？會不會做有愧於心的事？見了高官大人，能保持自尊嗎？見了別人鮮衣駿馬，能不起羨慕之心嗎？“小有得而矜，能在人而忌，前有利達，不能無競心乎？”生下來時，是清清白白的，死的那一天，能保證自己一塵不染嗎？如果不能保持自己的清白，怎麼對得起祖宗天地？ 　　他從自己的一舉一動一個念頭抓起，要求自己時時刻刻不能偏離聖人的教導。他言必信，行必果，在學校裏，就得了“聖人”的稱號。 　　他給自己起了個號：“剛峯”。他希望自己能像海邊的岩石一樣，在日夜不息的世俗大潮前堅定不移。 　　天下士人讀的都是聖賢之書，爲什麼讀出了那麼多鄉愿小人？每位帝王都尊崇聖人之道，爲什麼卻很少有政治清明的時候？海瑞真的很奇怪，全世界的人都不明白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只要不折不扣地踐行聖人之道，世界上的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聖人已經把解決一切問題的鑰匙交到了讀書人手中，人們卻棄如敝屣！滿世界都是昏昏終日的不幸的愚人！一想到這一點，海瑞就心緒難平。學生海瑞發下弘誓大願：以自己的生命來接續聖人的火把，再次照亮這一世界！ 　　這個誓願其實應該很容易達到，祕訣只在于堅持。然而，這一點爲什麼只有他海瑞知道呢？ 　　【上任第一把猛火】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五月，新任知縣海瑞由福建抵達浙江淳安。在奔赴淳安的路上，他又一次背誦了自己做學生時寫的《嚴師教戒》。 　　現在，那篇文章中所說的誘惑分明地擺在了自己面前： 　　〖入府縣而得錢易易焉，宮室妻妾，無寧一動其心於此乎？財帛世界，無能屹中流之砥柱乎？將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則愧影，寢則愧衾，徒對人口語以自雄乎？〗 　　聯想到那麼多同窗、先生入仕前慷慨激昂，入仕後卻無一不變成貪污納賄的贓官，他不覺悚然而驚。淳安縣衙的官椅，將成爲拷問他靈魂的刑具。他能不能經受這嚴峻的考驗呢？雖然初次做父母官，但是和大明王朝的每一個普通百姓一樣，海瑞知道地方官不是靠帝國俸祿喫飯，他們的主要收入是種種“常例”。所謂常例，就是土政策、亂收費。 　　史稱，明朝“官俸最薄”。那時的官員，並不享受帝國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別墅、小車、年終獎，也沒有地方報銷喫喝費，僅用工資養活一個大家庭甚至家族，這個縣令的生活只能是城市貧民水平。然而，再看看各種陋規，你就知道爲什麼人們熱衷於奔走仕途了。海瑞一上任，就命師爺把淳安縣政府成員的常例收入列出來看，其中在縣令一項下是這樣寫的： 　　〖夏絹銀一百六十兩……夏樣絹八匹（樣品絹，收絹時額外收取用來評定品級的樣品，評定後就作爲福利分掉了）。秋糧長銀二十兩……農桑樣絹四匹。折色糧銀四兩。軍匠每裏銀一兩。農桑絹銀十兩。審裏甲丁田每裏銀一兩。鹽糧長銀十兩……審均徭每裏銀一兩。造黃冊每裏銀二兩。經過鹽引每一百引收銀一錢，共計五十兩……催甲每裏銀一兩。柴薪……每一百兩收銀二兩……出外直日裏長供應並店錢人情紗緞。起送農民罰紙二刀，納銀五錢。收各項錢糧，每一百兩收五兩。〗 　　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即使不算最後一項“收各項錢糧，每一百兩收五兩”，諸項收入加起來，每年也約有一千兩銀子的收入，摺合成人民幣現值二十萬，是工資收入的近二十倍。而最後一項“收各項錢糧，每一百兩收五兩”，數目應該更爲驚人，最低限也在一千兩。這樣合計起來，一個知縣即使不貪污不受賄，每年的常例收入也有兩千兩，摺合人民幣現值四十萬元，帝國俸祿真可以基本不用了。 　　當然，這些收入縣令不能全裝入自己的口袋。準確地說，這些額外收入應該算“小金庫”，每年的招待費、公關費、送給上級的“禮金”都要從這裏出。這些支出要佔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 　　私設小金庫，制定土政策，是開國之初明令禁止的。然而，太祖去世以來二百年，這些常例陋規已經成了公開的政策，帝國一千多個縣，以及建立在縣制之上的整個官僚系統都是在這些常例的支持下運轉。沒有這些收入，官員們就沒法維持日常生活，沒法編織自己的社會關係網，沒法養活手下的人。可以說，這些常例一日不可無。 　　大明王朝後期的腐敗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腐敗侵蝕到社會機體的每一個細胞。上至皇帝，爲了自己的私庫加收礦捐；下到小小的衙役，通過把持官府，家資上萬。居官如同貿易，讀書只爲敲門。辦一件事需要多少賄賂，有公開的明碼標價。 　　在早年讀書的時候，海瑞就多次在文中嘆息：“紛紛世態，其不當予心有日矣！”這個世界，實在是太不稱心了！更讓海瑞氣憤的是，在滄海橫流之時，飽讀聖賢之書的士大夫們沒有幾個人以聖賢自任，挽此頹風，反而和風同塵，競相逐利。即使那些口碑尚好的公卿大臣，也不過是手伸得不太遠，錢撈得有節制而已。在他看來，舉國上下，已經沒有一個人稱得上正人君子。 　　“世俗稱僻性，稱太過者，多是中行之士。而所稱賢士大夫善處事者，或不免鄉愿之爲。鄉愿去大奸惡不遠。今人不爲大惡，必爲鄉愿。”那些特立獨行的孤介之士，在他看來做得遠遠不夠，而賢士大夫則都是些污穢之人。他恨這些模棱兩可的鄉愿甚於大奸大惡，因爲他們盜用了聖人的名義，對聖人之道爲害更大。 　　現代人常說的一句話是，不能要求這個世界適應你，而是你應該去適應這個世界。海瑞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要做這滔滔世界的中流砥柱，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即使是與整個世界爲敵，他也毫不退縮。 　　其實，海瑞所向往的世界，也並非遙不可及。明朝開國之時，太祖朱元璋已經爲這個世界制定了藍圖，他制定了一系列祖訓家規，對帝國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詳盡得無以復加的規定，定下了萬年之基。其中，就包括這低薪制。在海瑞看來，這些規定盡善盡美。他認爲，所有的錯誤，所有的醜惡，都是因爲人們不能嚴格遵守聖人和祖宗的教訓，一任私慾發展造成的。 　　上任十天後，海瑞公佈了一個決定：革除所有常例。 　　在別人看來，這是不可能的事，在海瑞看來，是天經地義。如果全世界都默認常例存在，那隻能說明全世界都錯了。錯了就要改過來，道理就是這麼簡單！ 　　雖然沒上任之前，那些消息靈通人士已經把“筆架先生”的名聲傳播到了全縣，大家對這位新縣令的怪脾氣有了心理準備，可是沒有人想到海瑞上任後的第一把火是革除常例。這簡直是瘋狂，是政治自殺，是天方夜譚！人們估計，不出三天，海瑞就得改口。 　　然而，海瑞說到做到。他把所有的“不合理收費”一刀切，不光是自己的常例，還包括縣丞、主簿、典吏、教諭、師爺、衙役、門子，全縣大小官吏的全部額外收入！ 　　這一舉動不亞於一場政治地震。不但全縣官吏如遭晴天霹靂，通省官員都目瞪口呆！震驚過後，大家都屏息靜氣，準備看這個初入官場的愣頭青的笑話：看他喫什麼，穿什麼，拿什麼養活家口，拿什麼招待過往官吏，拿什麼孝敬上司？看他能堅持幾天，堅持不住了怎麼收場？ 　　“海筆架”還真堅持下來了。靠一個月五兩銀子，他真就養活了一大家子。當然，生活水平和別人無法同日而語，而且還要想一點別的辦法來維持生計。海瑞在官署後院的空地上開了一片荒，約有二分大小，種上了黃瓜、豆角，每天下班，就換上粗布衣服，扛上鋤頭幹上一陣。全家人每天都喫粗糧，一年到頭喫不上幾回肉。入仕之後，海家的生活水平反倒不如以前了。 　　海瑞本人一身官服穿了六年，穿得四處補丁，看不出顏色，用手一扯就是一根線頭。每天燒飯用柴，都是老僕到山上打來的。有一天，海瑞發現老僕打來的山柴枝葉枯乾，不像是新砍的，遂把老僕叫來訊問。老僕不敢隱瞞，只好交代說是街上有人巴結他，替他打好了揹回來的。海瑞立刻叫他把送柴人找來，當場給了他五十個銅錢作了柴價，回頭關上院門把老僕打了一頓。 　　淳安的縣丞、主簿紛紛要求調離，衙役、門子也都回家不幹了。海瑞不爲所動。你走你的，你不幹自有別人幹。縣丞主簿走了，他把業務接過來自己做。衙役不幹了，他從貧困地區再招。別人做得很清閒的縣令，他做得東奔西跑，灰頭土臉，一年沒有幾天休息的時候。 　　上司生日、紅白喜事，正是下級們“表示”的最佳時機，別人都是成百上千銀子地送，他只寫一封賀信。上級來檢查工作或者路過，招待住宿都是國初太祖時定下的標準。漸漸地，淳安成了官員們的危途，萬不得已，誰也不願出差到那裏。 　　“海筆架”的樁樁件件，逐漸成了浙江官場上日不可少的新聞，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連浙江總督胡宗憲都成了熱衷的傳播者。一天，在全省的高級官員會議開會之前，胡宗憲神神祕祕地告訴大家：“我昨個兒聽說‘海筆架’給他母親做壽，居然上街買了二斤肉！淳安縣的肉販子都說，沒想到這輩子還能做到海縣令的生意！”全會場鬨堂大笑。 　　海瑞就這樣成了全省官場上的“海怪物”。 　　【是誰造就了“海怪物”】 　　把海瑞變成“海怪物”的不是別人，正是他所崇拜的太祖朱元璋。 　　明朝初年，弘文館學士羅復仁居官簡樸，爲人老實，人稱“老實羅”。一天，朱元璋忽然動了念頭，要調查“老實羅”是真老實還是假老實，到羅傢俬訪。羅家在城外邊一個小衚衕裏，破破爛爛東倒西歪幾間房子，“老實羅”正扒在梯子上粉刷牆壁，一見到皇帝來，着了慌，趕緊叫女人抱一個小杌（wù）子請皇帝坐下。朱元璋見他實在窮得可以，老大過意不去，說：“好秀才怎麼能住這樣的爛房子！”即刻賞給了城裏的一所大邸宅。（吳晗《朱元璋傳》）其實，使“好秀才”不得不住這樣爛房子的人正是朱元璋自己。開國初年，正是他爲官員們定下了歷朝以來最低的俸祿。 　　之所以規定低薪制，一是因爲開國之初，財政困難；二是貧民出身的朱元璋心底對官員們總有一種仇恨的潛意識，他不希望這些人被自己養肥；三是讀書人都是孔孟之徒，他們入仕，出發點應該是行孔孟之道，並不應該爲一己私利。所以，薄俸正好有利於他們砥礪節操，保持正氣。正所謂“存天理，滅人慾”。低薪制其實是中國基於儒家學說的一種政治傳統，只不過其他朝代沒有低到這樣讓人喫不飽飯的地步。 　　一方面是官俸低得不足以維持正常開支，另一方面是官本位，官萬能，各級官員權力不受約束，制定各種土政策，進行各種亂收費幾乎沒有任何障礙。這種制度的荒悖，正如同“渴馬守水，餓犬護肉”，導致官員們的整體腐化成爲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 　　在這種制度下，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做清官，一絲不取，結果就是甘於正常人無法忍受的貧窮。明朝的著名清官軒（ní）“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秦“廉介絕俗，妻孥菜羹麥飯常不飽”。在清官的傳記上，這種窘狀比比皆是。另一種就是遵照官場慣例，通過土政策來維持開支，支撐關係網的建立。而一旦越限，人們的慾望往往一發不可收拾。就像遇到了適合環境的細菌，貪污不可抑止地瘋狂生長。 　　對於制度性腐敗，歷朝以來對付的辦法只有兩個：一個是“殺”，從肉體上消滅貪官；另一個就是“教育”，通過樹立典型，大力表彰，提倡正確的導向，來感動人教育人轉化人。 　　這兩種辦法都如水中撈月，無濟於事。歷朝以來，以明太祖朱元璋懲貪最爲堅定，對官員要求最爲嚴苛，然而，偏偏是他定下一系列懲貪祖制的明王朝，腐敗得登峯造極。 　　在朱元璋看來，別的罪過都可恕，只有貪污，一個也不能饒過。他制定了殘酷的懲貪法律，規定凡貪污六十兩以上者，均梟首示衆，而且還要把人皮剝下來，裏面填上乾草，擺到官府公堂對面，用來警告繼任者。後來，見此舉仍不能制止貪污，又規定：“今後犯贓者，不分輕重皆誅之！”只要是貪污，即使只有一兩銀子，照殺不誤！除了殺頭之外，朱元璋還製造出抽腸、刷洗、錫蛇遊（用熔化的錫水灌進人口）等駭人聽聞的酷刑來懲罰貪污犯。 　　洪武皇帝的治下如同地獄再現，帝國幾乎每個縣的縣衙裏都擺着一個皮人，舉國殺掉的官員十數百萬。上自朱元璋的義子乾兒、皇親國戚，下至無品級的胥吏，只要稍涉貪污，一個也不放過。 　　在大屠殺的同時，朱元璋還十分重視樹立典型，表彰先進。他先後樹立了王升、王興宗、陶後仲、隋斌、王平等數十名廉政典型，對他們加官晉爵，大加封賞，並且編了《彰善榜》、《聖政記》等宣傳材料，廣爲宣傳他們的事蹟。嚴懲和教育，朱元璋的力度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效果如何呢？雖然一時之間貪官似乎大爲減少，然而，力度稍稍減弱，貪污又如雨後春筍，勢不可擋。治理了二十多年，到了晚年，貪污案件仍然層出不窮。朱元璋連聲哀嘆，前邊的死屍還沒有收走，後邊的繼任者又貪污上了。治理越重，貪污的反倒越來越多。“似這等愚下之徒，我這般年紀大了，說得口乾了，氣不相接，也說他不醒！” 　　其實癡迷不醒的，是幾千年來的中國政治。幾千年來，從來沒有人嘗試過用其他辦法來治理腐敗，沒有人考慮過制度的合理性。 　　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這樣一種缺乏自省精神的文化。在這樣一個完全封閉的文化體系包圍下，一切都有現成的正統解釋，人們已經喪失了建設性解決問題的能力。 　　【清官是官場上的反面教材】 　　從某個角度來說，海瑞的心和朱元璋是相通的。海瑞對朱元璋的殘酷懲貪措施完全贊成： 　　〖我太祖視民如傷，執《周書》“如保赤子”之義，毫髮侵漁者加慘刑。數十年民得安生樂業，千載一時之盛也。〗 　　可以說，上有朱元璋這樣愚昧的專制者，下有海瑞這樣甘於自虐的“清官”，才造成了中國社會滔滔不止的貪黷文化。喫着粗糧青菜，穿着打了補丁的衣服，過着城市貧民的生活，海瑞從來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合理。他甘清貧如飴，清貧有助於他保持氣節，而富貴溫柔則是道德的陷阱。 　　海瑞從來沒有反思過，開國之初的經濟蕭條與現在的經濟繁榮不可同日而語，以那時的標準作爲現在的俸祿是否現實？要求所有人都像他一樣摒絕物慾是否可能？推崇中庸的中國文化其實總是在走極端。儒家把人分爲君子和小人兩個相互對立的羣體，宣稱一個人“不爲聖賢，即爲禽獸”，爲中國文化打下了偏激的底色。 　　凡事都被劃爲兩極，中庸無處藏身。清官們的一絲不取與貪官們的毫無禁忌，其實也是相同文化基因上生長而成的兩極。 　　“清官”現象，其實是貪黷文化必不可少的一個組成部分。 　　清官與貪官相輔相成，正如太極之一陰一陽，相互依存。正是清官的“至清”，才造成了貪官們的“至貪”。換句話說，做清官標準太高了，對人的要求太苛刻了，絕大多數人都達不到這個標準。達不到清官標準，那或多或少，就是個貪官，既然貪了，何不貪個痛痛快快？ 　　清官在官場中是官員們的反面教材。做清官不僅物質上喫苦，精神上也要承擔巨大的壓力。每辦一件事，海瑞都要嚴格遵守帝國規定，因而窒礙重重，舉步維艱。同僚的譏笑、排擠、不合作，鄉紳們的抵制、咒罵、上訪甚至死亡威脅，這些都不算，就是在家裏，母親、妻子、親戚也整日抱怨不已，雖然不敢明着指責他，然而，起碼不給他好臉色看。因此，做清官，其實是在日日承受一種常人不能忍受的煎熬。 　　海瑞把這種煎熬當成了一種考驗，一種磨鍊，一種“超凡入聖”的必經之途。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海瑞任淳安縣令之後，都御史鄢懋（mào）卿巡行浙江。都御史是御史臺長官，相當於紀檢委書記，所到之處，接待的規格本來就很高。況且鄢氏平時即好排場，因此，各地官員在接待上都下了不少工夫。連喫喝帶“土特產”，一個縣沒有千把銀子下不來。 　　鄢氏所到之處，“監司郡邑諸吏膝行蒲服，跪上食。攜妾偕行，制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儀從煌赫，道路傾駭”。 　　鄢氏將過境淳安的消息傳來，師爺愁眉緊鎖。府員、道員到來你公事公辦則還罷了，這一次來的可是部級幹部，並且是都御史，如果把他得罪了，一個小小縣令，官位立刻不保。 　　海瑞卻不信那個邪，面對師爺的勸告，他不耐煩地說：“充軍死罪，寧甘受，安可爲此穿窬（yú，門窗邊的小洞）舉動耶！”即使充軍殺頭，也不做這樣見不得人的事！ 　　他告訴師爺，不必發愁，且看本縣如何處置！ 　　他的“處置”就是給鄢部長寫了封信。信的大意是：接到您發來的公文，通知您將巡視我縣。您在公文裏說您“素性簡樸，不喜承迎”，要各地接待上要簡樸，不可鋪張浪費，以節省帝國錢財。可是我聽您所到過的縣報告說您所到之地，“各處皆有酒席，每席費銀三四百兩。金花金段，一道湯一進”，與您在通知中所說大相徑庭。是不是各縣官員誤解了您的意思，把您的要求當成虛文了呢？ 　　接到了這封信，鄢氏連淳安所屬的嚴州都沒有進，繞道而去。嚴州知府大發雷霆，把海瑞叫到州上拍案大罵了一頓：“你多大一個破官，還反了你了！”知府詈不停口。海瑞唯斂容長跪，無一語辯。 　　嚴州知府終於受不了了，浙江官員的忍耐也達到了極限，他們聯起手來，要把海瑞弄走。然而海瑞居官行政，處處以太祖祖製爲依據，不逾規矩一步，挑他毛病還真不容易。 　　這難不倒官場中人。罷不了你的官，我還升不了你的官嗎？府道官員聯合建議，像海瑞這樣道德高尚的清官，應該晉升到中央去任職。 　　海瑞的清廉，北京高層時有耳聞。既然浙江省官員也認爲海瑞應該升官，那麼就提拔他一下吧，也反映出幹部選拔中的公正清廉。然而，到北京任職不大合適，既然地方官做得好，還是留在地方作貢獻吧。於是三年知縣任滿，吏部預備提升海瑞任浙江嘉興府通判。 　　這一下，弄巧成拙的浙江省官員緊急動員，找到了受海瑞羞辱的鄢懋卿，買通了御史袁淳，網羅罪名彈劾海瑞。經過一番緊張的官場運作，海瑞還不知道怎麼回事，被一紙調令調出了浙江，轉任江西興國知縣。 　　興國是個“苦”縣，土地貧瘠，人口稀少，交通不便，歷來是沒有人願意去的地方。然而，海瑞毫無怨言。到了興國，下車伊始，他就雷厲風行地針對當地大戶隱瞞土地嚴重的狀況，開始重新丈量土地，覈實帝國賦稅。 　　清丈土地是一項極爲艱難的工作，豪強大戶千方百計阻撓，暗地裏又用盡手段，買通工作人員，弄虛作假，致使工作進行得很不順利。 　　就在海瑞到興國一年零八個月，土地清理還沒有完成之際，吏部又下來一紙調令，海瑞因“工作出色”，升爲戶部主事，級別爲正六品。 　　很顯然，是地方上的鄉紳通過地方勢力，買通了省裏京裏，終於把海瑞清除出去了。吏部也認爲海瑞這樣的人雖然方正，卻少變通，看來更適合在條條上工作，而不適於塊塊。戶部主事主要的職掌是各地的財政稅收監管工作，實際上不過是籤籤公文，專業性較強，和其他部門發生關係較少，相對安靜。這一回，海瑞應該能夠安分工作了吧。 　　沒想到，在這個“相對安靜”的崗位上，海瑞卻闖了個塌天大禍。 　　【罵皇帝】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任戶部主事一年後，海瑞上了那道使他留名千載的“罵皇帝疏”，即《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嘉靖皇帝可以算是一個典型的“昏君”。他個性很強，行事荒唐且固執己見，從不與大臣妥協。他酷愛方術，爲了煉出長生不老藥，竟然摧殘宮女，以獲原料。宮女們走投無路，趁他睡着之時，企圖用絲帶勒死他，然而慌張中絲帶打成死結，嘉靖得以大難不死，此爲明史上有名的“宮婢之變”。然而，他並沒有從此事中汲取教訓，反而變本加厲，乾脆搬出皇宮，不再上朝，專心修煉。大臣們起初也曾拼死相爭，然而爭不過這位“性剛”的皇帝。 　　要知道，這位皇帝即位之初曾一怒之下廷杖一百八十人，其中十七人被活活打死。在多人被罷官免職甚至處以重刑之後，非議皇帝的聲音消失了，“無敢言時政者”。更多的大臣投皇帝所好，向皇帝獻祥瑞，寫給皇帝作法用的青詞，朝廷上瀰漫着一股請仙設壇的香菸味道。 　　然而，海瑞進京了，死氣沉沉的政治局面註定要被打破。他做地方官時，天高皇帝遠，無緣關心朝廷之事。而現在，來到了帝國的政治中心，關於皇帝無道、朝政日非的樁樁件件呈現在他面前。他的道德觀、責任感使他無法保持沉默。海瑞只認天理，不認形勢。皇帝“性剛”，他的“性”更剛。皇帝無道，臣子直言，這對海瑞來說，就像左右手各有五指那樣簡單。 　　當然，海瑞並非不懂世事之人。他完全知道這封奏疏的後果，那可不僅僅是丟官罷職，而很有可能是殺身之禍。縱然自己甘於捨生取義，堂上還有八十歲的老母，膝下尚且空虛，作爲海家的單傳之子，無後之罪尤大。 　　這應該說是海瑞入京一年後才遞上這道奏疏的原因。關於海瑞的這一段彷徨猶豫，從來沒有史家提及。然而，可以想見，這一次定然是海瑞一生中“天理人慾”“交戰胸中”最激烈、最殘酷、最曠日持久的一次。通觀海瑞一生，性格火暴易於衝動的他還沒有哪一次抉擇進行得這樣艱難。 　　海瑞的京官做得實在是不容易。首先是每天的工作大都是虛應故事，沒有什麼實質內容。坐在辦事堂上，大部分時間是白白浪費。回想起來，他還是留戀在縣裏忙得腳打後腦勺的日子。再一個，他和同僚們也處不來。這些人都是些混日子的高手，一杯清茶泡上，他們就開始扯閒話，東西南北，天上地下，聊個昏天黑地。海瑞從來插不上話，總是在一邊落落寡合。 　　其實他是打心眼裏討厭這些人。辦事的時候，他們是油滑慣了，順水推舟送人情，該辦不辦喫要拿，而海瑞則堅持必須按規定來。所以，許多環節到海瑞這裏就卡住了。漸漸地，海瑞就變得非常孤立。 　　正是在做京官的日子裏，海瑞對帝國的政治狀況有了整體性的瞭解。這個帝國已經整體腐爛掉了。在他看來，問題的根子出在皇帝，解決的辦法也自然在皇帝。皇帝爲天下之本，是天下之表率。“一人正，天下無不正。” 　　歷來談到海瑞上書，人們總是津津樂道於海瑞直言皇帝無道一段，“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屢屢被人引用，而很少有人注意奏摺最後一段裏面的話： 　　〖陛下誠知齋醮無益，一旦幡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於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 　　如果不讀這一段，就不能讀懂海瑞，也不能讀懂嘉靖皇帝對海瑞的優柔態度。在這一段裏，海瑞向嘉靖帝講述了一個古老的神話：人的精神決定一切，天下治亂，只在皇帝一念之間。只要皇帝一振作起來，按聖人之言去處理每一件事，那麼天下很快就會變成傳說中的大同盛世，百姓很快就會安居樂業，皇帝也自然成爲堯舜那樣的偉大帝王。 　　這個不可能實現的神話，支撐着海瑞一生，也支撐着中華民族度過了幾千年的艱難歲月。海瑞這個天生的理想主義者，天真得爛漫，天真得透明，天真得讓人無法不感動。 　　嘉靖皇帝之所以不殺海瑞，就是因爲從這些文字中看到了海瑞的真誠，看到了海瑞高舉着的一顆拳拳之心。海瑞寫此疏，並不是爲了泄憤，也不是爲了沽名，他是實實在在地爲了皇帝爲了天下。他罵得激烈，是因爲他愛得深沉。海瑞所言，其實在皇帝看來，也是完全符合聖人之道，氣勢滔滔，不容辯駁。所以，皇帝的反應才這樣矛盾： 　　〖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宦官黃錦在側曰：“此人素有癡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童僕亦奔走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日再三，爲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 　　嘉靖把海瑞關進監獄裏，卻一直下不了決心殺掉。 　　【嘉靖死了，海瑞哭了】 　　《明史·海瑞傳》中，最富戲劇性的描寫無過於下一段了： 　　〖海瑞在獄中等死。一日，牢子給他送來了一席豐盛的酒席。他以爲明日要行刑了，遂開懷大嚼，神態自若。喫完了，牢子問他：“道爲什麼送先生酒席嗎？”海瑞說：“想讓我當飽死鬼吧。”牢子說：“錯了，皇帝今天駕崩了，先生您要出獄了，而且早晚得大用！”海瑞聞聽，“即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 　　第一次讀《海瑞傳》至此處，深覺不可理解，以海瑞六品之微，可能連皇帝天顏都沒見過，哪裏來這樣深厚的感情，以至於哭昏在地？當時只覺得海瑞矯情做作。 　　然而，隨着對中國士人心理瞭解的加深，我“理解”了海瑞。君爲政本，從倫理上講，君臣重於父子。舊時代的士人對皇帝，真有一種如夫如父的感覺。忠君觀念的進一步演化，變成了中國士人特有的戀君情結。“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其心理真像失戀的狀態。而孟子則認爲戀君是人的一種本能：“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人小的時候，愛自己的父母；長大了，則愛女人；而入仕之後，就會愛君主，如果君主沒有注意到自己，就會因單相思而受煎熬，是所謂“熱中”。 　　海瑞怒皇帝的無道是真實的，哀皇帝的崩逝也是真實的。在海瑞那裏，皇帝就是他的“天”，他的主人，他生活的目標，他無條件盡忠的對象，他的希望所在。不管皇帝如何對待臣子，從倫理上講，都是恩典，臣子唯有歡喜承受，不應有絲毫怨言。 　　忠君觀念由於不斷內化，在海瑞心裏達到了高度情愫化的境界，以致超越了理智的範圍，噴發爲感情的激流。皇帝去世，於他，就是兒子失去了父親，老馬失去了主人，怎麼能不有慟於心？ 　　【掃蕩潛規則】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十二月二十六，隆慶皇帝朱載垕（hòu）登基。每一任新皇帝上臺，王朝總會有一段短暫的振作期。皇帝早就聽說了海瑞的大名，對這個骨鯁之臣傾慕已久。在即位的當天，就釋放了海瑞。不久，在內閣首輔徐階的推薦下，又一年三遷，升爲大理寺左丞。海瑞遇到了政治生涯上最溫暖的一個春天。 　　度過了獄中十月，復出的海瑞已經今非昔比。他在帝國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時的海瑞，已經不復是當年那個讓人嘲笑的“海筆架”。他一罵成名，舉國皆知，從一個部門裏默默無聞的古怪小官僚變成了代表社會正義的楷模。在獄中的時候，就有官員不顧生命危險爲他鳴冤，嘉靖皇帝一去世，重用海瑞的呼聲就不絕於耳。 　　人們已經把海瑞當成了這個黑暗亂世中唯一的光亮，不管是擁護還是反對，誰都無法不正視這個政治現實：海瑞已經成了一面旗幟，一種象徵，成了帝國政治清流力量的總代表。 　　隆慶三年（公元1569年），在徐階的推薦下，海瑞被任命爲位高權重的應天巡撫，登上了他政治生涯最輝煌的頂點。這一年，他已經五十六歲了。 　　應天是當時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轄地包括蘇州、常州、鎮江、松江等十餘府，“賦甲天下”，“仕宦之淵藪也”，朝廷裏的許多高級官員家鄉都是這裏，包括首輔徐階。由於吏治不清，貪污的風氣最盛，積累的問題也最多。徐階希望海瑞能夠憑其一身正氣，煞煞此地的歪風，收拾一下混亂的局面，爲新一任朝廷班子創造出些令人矚目的實實在在的政績。 　　雖然鬚髮斑白，雖然受過多次挫折，“海青天”五十六歲的棱棱風骨沒有絲毫改變，“剛峯”一如其剛。聽到任命，立刻輕車簡從，迅速赴任。 　　海瑞的行車尚未出北京，應天地區已經人心騷然。官員、鄉紳、士子、平民，有興奮者，有盼望者，有失望者，有恐懼者。無論如何，人們都意識到，這個人的到來，一定會引起應天地區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 　　那些對海瑞行政作風早有耳聞的人紛紛提前行動，“屬吏憚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勢家朱丹其門，聞瑞至，黝之。中人監織造者，爲減輿從”。 　　那些貪名卓著的人乾脆辭官而去，免得受到新任巡撫的懲處。豪門大戶，把自己的紅漆大門刷上了黑漆。在應天監管皇室織造事務的太監，原來坐八抬大轎，現在也改坐了四人抬的小轎。 　　貪污者聞風而逃可以理解，不過，海瑞的到來，關大門和轎子什麼事呢？ 　　在專制社會，百姓如何穿衣戴帽都必須由專制者來做主。在海瑞眼裏，在明朝讀書人眼裏，大門、轎子，包括衣服、宅第，並非小事，而是關乎“貴賤”的大節。朱元璋說：“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明朝開國之初，他就用相當大的精力制定了帝國人民的房舍衣冠制度，規定十分詳盡。具體到幾品官可用紅漆大門，幾品官可坐八抬大轎，在明太祖的詔令裏規定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只是時間過去二百年，社會富庶，紀綱廢弛，人們把這些煩瑣的規定幾乎忘了。然而，海瑞的到來，卻讓大家悚然驚醒，自己原來是生活在錯誤和罪孽之中。 　　坐在南下的小車上，海瑞心潮起伏，思緒萬千。沒想到在有生之年，他終於遇到了明主，遇到了賢相，終於成了執掌一方的封疆大吏，而且所轄是帝國最重要的一個地區。他在乎的倒不是官位的升遷，而是終於有了全面施展自己政治理想的空間。他平生所學所思，終於可以充分體現在政治當中，他變天下風俗，致皇帝堯舜的夢想真的有可能實現。他怎麼能不激動！ 　　海瑞的行政方針非常簡單，那就是——按太祖的規矩辦。還沒有到應天，他就已經宣佈了自己的執政方針： 　　〖除積弊於相安，復祖宗之成法。不循常，不變舊。〗 　　就是說，要全面恢復舊法，堅決不向人的惰性妥協。只要嚴格按祖宗的規定去辦，則“天下無不定，萬事無不理”。 　　他決心竭盡全力，排除任何艱難險阻，把應天治理得海晏河清，給全天下官員做個榜樣。如果應天治理好了，那麼，必然會影響帝國其他地方，各地都會借鑑他的經驗，那樣，整個天下大治，豈不指日可待了嗎？在他看來，做到這些，其實只需要一個字，就是“剛”。雖然還沒有踏上應天地面，但憑多年的遭遇和經驗，他知道，他遇到的將是一生中最大的挑戰。 　　他對自己的“剛”有充分的信心。 　　在他看來，現在天下之所以這樣千瘡百孔，正是少了一個“剛”字。 　　“我朝公卿稍陟高位，便是全然模棱養望，因因循循，度日保官”，“今天下事靡靡不立，病坐當事人因循苟且，日挨一日”。只有守住“剛”字訣，“雖千萬人吾往矣”，則一定能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毅力能解決一切問題，因爲真理已經昭示。 　　海瑞的政治傾向，應該是極端保守主義，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可以稱爲極端激進主義。時間過去二百年，人口增長了數倍，社會、政治、經濟的結構和規模都發生了許多變化，明初的許多規定其實已經無聲無息地廢止了，代之以在社會運轉中自然生長起來的規則。而海瑞的原則就是對新規則一律“更張”，全部掃蕩，片瓦不留。 　　在海瑞的身體裏，在歷代中國知識分子身體裏，總是洶湧着激進主義的熱血。他們總是認爲，有那麼一種終極真理，可以解釋整個宇宙，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如果你找到了這種真理，堅定不移，大刀闊斧，就可以粉碎一箇舊世界，換來一個光輝燦爛的新世界。所以，他們做起事來，總是那麼唯我正確，總是那麼激烈絕對，總是那麼一步不退，總是那麼缺乏建設性空間。 　　而他們的失敗，也總是脆敗。王安石如此，海瑞如此，康有爲也如此。 　　隆慶三年（公元1569年）七月二十二，海瑞單車入巡撫官署。當天頒佈了《督撫條約》三十六條，詳細規定了應天府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詳細瑣碎、嚴格刻板與朱元璋《皇明祖訓》如出一轍。這三十六項的要點爲： 　　巡撫出巡，禁止各地迎送，禁止裝修招待房舍。 　　明確規定各級官員見巡撫應該穿什麼樣的衣服。 　　禁止大喫大喝，制定飲食標準。巡撫在各府縣逗留，地方官供給的伙食標準爲每天銀二錢，雞、魚、肉均可供應，但不可供應鵝及酒。 　　禁止百姓穿奇裝異服。 　　禁非禮之費，禁請託，禁給過往官員送禮，禁過往官員攏取更夫，禁苛派銀糧包攬侵欺，禁假公濟私，禁苛派差役……林林總總，三十六禁。 　　其他大員上任之後，也會定一些冠冕堂皇的規章制度，但多數是用來做樣子的。獨海瑞的規定，寫到紙上，就等於已經實行了。一紙下達，整個應天地區的政治風氣爲之一變。各級官員的用車、住房都按規定重新安排，接待費用大大降低，大喫大喝風頓時剎住。行政經費大幅壓縮，農民負擔有所減輕。一時間，百姓稱頌“海青天”之聲不絕於耳。 　　海瑞就任後的第二件舉動，是興修水利工程，解決吳淞江、白茆塘多年的水患問題。和現在一樣，進行工程建設的最大難題在於資金來源。申請上去了，朝廷遲遲不批覆，批覆了，撥款又極爲有限。這也是這項工程每年都有人倡議，卻從來沒有開工的原因。海瑞一趟趟跑中央，跑各部，跑鄰近地區，要立項，要政策，要支援。東挪西借，終於彌補了資金缺口。海瑞帶領下屬，整天泡在工地上，有問題，現場解決。 　　海瑞終不愧是海瑞。一個開始時人人持懷疑態度的大工程在他的釘子精神下竟然迅速成功，效益非常明顯，清浚出來的土地安置了十三萬災民。消息上達，朝廷特予以表彰。那些準備看海瑞熱鬧的人，也不得不服氣。 　　【恩人也不放過】 　　前兩把火燒得漂漂亮亮，接下來海瑞就要動手處理第三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解決土地兼併問題。 　　王朝末葉，土地兼併問題必然成爲社會的毒瘤，並最終致王朝於死地。 　　可以說，這一問題關係着大明朝的生死存亡。具體到應天地區，由於官員可以免除賦稅，一人中舉入仕，就會有許多人“獻土地”，加之巧取豪奪，土地兼併現象更爲嚴重。富者田地動輒數萬畝，而約有一半的農民沒有土地，流徙各地，生活極爲困苦。 　　土地可以說是一切問題的終點，是個死結。然而，任何問題在海瑞那裏都是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的。在明朝開國初年，就已經存在土地投獻現象。 　　太祖規定：“諸人不得於諸王、駙馬、功勳大臣及各衙門，妄獻田土。”“事發到官，全家抄沒。”海瑞雖然沒有生殺權，但是他可以按規定要求富戶退田。海瑞發佈公告，勒令富戶退回貧民投獻的田地，以使流民有生息之所。公告說： 　　〖本院法之所行，不知其爲閣老尚書家也……令民各自實田，凡侵奪及受獻者還原主。〗 　　公告中涉及“閣老尚書”四字，是海瑞政治生涯的一大關鍵，不可不解釋幾句。明朝由於廢除丞相制，人們一般尊稱內閣成員及各部尚書爲相，又稱內閣首輔爲“閣老”。海瑞公告中的閣老，指的就是他政治上的恩人徐階。 　　原來，就在把海瑞派出任巡撫不久，徐階就在中央高級政治鬥爭中失利，被迫退休，回到了江南老家，成爲海瑞管轄下的一名鄉紳。鬥爭的勝利者高拱，繼任爲內閣首輔，掌握了朝廷大權。 　　仕途中人最重提拔之恩，最重編織關係網。按官場邏輯看，徐階對海瑞恩重如山，海瑞對徐階應該唯命是從。可是海瑞是個從來不按官場規則出牌的另類人物，他從來不承認什麼人之常情、理之必然，什麼潛規則、不成文法。他只認聖人的教條。他覺得徐階當初提拔他，是爲國選才，並不是對他個人有什麼私恩。所以，既然在他的治下，他就必然一視同仁，別人退田，你徐階也得退，而且要帶頭退。所以海瑞在公告裏特意加了一句“不知其爲閣老尚書家也”，就是爲了打消那些指望徐階爲他們出頭的觀望派的希望。 　　海瑞覺得徐階應該能理解他的做法。 　　然而，徐階不能理解。公告發到之日，徐階大喫一驚。自認爲對海瑞有相當瞭解的徐階沒想到這個結果。海瑞不但不念舊恩，反而先拿他開刀。雖然性格耿介吧，雖然清廉脫俗吧，但有恩當報這個道理還不懂嗎？到現在，徐階才知道自己看錯了人。 　　生氣歸生氣，然而徐階是何等人物。他知道海瑞背後有人，這個人就是高拱。勒令富戶退田，這樣大的舉動海瑞是不可能做主的，必須得高拱批准。以高拱的世事洞明，他不可能不知道這個舉動必然失敗。因爲你禁止大喫大喝，禁止樓堂館所，這些都行得通，有阻力也好排除。但土地是人的命根子，想在這上面動刀，簡直是癡人說夢！涉及人們的根本利益，被逼到絕路上的人們迸發出的力量是驚人的，應天府大戶在朝中都有根子，舉朝反對，這種力量遲早會使退田令失敗。 　　既然事實如此清楚，高拱爲什麼還要批准推行呢？原來應天一地，他徐階田地最廣，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高拱此舉，就是要借海瑞之手，收拾他徐階，讓他在退休之後也逃不過這個巨大難堪。 　　高拱這個算盤打得實在是太精了。如果海瑞念舊情，放徐階一馬，人們攀附徐階，退田令必然失敗，徐階必然成爲衆矢之地，成爲衆議的目標。 　　如果海瑞對徐階動了真格的，那麼昔日徐閣老現在就得忍受切膚之痛，損失大半田產。而且，退田令最終會在應天激起巨大的反對力量，足以把海瑞掀翻。這樣，也就順帶收拾了這個難以對付的政治麻煩海瑞。畢竟海瑞當初是徐階提起來的，不是他高拱的人。 　　好陰毒的一箭雙鵰之計！不過他徐階不會上當。識時務者爲俊傑，當今之計，只有咬咬牙割肉，退掉一部分田地，使風頭不要集中到自己這裏，讓別人出頭反對海瑞。 　　於是，與衆豪強大戶的期望相反，徐階並沒有抵制海瑞，而是主動退出了全部地產的十分之一，一萬二千二百畝。消息一出，全區震動。誰也沒想到海瑞有這樣大的威力，也沒想到徐閣老這樣軟弱。一萬多畝地呀，徐家世代積累，一朝被海瑞砍下。這下，許多原本想指望徐閣老爲他們出頭的人沒了指望，而貧民受此消息鼓舞，紛紛到衙門要求退田。海瑞的巡撫衙門一開，狀書動盈千紙，一時之間，整個應天地面天翻地覆。看來，海瑞拿徐階開刀開對了，第三把火開了個好頭。 　　然而，讓所有人沒想到的是，啓動了退田程序後，海瑞仍然不買徐閣老的賬。他公然下文，要徐閣老至少退掉“過半”的地，就是說最少得退掉六萬畝土地。 　　本以爲只爲了敲山震虎，誰也沒想到海瑞會這樣較真，包括徐階。所有人都驚呆了，看事態怎麼發展。 　　【背後的冷箭】 　　清醒了之後，徐階託人告訴海瑞：讓他再退地，沒有可能了。他這才知道海瑞的難纏，所有的政治智慧、政治規則到他這兒都不管用了，看來只有一個辦法：硬着頭皮頂住，看他海瑞還真能拿了他去坐大牢嗎？ 　　海瑞也自有海瑞的做法。他給徐階寫了一封信，用他一貫的做法，做徐階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覺得別人覺悟低可以理解，你一個做過高級幹部並且位居首輔的人怎麼會沒有覺悟呢？聖人的書都讀到哪兒去了？我就不相信我開導不了你，不能喚醒你的良知： 　　〖昔人改父之政，七星之金，須臾而散。公以父改子，無所不可。〗 　　並且多次去徐階家，當面做他的工作。按海瑞的邏輯，他覺得這是在救徐階，從根本上說是爲徐階好。在給朋友的信中，他提到了這件事： 　　〖存翁（徐階）近爲羣小所苦太甚，產業之多，令人駭異，亦自取也。若不退之過半，民風刁險可得而止之耶！爲富不仁，有損無益，可爲後車之戒。區區欲存翁退產過半，爲此公百年之後得安靜計也，幸勿以爲訝。〗 　　海瑞說，他的做法是爲徐階做長遠打算。爲富不仁，有損無益，如果這樣積累田產，敗壞道德，徐階遲早會喫更大苦頭。 　　然而，徐階這回是花崗岩腦袋，不爲所動了。他知道再退下去，一生的積累就付之東流。老丞相此時也實在狼狽了。在海瑞的支持下，那些要求退田的貧民成天圍着徐階的宅第遊行示威，大聲呼號，弄得徐階痛不欲生。 　　〖時刁民皆囚服破帽，率以五六十爲羣，沿街攘臂，叫喊號呼。而元輔（徐階）之第，前後左右，日不下千餘人。徐人計無所出，第取自泥糞貯積於廳，見擁入者，輒潑污之。〗 　　貧民千人要擁入徐家算賬，徐階無法，只好令下人擔了幾擔糞放在大廳裏，見人進來，就往他們身上潑。誰能想到，昔日的首輔今天居然出此下策！ 　　沒有辦法，徐階只好放下架子請和了。 　　不過，他並不是向海瑞請和。他知道海瑞不過是被人利用的工具。他向當朝首輔高拱發出了降表，表示了自己的悔意，表示在政治鬥爭中徹底認輸，表示以後不再糾集勢力謀求東山再起。 　　高拱笑了。他的目的圓滿達到了。既然對手敗得這樣慘，他也就大度起來。他幡然一變臉，對徐階笑臉相迎，給徐氏回了一封信，表示前嫌盡釋，希望徐氏今後多捧他的場。然後，他又輕輕暗示，他也覺得海瑞做得太過分了，不過他作爲當朝宰相，沒法直接出手。在海瑞修吳淞江後，他的政治聲望達到了頂點，朝廷上一片稱頌之聲。然而，在退田令開始後，官場靜下來了，讚揚海瑞的聲音消失了，不少人已經蠢蠢欲動，要扳倒海瑞，只是摸不準高拱的心思，不敢貿然動手。 　　徐氏對這些政治暗語當然一讀就懂。得了高拱指示，他立刻利用自己的故舊，找御史奏了海瑞一本。高拱在奏本上批准同意。海瑞被取消巡撫銜，調任南京總督糧儲。於是，海瑞最風光的一段政治生涯就乾脆利索地結束了！ 　　【海瑞罷官的真相】 　　海瑞被這當頭一棒打昏了。他正興致勃勃地推行他的宏大計劃，“正欲爲江南立千百年基業”，正調動全部精力和應天府的豪紳大戶們作戰時，沒想到，後面射來的一枝冷箭，輕輕地取走了他的政治生命，粉碎了他的全部政治夢想。 　　海瑞不知道，像他這樣不明白遊戲規則的人，只會被高明的玩家當作一枚衝鋒陷陣的特殊棋子，發揮完作用之後，被拋棄是必然的命運。清官註定不能進入政治主流，無法引導政治航向。 　　海瑞永遠不會明白這一點。他開始是震驚，然後是迷惘，最後是憤怒。 　　至剛者不屈。海瑞不會容忍任何對他名譽性的安排，他提筆給皇帝寫了一封辭職信：“臣曾說過當今天下諸臣全犯了因循苟且之病。皇上雖然有銳然求治之心，羣臣卻絕無毅然任事之念。互相掣肘，互相排擠”，還動不動就說，“識時務者爲俊傑”。所以，帝國才敗壞如此。一旦提起筆，海瑞胸中的憤怒、委屈、埋怨就忍不住噴發出來，辭職信變成了政論書。在這封海瑞平生中第二有名的信中，海瑞第一次向皇帝陳述了他的政治理想： 　　〖臣尚欲以身爲障，回既倒之狂瀾；以身爲標，開復古之門路。〗 　　這樣的話，只有海瑞才說得出來。欲以一人之力，擋住天下滔滔既倒之狂瀾。把自己作爲標準，使全社會人向自己看齊，以挽回社會道德的敗壞。 　　這是何等的“狂妄”！整個中國，只有最浪漫的詩人李白和最天真的官僚海瑞能說出這樣的話來。然而，這兩句話卻是解讀海瑞一生爲人行事的關鍵。 　　沒有這樣“狂妄”的理想作支撐，無法想象海瑞能忍受住常人無法忍受的壓力，特立獨行到現在。 　　然而，這個理想，是撲火的飛蛾的理想。那些庸人憑自己的本能，一眼就能看出這理想的虛妄，只有單純的海瑞，終生不悟。 　　雖然辭職而去，海瑞還是堅持認爲自己的政治措施沒有一點錯誤，不可更改。他說：“臣再有一言：臣在任上的所作所爲，都是傾聽百姓的呼聲，恪守祖宗成法，萬不可改。” 　　他再一次把憤怒指向了羣臣，舉朝官員都是他不共戴天的敵人。這是他下意識中一直存在的意念，今天他直抒胸臆：請皇帝鞭策全體大臣，不得像以前那樣應付差事，必須仰皇上求治之心，認真辦事。凡事就怕認真，只有認真才能救今日之弊。九分之真，一分放過，就不是認真！更何況半真半假！ 　　奏摺的最後一段，再一次典型地體現了海瑞風格：如果大臣們認爲我說的是錯的，那這個大臣必然是庸臣！《詩經》說：勿聽婦人之言。如今，全朝廷的大小臣工都是婦人，他們的話，皇上不聽可也！如果這樣，帝國大幸，愚臣我大幸！ 　　痛快淋漓地罵完了滿朝大臣，海瑞掛冠而去。他對朋友說：“此等世界，做得成甚事業！從此入山之深，入林之密，又別是一種人物矣。” 　　事實證明，道學家海瑞是古今所有清官中最有個性的一個。只有他，敢公然辱罵所有朝臣。而朝廷雖然震怒，一時之間卻無法處置海瑞，只是在批文中淡淡地說：“今乃詞稱請歸，意甚怏憤。且固執偏見，是己非人，殊失大臣體。但本官已奉欽依照舊候用，無容別議。” 　　被海瑞稱爲婦人的朝臣們都是聰明人，他們知道，在辯論上，他們不是海瑞的對手。 　　【張居正眼中的海瑞】 　　做了九個月巡撫的海瑞買舟南下，飄然回到老家海南。以掛冠時的瀟灑決絕，人們以爲他從此可能要從道學家變成林下人物，歸隱於老莊門下了。 　　然而，海瑞卻沒有進入海南的椰林。儒家教育早已經把他定型，註定他跳不出這個藩籬。 　　他在老家買了一所小小院落，在院裏開荒，堂前種樹，圖書滿室，堂上卻掛上“忠孝”二字大匾，遇人則講道學，講如何破榮辱關，破生死關。遇到地方官來訪，則喋喋不休，講民間疾苦，問解決辦法。從海瑞家出來，人們不得不說，此老風骨，一毫未變。 　　對於海瑞來說，讀書修身就是爲了入世濟民。閒居在家，看上去瀟灑自在，其實海瑞的心是十分痛苦的。仕途是士人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途徑，如果不能爲世所用，那麼他的生命還有什麼意義呢？雖然歸隱田裏，其實海瑞還是日日期待着有復出的那一天。況且，朝廷批准他辭職的聖旨中有云：“奉欽依照舊候用。”如果一遇挫折，就憤然辭世獨立，獨善其身，那不是聖人之徒的做法。 　　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明穆宗突然中風去世，十歲的神宗即位。朝中政局風雲突變，高拱在政治鬥爭中被張居正掀翻，明朝最有能力的大臣之一張居正繼任爲首輔。 　　閒居兩年的海瑞，以爲自己的另一個政治春天要來到了。因爲這個張居正是翰林出身，飽學之士，學問相當精醇，是海瑞的同道，有着推行聖人之學的共同志向。況且，海瑞辭職後，時任閣臣的張居正還寫來一封信，對海瑞表示同情： 　　〖三尺法不行於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堪也。訛言沸騰，聽者惶惑。僕謬忝鈞軸，得參與廟堂之末議，而不能爲朝廷獎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議，有深愧焉。〗 　　信寫得很真誠也很聰明。身爲內閣成員，他卻不能爲海瑞說上什麼話，真是慚愧呀！爲什麼身爲內閣成員卻沒有發言權呢？那自然是因爲高拱的跋扈。所以，矛盾在於高拱，與他張居正無干。那麼，這次張居正上臺了，應該起用他海瑞了吧。海瑞日日等待着北京的消息。 　　遲遲沒有動靜。 　　向來趨左的言官們坐不住了，他們上書，要求起用海瑞。張居正在書上批道： 　　〖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鯁之節，天下信之。然夷考其政，多未通方。只宜坐鎮雅俗，不當重煩民事。〗 　　海瑞的品質無可懷疑，然而辦事不能通達。這樣的人只能享受名譽上的尊重，不能任爲實職。雖然同爲聖人之徒，張居正爲人行事卻與海瑞大有不同。張居正既能侃侃而談聖人之言，又能精通中國社會表面秩序下的真正規則，並且運用精熟。他沒有徐階的天真，認爲海瑞能夠爲他的班子建立政績，也沒有高拱的陰險，想用海瑞達到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他不能用海瑞。 　　直到這時，海瑞才知道自己在官僚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原來，他雖然忠誠骨鯁，時時刻刻遵守聖人之道，可是卻只能“坐鎮雅俗”，做個政治擺設。原因就在於他不肯“通方”，不肯做“鄉愿”，不肯向這個世界妥協。 　　有生以來，海瑞第一次產生了懷疑：錯的，到底是世界還是自己？ 　　【七十二歲東山再起】 　　海瑞的陋舍來人越來越少，他經常終日閉門，靠一卷書打發整日的時光。除此之外，他找不到任何快樂。他沒有兒子，不能享受課子的天倫之樂。他沒有業餘愛好，對琴棋書畫都沒有興趣。“山水諸癖，一無所好。” 　　海南的美景對他像不存在一樣。日復一日，海瑞真的老了，皺紋爬滿了他的瘦臉，鬍鬚根根白得透明。 　　失望、憤懣漸漸積滿了胸膛，看來自己的一生，只能這樣過去了。曾經有過的夢想，現在看起來似乎有一點可笑。爲什麼一生的奮鬥、刻苦，不惜生命來踐履聖人之學，竟然落得這樣一個下場呢？海瑞有時也會想起這個問題，但是他永遠想不明白。 　　應該是自己努力得還不夠吧！那麼，唯一的辦法是繼續深研性理。然而，年老體衰，智力日減，看來，今生得正果的希望越來越小。進入晚年的海瑞，日漸沉入濃重的灰色之中。 　　一轉眼，時間已經過去十五年了。萬曆十二年（公元1584年），張居正去世了。人亡政息，在臺上永遠正確的張居正現在處處錯誤了。萬曆十三年（公元1585年）正月初十，親政的萬曆皇帝下旨，起僉都御史海瑞爲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三月，又升爲南京吏部右侍郎。 　　這一年，海瑞已經七十二歲了。孔子七十而不逾矩，他的忠實學生海瑞是否也因爲一生的挫折和十幾年的反思而變得聰明瞭呢？是否像朝廷所期望的那樣“平氣虛心，正直而濟以中和，剛方而文以禮樂。擴包荒之度，毋狃意見之偏”，而“將來之建立必有勝於今日”呢？ 　　人們期待着海瑞的再次亮相。 　　詔書一下，海瑞即刻打點衣物，準備啓程。有人勸他要拿拿架子：朝廷讓他委屈了這麼多年，怎麼能一召即起呢？起碼得推辭一兩次。海瑞不以爲然：“主上有特達之知，臣子不可無特達之報。區區虛襲，奚取焉！”遂起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等了十六年，海瑞終於等來了又一個政治春天。 　　還是海瑞一貫的風格。“自瓊臺至蜆崗，家僕皆徒步。有一小童，亦只攜附前輿，不與馬。又自五羊至上新，唯坐一小船，寂寂過，多無知者。” 　　然而，畢竟久經風霜摧折，七十二歲的海瑞確實少了十六年前的自信。 　　海瑞的心裏，既有“漫卷詩書喜欲狂”的欣喜，也有“即從巴峽穿巫峽”的急切，更有政治風雲留下的重重陰影。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說：“人情世態，見知於一時，焉保有終於後日？漢魏桓謂宮女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 　　似乎少了一份明朗，多了一些滄桑。 　　說是這麼說，事實證明，這只是他一時的激憤之語，一旦做起事來，海瑞的風格仍是控制不住的火暴。 　　海瑞上任後，立刻收到百姓反映五城兵馬司到處敲詐勒索、強行攤派的控告。所謂五城兵馬司，乃是南京城內的治安隊，自然成爲腐敗的高發地帶。海瑞決心拿這裏開刀。他發佈告示說： 　　“五城兵馬司官吏，如狼之貪，如虎之猛，敲詐百姓的膏血，用來迎合上官，自己貪污。各街巷的人，如果被五城兵馬司侵擾，可以放膽到我這裏來告，本官定爲你們做主！做老百姓，不可做刁頑不聽法度的百姓，亦不做軟弱聽人打、聽人殺而不言的百姓。有冤不告，冤何時止？” 　　一紙告示下達，朝廷明白了，海瑞還是那個海瑞，絲毫未變。“海青天”依然像以前那樣強硬如鋼，歲月不但沒有使他的性格里增加一點彈性，反而老而彌堅，老而彌辣。 　　海瑞還是沒有弄明白官場裏的利益規則，他不知道動了五城兵馬司，就等於動了南京兵部，就等於動了整個南京的官僚網。雖然五城兵馬司僅爲六品衙門，卻是可以通天的重要部門。他以爲自己以副部級侍郎之威，一個號令就可以解決問題，實在是太天真了。 　　不僅如此，不久之後，海瑞又上書皇帝，對朝廷吏治表示極大不滿，建議恢復明太祖對貪官剝皮實草的酷刑，以爲非如此，官場風氣無法好轉。 　　理所當然，海瑞吏部右侍郎的椅子還沒有坐熱，一紙調令下達，升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又一次明升實降。原來，“南京爲養望地，官號吏隱。右都雖長御史，稱獨坐，然於諸御史無所短長也，取相引爲尊重，他吏治民事無相關者。稍積望歲月，且遷北矣。即京中人從來未知右都御史爲誰氏”。 　　成祖遷都北京後，爲了表示對太祖的尊重，在南京設了一系列官職，然而大多有官無職。右都御史更是個可有可無的閒職。名位雖高，實際上什麼事也管不了。年輕的萬曆皇帝在召來海瑞不久就後悔自己年輕沒經驗，犯了個錯誤。他現在終於明白張居正爲什麼不起用海瑞了。 　　【有人要拿下海瑞】 　　也許是人老了，海瑞終於感覺到了灰心的滋味。失望和絕望是不同的，在人生末路上，絕望就意味着對自己一生努力的否定。他終於發現他無法改變這個世界。他給海南故友梁雲龍的信中說：“年七十有四，非做官時節。況天下事只如此而已，不去何爲！” 　　一生的雄心壯志終於消泯，他現在可以基本判定自己的一生是失敗的。 　　這一生，他喫了常人所不能喫的苦，承受了他人難以想象的壓力，放棄了人生的諸多樂趣。他把自己活生生的生命軋榨成了一塊頑石，卻沒有做成挽狂瀾於既倒的中流砥柱——洪水輕易地把他從一個角落衝到了另一個角落。 　　他一道又一道上辭呈，希望儘快擺脫污濁的官場。皇帝卻一次又一次拒絕。皇帝欣賞海瑞的品格，佩服海瑞的勇氣，讚美海瑞的清廉。他可不想承擔放逐清官的罵名。有這麼一個將來可以留名千古的清官在自己的時代，是朝廷的光榮，也是他這個皇帝的光榮。 　　既然不能求去，海瑞只好做起他的右都御史。只要做了，他就不會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不論什麼時候，他都學不會敷衍了事，學不會表面文章。 　　本來，右都御史只是名義上的尊稱，習慣上，在南京御史臺並不管實事，與衆御史其實“無所短長”。整個南京御史臺甚至都不怎麼上班，右都御史更時常經月不見一面。 　　然而，海瑞卻不這樣看。他認爲，御史的職責就是紀律檢查，自然應該做百官的表率，這一點上，南京御史和北京御史不應該有什麼區別。上任後，第一件事就是整頓紀律，要求所有御史都得上班。 　　海瑞每天早早就到御史衙門，誰上班遲到了，立刻罰俸。御史們其實沒有公事可辦，也得一天天在堂上坐着。 　　南京御史紀律鬆弛慣了，違法亂紀是尋常之事。海瑞一旦發現，定然嚴懲不貸。御史陳海樓的家人到市場上用官員紅票買米，只付給一半價錢。這其實是當地官場的慣例，海瑞得知後，將其家人責打三十大板，並且戴上大枷，放在衙門口示衆。 　　有一位御史生日之時，在家大擺宴席，請了歌伎戲班子唱了一天。海瑞找出太祖定下的規矩：“御史爲百官之表，宴燕不得延伎。”毫不留情地把這位御史按到地上，杖責了一頓。 　　其實，海瑞也知道沒有必要做得這樣嚴厲、這樣苛刻。他也知道這樣會招來人們的反感、厭惡、痛恨。 　　他要的就是人們的反感、厭惡、痛恨。他要讓人們知道，雖然你們把我擠到這樣一個閒職，我一樣能讓你們不舒服！越是老，越是受人排擠，他的官做得越是毒辣，越是矯刻，越是放肆。這裏面，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情緒在。 　　南京的御史們不堪其苦。雖然彈劾海瑞是一件風險很大的舉動，他們也不得不爲之了。萬曆十四年（公元1586年）四月，御史房寰彈劾海瑞：“謂其蒞官無一善狀，唯務詐誕以夸人，一言一動無不爲士論所嗤笑。妄引剝皮實草之刑，啓皇上好殺之心。” 　　皇帝批覆：“瑞在世廟時，直言敢諫，有披鱗折檻之風；清約自持，有茹櫱飲冰之節。雖當局任事恐非所長，而用之以鎮雅俗，勵頹風，未爲無補。合令本官照舊供職。” 　　皇帝終於說出了他的心裏話。原來，清官們是不適於“當局任事”，參與實際權力運作的。但是他們適於“用之以鎮雅俗，勵頹風”，也就是說，做一塊官場的門面，用來裝點朝廷，用來讓大家學習其精神。 　　精神可用來寫到書上，記入史冊，激勵人心，卻不可施用於實際。 　　這其實是千古清官共同的命運。清官只是官場的遮羞布，是廁所窗臺上的一盆塑料花。 　　【每天都盼着死亡來臨】 　　在官場上被視爲異端、視爲魔鬼的同時，在民間，海瑞卻已經漸漸成了“神”，成爲老百姓希望的寄託。在老百姓的心中，“海青天”就是善惡的最終裁判者，是傳奇式的大英雄。 　　明人張萱《疑耀·司馬文正海忠介》卷二載：海瑞從海南起復，入南京爲官，進入南京那天，老百姓都擁到街上，“童白叟，填溢街巷以觀公”。每天到海瑞宅第求見的老百姓絡繹不絕。有的進來後，並無事相求。海瑞問：“見我何爲，欲言事乎？”百姓叩頭說沒什麼事，“願一見海爺相貌耳”。 　　南京流傳着許多關於海瑞的傳說。有一天，大家都傳說北京押解來一個“妖神”。原來，有一天皇帝在御花園，此妖神作祟，皇帝舉諸大臣名來壓這個妖神，妖神皆不懼，唯雲送南京海某處，則無聲，遂解來。 　　林林總總的傳說不一而足，在海瑞上下班的路上，每天都會有人專門等候，希望能在海瑞掀起轎簾的時候看一眼他的真容。“海瑞”這兩個字，已經成了一種符咒，被用來詛咒一世的貪官。在南京市井，甚至有一種專門以海瑞懲貪爲題材的評書，聽者如堵。 　　海瑞已經成了一個偶像，正義的化身，一個超現實的存在。而現實生活中的海瑞，卻已經心如死灰。他憎恨這個荒謬的世界，他每天都在盼着死亡的到來。 　　【死了，可以被樹爲楷模】 　　海瑞終於死了。萬曆十五年（公元1587年）冬十月十四，病故於南京。 　　“卒之前三日，兵部送柴薪多耗七錢，猶扣回。”兵部送的柴火多了一些，他如數退回。“病不藥”，拒醫而死。“無一語及身後事。”不但沒有大臣們例有的遺疏，甚至連一句遺言也不留。他對這個世界，已經徹底無話可說。 　　像每個清官的身後一樣，史書照例要花些筆墨描寫一下他身後的清貧。 　　“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衣，有寒士所不堪者。” 　　有更詳細的記載說：“檢篋內僅祿金一十餘兩，綾、紗、葛各一。” 　　消息傳出，整個大明官場都鬆了一口氣。這個麻煩製造者終於消失了，人們不必再繃緊神經。海瑞終於去了他應該去的地方：神龕。各種典禮隆重舉行，海瑞的屍體被塗上一層又一層金粉，製成金光燦燦的木乃伊。在忙忙碌碌中，大家有一種歡慶的意味。上聞之，輟朝悼傷，遣吏部左侍郎沈鯉諭祭，祭詞之溢美，無以復加： 　　〖唯爾高標絕俗，直道是躬。視斯民猶己飢寒，恥厥闢不爲堯舜。矢孤忠而叩闕，抗言爭日月之光；出百死而登朝，攬轡勵澄清之志。迨起家於再廢，乃浹歲而三遷。岩石具瞻，卓爾舊京之望；素絲無染，褒然先進之風……若金在冶，雖百鍊而愈堅；俟河之清，奈九泉之莫及……〗 　　禮部議諡，請賜忠介，贈太子太保。諭江浙地方爲海瑞建專祠，春秋享祀。在海瑞的家鄉瓊州府城小北閡外建專祠，與宋蘇文忠公、明丘文莊公，稱三公祠。無數官員在海瑞祠寫下了一篇篇紀念文章，把所有能想到的最美好的詞彙都給了海瑞： 　　〖公之秉節，素絲羔羊，歲寒松柏，烈日秋霜。公之丰儀，野鶴昂藏，明珠南海，翡翠越裳。位祿名壽，公俱克全。千秋不朽，含笑九原……慷慨片言，世爭傳其諫草；崎嶇百死，天亦鑑其精忠。既昇華於九列，旋建節於三吳。忠矢清霜，每爲民而任怨；幾先介石，亦因毀而得名……〗 　　【活活餓死的五歲女兒】 　　從現有資料上，我們可以判斷海瑞有強迫－強制型人格障礙。 　　強迫－強制型人格障礙患者的心目中，世界是一個井井有條的體系，任何行爲，都要按照規矩一絲不苟地進行，有一點偏差就會心裏長久不安。他有着強烈的完美主義傾向，不能容忍有瑕疵的事物存在於自己的生活範圍之內。這樣的人行爲刻板，對自己和他人要求過於嚴格，沉溺於職責、義務與道德規範，無業餘愛好。 　　海瑞幾乎符合以上所有標準。儒家思想提供的靜態理想化社會圖景正好滿足了他秩序化世界的心理需要，而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萬世家法爲這種理想化社會的實現提供了操作依據。 　　海瑞的楷書學的是柳體，瘦骨嶙峋，拘拘然一絲不苟。這正像他的性格，認真到了極點。在辭職信中，他說自己做事：“不求合俗，事必認真。九分之真，一分放過，不謂之真。”就是說，他要的是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九對他來說，都沒有意義。 　　這是典型的強迫－強制型心理障礙症狀。 　　海瑞沒有業餘愛好，沒有什麼朋友。他有強烈的完美主義心理，凡事均要求十全十美。他對助手總是百般挑剔，強烈要求別人嚴格地按他的標準做事，對雞毛蒜皮的事也不放過。如果做錯了什麼事，海瑞會一連後悔好幾天，總也不能釋懷。事實上，即使一件事他做得很好，他也不會滿意，因爲他認爲自己應該做得更好。也就是說，海瑞在工作中得不到樂趣。 　　清代孔繼堯所繪的《吳郡名賢圖傳贊》中的海瑞像，是一個又幹又皺的老頭，嘴巴緊緊抿着，臉上的每一個角落都是皺紋，兩眼裏飄動着愁苦的神氣。 　　海瑞是單純的、透明的，然而他的姿態太單調了，因而缺乏美感。 　　到現在爲止，我們還沒有提到海瑞的家庭。海瑞前後娶妻多次。他對妻子和女兒感情冷淡，令人難以忍受。海瑞早年娶妻許氏，生了兩個女兒，被海瑞休了。第二個妻子潘氏進門不到一個月，又被趕出家門。第三個妻子亦盛年之時在情況曖昧下暴死，而此前，他的一個妾自殺身亡。海瑞的妾也是換了一個又一個，作爲道學家，海瑞對女人不會過於挑剔，因此，其“九娶”的原因，自然是出於孝順，爲了一個簡單的目的：生一個兒子。可惜到死，這個目的也沒有達到（第三位夫人和一個小妾先後生過三個兒子，但都不幸夭折）。 　　海瑞對孩子教育嚴厲。他對自己的女兒從小就進行男女授受不親的教育。一天，他見五歲的女兒在喫餅，就問是誰給的。女兒答是小童。海瑞大怒：“女孩子怎麼能喫男僕的餅！你餓死吧，這樣纔不愧是我的女兒！”這小女孩也頗爲倔強，竟然真的從那天起不喫東西了，家人百般勸解也不管用，終於在七天之後活活餓死。 　　第三章 一個開得過分的玩笑：魏忠賢 　　【太監專業縣】 　　河北肅寧古來是個出太監的地方。一個地方出太監要有兩個條件：一是比較窮苦，另外一個，需要某種示範效應。某家出了一個太監，從茅屋敗堵轉而高堂大院了，自然會引起周圍人的效仿。效仿者既多，門路越來越通暢，自然就形成了規模，猶如現在的養牛專業村、養兔專業村一樣，成爲一方脫貧致富的成功模式。 　　有人說這很殘酷，其實未必。黑格爾稱中國爲災荒之國，亞當·斯密則認爲古代中國下層階級的生活狀況，比歐洲的乞丐還要悲慘。大多數中國人，幾千年來就是在半飢餓中綿延生息過來的，歷史上，能喫飽飯的“盛世”少於易子而食、析骨爲爨（cuàn）的災荒歲月。因此，把一個原本註定要貧困一生的孩子送進宮中，換來一家人的溫飽甚至發達，對這一家人甚至對這個孩子來說不啻於一樁合算的生意。 　　不過，和大多數出身肅寧的太監比起來，魏忠賢的例子仍是特殊的。一般人是在幼年時由家人做主淨身，而他是在已經娶妻生女的二十二歲盛年，毅然自閹。這個事實，反映出這個人的性格中確實有某種敢作敢當的不凡素質。 　　魏家顯然是貧寒之家，這從魏忠賢進宮前連個正式的名字都沒有就可以看出來。由於貧窮，魏忠賢沒上過一天學。不過，魏家也不是赤貧，起碼還有幾畝薄田，否則魏忠賢也不會在十七歲那年娶上媳婦，更不會經常和村中的無賴在一起酗酒賭博。 　　從現在的資料推斷，魏忠賢顯然是個外向型多血質的人。他從小應該是個調皮搗蛋上房爬樹的主兒。這種人精力充沛，不甘寂寞，敢想敢幹，註定不會成爲一個老實巴交規規矩矩的農民。 　　從少年開始，他就整天跟在村裏的幾個混混兒屁股後面。他本性憨直，待人熱誠，講哥們兒義氣，所以雖然家境貧寒，但在這羣人裏還是有相當地位。家庭生活對他顯然沒有太多吸引力，應付完農活，他就整天和自己的幾個哥們兒在一起，偷雞摸狗，縱酒賭博。 　　史書記載，他的自閹出於一次賭博失意：“與羣惡少博，不勝，爲所苦，恚（huì，憤怒）而自宮。”在一次輸光了褲子之後，他躲進街上的酒館裏，被別人找出來，當街一頓痛打，差點丟了性命。在陣陣逼債聲中，魏四（魏忠賢的原名）情急之下說：“我他媽進宮當太監還你還不行嗎！” 　　這寥寥記載顯然把事情簡單化了。這句情急之下的話，無疑反映了魏忠賢改變命運的強烈渴望和長期以來某種模模糊糊的心理準備。支撐這一時衝動的，除了他那多血質的性格之外，必然還有對自己生存境況、前途命運的或多或少的思考。 　　是呀，作爲一個慾望強烈、不甘心在土地上苦熬苦掙一輩子的年輕人，他的前途是那樣黯淡。上天在他心底種下了那樣多的慾望種子，卻又註定要讓這些種子活活旱死。由於家底太薄，靠自己的辛苦發家致富對他來說只能是癡心妄想，何況他知道自己根本喫不了那個辛苦，而在戶籍管理異常嚴格的大明社會，出外闖蕩也基本沒有可能。 　　他整日酗酒賭博，何嘗不能解釋爲對生活的絕望和怨憤呢？雖然他表面上滿不在乎，可是內心不能不爲自己生活的失敗與無望而產生深深的自我厭棄感。在這種情況下，扔進這個深潭中的任何一根稻草在他眼裏都有可能變成一條船。 　　也許這句憋出來的話，倒給他指出一條道路。是呀，與其餓一輩子肚子，不如進宮當太監！就把這當成一回賭博吧，本錢不過是胯下的二兩肉，如果贏了，衣食不愁不說，熬上幾年，混出個模樣，回到肅寧，說不定縣太爺也會親自接見呢！ 　　在那個夜裏，躺在醜妻身邊的魏四，也許越想渾身越熱血沸騰。或許他會像發現了一個重大祕密似的，興奮得發抖。他想象着自己，這個在村子裏人人瞧不起的人在和皇帝聊天！想象自己鮮衣怒馬，馳騁在肅寧縣城。想象自己這間四處漏風的土坯房，換成了青磚瓦舍的三進大院。越想，他的心越飛揚。 　　然而，決心不是說下就能下的。這個選擇之艱難不言而喻。據說，當了太監的人，死後閻王爺不收，因此，不能進祖墳，只能找個地方胡亂埋了，做永世的孤魂野鬼。身後事沒蹤沒影，就不去想它了，可眼前的事是明擺着的。做了太監，就成了一個廢物。喪失的，不僅僅是那二兩肉，而是一個人的根本自尊和塵世幸福。 　　魏四的猶豫、彷徨、輾轉反側、心亂如麻是可以想象的。這是慾望和慾望的交戰，損失與損失的衡量。實際上，兩邊都是懸崖，兩邊都是火坑，兩邊都是地獄。是閹割掉基本能力，還是閹割掉一生僅有的一點希望？ 　　無論魏忠賢最終作爲一個什麼樣的形象被釘在歷史的展臺上，這一夜的他，只是一個被命運追逐着的獵物，在經受着精神上的剮刑。 　　【傾家蕩產當太監】 　　具有賭徒性格的魏四，用了比別人短得多的時間就作出了這個讓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決定。 　　然而，決定好做，實施這個決定卻依然困難重重。 　　擺在魏四面前的有三大難題。首先，淨身需要交一大筆手術費，手術、療養、飲食、醫藥等費用，合起來最低也要二十多兩銀子，這筆錢對他家來說無疑是天文數字。其次，當時的淨身手術師雖然有一定經驗，但一無麻醉，二無消毒，死亡率很高，特別是成年人的淨身手術，死亡率更高。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淨了身也不一定能當上太監。 　　有明一代，太監人數之多，創了歷史記錄。高峯時是十萬人，直到明亡，留在宮中的太監仍有七萬之衆。然而，如此龐大的數目，仍然滿足不了無路可走者的求職需要。 　　明朝中葉，一次宮中大規模招收太監，初定名額是一千五百人，結果有兩萬多人蜂擁來報名，不少人面試前就做了淨身手術。面對如此洶湧的求職潮，政府只好一再擴大名額，從一千五百人擴大到三千人，再從三千人擴大到四千五百人，可是到最後，還是不免有一萬多人落選。社會上對那些淨身未入宮的，有一個專門的稱呼——“無名白”。 　　每一次饑荒過後，京城裏就會增加許多“無名白”，到魏忠賢的時代，這種流落在京城的“無名白”仍然有一萬多人。這一萬多人，應該就是一萬多部情節相似的悲劇，映照了“君正臣良，天綱地維”的大明社會的真實一面。 　　這些人的出路只有兩條：一條是在京城各寺院附設的浴池裏專門爲太監們擦澡，地位僅強於乞丐，收入十分可憐，餬口而已。這個工作只能容納幾千人。剩下的大多數“無名白”只有參加死乞強奪的丐閹團伙，“其稍弱者則羣聚乞錢，其強者輒勒馬銜索犒”。看着這些女聲女氣的漢子賴在自己馬前，死乞活要，誰都噁心，只好捏着鼻子給兩個錢打發了事。因此，乞丐倒成了大部分人的專業。再剩下的人，只好去當小偷或者加入黑社會，成爲社會治安的不穩定因素。 　　面對這樣險惡的前途，魏四的決定實在可以說是鋌而走險，成功率不大於50％。然而，他的血液裏天生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魯勁。他說動了家裏。畢竟，成功了，一家從此脫離苦海，上升到中產階級乃至更高的階層。失敗了，就算大趙莊少了一個浪蕩子。連他分家出去另過的哥哥也賣了家裏的一頭驢，來資助他這次悲壯的冒險。 　　藉助太監村的優勢，他很快打聽到了進宮的門路，和專管招收太監的吳公公搭上了線。然後，他揣着家裏東拼西湊來的二十幾兩銀子，進京找一個私人淨身師，淨了身。 　　當他躺上了那扇專門用來淨身的門板，被人用麻繩緊緊縛住手腳時，他心裏也許會掠過一絲悲涼，甚至會泛起一絲悔意，更多的，應該是對周圍一切事物驀然而起的莫名的憤恨和悲怨，雖然他是自願躺到這裏。這種怨恨，在手術師舉起屠刀的一刻化爲了濃稠的液體，從那時起永遠積存在了他的心底。 　　去了勢，下面插了一根大麥稈，魏四叉着腿在炕上躺了一個月。爲了減少小便，淨身師成天給他喝臭大麻水，讓他拉稀，直接拉在炕上的稻草裏，整個屋子惡臭難聞。魏四的運氣不錯，傷口沒有感染，順利度過危險期。可是家人帶來的消息讓他一天比一天愁。魏家已經把房子賣了，全家搬進村邊的土地廟，然而用這點錢做見面禮，吳公公根本不收。 　　事情到了這一步，就已經成了全家的投資，不能眼看着半途而廢，讓他當“無名白”。哥哥魏釗早已分家單過，狠了狠心，把僅有的三畝薄田賣了，讓侄子把錢送了來。 　　這回吳公公收是收了，能不能進宮，卻絕口不提。魏四的傷口好了，只好在京城乞丐們聚集的龍華寺裏安身，一等就是四個月。 　　這四個月裏，幾乎每天晚上他都做噩夢。秋去冬來，他連一身禦寒的衣服也沒有，整天窩在龍華寺偏房裏，不敢出去。原來那些夢想不再想了，他現在滿心都是後悔。原來雖然喫不飽飯，畢竟還算個正經人家呀，可現在，人不人鬼不鬼。他暗下了一條決心：如果進不了宮，他寧可自殺，也不去當乞丐。 　　用家裏把女兒賣給人家當童養媳的錢，萬曆十七年（公元1589年）臘月十四，魏四終於趕上了那一年最後一次挑選。前三所需要一個倒淨桶的人。 　　在所有待選的人裏，他二十三歲算是最大的，長得魁梧，身手又靈便，成了那一撥二十多個人裏唯一入選者。 　　消息傳來，全家人燒香唸佛。這一天，成了魏忠賢和他全家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他的激動，不次於那個時代一個讀書人的高中進士，雖然他只是找到了一份倒馬桶的職業。誰又能想到，這個日子後來被人鄭重記入歷史，作爲一樁巨大不祥的開始。 　　【“魏傻子”】 　　像所有眉飛色舞、唾沫星子亂濺的誇大其詞一樣，當了太監就能發財致富也只是一個美麗的傳說。是的，當了太監衣食不愁，每月食米四鬥，每年冬夏裝各一套，鋪蓋六年一套。日子過得比在大趙莊時自然是強多了。 　　然而，也僅此而已。那些傳說中錦衣玉食的太監都是宮中的大太監，最高領袖是司禮監掌印太監及其助手東廠提督太監。稍下一點，是司禮監的各位秉筆、隨堂太監，各監、司、局等處的掌印太監，還有在皇帝周圍直接照顧皇帝生活的高級太監，然而，這些人在十萬太監中總共不過數十人而已。這些人位高權重，地位比高級官僚有過之而無不及。 　　居於中層的人有數千人，他們在各種內宮崗位上或多或少地掌握着一些權力，比如宮中各種物資的採購呀，出宮辦事時的勒索呀，這點權力足夠他們撈到相當可觀的油水，足以過上普通官僚的生活。可是到了這個金字塔的底座，也就是數萬名像魏四這樣跟班、抬轎、巡夜、灑掃、看門的太監這一層，所得的好處就僅剩下衣食兩項了。甚至有的家裏負擔重的，爲了多賺點錢，還在宮裏給宮女當傭人，洗衣燒飯無所不爲，被人稱爲“旋匠”。 　　進了宮，魏四被安了個新名字，叫“李進忠”。說是名字，其實不過是個符號，只不過叫起來比“零零幾”順嘴些罷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起時倒前宮的馬桶，其餘時間則無所事事。這正遂了他遊手好閒的本性，剩下的大把大把時間，就在賭博喝酒中混日子。從此，他就湮沒在底層太監之中，一連十幾年沒有蹤跡，讓後來魏忠賢的傳記作者頭疼不已。 　　從哪個角度也看不出，這個人日後會成爲左右大明帝國的風雲人物。在宮中飛黃騰達需要有三個條件，一是識文斷字，二是富於心機，三是有強烈的野心。 　　正統年間聲名顯赫的大太監王振，是最典型的代表。此人本來是一個儒士，權欲大到了變態的程度，在下層官場混跡九年也沒有混出名堂，索性孤注一擲，自閹入宮，當了東宮太子講讀，也就是太子的啓蒙老師。在這個職務上，他兢兢業業，謙恭自守，做得非常出色，很快取得了太子的信任。當太子登基之後，他自然成了宮中的最高太監，從此用足心機，大權盡攬，佔盡天下風光。 　　正德年間著名的大太監劉瑾，也是自幼讀書識字，心機極深。而這三條，魏忠賢無一具備。魏忠賢沒上過一天學，他好像與文字天然不親近，進宮多年，在文化太監中薰染多年，依然大字不識一個。 　　說到心機，人們對他的評價是“憨”。他待人熱情，做事敢作敢當，卻獨獨與“心機”二字沾不上邊。在與羣太監喝酒賭博的日子裏，他經常被那些奸猾的太監耍弄，久而久之竟得了一個“傻子”的外號。 　　至於野心，他更是絕緣。他進宮的目的，不過是爲了豐衣足食，最多是連帶着一家人衣食不愁而已。當認清了自己在智力能力上與別人的差距後，他就沒有什麼癡心妄想了。實際上，以他的能力，做到這一點都不容易。他進宮好幾年了，還是沒有能力幫助家裏擺脫赤貧，自己的侄女、外甥女還是相繼被賣到京城做了大戶人家的奴婢。 　　由於能力平庸不思進取，在宮中混了十幾年之後，他才脫離了底層太監行列，做了東宮一個才人的伙食管理員，一年能有個百十兩銀子的“外落”。而一直到五十三歲，進宮整整三十年，頭髮開始花白了，他還是停留在這個伙食管理員的職務上，因爲一年那點“外落”而過得有滋有味，心滿意足，如果能以此終老一生，他不會有任何意見。 　　即使做夢，他也不會想到有人會把整個帝國的權力交到他的手上。 　　【命運的拿手好戲】 　　然而，歷史就是如此捉弄人。它偏偏要造就這看起來絕不合理的奇遇，看看至愚至賤的“魏傻子”在權力的重壓下會變形到什麼程度。當然，歷史是詭譎的，它開了這樣一個過分的玩笑，用的依然是它的拿手好戲：偶然。 　　因此，這個大字不識一個的農民，爲命運賭博而進入深宮的十幾年後，鑽營到了一個伙食管理員的位子，而這個位子，陰差陽錯，是在東宮太子身邊。 　　又恰巧，他侍候的這位相貌平常的王才人，後來居然爲太子生了一個兒子，而且是長子。 　　即使如此，李進忠的前途仍然看不到什麼光明。不僅僅因爲李進忠是“傻子”，更因爲這個太子在當時看起來地位相當不穩。 　　萬曆皇帝一直不喜歡這位太子，從五歲起，整個大明帝國的官員就不斷呼籲皇帝按慣例冊封這位長子爲太子，萬曆直拖了十五年才補辦了冊封手續。而且冊封之後，也一直心神不定，總想以自己喜歡的第三子取而代之。 　　由於皇帝的厭惡，太子在宮中沒什麼地位，連皇帝身邊的太監都可以隨便欺負他。如果沒有羣臣的堅決反對，這位太子早就從儲位上被趕下來了。 　　太子尚且如此，太子的兒子又隔了一層，前途更加不定，況且宮中的龍子龍孫夭折率極高，誰也不能保證自己侍候的小孩子將來能不能修成正果。當時一些侍候太子長子的太監經常抱怨自己前途無望：“陛下萬歲，殿下亦萬歲，吾輩待小官家登極鴻恩，有河清耳！” 　　然而，李進忠的與衆不同在這個時候開始體現。李進忠因爲侍候王才人，自然而然也兼管小皇孫的伙食。能夠從底層太監中脫身出來，他對自己的主子感激涕零。 　　他對王才人與小皇孫，有一種出於本性的狗一樣的忠誠與依戀。他纔不管他們有沒有前途，既然是他的主子，他就無條件地忠心耿耿。數千年來中國人性格中的奴性在他身上已經變成了一種本能，他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當成了主子的附屬物。 　　在那些精明之徒對才人與皇子不那麼待見的時候，他卻自始至終，謹謹慎慎，恭恭敬敬，一絲不苟，以至於在宮中很有些忠心耿耿的口碑。才人一高興，就讓他恢復了本姓，改名叫魏進忠。 　　魏進忠的另一個特點是性格討人喜歡。他身軀壯大，性格開朗爽快，重感情，又有點沒心沒肺，對人沒多少戒心。這一點，在以陰毒險狠著稱的太監羣裏非常少見，因此也非常受人歡迎。雖然被視爲“傻子”，可是人見人愛。另外他身體靈活，是個運動型的人，“喜馳馬，能右手執弓，左手控弦，射多奇中”。 　　在動手方面，可謂心靈手巧。和大家在一起玩的時候，也經常能逗人開心。小皇孫剛剛懂事，就喜歡跟在他屁股後頭玩。很久以前與女兒生離死別了的他，對這個自己看着長大的孩子，也異乎尋常地有感情。 　　由於太子被人冷落，這位皇長孫自然就更加沒人重視。按理，作爲龍子龍孫應該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萬曆皇帝從來也沒有關心過此事，直到成年，這位皇長孫也沒讀過書，認識的幾個字還都是身邊的太監們沒事時教的。 　　至尊的天子在底層文化氛圍中成長，這聽起來似乎是個笑話，而事實確實如此。明宮的規矩，后妃從不親自撫養嬰兒，皇子是在奶媽、太監和宮女們的照顧下長大的，這些人都來自社會底層。在這些人中長大的小皇孫，更像一個在鄉村中長大的被慣壞了的野孩子，對自己的直系親屬，對朝中的大臣，都談不上有什麼感情，卻唯獨對身邊的這些人感情深厚，宛如家人父子。 　　皇孫最熱愛、最依戀的，是自己的奶媽客氏。真正的母愛，是客氏給予他的。因此他對客氏的感情，與親生母親沒有任何分別。都十六歲了，他還和奶媽住在一起，形影不能分離。登基之後，按慣例奶媽不能居住在大內了，可是客氏纔出宮兩天，他竟然“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只好又不顧羣臣的反對，把奶媽接了進來。從此之後，備極榮寵，風光不在太后之下。 　　十分自然，這個後來成爲明熹宗的孩子“不好靜坐讀書”，而是好動，愛熱鬧，喜歡興高采烈地嬉戲，玩起來沒完沒了，不知道節制。 　　他喜武，愛看鑼鼓喧天的武戲，也愛自己舞刀弄槍，更喜歡騎馬射獵。 　　少年之後，他又對木匠活產生了強烈的興趣，顯示出了傑出的工藝天賦。他能自己設計精巧的玩具，“用大木桶、大銅缸之類，鑿孔創機，啓閉灌輸，或湧泄如噴珠，或澌流如瀑布……皆出人意表”。有一段時間，他對木匠活的熱愛達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常常帶着幾個太監“朝夕營造”，“每營造得意，即膳飲可忘，寒暑罔覺”。 　　如果生在民間，這孩子有可能成爲一個能工巧匠。可惜的是，他是“天潢貴胄”，因此，這一切在記載進史書之時，不可避免地作爲他行爲離奇的佐證。事實上，這不過是興趣廣泛精力充沛的孩子的正常表現。 　　在他騎馬、射箭或者舞刀弄槍的時候，總有一個身軀高大的人跟在身邊，那就是魏進忠。小皇孫的騎馬、射箭是他手把手教出來的，做木匠活的時候，魏進忠也是最得力的下手。 　　小皇孫要什麼玩具，魏進忠都會千方百計淘弄來，小皇孫一高興了，就喜歡拿這個老僕搞個惡作劇，開開玩笑。當夕陽從紫禁城頭落下之後，魏進忠經常會坐在小皇孫身邊，絮絮地給他講些宮外的市井奇聞或者鄉下的古老傳說。 　　長年的耳鬢廝磨，這一老一小之間形成了一種說不清楚的亦主亦僕、亦親亦友的關係。一天見不到小皇孫，魏進忠心裏就空落落的，在他心裏，這既是他的主人，又模模糊糊地把他當成自己的孩子。 　　直到天啓五年（公元1625年）五月，這個孩子當了皇帝，魏進忠對他的這種近乎親緣的感情仍然沒有絲毫衰減。那一天，皇帝在西苑盪舟取樂，不小心翻了船。魏太監一時心急，忘了自己不會游泳，竟不顧一切地跳進水裏救皇帝，結果幾乎搭進了性命。這孩子後來幾乎成了他的命根子，他的忠誠，已經不是基於尊卑關係，而成了內心的感情需要。 　　【五十二歲鹹魚翻身】 　　萬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魏進忠五十三歲。這一年，他的命運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轉折。 　　首先，是這一年七月，萬曆皇帝崩逝，戰戰兢兢地做了多年太子的朱常洛終於登基，成了明光宗。魏進忠所在的皇長孫居所一下子成了準東宮，皇長孫身邊的大小僕役都興高采烈，氣焰頓長。魏進忠也因與準太子關係親密而在宮中備受尊重，這讓多年默默無聞的他心情舒暢不少。 　　誰都沒想到的是，明光宗登基才一個月，就因爲縱慾過度，一命嗚呼了。一轉眼，昨天還在宮裏淌着鼻涕四處亂跑的長子朱由校成了天子。 　　這一轉機來得太快了，所有的人都有點暈頭轉向。魏進忠更是興奮不已。原以爲正當盛年的光宗怎麼也得做個二三十年的皇帝，自己這輩子可能看不到小皇子登基了，沒想到這一天這樣快就到了，快得讓人一時反應不過來。看來自己這輩子很有可能混個什麼膳食處的首領太監之類的體面角色，回到肅寧，縣太爺可真得親自接見了！ 　　任何人，包括魏忠賢，都以爲自己的造化到此爲止了，沒想到命運之神又一次把更大的幸運不由分說砸到他頭上。 　　在明朝宮廷中，流行着一種“對兒”的習俗，也就是相好的太監與宮女。皇帝奶媽客氏的“對兒”原本是一個叫魏朝的，此人和魏進忠是不錯的朋友，能力很強。在皇帝登基之後，被提拔爲乾清宮管事併兼管兵仗局印，從此事務繁多，在宮中的時候越來越少。而魏進忠管理伙食，與客氏接觸很多，魏進忠的豪爽耿直、開朗活潑對女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時間一長，兩人就產生了感情，而且越陷越深。有一次魏進忠正與客氏親熱，被突然回來的魏朝撞見，兩人當即吵罵起來，驚動了皇帝。 　　皇帝不管二魏誰對誰錯，他關心的只是奶媽的幸福。他問奶媽說：“客奶，爾只說爾處心要着誰替爾管事，我替爾斷。”客氏也是個敢作敢當之輩，在大庭廣衆之下與多年的“夫妻”魏朝恩斷義絕，毫不猶豫地把手指向了魏進忠。 　　當年的客氏剛滿四十，丰韻猶存，而魏進忠已經是五十有三的老頭。看來，這個重感情的“憨而壯”的老太監身上，確實有某種不可阻擋的性格乃至人格魅力。 　　無論如何，成爲客氏的“對兒”變成魏進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轉折點。客氏的親信就是皇帝的親信，從此，他成了皇帝最信任的太監。 　　這一地位意義深遠。因爲，與對木匠活的強烈興趣相比，剛剛登基的天啓帝對政治卻十分厭惡。繁重的政務對他來說是一種難以承受的折磨。他自幼生長在清冷的東宮，平時除了幾個宮女和太監，幾乎沒有接觸到其他人，更沒見過什麼世面。因此，在上朝的時候，他總是顯得羞澀、笨拙，坐在那兒活像一個木偶。別人說什麼，他根本聽不明白，也不想聽明白。他急需一個值得信任的人來替他處理這些“麻煩”，好讓他一心一意回後宮玩耍。 　　這一重任，陰差陽錯而又順理成章地落到了老太監魏進忠身上。這個不識字的太監被任命爲司禮監秉筆，職責是代替皇帝批答奏摺。爲一個對政治沒有興趣的皇帝批奏摺，就意味着掌握了帝國的所有權力。 　　歷史把舞臺的所有佈景都已搭好，下面就讓我們來看看站到了帝國最高處的前魏四、李進忠，現魏進忠，是如何開始他的表演。 　　【權力的滋味】 　　魏進忠的第一個舉動，是改了自己的名字。他給自己改名叫“魏忠賢”，表字“完吾”。 　　這是個意味深長的舉動。這意味着魏進忠充分意識到了自己角色的轉換：以前，他不過是皇帝的家奴，進忠足矣；而今，他已成了當朝秉政，要開始治理帝國大事了，“忠”之外，還必須要“賢”，也就是具備不凡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需要儘快完善自己，“完吾”。 　　這一動作說明，魏進忠並不是人們心目中的“傻子”，這個人，很知道些抑揚進退。 　　何止不是“傻子”，魏忠賢有着和正常人一樣甚至更強烈的慾望和自尊。從小，他就是個活潑伶俐的孩子，作爲家中的“老小”，備受父母寵愛。長大之後，他的不務正業、遊手好閒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和更高的期待。 　　正是強烈的改變生命狀態的慾望驅使他毅然自宮，這個舉動說明了他完全具備在關鍵時刻把握機會的能力。然而，入宮之後的無情現實一度粉碎了他的夢想。 　　在朱由校登基以前，命運在他面前從來沒有露出過笑臉：生而貧窮，長大之後因賭博惡習而不爲社會所接納，在命運的逼迫下放棄男人的自尊成爲太監，而成爲太監之後依然混得沒有名堂，在太監們的鑽營傾軋中屢屢挨踩，升遷得異常之慢，因此，被人稱爲沒能耐沒出息的“傻子”。 　　在命運的屢次打擊下，他自覺帶上了“傻子”的面具。他承受不了自尊心的壓力，只好選擇了逃避。他笑嘻嘻地聽着別人叫他“傻子”，他好脾氣，人家怎麼逗他也不生氣，他甘居人下，用自己的示弱來換取別人的保護。他大大咧咧，他憨憨傻傻，他沒有了自尊。 　　他活得像一個爬蟲，他樂於當一個爬蟲，當爬蟲是多麼舒服呀，可以不受自尊心的折磨，可以對自己不負責任，可以任由別人踐踏——既然自己沒有反抗能力。 　　然而，自尊心是扼殺不掉的，它只能暫時被麻醉被壓制。壓制越大，聚集的反作用力就越大。它時刻蠢蠢欲動，給魏進忠帶來痛苦。 　　睡在太監班房裏，魏進忠經常做這樣的夢：自己在刷一個巨大的馬桶，馬桶裏有一隻小小的蛆蟲，他怎麼也刷不到。他對這隻蛆蟲異常地厭惡，異常地痛恨，可就是刷不到這個噁心的東西。越刷不到他越着急，急着急着就醒了過來。雖然他不會心理分析，可是他也能隱隱感覺到，其實那隻蛆蟲就代表了他自己，在內心深處，他對自己其實是厭惡不已的。 　　想到這裏，兩顆混濁的淚會不知不覺在夜半三更爬上魏進忠的眼角。實際上，自尊和慾望一直在魏進忠憨直的外表下頑強地發揮着能量，雖然缺少心機，但他並不是沒有心機：他對皇子和才人的鞠躬盡瘁，難道是出於純粹的忠誠嗎？他之所以接近客氏，僅僅是陰差陽錯嗎？ 　　在內心深處，他一直模模糊糊期待着“那一天”的到來，那揚眉吐氣的一天，那光宗耀祖的一天，那讓你們所有人都看看我魏某人究竟是什麼貨色的一天。 　　現在，這一天終於來了。在機會面前，魏忠賢表現了他果斷敢爲的本色。面對司禮監秉筆的任命，他沒有絲毫的謙退。 　　雖然一字不識，但他有他的辦法：他讓別人替他講解奏摺，把艱深的古文翻成淺顯的白話，然後，他發號施令，再讓人把他的命令翻成文言，用硃筆書寫在奏摺上。通過這樣一個繁雜的過程，他把自己的個性毫不猶豫地寫進了帝國的政治史。 　　權力的滋味勝過了所有的瓊漿。這纔是天下至味！天下所有人的生殺榮辱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間。他的一句話，可以使一個高員一生的努力化爲烏有，也可以使另一個人瞬間飛黃騰達。全帝國所有最聰明、最能幹、最富有的人都要跪倒在自己的腳下，自己一跺腳，四夷八荒都要顫動。 　　由社會最底層瞬時升到世界的制高點，他一時有點頭暈目眩。不過，這並不妨礙他品嚐這超強的快感。現在，他對命運的抱怨一掃而光，取而代之的是瘋狂的感激。俯視自己腳下的芸芸衆生，一股大政治家的責任感油然而生。他躊躇滿志，一定要勵精圖治，把這個帝國治理得海晏河清，讓這些百姓蒼生都過上幸福的生活。他感覺自己此刻是如此的高大、慈祥、睿智，大手一揮，就會把溫暖灑向四面八方。這纔是他，真正的魏忠賢！ 　　【文盲治國】 　　對於一個總攬帝國全權的大政治家來說，魏忠賢的農民、倒馬桶者、伙食管理員的資歷太過蒼白。他缺乏起碼的文化素養，又沒有任何政治經驗和政治智慧。他所有的資本不過是“擔當能斷”和“頗有記性”而已。 　　如果他有一點自知之明，也不會接過這炙手可熱的擔子。雖然胸懷大志，他治理的大明天下不可能不走向空前的混亂。今人苗棣的《魏忠賢專權研究》中講了這樣幾件事情： 　　天啓六年（公元1626年）初，兵部請求提升鎮虜關提調董節爲遊擊將軍。魏忠賢聽了奏摺，驚喜地發現了其中的“破綻”：從提調到遊擊將軍中間還有個都司僉事的級別，爲什麼沒有經過這個級別直接超升？這裏頭一定有問題，說不定是一起舞弊大案！他深爲自己的“洞察”而得意，立刻下旨責問。 　　兵部立刻作出瞭解釋：因都司僉事一級實缺較少，提調一般都直升遊擊將軍，這是幾十年來的慣例，有據可查。但魏忠賢既已認爲是大案，哪能隨便放過，竟然硬把主管武官升遷的官員削籍爲民。 　　兵部尚書再次說明情況，魏忠賢不但不承認自己不熟悉政務，反而命令兵部以後再不得越級超升，把多年來行之有效的制度改了，真叫人哭笑不得。 　　不懂硬要裝懂，用錯誤來掩蓋錯誤，這是魏忠賢執政時常見的現象。 　　有一次，禮部官員李恆茂在一份奏摺中用了“曹爾楨整兵山東”一句話，被魏忠賢抓住了把柄。由於不久前曹爾楨剛剛買通魏忠賢的關節當上了山西巡撫，說他“整兵山東”，無疑是錯誤了。 　　魏忠賢抓住這個把柄，只不過是想證明自己的精明，如果李恆茂立刻認錯，再頌揚魏忠賢一番，肯定就安然無事了。誰知李恆茂自覺委屈，偏要上書辯解，說曹爾楨本爲山東布政使，雖已升職，但未赴任，說他“整兵山東”符合慣例。 　　這番不識趣的辯白讓魏忠賢惱羞成怒，以“不恭”的罪名削了李氏的官籍。李氏好好的前程，就因爲這樣一次莫名其妙的誤會給毀了。 　　由於缺乏起碼的從政經驗，所以魏忠賢解決政務難題時，常會別出心裁，讓人哭笑不得。遼東戰事喫緊，急需馬匹，魏忠賢爲此想了個絕招：明朝資深大臣有在宮中騎馬的特權，不過，這些人每年要向皇帝進獻好馬一匹。 　　魏忠賢於是一下子賜給幾百名太監在宮中騎馬的特權，而後就不斷地降諭進馬。在這幕喜劇中，魏氏表現出了小農式的狡黠，然而，這區區幾百匹馬於事無補，徒然讓人笑話而已。 　　【繡龍的內褲】 　　別人怎麼哭笑不得魏忠賢不知道，他自我感覺良好。因爲自從當上司禮監秉筆，他耳邊聽到的，都是對他的頌揚，他眼睛看見的，都是如花一樣的諂媚笑臉。像歷來的首領太監一樣，他在京城東部有了一座豪華壯麗的府第，有了無數的僕人，他們如同他肚子裏的蛔蟲，是那麼機靈乖巧，瞭解他的每一種喜好，把他侍候得渾身舒泰。 　　每天晚上回府，都有一大批各式各樣的人物在等待他的接見，他們卑躬屈膝、戰戰兢兢，乞求他賜給他們些好處，或者等待着他對他們的命運進行裁決。 　　這種感覺實在是太美妙了！一連幾個月，魏忠賢都像是在騰雲駕霧中度過。他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充滿新奇地仔細體驗着自己的尊貴不凡，並且努力向世人誇耀，人來瘋似的。 　　就像現在突然暴富的大款燒錢顯示自己的富有一樣，剛剛從卑賤變爲崇貴的魏忠賢不放過任何一個炫耀自己的機會。何況他又是一個粗放外向的人。 　　他特別喜歡炫耀自己的排場，生怕別人不知道他權力的顯赫。每次出行，他都要“坐文軒，羽幢青蓋，四馬若飛。鐃鼓鳴鏑之聲，轟隱黃塵中。錦衣玉帶靴褲握刀者，夾左右馳，廚傳、優伶、百戲、輿隸相隨屬以萬數”，隨從多達萬人，也許有些誇張，但有史以來沒有任何一位大臣的出行有他的派頭大應該是無可懷疑的。 　　在穿着上，他也要千方百計顯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平時他經常穿龍袍，龍的紋樣比藩王僅差一爪，比皇帝冠服只是顏色上略有不同。甚至連內衣內褲上，都要繡上金線蟒龍！ 　　魏忠賢並沒有任何僭越之意，他只是頭腦有些簡單，只是想讓所有的人知道他的高貴、與衆不同。 　　所有這一切，僅僅反映了這個人資質的庸劣。他甚至連起碼的避諱之道都不懂。如果他稍稍懂一點歷史，稍稍讀一點書，他就會知道，歷史上凡是手執朝柄的太監，十之有九沒有好下場。遠的不說，就以本朝來講，約一百五十年前權傾天下的太監王振死在戰場上，死後全族老小包括嬰兒都被殺光。約一百年前的“立皇帝”劉瑾，更是被凌遲處死，活割了三千多刀！ 　　魏忠賢不知道歷史，他也不想知道。他只想福澤天下，雨露蒼生，以此來證明自己的能力。他幹得興致勃勃，興高采烈，也幹得兢兢業業。每天一大早，他就起牀，聽別人念文件，然後他口述意見，一處理往往就是一天。 　　雖然累，但是他感覺充實極了。和倒馬桶不同，此刻，他真正體驗到了工作的快樂。用現代詞彙說，“他把全部的精力都貢獻給了大明王朝”。絕不像史書所說，他要顛覆大明天下。他從來沒有這樣的想法，治理好大明天下，纔是他切身利益所在。 　　然而，東林黨人（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爲主的政治集團）對此不以爲然。 　　【荒謬的忠臣】 　　東林黨的遭遇，典型地說明了“忠臣”是多麼荒謬的一個角色。 　　有明一代是中國歷史上昏君最多的一代，也是忠臣輩出的一代。昏君與忠臣相輔相成，正如同陰與陽、高與下、黑與白，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 　　忠臣們自幼飽讀聖賢之書，胸中羅列了許多天理。他們認爲，世界就應該按照這些聖人總結出來的天理運轉，一絲一毫都不能錯誤。 　　按照天理，皇帝是上天在人世間的代表，是天下衆人的表率，所謂“一人正而天下正”。皇帝應該具有最高的道德水準，並以此來感化天下萬民，正所謂“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爲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 　　然而，拿這些天理和皇帝的行爲對照起來，他們經常極度失望。 　　有明一代皇帝，因爲太祖朱元璋血液中的卑劣因子，成才的太少。自成祖以下，也就是朱元璋的孫子輩起，就一代不如一代。 　　由於熱衷於宮闈祕戲，他們大多享年不永。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就因爲性病暴死；宣宗遊戲無度，死於三十八歲的盛年；英宗時太監王振專權，幾乎亡國；代宗懦弱自私，死時剛剛三十歲；憲宗好方術，專寵方士和太監；武宗荒唐放縱，胡鬧了一輩子；世宗的年號嘉靖被海瑞解釋爲“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穆宗縱慾過度，死時三十六歲；神宗在位四十八年，三十年不上朝，大臣們都不知道他長得什麼樣兒；再下來，就是一月天子光宗和當時聖上天啓帝了。 　　很顯然，這父子兩個也不是什麼出類拔萃之輩。 　　因爲朱元璋的大力提倡，明朝的士人對四書五經背得最牢。他們抱了一腔悲憤，拼死要把皇帝糾正成爲堯舜那樣的聖人。 　　因爲道德上的巨大優越感，有明一代，大臣和皇帝說話就特別不客氣，犯顏直諫的人也特別多。他們寫得高興了，甚至要在奏摺裏對皇帝嬉笑怒罵，挖苦諷刺，然後得意洋洋地拿出來給大家看。海瑞對嘉靖帝直言不諱地說：“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也就是說，天下人已經很久不把你當回事了！武宗朝大臣指責武宗“自取覆亡，爲天下笑”。雒（luò）於仁則指責萬曆皇帝縱酒貪財好色尚氣。這些人都在史書上留下了令名。 　　說來奇怪，忠臣們爲了皇帝的利益，不惜性命，而皇帝們對這些忠臣則恨之入骨。因爲在忠臣的筆下，他們原形畢露，龍袍掩蓋不了他們自身的庸劣，他們的自私、懶惰、愚蠢、猥瑣纖毫畢現。 　　在皇帝看來，忠臣們簡直像現代社會的狗仔隊，是天下最討厭的生物。 　　皇帝在宮中喝了一回酒，騎了一回馬，第二天，立刻就有人上摺子，告誡他酒乃喪德之物，非天子之所宜用；告誡他千金之軀，不宜驅馳。哪怕這一段時間他到哪個妃子那去多了，過一段時間也會有人上書，隱隱約約地告誡他要節慾，告訴他“無貪一時枕蓆之歡，而忘保身之術”。 　　與大臣們相比，皇帝們文化水準普遍不高，既然辯不過大臣，就動手，好在廷杖制度讓他們能合法地發泄心中的怨氣。 　　所謂廷杖，就是皇帝看哪個大臣不順眼，就推出午門之外，扒下褲子，打屁股。由於這種方式非常適用於發泄皇帝對忠臣們的深刻怨毒，所以皇帝們屢用不爽，有的時候，廷杖被當成了消滅那些討厭的大臣的一種簡便方式，因爲不用經過任何司法程序。 　　有明一代死於廷杖的官員不可計數。偏偏忠臣對此毫無畏懼，甚至他們還渴望死亡，因爲這樣會使他們在忠臣榜上得到最高的榮譽。 　　東林黨人就是這樣一羣忠臣。他們反對魏忠賢，原因不在於魏忠賢的水平太低，也不在於政治見解的不同，而在於魏忠賢的身份。明朝祖制，太監不可干政。即使魏忠賢真的才略能經天緯地，也不能由他來代天理政。因此，在魏氏掌權之後，各種反對的奏疏就一上再上。 　　天啓二年（公元1622年），剛剛踏入官場的初生牛犢、新科狀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摺，指責皇帝沒有真正承擔起經國大任：“皇上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於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 　　文震孟直言不諱地指出了當時政治現象的不正常：雖然皇帝按時上下班，從不遲到早退，可不過就是一具傀儡，被人操縱。 　　這位新科狀元顯然掌握了歷朝忠臣上書的訣竅，用語尖刻，一針見血，讓人無法迴避。魏忠賢見疏大怒，立刻下旨，要對文震孟廷杖八十。然而，朝臣們堅決反對，大力救護，文震孟被免除了廷杖，僅被貶秩調外而已。 　　通過這一回合，魏忠賢第一次明確認識到，朝廷上下有一股反對自己的巨大勢力。這僅僅是個開始，後來，此類奏疏越來越多。 　　天啓三年（公元1623年），周宗建上書把魏忠賢比做前朝太監劉瑾，說他禍國殃民，要求立予罷斥。緊接着，給事中劉化弘、陳良訓，御史方大任、黃尊素等人數次從不同角度直接或間接地攻擊魏忠賢。 　　天啓四年（公元1624年）六月，東林黨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楊漣上書歷數魏忠賢二十四條大罪，指責魏忠賢奪皇帝之權，恣意專擅；指責魏忠賢擅改成例，破壞法度；指責魏忠賢僭越，出行時儼然是天子的派頭。 　　這一上書，實際上成了東林羣臣對魏忠賢發起總攻的動員號令。六、七、八月，彈劾魏氏的奏摺蜂擁而至，竟多達七十餘章。從大學士、尚書，到普通的京官，都加入了這一行列。一時間，紫禁城上空烏雲密佈。 　　【政治金鐘罩】 　　見到這些鋪天蓋地的奏摺，“擔當能斷”的魏忠賢心中真的惶惶無主了。一方面，他感覺委屈，自己一心一意爲大明朝做事，換來的卻是這樣的結果；另一方面，他也越來越心虛，畢竟，他也知道太監干政，歷來都是不合正統的。 　　朝臣們的咄咄逼人，讓他無比明確地感覺到了自己頭上的危險，一旦身敗名裂，等待自己的必然是最慘的下場。然而，權力的滋味讓人一旦嚐了，就絕難捨棄。 　　魏忠賢是個憑本能生活的人，維護既得利益的本能毫不猶豫地控制了他，他立刻找到了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去乞求庇護。 　　和歷朝皇帝一樣，天啓帝對這些朝臣們絕無好感，也不信任。在他眼裏，這些成天板着臉的大臣既陌生又可怕，同時還討厭。而魏忠賢的忠誠他從不懷疑，這個在自己身邊侍候了幾十年的老僕像狗一樣馴服聽話，善解人意，對他關心備至。主僕二人情深誼厚，這種情誼是幾十年共同生活中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絕難打破。 　　因此，在魏忠賢和客氏“日夜哭訴”之後，他堅定地站在魏忠賢一邊，同意魏忠賢把楊漣的奏摺留中不發，也就是不予答覆。同時以皇帝的名義頒旨表彰魏氏的忠與賢，維護魏忠賢的權威。在以後的日子裏，皇帝對魏忠賢的信任從未動搖，他與魏氏風雨同舟，義無反顧地做了魏忠賢的堅強靠山。 　　對於皇帝的庇護，慷慨激烈的東林黨人毫無辦法。他們可以對皇帝直言不諱，可以一針見血，可以指責，甚至可以諷刺，但對皇帝的決定卻不能不執行。畢竟，皇帝是他們的主人，他們是皇帝的附屬物。雖然皇帝昏庸，然而大明天下是皇帝的私產，他要怎麼處理，奴才們無權干涉。他們所能做的，只能是冒死進諫而已。 　　皇帝的庇護就像金鐘罩、鐵布衫，刀箭不傷。對於這一發現，魏忠賢滿心驚喜。沒想到滿朝“正人君子”黑雲壓城氣勢洶洶的攻擊最後竟然沒損及他一根毫毛。他擦了擦額頭的冷汗，驚魂初定。然而，他沒想到的事還在後頭呢。 　　執政之初，除了皇帝的信任之外，魏忠賢在朝中並沒有政治基礎，所有人都對他的能力和合法性表示懷疑。在東林黨人向魏忠賢發起攻擊之初，滿朝大臣都拭目以待。東林黨人的一次次無功而返，讓朝廷的政治天平發生了不知不覺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魏忠賢的地位不可動搖，因此，許多政治嗅覺敏銳的人立刻轉變風向，果斷地向魏忠賢投靠。 　　把人分爲君子、小人本來是孔子一個不高明的發明，然而世界上的事就是這樣奇妙，自從發明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之後，士人果然就分成了君子與小人兩個團體。明朝士大夫爭相標榜道德，崇尚氣節，忠臣輩出，爲歷朝之最。然而，有明一代，士大夫中卸去所有道德負擔，不要任何廉恥的人也比歷朝多。 　　東林黨人是前者的典型代表，而所謂的閹黨則由後者組成。 　　天啓四年（公元1624年）春，內閣大學士魏廣微第一個敏銳地感覺到魏忠賢勢力已成，急忙以同鄉兼同姓的身份交結魏忠賢。頭一回得到文臣的支持，魏忠賢受寵若驚，對魏廣微也相當感激尊重，兩個人一時間打得火熱。魏廣微上書給魏忠賢，封面上都寫“內閣家報”，公私合璧，可謂一大發明。 　　天啓四年八月，巡按御史崔呈秀由於貪污受賄，被革職查問，將被懲以重罪。危急之下，他通過熟人的引見，趁夜告訪魏宅，痛哭叩頭，一面申訴自己受了東林黨人的排擠，一面要求做魏忠賢的養子。“當是時，忠賢爲廷臣交攻，憤甚，方思得外臣爲助。得呈秀，相見恨晚。”兩人一拍即合。崔呈秀很快復職，以後又迅速上升爲左都御史、少傅兼太子太傅，成爲朝廷重臣。 　　很短的時間內，一批大臣就聚攏在魏忠賢身邊，而且形成了滾雪球效應，越聚越多。 　　明朝中葉以前，閹寺（宦官）之禍雖盛，士大夫還是恥於公然與之爲伍，到了末世，他們連這一點廉恥也不要了。內閣首席大學士，身份相當於丞相的顧秉謙，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對魏忠賢叩道：“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鬚兒，故令稚子認孫。”拐彎抹角地硬要給魏忠賢當兒子。而另一位曾以兵部侍郎銜總督川貴的張我續手法更高明，他因有一個女僕是魏忠賢的本家，於是“加於嫡妻之上，進京八抬，稱‘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爺自居。 　　史載所謂“十孩兒”“四十孫”，大部分都是兩榜進士。做了魏忠賢的兒子或孫子，對他們來說，就等於給自己的前程加了一個保險。這些人都是飽讀詩書之輩，明朝及其以前各朝的依附太監者，無一不身敗名裂，這一點他們不會不知道。 　　然而，巨大的現實利益讓他們顧不了太多了，這羣末世賭徒，把自己的一生賭注都押在了魏忠賢身上，一旦擁有了權力，就急不可待地貪污納賄，賣官鬻（yù）爵，安置私人，挾嫌報復，要在最短的時間內爲自己賺足利息。至於國勢如何衰微，政局如何混亂，那就與其全然無關了。一個帝國在魏忠賢集團的領導下，不論怎樣天昏地暗，大概也不值得奇怪。 　　【九千九百歲爺爺】 　　天啓年間那些奇怪的政治現象與魏忠賢的個性息息相關。 　　在小農社會，信任的基礎來自血親關係，只有自己的家人親戚纔是最親近最可靠的。出身農民的魏忠賢在組織自己的集團時，本能地想到了模擬血親關係，所以他大認乾兒、義孫，這樣他才能對這些人放心使用。對他的“兒孫”們，他盡心盡力地照顧栽培，許多人都獲得了火箭式的提升。 　　只要投奔他，他就立刻給予回報，做事大刀闊斧的他氣魄宏大，來者不拒。東林黨攻擊之初，他惶恐不已。然而此時，他對自己的力量充滿了自信。有那樣多的心腹給自己出謀劃策，“擔當能斷”的他更加有恃無恐。很快，魏忠賢就向東林黨人發起了進攻。 　　事實證明，這些大義凜然的東林黨人其實不堪一擊。魏忠賢在他謀士的指使下，尋找各種藉口，組織人對東林黨人進行彈劾，然後再以皇帝名義加以罷免。東林黨人好面子，有的時候，不用魏氏罷免，遭到彈劾的大臣自己就提出了辭職。這樣，數月之間，東林黨人就已被清洗殆盡。 　　面對失敗的政敵，魏忠賢沒有一點大政治家的胸襟，而是恣意發泄自己心中的積怨。御史周宗建在彈劾魏忠賢時說魏氏“目不識一丁”，這句大實話讓魏忠賢惱羞成怒，在反擊之時，周宗建被無端下獄，活活折磨死了。在拷打周宗建的時候，魏忠賢的親信爪牙還厲聲罵道：“復能詈魏上公一丁不識乎？” 　　對於那些曾經指責自己的統治不合法、能力低下、出身卑賤的人，魏忠賢報復起來殘酷無比。楊漣、左光斗、高攀龍等人都被他百般折磨而死。楊漣死前，經受了多次慘絕人寰的毒刑，死時被鐵釘貫腦，身無完肉。魏忠賢之所以如此惡毒，就是因爲他確實出身卑賤、能力低下、統治不合法。 　　魏氏執政之後，人們很快發現魏忠賢有個近乎病態的愛好：愛講排場，愛聽恭維，無論怎麼過分的吹捧他都能欣然接受。於是，恭維魏忠賢就成了朝中大小官員的一個升官捷徑。 　　魏忠賢的“政績”實在可憐，然而這毫不妨礙官員們發揮聰明才智。天啓六年（公元1626年）閏六月，京師中府草場失火，自夜至晨，損失不小。魏忠賢帶着太監，參加了撲救。對於這場火災，主管官員薛貞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然而，這位薛貞很善於“把壞事變成好事”，從光明面去看問題。他彙報時不是把重點放在“災”上，而是放在“救”上，全力突出魏忠賢的表現，說魏氏“盡心竭力，別具一應變之才而佈置安排”，並且就此大發了一通議論：“可見天下無難事，特患無實做事之人耳。使人人皆能如引實做，何遽謂天災不可挽回哉？”一下子，這個報告就有了高度，也有了深度。 　　魏忠賢讀了，心裏舒服得無與倫比，在別人眼裏，他魏忠賢只不過半夜起來救了場火，而薛貞居然由此看出他“別具一應變之才”，這是何等不凡的眼光！而且後段的引申，足見此纔可以安邦定國。於是，薛貞不但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反而很快被提升爲刑部尚書。因禍得福，薛貞因而被朝野上下稱做“火逼尚書”。 　　還有一些人，乾脆把阿諛拍馬當成賄賂，直接開價來討回報。延綏巡撫朱童蒙丁憂，按規定應該離職守孝三年。然而他貪權戀位，於是上書大吹魏忠賢的功德，並暗示自己不願離任，於是朝廷降旨，要求他不許回家守孝。有一個朱姓中書舍人，爲了升官，專疏大捧魏忠賢，稱他“內輔得人，師濟在列”，肉麻無比。而他居然就因此而蒙特旨准予考選，後來還得到了升遷。 　　凡是魏忠賢所做的事，不管大小，一律是英明睿智，無人能比。由於魏忠賢實在沒做過什麼大事，人們只好任何一件小事都不放過。 　　天啓五年（公元1625年），東廠太監抓到了一個後金奸細。這本是一件尋常之事，但由於東廠是魏忠賢主管，於是就被昇華到異乎尋常的高度，文臣們起草的聖旨說魏忠賢：“赤心爲國，殫力籌邊，前此屢著奇勳，今又潛消大釁，不煩亡矢遺鏃之費，可比斬將搴旗之功，勞在封疆，賞宜超格。”“捷音裏報於邊塞，勝算實出於廟堂。”袁崇煥守衛寧遠等功勞就這樣算到了魏氏頭上。爲了酬答這樣的奇功，朝廷特封魏氏之侄魏良卿爲肅寧伯。 　　魏忠賢主持重修了皇極殿，這個普普通通的工程在朝臣那裏變成了經天緯地的大事：“（魏氏）心忠捧日，志切補天。焦勞靡閒於晨宵，率作幾忘乎舄履。故能承累朝之堂構，成不日之經營，一人有攸躋之安，萬邦仰垂堂之象。”簡直如同再造帝國的大功一樣了。既然如此大功，當然要加官晉爵，於是魏忠賢被晉爲上公。這是明朝外姓大臣所能得到的最高爵位。 　　從天啓五年（公元1625年）開始，朝臣們對魏忠賢的讚頌越來越多，很快變得鋪天蓋地。朝廷也因爲魏氏的一樁樁大功不斷加以封賞。從伯而侯而公而上公，他很快達到了最高爵位。 　　同時，在魏家親戚中，一人封伯後又封公，一人蔭爲正一品大員，一人從一品，四人正二品，三品以下不計其數。赤貧的佃戶魏家如今笏滿牀，轉眼成爲天下最顯赫的家族。魏忠賢先被稱爲千歲，後被稱爲九千歲，再後來居然被稱爲“九千九百歲爺爺”，離萬歲之有一步之遙了。 　　如此狂封濫賞，並不是完全出於貪慾，最主要的心理動機，還是魏氏心中那深深的自卑。在意識最深處，魏忠賢一刻也不能忘了自己出身至卑至賤，每天都在懷疑自己的能力，坐在這至高的權位上，他其實無時不在忐忑。 　　雖然表面上赫赫揚揚，但他心裏總是沒底，深夜做夢，他經常夢到自己被人褫（chǐ）去權位，又成了一個赤貧的農民，回到早年住過的那三間破草房裏，原來的哥們兒們又來取笑他，又叫他“傻子”醒來後，經常驚出一身冷汗。 　　人貴有自知之明，庸人所缺的，恰恰是自知之明。魏忠賢一直期望自己能出人頭地，他絕不認爲自己比別人差，甚至還認爲自己頗爲傑出。登上權力頂峯之後，最讓他迷醉的，還不是錦衣玉食，高官顯位，而是別人對他能力的肯定。別人的恭維一次次灌溉了他乾涸已久的自尊心，一次次幫他穩定住了心理平衡，讓他確信自己果然不凡。他漸漸上癮了，對別人的恭維越來越飢渴。如果沒有這些恭維，他無法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 　　這種上癮和毒癮是那樣相似，只有劑量越來越大，才能滿足他不斷增長的要求。於是，恭維之詞越來越誇大，越來越離譜。由於缺少文化，那些在別人看來誇張得可笑的言辭他卻受用無比。他生怕別人發現自己的底細，其實他也生怕自己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底細，於是他只好變本加厲地虛張聲勢，構建一個高大完美的自我。 　　然而，這種外來的支撐畢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魏忠賢不是徹底的白癡，所以他的內心經常在兩極之間搖擺。有時他覺得自己真的像別人所說的那樣無所不能，天生聰明，洞察一切。有時他又覺得自己其實一無是處，不過是個廢物。 　　和他的謀士們比起來，他明顯感覺自己腦瓜不夠用。這種情形多麼像一個酒精中毒者的表現，他們一會兒可能上了雲天，擺出一副崇高的姿態，做出許多宏偉的許諾，可是過了一會兒就可能變得怯懦絕望，卑躬屈膝。 　　有一次，他的心腹不小心說了一句“外官謅哄老爺”，竟引得他“垂首冷笑，長吁短嘆，切齒曰‘原來天下人都是謅哄虛譽我’”，並且因此數日稱疾不起。僕人一句不小心的話竟然就打破了無數次讚頌支撐的心理平衡。 　　由此可見，魏忠賢的內心其實是何等的脆弱。 　　【造神運動】 　　爲了拯救自己，魏忠賢採取了兩種策略：一種是繼續加大劑量，服用恭維；一種是全力鎮壓反對者，草木皆兵。 　　明朝的特務組織在歷史上是極爲著名的，這是由於明朝皇帝大多具有病態的好奇心，喜歡窺視臣民們的隱私。爲此他們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特務組織，由東廠和錦衣衛組成，人數多達十數萬。天啓三年（公元1623年），魏忠賢出任東廠提督太監，在這個位置上，他才真正發揮了自己的特長，幹得有聲有色。 　　由於意識到了自己統治的不合法性，意識到了社會上的巨大反對力量，所以他把特務組織的力量發揮到了極致。一方面，是爲了在全社會製造一種普遍的恐怖氣氛，讓所有人都不敢亂說亂動。另一方面，則是爲了用無孔不入的偵察手段深挖潛在的政敵，防患於未然。 　　有一個故事廣爲人知：朋友四人在密室飲酒，其中一人喝多了，大罵魏忠賢。另三個人不敢附和，僅瞠目而已。這時，東廠的特務突然破門而入，當即把四人抓到魏忠賢處。罵人者被活活剝皮，其他三人因爲沒有附和而得到了獎賞。 　　這個故事非常傳神地突出了魏忠賢朝代的社會氣氛，真實情況相去無幾。“道路以目”這個詞用於描寫當時的恐怖氛圍已不是虛指，而是實指。 　　天啓六年（公元1626年），一位蘇州官員朱祖文因事進京，將入都途中及京城內外的見聞寫成《北行日譜》一卷，生動地反映出當時社會惶悚恐怖的情狀。他入京途中和在客店內都遭到了特務突如其來的檢查，行李被翻了好幾遍。進京後，他連續走了幾家朋友，求住一宿，沒有一個人敢答應他。其中一人，見他上門竟失聲道：“此乾坤何等時，兄奈何自投此地？”可見當時恐怖氣氛之深入人心。 　　在全社會都戰戰兢兢誰也不敢亂說亂動的同時，一個聲音越來越響，那就是對魏忠賢的頌揚。這種頌揚變得越來越離譜了。在魏忠賢授意下寫成的諭旨中，充滿了對他本人的褒獎頌揚：他稱讚自己“一腔忠誠，萬全籌劃。恩威造運，手握治平之樞；謀斷兼資，胸涵匡濟之略。安內攘外，濟弱扶傾”，他還說自己是“獨持正義，匡挽頹風，功在世道，甚非渺小”。 　　別人的吹捧當然比這還要肉麻許多倍。大學士馮銓（quán）在爲魏忠賢祝壽的詩中，竟然把他說成是“偉略高伊呂，雄才壓管商”，簡直是古往今來第一偉人。到後來，國子監監生集體上書，要求以魏忠賢與孔子並祀，並說他“復重光之聖學，其功不在孟子下”。 　　文盲魏四做夢也沒想到，自己居然取得了與孔孟並尊的地位！對這類乖張的溢美之詞，魏忠賢全都欣然接受，而且對諛頌者大加獎賞。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到後來，這場崇拜運動發展到了這樣的地步，帝國各地紛紛爲魏忠賢造起了生祠。古往今來，從來沒有人受到過這樣的待遇。各省爲了討好魏氏，造成的生祠壯觀遠超什麼岳廟、關廟。 　　河南省城開封爲了建造生祠，強拆民房兩千多間，建成後前後九重，乃天子之數。延綏的“祝恩”祠，完全是皇帝專用的黃琉璃瓦爲頂。祠內的魏忠賢像都是沉香木雕成，門口貼着這樣的對聯：“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多福多壽，同日月以長明”。建成之後，各地總督巡撫還要到祠中五拜三叩，口呼九千歲，沒有哪一個活着的皇帝受到過這樣的尊寵。 　　如此荒唐的鬧劇，固然是因爲魏氏一人的頭腦簡單，但也反映了整個民族素質在精神層面的進一步劣化。 　　【崇禎動了一下小指頭】 　　再多的頌揚，也改變不了魏忠賢目光短淺的現實。他對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直沒有明確的認識。他似乎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權力是建立在冰山之上，如果沒有皇帝的支持，他實際上什麼也不是。他從來沒有想到冰山融化之後，自己將會面臨什麼樣的命運。他只是被本能和虛榮所支配，像一個喝醉了的馭手，胡亂地駕駛着大明這駕馬車，向滅頂的深淵歪歪斜斜奔去。 　　但是，他的集團內不乏聰明之輩，他們意識到了魏氏權力基礎的致命缺陷：皇帝總有一天會死的，何況明朝皇帝大多短命。一旦皇帝去世，魏氏王朝很可能土崩瓦解。因此，他們暗中向魏忠賢獻策，趁現在魏氏勢力全盛之時，乾脆代君自立。只有這樣，才能確保魏氏集團利益長遠。 　　然而，一聽到這樣的建議，魏忠賢驚得面如土色。他嚴厲警告謀士以後不要說這樣的話，他魏忠賢是大忠之人，怎麼能存這樣的心？他在諭旨裏誇自己“一腔忠誠”，赤心爲國，這都是實況。像他這樣的“偉人”、“忠臣”，怎麼會做出這樣不齒於人類的背逆之事？ 　　就像當初魏忠賢獲得權力的輕而易舉一樣，命運停止在他身上的實驗也是那樣突如其來。誰也沒想到，天啓七年（公元1627年），年僅二十三歲的皇帝突然得了重病。這年五月，他開始腰疼，發燒，以後又渾身浮腫，已經呈現出大限將至的跡象。從症狀上判斷，他得的大概是急性腎炎。 　　魏忠賢顯出了老僕本色。六十歲的他住進了離皇帝寢宮很近的懋勤殿，日夜侍候皇帝起居。爲了救皇帝的命，他想出了無數辦法。他請來巫師，給皇帝驅邪，他在宮中發放金壽字大紅貼裹，要用一片金色紅色的喜慶氣氛驅趕病魔。因爲皇帝的病情日漸加重，他多次暗自垂淚。 　　可是一切都無濟於事，三個月後，天啓帝去世。由於無子，由弟弟朱由檢繼承帝位。 　　魏忠賢哭得昏天黑地。他對天啓帝情近父子，皇帝的突然崩逝，對他的打擊頗爲沉重。他一心一意地沉浸在悲痛之中，絲毫沒有意識到危險正悄悄聚集在自己的頭頂。他也知道新帝登基後，也許不會像先帝那樣信任自己，自己不會再有這樣大的權勢，可是，憑自己的忠心，後路也不會壞到哪兒去。這個庸人，在政治上遲鈍得可怕。 　　魏氏集團的其他人可比他明智得多，還是在天啓帝病重期間，就已經有人開始故意在朝政上反對魏氏，以在衆人面前劃清自己和魏忠賢的界限。對此，魏忠賢還懵然不知。 　　新皇帝崇禎與天啓帝完全不同，此人“心樂讀書，十餘齡即好靜坐”。 　　他對政治有着強烈的興趣，一心一意要挽大明於危難。對於魏氏集團的胡作非爲，他痛恨到了極點。 　　一開始，他對魏忠賢還敬畏有加，懾於魏氏的巨大權勢，他暫時沒有任何動作。然而，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他發現這個龐然大物其實是個紙老虎，即位兩個月之後，他決定動手了。 　　他首先示意臣下彈劾魏忠賢，長期以來聚集的反魏能量一瀉而出，彈劾魏氏的奏摺鋪天蓋地。天啓七年（公元1627年）十一月初一，崇禎帝發佈文告，宣告魏氏乃大惡之人“本當寸磔，念梓宮在殯，姑置鳳陽”。 　　一聲令下，前朝老僕魏忠賢聽話地捲起鋪蓋，到鳳陽祖陵去守陵了。 　　然而，皇帝的“姑置鳳陽”只不過是句客氣話，算是給先帝留個面子，他怎麼會真的養虎遺患。中國政治歷來講究斬草除根，魏忠賢面前只剩了死路一條。十一月初六，得知皇帝要取他性命後，魏忠賢在南行路上上吊而死。 　　魏忠賢的屍身最初被草草埋葬在阜城，後來爲了昭示國法，又被挖出來處以凌遲之刑，並在他的家鄉梟首示衆。魏氏的賢子魏良卿被處死，其他家庭成員被髮往煙瘴地面永遠充軍。 　　【回到空白】 　　河北肅寧大魏莊的一座座高宅大院被查抄、沒收、拆毀。這些氣勢軒昂的層樓疊院剛剛建成幾年，有的建築還沒有最後完工。 　　赫赫揚揚了三五年的魏氏家族，土崩瓦解，不可一世的諸多公侯一日之間成了被人踢來踏去的死刑場上的屍首。剛剛聚斂到手的財富又一掃而去，僥倖沒死的魏氏後人戴上沉重的枷鎖，一步步走向遍地不毛的邊疆。在那裏，他們落地生根，蓋起土坯房，開墾貧瘠的荒地，重新開始了赤貧的生活。 　　幾十年前那場賭博換來的，全部又失去，魏氏家族又回到了原點，不，甚至遠遠不及原來的生活。 　　如果魏忠賢九泉之下有知，他會後悔自己當初的那場賭博嗎？ 　　第四章 在劫難逃：張獻忠 　　【排隊剁手的俘虜】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六月二十一，重慶通遠門外的空地上，三萬七千名明軍聚集。他們被編成百十個長隊，魚貫前進，到隊伍前的木案處，伸出右手，放在案上。 　　站在木案前的士兵手起刀落，那隻手應聲而斷，留在案上，手指還在抖動。血如噴泉一樣從斷臂上噴出。執刀士兵一腳踢開他，喊到：“下一個，快點！” 　　這是明末農民起義軍張獻忠部在處理被俘明軍。六月二十，張獻忠攻破重慶城。這是他入川之後的第一個大勝仗，全軍上下，興高采烈。張獻忠特別指示，雖然明軍曾經頑抗，但八大王此次寬大爲懷，俘虜一個不殺，僅剁手爲戒。 　　這些俘虜沒有理由不慶幸。但還有人希圖進一步的僥倖。農民軍明令伸右手，有人卻伸出了左手。一刀下去，左手掉了，然而又被刀刃攔住：“右手！” 　　於是兩隻手都廢掉了。 　　剁手是張獻忠部慣行之事。其作用有三：一是作爲對負隅頑抗之人的懲罰；二是防止這些人以後再持兵器，與起義軍爲敵，這就是他們必剁右手的原因；三是讓這些人作爲活教材，讓未征服地區知道抗拒義軍的後果，以散佈恐怖，達到震懾的目的。 　　這些斷手的士兵被放出城，逃奔各自老家。他們把恐怖像瘟疫一樣傳播到了四川的各個角落。 　　傳說中的“劫數”似乎真的要降臨了。 　　【一日一夜黑風起】 　　中國人對佛經裏的“劫難”二字有着獨特的解讀。劫難並非像佛經所言千萬年才發生，而是每隔一二百年就要降臨中國大地一次。 　　每隔一二百年，人口增長和社會不公就要壓垮王朝的綱紀，劫難如約降臨。平時循規蹈矩的人們失去理智，相互殺戮，血流成河，王公大人們爲貪婪付出了代價，雄偉的建築與山積的財富化爲灰燼。 　　劫難過後，人口銳減，吸夠了血的土地又重新蓄足了肥力以供養新一輪的繁榮，新的王朝在廢墟上巍然建立。 　　中國歷史就是這樣了無新意地循環，一代代先人的災難記憶，積澱成中國人心靈深處的集體無意識，愚民百姓雖然缺乏把握歷史規律的理性能力，卻不乏體察歷史節奏的感性直覺。每有天災人疫，老人們就會念叨：“老天爺又要收人了。”天下大亂前，常常會出現種種聳人聽聞的預言：“近世將遭大劫，天地昏暗，日月無光，人民非被刀兵水火，即羅奇疾。”“一日一夜黑風起，吹死人民無數，白骨堆山，血流成海……” 　　明末義軍紛起，陝西、山西、河南、湖北四地魚爛之時，四川相對平靜。他處赤地千里，災異流行，天府之國卻風調雨順，五穀豐登，一派太平景象。豪門大戶鬥雞走馬，爭奢競侈，似乎他處的災難與四川毫不相關。 　　然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一首不祥的歌謠在歌舞昇平的巴蜀大地悄悄流傳開來：“流流賊，賊流流，上界差他斬人頭。若有一人斬不盡，行瘟使者在後頭。” 　　又有一首同樣陰森：“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有屋無人住，有地無人耕。” 　　大人們聽了，每每喝止孩子：“不要唱！”拉過來打屁股。 　　然而，還是禁不住。 　　誰也說不清這些歌謠起自何時，來自何方。它們就像毒瘴一樣，從靜僻幽深的山陰水涯處彌散出來，帶着刺骨的寒意，讓在太平世界中生長起來的四川人不禁暗暗打一個寒戰。 　　四川人不久之後的遭遇，可謂與這首歌謠分毫不爽。中國人的預言能力讓人震驚。然而，無奈的是，這種預言能力卻絲毫無助於這片土地上的人逃脫將要罹受的災難。這就是這片土地的詭異之處。 　　所以，中國人說，“在劫難逃”。 　　【親歷者餘瑞紫的記憶】 　　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一月，張獻忠佔領了湖南全部和江西一部。這是他起義以來佔地最廣的一次，按理他該以此爲根據地，以圖霸業。 　　然而，此時李自成已橫掃北中國，北京指日可下，一統帝國的大勢已顯。張獻忠既然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稱臣，那只有及早放棄這塊與李軍接壤的地方，遠離李自成的臥榻，以待將來。 　　天下易守難攻之地，無過於蜀。就帝國而言，四川僻處一隅，北有秦嶺，東有三峽，都是天險。蜀中又有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足可立國圖存。 　　張獻忠是個勇於決斷的人。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春，他率全軍溯江而上，沿巴東、巫山、奉節一線進入四川，準備“暫取巴蜀爲根，然後興師平定天下”，於是便有了重慶之戰。 　　破城之後張獻忠部的作爲，史書上只有簡單扼要的寥寥幾筆：“重慶城陷，（明宗室瑞）王被執，夫人、世子，闔門自盡。”“大殺”，“自瑞王以下，死者萬人”，“賊斷軍士臂三萬七千人”。 　　和平時代的人們也許無法通過這寥寥二十幾字感受彼時重慶人在劫波中遭遇的恐懼和痛苦。古往今來，在東方這片土地上，戰爭中的某些內容不過是毫無新意的重複，比如火災、屠殺、婦女的罹難。數年之前，張獻忠攻破安徽廬州城（今安徽合肥）時，城中一位叫餘瑞紫的讀書人曾在文章中記載了張部的所作所爲。我們可以借用餘瑞紫的這些記載，瞭解那個時代“城破”這兩個字對百姓意味着什麼—— 　　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張獻忠部轉掠安徽。 　　五月初六日，天還沒亮，安徽廬州城內忽然鼓譟大起，人民騷動。原來張獻忠部已在市民睡夢之時突襲攻破了廬州城，街上不斷馳過張軍的馬隊。餘家上下頓時亂成一團，七嘴八舌討論怎麼辦。餘瑞紫回憶說：“我母親說：‘你快跑，別管我！’老婆也叫道：‘快跑，別連累你！我不過一死！’我於是和二弟一起離家逃跑。” 　　災難到來之時，與西方人婦女、孩子優先相反，在生活中犧牲慣了的中國女人會一如既往地將活的機會讓給男人，而中國男人則當仁不讓，清人王秀楚撰《揚州十日記》中也有類似的記載——餘瑞紫與弟弟跑了。“到鼓樓南街，街上人已擠滿了。往南走，南邊是張獻忠的士兵，往北跑，北面也已經被張軍把守。人們兩頭亂竄，如魚游釜中，二弟和我此時失散了。我見街邊一戶人家門虛掩着，就鑽進去，鑽到了這家臥室牀下。這時，又有一個人也在慌亂中跑進了這個院子。後面緊跟着一個張軍。那個人嚇得要死，渾身發抖，幸那個軍人對他說：‘你不用怕，不殺你，吾們老爺要吾們來安撫你們。’” 　　餘瑞紫聞聽此言，想既然他們不殺人，不如出來，要不然一會兒軍人搜完了東西放火燒屋，自己反倒無處可逃。於是，戰戰兢兢地爬了出來。 　　那個軍人在院裏找到了兩頭大驢，命兩人牽着，到十字街去搬東西。路上經過一家門口，有一個老人守着門。軍人問他：“家裏有牲口嗎？”老頭回答：“沒有。”軍人揮刀，把老頭劈頭砍死。進院搜尋，果然沒有牲口，只搜出了一大堆綢緞衣服，放在驢背上馱着，來到西門外放下。餘瑞紫又被軍人押着回城內去找酒。 　　路上恰路過餘家，餘瑞紫“從火巷中一望，只見老祖母還扶着後門框站着往外看，我也不敢和她打個招呼。這時，我還不知道母親已經盡節自沉於水塘中，我老婆也跳到塘裏，所幸沒有沒頸，頭掩在浮萍之中，得了一命。我弟媳婦周氏晚了一步，剛剛跑到塘邊，就被進院來的張軍扯住，周氏盡力掙扎，被張軍一刀砍在脖子上，昏厥過去。刀砍得不深，沒有砍斷喉嚨，遷延到第二年六月才死去”。 　　婦女的大量死亡是東方攻城戰爭中的固定情節。她們的自覺性也一再令人驚訝。她們壯烈得懦弱，高尚得簡單。 　　餘瑞紫抬着酒罈，路過回龍橋巷。“到趙家塘石臺砌邊，只見滿塘婦女，有淹死的，橫屍水面，也有許多沒死的，在塘中半浮半沉。臺砌上還站着一個老婦人和一個少婦，猶豫着不敢往下跳。看見我們過來了，那少婦纔要往塘裏奔。押我的軍人上前一把扯去要帶走，婦人大哭掙扎。老婦人戰戰兢兢地從旁勸道：‘千歲爺爺叫你去，你就去吧！’婦人越發大哭不去。” 　　餘瑞紫大着膽子上前勸這位軍人說：“老爺，這麼偌大一個城，還少這麼一個女人？這水淋淋的要她做什麼？”這位軍爺心腸不錯，放過了這個婦人。 　　【歸誠則草木不動，抗拒即老幼不留】 　　農民起義軍的作風和軍紀，是歷史閱讀者所無法迴避的問題。 　　和我們在課本上和電視裏所看到的不同，中國歷史上歷朝的農民起義軍，真正秋毫無犯的並不多見。大多數起義軍所過之處，難免玉石俱焚。 　　其實，農民軍自己並不諱言自己的暴力和殘酷。“歸誠則草木不動，抗拒即老幼不留”即是張獻忠部一貫的宣傳口號。 　　即使是以軍紀嚴明著稱的李自成部，在向北京進發的途中，也同樣發佈命令：義軍兵臨城下，不許抵抗。起義軍放第一聲炮，城中掌印官要出城迎降；放第二聲炮，城中紳士要出城投降；放第三聲炮，全城百姓要跪在街邊，迎接起義軍入城。如果略有抵抗，則破城之後，必大舉屠殺，“寸草不留”。在史書中，並不乏李自成屠城的記載。 　　就連在《水滸傳》中，那些用理想的筆墨塑造出來的好漢們，也視“洗盪”村莊爲常事。宋江攻下有“一二萬人家”的祝家莊後，立刻“與吳用商議道，要把這祝家莊村坊洗盪了”。只因石秀說道，祝家莊裏有一個老人，曾經給梁山好漢們指路，“不可屈壞了這等好人”。宋江這才大發善心，喚來老人，對他說：“不是你這個老人面上有恩，就把你這個村坊盡數洗盪了，不留一家。因爲你一家爲善，以此饒了你這一境村坊人民。” 　　對農民起義軍的軍紀作風，其實不能苛求。這些好漢們拿起刀槍前，手裏握的是鋤頭。他們文化素質低下，聚集在起義的大旗下，絕大多數情況下並不是爲了什麼“綱領”，而僅僅是因爲飢餓。很難想象，僅僅因爲握住了武器，他們就會從“愚昧狹隘”的中國農民瞬間化蛹爲蝶成“革命戰士”。 　　【農民起義的本質】 　　中國的農民起義，是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 　　中學歷史課本上說農民起義是歷史前進的“動力”。故自秦始皇以來，每隔百十年，華夏大地上就會有一次農民起義來“沉重打擊地主階級的統治”，“調整生產關係”，“迫使後繼王朝調整統治政策”，“推動歷史前進”。 　　那些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人們耳熟能詳：陳勝吳廣、紅巾黃巾、瓦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這些大型起義之外，地區性、局部性的起義更是遍佈中國歷史的每一頁。僅清朝二百多年間，散見於《清實錄》的農民起義在三百次以上。 　　然而，略翻一下世界史，人們就會驚奇地發現，“農民起義是歷史前進的動力”這一規律只在中國有效。西方的農民起義爲數甚少。西歐從八世紀起，史書上纔出現農民起義的記載，從那時起到十六世紀八百年間，幾十個國家裏數得上的農民起義總共不過七八次。 　　西方沒有一個王朝是被農民起義推翻的。西羅馬帝國存在了一千多年，內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銳，但沒有發生一次導致改朝換代的全民族革命。 　　中國的農民起義使命是改朝換代，規模巨大，破壞力驚人。而西方農民起義則更像是一種社會運動，破壞性遠較中國爲小。997年，諾曼底地區的農民舉行過一次大起義，一位編年史家記載說，這次起義的原因是農民要“按自己的法規來使用森林附屬地和水源”。1024年，法國布列塔尼起義，以恢復古老的村社制度爲目標。1525年，爆發德國農民戰爭，主要目的是宗教述求，爲了增進“上帝的榮耀”，實現“基督教弟兄之愛”。 　　如果把起義簡單地等同於革命，我們幾乎可以推導出這樣的結論：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革命、最尚武、最關心政治的農民。 　　可事實顯然不是這樣。衆所周知，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強、最能喫苦、最能承受社會不公正的一個羣體。 　　這樣的人羣甘願以生命爲代價來選擇起義，解釋只能有一個：走投無路。 　　【農民和農奴的區別】 　　中國農民被稱爲“民”、“百姓”，而西方農民被稱爲“農奴”。從字面上看，中國農民的社會地位遠高於西方。然而，事實卻是相反。 　　中國農民是世界上被控制得最嚴密的一個羣體。 　　早在商鞅和孟子的時代，政治家們就已認定，只有讓農民處於既不“轉死溝壑”，又無“餘粟”、“餘力”、“餘智”去“捨本而事末”，使他們世世代代“死徙無出鄉”，才能保證天下太平。從極早開始，中國政治家們就發明了“戶口制度”和“保甲制度”這雙重控制體系，天涯海角內的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都被毫無遺漏地織入帝國行政網絡之內。 　　在這個控制體系中，居民們一生下來就被登記註冊，不許隨便遷移，不許隨便改變職業，並且相互監視，實行連坐。一家有罪，鄰里遭殃。 　　這種控制，實際上比西歐那種莊園農奴制度對農奴的束縛要嚴密得多。 　　與此同時，歷朝政府又堅持不懈地阻斷民間社會自發組織的渠道，厲行打擊民間的宗教組織和集會結社行爲，使農民在政治上永遠處於一盤散沙狀態。比如元朝政府，禁止漢人划龍舟、趕集、夜間點燈。靠白蓮教紅巾軍起家的朱元璋，登基後立刻取締了白蓮教。大清律則明確規定，百姓之間結拜兄弟是犯罪行爲。 　　如此嚴密的社會控制，目的當然是爲了“萬世一系”，爲了能夠最大限度地剝奪農民們的財富以供養自己。中國政權對農民徵課的各種租稅，實際上總是遠遠超過官方字面上的“十五稅一”、“三十稅一”之類的限額。 　　從戰國到明清，兩千多年間，中國的農民，只有在農民起義後建立的新王朝初期三十年內，能夠溫飽之後，略有所餘。而其餘大多數時期裏，都處在爲溫飽而奮鬥終生的處境之下。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和歐洲農奴比起來要低很多。 　　據學者推算，中國農民去掉賦稅後，人均佔有糧食通常低於六百四十斤。而在中世紀歐洲，一個農奴的年糧食消費量就達到一千零七十斤。而且，就連這低水平的生存，也多次被大的自然災害和社會動亂所打斷。 　　專制權力發展的規律只能是越來越貪婪。尤其是每當一個王朝進入它的中後期，龐大的官僚機器和官僚隊伍總是要像腫瘤一般進入無法抑止的膨脹階段。與此同時，人口越來越多，人均佔有資源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人掉落到基本生活水平線下。餓殍遍地，鬻兒賣女，是每一個王朝末期必然出現的悲慘景象。 　　【刮人肉者如屠豬狗】 　　在明末，農民們被逼到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落？ 　　關於那時社會危機的記載和描述已經太多了，在這裏只需要引用下面兩例資料： 　　天啓七年（公元1627年），官員吳應箕在一封信裏，談到他途經河南真陽的見聞：“今天走了四十里路，這四十里，都是廢耕之田，一望皆黃茅白草，兩邊的村莊都成了廢墟。我問當地人，問爲什麼不耕種。幾個人同聲說：‘差役太重，承受不了，只好逃亡去了。人走了，地自然就沒人種了。’當地人說，一家逃走了，他家的差稅就被歸到他本家或者親戚名下，久之，本家或者親戚也沒辦法，也逃了。剩的人越少，每家承擔的差稅越重，一來二去，全村都逃光了，就造成如今的現狀。” 　　在政府的過度榨取下，農民們無法承受農業稅的重壓，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這尚是承平年景所見。而災荒一來，農民就更無路可走了。 　　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山東諸城縣舉人陳其猷（yóu）進京會試，途經災荒地區，依據親身見聞，給皇帝上書：“臣自正月離家北上，出境二十里，見道旁刮人肉者如屠豬狗，不少（稍）避人，人視之亦不爲怪。於是毛骨懍懍。又行半日，見老嫗持一死兒，且烹且哭。因問曰：‘既欲食之，何必哭？’嫗曰：‘此吾兒，棄之且爲人食，故寧自充腹耳。’臣因此數日飲食不能甘。” 　　【缺乏彈性的權力】 　　西歐的農奴不僅比中國商周時候的“衆人”、“農夫”具有高得多的獨立性，就是較之秦漢以後的“百姓”也擁有較大的自主活動餘地。他們喫的是麪包和肉。他們當然也有可能受到過度的侵害，但由於西方社會從來沒有發展到如中國這樣高度一元化和高度剛性的程度，農民們在與領主利益發生衝突時，往往有各種反抗的渠道，比如聯合起來向國王進行請願。 　　歐洲國王們的王權是脆弱的，國王也需要依靠普通百姓的力量，來與貴族博弈。這樣，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形成一定程度的契約關係。當內部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時，被統治階級有渠道進行訴求，不同利益集團會坐到一張談判桌上來協調各方的關係。這就是西方社會沒有中國這樣多而且劇烈的農民起義的原因。 　　中國農民卻沒有類似的訴求渠道。他們是被取消了嘴巴並且被分割成一盤散沙的“沉默的大多數”，是社會中最容易受損害的羣體。他們沒有組織起來推舉自己的代言人來與其他階層博弈的可能，而“青天大老爺”在史書中出現的次數又太少。 　　攔轎喊冤，進京上訪，不但困難重重而且成功的幾率實在太小。在忍無可忍之時，他們也會自發選擇聚衆示威甚至小規模暴亂等手段來進行抗爭。 　　然而，不幸的是，他們的抗爭幾乎從來沒有成功過。這種自發組織起來的行爲，觸發了歷朝統治者的大忌，帝王們對這類行爲從來都是嚴厲打擊，絕不手軟。 　　讓我們來看一個典型案例。 　　乾隆皇帝統治後期，由於人口激增，地租迅速上漲，在帝國許多地方出現了佃戶要求減租的社會風潮。一開始，這種訴求是和平的，通過直接向縣令跪求或者罷市的方式進行。然而，官府不是不聞不問，就是敷衍過去。 　　於是，有的地方採取了比較激烈的行動。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福建上杭縣民羅日光等人“聚衆會議”，暴力抗租。羣衆性的暴力事件觸動了帝國最敏感的政治神經，這一事件立刻被報告到皇帝那裏，乾隆很快專門下達了諭令： 　　〖借減租起釁，逞兇不法，此風斷不可長，着嚴拿從重究處，以懲兇頑，毋得疏縱……〗 　　乾隆皇帝本人是一個非常重視民生的君主。他當政時，曾多次普免天下錢糧。甚至，在詩文中對飢腸轆轆的百姓也頗具同情、憐憫之心，至於“所愧澤末薄”“展轉增嘆息”一類憫農自責之句更是比比皆是。但是，當“安定”與“百姓疾苦”發生衝突時，他毫不遲疑地選擇了前者。 　　他擔心以下抗上的“風”一開，會威脅到“綱紀”，逐漸動搖大清的基礎。對此類羣衆鬧事，他必親下諭旨，屢屢強調“此等刁風，不可長也，當嚴拿務獲首犯奏聞”，“嚴行究治，以懲刁風，毋得稍存姑息”，“刁風由茲斯長，不可不爲遠憂也”，要求各地官員務必把動亂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 　　關於民衆與政府的糾紛，乾隆講過至爲精彩的話：“州縣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訐其父母，朕豈肯聽一面之詞，開挾制之風？譬如祖雖愛其孫，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風斷不可長！”官員是民之父母，那麼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雖然愛孫子，但是絕對不會助長孫子反抗其父母的惡習；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就會反抗祖父。 　　這就是專制統治的邏輯。 　　在專制思維的禁錮下，政府面對百姓，永遠是一副嚴厲的面孔，絕不認錯，從不退讓，永遠保持着不斷逼近的姿態。百姓面對官府，永遠是一種恐懼、躲避和馴服的表情，只有永遠不斷退卻、無限度忍讓這一種選擇。一方過於蠻橫，缺乏約束，一方過於懦弱，缺乏自我保護能力。在這樣一個沒有自我糾錯能力的社會里，當官進民退到逼近生存這一底線時，只剩下造反這一種可能。 　　【稀裏糊塗的起義】 　　造反，在現代漢語裏是最雄性、最革命、最光榮的詞彙。然而，在舊時代的語言裏，卻是最醜陋、最罪惡、最讓人避之不及的兩個字。 　　造反不僅意味着一個農民要冒滿門抄斬的風險，而且要與他自己的世界觀、道德規範或者說“綱常”爲敵。與我們高喊的“造反有理”相反，廣大農民們受的教育是“造反有罪”。正如宋江所說，上山入夥，“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 　　只有死到臨頭時，農民們纔會把手伸向了身邊那本來伸手可及的糧食： 　　“民有不甘心死亡者，始相聚爲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爲所劫，而搶掠無遺矣。間有（被捕）獲者亦恬不知畏，曰：‘死於飢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飢死，何如爲盜而死，猶得爲飽鬼也。’” 　　反正怎麼都是一個死，相比之下，餓死和做強盜被殺死相比，還是被殺死爲好。因爲死前，畢竟能飽食幾天。 　　中國的農民“起義”，更多時候是一種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後的歇斯底里，而不是一種有計劃、有意識、有組織的行動。 　　一人帶頭，羣起響應。在大多數情況下，缺的只是“出頭的椽子”。 　　這些“起義領袖”們，其實不過是一羣被飢餓折磨得喪失了理智的人。 　　他們中並沒有誰想到自己的行爲是“起義”。然而，從搶到第一袋米開始，他們就成了盜賊，成了最罪惡的人，他們稀裏糊塗中，發現自己居然成了整個社會的敵人和獵物，成了官兵圍剿的對象。他們只好隨手拿起身邊的菜刀和鋤頭，試圖抵抗一下。 　　於是，“起義”開始了。 　　【一支沒有番號的人馬】 　　這是一支什麼樣的隊伍呢？他們沒有番號、旗幟，沒有盔甲、武器；他們穿着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衣服，手裏握着菜刀、鋤頭、扁擔，前頭還趕着自家的一頭小毛驢，驢上面坐着老婆孩子。一位曾經被農民起義軍擄入軍中的讀書人，這樣回憶他的見聞：“又服飾不經，或戎服，以白繒纏首。或紗帽補服，文武九品互用；或取神廟金色幞頭及龍袍着之。而其下參遊都守備則尤不倫，有衣冠至璀璨者，有襤褸類乞丐者，每朔望則雜沓而至。” 　　這支龐雜的隊伍看上去人數衆多，其實真正能參加戰鬥的並沒有幾個。 　　他們的主要興趣是糧食和財物，吸引他們這支部隊的是前頭的土圍子、大莊院、小城鎮，促使他們攻下了土圍子之後，又迅速啓程的是後面尾隨不捨的官兵。 　　被逼到絕路的他們不得不回過頭來面對正規軍。兩軍交接，多數是這些業餘戰士一敗塗地，於是，頭顱如砍瓜切菜般在地下滾動，人們四散奔逃，一支看起來聲勢浩大的隊伍就此消失。也有一些時候，這些猶斗的困獸在臨死關頭突然暴發出驚人的能量，他們捨命反擊，讓那些虛驕的官兵反倒大喫一驚，亂了陣腳，敗下陣去。 　　驚魂初定的起義隊伍發現，那些武器精良的官兵戰鬥意志其實並沒有他們強烈。隨着勝利的增多，他們的自信心日益增長，經驗越來越豐富，號召力越來越強，於是漸漸成了一支勁旅，有了被以“賊”或“匪”的惡名寫進方誌野史甚至正史的資格，並且開始在地方甚至帝國掛號，勞動地方大員，日夜與他們周旋。 　　【暴力的狂歡】 　　相對正規軍，他們的組織能力、軍事技術和戰術水平顯然都相當業餘。 　　他們的軍事教材，就是《水滸傳》、《三國演義》。他們的軍事領袖，都是自學成才，在失敗中逐漸成長。 　　他們不需要後勤部門和裝備部門，打到哪裏搶到哪裏。如果有饑民大批來投，他們當然歡迎。如果沒人來壯大隊伍，他們也不發愁。東晉孫恩起義，“所過城邑，焚掠一空，單留強壯者編入隊伍，婦女老弱，皆投諸水中”。 　　關於明末的起義隊伍，也常有這樣的記載：他們想發展隊伍，就把一村一寨的房屋都燒光，強迫一村的青壯入夥。他們拿着刀一個一個逼問，是想回家還是想留下來。如果這個人不識相，說想回家，那麼他們便說：“那好，我就送你回家。”一刀砍了完事。 　　如果願意留下來，他們還要追問你家裏有沒有老婆孩子。如果說有，還要問：“想不想她們？”如果回答是想，那麼，對不起，也得一刀砍了。如果誰被逼入夥後又逃跑，那麼，不是割了耳朵就是割去鼻子，以爲警戒。 　　握慣了鋤頭的手，笨拙地握住了武器。雪亮的刀鋒讓他們感到新鮮和刺激。刀鋒割斷了土地系在他們腳上的鐐銬，讓他們突然感覺到難以承受的自由，身體輕飄飄的，像是要飛上天空。 　　這些淳樸善良逆來順受的農民突然變成了另一種人們所不瞭解的種羣。 　　他們的生活完全靠暴力來維持，搶財寶搶糧食也搶衣服搶女人，搶完之後還要放一把火，稱爲“放亮兒”。 　　暴力使他們獲得了權力。他們看上了哪個女人，只需把刀往她的脖子上一架，他們想要哪件財寶，只需用刀指一下它的主人。原來不敢想象的大戶人家精美內宅，他們進去了，而且還可以隨心所欲地在秀才娘子的寧式牀上坐臥糟蹋。從來沒有穿過的綾羅穿在了身上，沉甸甸的銀子塞滿了口袋。 　　刀槍的收入顯然比鋤頭迅速得多，也豐富得多。我們可以想象起義者們燃燒的激情。也許到了這個時候，他們才發現自己原來的生活豬狗不如。暴力使他們頭一次獲得了遠遠大於期望的權力與尊嚴。 　　他們心甘情願地跟着他們的領袖，攻城略地，打家劫舍，每一天都是節日，每一刻都似狂歡。即使第二天死去，也心甘情願！ 　　他們發現了暴力的樂趣。 　　他們的兵鋒首先指向的當然是官吏。陳勝初起兵之時，“諸郡縣苦秦吏暴，爭殺其長吏，將以應勝”。孫恩起兵，所至之處，把各縣縣令做成肉醬，讓他們的老婆孩子們喫，不肯喫則將其“肢解”。隋末農民起義軍是“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唐末黃巢陷京師，“其徒各出大掠，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南宋鐘相、楊幺農民起義軍也是“焚官府、城市、寺觀、神廟及豪右之家，殺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及有仇隙之人”。北宋方臘起義，“陷數州，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而張獻忠李自成每破一城池，也是必先斬皇室宗親及地方官吏。 　　官吏們欠農民的太多了，農民們遭遇了太多的暴政、貪婪和不公，因爲缺乏正常的舒張渠道，他們應對生活中一切不公的唯一態度就是忍耐。 　　然而，極端能忍耐與極端的非理性暴力，正是一個扭曲人格的相輔相成的兩面。在他們順從的表情下，仇恨和惡毒早已日積月累成深潭。現在，所有的繩子都戛然而斷，被壓制在人性最深層的險惡、野蠻以及報復慾望傾巢而出。 　　在失去理智的那一刻，這個世界上最馴良的人種就變成了最兇惡的一羣。秩序現在得爲自己的僵化付出代價，這個世界上最保守理智的帝國每幾百年就要發瘋一次，以抒解自己長年累月的壓抑。歷史用這樣殘酷的方式給了他們“公平”，完成了他們的心理舒張。然而，在這短暫的暴發之後，等待他們的，是又一輪幾百年漫長的禁錮和心理摧殘。 　　【爲暴力而暴力】 　　除了這些“革命的”或者至少也是迫不得已的、必要的暴力行爲，有些農民軍似乎還純粹爲了暴力而暴力，“殘酷”有時甚至成了一種娛樂。翻開清人彭孫貽專門記載明末農民起義的《平寇志》，這種血腥文字比比皆是。 　　自稱闖王的高迎祥一次劫得了五個漂亮女人，把其中最漂亮的邢氏送給李自成做壓寨夫人。張獻忠則根本不要什麼壓寨夫人，他搶得美女，只留宿一夜，第二天早起就拉出去殺掉。 　　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年初，李自成與張獻忠合兵攻取了朱元璋的老家鳳陽。農民軍焚燬了鳳陽雄偉高大的宮殿，燒掉了明皇陵三十萬株參天巨松，大火燃燒數日，“光燭百里”，“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注嬰兒於槊，焚公私廬舍二萬二千六百五十餘間”。 　　從鳳陽撤走後，他們又奔向安徽六合。“是日圍六合……裸婦數千，詈於城下，愧沮者磔之。”抓來幾千名婦女，命令她們脫光衣服，向城上叫罵，激城內守兵出戰。誰不大聲罵，就把誰碎屍。這是農民軍慣用的攻城手段。除此之外，他們還“聚小兒百十，環木焚之，聽其哀號爲笑樂”。 　　同年十二月，農民軍攻陷安徽霍山。“是時殺戮慘毒：有縛人夫與父，淫其妻女，然後殺之者。有驅人父，淫其女，而後殺之者。有裸孕婦共卜其腹中男女，剖驗以爲戲者。有以大鍋沸油，擲嬰兒於內，觀其跳號以爲樂者。有縛人於地，刳其腹實以米豆飼羣羊，取人血和米煮粥以飼驢馬。所掠子女百千，臨行不能多帶，盡殺而去，暴酷亙古未有。” 　　人類暴力想象的翅膀飛不出同一片天空。強迫父親強姦女兒，解剖孕婦驗證嬰兒的性別，這些場面向前可追溯到商紂或者古羅馬時期，以後在清軍入關以及日本侵華時也屢屢再現。 　　【從良民到魔鬼】 　　這些圍在炸嬰兒的油鍋前大笑的人，可能幾個月前還在田裏勞作。如果那個時候你在田間與他路遇，他會對你憨憨一笑，侷促地給你讓路。如果你是個過客，到他家藉口水喝，他會熱情地讓你進屋，說不定還會盡地主之誼，從園子裏摘幾個黃瓜讓你嚐嚐。也許是一場天災讓他破產，也許是一次仇殺讓他逃離家鄉，也許他是被路過的農民軍燒了房子，挾裹而來。 　　然而，短短几個月時間，他就從中國社會最老實本分的農民角色，轉化爲一個以殺人爲樂的暴徒。命運改變一個人，就像魔術一樣不可思議，然而又順理成章。人性遠比我們所瞭解的要複雜得多。 　　《水滸傳》爲我們提供了一個有趣的樣本：禁軍教頭林沖本來是一個老實內斂、溫文儒雅的人。然而，在殺了仇敵準備落草之後，爲人行事的風格突然大變：他去奔梁山的路上，經過一處莊院，向人家討酒喫。人家不給，他居然拿起長槍來，衝上前一頓暴打，把莊客們都打跑了，他大大咧咧坐下，快意道：“都去了，老爺快活喫酒。” 　　變化的並不是林沖的性格結構，而是他的自我角色認識。他已經自認爲是“準強盜”，一個要靠殺人搶劫活命的人，自然沒有必要再遵循一個良民的倫理規範。自己一個要落草的人，還怕個甚！乾脆就破罐子破摔，一不做二不休，充分享受暴力給自己帶來的自由。到了梁山泊，爲了入夥，他急吼吼地尋找無辜的過往客商，要借人家的頭來做送給梁山泊的“見面禮”。 　　那些起義的農民們何嘗不是如此？他們被飢餓驅使，被官府所追逐，如果起義領袖的素質不高，不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精神動員和紀律約束，那麼他們很容易放棄倫理規範，把自己交給本能，按“亂民”、“賊寇”、“強盜”的活法來活。 　　就像心理學家早就指出的那樣，暴力確實能給人帶來快感，這種快感還很容易上癮。軍事生涯是艱苦、緊張、枯燥的，折磨俘虜，放縱暴力甚至是許多軍隊裏唯一的娛樂。小俁行男著《日本隨軍記者見聞錄》記載，日本軍人在華燒房子燒上了癮：“有的士兵就這麼說：‘隊長，我不見火災就睡不着，今晚上也讓我燒它兩三幢吧！’”戰場往往使人——不僅僅是日本人——喪失人性。 　　在明末諸軍中，張獻忠部對這種“娛樂”最爲熱衷。 　　【陝北青年張獻忠】 　　明末農民軍的著名領袖張獻忠，雖大名鼎鼎，我們對他本人的瞭解其實很少。史家的筆墨都消耗在張的“殘酷好殺”上，關於其他事蹟，勾稽所得，寥寥無幾。 　　我們所能確切知道的，是他出生於萬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正是萬曆皇帝的消極怠工愈演愈烈趨於極致的年代，明王朝的滅亡已在此時埋下伏筆。此時歐洲經過文藝復興和宗教革命，正處於與中國擦肩而過超越中國而去的前夜。 　　那一年，除了這位後來農民起義領袖的誕生，世界上並沒有其他太重要的事情發生。如果努力搜索，還可以列出勉強可算做大事的幾件：英國的莎士比亞在那一年寫出了經典之作《麥克白》；德國的開普勒在《蛇夫足下的新星》一文中記載了超新星的爆發；歐洲人在此年東渡尋找黃金和香料時，首次發現了澳大利亞；也是在這一年，巧克力飲料的配方開始在西方流行。 　　張獻忠是延安人，黃土高原上裹着白羊肚手巾面孔黧（lí）黑兩頰坨紅一笑露出一口潔白牙齒的陝北青年。應該會唱幾句信天游，至於水平如何，就不好說了。 　　出身當然是貧苦了。祖上是軍籍，也就是職業軍人，那個時代軍人是被人瞧不起的賤業。“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到父親這一輩好不容易脫身出來，做了個走鄉串寨賣些針頭線腦的小販。母親則在農閒時節，織炕蓆到集上去賣，補貼家用。從小應該捱過餓，受過凍，喫過苦，受過地主家的孩子欺負。這都是很保險的推測。 　　據說是和李自成一樣，張獻忠被爹媽強扭着脖子送進私塾讀過兩年書。 　　無奈天性和書本不親，坐不住。在私塾兩年，和同學打了無數的架，大字卻沒記住幾個，父母無奈，只好任他放他的羊，任由他成天和村子裏的半大後生們廝混。 　　在陝北定邊，民風剽悍，人們農閒之餘，愛舞刀弄棍，不只爲防身，也是一個娛樂。張獻忠於此道頗有天分，練得也投入。他天性爽快，膽大。 　　“身材魁梧，剽勁果俠，聲如巨雷，面目微黃”，朋友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黃虎”。 　　野史說他，“陰謀多狡”，“及長，益無賴”。很快他就打遍四鄰八鄉無敵手，成了年輕後生裏“有號”的人物。 　　農村文化生活貧乏，沒事時，只能糾集幾個同樣好勇鬥狠的朋友，到鎮上的小酒館，像《水滸傳》裏那樣，切上二斤熟牛肉，打上兩角濁白酒，喫得酒酣耳熱，吹吹牛，“教量些槍棒”，說些“江湖上好漢們的勾當”，“賣弄胸中許多豪傑的事務”。回來捎半斤殘酒，順路偷只雞，偷幾把蠶豆，找個人家賭上一宿，第二天回家挨老媽一頓痛罵，這都是題中應有之義。 　　【從“基層捕快”到“八大王”】 　　張獻忠投身起義以前的確切經歷，在浩如煙海的史料裏我們僅僅打撈上了四個漢字：“捕快”和“邊兵”。 　　然而，這四個字，包含着相當豐富的信息含量。 　　地方“捕快”相當於今天的縣公安局刑警。正如我們從通俗小說中瞭解到的那樣，傳統中國的基層公檢法部門的幹部素質不高，往往是流氓、罪犯或者地方上好勇鬥狠之徒出身。比如縣公安局的巡警隊隊長武松、監獄裏的小牢子李逵都是遇赦的逃犯出身，“歷城捕快”秦瓊同樣有過發配經歷。他們警匪勾結，與黑社會親如一家，並且往往在小說中最終成爲“黑社會骨幹”。 　　被革職之後投身“邊兵”，對失業的張獻忠來說應該是一個既順理成章又無可奈何的選擇。正如前面所說，舊中國的“軍人”是個被人瞧不起的，幾乎是半囚徒式的職業。爲了防止他們逃亡，政府給他們臉上刺字，對待一如罪犯。他們缺乏自尊，兵餉又常常被扣，所以紀律極壞，視燒殺搶掠爲常事。用王學泰先生的話說：“不少隊伍簡直就是流氓團體。” 　　從“捕快”、“邊兵”四個字裏我們可以推斷，在當上捕快前，張獻忠在地方上已經半流氓化了。“基層警察”整日喫拿卡要的生涯，很有可能使他進一步流氓化。 　　雖然無法確知張獻忠參加的“邊兵”狀況到底如何，但還是有充分的理由推測，軍隊生活帶給張獻忠的，不僅僅是軍事常識，或多或少，還會有當時軍隊普遍的“兵痞”習氣。 　　考察張獻忠的性格，我們應該注意到以下事實：在投奔起義軍前，張獻忠的生活一直是失敗的。他的學生時代顯然不成功，大字沒記住幾個，因爲愛打架，沒少挨老師的板子。進入官府，成爲捕快，這對社會底層出身的他，是一個改變命運的好機會，然而他沒能把握住，屢屢違犯紀律，最終被革職。走投無路投了軍，在軍營中他又不遵守軍紀，犯下了死罪。因爲軍官陳洪範爲其說情，方免一死，捱了一百軍棍，被關入獄中。出獄後，窮無所歸，正值各地起義軍蜂起，遂投入起義軍中。 　　結合他後來的人生軌跡，我們可以判斷，張獻忠有着一定的反社會型人格傾向。他不甘心居於人下，有着強烈的改變命運的願望。但他又容易衝動與暴怒，情緒極不穩定，不善自我剋制，叛逆心理很強，尤其不善於跟上級相處。這一切導致他在正常社會中屢受挫折。如果大明天下繼續太平，也許他一生會在監獄中而不是馬背上度過。 　　對他來講，生在亂世，生逢其時。 　　亂世有亂世的魅力。在天翻地覆的明朝末年，一切秩序都被顛倒，一切不可能都變成了可能。公子王孫轉眼間變成了乞丐，昨天的饑民今天卻自封爲王侯。懦弱不再是生存的法寶，善良成了悲劇的理由。誰也不知道第二天自己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 　　自由，無邊無際地擺在那些想入非非者的面前，像汪洋大海誘惑乾渴的魚兒。男性的血液很容易在身邊倏乎閃動的慾望中點燃，化作危險的火種。 　　由軍人而變爲“流賊”，張獻忠發現，他作了一個正確無比的選擇。 　　在官軍裏雖然也有前途，但是畢竟有着森嚴的等級秩序，有着林林總總的規矩，更主要的，有着種種讓人鬱悶的腐敗、傾軋、不公。而在起義軍中，機會似乎更爲均等，也更能讓人快意恩仇。勇氣和智慧就是全部的資本，上馬殺人，下馬飲酒，天不收，地不管，何等瀟灑快活！天昏地暗之中，誰知道明天自己還能不能活着。爲什麼不趁着心雄氣壯之時，痛痛快快地做一回亂世梟雄，也不枉來人世一回！ 　　投奔義軍之初，他和李自成一樣，不過是一個小小伍長。憑着智力、勇氣和天生的領袖氣質，他和李自成差不多同時在起義軍中出人頭地，成爲獨領一軍的首領。李自成號稱“八隊闖將”，張獻忠號稱“西營八大王”。 　　【打仗靠流氓】 　　在諸義軍領袖中，因爲性情投合，張獻忠最喜招徠亡命之徒。和張獻忠一樣，張軍的主要成分是“叛卒、逃卒、驛卒、饑民、響馬（攔路搶劫的強盜）、難民”，從職業軍人轉變而來的人尤多。其中，有不少如毛澤東所說的“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許多迷信職業家”。“打仗靠流氓”，這是農民戰爭初起時的一個特殊現象。在特殊時期，“流氓分子”也可以發揮特殊作用。 　　多年征戰，張獻忠的部下都成了老兵痞、“勇敢分子”。這使他的軍隊戰鬥力高於其他的烏合之衆。一位明朝軍官，曾說張的部隊對於作戰是“習慣成自然。每個人臉上身上沒有囫圇個的，鉛子、箭頭，處處皆是。他們暋（mǐn）不畏死，一聽說官兵來了，都興奮異常，聽說要打仗簡直和打獵一樣高興。我方部隊正在觀望害怕，他們卻毫不畏懼，老於此道”。 　　從這樣一則記載，可以看出張獻忠部起義軍戰鬥素養的高超。張部攻取吉安時，大隊人馬在後，只有“一騎至吉安城下”，城上見來人少，都“聚觀”這個人要做些什麼。只見這個人從懷裏掏出一隻鐵鉤，勾住城牆上突出來的灌木小樹，三下兩下，“躍而上”。守城兵大驚失色，“守者驚潰，大隊馳入，城遂陷”。如此勇敢的戰鬥作風和高超嫺熟的作戰技能，當然是絕大部分明軍所不及。 　　【農民的淳樸和殘暴】 　　因爲隊伍的骨幹由農民階級的邊緣分子“叛卒、逃卒、驛卒、饑民、響馬、難民”構成，張獻忠部在明末諸軍中把農民階級的人格缺陷表現得最爲明顯。換句話說，張部是受底層文化的負面因素影響最深的一部。 　　一提起農民，我們的腦海裏立刻會浮現出羅中立油畫《父親》中那個滿臉苦難、善良、堅忍的形象。在我們的思維定式裏，“農民”這個詞總是與“淳樸”、“勤勞”、“仁義”這些美好的詞彙聯繫在一起。相反，與“富貴”這個詞距離最近的，卻是“虛僞”、“殘暴”、“爲富不仁”。 　　隨着深入解讀明末四川的那場大劫，思維定式逐漸被打破，可以越來越清晰地看到，由農民爲主體構成的底層社會文化除了我們熟知的“質樸”“自然”之外，還有着“粗陋”、“淺薄”，甚至“野蠻”、“醜陋”和“黑暗”的另一面。農民們被貧窮和專制統治雙重鐐銬着。在一定意義上，他們是一羣“殘缺不全的人”，而張獻忠部則把這種“殘缺”表現得淋漓盡致。 　　【大搶大殺大破壞】 　　張獻忠、李自成出現在史書上時，前面總是被冠以“流賊”兩個字。時人總結說：“獻忠等發難於陝西延安府，而蔓衍於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嘗據城邑爲巢穴，故曰流賊。” 　　這一總結一點也沒錯。從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到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張獻忠度過了整整十四年名副其實的“流寇”生涯。十四年間，張部在陝西、山西、河南、安徽、四川、湖廣諸省來回大幅度高速度流動，縱橫上萬裏，不斷地進攻，逃跑，轉移，從來沒有固守一地。 　　流動的目的有二，一是爲了躲避官軍的追擊，二是爲了“打糧”，即劫掠財物，以養活部隊。攻下一座城市的日子，就是他們的節日，他們縱兵大掠，把豪門富室一掃而空，滿載而歸。當官軍追得緊時，他們就潛入深山，苦挨時日。他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逃跑和謀生上，久而久之，他們從一羣烏合之衆變成了游擊戰的專家。他們行動飄忽，即戰即走，在官軍的包圍之中穿插來回，波瀾壯闊，驚險重重，也刺激無比。 　　流動作戰，是中國歷史上那些聲名顯赫的起義軍普遍採用的戰鬥方式。 　　從唐末黃巢大起義到太平天國前期，莫不如此。從一定程度上說，這是農民起義戰爭的必然規律。因爲在起義之初，農民軍與官軍在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首先是後勤。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戰爭中後勤的作用至關重要。官兵有着強大的後勤支援，有帝國通過國家機器榨取的軍餉。而農民軍由於素質限制，即使佔據了廣大的地盤，也沒有能力在短期內建立一支具有基本管理能力的官僚隊伍，通過賦稅形式給他們提供後勤。他們的後勤供應，只能靠“搶”。而流動作戰的第一個好處是不必有後勤準備。 　　在流動過程中，農民軍打到哪裏，就搶到哪裏，“東西數千裏遊食自如”。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地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種累贅。 　　正規軍雖然擁有後勤資源的優勢，卻也受到後勤的嚴重製約。後勤組織和運輸需要一個過程，因此自然沒有“搶”來得迅速。明朝曾任過兵部尚書的張鳳翼，在總結與農民軍作戰的經驗教訓時說：“賊兵所至，因糧於我，人皆宿飽。而我兵所至，則需要等待糧草，動則呼窘。”通過流動作戰，農民軍把後勤的劣勢變爲了速度上的優勢。 　　除了後勤因素外，在人數對比、武器裝備、技術素養等方面，起義軍也常常處於官軍的下風。他們通常無力與官軍展開大規模的陣地戰，因此，游擊戰就成了他們與官軍對峙時的必然選擇。面對強大的官軍，農民軍取勝的法寶是分合不定，出沒無常。他們的作戰方針，無非是“敵來我走，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追”。 　　從這個角度來說，流動作戰是農民軍不得已的選擇。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這種作戰方式也自有其不可抵擋的魅力。流動作戰痛快淋漓，令人上癮。長期和張獻忠並肩作戰的羅汝纔有句名言：“吾等橫行天下爲快耳，何（必）專土（專門佔據一塊領土）爲？” 　　毛澤東對“流寇思想”有過準確的分析。他說： 　　“這種思想表現在：一，不願意做艱苦工作建立根據地，建立人民羣衆的政權，並由此去擴大政治影響，而只想用流動遊擊的方法，去擴大政治影響。二，擴大紅軍，不走由擴大地方赤衛隊、地方紅軍到擴大主力紅軍的路線，而要走‘招兵買馬’、‘招降納叛’的路線。三，不耐煩和羣衆一起艱苦鬥爭，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喫大喝。” 　　張獻忠部正是這樣。在起義的前十多年裏，張獻忠似乎從來沒有過建立根據地的打算。他們迷戀上了這種冒險與流浪。 　　張獻忠部每攻下一處城池，首先做的事就是大搜掠。搜掠的重點目標當然是豪門大戶，但普通百姓人家也並不放過。就像前面所引《張獻忠陷廬州紀》記述的那樣，他們主要的搜掠目標是騾馬，因爲這是在游擊戰爭中保持速度優勢的需要。第二搜掠的是金銀。不過張部實行金銀交公的嚴厲政策，所以軍人們對金銀的興趣並不非常強烈。第三搜掠的則是布匹、糧食等後勤物資。 　　在張獻忠漫長的起義生涯中，我們只找到了一次賑濟災民的記錄，那是攻下武昌之後，發楚王府金銀給饑民。除此之外，歷史上記載更多的是他的燒殺搶掠。 　　他和李自成的區別，史書這樣對比：“老百姓對李自成往往開門歡迎，對張獻忠則只有懼怕。” 　　閱讀歷史記載，我們只能得出這樣一個感覺：張獻忠部的這些綠林豪傑們似乎視被攻下的城市爲自己囊中的財產，視城中的百姓爲自己獵獲的獵物。如何處置，完全根據自己的需要而定。 　　一般來講，蒐集完物資之後，他們會縱火，把一座繁華的城市變成一片瓦礫——他們不想把死命攻下的城池完好地留給明軍。 　　餘瑞紫記載張軍攻下廬州府舒城後，“進舒城掠人，予隨行，見房屋燒盡，骸骨遍地，傷心慘目，潸然淚下。想吾鄉亦如是也”。燒了城市之後，還掠走大批人口，充實自己的軍隊。 　　他記載，張獻忠充實軍隊的辦法是，“後回營，次日將前後所擄男女，各營喚出若干。八‘賊’在大門外親點。先點男，分上中下三等，各處站立，各插一旗。女亦如之。隨即配合上等男配上等女，中、下亦然。問有願去家者，另立一邊。少刻，一齊殺之”。 　　大搶大殺大破壞，這是張獻忠部的一貫做法，也是他們惡名遠揚的原因。在這次進四川前由湖廣撤退時，他不甘心第一次佔領瞭如此廣大的地盤，無所收穫。入蜀的隊伍中，不僅滿載着從湘贛兩省收穫的物資和財寶，還行走着十數萬被強徵入伍的湖廣百姓。 　　《巴東縣誌》載：“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月，張獻忠盡驅荊州民入蜀，男女扶攜，魚貫而進，越數月始畢。” 　　張獻忠軍逆江而上，兩岸都是高山峻嶺，山路崎嶇險惡，隊伍拉得很長。且所經地區，人煙稀少，“打糧”困難，隊伍供應困難，一路不斷有人餓死，當然，餓死的多數是被新驅入伍的“楚民”。 　　《巫山縣誌》記載了當時的慘狀： 　　〖崇禎甲申春，“賊”張獻忠盡驅楚民大舉入川，所擄楚中男婦盡食麥苗草根，死者相枕藉，大江舟絡繹不絕，兩月始盡。屍橫遍野，江水皆臭，居民所遺無幾。〗 　　【底層文化缺什麼】 　　底層文化中的第一個缺失，就是人道精神的缺失。在正統文化中，“人命”起碼從理論上，在表面上，是天地間最貴重的事物。“天地之間人爲貴”“人命至重”“仁者愛人”等字眼，充斥儒家經典。 　　專制法律雖然殘暴，但對人命還保持着形式上的尊重。比如，每年帝國所判的死刑，都要呈報給皇帝，由皇帝親自校覈審批，才能行刑。然而，在底層思維中，人命卻是不甚值錢的東西。不但他人的生命不值得尊重，自己的生命似乎也不太值得珍惜。“頭掉了，碗大個疤”，“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那些專一殺人害命的人渣，如賣人肉包子的孫二孃，居然成了底層人民的英雄。他人的性命，在張獻忠眼裏，只分有用和無用兩種。年輕身壯的，可以爲自己衝鋒陷陣或者當挑工、“人夫”，所以是有用的，可以留下。年老體弱的，對自己無用，所以一律殺掉。 　　當然，不殺也可以，因爲殺人是一項費時費力的活兒。不過張獻忠卻樂此不疲，經常殺了一通後不過癮，覺得殺得不夠多，要“補殺”。《張獻忠陷廬州紀》載，張獻忠進廬州後，起先並未大殺。第二天在城樓上發現許多火藥，“隨報，八賊即動氣，大嚷曰：‘這蠻子養不家（即養不熟），我厚待你，這火藥就該說，並無一人提起。’遂令搬火藥來營中，放火燒樓，又傳令進城補放火、殺人、捉人，一人不許放走”。 　　雖然說“革命不是請客喫飯，不是繡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但是在某些綠林英雄的性情深處，暴力不僅僅是一種工具，而且更是一種娛樂。 　　底層社會的英雄，那個爲廣大勞動人們衷心喜愛的李逵，他“因爲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充當獄卒，“爲他酒性不好，多人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及會拳棍”，常常在社會上耍蠻使橫，強搶強要，其行徑頗有類於當今的流氓。 　　《水滸傳》第五十三回，李逵和戴宗在店裏喫飯，李逵不小心把一個老人的麪條打翻，老人揪住他說理，李逵伸手就打，幸好被戴宗勸住，否則，說不定會鬧出人命。及至第六十七回，李逵路經一店，喫了飯不給錢，被店主揪住，李逵索性將他一斧砍了。 　　這些行徑，在街頭巷尾的聽書人那裏，引來的只是輕輕一笑，似乎他們喜歡的英雄像頑皮的孩子失手打了個碗碟，益發顯出這個孩子的活潑可愛。 　　甚至《水滸轉》第四十回這些血腥場景，也是被說書人當成“豪傑行徑”繪聲繪色地說，被數百年間的底層聽衆當成英雄人物的英雄壯舉，如醉如癡地聽： 　　李逵爲救宋江，在江州劫法場時，“只見他第一個出力，殺人最多”。本來已經救出宋江，無須再使用暴力，可是李逵卻殺性大起，“當下去十字街口，不問官軍百姓，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推倒傾翻的，不計其數”。後來，晁蓋阻止李逵別濫殺百姓，可是，“那漢（即李逵）哪裏來聽叫喚，一斧一個，排頭兒砍將去”。 　　平心而論，此時的李逵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變態嗜血的狂魔，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渣敗類。然而，同時他卻是幾百年間民衆喜歡和崇拜的對象。僅此一例，我們就會判明底層文化的人道精神，對生命的尊重意識，淡漠到了何等程度。由此，我們也多少會理解那些秉承水滸精神揭竿而起的農民武裝，爲什麼留下了那麼多血腥和殘忍的記錄。 　　【爲何喜歡殺美女】 　　底層文化中的另一個嚴重缺失是缺乏對婦女的尊重，張獻忠部在這方面表現一樣鮮明。 　　正如學者王學泰在《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分析的那樣，正統文化本身雖強調男女不平等，所謂“夫爲妻綱”即爲明證，但是正統文化還是強調家庭的重要性，強調正妻的家庭地位，欣賞在“夫爲妻綱”基礎上夫妻間的“舉案齊眉”，相互尊重。然而，底層文化對婦女，卻是赤裸裸的賤視甚至敵視。 　　正像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裏的黑幫老大所說：“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而每個中國底層社會男人幾乎都知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在綠林世界裏，女人除了供男人消遣，別無用處。《民國時期的土匪》提道，一個匪首在行軍中僅僅因爲妻子小腳走得慢，就毫不猶豫地一槍把她打死。 　　明末農民軍的首領們，把這種野蠻演繹到了極致。李自成困在巴西魚腹諸山走投無路時，算了一卦，結果是大吉。卜者謂，李自成有帝王之分。於是，身邊人紛紛堅定了奮鬥下去的決心。大將劉宗敏立刻“殺其二妻，謂自成曰：‘吾死從君矣！’軍中壯士聞之，亦多殺妻以從者”。 　　至於張獻忠對待婦女，那就更讓人無法接受了。 　　也許是受過女人的歧視或者傷害，張獻忠對漂亮女人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報復心理，他經常說，“天下事皆婦人所壞”。征戰途中，不時有部下向他進獻美女，他通常留宿幾次就藉故殺掉。 　　攻佔黃州後，他集中全城的婦女，然後挑那些年老或者貌醜的放走，留下那些年輕漂亮的，強迫她們去拆城牆。這些女人平時哪幹過這樣的重活，許多人手指被磨得鮮血淋漓，昏厥在城下。城牆拆掉後，張獻忠又命令士兵把這些人全部殺死在城下。 　　在攻打滁州戰役中，因久攻不下，張獻忠聽信了一個陰陽先生的話，到周圍鄉村掠來婦女數百人，“盡斷其頭”，倒埋在城下，露出陰部對着城上，想以此來壓住城上的大炮。這個辦法當然不好用，那次戰役，張軍一敗塗地。 　　【實用主義】 　　底層社會里物資極度貧乏，飢餓是每天必須解決的功課。在這個環境中生存，不需要太多迂闊的大道理，不需要什麼“終極理想”、“人道關懷”之類的思想奢侈品，更無法談什麼“獨立人格”、“自由個性”、“主體意識”。每個人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第二天的早飯在哪裏。底層生存更需要的是實用主義和物質主義。 　　實用主義被張獻忠發揮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綠林英雄們無一不崇尚權謀詐術。不擇手段，心狠手辣，往往能最後成功。張獻忠“爲人最狡”，在他的起義生涯中三次受撫，又三次復叛。他心狠手辣，甚至對自己的部下也毫無信義可言，最後退出四川時，居然使用欺騙手段對隊伍中的四川籍士兵進行清洗。 　　底層文化毫不掩飾物質慾望。《中國土匪》記載，清末土匪們流傳的人生信條是“活着做強盜，做鬼也不冤”、“年輕不刁（欺負）人，到老後悔遲”。《水滸傳》裏英雄們劫了生辰綱之後，並沒見分給窮苦百姓的記載。《說唐》中賈潤甫等劫掠官家財物，更是單純爲了自己享受。 　　在《水滸傳》第十五回，阮小二在讚美王倫治下的梁山時說：“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一樣穿綢緞，成甕喫酒，大塊喫肉，如何不快活！”在上山之前，他們想到更多的也許並不是“濟貧”，而是“劫富”。 　　張獻忠部在大搶大掠之時，似乎也並不以貪財好物爲恥。與其他部隊不同的是，張獻忠命令他的部下搜掠金銀充公。撤離四川前，他把歷年搶掠來的金銀沉於江底，有數十船之多。 　　底層文化是被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所困的文化，它缺乏基本的形而上的東西，不可能給中國社會提供新的思想資源。相比之下，倒是正統文化裏，包含了一些超越性的因素，比如“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理想。 　　【陷入恐慌的成都人】 　　經過十多年的流動宣傳，張獻忠部的威名已經傳遍半個大明王朝。可惜，“八大王”這三個字是作爲恐怖的代名詞被廣爲傳播的。在許多省份，嚇唬小孩子的最好辦法是告訴他，再不聽話，“八大王”就會從窗子外面伸進手來，把他抓走。 　　所以，完全可以想象到張獻忠部入蜀給四川人帶來的震動。秀才傅迪吉親身經歷了張獻忠據蜀，後來他在年譜《五馬先生紀年》記載了他所見的張部所作所爲。 　　傅迪吉是四川簡州一個小地主的兒子，張獻忠入蜀前，他還在州城裏讀書，日與諸友唱和往來，周圍一片太平景象。及至崇禎十七年（公元年）五月初三，張獻忠進入四川的消息傳到簡陽，平靜的生活一下子被打破了。 　　雖然張獻忠部短期內不可能到達，簡陽人還是做出了迅速的反應。“六月，州城婦女逃盡”，“七月，破重慶鎮，遠兵逃回，盡剁右手”。這似乎更加印證了人們的判斷。簡陽城裏有的人家乾脆舉家遠遷，到四川邊緣地帶，甚至雲南、貴州等地，去投親靠友。 　　和傳說中廣大人民面對起義軍總是歡欣鼓舞不同，簡陽人在等待張獻忠部到來的這幾個月時間裏，受盡恐怖的折磨。越是亂世，謠言越多，三天兩頭有消息傳過來，說張軍馬上就要到了，於是百姓們扶老攜幼，匆匆逃到山裏。然而等了兩日，卻沒有動靜，這才發覺是一場虛驚。 　　百里之外的省府成都更是亂成一團。在重慶與成都兩城陷落之間的一個多月，成都居民們日夜被恐怖所煎熬。 　　史書記載，一個多月的時間裏，成都城內都處於歇斯底里狀態之中，三更半夜時分，經常有人因爲聽到風吹草動，杯弓蛇影，起而大呼。“呼曰：‘闖至矣！’明日，又呼曰：‘獻至矣！’”於是一城騷動，人們哭爹喊娘，四處躲藏，折騰大半夜，才發現是謠傳。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在巨大的恐怖高壓下，張獻忠於八月初九乾脆利落地攻破成都，對成都人來說，幾乎是一種解脫。 　　簡陽當然也很快嚐到了張獻忠兵鋒的滋味。那些早早逃入山中的人被證明具有遠見，因爲那些遲遲不願出逃的人中，果然有些人遇到了血光之災。 　　據《五馬先生紀年》載，成都破後，九月十二，張獻忠部四出掃蕩附近州縣，一支部隊奔向簡陽。五馬橋村附近千餘人聞訊倉皇出逃，奔到附近山上，然而他們的速度無法與張軍的馬隊相比。張軍很快追了上來，他們不得不徒手與義軍“相抗”，被義軍馬兵“盡殺於黑痣灣喜兒潭，水中岸上，無一隙地，此初見殺人之慘也”。 　　看來，傳說中的大劫，終於要到來了。 　　【“打招安”】 　　然而，等待中的雷霆並沒有馬上落下。 　　成都城破之後，局部的殺戮當然在所難免。按照慣例，成都城內的王公貴族們大都難逃一死，大小官員被殺的也很多，史書忠實地記載下了他們的名字，但是卻找不到普通百姓們被集體屠殺的記載。 　　據清人沈荀蔚《蜀難敘略》記載，城破之後的第三天，張獻忠曾經“盡驅城內軍民男女於（城外的）中園，將盡屠之。俄爾天上出現一片雲彩，如同龍尾下垂之狀，張獻忠以爲祥瑞，遂免死”。 　　這個記載聽起來有點離奇。不過，張獻忠並沒有大量屠殺成都居民，是可以確定的。 　　在四川各地，也沒有出現人們傳說的張獻忠據有一地後必然出現的大搶大掠大屠殺現象。《五馬先生紀年》載，十月初四，張獻忠又一次發兵，“謂之打招安”，即命令附近居民歸順張獻忠部。“隨後即派僞‘都司’姓吳者、僞吏目姓田者下到吾鄉‘招安’。每人給以印信‘西國順民’四字，載在背上，兵不敢亂。”“吾州有僞水軍左都督、僞水軍右都督俱姓王，僞總鎮率領兵船千百艘，駐紮於渭水壩。鄉紳百姓們在僞官的帶領下到軍前投降，上述三位軍官十分高興，於是就大發慈悲，將昨日擄回男婦盡剁手（而不是殺掉），（被剁之人）號呼之聲勝如雷吼。三位軍官命僞知州安撫百姓，自此以後即不殺人，兵不甚擾民，民亦入營貿易。” 　　【“大西王”】 　　原來，“流賊”張獻忠改弦易轍，打算由“流賊”變爲“開國者”了。 　　揮師入川之前的十四年裏，張獻忠從一個普通叛兵成長爲明末兩大著名起義軍領袖之一，由一個文盲變爲中國戰爭史上留下不朽聲名的卓越軍事家。在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以前，他的軍力和聲威一直在李自成之上，朝廷也一直以他爲最大敵人。 　　十年之間，崇禎帝屢檢朝廷重臣，以舉國之力，大兵重圍。而張獻忠部卻越戰越強，並且在谷城復起後到入川作戰前，幾年間一度橫掃數省，所向披靡，戰無不勝。 　　“張獻忠”這個名字成了明帝國裏最恐怖的三個字，朝廷重臣們在與他的交鋒之中幾乎沒有一個得到好下場：或者是丟官落職，或者死於戰場，或者是被震怒的崇禎帝所殺。 　　十四年間，他三次投降官軍，又三次復叛，官軍對他恨得咬牙切齒。在大江南北、大河上下的征戰中，他多次潛伏深山，身處重圍，自以爲命絕於此，也曾縱橫安徽、湖廣，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據地稱王。 　　飄蓬如旋風般不停息的流蕩生涯，讓喜動盪好冒險的張獻忠，也難免厭倦了。日復一日的戰鬥和奔走，漸漸耗去了“八大王”的青春，轉眼，他已接近四十歲，沒有太多青春豪氣可供任意揮灑。這樣的日子，何時是個盡頭？ 　　更讓他受到強烈刺激的是東邊的李自成已經開國建府，據地稱王，兵鋒直指北京，帝王大業已見雛形。李自成原本是和自己一樣的“流賊”長期以來一直甘拜他的下風。“初，自成無大志，所至屠戮，百姓保塢壁，不肯從。”然而，從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經歷一次大的挫敗之後，李自成痛定思痛，策略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提出“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的鮮明口號，不再騷擾平民百姓，專門以劫掠大戶來充糧餉，凡是帶不走的糧食，就用來開倉賑濟百姓。並且，不再打下一個地方搶了就跑，而是派官設府，建立和擴大自己的根據地，踏踏實實地向外發展。 　　僅僅四年，李自成就從一個不起眼的流寇，成了新“天子”最有優勢的候選人，成爲註定要在歷史上留下大名的人物。現在，張獻忠畏於李自成的兵勢，也不得不開始奉“大順”正朔。 　　憑什麼是李自成而不是他張獻忠做“人民之主”？難道他張獻忠有哪點不如李自成嗎？ 　　有充分的史料證明張獻忠天姿非凡。他作戰非常勇敢，“戰輒先登”，每次戰鬥都身冒矢石，親臨前線指揮。除此之外，他的領導才能也十分突出。他頗能喫苦耐勞，“夜嘗不寐，裹甲微行，攜刀巡視”。當時在大西軍的外國傳教士這樣描寫：“張獻忠人甚聰明，與士卒同甘苦，自由談話，表現坦白，溫情大量，慷慨態度，且嘗與屬下飲食。”官方史書說：“陰賊多智。”據曾與張朝夕相處的法傳教士古洛東回憶，張爲人“智識宏深，決斷過人”，令兩位傳教士“亦暗暗稱奇”。（《聖教入川記》記載） 　　論智力、膽氣、武勇，他張獻忠絕不比李自成差，差只差在胸無大志上。檢討自己十多年的起義生涯，張獻忠再一次深刻體認到自己最大的缺點是缺乏耐心，沒有長性。性格急躁剛烈，作風簡單粗暴，只圖眼前痛快，缺乏長遠打算。當年在學堂裏坐不住，現在已經是威風八面的“八大王”，還是沒有多大長進。 　　不能再這樣成天沉溺於打打殺殺了。等李自成做了皇帝，他張獻忠只有俯首稱臣。雖然沒有讀過什麼史書，他也知道，李自成不會仁慈地對待他這個前競爭者。“亡羊補牢，時猶未晚。”在揮師入川前，他已經下定了“煉煉坐性”而耐心建立根據地的決心。 　　進入四川之後，張獻忠深深感覺到選擇入川是對了。川兵柔脆，這一路破重慶，據成都，派兵橫掃各府、州、縣和土司。大都望風而下，“州、縣爭封府庫應僞命”。短短一年之內，除了遵義（時屬四川）和幾個邊遠土司以外，全川已歸張獻忠所有。 　　十幾年來頭一次，穩穩當當據有一個大省，前無勁敵，後無追兵。真是爽啊！“咱老子”也該嚐嚐“撫馭萬民”的滋味了。“咱老子”這回學學李自成，穩紮穩打，數年之後，未必天下不姓“張”！想當初，明朝的太祖朱元璋不就是一個要飯花子出身嗎？現在，自己這個前“捕快”、“邊兵”也要開創朝代，在史書中再加他個“大西史”！ 　　恰在這時，李自成被清軍擊敗，退出北京。消息傳來，張獻忠大喜過望。現在，頭上這座大山沒了，天下重新陷入紛亂，原本張李兩家爭鬥的局面變成了李、清、南明、張四家，自己機會大增，如何不喜！ 　　自從李自成開了大順朝以來，張獻忠不得不遵用永昌年號，兩家一直保持着表面的和和氣氣。現在，張獻忠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了。聽說李自成部的馬科進入川北，他毫不客氣，親率大軍，把馬科打了個大敗，趕回陝西。這是起兵以來，張李二軍第一次公開火拼。張獻忠對這次勝利非常得意，宣佈把戰鬥發生地綿州改名爲“得勝州”。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冬十一月十六，張獻忠正式開朝於成都，國號大西。因爲過去一直奉大順軍名義，一時不好回圜，遂以“大順”爲紀年，改元大順，張獻忠稱“大西王”。 　　【過把皇帝癮】 　　成都開始大興土木，蜀王府裏進行大規模裝修改建，以作新朝的王宮。 　　府中正殿爲承天殿，府門外廊爲朝房。雕龍繪鳳，整飾一新。任命左右丞相、六部尚書，又將義子四人加將軍銜，封第一子爲平東將軍，令率馬兵征服山東、遼東、高麗、東洋諸國；封第二子爲服南將軍，征討南省及暹（xiān）羅、東京、西貢、南洋、斐利該等地；封第三子爲定北將軍，征伐北省諸地及內蒙古等；封第四子爲安西將軍，招撫西藏、青海、新疆、外蒙各地。（起義者的想象力有時驚人的雷同，數百年後，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時，同樣宣佈，東王的任務是管制東方各國，西王的任務是管制西方各國，以此類推。）張獻忠新衣新帽，端坐殿中，文武百官，叩拜如儀。張獻忠掀髯大笑： 　　“起來吧，龜孫們，弄得還挺像個樣哩！” 　　與大興土木相配合，張獻忠從搶來的女人中挑了三百個，作爲妃子，養在後宮。又閹了一批人，當太監。接着，又學歷朝皇帝，命人們“恭避御諱”，不準人們使用“獻”“忠”二字，犯者殺頭。在全四川認真檢查石碑，碑文上的“獻”“忠”字樣一律剷掉，弄得一塊完整的石碑都見不到。 　　史料記載： 　　〖近日人家廟宇律扁對石碑牌坊上，有犯“張獻忠”名字者，亦皆鏟去。 　　獻忠惡人犯其名字，自劍客棧道抵成都，前人碑版皆鑿之，雖嫌名亦諱，並刊去前代年號，故蜀無完碑。〗 　　儀式舉行完了，后妃、太監、名諱這些他們所知道的做皇帝必須要有的把戲都弄完了，接下來做些什麼呢？畢竟開國了，該當皇上的當了皇上，該當大官的當了大官，那麼大家就不能再像以前做“流寇”一樣，四處燒殺搶掠一下完事了。官府成了自己的官府，百姓成了自己的百姓，自己不再是叛逆者而成了治理者。那麼，如何治理呢？ 　　張獻忠果然改弦易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強調軍紀。保存至今的《大西驍騎營都督府劉禁約碑》記錄了張獻忠部發布的軍紀，碑文說： 　　〖務期兵民守分相安……不許未奉府部明文，擅自招兵。擾害地方者，許彼地士民，解鎖軍前正法。如容隱不舉，一體連坐……不許假情天兵名色擾害地方，該管地方官查實申報以憑梟首……不許守土文武官員擅取本土婦女爲妻妾，如違參究。大順貳年叄月X日。〗 　　正如各種資料所反映的，張獻忠建立大西國之初，軍紀確實相當嚴明，除了抵抗者之外，並不濫殺無辜。因此，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生產生活開始恢復，大西國開朝之初，呈現一片興旺景象。這一段是張獻忠入蜀後軍民相處最融洽的時期。 　　張獻忠所做的第二件事是開科取士。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張獻忠喜歡自稱武夫，舉止粗豪，稱王之後，發佈詔書仍然用白話文。但是，張獻忠對讀書人卻非常重視。《五馬先生紀年》載：“獻‘賊’開科取士，變八股爲策論。吾州入學若干，中舉若干，進士若干。未幾，‘賊’又以爲不得真材（才），仍復設科，是一年而兩科舉也。一時舉人、進士固多，而狀元、榜眼同出一州，此誠所謂不能流芳百世，亦可遺臭萬年也。” 　　一年兩次科舉，已經不太嚴肅了，考試題也出得千奇百怪。有一次考試，張獻忠曾自己作了一道白話文的萬言策，評論歷朝帝王，而以西楚霸王爲第一。作完之後頗爲得意，命令廣爲頒佈，讓廣大讀書人學習。一學之下，秀才們對考試更沒了興趣。而且考試把關不嚴，許多四六不分、漏洞百出的卷子居然得了高分，平時被人們稱爲“不通先生”的不學無術之輩，紛紛中了舉人、進士，無怪乎人們對此不以爲然。 　　然而，幾乎四川省內所有的讀書人都來參加考試了。並不是他們積極踊躍，而是後面有刀槍跟着。原來，張獻忠命令，所有的讀書人都得參考，如果逃避，本人正法，鄰里也連坐。 　　【“咱是斯文一氣”】 　　由於讀過幾年書，張獻忠有時以讀書人自居，對這些廣義的同學有時頗表現出好感。《寶豐縣志》記載，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五月十三，張獻忠克河南寶豐，劫集諸生於城外龍王廟，各問姓名，令勿驚怕，操土音雲：“咱是斯文一氣，老子學而未成。”語良久，遣各入城，遂拔營去。 　　昔日“學而未成”，今日卻成了掌握一方人民命運的“大王”，所以張獻忠起義以來，對開科取士一直興趣濃烈。每攻佔一座大城，有了休息時間時，他就要舉行開科取士，強迫所有的讀書人蔘加。親自出題閱卷，品評高下，決定名次。不過考取了，通常只是賞幾兩銀子，給個虛職，並不真正任用，似乎快樂只在於考試別人的過程。 　　張獻忠對讀書人的態度一直十分矛盾：既想利用，又十分防範。 　　如前所述，張獻忠其人非常聰明，而且深沉狡詐，人莫測其端。《張獻忠陷廬州紀》載，餘瑞紫與張獻忠相處數日，“日與八‘賊’（張獻忠）多人共飲食，終日閒談。至於用兵之事，全不言及。凡一切撒探擺駁，並踏看紮營地方，總在夜間發行，人不得而知，即衆‘賊’亦不知也”。 　　張獻忠行軍打仗，非常善於用計，這一點他比李自成要強許多。他打出過中國戰史上許多經典戰役，史稱“張獻忠用兵最狡”。如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乘元宵節期，以三百人爲內應巧取鳳陽。崇禎十四年（公元年），假扮明軍旗號賺取泌陽。次年，扮裝主考學使和赴考諸生而輕取當時明軍吹噓的“鐵廬州”等。 　　張獻忠也像朱元璋以及後來的太平天國英雄洪秀全一樣，非常善於裝神弄鬼。朱元璋自稱會觀天象，洪秀全自稱能和上帝直接交流，而據記載： 　　〖（張）即位之初即妖言惑衆，謂親見天上，見有弓、箭、刀、矛等物。並謂奉上天之命，不特爲中國之皇，且將爲普世之帝。隨令百官仰視天空，百官等一無所見。獻忠謂今日天不清朗，故爾等未能見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顯奇異只今天子獨見，以便將來代天行之。〗 　　但是，不論如何狡猾，張的智慧畢竟都是些雞鳴狗盜的智慧，是來源於《三國演義》、《水滸傳》的權謀文化。史稱，張獻忠“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 　　從根本上說，他不是一個雄才大略之人，終生未能突破好勇鬥狠的綠林藩籬。他的眼光、胸襟與劉邦、李自成等人相差太遠，缺乏基本的治國策略、用人能力、學習能力和管理水平。明王朝的這個掘墓人，和明王朝的創始者朱元璋在出身、經歷、喜好，特別是殘暴、野蠻、自私等方面驚人相似。然而在學習、用人、戰略眼光上，二人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朱元璋也是文盲出身，然而在行軍打仗的間隙，能夠不間斷地自學，後來不但熟讀經史，甚至可以做出相當漂亮的文章。而張獻忠以文盲始，以文盲終，一直到死，也沒認住幾個大字。 　　朱元璋起兵之初，就懷抱天下之志，每到一地，必先延攬人才，把一大批有識見的士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大大提升了自己這個團隊的知識素質和策略水平。而張獻忠在讀書人面前，卻總是感覺不太自在。他的團隊中唯一的一個舉人汪兆齡卻是一個流氓化的士人，唯以捉摸張的心思爲務，後期唯知投張所好，不斷勸說張獻忠大開殺戒，最終失盡人心。 　　張獻忠在刀槍面前，從來沒有眨過眼睛，可卻永遠弄不明白讀書人腦袋裏那些深奧的東西。在他們面前，他一直克服不了自卑心理。這使他對讀書人的態度非常矛盾。他取中了狀元張大受。此人儀表堂堂，張獻忠“一見大悅”，賜賞，又賜宴，歡聚一日。大臣們也在旁邊交口稱讚張獻忠取中了人才，將來必然會“輔佐聖明，此國運昌明，萬年丕休之象”。張獻忠十分高興，“復賜美女十人，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 　　第二天，張大受入朝謝恩，報名人報上名來，張獻忠聽了，忽然皺眉道：“這驢養的，老子愛得他緊，但一見他，心上就愛得過不的。老子有些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見老子。”大臣領命，到宮門口把張大受捆起殺了。 　　他和這些文質彬彬的人怎麼也親近不起來。他知道，他手中的刀是讀書人最怕的。可他們也僅僅是因此而怕他。這些恪守“三綱五常”的讀書人對他這樣的“叛賊”不但反感，而且痛恨。一有可能，他們會帶頭起來造他的反。所以，在大西國裏，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書生。 　　在四川科舉取士，對他來講，更重要的目的是爲了把這些讀書人控制起來，防止他們在地方上“造亂”。所以，考過之後，絕大多數人都不予任用，只令在八大王身邊侍候，寫寫公文。而且考完之後，不管中與不中，都不許回家。《五馬先生紀年》載： 　　〖此番較前不同，前番考六等準除名，未取童生不許躲閃，已中者不得寧家，未中者不得在家居住，以爲秀才在鄉造言生事，並家眷盡驅入城中，十人一結，一家有事，連坐九家，雖父子、夫婦私居不敢輕出一言。〗 　　這樣一來，許多讀書人都燒了書本，脫了儒服，不敢再以書生自居。 　　《五馬先生紀年》作者傅迪吉的父親一看讀書容易惹是生非，遂命迪吉棄書從商。“家大人有鑑於此，恐冒讀書之名，貽不測之禍，遂命廢業貿易，以免人口實事也。” 　　【治安問題】 　　素質問題，是歷朝農民起義軍領袖的軟肋。 　　毋庸諱言，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們大都在無“餘粟”、“餘力”、“餘智”的條件下長大，沒有條件接受教育，發展智力。因此，大部分農民領袖都習慣於淺層思維，缺乏系統思維和抽象思維能力。 　　他們目光短淺，見解狹隘，缺乏想象力，只恃一時之勇，缺乏一個大政治家所必需的知識儲備、人格素養和智力基礎。他們善於破壞，不善於建設。這也就是爲什麼數千年間千百次農民起義裏，只有劉邦和朱元璋兩個人最終從社會最底層直接走上了皇位。其他99％出身社會底層的英雄豪傑，結局不過四種： 　　一是大事未成之前默默無聞地死於槍林之中，這是絕大多數起義首領的結局，比如明末起義那百數十名外號各異的首領。 　　二是雖一時據地稱王，掀翻了舊王朝，而戰鬥成果終於被貴族們奪去；比如王莽末期，赤眉綠林首義，豪傑紛起，結果卻是把宗室劉秀送上了皇位；而隋末瓦崗寨程咬金們雖一時做了皇帝，最終還是被諳於統治術的前貴族唐王李氏收服。 　　三是距一統天下只差幾步之遙，卻終因素質太差，抵禦不住金錢美女的誘惑，意志崩潰，沉於酒色，最終亡國，比如洪秀全，也可以算上李自成。 　　四是隻會攻城略地，四處流動，一旦坐了天下，反倒慌了手腳，不知如何是好，比如黃巢。 　　張獻忠也遇到了黃巢的問題：缺乏策略。 　　開朝之初，大西政權面臨的最嚴重問題是治安問題。 　　由於缺乏建設根據地的經驗，張獻忠雖號稱平定全川，但是在四川大部分地區，仍然是和過去一樣打着“猴子掰包穀”式的“陷不留守”的戰鬥，他只是在每個州縣任命一兩名軍人做地方官。 　　由於信不過讀書人，那些被他取中的士子並沒有到各地去充當吏員，因此在這些地方他的統治只是名義上的，就連一些僅有的軍政措施也未能得到貫徹。只有成都附近，纔算是控制比較穩固的地區。史書記載：“獻忠當時竊據者，川西錦城一區耳。”“獻忠擁兵數十萬……而其威令所懾服者，不過成都前後十餘縣耳。”這些，基本上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沒有基層政權建設和大規模的宣傳攻勢，大部分百姓還是把張獻忠當作“流賊”，只是懾於張獻忠的威勢，而不是真正心悅誠服。所以，張獻忠的統治極不穩固，面臨的反對勢力非常強大，在他實際控制地區之外，有無數自發組織起來的地方武裝與他爲敵。 　　張獻忠當然明白他的統治基礎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辦法，偏偏只是歷朝專制統治者用過的無數統治術中最惡劣的三個辦法：一個是警察管制，一個是暴力鎮壓，一個是特務統治。 　　張獻忠平生唯一崇拜和信奉的就是暴力。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結果。張獻忠部從不像李自成部那樣注重宣傳，注重策略，軟硬兩手一起抓。他們一味迷信自己超羣的戰鬥力。他們迷信“只要有刀槍，沒有辦不成的事”。 　　張獻忠在他控制的地區嚴厲實行保甲制度。如在廣元，“城中不論男女老幼，一律入籍，不能遺漏一名”。 　　爲了保證首都成都城內的安全，張獻忠做了更爲嚴苛的規定：首都成都的四城門，不許擅自出入。凡城裏人要出城的，先得到兵馬司遞申請，申請裏得寫明某人到某處，左右鄰居是誰，由某人擔保，某日回城。如果到期未回，先拘左右鄰居及保人斬殺，再不回，則取這家人口，不拘老幼，盡行斬殺。城外入城辦事者，要在左臉部蓋上一個印章。出城時，如果印章被汗水沖掉或者不小心擦掉，看不清楚，則立刻斬首。 　　與此同時，張獻忠還大行特務統治。他派出大量士兵，裝成老百姓，遊串大街小巷，偵聽人們的思想動態，發現有“訕諷新朝”的人，立刻綁走治罪，以致“雖至親遇於道，不敢相問慰，遙望即各低頭去”（[清]歐陽直撰《蜀警錄》）。 　　一天夜裏，一個男人在家裏和老婆絮絮叨叨講鄰里的瑣事，女人說他：“天這麼晚了早點睡吧，淨說些張家長李家短有什麼用！”第二天，這個男子就被捕了。張獻忠聽了彙報之後，掀髯大笑，說：“這是說我（張）家長，李自成家短。沒事，是良民，放了吧！” 　　不得不說，與地主階級鬥爭十分堅決的革命者張獻忠，統治勞動人民手段的野蠻下作實在大大過於歷朝反動統治者，甚至包括最野蠻的皇帝朱元璋。和朱元璋一樣，暴力對張獻忠來說，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策略上的需要。張獻忠有時策略性地拒絕理性，因爲他深知對非理性的恐懼深植於人性之中。當一個人有足夠的實力蠻不講理時，他最容易得到無條件的順從。 　　【“打糧”】 　　張獻忠面臨的第二個嚴重問題是喫飯問題。過去，張獻忠部不存在這個問題。他們一貫是“因糧於敵”，“飢則聚掠，飽則棄餘，已因之糧，不知積穡，地生之利，未間屯種”。 　　雖然建立了大西政權，自稱開朝，然而，張獻忠在帝國經濟管理中的措施卻乏善可陳。最初，他依靠沒收官府和貴族的財產來支持財政，然而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不久這些錢就花光了。 　　於是，他的經濟措施就剩下了“打糧”。所謂打糧，一言以蔽之，就是“搶”，放縱士兵在“帝國”之內強搶。“獻賊每五日十日一發人採糧，如一人不回營，領人管隊小剝皮①，同伴俱斬。” 　　『①所謂小剝皮，即將人兩肩膊皮自背溝分剝，揭至兩肩，反披於肩頭上，不與親戚人等與飯食，趕出郊外，嚴禁民間藏留。多有棲古墓，月餘而後氣絕者。』 　　所打之糧，首要的目標當然是地主大戶，可是張獻忠的兵馬沒有進行過政治訓練，在過去他們沒有區別過地主和人民，進了四川他們當然也不會專搶階級敵人。而是見糧就搶，見豬就殺，見人就綁，綁起來用火燒烤，逼他供出所知的藏糧地點。見到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也“殺而奪之”。 　　正如一本企圖爲張獻忠“翻案”的傳記指出的那樣：“張獻忠在四川的兩年多時期中……據我所見到的材料，張獻忠沒有采取過一項直接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過去流動作戰，靠在各地‘打糧’，如今一住兩年，地主和官倉的糧食很快喫光，幾十萬軍隊不能空着肚子，這就必然要從廣大農民身上取得糧食。” 　　另一本肯定明末農民戰爭的書，說得更清楚一些：“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大西政權在四川沒有實行按土地成人口徵收賦稅的政策。幾十萬大軍和各級政權的消費，基本上是依賴沒收和打糧。當時人士傅迪吉和李蕃的撰著中，都描述了大西軍出外打糧的情況。明末社會中，家有餘糧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是這種見糧就搶見豬就殺的政策，必然要侵犯到一般農民的利益。如果說這種做法在流動作戰時期還有它的合理性的話，那麼作爲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權，繼續這麼辦就必然走到難以爲繼的地步。” 　　許多大人物一再說：“中國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世界上最好統治的老百姓”。老實厚道的農民們什麼都可以忍受，唯一不能忍受的是活活餓死。 　　張兵的名聲本來就不好，張獻忠入川后，兵鋒所過，大部分四川農民都逃入山裏，大片土地撂荒。剩下的農民在大西軍打糧隊橫行之時，進行經濟生產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民遂不耕”，田地大片荒蕪，百姓益發大量逃亡。 　　在這樣的統治下，“最好的老百姓”不擁護這個政權也情有可原。 　　【農民起義的三大功用】 　　農民起義給中國究竟帶來了什麼？ 　　與其說農民起義“是推動中國歷史車輪前進的主要動力，沉重打擊了專制統治，部分調整了生產關係，有力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不如說農民起義與專制統治是維持“中國獨特性”的互補兩翼，是同一文化源頭結出的孿生兄弟，它們互爲補充，相互促進，同葆中國文化數千年一系，繼繼繩繩。 　　農民起義帶給中國的，無非是以下功用： 　　一是消滅人口，減輕了這片土地上的人口壓力，爲新一輪人口增長提供空間。 　　中國的大型農民起義短則一二年，長則延續到一二十年。少則波及數省，多則席捲帝國。一處揭竿，舉國蜂起。秦末、漢末、隋末、唐末、元末、明末農民起義和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起義軍人數都在百萬直至數百萬以上。每一次起義，都使官兵義軍雙方軍隊所過之處，殘破殆盡，赤地千里，血流成河。大的農民起義之後，帝國人口往往下降一半。 　　西漢末年的綠林、赤眉農民大起義，重要戰區的戶口數大都減少了以上，馮翊（陝西大荔縣）、西河、上郡（陝西延安縣）、北地（甘肅環縣）、朔方、定襄五郡的戶口數則減少了90％以上。 　　東漢末年的黃巾大起義和其後的軍閥混戰，使泱泱中華只剩下五百萬人，比今天的上海市還要少一半以上。 　　隋末農民大起義和改朝換代的混戰持續了十八年。十八年間，三分之二的人民死於非命，人口從四千六百萬銳減到一千六百萬。在混戰激烈的地區如中原、關中一帶，人民倖存的不到十分之一。 　　太平天國起義只波及長江中下游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區，但使大清減少了整整一億人口。 　　由於繁殖力強，人口問題一直是中國社會發展中的致命問題。每個王朝建立不久，人口就會迅速增長，並於王朝中晚期達到在當時生產條件下土地承載力的極限。消滅人口，是農民起義的首要功能，而歷朝大型農民起義也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從而使漢民族這個繁殖力最強的民族不致因人口壓力而毀滅。 　　每次大規模反抗之後，巨大的犧牲多少換來了一些發展自己物質和精神力量的有利條件，但由於他們根本沒有西歐農民那種“地方性的團結和抵抗的手段”，付出重大犧牲換來的成果，一般總是在幾十年之內即喪失殆盡，生活又回到原來的起點。 　　二是文明的毀滅和劣化。關於農民起義對社會財富的破壞，只舉兩個簡單的例子就夠了。劉邦即位那一年，竟然選不出四匹純一色的馬來拉御車，宰相只能坐牛車上朝。而中國史書有二十四史之多，每代王朝都竭帝國之力，建造輝煌富麗的皇宮，唯一沒有被燒燬的，只有北京故宮一座，其原因是清朝並不是滅亡於農民起義。 　　帝王將相遭遇如此，倖存下來的普通百姓的苦難由此可以想見一斑。貴族文化在大動盪中一次次受到毀滅性打擊，隨着劉邦、朱溫、朱元璋之類的底層人物一次次由社會最底層上升至社會最高層，以實用主義爲主要特徵的底層文化不斷擴散。 　　三是專制思維越來越強化，促進專制統治更加周密嚴謹，制度監獄更加牢不可破。中國的正統文化當然包含了全部專制制度的意圖和基因，然而它與底層文化的區別在於，它以王道和大同爲面目，包裝得比較得體，而底層文化卻是對專制赤裸裸的歡呼和肯定。 　　其實，農民從來不是專制統治的異己因素。他們比其他階層的人更具皇權意識，更崇拜權威。他們甚至比上層社會的成員更認同於專制體制。或者說，農民們的專制性格往往比統治者還要鮮明和強烈。他們最豪邁的宣言不過是“大丈夫當如是也”。他們的家長制作風、權威主義傾向，缺乏獨立思考能力，比統治階級更甚，而他們的統治技術，更爲粗獷。這就決定了，一旦他們掌握了權力，他們對階級兄弟往往更爲殘忍，他們的統治手法往往更爲暴虐殘酷，他們的政權自私性更強。 　　洪秀全建立的政權，其等級制度之森嚴爲中國曆朝之冠。更爲可笑的是，在太平天國這個農民自己的政權中，對官員和軍人的懲罰措施居然有一條是“罰做農民”。 　　而由底層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是專制程度最深的一個王朝。朱元璋的用人行政，帶有明顯的目光短淺、實用主義、愚昧落後的農民特徵。 　　那些爲歷朝歷史研究者所樂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義要求，以及摧富益貧的口號，最初都是由儒家創始人提出來的，不是造反農民的發明。 　　所有的農民起義口號，都沒有超出封建宗法制度的範疇。 　　中國歷史上數千百次慘烈的農民起義，並沒有帶來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創新，沒有爲中國歷史衝破循環狀態提供任何可能。農民起義的目的，不在於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進行調整和維護那樣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養，是一次升級，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創新。 　　農民起義只是專制主義釋放矛盾的一種調節機制。農民起義如同越獄，而每一次越獄之後新建起來的牢獄，設計得就更爲科學合理，抗爆性更強。 　　農民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是比以前更嚴密的控制，更堅固的監獄，是更好的馴化，是國民性格上進一步退化。從漢到清，這一規律至爲明顯。 　　【“賊之失勢在止”】 　　張獻忠的第三個問題是軍事優勢的喪失。 　　在明末諸雄中，張獻忠部能脫穎而出，橫行天下，據地開朝，最重要的因素是張獻忠出神入化的游擊戰術。 　　在張軍中，騎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馬七步三”，主力部隊“人人有精騎或跨雙馬”，“介馬有付，去來如風，一日夜踔（chuō）數百里”。每到一處，在繳獲戰利品時最重騾馬，其他均不在意。 　　張軍擁有強大的騎兵，史稱：“獻（忠）之行兵，其來也，如風雨之驟至，其去，如鬼蜮（yù）之難知。故數月間或馳江北，或趨楚豫，蹂躪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孫子所云‘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避實擊虛’之法。將帥墜其術中而不覺耳。” 　　速度帶來主動，而主動是取勝的關鍵。張獻忠部慣於“以走致敵”。張獻忠一生不打防禦戰，在進入四川之前，他的戰略原則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避免死守一隅，高速度地流動作戰。他們沒有固定不變的據點和進攻目標，從不死攻一城，他們所進攻的地區，正是明軍防守薄弱的空虛地帶。故能避實就虛，節節取勝。 　　相比之下，明軍則要笨重得多。他們處於明處，每個據點都要駐兵，永遠處於守勢，戰線拉得很長。“我（指明軍）無所不守，彼無所不攻”，他們被龐大的後勤所制約，被起義軍拖着走，要圍則困不住，要追則追不上，經常處於消極、被動的地位。正如張獻忠農民軍所唱的：“前有邵巡撫，常來團傳（轉）舞；後有廖參軍，不戰隨我行；好個楊閣部，離我三天路。” 　　然而，據地開國後，形勢完全變了。 　　做了皇帝，就要派兵四處把守自己的帝國。不但是邊境上要列重兵，每個城市都得駐兵來鎮壓地方上的反動勢力。作爲一股聚集在一起的“流賊”，張軍聲勢浩大，然而一旦分散到四川各處，張獻忠發現他的軍隊就如同一把米撒進大河裏，轉眼不見蹤影。因爲無那麼多兵力可分，他只能在每府每縣，象徵性地駐上那麼千把人。甚至有的縣，只有縣令一個人是他派去的。這是他不能確切佔有邊遠各地的重要原因。 　　明戶部主事張紹彥說：“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這確實是至理之言。張的軍事優勢正在流，一旦靜止下來，由進攻變成防守，張軍的劣勢一下子就顯露出來。過去他主動，敵人被動，現在敵人處處主動，他處處被動。在停止流動之後，他們被迫打自己不擅長的防禦戰。 　　張軍過去縱橫江楚的進攻精神沒有了，叱吒風雲的凌厲銳氣消失了。由於戰線越來越長，他的佈防中不可避免地出現越來越多的漏洞和薄弱環節。 　　那些過去不堪一擊的手下敗將，現在一個個又變得強大起來。 　　【對起義者的再起義】 　　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軍事上就出現了敗勢。春，明將曾英突破川東防線，進入四川，攻佔了重慶。張獻忠忙派劉文秀反攻，亦被曾英打了個大敗。不久，明朝將領先後佔領了四川東部和南部的綦（qí）江、宜賓等重鎮，逐步開始向川西平原蠶食。 　　一開始，張獻忠尚不以爲然。勝敗乃兵家常事，近二十年間，他曾經無數次走投無路，不也是過來了嗎？他毫不慌張，派出人馬，四出征伐。 　　可是很快，張獻忠就發現不對勁了。他面對的不僅僅是明朝正規軍的進攻，更可怕的是他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在大西政權的統治下，歷史教科書上難以見到的現象出現了——對起義者的再起義。看到張獻忠出現敗勢，四川各地在富家大戶和原地方官的領導下，紛紛起來。 　　〖擁衆據城邑，保村落，駐山谷，拒險寨者不可勝數。 　　凡獻忠所選府、州、縣官，有到任兩三日即被殺害，甚至有一縣三四月內連殺十餘縣官者。雖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 　　清人彭遵泗著《蜀碧》更載： 　　〖蜀民共起，殺僞守牧令判等官。賊所破郡縣置守牧令判等官，緝捕百姓。時四方兵大起，民之荼毒未盡者，斬木揭竿，糾集殺賊。一時僞官或刺於庭，或生畀之火，或投之於水，幾於殆盡。〗 　　在南充，原舉人鄒簡臣，潛與順慶豪傑倡義，建“中興”赤幟於江滸，數日衆至十餘萬，軍聲大振。賊卷甲遁，恢復順慶十餘城。渠縣進士李含乙，永川刁、古二族，順慶譙、馮二姓，潼川楊先志、林時泰，詹州陳鐵腳，嶽池劉武舉俱起義兵。 　　川西原明朝軍官朱化龍“斂兵自守”，也割據一方。黎州土司十六歲的馬京起兵反抗，“得兵萬餘，恢復雅黎”。在張獻忠實際控制區內的百姓也紛紛起義，起義兵斬僞令者，所在皆是。後來竟弄到這樣的地步，成都百里外，櫌鋤白梃，皆與賊爲難。 　　越來越多的人踊躍參加官軍。《蜀警錄》載：“曾英至重慶，駐兵江上。招集難民入伍，舳艫百里，旌旗蔽江。”明軍勢力迅速壯大起來。 　　【兩個傳教士的回憶】 　　張獻忠始則有條不紊，繼而手忙腳亂，終於驚恐絕望。 　　十多年提着頭沐風櫛雨，身先士卒，雖然艱苦，卻也快意。勝也勝得痛快，敗也敗得乾脆。如今住進了皇宮，開闢了帝業，卻陷入了無邊無際的焦慮煩惱之中。 　　作爲一個職業軍人，他還沒有學會治理帝國這個需要同時處理多種事情的彈鋼琴藝術。日理萬機，千頭萬緒，百爪撓心，心中如焚，壓力從四面八方朝張獻忠一個人壓來，幾乎要把他壓得粉碎。從各個方面傳來的消息，都是警報和敗績。按了葫蘆起了瓢，好不容易鎮壓下一處，更多的火苗又在周圍燃起。 　　最初的新鮮勁過去了，現在他越來越懶得上朝，脾氣也越來越大。有一天上朝，忽然把自己頭上戴的那頂鑲滿了寶石的金冠摘下來，扔到地上，用腳上去一頓亂踏，踩得稀爛。旁邊人看得面面相覷，誰也不敢上去勸。踩完了，把旁邊侍衛的大沿布帽奪過來，戴在頭上，大笑道：“他孃的，老子還是戴這個舒服。” 　　他越來越懷疑揮兵入川是個錯誤。初以爲蜀人柔脆，容易征服。不想他們是柔而不脆，一時望風而倒，終久卻不屈服，正像《蜀碧》所評論的： 　　〖乃西川人性戇愚，特明順逆，不量勢力，不肯被不義之名，故其所置郡縣賊吏特以兵威迫脅，民勉聽從，兵才他適，則羣起而殺之。〗 　　這個時候，張獻忠軍中擄獲了兩名在四川傳教的西方傳教士，分別是意大利的利類思和葡萄牙的安文思。他們分別於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和十三年（公元1640年）來華，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進入四川傳教。他們被張獻忠留在身邊，相處一年多。逃出張軍後，其所見所聞載入《聖教入川記》一書，爲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記載。 　　兩位傳教士回憶，隨着軍事上的失利，張獻忠的酒越喝越厲害，也越來越依賴看他人流血來尋找一點刺激。他們經常見張獻忠發脾氣，誰也不能勸止。 　　某日，張獻忠心情不好，“即殺軍官三員，宣其罪狀，謂伊等在席間高聲談論，絕無顧忌”；某日“又殺文官一員，謂其吸菸太多，精神疲憊”；“又殺太監七名，謂有多數軍官在朝私語，該太監等溺職不報，罪當斬決云云”。 　　無論是宮內男女還是大小官員，只要稍不如意，即處以絞刑、斬首，或凌遲碎骨。神父們的好友、禮部尚書吳繼善，就是因奉命分配馬匹給各軍，請示張獻忠開列名單，以此細故而觸怒張獻忠，即受酷刑而死的。有位武官，素爲張獻忠所寵，因爲冬至節祀天，未遵張獻忠令讀條文，以致冒犯張獻忠，被鞭打至死。還有位官員，因諫張獻忠少殺無辜，而被重刑處死。 　　因爲酒喝得太多，張獻忠精神也出現不正常的徵兆。那一天，獨坐飲食，喝悶酒，忽然見到空中伸出千百隻人手來奪自己案上的食物。張獻忠嚇了一跳，抹抹眼睛，清醒一下，又什麼都沒有了。 　　舉杯消愁愁更愁，張獻忠的心情不斷墜向深谷，零星殺戮漸漸變成集體屠殺。他平生極爲厭惡官場風習，甚至對自己任用的文官，他也抑制不住厭惡之情。有一次，部下大將孫可望遠征凱旋，張獻忠部下的文官們按明朝官場舊例，出城遠迎，進獻賀禮，遞“連名狀”。張獻忠聞知，“怒其沿故朝陋習，按名棒殺二百人”。有一次，因一點小小過錯，株連殺掉了自己屬下三百多名文官。有人勸他說都殺光了誰還爲他服務，張獻忠說：“文官怕沒人做耶？” 　　【人命在我，我命在天】 　　如果斗膽說一句張獻忠是殺人魔頭，也許並不過分。張獻忠本人正是以此自命並自詡的。 　　張獻忠想必有時也對自己心中經常湧動着的無法抑制的嗜血慾望感到不解，只有根據自己的知識範圍，自我猜測爲身負“收人”的使命。谷城受撫期間，他曾命人爲湖北上津縣新修的關帝廟題寫碑文，其中寫道： 　　〖焚戮良民，非本心之所願，實天意之所迫。亦知同居率土，開州開縣，有幹理法。無奈天意如此，實不我由。如黃巢往事劫數，固亦莫之爲而爲也。〗 　　這一解釋有着濃厚的文化背景。中國人通常認爲那些亂世豪傑，都是“應劫而生”，乃上天差遣下來，收繳人口的專員。比如每個中國人都熟知的《水滸傳》故事，劈頭就是“洪太尉誤走妖魔”，言水滸羣雄乃被封鎖於地下的羣魔，不慎被洪太尉放出，“必惱下方生靈”。 　　然而，遍數中國歷史的豪傑人物，坦然宣稱自己身負“下界收人”的使命，並身體力行，樂而不疲者，唯張獻忠一人。 　　如果生活在今天，張獻忠會是心理學家用來分析“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的最佳樣本。他讀書期間表現頑劣，成年後不能維持長久的工作，無法遵守社會秩序，行動無計劃，衝動，他報復的強度與受到的挑釁不成比例，他性情異常而智能，認知卻沒有任何障礙，這些典型病狀體現得非常明顯。 　　特別是，在四十一年的人生中，幾乎找不到他擁有愛心、同情心的證據。雖然一世稱雄，然而在他的眼中，這個世界卻是毫無希望的，他對人生的看法是悲觀至極的。 　　傳教士慈悲爲懷，不忍看到這麼多無辜死在張的刀下，曾冒死對張苦苦哀求。張獻忠卻說：“吾殺若輩，實救若輩於世上諸苦，雖殺之，而實愛之也。” 　　這句聽起來頗有點玄奧的話，揭示了張獻忠的灰色甚至是黑色的人生觀。這一人生觀在他那著名的《七殺碑》也得到印證： 　　〖天付萬物以與人，人無一物以對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碑文翻譯成白話就是：“天生萬物給人，人的所作所爲卻對不起上天，所以被殺也是活該，成了鬼，也別怨我。” 　　每個起義軍領袖都有足夠的理由，對這個世界懷有敵意。張獻忠作爲一個社會最下層的貧民，理所當然對這個不公平的社會總是仇恨最深。而張獻忠的問題在於他的敵意不僅僅是對準了社會的不公平部分，成長過程中的一系列挫折，使他對整個社會、整個世界都充滿仇恨。 　　長期徵殺、破壞帶來的深刻罪惡感，進一步破壞了張獻忠內心的完整，他無法對自己進行肯定，越發遷怒於外界，來獲取心理平衡。明末社會黑白顛倒，怪相重重，到處都充斥着一股戾氣。這也給張獻忠獨特的世界觀提供了論據。 　　張獻忠在谷城復叛時，曾在牆壁上留給大明王朝一些話，“自己之叛，總理（熊文燦）使然”，並把他交往過的所有官員的名字寫在牆上，下面寫上某月某日索取賄賂多少。在張獻忠的眼裏，這個世界人心敗壞，無官不貪，無人不惡，人人該殺。 　　兩位傳教士曾經對張介紹天主教教規戒律，張獻忠聞之，非常驚訝於天主教戒律之聖：“贊之曰：‘此法律如此精詳，管理人良心，誠爲不二法門。故歐洲各國風俗純美，實由此聖律而來也。然此等法律於川人無益，伊等固執於惡，不從此聖教聖令，寧願從我刀劍之下。故吾奉天地大主之命，殄滅此種僧黨及世上惡人。’” 　　明末農民起義軍裏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兩大起義領袖李自成和張獻忠都沒有後代。李自成對兩任妻子都比較專一，這兩個女人卻都沒有生育，並且先後與他人私奔。張獻忠則似乎沒有愛過任何一個女人，他身邊的女人經常是在陪宿幾夜之後就被殺掉。並且，張獻忠對漂亮女人有一種難以理解的仇恨，對摺磨她們總是有着格外的興趣。在可信度較高的史料中，沒有發現張獻忠有過孩子的證據，只知道他認了許多義子。如果猜測這兩位領袖在性能力方面有問題，也許不能說是毫無道理。在“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時代，這一事實給人帶來的挫折感是今天的人們很難體會的。這也許是強化張獻忠厭世情緒的一個重要因素。 　　破壞這個世界，多年來是他唯一的快樂來源。操縱別人的生命，則是他感受自我存在價值的重要方式。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在入川之前，關於張獻忠的喜怒無常記載就非常之多。他到漢州時，許多百姓“匍伏道左”來歡迎他。張獻忠很高興，遂賞給每個人一塊元寶。回新都時，同樣有百姓早早地來到道邊迎接他，張獻忠卻勃然大怒：“你們是想要老子的元寶嗎？”折斷路邊的粗樹枝對着人羣亂打，當場打傷數人。 　　正像德國學者弗洛姆所說，“（施虐）是一種把無能感變爲全能感的行爲，它是心理上的殘疾者的宗教”，“絕對控制另一個生命，等於是把這個生命變成自己的物品，自己的財產，而自己則成了這個物品的神”。 　　張獻忠的喜怒無常，隱含着的無疑是能夠隨意決定別人命運的從容與自得。對於一個不能在愛，在建設這個世界的過程中找到快樂的人來說，這種感覺是非常重要的。幾萬、幾十萬人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由自己絕對自由地任意操控，自己扮演的，不就是人間的上帝嗎？還有比這更讓人醉心的角色嗎？ 　　在《人類的破壞性剖析》中，弗洛姆分析施虐狂的內心說：“他們不僅恨他們的敵人，他們也恨生命。”“對於任何活着的人，活的東西，他完全感覺不到關聯和共鳴。”我們在張獻忠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同情心的空缺。他從不爲自己的殘殺行爲感到後悔，在他看來，殺人是他的責任，那個控制着他內心的惡魔就是天意。他常說：“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難逃。” 　　【釜底抽薪之計】 　　瘋子也許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藉助理智力量的瘋子。 　　張獻忠就是這樣。眼看徹底平亂無望，張獻忠想出了釜底抽薪之計。 　　雖然他通過科舉，已經把大部分讀書人網羅進城市嚴加看管，但漏網之人畢竟還有不少。全川大亂，這些不安分的生員秀才顯然又是最不安定的因素。 　　比如：“張獻忠兵過敘（州）。宜賓諸生魚嘉鵬、諸生李師武、義勇彭明揚夜砍其營，得印綬，被擒殺。”又如：“範瑜，總督曠子，邑庫生。爲流賊脅至成都，同庠生劉玉發共通官兵。” 　　在各地組織地主武裝與大西軍作戰的諸生們更多，如雅州朱俸尹、鄭延爵，綿竹胡國柱，邛（qióng）州葉大賓，南充樊明善、王景啓，順慶鄒簡臣、趙司鉉，夾江黎應大，宜賓張文燦，江安羅文燦。 　　張獻忠覺得很有必要對讀書人再進行一次大清洗。 　　大順次年（公元1645年）夏，大西皇帝張獻忠在全川境內發佈“選舉考試令”，以帝國初建，亟需人才，命令全川讀書人，一律赴成都應考。考取者，將按等授以官爵。令各地軍人搜查，百姓檢舉，如果不出來應考，本人全家斬首，不報告的鄰居連坐。 　　由於知道張獻忠喜歡搞科舉，所以川人並不以爲異。命令一下，大家知道“大西皇帝”軍令嚴明，紛紛整理行李，帶上家人僕從，“諸生遠近爭赴”，住進了大慈寺。進去之後，就不許出門，關押起來，一如囚犯。 　　一個月之後，各地報告，生員已經齊聚。於是，張獻忠採取行動了。參加過這次“考試”的一個年幼的考生歐陽直，後來寫了一本《蜀警錄》，記載他在那場大亂中種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遭遇。據載： 　　“讀書人來齊了，那天自大慈寺門到成都南門，兩旁各站甲士三層。在寺門口設一長繩，離地四尺，張獻忠親自邊上‘驗發’”。 　　如果此人年齡尚小，身高不足四尺，或者張獻忠看着順眼，想留下來用，就命令站到一邊。除此之外，即屬檢驗合格，准許出發。 　　“於是，每發一生員通過，前面有一人，手執高竿，懸白紙旗一幅，上書某府某州生員。教官在前，士子各領僕從行李在後，魚貫而行，以爲是去赴考場。到城門口，打落行李，剝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牽在南門橋上斫入水中，師生主僕悉付清流，河水盡赤，屍積流阻，十餘日方飄蕩去盡。” 　　如此“考”了三天，除了十幾名年齡幼小的、張獻忠看着喜歡想留爲己用的孩子之外，剩下的一萬七千人，全消滅了。本來歐陽直也在被屠殺的行列裏，張獻忠看他年幼，留做書記。直到張獻忠在鳳凰山犧牲，歐陽直才乘機逃出，其記載應是可信的。 　　其次消滅的是“僧道、醫卜、陰陽諸流，及百工技藝人”，這些人是流民中的精英人物。沒有人比張獻忠更熟悉農民運動的規律，他知道，農民們是一堆乾透了的柴火，而這些有知識、見多識廣、愛動腦筋的人就是一個個危險的火種。歷次起事都是由於這些不安分的人振臂一呼，廣大愚民才起而響應。 　　此等人亦應作爲不安定分子，除之而後快。所以，張獻忠亦採取欺騙手法，“託言齋醮，或考試，或興大工之類，至則皆死”。僅在成都城一地，他就殺死和尚兩千多人。 　　【屠戮成都】 　　然而，殺了這些火種，卻沒起多大作用。各地再起義的烈火越燒越旺。 　　這些四川人，簡直是殺了一百，站起一千，前仆後繼，與他張獻忠爲難。一旦那些從窮山大野裏殺出來的叛亂武裝攻向城市，城裏的居民就迫不及待地裏應外合，羣起攻殺守城的張獻忠軍，歡迎那些“再起義”的隊伍。 　　張獻忠征戰十餘年，從未見過這樣的百姓。在其他各處，百姓對他都是俯首帖耳，戰戰兢兢，唯蜀人“忘恩負義”。他不解地問部下：“朕得蜀二年，蜀民恩之不附，威之不畏，屢撫屢叛，將若之何？”他忘了，他以前攻破一地，最長不過數月。而今他在四川據守時間如此之長，措施如此之烈，百姓們除了造反，已經沒有任何活下去的希望。 　　張獻忠分析各地情報，各地城池失守，城裏人民做內應通風報信起了關鍵作用。這樣一想，他覺得成都城內處處都是危險。從這個城市人民的表情上，張獻忠早已讀出了他們內心的怨恨。他越想越怕，乾脆從成都城裏搬了出來，住到了當初蜀王在城外的別墅“中園”裏。 　　丞相汪兆齡摸透了張獻忠的心事，他說： 　　〖蜀民剽悍，臣先言之，今則然矣……而蜀人德不知懷，威不知畏，屢撫屢叛，是蜀人負皇上，非皇上負蜀人也……以臣愚意，莫若先將在城人民，盡行屠戮……此制剽悍安反側之善策也。〗 　　張獻忠深以爲然。恰值大順次年（公元1645年）十一月，大西軍在漢中前線連連失利，清軍節節進川東，川南又逐漸爲南明軍隊攻佔。張獻忠決定，剿滅各地城市人口，以徹底消除內應。 　　兩名傳教士較爲詳細地記載了屠戮成都的過程： 　　大順次年十一月（公元1645年）二十二，張獻忠打算剿洗全城居民。他事先安排好一個探子大張旗鼓地跑進城來彙報，說敵軍大隊將到，須當操練兵馬，以作禦敵之計。 　　第二天，張獻忠動員人馬，做出將赴戰場的姿態。他先召集各營軍官，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開了一個會，傳達了“剿洗全城，不留一人”的命令，命令說“成都百姓已暗通敵人，勾引大隊入川，故當剿滅此城居民。爾等各宜祕密準備，不得遺漏軍情”云云。衆軍官會後回營，預備明日大屠之事。 　　第二天，兩位傳教士見張部大軍紛紛出城，聚集在城外的空地上，尚不知他們要做什麼。不久，傳令兵來到，通知各官員並通知兩名傳教士，今天將發生大的變動，各官員應該保護好自己的家人老小，否則，出了事後果自己承擔。兩位傳教士這才猜出張獻忠想做什麼，急忙奔回寓所，想救護自己的幾個傭人。然而，傭人已經被軍人搜出帶走，他們撲了一個空。 　　這時，除了大西官員家屬外，城內居民都已被挨家挨戶搜出，驅趕到成都南門及東門外。利類思跑到南門城樓，安文思來到東門城樓，希望勸說站在這裏指揮的軍官先不要殺戮。兩個外國人的比比劃劃當然不起什麼作用，兩處已經開始殺人。“無辜百姓男女被殺，呼號之聲，懼絕心目，血流成渠。” 　　開始屠殺不久，張獻忠親自率馬隊來到南門外沙壩橋邊，親自觀看屠殺場景。老百姓一見張獻忠到來，“皆跪伏地下，齊聲悲哭求赦雲：‘大王萬歲！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國法，何故殺無辜百姓？我等無軍器，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衆無辜小民’”。云云。 　　張獻忠絲毫不爲所動，反而破口大罵四川人忘恩負義，私通敵人，自尋死路。“隨即縱馬躍入人叢，任馬亂跳亂踢，並高聲狂吼：‘該殺該死之反叛。’遂令軍士急速動刑。” 　　於是數萬士兵齊動手，被殺之人越來越多，呼號之聲越來越稀。最後，舉目四望，只見成都城外的土地完全被屍體覆蓋，“息靜無聲”，“逐處皆屍，河爲之塞，不能行船。錦繡蓉城頓成曠野，無人居住。一片荒涼慘象，非筆舌所能形容”（[法]古洛東《聖教入川記》）。 　　中國史書還提供了傳教士沒有提及的一個細節：張屠成都時，天陰欲雨，雷聲大作。張獻忠“怒指天曰：‘爾放我下界殺人，今又以雷嚇我耶？’用炮還擊之”。 　　【集權體制的威力】 　　張獻忠也許是瘋了，問題是：爲什麼他的數萬部下依然對這個瘋子俯首帖耳，一絲不苟地執行這個瘋子的任何瘋狂指令？ 　　這就是東方集權體制的威力。這個體制的特點就是沒有對最高權力的制約機制，因而會把一個人的英明放大爲全體的勝利，把一個人的瘋狂放大爲全體的罪惡。在張獻忠之前，有朱元璋出於一己之私，大肆屠殺功臣，而幾乎所有功臣都老老實實地引頸受戮。 　　至於張獻忠部那些手持刀刃，整日像切瓜砍菜一樣砍殺無辜居民的普通士兵，他們執行這些任務時，內心究竟是什麼心理狀態呢？ 　　在小俁行男著《日本隨軍記者見聞錄》裏，對參加屠殺的日軍的採訪，也許有助於我們理解幾百年前的張軍： 　　〖因爲經常在戰場上置身於大批的屍體和血腥中，神經都處於麻木狀態了。還不能不承認，每當看見那些大批倒下的日軍戰死者，就會引起一種一心想對敵報復的復仇心，就會閃出嗜虐心理。 　　那時我們駐下關。我們用鐵絲網上的鐵絲把抓到的俘虜每十人捆成一捆，推入井中，然後澆上油燒死。有種殺法叫“勒草包”，殺時有種像殺豬一樣的感覺。幹着這些，對殺人就會變得無動於衷。因爲這對我們來說，太司空見慣了……再者因爲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了。〗 　　那些農民出身的張軍，當然明白他們所殺的人完全無辜。他們不是在報復心的驅使下舉刀的，所以殺人時，他們內心所有的，只是麻木，司空見慣，“因爲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了”。 　　中國農民存在於世上的全部任務是做提供剩餘產品的“順民”。如魯迅所說，歷朝統治者只恨沒有如細腰蜂一樣的毒針，否則，他們絕不憚於把農民們變成沒有大腦只會勞動的青蟲。長久被自然、宗族、政權和意識形態捆縛，農民們失去了自我意識。農民的獨立人格、自由個性、主體意識都處於沉睡狀態，他們即使團結起來，也只能成爲別人的工具。 　　在後面將看到，張軍在聽到命令把刀鋒對準自己朝夕相處的戰友時，也一樣的不折不扣。這些因爲天翻地覆而從任人宰割的羊一變而成爲兇惡無比的狼的農民，骨子裏還是充滿着“順從權威，避免思考，永遠隨大流”的羊性。即使在張獻忠辭世，他的繼承人改弦易轍，不再濫殺無辜之後，他們依然奉張獻忠爲故主，一口一個“老萬歲”。 　　【恐怖的一夜】 　　在讀有關張獻忠的史料時，我始終懷着高度的警惕性。起初，對關於張獻忠殘暴的記載，我大多不敢相信，因爲那些作爲，實在是承平時代的人所無法想象的，不敢相信人類能做出這樣的事。畢竟，史書之中，郢（yǐng）書燕說，誇大其詞之處太常見了。然而，隨着相互印證的資料越來越多，我不得不改變對人性可能性的看法。 　　在剿洗成都前後，各地的洗城工作也在進行。看一看簡州的洗城是如何進行的。 　　本來，簡州久已安定，並沒有人起兵反對。地方秩序如此之好，以致棄學經商的傅迪吉甚至受了兩個堂弟的鼓動，在附近鄉村購買了一批綢緞，運到簡州城裏，準備販賣給駐紮在州城的起義軍，賺一筆錢。也該他倒黴，十一月初三，剛剛入城，就趕上張獻忠從成都發兵，把簡州城四面圍住，然後進城搜檢人口。在《五馬先生紀年》中，傅迪吉詳細地記載了他驚心動魄的遭遇。 　　看到張軍入城，傅迪吉和幾個親友急忙藏了幾來。“少頃，賊兵全部湧入城中，無分男女，見人就鎖。諸母姑輩匿於牀下，餘一人僅有茅草二捆遮身。” 　　傅迪吉驚恐無措，事後總結經驗教訓，告誡後人不要住在城裏：“可憐城中遇難，與鄉間大不同。若在鄉間，縱逃不出，猶能東奔西走也，有須臾之緩；城中寸步難移，唯束手待斃而已。從來一治一亂，天道之常，後之人當以此爲鑑，亂世切莫居住城池。” 　　然而，張軍都是搜查的好手，這些承平已久的百姓如何能躲過張軍的眼睛。“少頃，無數賊兵將我諸母姑輩於牀下搜去。又不一會兒，有一兵進屋，將我的兩個僕人搜出鎖去。可憐這兩個人，張軍進來時，我在茅草叢中看見他們在牆角隱蔽處彼此推藏，爭着把對方往出推，最終還是不免都被抓走。” 　　“後來陸續有兵來，從門外探腦袋進來一看，就大聲說沒人了，竟不進門。如是者十數次。街頭稍靜，約有兩個時辰。我蜷縮在草堆裏，暗暗祈禱鬼神保佑，倘得僥倖躲到黑天，又有生路。” 　　“正胡思亂想間，忽然一兵進屋，其形極其醜惡，右手提刀，幾步上前來，將茅草踢開，大呼：‘起來！’我起身哀求。隨叫我將自己布襪脫下，裹腳解下，一頭自鎖其頸，一頭與渠牽着飛跑。至北門，將餘安在所擄衆人之中，渠不知何往。” 　　所有城內居民都被押解到城門外的河邊空地上，在這裏，他們度過了恐怖的一夜： 　　“我遂入衆人中，站立空壩。其時天色已晚，牆上河邊塘火齊起，勝如白日。都督駐紮城樓。起更之時，我才隨衆人坐下。人擠太緊，果然無容足之地。幸喜我正在人羣當中，四面圍得千層，得免受張軍的苦楚。那些離張軍近的人，張軍將棒亂打，猶不致死。後面坐在城牆下者，被牆上的張軍推倒城牆垛子打爛而死，衆惡賊遂拍掌大笑，以爲取樂。傷哉傷哉，此日之天道安在哉？” 　　“二更時，張軍睏倦睡去，這樣的慘劇才停止。每塘火止有三四人暫守，不見吵鬧，只聞張軍歌唱之聲。雞鳴時，始唧唧有人語，細聽之，乃吾州中老人與少者言：‘你們年少，或有人選上，或還有生路。我們年老，天明即死！’其詞極其哀慘。凡年少者俱有此想，只是不好答應。” 　　第二天一早，起義軍在北門外衆人中選人。“初四日黎明，衆兵果來選人。衆人爭先求售，亦不中用也。”傅迪吉幸運地被選中參加了張獻忠軍。 　　“選我的人又言：‘看你是細行人，我還要拿兩個蠻才使用。’隨去隨得大漢兩人，遂將頭髮各剪半邊。” 　　選過人之後，剩下諸人，對起義軍來說沒有用了。於是大開殺戒。“復聞舉號三聲畢，大叫各營傳兵殺人。登時只聞刀響，大殺逾時，與昨日不同，久之，屍滿大壩，無人可殺，住刀。隨拖死人下河，河面不知堆積幾層。及視牆下，所存甚多，猶難計數。” 　　殺完人後，“起營回州，將前留婦女盡殺，上成都去了，謂之卷塘。” 　　【一千七百雙手掌】 　　張獻忠控制區內的各地城民剿滅淨盡，他又從郊區強迫村民們入城。畢竟，城裏還需要有人爲軍隊服務。 　　雖然花了如許兵力人力來剿城遷人，四川各地也不見平定。在清軍、明軍、各地再起義軍的攻勢下，張獻忠屢戰屢敗，接連幾個月沒有打過一個勝仗。張獻忠挺不住了，他無比懷念當日的流寇生涯。放棄四川，到他處重新開始，念頭越來越強烈。 　　然而，又不甘心這樣走，因爲實在是太恨四川人了。好，你們不是反對我嗎？把你們都消滅了，變成一片赤土。張獻忠決定屠蜀，理由是“自我得之，自我滅之，無使他人得”。在撤離四川前儘量把四川人殺光，留給敵人一個空殼。 　　這是古往今來最宏偉的屠殺計劃，執行得也相當堅決。 　　距剿滅城民不久，張獻忠又發出了“除城盡剿”令，令軍隊出城，消滅農村人口。深入窮山大嶺，一個也不放過。“立搜山、望煙等頭目，蹤跡高山大谷有匿崖洞者，舉火薰之。” 　　從榮縣、洪雅等縣縣誌所引資料看，張獻忠在四川許多地方無可爭辯地實行了“除城盡剿”的政策。他認爲：“居山野者俱叛逆，將悉行剿滅；城內俱良民，乃免死。”具體做法是： 　　〖凡剿一處，先令地方官清四至界，並鄉導人送領兵官。前一日照四至界址布兵環圍，次日開剿，四下齊向中央搜殺，如圍場合龍口之狀。〗 　　結果是：“不論男女老幼，逢人則殺。”“剿畢，復扒草尋穴，細搜數日乃覆命。”要這樣仔細是因爲：“倘有漏網者，或於別處發覺，罪其領兵官。”前面提到的小秀才歐陽直，他在爲張獻忠部服務時，“嘗見郫縣解來一個逃民，審訊之後，發現系峨眉人，於是負責查剿峨眉的官員洪都督被剝皮。” 　　在這樣嚴厲的政策下，各地官兵當然不敢不盡職。僅川中各縣，就有十四萬多人死在屠刀之下。 　　作爲一項軍事命令，當然要有驗功標準。那就是手掌。歐陽直辦理文案時，曾經見到以用手掌記功的記載。他說： 　　〖每官兵回營以所剁手掌驗功，掌一雙準一功。凡有軍官衙門所在，手掌如山積。而成都城內人掌，則更幾於假山之萬疊千峯矣。嘗見一札付，自副將升總兵。其札頭空白處，用硃筆細字備註功級，算手掌一千七百有零。〗 　　傅迪吉被擄入張軍之後不久，尋找一個機會，開了小差，逃回家鄉。然而，他的家鄉也逃不過“除城盡剿”之令。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正月，傅迪吉聽說有兵來殺人，只好上山逃命。“正月十六，半夜時，聞村後林子邊有許多人說話。我馬上起牀去問怎麼回事。原來他們是早先躲在附近大山裏的人，也有自山外逃來者，約數千人，他們說：‘將黑時，流賊突至殺人，我們走脫，不知後面。’” 　　“我速叫家人，收拾造飯。天剛亮，還沒做好飯，那些逃來的人又逃到別處去了，我只得罷飯而行。我逃到郭家溝山上，即聽到有人傳信說：‘張軍到內官寺了，將傅某人房子燒起。’原來我家已經被燒了。這個時候，幸有此班傳信之人，他在山頂一呼，接連相傳，登（頓）時可聞數十里。賊在東，即走西；在西，即走東。賴此以全活者，不可計數。” 　　“是夜，暫宿楊梅河。見號火連天，相績（續）不斷，數十里之遙，數十營之多，都是張軍，所過之地，全無生路。我不敢少留，在此一飯即行，至老龍場寺上。天明，流賊即趕到。我岳母、小姨俱被害，傷哉，傷哉……相依住了二十餘日，賊退方回。” 　　“及回至地方，蕩然一空，止見屍橫遍野，河下不見一人。灣中止有一兩手俱剁者，（因沒有手，無法砍去驗功，故）流賊不殺，這個人說：‘大營去了好幾日。前日又有四個馬兵來，問我過大河之路，我指去了。’至家，房屋盡燒，和尚盡殺，吾家衆人即在寺廬共居矣。” 　　【人肉爲糧】 　　人已經殺得差不多了，張獻忠開始撤退。窮途末路之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眷戀家鄉。他對部下說：“棄蜀出秦，一得長安，則是中原首領自我而據，且關中爲我故鄉，諸將兵多系秦人。自來強兵戰馬皆產於秦，要圖大事，還是陝西。” 　　然而，這時又遇到了供應問題。人口消滅淨盡，自然糧食就越來越難找。數十萬軍隊，沒喫沒喝，如何行軍？張獻忠想到了屠殺自己的部下。當然，要殺必先殺那些擄來的四川人，他們雖然被徵入伍，心卻不附，經常有人開小差。 　　《蜀碧》載：“獻忠欲此行入陝，惡其黨太多，欲止只（留）發難時舊人。”他和汪兆齡等密議如何實行。“兆齡慫恿之曰：‘恐兵知而先噪奈何？不若先立法，責之各將軍都督等，多置邏者，以伺察營伍中行偶語者及微過，皆置文法並連坐，如此則殺之令名，無覺者矣。’密議已定，輒收治。” 　　密議結果，在義軍中要“收治”的有三種人： 　　其一系四川人，有在四川入伍者，有系四川人而在他省入伍者。其二系他省人而在他省入伍者，有系他省人而在四川入伍者。其三系明朝官兵投降過來者，有系陣前俘獲者，又有系各地方上的土匪入夥的，俱當盡誅。 　　其中尤其是四川義軍，張獻忠認爲都是些“剽悍亡命，叵測不軌之徒”，故“恨入骨髓”，必欲除之而後快。 　　屠殺的辦法與殺士子時類似。據《蜀警錄》載： 　　先謊稱要從士兵中挑出精幹者，成立水師營。因此命令部隊在張獻忠等軍官面前列隊而過，過去者生，被‘挑中’者即待死。先在江邊建造了一個木柵城，挑出來的數萬軍人都關進城內，開殺之時，先用槍炮向內轟攻，死傷大半，然後方揮兵入內砍殺。 　　結果在軍中共殺“男婦二十萬有奇”，佔全軍半數，張獻忠在自己軍中製造的屠殺恐怖，使得幸存者恐爲張獻忠所屠，大批逃奔“搖黃十三家”起義軍。 　　張獻忠還認爲，隨營婦女是自己行軍作戰的累贅，在殺過自己士兵以後，把屠刀探向軍中婦女。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他離開成都時，首先將自己的三百嬪妃殺掉二百八十名，只留了二十名侍候自己。並命令： 　　“各營所有婦女，齊集一處，由兵圍繞，獻忠另選兵人一隊爲刀斧手。號令一聲，亂砍亂殺，叫冤哭慘之聲，展動天地。婦女屍身堆積如山，血流成河。” 　　還有史料記載，由於缺乏軍糧，張軍曾經把這些死亡者的屍體“剮之割之，製成醃肉，以充軍糧”。 　　收拾乾淨之後，張獻忠率部啓程。開國時的一千多文官，此時被殺剩二十五名，忠心耿耿地跟在身邊。士兵人數亦只剩三分之一。張獻忠猶滿腔豪氣。可惜行至西充鳳凰山，遭遇清兵。他隨即： 　　〖騎馬出營，未穿盔甲，亦未攜長槍，除短矛外，別無他隊，同小軍七八名，並太監一人，奔出營外，探聽滿兵虛實。至一小崗上，正探看之際，突然一箭飛來，正中獻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頓時滿地鮮血長流，獻忠在血中亂滾，痛極而亡。〗 　　其時，張獻忠方四十一歲。 　　【五重災難】 　　張獻忠的死，並不意味着四川人災難的結束。甚至可以說，川人的災難不過剛剛演完第一幕。 　　三百多年以來，四川一直流傳着這樣的說法：“張獻忠剿四川，殺得雞犬不留。”“八大王（即張獻忠）血洗四川，在劫者難逃。”清朝多種史書更是說，張獻忠把四川土著幾乎殺光。 　　後來，新一代史學家對於張獻忠濫殺無辜的說法深感憤怒。通過深入考證，他們有力地推翻了這一說法。據他們辛勤蒐羅，《張獻忠屠蜀考辨》等文章證明： 　　第一，在張獻忠走後，四川起碼還生存着和張獻忠作戰的軍隊數十萬。其中至少楊展有數萬，曾英也還有兵二十餘萬。“其他逃匿山區、結砦依險者更多。如通江縣地主朱應先，‘家號素封’，張獻忠在蜀時，他‘散財招士，結砦依崖’，‘活者百家，撫流亡者千數’。” 　　第二，還有一些人（大多是地主），在張獻忠起義軍佔領期間，逃離家鄉，以後又陸續返回故里的。 　　第三，在四川境內留下的傳說中，一般也說經張獻忠起義之後，每個縣都還留了一些人。如灌縣的賈、苟、皮、王等姓，鄲縣的孫、唐、苟、範、徐、馬、劉等姓。至今有些地名，如邛崍縣石頭公社的逃命溝、火升公社的躲兵巖、大邑縣服江公社的逃亡壩（唐王壩），均與明末地主逃匿有關。 　　新一代史學家通過這些有力的證據，證明了“張獻忠濫殺無辜”是地主階級惡毒的反動宣傳，張獻忠不但留下了一些人不殺，而且這些人還不在少數。 　　可惜的是，這些倖存下來的人，大多也沒有逃過以後連續不斷的災難。 　　正應了智慧的中國人的老話：“大難將至，善人先死。”蓋後死者的使命，只是承受更多的災難。 　　第一重災難是饑荒。 　　張獻忠據蜀期間，破壞了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絕大多數耕地都被撂荒，積存的糧食則被搜掠淨盡。所以張獻忠部走後，四川遇到了嚴重的饑荒，糧價大漲。清人費密撰《荒書》記載： 　　〖蓋自甲申爲亂以來，已三年矣。州縣民皆殺戮，一二孑遺皆逃竄，而兵專務戰，田失耕種，糧又廢棄，故兇飢至。此時米皆出土司，米一斗銀十餘兩，嘉定州三十兩，成都、重慶四五十兩。〗 　　家有錢財的人畢竟不多了，於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喫人的現象。《五馬先生紀年》載，清兵入四川之後，地方秩序恢復，傅迪吉因事由簡州赴成都，親眼看到喫人。他記載，一路都是饑荒景象。 　　“宿譚家場，這裏還有人家。見到有七八個人，餓得將死，睡在板上，時而張（手），時而睜目。明日，翻山到了毛家坡，見溝下有煙，我於是令人到那裏討火，正撞住殺人喫，我的僕人將喫人強盜鎖綁來，問他們肉從哪來，他們說從賀家場弄的。讓他們帶路到賀家場，見有七八人，搜出一大袋人肉包。將一少婦打起，問：‘你們何故殺人喫？’她說：‘我們有何本事殺得人！是公婆將死，去與申從天、申從文弟兄買來。’餘問：‘怎麼買來？’答以：‘一兩銀五斤。’” 　　喫人之事，在彼時的史料中記載甚多。再引歐陽直的親身經歷： 　　“我在軍營中聽說外面有喫人的事，我還不信。不久，隨撫軍馬公駐內江，鄉紳範文英的弟弟帶着他母親來求糧食，馬公給了他幾升米，不料回家的當夜就被鄰居把糧食搶走，又把範的弟弟殺了喫了。” 　　及到後來，歐陽直自己也免不了喫人： 　　“後來我路過威遠的時候，遇到十數個飢人。他們叫我們過去和他們同路走，我們不敢過去。他們大聲喊叫說：‘你們走也走不遠，不如留下兩個給我們當糧食吧！’我們繼續前行來到一個村子，見一家屋裏有冷肉一鍋，大家爭喫一空。等進廚房看時，纔看見烹熟一個無發小兒，人頭及人皮和內臟都在一邊，原來我們所喫的，是人肉。” 　　平民如此，軍人們何嘗不是如此。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十二月，清總兵馬化豹在報給上級的塘報中說，他帶領的清兵： 　　〖戰守敘府（宜賓）已八個月，敘屬府縣止催稻穀四十八石、粗米八石，何以聊生？……凡捉獲賊徒，未奉上級命令正法，三軍即爭剮相食。〗 　　地方土豪武裝更是如此。歐陽直《蜀亂》記：“又，合陽土豪李調燮，曾對我說過，他們集合士兵紮寨時沒有糧食，每發兵捕人，謂之人糧。凡拏到人口，選肥少者付廚下，餘者系瘦，乃給兵士，烹宰時都按殺豬殺羊的辦法。” 　　而四川本地的起義軍中，甚至有純以人爲糧者。《五馬先生紀年》載： 　　〖栽秧完，突又遭搖黃賊自河東來。其賊馬步兵俱有男婦俱有因無糧，全殺人以爲食。痛哉，此番之慘較百倍於前矣！〗 　　第二重災難是“搖黃”起義軍。 　　“搖黃十三家”原是四川本地的十數股農民起義軍，他們糾集在一起的目的，從其各部首領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來：“爭食王”“奪食王”“闖食王”……這不太像陝西大亂初起時，各農民軍首領模仿《水滸傳》風格起的那些外號，倒頗有些《西遊記》中魔王們“獅駝王”之類稱號的風采，而其所作所爲也頗似食人魔王。他們稱首領爲“掌盤子”，內部有一套行話：稱殺人叫“折割”，鎖人叫“帶線”，埋伏叫“卡子”，與土匪似乎區別不大。 　　《南明史》說，他們“後來同當地官匪糾結，變成一種不倫不類的武裝”。他們有時與各地小股土匪結合，有時又受僱於官兵，爲其打土匪。 　　雖然他們規模沒有張獻忠浩大，但所作所爲酷烈過於張獻忠。歐陽直《蜀警錄》載： 　　〖搖黃賊攻破長壽、鄰水、大竹、廣安、嶽池、西充、營山、定遠各州縣，城野俱焚掠，炮烙弔拷後，盡殺紳士及軍民老弱男婦，擄其少婦幼子女人入營，所獲壯丁用生溼牛皮條捆之，交其面背糧，無人得脫，積屍遍地，臭聞千里。〗 　　張獻忠敗亡後，他們聲勢大振，可惜此時四川財富已經淨盡，他們只好全軍以人爲糧。歐陽直評論說： 　　“張獻忠部軍紀嚴明，他們殺人，是在執行長官命令，至搖黃賊營內沒有軍紀可言，隨軍小孩子都可以擅自殺人，他們是逢人便殺。我後來被搖黃賊擄入營中，親眼見到他們每把小兒拋向空中，下面用長槍接住，使小兒穿在槍上，手腳抓刨如同飛翔。衆軍人鬨然大笑。又見他們將人活綁在樹上，剖開肚子挑出腸子，纏在這個人身上，以爲笑樂。又見將小兒提起來，用頭撞鐘，腦漿四濺，拍手稱快。如此慘虐，遠甚於張獻忠。” 　　第三重災難是官兵。不管是南明的“官兵”，還是清軍，到了這個軍糧匱乏的四川都得靠搶糧爲生。明朝官兵在他省時即軍紀敗壞。 　　明朝末年，軍官的腐敗甚於地方官，他們喫空額，扣軍餉，明目張膽；軍人的殘酷暴虐，也往往甚於土匪，不但搶劫財物、姦淫婦女、濫殺無辜，甚至還有喫人的現象。 　　比如明軍大將劉澤清經常以殺人爲樂，並取人心、人腦食用，而“顏色自若”。當時的明內閣大學士文震孟坦白承認，明軍的普遍情況是：“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污殺劫，慘不可言。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 　　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上任的明鄖陽兵備道、按察使高鬥樞記敘他在張獻忠經常活動的鄖陽城的親身經歷時說： 　　〖左（良玉）兵二三萬，一湧入城，城中無一家無兵者，淫污之狀不可宮。數日啓行，復罄沒其家以擊。去十許日而予至，米菜俱無可覓。士民相見，無不痛哭流涕。不恨賊而恨兵，真慘極矣！〗 　　明末軍隊軍紀之差，爲多種史料所證實。許多史書說，他們所至一處，“掘地拆堵，細細搜掠。凡民間埋藏之物，盡數獲之……班師回日，除主將車載……不計其數外，即一火頭軍，俱四五驢馱不等……萬耳萬目，共睹共聞……一家有銀錢，則擄殺一家，一村有富室，則擄殺一村。玉石俱焚，慘烈於賊。”“亂兵殺掠淫擄，不忍見，不忍聞，亦不忍言。” 　　在他省猶如此，何況到了乏糧的四川。而清軍雖然軍紀較爲嚴整，然而從來不憚於殺戮漢人，搶奪糧食。在諸軍並進四川之時，僥倖活命的川人怎能安生。歐陽直記載： 　　〖賊去兵來，兵去賊來，循環旋轉於川北、川東，迄無寧日。賊固酷於殺擄焚劫，而瑣細不取，兵則不但多殺人，其劫擄弔拷悉同於賊。且並敝衣小物，莫不席捲，民不聊生矣。〗 　　第四重災難則是瘟疫。死人既多，瘟疫隨生。《蜀碧》： 　　〖其時瘟疫流行，有大頭瘟，頭髮腫赤，大幾如鬥；有馬眼瘟，雙眸黃大，森然挺露；有馬蹄瘟，自膝至脛，青腫如一，狀似馬蹄。三病，中者不救。〗 　　第五重災難是虎災。屍體遍地之際，野狗突然多了起來，數十成羣，人不敢近。更讓人驚異的是，老虎的繁殖力似乎突然增長了百十倍。在四川各地，都出現了大批老虎。經常有成羣的老虎，公然出入城市，在屋脊上閒庭信步。歐陽直說： 　　“張獻忠走後，突然四川遍地皆虎，或者七八隻，或者一二十，爬樓上屋，渡水登船，真是古所未聞，讓人難以置信。我從內江逃出的那個夜晚，四次見到老虎。坐船在敘南行走時，看見沙洲上大虎成羣。過瀘州，岸上虎數十，魚貫而行。” 　　這些虎喫人喫夠了之後，遇到活人，專以咬死爲務，殺戮之後揚長而去。順治七年（公元1650年），四川巡撫張春向皇帝報告，他好不容易在南充縣招徠了五百零六人，不久，居然給老虎喫掉了二百二十八人。 　　五重災難，如同一層比一層細密的死亡之網，能夠活着從這個羅網中逃出去的人實在是異數。 　　對於蜀亂，清人劉景伯撰《蜀龜鑑》做了個粗略的總結，謂： 　　〖痛乎，明季屠川之慘也。四川南部死於張獻忠部者十分之三四，死於瘟疫、虎災者十分之二三，而所遺之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於獻者十三四，死於搖黃者十四五，死於瘟虎者十一二，而遺民千不存一矣。川東死於獻者十二三，死於搖黃者十四五，死於瘟虎者十二三，而遺民萬不遺一矣。川西死於獻者十七八，死於瘟虎者十二三，而遺民十萬不存一矣。〗 　　【“四川有土無民”】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四川巡撫張德地來到四川之後報告給皇帝說，他只是個空頭巡撫，因已經無人需要他來管理，“四川有土無民”。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湖廣總督蔡毓榮說：“蜀省有可耕之田，而無耕田之民”（《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馬湖（今四川屏山）知府何源浚也說：“蜀地民稀。”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人口漸漸多了起來，然全省也只有一萬八千零九丁，約合九萬多人，“合全蜀數千裏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衆”（《四川通志》卷七十一）。 　　當然，還有人沒有被統計進來。比如那些爲數不少的白毛男白毛女： 　　“敘州有人避賊，逃入深山。草衣木食既久，與麋鹿無異。後見官兵，以爲賊復至也，驚走上山，行步如飛，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雲。”“南江二野人，能手格猛獸，擘手獐鹿啖之，懸崖絕壁騰上如鳥隼。他們不怕猛獸只怕人。雖家人親戚召之，疾走不顧也。” 　　這些返祖的“原始人”不怕什麼狼蟲虎豹，最怕的倒是兩條腿的同類。 　　當時的四川，已經不像人間景象。當時的官員目擊後，在信中說：“自從進入四川，只見荊棘塞道，萬里煙絕。荒野之中，只有野獸成羣，不見人蹤。偶爾見到一兩個倖存下來的人類，又都是五官殘缺，割耳截鼻，缺手斷腳之人，看上去像妖魔鬼怪，讓人感覺不是行走在人間。” 　　時至今日，每逢成都城區改造、挖路修渠，還經常會暴露白骨，現身說法彼時的遭遇。 　　明末四川之難，已足以使人驚心駭目，不忍卒讀。 　　可是再往上翻檢歷史，會發現，這不過是少見多怪而已。這樣大規模的災難在四川並不是第一次發生，元末同樣如此。元時四川是主戰場之一，戰爭過後，人口從宋朝的兩百五十九萬戶銳減至十二萬戶。後來朱元璋大力移民，才逐漸使四川人口恢復。 　　【殺人者和被殺者的共識】 　　據說很早以前，佛祖釋迦牟尼的數千釋迦族親族被波琉璃王的大軍殺害了。釋迦族及弟子們三次求佛救救釋迦族的大難，佛也沒有答應。大兵過後，佛弟子們對於佛的這次對親族的劫難不管不顧很不理解，佛祖對大家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很久以前，荒年，有一個村莊的人，到一個大池塘撈魚。天旱水淺，魚也容易撈，把池裏面的魚鱉蝦蟹螺蚌等，都打撈淨盡了。經過若干年代的輪迴轉世，今天，那村裏的人都轉爲釋迦王族了。你們知道嗎？波琉璃國的人就是池子裏的魚鱉蝦蟹螺蚌等轉世啊，所以生有一股業因怨氣，來滅釋種以報宿怨。這就是所謂的“定業難逃”。佛也管不了定業呀。〗 　　千百年來，中國人對於己身罹受的無數次災難當然有很多痛定思痛的反思。 　　老百姓的說法：“平時人做的壞事太多了，老天派人收人啦，咱們這片在劫啊。”“世人多殺生，遂有刀兵劫。” 　　士人的說法則文雅一些，那個身經離亂的讀書人歐陽直晚年在他的《蜀亂》一文劈首寫道：明末以來，四川“世風日下，人們越來越奸詐，人心越來越險惡。環顧巴山蜀水，到處是不良之人。川北之人粗暴，川西之人陰柔，川南之人好壞各半。及省會和川東之人，奸狡刻薄，比別處更甚”。 　　他說：“上天干怒，所以降下兇魔，震赫掃除，竟成劫難。是知劫難之作，皆由人心之不善致之，而蜀中之亂獨甚，而禍獨慘者，又蜀人之大不善之心，有以自致也。” 　　他提出避免此類悲劇的方法是號召大家自我反省，提高道德水平。“吾願凡我蜀人，自今以後各圖修省，共迴天意。” 　　殺人者張獻忠和被殺者在此達成了高度的共識。 　　【“張獻忠崇拜”】 　　中國人歷來有崇拜那些暴力神的傳統，如河伯之類。他們有無法抵禦的殘害人類的能力，所以獲得了被人們頂禮膜拜的資格。 　　張獻忠在四川時，有一次領兵路過梓潼縣文昌廟，因聽說文昌君也姓張，遂認此神爲祖，並且放過文昌廟附近的百姓不殺。他死後不久，這些沒有被殺的百姓感謝張獻忠的不殺之恩，在文昌廟中自發地爲張獻忠塑了像，“綠袍金臉，獰惡狠狀”，當作神靈崇拜起來。 　　直到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張獻忠神”前一直香火繁盛，人們每年都來獻上豐盛的供品，以求威嚴強悍的張的靈魂保佑，或者至少不來殘害。 　　據說張神非常靈驗，有求必應，遠近數十百里的人都紛紛前來進香。由於崇拜的聲勢過大，終於在乾隆七年，引起了官府的注意，被地方官毀了張獻忠神像，並把此像扔到路邊，任人踐踏。 　　然而，官人走了不久，當地人民又重塑了張獻忠像，重新對他跪拜如儀（《張獻忠屠蜀考辨》）。特別是一些地方土匪，或者零星的農民起義武裝，對張獻忠更爲崇拜；他們出去徵殺前，都要專程來此，到張像前跪拜，以求保佑。 　　張獻忠神像後來不知所終，然而三百五十餘年過去了，張獻忠的靈魂仍然遊蕩在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之中。在張獻忠死後三百年，我們還聽到過有人宣稱，中國死掉三億人，還剩有一半的人口，還一樣能成功。“中國不怕打仗”，“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太平”，這些說法還能屢屢聽聞。 　　“張獻忠崇拜”是我們這個民族身上的一處危險病竈，雖然已被歷史之手割除，然而割除得並不徹底，時有復發可能。甚至直到1960年代，我們這片土地上還曾經發生過如湖南道縣的集體滅絕和喫人事件。所以，研究張獻忠殺人的原因，對我們這個民族來說，實不是一種獵奇，而是一種需要。 　　第五章 無處收留：吳三桂 　　【朝野聞名的孝子忠臣】 　　明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吳三桂三十一歲。這是一生中最挺拔亮麗的年華。就在這一年，他第一次面對了從未經歷的精神重壓。 　　這一年三月，明朝和滿洲之間的最後一次關鍵性戰役——松錦之戰塵埃落定。明朝遼東經略洪承疇的十三萬大軍土崩瓦解，錦州陷落，洪承疇被俘。大明王朝苦心經營十餘年的寧錦防線終於被撕破。寧遠，成了大明朝在山海關外的最後一座堡壘。 　　繼洪承疇之後，三十一歲的吳三桂統率遼東兵馬，成了寧遠城的最高軍事長官，成了明帝國風頭最勁的將領，也第一次成了明清兩朝大角鬥中的焦點人物。崇禎皇帝和皇太極的目光分別從北京和盛京而來，聚焦在他身上。 　　來自東西兩邊的政治、軍事乃至社會關係的壓力和吸力，揉撕着他。 　　西面，是前途黯淡的祖國和家園。那裏正處在分崩離析前夜的緊張慌亂之中，幸虧山海關那高大厚實的城牆，把饑民的呻吟和叛軍的吶喊聲嚴嚴地擋住，讓他享受片刻清靜。而東面，三百五十年前，坦蕩而蠻荒的遼東平原上，尖聲嚎叫着的滿洲人潮水般一波比一波洶湧地撲來，沖刷得寧遠城搖搖欲墜。 　　越來越多的人投向滿洲，像洪水浸泡下不斷崩塌的堤石。其中包括吳三桂的三位舅舅，赫赫有名的祖氏三大將，這座寧遠城原本是他們把守。祖氏三兄弟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祖逖（tì），那個志在恢復中原的東晉英雄。他們在遼東建立了自己的功業，並且相繼栽培和提拔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以及吳三桂本人。不過，現在，他們不再提及自己那位著名的祖先，他們寫來親筆信，替滿洲人勸降。 　　這些信件娓娓說明，在饑荒和寇賊的侵蝕下，大明朝千瘡百孔，氣數已盡，識時務者爲俊傑。隨信而來的，還有皇太極的敕書，那上面寫明，滿洲人許諾給吳三桂的官職遠比崇禎皇帝給的高。 　　可是，官職再高，畢竟是滿洲人的。“投降”這個詞，即使是在吳三桂腦海裏轉一下，也火辣辣的，燙得他神經不舒服。他吳三桂，怎麼能和叛變投降聯繫在一起呢？ 　　自視頗高的他無法接納這個骯髒的字眼。天朝和異族，從來是兩個相互消解的世界。從敵人那裏得到的越多，標誌着喪失的越多。滿洲人給他的地位再顯赫，也無法抵償投降使他付出的人格代價和名譽損失。如果那樣，他將日夜承受輿論造成的心靈重壓。 　　和呈現在我們眼前的這個漫漶而無序的世界截然不同，穿過三百五十年來的時空，在關東這片土地上（那時候，這片土地上到處覆蓋着不修邊幅的森林和無邊無際的野草。人類只是在這野蠻豪放的土地的胸膛上，侵蝕出幾小塊難看的疤痕，作爲城市和屯田。整個情景就像皮膚病初起時的症狀），放眼四望，所見到的世界卻是清晰、堅固、完整的。那是約三百五十年前的先人們心中的世界。 　　這個世界來有源，去有跡，結構嚴謹，雄偉壯麗，一目瞭然。這個世界由儒家的倫理綱常所支撐，幾千年來不斷有智者爲其修補加固，使其成爲一處絕好的精神家園。每個人一出生就已被規定了生存的理由和目的，每個靈魂都可以在這個宏大堅固的庇護下安全而慵懶地憩息。這些靈魂都安土重遷，不到萬不得已，刀劍相逼，不會另尋他路。 　　在這個世界裏，生命並不屬於自己。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生命是祖先的恩賜，它附屬於父母和家族。所以，一個人生存的目的，乃是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光大家族的基業，延續家族的血統，使之不致斷絕。這種責任重於個人的生命利益。這種思維大而廣之，整個社會就是一個大家族，所有的社會關係都是血緣關係的擴展。 　　皇帝就是全社會的家長，他因上天的授權而享有至高無上的宗主權，普天之下的一切都被標上皇家的產權，陽光雨露都是皇家的恩典：恩命、恩旨、恩詔、恩賜、恩賞、恩赦、恩准、恩科、恩除、恩俸。 　　所以，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社會成員的一切行爲，必須基於兩條基本準則，那就是對皇帝的“忠”和對家長的“孝”。這是協調一切社會關係的法寶，如果所有社會成員都能把這兩種品質充分發揚光大，一切社會問題都將迎刃而解。 　　治理天下的要訣即是充分培養鼓勵人們的忠孝品質。一個朝代如果覆亡，那麼，作爲本朝恩典的主要享受者的社會上層成員（包括官員和士人），就有義務爲他的恩主盡忠殉國（這是光榮的選擇），至少也應歸隱山林，不再爲新王朝服務（這是最起碼的要求）。 　　在某種意義上，“忠”和“孝”已經脫離道德規範的範疇，而上升到價值本體的層面。叛徒、投降者、貳臣，他們背叛的不僅是自己的主子，而且是整個世界。他們註定要被世界所拋棄。 　　翻檢圖書館裏整架整架發黃的史書時，我驚異於歷朝歷代忠臣烈士的數量，他們總是於王朝板蕩之際集中出現，史書作者總是不得不爲他們那些近乎雷同的事蹟留出大量篇幅。他們的多數是在並無切身危險的情況下安然自裁，有的還同時殺死自己的妻子兒女，甚至貼身僕人，常常是闔門自焚。 　　他們用這種殘酷的自殺方式，爲自己的精神生存贏得空間，並因此獲得精神上的自足感。這是他們完成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存在使命的最完美選擇。 　　吳三桂，似乎比別人更有理由效忠於大明朝。 　　在大明朝，吳三桂是朝野聞名的孝子良臣。他甚至可稱得上是這個世界的道德楷模。這起因於一件意外事件。 　　那是天啓末年的事。那一年吳三桂剛剛十六歲，還是個半大孩子，正在舅舅祖大壽的指導下學習武藝，父親吳襄是祖大壽手下的一個總兵官。那一日，吳襄帶領五百名士兵出錦州城巡邏，在遼西荒涼的白山黑水間，例行每天的公事。不過，這一次事出偶然，在城外幾十裏處，吳襄和皇太極率領的四萬滿洲兵遭遇。 　　皇太極爲什麼帶領如此龐大的軍隊出現在這裏，史書未有明確記載，不過吳襄的境遇卻可想而知。吳襄急忙撤退，但在錦州城幾里之外，還是被如狼似虎的滿洲兵團團包圍。吳襄帶領這五百人左衝右突，無濟於事，全軍覆沒看來是唯一可能的結果。 　　祖大壽聞訊，帶着外甥吳三桂登上城樓觀戰。兩人都心急如焚，吳三桂一遍遍催促舅舅發兵救援。可是錦州城裏只有三千守兵，堅守尚且不足，何談出城救援。無奈之下，祖大壽只好硬起心腸，拒絕吳三桂的請求。 　　我們無法確知十六歲的少年吳三桂的心理感受，無法確知他的舉動是出於父子情深（吳三桂和父親的感情真的很好，這在那時是並不多見的情形），還是少年人的熱血衝動。總之，在祖大壽未加註意的情況下，少年吳三桂帶領二十幾名家丁馳出城門，殺入了四萬滿洲兵的重圍之中。 　　皇太極此時想誘明軍出戰，但是這二十多人的隊伍卻大出他的意料，這個精明雄武的滿洲首領不知道明軍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少年吳三桂此時把生死置之度外，憑着一股血氣，帶領二十多名家丁，居然如入無人之境，殺到父親身邊，把吳襄從目瞪口呆的滿洲兵中帶了出來。皇太極懷疑明軍有詐，下令兵丁不要追殺，聽任吳三桂父子逸去。 　　這個傳奇性的遭遇，給吳三桂帶來的是一生受用不盡的聲譽資本。在文恬武嬉的大明王朝，這個十幾歲孩子的孝勇之舉立刻遍聞天下。連皇太極也對這個後生讚不絕口，稱他爲“好漢子”，並不無遺憾地說：“吾家若得此人，何憂天下？” 　　在以德治天下的社會，對人的道德自覺非常重視。父子人倫，是最基本的社會關係，從一個人對父母的態度，可以推斷他對別人對帝國的態度。 　　“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成了當然的邏輯。當吳三桂帶着一身血水汗水殺回錦州城之後，祖大壽對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 　　〖兒不憂不富貴，吾即題請封拜。〗 　　之後，吳三桂高中武舉。再之後，仕途一路坦蕩，年僅二十八歲，就做到了鎮守一方的寧遠總兵，成爲青年將領中的翹楚。在仕途的攀升過程中，他比誰都更深切地感受到道德資源對一個人社會成就的巨大推動作用。 　　吳三桂十分珍重自己忠臣孝子的社會形象，他習慣於圍繞這個形象設計自己的行動。在父母面前恭謹體貼，在朋友圈裏輕財好士，在百萬軍中英勇無雙，吳三桂知道社會對他的角色期待，也盡心盡力地完善自己的社會角色。 　　年僅三十一歲，吳三桂即被破格提拔爲遼東提督，總領關外軍事，社會對他的回饋不可謂不厚。大明朝對他確實高恩厚德。 　　確切地分析吳三桂選擇中的道義原則和現實利益的比重，也許是不可能的。不過，最後的結果是明確的，他拒絕了舅舅的建議。此舉很快就爲朝廷所知，並進一步豐厚了他的道德資本。不過，從以後的敘述中我們會得知，吳三桂的這一選擇並不輕鬆。 　　【袁崇煥和洪承疇的教訓】 　　大明朝就像一輛沿着下坡奔向懸崖的馬車，所有的勢能都指向一個萬劫不復的終點。這些勢能是此前幾個世紀積累起來的。它的最後一任馭手——崇禎皇帝竭盡心力的努力看起來更像一個蒼白的手勢，於事無補。相反，也許正是由於他的垂死掙扎，反而加速了這一進程。 　　大明朝的問題不在於遍地的水災、旱災、蝗災，不在於四處蜂起的盜賊，也不在於幾位奸臣或昏君。這些只是表象。在這一切的背後，支撐社會正常運轉的精神支柱已經腐爛了。 　　歷史上沒有哪個朝代像明朝那樣重視名教綱常。半文盲皇帝朱元璋，本質上是一個精明的、講究實用的農民。他在馬背上奪取了天下，又以他那典型的農民式靈感發明瞭八股文，發明了《大誥》，發明了《皇明祖訓》。他的努力指向一個方向：把天下人的頭腦裝進儒教綱常的保險箱，讓社會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條之下永遠平穩運轉。 　　儒教的價值，在明朝被張揚到了極致。孔子在明朝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每個讀書人都必須死記硬背四書五經，每個鄉村在朔望之日都必須集會聽老人們宣講聖道。這個朝代的讀書人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善於引經據典，這個朝代樹起的貞節牌坊比任何一個朝代都要多。 　　每個年代，總有一批批大臣因爲諫舉皇帝不符祖訓的行爲，和皇帝據理力爭較勁到底，被廷杖被流放被殺頭，光榮地登上忠臣榜。 　　可是也從來沒有哪個朝代像明朝後期那樣，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空前低落，人們的精神生命空前萎縮，社會陷入嚴重的道德危機之中。 　　名教綱常的道德約束作用，因爲朱氏家族的透支使用而遭到嚴重損害。 　　事實上，儒教的倫理規範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於人性本善的虛妄假設，要求每個人都應該壓抑心中活潑的自然慾望，通過極大的自我剋制，服從於僵硬的道德教條。它沒有爲人的自然本性中軟弱的醜惡的一面留下彈性空間，不承認人的平庸和趨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對人的基本物質需要的尊重與關懷。它只有最高標準而沒有最低標準。它也許能激起社會動盪時期的某種道德狂熱，卻不適宜作爲普遍意義上的人性調節器。 　　在明朝以前，儒教更多的是作爲一種軟約束髮揮作用，而在明朝，這種軟約束越來越硬化，這就使這一倫理標準陷入了困境。由於操作上的難度，它實際上成了一種僞標準。 　　人們有充分的智慧，來解決道德高壓和自然慾望間的矛盾。他們一方面通過僞飾行爲來裝點門面，另一方面背地裏則是心照不宣地沉淪在道德禁區裏，享受矯枉過正的物質慾念的滿足。道德價值的過分張揚，最終結果卻是整個價值體系被削弱扭曲和人慾中卑劣醜惡一面大放縱大宣泄。 　　隨便舉幾個例，便可以把上述論證落到實處。 　　嘉靖隆慶以來，整個明朝陷入奢靡淫縱之中，上至公卿士人下至平民百姓，每個階層都沉陷於自然人性的放縱之中。 　　在民間，金粉氣息充斥於大街小巷，狎妓徵歌之風遍及每個角落，街道上公然出售淫具春畫，色情文學成爲民間文學的主流。 　　在社會上層，這種風氣更爲熾盛。憲宗成化年間，內閣首輔萬安因進獻房中術而得到寵信，朝中執掌諷憲諫諍的大臣，居然也爭獻媚藥祕方。 　　有人說，明中後期是中國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階段。這是一種善意的誤解。明朝社會晚期，人性的約束固然已經廢弛，但人們並沒有公然宣稱人的覺醒。人們生活在犯罪感中，雖然狂縱不羈，但是正統的社會價值依然是心中的認同。這隻能導致人們精神的委頓，導致人們強烈的務實傾向，迴避任何實質上的崇高。 　　最有說服力的材料，恐怕還是末代皇帝崇禎在詔書中親說的： 　　〖張官設吏，原爲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爲身謀，居官如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徵收錢糧先要剋扣），完正額又欲羨餘（帝國規定之外又要私自徵收）。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徵；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一有建設工程，就乘機中飽私囊）。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判案）則以直爲枉。阿堵違心（不給賄賂），則敲撲任意；囊橐既足，則奸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譭譽倒置。又如勳戚不知饜足，縱貪橫於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於閭里。納無賴爲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清]計六奇撰《明季北略》卷十三）〗 　　不得不佩服這位末代皇帝的清醒、洞察力和勇氣，還有不錯的文筆。可惜僅僅描述症狀無濟於事，沒有哪位名醫能挽回大明朝的抽心一爛。 　　在三綱五常的覆蓋之下，整個社會成了一盤散沙。由於沒有一個切實可行的人格標準，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關係表象之下是人們之間的深刻不信任。 　　人們因爲對自己不抱信心，所以對他人也失去了信心。皇帝信不過大臣，上司信不過下屬，朝中大臣信不過外面征伐的武將。一遇大事，廷議經常是經月不決，大家都怕承擔責任，都說些模棱兩可的話來敷衍。 　　即使是忠心自矢的人，也總籠罩在人們的懷疑目光之中。 　　整個明王朝後期最傑出的軍事領袖袁崇煥，因爲滿洲人一個並不高明的反間計，被崇禎皇帝活活剮死。繼袁崇煥之後，又一個最有才幹的將領洪承疇，也是因猜忌懷疑被推進了身敗名裂的厄運之中。 　　洪承疇，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進士，按正規途徑升入社會上層。不過和一般讀書人不同，教條化的儒教灌輸模式並沒有毀壞他的思維能力。他通達權變，冷靜務實，辦事能力極強。 　　崇禎初年，陝西農民軍震動天下，官軍望風而逃，洪承疇受命前往鎮壓，六破李自成軍，俘獲起義軍首領高迎祥，給農民軍以毀滅性打擊。陝西戰事初平，關東形勢喫緊，崇禎皇帝又徵洪承疇總督遼東軍事。 　　洪承疇總結前幾任遼東軍事長官屢戰屢敗的教訓，制定了穩紮穩打的戰略，針對滿洲人羽翼已成、實力頗豐的現實，決定採取屯田久駐、步步爲營的策略，逐步把滿洲人趕回老家。應該說，這是當時情勢下唯一現實的策略，也是明朝在明清角逐中最大的一個勝機。 　　可惜洪承疇這個戰略構想遭到朝廷的激烈反對，性格急躁的崇禎和那些精通小楷和八股的官員們一致主張速戰速決，他們認爲天朝大國對付不了一個小小的異族，實在是一件奇恥大辱。指責洪承疇怯懦畏縮、糜餉勞師的奏章一件接一件地遞到皇帝面前，皇帝則派出一個又一個太監到前線監軍，諭旨裏流露出愈來愈明顯的懷疑和殺機。 　　被逼無奈的洪承疇倉促出戰，結果是全軍覆沒。洪承疇不是敗給了滿洲人，他敗給的，是自己的同胞。 　　吳三桂是洪承疇遼東遭遇全過程的見證人之一，他親眼目擊了洪承疇在內外夾擊下走向覆滅，這令他膽寒不已。和每個處於歷史大情節之中的人們一樣，他並不能清晰洞見情節的轉折點，但是他每時每刻都能感到充斥帝國的死亡氣息。這個帝國就像一艘龐大而破爛的大船，在風雨飄搖之中，不知還能支撐多久。 　　他吳三桂，風華正茂才華橫溢的吳三桂，爲什麼非要用自己的新鮮亮麗的生命去做這艘破船的殉葬？ 　　【“白皙通侯最少年”】 　　即使隔了三百年的歷史煙塵，吳三桂的生命光芒依然能穿透文字的覆蓋，明亮我們的視野。 　　這是一個充滿激情、慾望、才華、能量的生命，上天賦予這個生命那麼多優越之處，似乎並不是爲了讓它滿載着遺憾消殞。 　　吳三桂堪稱美男子。祖籍江蘇高郵，瀰漫着水汽的杏花春雨的江南，吳三桂本人卻是在風霜凜冽的遼東長大。江南的水汽和塞外的長風同時融進了他的氣質。吳三桂的外表兼具北雄南秀。在白皙的面龐上，兩道爽朗的眉毛和一條挺拔的鼻樑，十足地挑起了男子漢的英風颯氣。更引人注目的是，眉宇間那股端凝沉穩之氣，竟如深潭靜水，瀲灩襲人。 　　三百年前的文字是這樣記載的： 　　〖三桂巨耳隆準，無須，瞻視顧盼，尊嚴若神。 　　延陵將軍美風姿，善騎射，軀幹不甚偉碩而勇力絕人。沉鷙多謀，頗以風流自賞。〗 　　年少成名的吳三桂就曾在北京短暫逗留。在上流社會的圈子裏，有着傳奇經歷而又風姿俊逸的他幾乎引起了轟動。名公巨卿乃至文人雅士們都以結識他爲榮。他兼粗豪與文雅的氣質，使名動京師的大詩人吳梅村十分傾倒，爲他留下了“白皙通侯最少年”一句。 　　從兒童時期起，吳三桂表現出與衆不同的品質。膏粱子弟的他當然同樣貪玩調皮，但是在練武場上，他卻表現出一般兒童所沒有的自律能力和喫苦精神。在長時間單調而艱苦的練習中，吳三桂異常投入，從不偷懶。另一個突出的品質就是爭強好勝，從不服輸。根據現有資料判斷，吳三桂的神經類型極好，智商很高，身體協調性和反應能力均爲一流，天賦極爲突出。 　　祖大壽很早就發現了這個外甥身上的不凡素質，對他極爲寵愛，廣延名師，悉心栽培。才十幾歲，他的一身騎射本領就已十分出衆，校場上常常奪魁，在關外軍中已小有名氣。 　　唯一遺憾的是吳三桂對讀書不太感興趣。一心望子成龍的吳襄在培養兒子上不惜工本，曾叫吳三桂投在董其昌門下讀書，無奈吳三桂實在不是此道中人，吳襄也只好由他去了。好在當時對武將的文化素質要求並不高，武功騎射是衡量武將才乾的主要標準。 　　但是，出衆的武功和傳奇般的孝勇之名，並不足以解釋吳三桂令人目眩的升遷步伐。吳三桂真正過人之處，在於他的處世能力。他屬於多血質類型，社會協調性極強，善於感知別人的情緒反應。不論什麼場合，他都能鎮定自若，在戰場上，吳三桂表現出的勇氣和沉着使他能贏得所有軍人的尊重；而在社交場合，吳三桂的沉穩風度使他能永遠成爲人羣中心。 　　吳三桂城府極深，精明機敏，和同齡人相比，他顯得成熟許多。年紀輕輕的他在關外上層人物的圈裏就有着“輕財好士”的美譽。雖然年紀輕輕，又是名門之後，可吳三桂身上見不到一點紈絝之氣，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顏悅色，彬彬有禮，從無疾言厲色。尤其是對那些地位較低的人，他同樣和藹可親，一臉坦誠，讓人大有受寵若驚之感。 　　吳三桂熱衷於廣泛交遊，人有所長，他總是千方百計要與之結識，別人遇到困難，他經常主動慷慨解囊，一擲千金。對於那些身居高位於他的前途大有關礙的人物，吳三桂更是善於攀附，不顯山不露水之中每每贏得他們的好感。 　　天啓年間，初出茅廬的吳三桂認這位高權重的高起潛做了義父。大學士方一藻巡撫遼東以後，吳三桂很快和其子方光琛成了結拜兄弟。洪承疇經略遼東之後，他又和洪的親信幕僚謝四新結爲至交。所以歷任邊關大吏無不對吳三桂寵眷有加，他不發跡，還有誰能發跡？ 　　在謙恭謹慎八面玲瓏的背後，是他那深藏不露的強烈慾望。在內心深處，吳三桂是一個極爲自負、極爲自傲的人。自身的出衆素質和不斷的成功使他對自己的能力極爲自信，吳三桂深知自己是個慾望強烈的人，包括功名欲和享受欲。他絕不會把這一生白白放過，他要居高位，享大名，得到天下最美好的女人。他還要封妻廕子，光宗耀祖。 　　讀《後漢書·皇后紀》時，吳三桂不覺擲書長嘆：“‘仕宦當做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漢光武帝劉秀語），餘亦遂此願足矣！”而只要向社會上層攀升，生命價值、個人慾望，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得到解決。這真是一幅簡潔而絢麗的人生圖景。 　　武人吳三桂也許不會更多地思考諸如生命的終極意義之類的問題，也不會體驗到存在的荒謬之類的後現代痛苦。吳三桂興致勃勃地沉醉在他的世界中，他的痛苦和歡樂都是古典的、沉重的、全神貫注的，有着埋頭走路不抬頭看天的性質，因此也具有某種樸素動人的意味。 　　他存在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在大明朝這座巨大的山體上盡力攀登，海拔的上升就意味着幸福的臨近。但是，就在吳三桂興致勃勃地攀到半山腰的時候，他突然發現，腳下所踩的原來是座冰山，正在面臨着不可避免的緩慢消融。即使攀爬到最高處，最後的結局依然是毀滅，而不是達到永恆的幸福之源。 　　武人吳三桂在寧錦戰役之後，接連聽到關內官軍連連戰敗的消息，此刻他體驗到了存在的荒謬。當然，吳三桂不會用這個詞去表述。他只是覺得，他心中那個完整堅固的世界破裂了，名譽、尊嚴、社會成就和生命慾望，個人價值被割裂成不同的兩半。他必須有所取捨。而任何一種選擇對他都是一種不能負擔的殘酷。一種無可逃避的殘酷。 　　【皇太極計收人心】 　　和爛熟的大明王朝相比，那時候的滿洲社會還沒有建立起標準化的倫理構架。滿洲人更多的是憑藉體內原始的熱情和衝動生活着。他們大致知道些《三國演義》的故事，知道些忠孝仁義的粗淺概念，可是宋儒的高深理論卻不是他們野性未除的頭腦所能理解的。 　　所以他們的行爲方式更自然，更直接，更靈活，所以這個民族顯得朝氣蓬勃，銳氣十足，效率很高。他們的征服需要漢人的引導，所以他們竭盡全力爭取那些有才幹的漢人，執着而真誠。 　　祖氏三雄一直是他們爭取的目標，滿洲人因爲受到祖氏兄弟的有力打擊而敬重他們。滿洲人聽不懂忠幹天地義動雲天的神話。在部落的爭戰中，狡詐、殘忍、背叛都不是罪惡，而是生存的方式。弱的服從強的，失敗者歸順勝利者是理所當然的事，投降並不是一件可恥的事。應該說，他們不能完全瞭解他們的誘降給這些漢人帶來的心理傷害。 　　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皇太極在一次戰役中俘獲了祖大壽的兩個兒子和一個侄子，他賜給他們房屋土地，並以此爲誘餌招降祖大壽。祖大壽不爲所動。 　　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皇太極圍祖大壽於大淩河城。三個月後，城中糧竭，祖大壽和皇太極訂下城下之盟，率隊出降。皇太極大喜過望，厚賞祖大壽，爲了表示對祖大壽的充分信任，命祖大壽爲前導，帶兵攻取錦州。 　　不料在錦州城下，祖大壽甩開大隊人馬逃入城中。皇太極的胸襟、氣度和精明藉此機會表現出來，他“命達海傳諭慰諸降將（和祖大壽一起投降的其他將領），大壽諸子孫賜宅以居，厚撫之”。 　　七年之後，皇太極又一次俘獲祖大壽。這一次，祖大壽自度不免一死，皇太極卻依然不屈不撓地爭取他。出於對明朝的失望，對子孫前途的考慮，還有對這位滿洲首領人格力量的屈從，這一次，祖大壽低頭了。 　　皇太極明白他的成功不僅僅是招降了祖大壽，更重要的是，他用這一舉動在漢人將領中建立了信任。他知道他的付出將會得到巨大的回報。 　　歷史證明了這一點。如果沒有後來越來越多的漢人的歸降，滿洲人奪取天下將是一個虛妄的夢幻。 　　洪承疇剛剛被俘的時候，也曾經一門心思盡節殉國，在滿洲人的監獄裏蓬頭赤腳，日夜大罵，只求速死。可是皇太極一點也不生氣，供給洪承疇精衣美食，細心照顧，不斷派人去勸降，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過了一段時間，他親自到監獄中去看望，看到洪衣服單薄，解下自己的貂裘大氅給他披上，並且問道：“先生得無寒乎？”洪承疇瞠視久，嘆道：“真命世之主也！”乃叩頭請降。 　　洪承疇不是腐儒，清和朱明之間的上下優劣，明眼人一目瞭然。在和滿洲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他親身感受到了這個民族大有前途，必將取朱明而代之。 　　而使他最後下了投降決心的，還是這個滿洲統治者不可抵禦的個人魅力。 　　【投降的精神代價】 　　吳三桂簡直不能相信洪承疇會投降。而相信之後，他卻感到了一種莫名其妙的輕鬆。 　　洪承疇是在朝袞袞諸公中吳三桂真心敬重的人物之一。對於讀書人，吳三桂的心理一直很矛盾。一方面，他對這些人嘴裏那些深奧的道理敬畏有加；另一方面，這些說起話來頭頭是道的人，辦起事來卻往往讓他詫異不已。 　　這些人辦正事迂腐天真，可是撈起錢來門道比誰都精，鑽營起來臉皮比誰都厚。遇到樹名邀譽的機會爭先恐後，到了拿章程做決斷的時候卻言不及義，紛紛推諉。滿朝大員，率多此類，吳三桂以爲，帝國就是在這些人手裏敗壞了。 　　不過，洪承疇和他們不一樣。這位大帥外表也一樣的文弱，可眼神中卻有股通透沉靜之氣，那是胸中有城府有見識有塊壘有操持的沉靜。這位文章學問名滿京師的學士，並不是那種只能紙上談兵的書呆子，他放下毛筆跨上戰馬，就把大名鼎鼎的李自成打得只剩下十八騎敗走商洛。 　　吳三桂覺得，書上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讀書人就應該是這樣，內聖外王，下馬能文，上馬能武，這纔是受了聖人之教，得了聖人之道。對這樣的人，吳三桂從心底裏佩服，他們纔是天地正氣之所鍾，帝國希望之所在，雖然滿朝昏昏，但只要有幾個這樣的大賢，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大明朝就有希望，老朱家的氣數就不會盡。 　　松錦陷落之後，人們都作好了悲痛的準備，等待着洪承疇殉國的消息傳來。毫無疑問，又一個崇高的身影將走進祭壇，做孔孟之言的悲壯殉葬，和蘇武、岳飛、文天祥們一起享受後代的崇敬眼光。也許還會有《正氣歌》之類的作品留下來，成爲千古名篇。崇禎皇帝甚至已經在北京爲洪承疇立了祠堂，設了祭壇。 　　可洪承疇居然就投降了。道德文章的這位光輝代表轉眼就成了醜惡的叛徒，一夜之間，就從高聳入雲的道德殿堂墜入精神地獄。這個角色轉換也實在太迅速了，實在叫人難以適應。 　　還有舅舅祖大壽。吳三桂和他情同父子。這個曾經威名凜凜後來又身敗名裂的將軍，其實就是一個既慈祥又威嚴的老頭。這個老頭曾爲大明江山出過死力，也曾大義凜然在生死之際多次拒絕滿洲人的利誘。只是最後一次，身家性命和兒孫前途使他作了另一種選擇。 　　這一次選擇就扼殺了自己的精神生命，以往所有的功績、忠貞，全都被泯滅。大忠大奸，大善大惡，竟然是一念之間判然分野。做人難啊！ 　　一個人的生命價值和尊嚴，竟然不是自我所能左右，而是常常受到你所連屬的社會粗暴而蠻橫的威脅。 　　一個人，常常會突然陷入外部情勢所造成的精神陷阱之中。比如，所依附的王朝滅亡了，無辜的生命會面臨盡忠還是求生的考驗；比如，一個婦女的丈夫死了，她面對的是苦苦守節還是忍辱再嫁的兩難選擇；再比如，一個奉公守法的人，會在突然之間因爲自己的親戚犯罪而被株連入獄，雖然自己和這個親戚可能根本不通音信。 　　在苛刻的道德倫理標準之下，一個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兩極選擇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會倫理兩方面同樣強烈的撕扯，而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王朝板蕩，你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選擇做貳臣，不成君子只能成爲小人，不成爲天使就只能狠狠心做魔鬼，不進入聖祠就只能跪在歷史的恥辱柱前。 　　這裏，只有道德教條的嚴酷壓力，沒有爲現實人性的軟弱和不完美預留一點彈性空間。 　　在這種情況下，死亡甚至是最簡單最輕鬆的選擇。而活下來，卻需要勇氣。你必須承受社會輿論和內心負罪感的雙重挑戰，這往往是一般人難以承受的，如果一個人的生命力不是足夠強健，肯定要在這種重壓之下委頓，再也難以發出熱量。 　　《清史稿·祖大壽傳》共四千餘字，其中關於祖大壽降清之後六年之內的事蹟記載僅寥寥三十二字： 　　〖明年，世祖定鼎京師，大壽從入關。子澤溥在明官左都督，至是亦降。十三年（公元1640年），大壽卒。〗 　　這枯燥平淡的幾十字，從一個側面明確傳遞出祖大壽生命中最後六年生活的壓抑、灰暗：那是一種苟活。 　　明初有這樣一個故事：元朝末年的禮部尚書危素，在元朝覆亡之後曾投井自殺卻被救出。雖然他是個漢人，可是從一而終的原則卻高於民族分野。朱元璋聽說此事，認爲其人忠義可用，把他招來安排在自己身邊做侍從文官。 　　朱元璋此時也許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這個舉動使自己也使危素陷入了一個矛盾的境地。他因爲欣賞危素的忠義而把他救上來，卻使危素陷入了不忠的窘境。他出於利用危素的品質而信任他，卻使自己成了鼓勵貳臣的人主。 　　在危素盡心盡力地爲他服務了一段時間之後，朱元璋突然省悟到了這一點，當然，他是不會錯的，那麼只能是危素錯了。於是這個危素在他眼裏，怎麼看怎麼不順眼。 　　有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屏風後閒坐，危素從門口進來，足聲橐橐（tuò）。 　　朱元璋問：“來人是誰？”危素答道：“老臣危素。”朱元璋對危素泰然自若的語氣十分反感，冷冷地說：“老臣危素，我還以爲是文天祥呢！” 　　不久，朱元璋舉行朝會，廷臣牽來元宮廷馴養的一頭大象來表演節目。不料，這頭大象可能是到了新環境不太適應，死活不肯表演，讓滿朝文武大爲尷尬。朱元璋一怒之下，命人把這頭大象殺了。可是事後一想，卻認爲大象是忠於故主，應該褒揚，遂命令予以厚葬。然後，他又讓人做了塊牌子，上面寫上“危不如象”四個字，掛在危素身上，來奚落這個不幸的老頭。不久，朱元璋找了個藉口，把危素流放到了邊遠地方，讓他在屈辱中鬱郁而死。 　　我們不知道武人吳三桂是否知道這個故事，但是，對於投降之後的精神代價，他必然比我們認識得深刻痛切。 　　吳三桂覺得自己生不逢時。 　　【兩座牌坊】 　　歷史上那座有名的寧遠城，現在叫作興城。 　　當年祖大壽親自督建的古城牆依然雄踞，牆頂那些青灰色的古意斑駁的城磚，曾經印上過祖大壽和吳三桂的足跡。 　　遊蕩在古城之中，城中心的那兩座巨大的石頭牌坊吸引着所有來到這裏的人的目光。這兩座建築依然以三百多年前剛剛矗立起時的那種目空一切的神氣，雄赳赳地俯視着過往人羣，不過現在這種神氣卻顯得有點自作多情。 　　因爲三三兩兩的遊人們只是抬頭看看牌坊上面那些依然精美的浮雕，然後摸摸下面那兩個石獅子的頭，沒有幾個人去認牌坊的主人費盡心思刻在上面的那幾個繁體字。那幾個字刻得極高，要認清楚，必須費老大的勁抬頭才成。 　　前面的那座牌坊上的幾個字是“忠貞膽智”，後面更爲高大的那座上的四個大字是“登壇駿烈”。這些字的意思是表彰當初守衛這座城池的將軍，表彰他們的忠貞和英勇。它們要表彰的人就是祖大壽和祖大樂。這兩座牌坊是祖氏兄弟在皇帝的批准下自己修建的。後來，這兩位熱衷於自我表彰的將軍同時背叛了他們的皇帝。 　　看着這兩座石牌坊，最先想到的是它們爲什麼要建得這麼高大，以至於經過其下的人會體驗到一種壓迫感。而且，下面還要放兩頭猙獰的獅子來保衛？這裏面體現了一種與世俗拉開距離的努力，一種俯視一切、凌駕一切的意味。而這種俯視一切、凌駕一切的東西是什麼呢？是這個社會的道德觀念的核心。 　　基本價值觀念是一個社會作爲凝聚人心整合全社會意識形態的精神支柱，是每個社會成員的精神出發點和歸宿。所以，每個社會總是竭力高揚這種價值觀，鞏固這種關係社會向心力的精神制高點。 　　在祖大壽投降之後，這兩座牌坊已成了兩座具象的諷刺。作爲繼任者的吳三桂，幾乎每天都要經過這兩座建築。不過，他卻從來沒有提議拆掉它們。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事實。當寧遠繼任守將吳三桂三百多年前再次穿過這兩座建築之下時，他心裏想的是什麼呢？ 　　【陳圓圓】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大明王朝終於要嚥下最後一口氣了。 　　這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開朝改元，旋即渡河東征，一路勢如破竹。這時，明朝的精兵良將已經喪失殆盡，吳三桂手下的三萬關寧鐵騎成了最後一張王牌。 　　正月十九，崇禎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討調吳三桂入關事宜。這其實是飲鴆止渴的一步棋，吳三桂入關，就意味着撤去了滿洲人面前最後一道屏障：大明朝用吳三桂擋住了前胸，同時也把後背裸露給了敵人。面對這個難以決斷的問題，大明朝的官僚系統最後一次典型地表現了它的低效性。 　　先是在皇帝焦急的注視下，滿朝的文武大員面面相覷，因爲怕承擔責任，誰都不敢發言。後來，還是內閣首輔、大學士陳寅打破沉默，老相畢竟閱歷深厚老謀深算，他首先慷慨激昂地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號，堅決反對棄地，同時又認爲調兵勢在必行。 　　老相慷慨激昂了半天，卻等於什麼也沒說，可是滿朝文武卻大受啓發，紛紛按這個調子發言，結果調兵之議一議再議，遷延了一月有餘仍然沒個結果。 　　李自成卻不必等待廷議的結果。這一個月之中，他的大軍已逼近畿輔。 　　北京的陷落看來只是時間問題了，只有到這個時候，朝廷才下了最後決心。 　　三月初，崇禎帝詔封吳三桂爲平西伯，命其入關勤王。 　　面對平西伯這個尊貴的頭銜，吳三桂感覺不到一絲興奮。在等待朝廷決議的這一個月時間裏，他的心情應該比北京城內那些官員更爲焦慮。如假設在這一個月內吳三桂曾經多次失眠，也許不會離歷史真實太遠。因爲他的性格里缺乏逆來順受的因素，所以面對絕境，他的心理掙扎應該比常人激烈得多。 　　有足夠證據表明，在朝廷作出決定之前，吳三桂已經作出了某種決定。 　　現在，皇帝的詔命已下，大明朝的最後一個柱石之臣立即行動，檢閱步騎，帶兵上路。 　　從寧遠到山海關，距離是兩百四十多里，在當時，按正常行軍速度，兩天內可以到達。可是不知爲什麼，這樣短短一段路，吳三桂的大軍竟然走了八天。是由於隊伍過於龐大以致影響了速度，還是出現了什麼特殊情況呢？ 　　這成了明清易代史上的一個謎團。 　　俯視一下當時的情勢，這個謎其實並不難解。此時，大明朝的腹地已成魚爛之勢，大半領土已在起義軍的控制之下。李自成的軍隊連戰連捷，士氣正旺。吳三桂的關寧鐵騎能擋得住李自成的步伐嗎？根本不可能。吳三桂也許能在北京城下阻擋李自成幾天，卻沒有能力挽狂瀾於既倒。作爲受恩深重的軍官，他應該與大明朝共存亡相始終。 　　問題是，現在只有終，沒有始；只有亡，不能存。如果天下勢仍有可爲，他有可能做箇中興名將，拯大明於危難，扶大廈於將傾，不論有多少艱難險阻，吳三桂也不會卻步。可如果只是單純地送死，他實在沒有必要那麼興沖沖地自投羅網。 　　當然，吳三桂不能按兵不動。如果他按兵不動，就會成爲帝國和民族的罪人，就等於宣告自己是叛臣逆子。他可不想給天下人這樣的口實。 　　所以，吳三桂選擇了這樣一個最佳方案：拖延。他擺出一副對朝廷盡職盡責的姿態，在行進的路上等待着大明朝的滅亡。等到明朝的滅亡已經成了既成事實，他的效忠對象已經不存在之後，他就有了道義上的行動自由。下一步的取捨，就輕鬆多了。 　　真實的吳三桂在求生本能的指引下，在道德的荊棘陣中尋到了一條縫隙，做了一次詭祕的出逃。 　　天地鉅變，終於徹底壓碎了吳三桂身上的道德外殼，他選擇了求生而不是殉道。經過多少不眠之夜，吳三桂才終於把自己從忠君報國的道德外殼下剝離出來，不過這種剝離是血淋淋的。畢竟，自命不凡的吳三桂有過真實的道德理想。他對自己的生命構想絕不僅僅是一個衣食俸祿層面的碌碌之輩。 　　現在，他的人格理想已被擊碎，可以肯定，自詡爲血性漢子的吳三桂從此不得不面對世人的指指點點，他不知道自己最終將以什麼樣的形象進入歷史。 　　吳三桂只能仰天長嘆。 　　現在，他的前途中剩下的，只有家族的平安，個人的功利地位，還有，陳圓圓。 　　一想到陳圓圓，他覺得這一切損失畢竟還得到了補償。這個女人啊！ 　　只是在認識陳圓圓之後，他才明白了一個不可思議的道理：原來一個真正的男人，是爲了一個女人而存在的。 　　在擁有陳圓圓以前，他雖然有着風流將軍的美名，但是他從來沒有把女人真正當回事，女人在他眼裏不過是供他消遣的玩物，不過是比其他東西更好玩罷了。可是自從結識陳圓圓之後，世界在他眼中和以前不一樣了，這個女人本身就是一個神奇、瑰麗、美妙而莫測的世界。 　　他發現自己也變了，自己不再是以前那個汲汲名利的吳三桂了，他變得浪漫而多情，變得單純而透明，和這個女人相比，許多以前顯得那麼重要的東西現在卻無足輕重了。一個真正的女人可以改變世界。 　　現在，對他來說，做一個真正的男人比做其他任何一個角色都重要，甚至比做一個名垂青史的大英雄更重要。 　　現在，陳圓圓和他的家族，和大明皇帝一起，都留在京城裏。他沒法救出皇帝，但是，以他的三萬鐵騎，跟李自成去換取自己的身家性命和陳圓圓還是沒什麼問題。 　　【“衝冠一怒爲紅顏”】 　　吳三桂的算盤打得很準，就在他在勤王的路上緩緩行進之時，三月十九，農民軍攻陷了北京城。崇禎皇帝在煤山上，用一根白綾，給大明王朝近三百年的統治打上了一個句號。 　　得到這個消息時，吳三桂剛剛走到河北豐潤，距京城尚有數百里之遙。 　　他忙撤兵返轡（pèi），率領大軍奔回山海關。 　　這座依山傍海的雄關，將是他用來換取後半生前程的砝碼。明朝的滅亡，使得這座關城已經姓吳了，他不知道這是他的幸運還是不幸。不過，他知道，這座關城不論是對李自成還是對皇太極都是沉甸甸的。他完全有理由相信，李自成會爲這座關城開出一個大價錢。李自成會找上門來的。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四月，明朝覆亡後的第十天頭上，李自成的信使到了。帶來了封吳三桂爲侯的檄書，帶來了四萬兩犒師銀子，同時，還帶來了老父吳襄的一封信。 　　一切都按照吳三桂的設想到來了，尤其是老父的這封信。皇帝已經死了，可是父母仍然在，這就是吳三桂在這個世界上堂而皇之地活下去的理由。忠臣是做不成了，因爲他已經失去了效忠的對象，可孝子這冠冕堂皇的社會角色還可以繼續扮演下去，他的行爲照樣可以獲得社會倫理觀念的認可。父親的信，說得多麼有理： 　　〖……今爾徒飾軍容，遜懦觀望，使李兵長驅深入，既無批亢搗虛之謀，復無形格勢禁之力。事機已失，天命難回；吾君已矣，爾父須臾！嗚呼！識時勢者，可以知變計矣……我爲爾計，及今早降，不失封侯之位，而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驕憤，全無節制，主客之勢既殊，衆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受戮，身名既喪，臣子俱失，不亦大可痛哉！〗 　　是啊，大勢已失，天命難回，帝國已亡，家族仍在。父母家小還有那日夜思念的陳圓圓都在李自成的手裏，爲了父母的生命，犧牲自己的名譽情有可原順理成章。在大明他是平西伯，到了大順他就是歸命侯。寇賊殺了皇帝，寇賊就成了皇帝。從行腳僧起家的朱元璋可以做明太祖，那麼，同樣用血汗掙得天下的李自成爲什麼不能順天應命撫馭萬民呢？ 　　現在，吳三桂終於可以光明正大地拋棄一直虛掩在身上的“忠臣”外殼，不過裏面還有一張“孝子”的面具，可以用來抵禦社會正統價值評判系統的正面殺傷。在命運的逼迫下，吳三桂的生命慾望就像一隻見不得光的軟體動物，急匆匆地從一隻外殼遷入另一隻外殼。 　　吳三桂點齊兵馬，把山海關交給大順農民軍，踏上了第二次西進的征途。 　　命運，卻同他開了一次讓他無比尷尬的玩笑。 　　走在西進之路上，吳三桂雖然心中還有點緊張，但是心境和第一次入關畢竟大大不同了。他不斷幻想着，到京城之後會遇到的盛大歡迎場面，不免有幾分激動。李自成也許會親自迎接，所有新朝權貴都會出席接風宴會。封侯建府，鐘鳴鼎食，他在大順王朝可能前程更爲遠大……畢竟，他送給李自成的這份禮物不輕啊！ 　　可是，四月初五，當吳三桂來到永平以西的沙河驛時，突然遇到了從京城裏逃出來的家人。這個家人因多日逃亡形同乞丐，一見到吳三桂就痛哭失聲。 　　原來，大順軍入城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追贓助餉，剝奪高官顯宦們的家財來解決財政困難。吳襄雖有招子降順之功，也不能例外。昔日鉅富的吳府，現在已被搜刮得空空蕩蕩。 　　吳三桂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氣，半天沉吟不語。他沒想到李自成竟然送給他這樣一份見面禮，看來他的如意算盤打得也不是太準。可是，自己已經走到這裏，已經沒有回頭路了，也許他到了北京這些可以擺平。突然，他想起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陳妾現在怎麼樣？” 　　家人告訴他，陳圓圓現在已是李自成駕下“權將軍”劉宗敏的人了。 　　“轟”的一聲，那些美好的幻想在吳三桂眼前徹底崩塌了。吳三桂像被人當衆打了一頓耳光，原本白皙英俊的面龐一瞬間漲得血紅血紅。他覺得自己的頭好像漲大了。三十三歲血氣方剛的吳三桂，簡直不能相信這樣的奇恥大辱會劈頭蓋臉落到自己身上。好一羣流賊，他把山海關拱手而獻，他們卻奪走了他最心愛的女人！什麼封侯之賞，什麼犒師銀，都是敷衍，他們分明把他吳三桂當成了玩物！有生以來，沒有人這麼侮辱過他！吳三桂一把拔出腰間的佩劍，刀光一閃，面前的桌案已經被劈成兩半。 　　“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見人！” 　　吳三桂出屋上馬，調轉馬頭。三萬大軍像一頭髮怒的雄獅直撲山海關。 　　守城的農民軍還不知是怎麼回事，已被襲殺殆盡，而聞訊應援的白廣恩部，剛剛接近關城，也遭到痛擊，竟然全軍覆沒。在戰場上，很少有人能成爲他的對手，尤其是在他狂怒之際！ 　　一場激戰之後的山海關出奇地寂靜，吳三桂一個人坐在大廳之上，沒有任何人敢進來。他既不是忠臣，也已不是孝子，命運撕掉了他所有的面具，現在，吳三桂只是一個因爲女人而狂怒的男人。在狂怒過去之後，他發現自己真的無家可歸了。 　　【性格即歷史】 　　吳三桂多血質的性格特點，此刻又一次激烈地表現出來。性格即命運，而此時，性格即歷史。就在他衝冠一怒的那個瞬間，墨一樣濃的憤怒淹沒了他的理智，當他靜下來之後，發現自己已被判定爲一出悲劇的主角：他不但失去了帝國，也失去了家族，同時，還有最心愛的女人。在這個條理分明的世界上，他喪失了經度和緯度，找不到自己的座標。 　　衝冠一怒使吳三桂永遠地揹負了歷史的重債，他因此而成了所謂“民族的罪人”。不過，吳三桂在這憤怒的一刻袒露出的人性底色是歷史上一抹斑斕的色彩，否則這部歷史就過於灰暗乏味了。 　　這個由赤裸裸的憤怒驅動着的人，一瞬間掙破了文化在他身上形成的層層僞飾，顯露出未被閹割的真性真情。否則，我們可以設想，一個不是歷史罪人的吳三桂是什麼樣的呢？只有兩種可能。 　　一、他驅兵西進，與李自成激戰於北京城下，以卵擊石，壯烈殉國。一出情節單調重複的英雄劇背後是無意義的生命損失，對於歷史進程不能有絲毫影響。 　　二、吳三桂忍辱負重，爲了民族大義，唾面自乾，在那些羞辱捉弄了他的農民軍將領前強顏歡笑，虛與委蛇，以此換取他們的殘羹剩飯。 　　很明顯，吳三桂在大順政權之下，非如此不能生存。這樣的話，吳三桂確是兼顧了民族大義和身家性命，可是這樣的人格形象是不是更爲卑瑣？ 　　憤怒很快就過去了。冷靜下來的吳三桂又恢復了理智，而他的理智是出衆的。他迅速判明瞭自己的處境，他不甘心處於被打擊被剝奪的地位。他要對命運反戈一擊，永不服輸的他在絕望中竭力奮爭，試圖衝出命運爲他設計的險惡陷阱。 　　【祕密交易】 　　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四月十五，清攝政王多爾袞接到了這樣一封書信： 　　〖流寇逆天犯闕……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拒守之邊門，欲興師問罪，以慰人心。奈京東地上，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國與北朝通好，二百餘年，今無故而遭國難，北朝應惻然念之。而亂臣賊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剪惡，大順也；拯危扶顛，大義也；出民水火，大仁也；興滅繼絕，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況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勝數，義兵一至，皆爲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脅西脅，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廷，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者，豈唯財帛？將裂土以酬，不敢食言！〗 　　這些充斥着“大仁”“大義”字眼的文字——“亡國孤臣”吳三桂的這番“忠義之言”，是在吳三桂被李自成圍困在山海關後寫出的。走投無路之時，他顧不得什麼華夷之分、敵我之辨，向昔日不共戴天的死對頭髮出了乞求。可是連乞求都是這麼慷慨激昂，大義凜然，滿腔悲憤，真好像文天祥再世，申包胥重生。 　　可是，就連不識幾個漢字的多爾袞也一目瞭然，這不過是一封投降信而已。他何嘗不知道，這個“亡國孤臣”在幾天前還僕僕奔走在投奔“流寇”的路上，興致勃勃地想和流寇們分一杯羹！這些漢人真是會說話呀！ 　　吳三桂重又撿起了通行的社會倫理符號。他並不指望誰真的從詞語層面理解他的話，這只是一種信息的標準化包裝而已，華夷通用。形式永遠是重要的，有時甚至是第一位的，雖然實際上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多爾袞並沒有用心思品味這些華麗的詞，他立刻感到了這封信不同尋常的分量。這真是天賜之機，父兄兩代人征戰多年，始終不能接近的這座雄關，如今唾手可得，逐鹿中原的宏願即將實現，他怎能不大喜過望。多爾袞立刻發兵，向山海關奔去。 　　這時，山海關已經被李自成的大軍團團圍住了。李自成這次親征，不光帶了六萬大軍，而且還帶來了吳三桂的父親。 　　他知道吳三桂是有名的“孝子”，他希望吳襄能發揮比六萬大軍更大的作用。到了山海關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吳襄在陣前致書勸降。 　　可是這封勸降書對吳三桂已經沒有任何作用了。吳三桂現在不需要什麼臺階來下，李自成那裏已沒有他落腳的地方。李自成收到了這樣一封回信： 　　〖父既不能爲忠臣，桂亦安能爲孝子？桂與父決，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 　　這冠冕堂皇的措辭讓李自成無話可說。他知道，再和這個人費口舌不會有任何意義了。大順軍向這座著名的關城發動了猛烈的攻勢。 　　當多爾袞的大軍到達城下時，這座關城已是岌岌可危。激戰已進行了一天一夜，大順軍的攻勢越來越猛，有的地方，已攻上了城牆。吳三桂焦急萬分，可是老謀深算的多爾袞卻一點也不着急。他望着吳三桂那神情焦慮的臉，不慌不忙地提出，吳三桂得先剃髮改服，他才能出兵。他還記着吳三桂那封慷慨激昂的信中裝出的那副大明忠臣的姿態。 　　吳三桂確實沒想到這一着。不過，他沒有猶豫片刻。不就是把頂發剃掉，腦後梳一條古怪辮子嗎？不就是穿上那身難看的蠻服嗎？他已經拋棄了帝國，拋棄了父母，拋棄了名譽，他還在乎這幾根頭髮嗎？他已經不再在乎什麼了，不堅持什麼了，就是把自己出賣給魔鬼，也沒什麼不可以的。事實上，他已經這樣做了。 　　在一片震天動地的喊殺聲中，吳三桂頭頂上的一縷縷頭髮，飄落到地上。 　　心理學家說，外表的變化對一個人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響。滿洲人在征服中國的過程中，所到之處，堅決要求被征服者剃髮改服，即使逼得這些人再度反抗也在所不惜。而許多本來已經投降的漢人，僅僅爲了保住自己的髮式，卻再一次選擇了死亡。因爲雙方都明白，這絕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形式上的改變，這實際上是爲精神舉行的葬禮。這種改變，意味着徹底放棄了人格獨立，徹底放棄了價值體系，把自己變成異類。 　　吳三桂的精神世界終於放棄了最後一點依託。不過這樣也好，現在心裏已經了無掛礙，他反倒獲得瞭解放，從此吳三桂可以任憑自己胸中的貪婪、慾念、仇恨，痛痛快快地肆意流淌！ 　　多爾袞終於同意出兵了，吳三桂現在已經是他的掌中之物。不過，他依然從容不迫。爲了保存八旗兵的實力，他命令吳三桂爲先鋒出城去衝擊敵陣。這樣，既可以檢驗吳三桂的誠意，又能目睹大順軍的實力，以便他隨後實施有力的突擊。 　　吳三桂只能從命了。他現在覺得自己已經變成了一條狗，那麼，就像狗那樣去賣命吧！ 　　吳三桂的人馬出城了。四月二十二，從早上到晚上，他率領大軍衝鋒陷陣，連殺數十陣。清人彭孫貽在《平寇志》中這樣描述道： 　　〖三桂悉銳鏖戰，無不以一當百。自成益驅羣賊連營進，大呼，伐鼓震百里。三桂左右奮擊，殺賊數千。賊多數鱗次相搏，前者死，後者復進，賊衆（三桂）兵寡，三面圍之。自成挾太子登廟崗觀戰，關寧兵東西馳突，賊以其旗左縈而右拂之，陣數十交，圍開復合。〗 　　戰場上的吳三桂永遠是無與倫比的。只是現在，他只能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叛徒而已。 　　【報償：雲南王】 　　法國傳教士白晉在他所著的《康熙帝傳》中說：“事實上，韃靼人（滿人）在征服帝國過程中，幾乎沒有付出任何代價，而是漢人互相殘殺，加上漢人中最勇敢的人，反而爲了滿洲人去反對他們本民族而戰。” 　　吳三桂就是這些“最勇敢”的漢人中“最傑出”的一個。事實上，在大清取得江山的過程當中，平西王吳三桂在所有的將軍中出力最多，功勞最大。一旦放棄了道義信條，同胞的生命，在他眼裏就成了一具具成全自己功績的道具。出於一種特殊的心理，面對自己的同胞，他比滿洲人下手還黑，手段還殘暴。這裏面也許掩藏着這樣一個心理學的真實，那就是，這類舉動正是爲了掩飾吳三桂內心的負罪感、恐懼感和痛苦。 　　四月二十三，山海關大戰後的第二天，吳襄在永平范家店被斬首。四月二十六，吳家滿門三十餘口在北京二條衚衕被殺光。 　　雖然早已知道這樣的結局，但是當面對眼前到處僵臥的親人屍體時，吳三桂還是受到了極大的心理刺激。親人的血，湮滅了他最後一絲猶豫和顧慮。他已心硬如鐵，沒有什麼可以再軟化他。 　　從山海關之戰以後，他像發瘋一樣對李自成窮追不捨，終於在望都和真定之間追上了。一場昏天黑地的廝殺之後，李自成扔掉所有輜重婦女，狼狽逃走，陳圓圓終於又回到吳三桂手中。 　　這是吳三桂用一個家族的性命換來的女人。 　　擊潰了李自成，他馬不停蹄，迎擊降清復叛的姜襄，鏖戰榆林叛將劉登樓，敗明宗室朱森釜於階州，敗農民軍將領王永強於同官，平定陝西，攻取四川，收復雲貴……他的馬蹄從關外一直踐踏到雲南，踏遍了大半個中國。沒有他的浴血奮戰，大清絕不可能如此順利地奪取江山。這一系列戰役，許多是硬仗、惡仗、死仗。他曾多次陷入絕境，生死懸於一發，憑着不屈不撓的鬥志和運氣，他才一次次和死亡擦肩而過。 　　吳三桂一生中最激烈的戰鬥是爲滿洲人打的。爲大清朝，他真的做到了捨生忘死。這一系列戰役充分反映了吳三桂作爲一個軍人的傑出素質。從單純的軍事觀點看，許多戰役也許能成爲軍事經典。吳三桂的判斷力、決斷力，意志品質的堅定性、持久性，戰略戰術上的創造性，在此過程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雖然屢獲大捷，吳三桂並不敢居功自傲，仍然是每戰身先士卒，躬履行間，戰戰把頭別在腰帶上浴血搏殺。吳三桂知道，爲大清作戰和爲大明作戰不同，作爲一名叛臣降將，他在滿洲人面前總有點伸不直腰，抬不起頭。他只有豁出性命，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忠勇，才能贏得清人的信任，才能在清朝的權貴中站穩腳跟。 　　順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在爲滿洲人賣了十七年命之後，吳三桂終於獲得了他的報酬，吳三桂被封藩雲南，位享人臣之極。 　　然而，雖然滿洲人授予他高官顯爵，吳三桂還是時時處處覺察到了他們的防範心理，覺察到了他們目光中隱藏着的一絲輕蔑和不信任。 　　誰讓他吳三桂是一個降臣呢！面對滿洲人那外鬆內緊的滿漢分野，對漢人將領處心積慮的提防措施，吳三桂並沒有過多的抱怨和憤懣。他天生是個行動人物而不是觀念人物，他不會讓這些沒有任何積極效果的情緒佔據他的理智空間，浪費他的心理能量。現實主義是吳三桂的堅定指南。他考慮的是如何採取下一個行動。 　　【“既取我室，又取我子”】 　　吳三桂是追着永曆的足跡來到雲南的。 　　明朝雖亡，可是朱氏子孫一直沒有放棄恢復的努力。明朝的殘餘在江南又建立了南明政權，在帝國依然有着巨大的號召力。可惜這個小朝廷還是改不了窩裏斗的老毛病，成天價忙於爭權奪利，結果被清軍追得整日東逃西竄。追得南明的永曆皇帝經常是飢腸轆轆，臥不成眠，偶然討得一碗餌塊炒青菜，也要稱之爲“大救駕”。最後，被追得走投無路，逃入了蠻荒炎熱的緬甸，纔算保住了一條命。 　　看來永曆皇帝只能在緬甸無聲無息地死去了，滿洲人終於放下了那顆懸着的心。可吳三桂卻有不同的想法。他認爲只有擒殺永曆，才能徹底證明自己的忠心無二。 　　吳三桂對永曆皇帝個人並無好惡可言。作爲昔日的明臣，他對這位故主的後裔也並非沒有惻隱之心和抱愧之意。 　　大明朝沒有任何對不起吳三桂的地方，有的只是高恩厚德，他前半生的功名地位都是大明所賜，可是他回報的卻是對明朝後裔的無情追殺。不過，既然做了惡人，就做到底吧！現在，他就要借昔日恩人的頭顱一用。 　　於是，吳三桂上書，要求入緬掃滅南明殘餘。順治皇帝認爲沒有必要，南明竄入荒夷，不可能東山再起，就放他一馬吧。可吳三桂卻反覆懇求，提出所謂不滅永曆有“三患二難”，最後終於說得順治皇帝動了心。於是，吳三桂又率大軍踏上了爲清廷效命的征程。 　　一個小小的緬甸怎能抵擋得住清朝的大軍，吳三桂的征程勢如破竹，把朱家子孫斬盡殺絕看來就要實現了。就在這時，他意外地收到了用繡着五爪盤龍的明黃緞子包着的一封書信，這是朱元璋的十三代孫永曆皇帝的親筆信。吳三桂不由心中一震。看着這落難王孫的筆跡，不知爲什麼，他心裏湧起一股無法言說的複雜情緒。 　　這封信文筆極好： 　　〖僕由是渡沙漠，聊借緬人以固吾圉。山遙水遠，言笑誰歡，只益增悲矣！既失世守之山河，苟全微命於蠻夷，亦自幸矣！如將軍不避艱險，請命前來，提數十萬之衆，窮追逆旅之身，何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之一人乎？抑或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以邀功乎？但思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猶不能貽留片地，以爲將軍建功之所？將軍既取我室，又欲取我子，讀《鴟梟》之章，能不惻然於心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即不爲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己之祖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於將軍？僕又何仇何怨於將軍？將軍自以爲智，而適成其愚；自以爲厚，而反覺其薄。奕祀而後，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爲何如人乎？僕今者兵衰力弱，煢煢孑立，區區之命，懸於將軍之手。如必欲僕首領，則雖粉身碎骨，血濺草萊，所不敢辭。若其轉禍爲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與太平草木，同沾雨露於聖朝，僕縱有億萬之衆，亦付與將軍，唯將軍是命。將軍臣事大清，亦可謂不忘故主血食，不負先帝之大德也。唯冀裁之！〗 　　這真是一篇極好的文章，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卻又從容不迫，句句藏着機鋒卻又哀切婉轉。這也是一篇正統思想觀念的憤怒、茫然、沉痛的檄文。在吳三桂，在當時任何一個人看來，這封信字字大義凜然，句句鞭辟入裏，每個字都像火焰一樣燒灼着吳三桂的眼睛和心臟。 　　他不能沒有觸動，這封信肯定會翻起他壓制在心底卻總是餘燼未熄的深深的負罪感，觸動他封存已久的良知。“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即不爲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己之祖父乎？”“但思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猶不能貽留片地，以爲將軍建功之所？將軍既取我室，又欲取我子，讀《鴟梟》之章，能不惻然於心乎？”字字句句，提示着吳三桂生存狀況的荒謬無依，提示着吳三桂的精神生命已被普遍價值觀放逐於荒蠻，提示着吳三桂靈魂在曠野中的無遮無蔽。 　　這位終日逃亡以膽小聞名的永曆皇帝，憑這篇文章應該被列入文字大師之列。不過和他的老祖宗朱元璋比起來，他還是顯得太天真了。文字永遠是最蒼白無力的，它們只對那些蒼白孱弱的靈魂起點作用。而在赤裸裸的邪惡面前，這種努力顯得幼稚而可笑。這封信只是讓吳三桂不舒服了那麼一陣而已，對大軍的前進步伐一點也沒影響。 　　緬人在清軍的壓力之下，不得不獻出永曆。在接到這封信的第二天，吳三桂帶着幾名護衛，緩步走向永曆帝的居所。 　　在熱帶竹樓的厚厚屋棚之下，永曆帝面南而坐。他頭戴一頂馬鬃瓦楞帽，身穿一件純絹大袖的袍子，腰間束了一根黃絲帶。這個末代皇孫空頂着皇帝之名，終生逃亡，到處漂泊。不過畢竟是天潢貴胄，他儀表偉岸，舉止端莊。他一動不動地坐在竹椅上，眼睛空空洞洞地看着前方。不知爲什麼，吳三桂看見這個人，心跳忽然凌亂了，他越走越慢，在永曆帝幾步之外悄悄地停下了。 　　永曆帝見有人進來，輕聲問道：“何人？” 　　不知爲什麼，吳三桂張張口，沒說出話來。永曆帝又問了一句：“來者何人？” 　　撲通一聲，吳三桂自己也沒想到，恍惚之中，他已經跪在這個年輕人的面前。 　　“你就是平西王吳三桂吧？”永曆依然輕輕地問。 　　吳三桂什麼也沒聽見，他只是恍惚見到這個酷似崇禎皇帝的年輕人臉上的疑問表情。他分辨不出他在說些什麼，只是機械地一連聲地應道：“是！是……”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終於聽清了永曆長嘆一聲：“說什麼都無益了！只是朕本是北人，想見到十二陵再死，這，你總能做到吧？” 　　他又勉強應了一聲。永曆輕輕向他揮揮手，讓他退去，他卻站不起身來，只好由衛士上來把他攙扶出去。 　　自這天以後，吳三桂再也沒有見過永曆。四個月之後，他不顧別人的反對，沒有把永曆押赴北京，而是在昆明城外的蓖子坡把他縊殺了。 　　【虔誠的佛教徒】 　　吳三桂不想再叛變了。他在雲南的日子過得挺不錯，他真的別無所求了。他喜歡雲南這地方。這裏四季如春，天藍得一塵不染，和內地簡直是兩個世界。 　　這裏離遼東很遙遠，離北京也很遙遠，遠到似乎他可以將它們忘卻。這兩處埋藏了他那麼多複雜記憶的地方，他真希望能夠不再想起。 　　“仕宦當做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吳三桂現在所得到的，已經超過了他最奢侈的想望。現在，他是天下最富有、最有權力的人之一，雲南的幾千裏土地上所有金帛子女都爲他所有，在這裏，他可以爲所欲爲。人生一世，他還能有何求呢？ 　　在昆明，他次第建起了三座宮殿。天下所有的珍玩寶器和人類所能想出的所有享樂花樣，幾乎他都可以擁有和嘗試。昔日的風流將軍，此時更加風流狂放。 　　〖三桂在滇中奢侈無度，後宮之選，不下千人。三桂公餘，召幕中名士宴會，酒酣，三桂吹笛，宮人以次唱和。旋呼賞齎，則珠寶金帛堆陳於前，宮人憧憧攘取，三桂顧之以爲笑樂。三桂不善書，然每喜臨池。府苑中花木清幽，有所謂列翠軒者，廳事五間。春秋佳日，三桂輒攜筆坐於軒內，作擘窠大字，侍姬諸人環視於側，鬢影釵光，與蒼翠之色互相輝映。廁身其中，殆無異蓬壺閬苑矣……〗 　　玩過奢侈玩高雅，吳三桂已經五十二歲了，卻愈加裘馬清狂。昔日佔據了他全部情感世界的陳圓圓現在已不能享專房之寵，青春年少不再，他要抓緊剩下已經不多的時間恣意享受，盡情追歡，彷彿只有這樣，才能對自己的巨大付出作出補償。 　　不過，吳三桂畢竟是吳三桂。雖然嬉遊無度日日笙歌，可是在世人的眼裏，他卻仍是位賢明仁義的王爺。雖然跺一跺腳雲南都要抖一抖，可是他卻是一副寬厚長者的形象。平時和衷御下，和藹可親。與人計事，相對如家人父子。人有詰難，益喜與之交往。文武官員每以公事拜謁王府，府中必於規制之外，備飯款待。 　　上至督撫，下至守令甚至小吏，逢年過節都能得到王爺的豐厚饋遺。巡撫袁懋功內召返京，吳三桂以十萬金相贈；繼任巡撫李天浴患病，他竟不居王爺的身份，親至府中視疾，以示眷勵之意。 　　凡是舊日上司或者朋友有求於他，不管多難，他必定盡心幫助。在遼東時，他曾隸屬於毛文龍部，入清之後，未相往來。然而，當毛氏的老僕從幾千裏外的江浙趕到昆明，向他告訴失勢的毛家被將軍李強強佔之時，他親自出面，迫使李強退還了毛宅，還輸金謝罪。寧都（今江西省寧都縣）曾應遴曾於吳三桂有恩，其子游滇，吳三桂以十四萬金相贈。 　　上上下下都知道王爺仁義誠厚，可是也都知道王爺曾經置父母性命於不顧，曾經追殺故主子孫以爲功。當然這不關自己的事，吳三桂在朝在野，都混得明白，混得精神，所以到處收穫的都是畢恭畢敬和衷心服從。 　　可是，富可敵國位極人臣的吳三桂卻經常覺得有點什麼不對勁。他越是拼命作樂，越是覺得空虛無聊。“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每當此時，他總是一飲頹唐。他總是莫名其妙地心裏發虛，夜裏，經常在夢中驚醒，一夜無眠。 　　也許是一家三十多口屍橫遍地的場景總在他眼前浮動，也許是成千上萬的同胞的鮮血讓他難以淡忘，也許是列祖列宗的在天之靈讓他難於安枕。 　　還有，那從遙遠的北京射過來的，閃爍莫測的目光。雖然他殫精竭慮地效忠，可是那些滿洲人似乎總是和他若有若無地保持着距離，熱情的外表下總似乎隱藏着深深的寒意……這種閃爍的目光，像是一把沉重而鋒利的劍懸在頭頂一樣，讓他時刻不安。 　　畢竟，他是個叛臣啊！ 　　平西王爺開始信佛了，像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給雲南遍地的佛寺大量佈施。他在府內設了多座禪堂，常常像個孤僧一樣長時間地打坐。他又在鳳鳴山上以前無古人的手筆用純銅鑄了一座佛寺，號稱“金殿”。 　　平西王爺不光信佛，凡是神仙，他都熱心討好。他重修了昆明的玉皇閣、老君殿、報國寺、西寺。在報國寺的衆佛之中，他又命人修了一尊奇怪的塑像，這尊塑像面容酷似吳三桂本人，“將巾，松花服色，錦邊，右手撫膝，左執卷，面左顧”。這個奇怪的佛像叫“西來尊者”。 　　可是，所有這些高大的殿宇，也不能遮蔽他那無家可歸的靈魂，不能阻擋一點災禍。吳三桂的宿命，正向他一步步走來。 　　【“只此雲南是吾血掙”】 　　滿洲人對吳三桂失去信任，應該是從吳三桂親身入緬擒殺永曆的那一時刻起。 　　永曆帝那封信裏的話，成了吳三桂命運的預言：“將軍自以爲智，而適成其愚；自以爲厚，而反覺其薄。” 　　順治皇帝可以理解吳三桂在命運的壓迫下屈辱地投靠，也可以用混合着欣賞與蔑視的眼光看着他拼盡心力在大江南北爲他賣命。但是，當吳三桂爲了進一步討好他而再一次撲向故主時，福臨不寒而慄了。 　　吳三桂做得太過分了，過分得連被效忠的對象都有些難以接受。一條噬咬舊主來取悅新人的狗，能讓人放心嗎？一個沒有任何道德原則的人，可以爲功，更可以爲禍。 　　當吳三桂從緬甸回來，馬不停蹄地投入鎮壓雲南當地叛亂之時，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康熙皇帝即位了。 　　康熙皇帝基本上是在和平環境中長大的，與從白山黑水走來的祖先不同，他接受的是正規而系統的漢文化教育。到了康熙這一代，愛新覺羅家族才真正弄明白了儒臣所說的天理人慾和世道人心的關係。出於內心的道德信條，他不能對吳三桂當初的投奔抱理解態度，對於吳三桂爲大清天下立下的汗馬功勞，他也不存欣賞之意。對這位王爺的賣主求榮，他更是覺得無法接受。對這位功高權重的漢人王爺，他心底只有鄙薄、厭惡，還有深深的猜疑和不安。 　　親政不久的康熙皇帝在宮裏柱子上懸起了一張紙條，上面寫着“三藩”的名字。那是困擾他的首要問題。爲了帝國的長治久安，他必須用倫理綱常來整合人心。而任用叛臣作爲帝國藩籬實在是不可接受的現實。 　　“三藩”中，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吳三桂。這個手握重兵的人是帝國內最大的危險因素。爲了大清的江山萬無一失，必須解決這個人，而要解決這個人，首先必須解除他的兵權。要解除他的兵權，就得撤藩。在康熙看來： 　　“‘三藩’等蓄謀久，不早除之，將養癰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 　　剛剛二十歲的康熙說幹就幹，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撤藩的詔書送到了雲南。 　　對吳三桂來講，這確實是當頭一棒。雲南是他苦心經營準備留給子孫後代的。他爲滿洲人打下了大半個中國，雲南這塊封地並非過厚的報酬。對此，吳三桂和順治之間有着某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可是現在，剛剛即位的康熙皇帝卻要剝奪他用半生的出生入死肝腦塗地換來的這點報酬，未免太讓他吳三桂難以接受。 　　兵權就是吳三桂的命根子。像吳三桂這樣的叛臣，在這個世界上，已經失去了道義的保障。他的所作所爲，使正人君子憤懣已久。而且，在軍政上層生存了這麼多年，他結交了許多朋友，也不可避免地樹了許多敵手。一旦失去兵權，吳三桂的身家性命就會受到嚴重威脅。 　　朝裏多少人對他虎視眈眈！他之所以到處橫行無礙，處處迎來滿面春風，還不是因爲兵權在握！朝廷催促撤藩的詔令一道接一道，面對年輕氣盛的康熙皇帝一步步殺機畢現的舉動，他好像別無選擇了。吳三桂沒想到康熙會這樣薄情寡義，愛新覺羅家族會這樣過河拆橋。“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看來竟是千古通義，歷朝歷代，概莫能外。可是，吳三桂實在不想再叛變了，叛變並不是他的專利。他原想在滿洲人的庇護下，安安穩穩地終此一生。 　　幾乎所有的史學家都把“三藩”叛亂的罪責歸於吳三桂，我卻願意爲他開脫。如果不是康熙帝對吳三桂個人品質的深刻反感，不是其人的年輕氣盛以及超越祖業的雄心所驅動，叛亂本可以避免。如果康熙皇帝再老成一些，再等待幾年，等已經六十二歲的吳三桂壽終正寢之後再採取措施，本可用和平手段解決“三藩”問題，對中國歷史造成的震動會小得多。 　　事實是，在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九月撤藩詔下達之後，吳三桂經歷了長達兩個多月的猶豫彷徨。畢竟已經六十多歲了，吳三桂不再有當年“衝冠一怒爲紅顏”的銳氣。明明大勢已去，一向頭腦清楚的他還在幻想皇帝能收回成命。可是，身邊的幕僚們卻比他清醒，他們日夜攛掇他起兵。 　　智囊方光琛的進言一針見血：“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籠中，烹飪由人矣！” 　　多年養尊處優的平西王，現在又一次落入焦躁痛苦的抉擇之中。他整夜失眠，動輒脾氣大發。轉眼到了歲末，宣詔的使臣又一次到了府中，平日溫文爾雅的吳王爺頭一次失去了自制。面對使臣的催問，開始還笑容可掬的他，竟一下子“赤頰大罵”起來，他指着欽差的鼻子吼道： 　　〖吾挈天下以與人，只此雲南是吾血掙。今汝貪污小奴，不容我住耶？！〗 　　起兵勢不可免了。只是，難道反叛竟是他的宿命？ 　　六十二歲那年冬天的一個早晨，吳三桂又一次全身披掛。在練兵教場的鼓角齊鳴中，他縱馬疾馳，連發三箭皆中靶心。雖然已是花發滿巔，延陵將軍風采依然，還是那麼英武絕人！ 　　吳三桂率領二十萬人馬又一次踏上了征程。一路上，風動塵生，殺氣襲人。 　　【末路】 　　起兵之初，形勢對吳三桂頗爲有利。吳三桂手下的官兵都是百戰之銳，能征慣戰。在吳三桂的指揮下，他們很快就拿下了貴陽、長沙、嶽州、成都、常德、衡州，一路克捷。所到之處，清軍望風披靡。 　　吳三桂又一次飲到了長江之水。他親臨常德指揮，陳重兵於長江南岸，擺出一副洶洶之勢。這時，吳軍士氣高漲，將領中有人主張立明朝後裔以收攬人心，有人主張疾行渡江全師北上，有人主張沿江東下，控扼江淮以絕南北糧道。可是吳三桂拒不表態。時間一天天過去，開始時勢如破竹的吳軍仍在長江南岸按兵不動。 　　吳三桂自有他的打算。他想通過這個舉動，向朝廷表明他並不是想真的反叛，他只是要保住自己應得的那份利益。他認爲大軍的一路摧枯拉朽，足以嚇倒未經世事的小皇帝。他派人給朝廷送去奏章，請求停戰。同時，又轉託西藏的達賴喇嘛爲他向朝廷“說情”，示以“裂土罷兵”之意。 　　他覺得自己的要求合情合理，康熙皇帝沒有理由不妥協。 　　這個舉動暴露了吳三桂的目光短淺。這正是他這個精明的投機者和真正的歷史偉人之間的差別，也是註定他不能成大器的證明。他這樣的人，在歷史脈絡的縫隙間可以遊刃有餘，卻缺乏引導歷史創造歷史的眼光和識度。武力有時可以決定一切，卻不是無懈可擊的論據。當他的努力和更多人的利益針鋒相對時，他的英勇、精明、識略都成了礁石上蒼白的泡沫。 　　康熙皇帝比吳三桂想象的堅強許多。他身上有着吳三桂所最缺乏的東西：原則性。他並不認同吳三桂的邏輯。就在吳三桂按兵不動的同時，他正在緊張地調動軍隊，動員種種力量。當他初步站穩腳跟，調整好整個帝國應對危機的姿態後，他對吳三桂做出了回答：將吳三桂留質在京的長子吳應熊、長孫吳世霖處死，其餘在京子孫免死，入宮爲奴。 　　史書記載，當吳三桂聽到這個消息時，正在喫飯，“聞報，驚曰：‘上少年乃能是耶！事決矣！’推食而起”。 　　至此，吳三桂的夢想才徹底破滅。他漸漸明白了自己的處境，一種不祥的預感籠罩了他的心頭，自己的一生有可能以徹徹底底的悲劇收場。 　　在歷史大情節中摸爬滾打了一生的吳三桂，在晚年發覺自己一生奮鬥的荒唐可笑。天下之大，竟然沒有一條留給他的路。自以爲聰明一世，英雄一世，誰料竟是一直走在絕境的邊緣。家庭觀念極重的他在自己的愛子幼孫身上傾注了許多情感，垂暮之年的這一新的打擊，使他有些承受不了，“在人前不肯顯出，暗地裏哭，雲喫這一夥（指攛掇自己起兵的幕僚）虧了”。 　　退路已斷，吳軍只好再次發動攻勢。可是此時時機已失，清軍已作好了充分準備。形勢的力量畢竟大於人，吳三桂的大軍開始步履艱難了。在清兵以舉國之力奮力反撲之後，驍勇善戰的吳軍終於開始不斷品嚐失敗。戰局急轉直下，吳三桂一生中的最後一次賭博很快就失去了任何成功的希望。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起兵五年之後，六十七歲的吳三桂在絕境中痛苦死去。 　　三年之後，叛軍餘部被肅清。吳三桂的子孫後代被徹底殺光，包括襁褓中的嬰兒。 　　【“誰識元戎事兩朝”】 　　在吳三桂發動叛亂之前七年，洪承疇死了。臨死的時候，他已經失去了權力。也許正是這點，使他能夠壽終正寢。在悼詞中，清廷慷慨地送給他許多美好的詞彙，說他“應天順時，通達大義，輔佐本朝成一統太平之業，而其文亦標名竹帛，勒勳鼎彝”。 　　然而，到了清朝中葉，天下已經平定，朝廷開始大力宣揚“臣節”。這位“勒勳鼎彝”的勳臣終於被政府列入《貳臣傳》，昔日的讚詞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是對他背叛君親的嚴厲指責和鋒利嘲諷。洪承疇終於以嗜利偷生不顧君臣大義的罪名，被釘在了道德審判臺上。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清朝最有福氣的大皇帝，康熙帝的孫子乾隆在出關祭祖的路途中，路過寧遠城。乾隆饒有興致地觀看了寧遠城中這兩座漂亮的石牌坊，這位愛作詩的皇帝又寫了一首“御製詩”： 　　〖燧謹寒更烽候朝，鳩工何暇尚逍遙。 　　若非華表留名姓，誰識元戎事兩朝？〗 　　第六章 血液裏的海水：鄭成功 　　【臺灣城的荷蘭人】 　　南明永曆十五年（公元1661年）四月三十，星期六，佔領臺灣已經三十七年的荷蘭人的生活和以往一樣平靜：赤嵌街商鋪裏的荷蘭商人，正在一件件仔細檢視他們剛剛從高山族獵人那裏收購來的鹿皮，看看上面有沒有蟲蛀的痕跡。 　　幾名荷蘭牧師深入漢人聚居區，爲新入教的漢人舉行洗禮；兩名荷蘭軍官在赤嵌城（荷稱普羅岷西亞城，今臺南市）邊的樹林裏打獵，作爲枯燥的日常生活的消遣。而已經在臺灣住了十九年的荷蘭土地測量師菲力普·梅，“正在赤嵌的普羅岷西亞市鎮外面的中國醫院指示幾個中國水泥匠建造大門”。 　　天空和往常一樣蔚藍，大海水平如鏡。這個星期六看來將和過去三十七年中無數個週末一樣，平靜而乏味。 　　早上九點鐘，在臺灣城（荷稱熱蘭遮城，今臺南市西安平鎮）上抽着煙悠閒散步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駐臺灣軍隊代司令雅科布·描難實叮不經意間，發現北方海面的天際線上出現了一個黑點。 　　按常規，今天不應該有任何船隻出現在這片海面。描難實叮滿懷狐疑地拿起望遠鏡，鏡頭裏出現的情景，使他震驚得幾乎跌倒在城牆上：海面上出現的是龐大的船隊，長長的隊伍一眼看不到頭。在前面一艘戰船的船頭，張着一張巨大的絲制太陽傘，傘下，一位身穿白色戰袍的將軍，正手持望遠鏡，向描難實叮方向看來。 　　荷蘭人後來得知，這位白袍將軍，就是“國姓爺”鄭成功。 　　描難實叮命令士兵們升起警報旗。然後，他靠在城頭，恢復一下一時癱軟的身體，匆匆下城，組織荷蘭人準備迎敵。 　　【鄭成功的計劃】 　　作出與荷蘭人開戰的決定並不容易。 　　南明永曆十二年（公元1658年），鄭成功在與滿洲人的作戰中遭到慘敗。在大陸上，他控制的地域因而迅速縮小，唯金門、廈門等幾個沿海孤城尚在手中。這幾座單薄的孤城顯然無法支撐起鄭成功規模宏大的反清構想。 　　他的目光落到了臺灣島上。 　　那個時候，從中國大陸望去，臺灣島的形象模糊而神祕。在明朝人的印象裏，這個孤懸海外的巨島籠罩在有毒的瘴氣之中。曾經去過這個海島的人回來描述，除了斷齒紋身的野人之外，就是巨大凶猛的野獸，和望不到邊的亞熱帶原始叢莽。 　　基於這種認識，明朝政府從來沒有把這個巨島納入關注的視線以內，而是聽任“紅毛夷”——他們一直這樣稱呼荷蘭人——佔領。大明王朝那些短視的文官們幾乎一致認爲，這個荒島沒有任何價值。 　　南明永曆十五年（公元1661年）一月，在一次祕密軍事會議上，鄭成功首次提出了收復臺灣的計劃。 　　據鄭成功的部下回憶，參加會議的大部分部下並不同意鄭成功的提議。 　　他們強烈要求固守殘留在大陸上的老家，以伺機反撲。他們認爲這片未開闢的草萊之地，“風水不可，水土多病”。即使得到了，也沒有多大用處。更何況船堅炮利的荷蘭人在臺灣經營了數十年，“炮臺利害，水路險惡”。 　　漢人向來不喜歡大海。他們熱愛大陸，不僅僅是因爲他們的祖墳、親友和家產都在大陸，更是因爲這裏也是他們熟悉的文化之邦。在他們看來，海洋是窮途末路，是陌生的充滿險惡的所在，是永遠排在最後的一個不得已的選擇。有人引證歷史，預言離開大陸必然會遭遇滅頂之災。 　　確實，宋元以來，大海都是殘餘政權的不祥的葬身之地。在蒙古人的緊緊追趕之下，南宋君臣走投無路，不得不逃入海中，最終全軍覆沒。陸秀夫揹負着年僅七歲的南宋少帝，投海自盡，用留在海面上的漩渦給南宋王朝畫上了一個倉促的句號。元末羣雄紛爭，浙江割據者方國珍不敵朱元璋，選擇了率衆入海這一絕路，在朱元璋的窮追之下，戰船、輜重和部下損失殆盡，最終也不得不屈膝投降。 　　鄭成功卻並不這樣認爲。他對部下說，海洋充滿危險，也充滿機會。 　　“草萊未闢”，意味着艱苦，也意味着巨大的潛力。在鄭成功眼裏，臺灣將是他東山再起的後盾，是他繼續反清大業的堅強堡壘，他對部下這樣分析臺灣的優勢： 　　〖田園萬頃，沃野千里，餉稅數十萬。造船制器，吾民鱗集，所優爲者。近爲紅夷佔據，城中夷夥不上千人，攻之可垂手得者。我欲平克臺灣，以爲根本之地，安頓將領家眷，然後東征西討，無內顧之憂，並可生聚教訓也。（[清]楊英《先王實錄》）〗 　　至於“船堅炮利”的荷蘭人，鄭成功說，他們畢竟也是凡人。如果這些荷蘭步槍手們嚐嚐中國弓箭的滋味，他們也許就不會那麼驕橫了。 　　【海盜鄭芝龍】 　　相比這些將軍們，鄭成功更熟悉海洋，也更熟悉荷蘭人。 　　遍數中華近代以前的民族英雄，誰也沒有鄭成功這樣複雜的“海外關係”。這從以下這個事實就可以充分證明：鄭成功的父親，有一個名字叫“尼古拉斯·加斯巴德”，這是他的天主教教名；他本名鄭芝龍，通葡萄牙語、荷蘭語和日語。據說，他把一個女兒嫁給了生活在澳門的外國人，因此，鄭成功有一個葡萄牙姐夫。鄭成功本人則是有一半日本人血統，七歲以前，在異國長大。 　　這個家族是蔣介石家族出現前最爲西化的中國政治家家族。鄭芝龍和鄭成功兩代，都和天主教神父來往密切。在荷蘭海牙的博物館中，保留着一封鄭成功寫給荷蘭人的信，信的內容是請荷蘭醫生菲力普·海爾曼斯去爲他看病。因爲這個大夫十年前就曾給他的父親鄭芝龍看過病，深得鄭氏家族的信任。 　　這個家族之所以有如此廣泛的國際背景，起因於鄭芝龍是東亞海洋上最有名的“海盜”。 　　【中日混血兒】 　　臺灣海峽對面的福建省，曾以偷渡和走私而聞名。實際上，這兩項活動在這個省份是有深厚傳統的。起碼從明朝初年起，福建沿海就活動着爲數衆多的海盜。 　　雖然大元帝國是一個世界性帝國，以發達的海外貿易而聞名於世，然而，後來者朱元璋卻對外面的世界絲毫不感興趣。朱元璋對曾給中國帶來巨大財富的海外貿易充滿恐懼，怕這種活動會給他的帝國帶來不安定因素。因此，他不但禁絕了海外貿易，甚至禁止漁民下海捕魚，把海島上的居民悉數內遷，“以三日爲限，後者死”。 　　宋元以來，東南沿海人民久已習慣以經營海外貿易爲生，福建人曾因此享有帝國最高水平的生活。禁海令一下，生機勃勃的沿海經濟遭遇到毀滅性打擊。閩人歷來敢於冒險，他們不甘坐以待斃，於是，或者偷渡異國，開闢新邦，或者持械爲盜，縱橫海上，或者進行走私，萬里遠航。“向外自謀發展的動力於焉形成，越到後來越成爲滾滾洪流，並結成足以與朝廷相抗衡的龐大的民間武裝勢力。”（湯錦臺著《大航海時代的臺灣》）那個時代，“海盜”和“商人”的界限是如此模糊不清。他們“市通則寇轉爲商，市禁則商轉爲盜”（[明]謝傑著《虔臺倭纂》）。一旦有通商的可能，海盜們就會捲起骷髏旗，把刀槍藏到甲板下面，堆起滿面笑容，和和氣氣地賺錢。只有實在走投無路時，才靠搶劫度日。而一個規規矩矩的商人想要經營遠洋貿易，他會發現他必須得武裝成半個海盜。因爲遠洋通商實際上就是武裝走私，東亞的這片海上，危機重重，沒有武力做後盾，他的船隊隨時可能葬身大海。 　　海上的競爭如此激烈，是因爲當日的海上貿易，利潤實在驚人。以當時貿易的大宗生絲爲例，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城日誌》天啓五年（公元1625年）四月六日條載：“生絲（從前一擔賣八十兩，其後賣至八十五或九十至九十五兩，是很高的價格）現在中國躍至一百十五兩，日本人去年以二百六十兩買進。” 　　一般估計，當日海上大宗輸日商品——生絲，其利潤率爲140％，牛尾藥的利潤率最高，達450％以上，錦緞獲利最低，也有90％。據此分析，當時海上貿易，利潤率約爲150％。所以，如果有機會正常貿易，做商人遠比做海盜收益更豐。 　　在那個時代，海盜，或者說遠洋貿易商，幾乎是福建省內所有有野心、有魄力的男性的首選職業。 　　鄭芝龍是福建南安人。從地圖上，可以看到這個地方離海不遠。史載，這個小官吏的兒子“性情逸蕩，不喜讀書，有膂力，好拳棒”，生就一副江湖性格。受這個地區闖蕩海外傳統的影響，年僅十八歲時，鄭芝龍即離家出走，浪跡於澳門、日本、菲律賓。由於長期在外，他精通葡萄牙語、荷蘭語和日語，做過鞋匠、廚子和專職翻譯，並且成了天主教徒。 　　混跡日本期間，鄭芝龍娶了日本女子田川氏爲妻。鄭成功因此成爲中日混血兒。 　　因爲狡猾豪雄，鄭芝龍混跡海上十餘年，成爲東南海面上令人聞風喪膽的海盜頭目，兼東南沿海最大的國際貿易商。他擁有上百隻大商船，還擁有數萬人的私人武裝，其他經營海外貿易的中國人都得向他交保護費。 　　與鄭芝龍一樣，以東印度公司爲名組織起來的荷蘭商人也兼做海盜，他們與鄭芝龍來往密切。雖然來自不同的兩個半球，海盜的本性卻是相通的：嗜血，貪婪，不講信義，沒有道德底線。有時，鄭芝龍頭一天還在歡宴時教荷蘭人中國式划拳，第二天卻會劫了一條荷蘭船，掃蕩了財物後，把它偷偷鑿沉海底。而荷蘭人身上同樣也散發着濃烈的叢林動物的味道。 　　德國史學家衛特在《臺灣之歷史》中說：“他（鄭芝龍）和臺灣的荷蘭人關係似乎和睦。但在1620年代之末，（鄭）到Zeelandia（臺灣）作友好的訪問時，被皮特·納依茨詭詐地拘捕，不得不以二十條金條贖回。然而如同俗語所說的下流人容易打架，也容易和好，共同的商業利益又使他們結合。” 　　【“勿以紅毛火炮爲畏”】 　　出生在這樣的“海盜”之家，鄭成功當然對遠東海域的各種勢力都瞭如指掌。因此，他知道荷蘭人確實不是那麼好對付。 　　即將展開的鄭荷之戰，是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和西方的第一次大規模海上碰撞。 　　在鴉片戰爭之前的一百八十來年前，中國和西方的武器裝備差距就已經十分巨大。荷蘭軍隊已經進入熱兵器時代，而中國軍隊還處於冷兵器時代。 　　一切情形，與鴉片戰爭時是那樣相仿。連大臣們嚮明朝皇帝彙報荷蘭人情況的報告，讀起來都容易讓人誤以爲是鴉片戰爭時的文件。福建巡撫鄒維璉在向皇帝彙報荷軍情形時，這樣說： 　　〖紅毛一番遠去中國四萬裏，晨昏晝夜皆相反……其人深目長鼻，赤須朱發，其性賊虐，尚仇殺，諸夷畏之。其舟長五十丈，橫廣六七丈，名曰夾板，內有三層，皆置大銃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數十里，人船當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長技有如此者。〗 　　明末時期，海上霸主的地位還沒有輪到英國，而是被荷蘭牢牢佔據。當時的荷蘭軍隊以武器精良而聞名全球，當時中國人稱荷蘭軍艦爲“鐵艦”、“夾板船”。用鄭軍的話說：“夾板船只高大，兩邊遮蓋堅固，火炮利害。”（[清]江日升著《臺灣外紀》）這些荷蘭戰艦喫水、載重、船上裝載的火炮數量，都大大超過鄭軍所有的木製帆船。 　　在當時的臺灣海面上，停泊着荷蘭戰艦“赫克託”、“斯·格拉弗蘭”和“威因克”、“馬利亞”以及多艘小艇。此外，荷蘭人還在臺南海岸修建了一系列堅固的城堡和炮臺，上面安裝了威力巨大的臼炮和大炮。普通荷蘭士兵則擁有先進的步槍、短手槍、榴彈，甚至還有瞄準器。 　　而鄭成功的軍隊基本上是用弓箭、關刀、刺戟武裝起來的。荷蘭人說：“敵兵使用各種各樣的武器。有的把弓箭掛在背上，有的左手持盾，右手執劍，不少兵士雙手拿着裝在長柄上的大刀。”鄭成功也擁有一些熱兵器，不過中國熱兵器停留在初起階段，製作十分粗糙。“國姓爺擁有大量的火藥和重炮。雖然中國人比歐洲人早好多年就知道了製造火藥和鑄造大炮的方法，但其威力無論如何趕不上荷蘭的產品。”（[荷蘭]揆一著《被忽視的福摩薩》）因此，鄭成功知道，他將要面對的敵人，遠非手持弓箭的滿洲人可比。 　　所以，在確知臺灣島上的荷蘭人只有一千餘的情況下，他還是調集了兩萬多名軍人，跨海遠征。南明永曆十五年（公元1661年）三月初一，鄭成功在廈門祭江，禱告上蒼： 　　〖本藩矢志恢復，切念中興……故冒波濤，欲闢不服之區，暫寄軍旅，養晦待時，非爲貪戀海外，苟延安樂。自當竭誠禱告皇天，並達列祖，假我潮水，行我舟師。〗 　　他號召部下不要害怕荷蘭人的炮火，並保證，自己將身先士卒，向大家證明荷蘭人並非不可戰勝。 　　〖爾從徵諸提、鎮、營將，勿以紅毛火炮爲疑畏，當遙觀本藩首所向，銜尾而進。〗 　　作爲後世的歷史閱讀者，讀到鄭成功這段慷慨激昂的講話時，心裏替他捏着一把汗。因爲，人數並不是戰爭勝利的保證。歷史的線頭，有時重疊交纏，歧徑紛紜。許多我們認爲的第一次，其實不過是歷史的重複。 　　在鴉片戰爭中，清王朝擁有的常備軍達二百多萬，直接調集與英國人作戰的有十多萬大軍，而英國遠征軍人數最多的不過二萬。然而，“英軍已處於初步發展的火器時代，而清軍仍處於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人數多寡及武器裝備的對比，與鄭荷之戰驚人的相似。結果卻是數萬大軍都作爲英國人的炮灰，大清王朝一敗塗地。 　　【不怕死的中國士兵】 　　聽到有敵軍來襲的消息，正在修醫院大門的土地測量師菲力普·梅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計，和大部分荷蘭人一樣，登上普羅岷西亞城堡，向海裏張望。他看見，在北方海上，“戎克船很多，匆忙之間無法計算數量”。 　　而《被忽視的福摩薩》提供了更爲詳盡的數字：“幾百只戰船在熱蘭遮城可以望見的福摩薩海面出現，船上載有約二萬五千名兵士。” 　　戰爭雙方從數量上來說是不成比例的。荷蘭人後來說：“（熱蘭遮）城堡內約有一千一百人。”（《被忽視的福摩薩》）而普羅岷西亞城堡裏的武裝人員不到二百人。從人數上來說，鄭軍是荷軍的近二十倍。 　　雖然人數對比懸殊，但荷蘭人並沒有絕望。因爲在他們眼裏，中國人並沒有什麼戰鬥力。長久以來，荷蘭人對中國人懷有深深的蔑視。天啓五年（公元1625年），曾經跟隨荷蘭船隊在中國沿海蔘與搶劫的荷蘭人威廉·龐德古寫成了風行一時的《難忘的東印度旅行》，裏面記載了對中國人的觀感。 　　他說：“中國人很少聽到過槍聲，據說一聽到槍聲就嚇得要命。”他們在中國沿海燒殺搶掠，卻很少遇到有效的抵抗。在荷蘭船的甲板上，擠滿了被俘獲的中國人，龐德古說：“每當我走上甲板時，這些中國人馬上讓出一條路來，並且合掌跪在兩旁，真像綿羊一般的馴服。” 　　在統治臺灣的三十多年中，荷蘭人也一再確認了中國人的馴服和懦弱。 　　《荷蘭人侵佔下的臺灣》（甘爲霖編譯）載，荷蘭人每年向生活在臺灣經營海外貿易的中國漢族人收取關稅，“獲得了不少利益”。雖然人數近十萬，居臺已百年，這些中國人卻視後來的一千多名荷蘭人爲合法的統治者，甘心繳納這不合理的稅賦。 　　然而，同樣居住在這裏的日本人卻拒不繳納。“日本人強烈反對繳納關稅，藉口他們比東印度公司的人們早來此地六年，所以該地最先是他們所佔有的。”因爲這一爭執，日本人和荷蘭人之間爆發了長時期的互不妥協的對抗。 　　在三十餘年的統治中，以上事實奠定了荷蘭人對中國人的心理優勢。因此，當鄭成功軍隊登上臺灣島時，他們還有心情以獵奇的心態來觀察這隻陌生的軍隊。站在普羅岷西亞城頭的梅發現，鄭軍的軍容很整齊： 　　“敵軍全副武裝，士氣高昂地從位於新港車路帝的農園，越過高地，擊鼓吹管，行軍而來，其中有幾個騎馬的。他們的軍隊有數不完的漂亮絲質旗幟幡旒（liǔ），頭戴光亮的頭盔，手握大刀，迅速沿Inding的路，經過Hagenaer森林，來到海邊的小森林，在普羅岷西亞北邊，公司的庭園小溪後面紮營，在那裏搭起上千個白色帳篷，時間是下午一點半。” 　　安營紮寨之後，鄭軍向普羅岷西亞城發動了第一次攻擊。梅說：“有一千人以上的武裝敵人從城堡北邊的馬廄，舉着飛揚的旌旗，其中有些人騎着馬沿着海岸，經過高丘的下面飛奔而來，好像就要打進城堡裏面來。” 　　冷熱武器的巨大差距此刻顯現出來：“但是當他們來到五六竿的距離時，我們向他們發射步槍，射了一兩發炮彈，他們損失了幾個人之後就退回去了。”“敵人從海邊的高丘後面繼續向我們射箭，射了很久，箭如雨下，但未造成顯著的傷害，只有兩名士兵受傷。” 　　步槍對弓箭的巨大優勢，有效地彌補了人數上的劣勢。不過荷蘭人還是注意到了這些中國人與以往他們見到的中國人的明顯不同，那就是驚人的勇敢。一直站在城上的梅記載說： 　　“他們有一個人受傷臥在城堡前面，無法救離那裏，雖然他身上已經被射中幾顆子彈，躺在地上，他不肯投降，還向城堡上的人射了十九或者二十枝箭，直到我們的黑人青年，用一枝他射過來的箭射中他的臀部，他才搖晃地跌向另一邊，用手腳爬離我們的視線。” 　　這個不怕死的中國士兵，給普羅岷西亞城裏的所有荷蘭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沉沒的“赫克託”號】 　　第二天，也就是南明永曆十五年（公元1661年）五月初一，鄭荷軍隊在海上和陸上同時爆發了激戰。 　　《被忽視的福摩薩》載，五月初一的一早，荷軍貝德爾上尉因爲兒子被中國人擊傷，憤然要求帶兵出擊中國人。貝德爾上尉決心，讓這些膽大妄爲的中國人嚐嚐荷蘭軍人的厲害，“號召兵士們勇敢作戰，不要害怕中國人，說他能領導大家獲得勝利。他自信必能獲勝，其樂觀的態度鼓舞了士兵。他們相信中國人受不了火藥的氣味和槍炮的聲音，只要放一陣排槍，打中其中幾個人，他們便會嚇得四散逃跑，全部瓦解”。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臺灣總督”揆一回憶說，貝德爾的想法不無根據。 　　“1625年的確有過這樣的事情，當時我方二三百名戰士竟能壓倒大約七八千名武裝的中國人，把他們擊潰。從此以後，在福摩薩的中國人就被荷蘭人看作不堪一擊，以爲他們都是文弱怯懦，不能打仗的。據荷蘭人估計，二十五個中國人合在一起還抵不上一個荷蘭兵。他們對整個中國民族都是這樣的看法：不分農民和士兵，只要是中國人，沒有一個不是膽小和不耐久戰的，這已經成爲我方戰士不可推翻的結論。” 　　因爲對自身戰鬥力有這樣的自信，所以，貝德爾上尉率領荷蘭軍隊出城之後，面對四千名中國士兵，也毫不膽怯。“荷蘭軍隊以十二人爲一排，勇敢地前進，靠近敵人時，連放了三排槍。敵人也不示弱，箭如驟雨，連天空似乎都昏暗起來。雙方都有死傷，而中國人並不像預期的那樣準備逃跑。” 　　荷蘭人大驚失色。他們發現這些中國人遠比他們勇敢，和他們以前認識的中國人幾乎不是一個物種。“這些（中國）士兵低頭彎腰，躲在盾牌後面，不顧死活地衝入敵陣，十分兇猛而大膽，彷彿每個人家裏還另外存放着一個身體似的。儘管許多人被打死，他們還是不停地前進，從不猶豫，而只是像瘋狗似的向前猛衝，甚至不回頭看一看自己的戰友有沒有跟上來。” 　　“現在，他們（荷蘭人）才知道過去過於輕敵，以致根本沒有想到會遭到這樣的抵抗。如果說戰鬥前他們是英勇無畏，想要仿效吉迪翁（古以色列的英雄）的行徑，那麼他們的勇氣則完全爲恐懼所代替，許多人甚至還沒有向敵人開火便把槍丟掉了。他們抱頭鼠竄，落荒而逃，可恥地遺棄了他們英勇的隊長和同胞。”“中國人乘勢猛攻，見人便砍，毫不留情，直到上尉及其部下一百一十八人全部戰死。” 　　甚至海戰，荷蘭人也是一敗塗地。荷方主動進攻，試圖在海上一決勝負。荷蘭人記載說：“敵方大型帆船約六十艘，各裝有兩門大炮，駛離艦隊前來迎戰。我方船隻首先開炮，炮聲如雷。於是，海戰開始了。最大和最重的赫克託號駛在前面，作戰頗爲順利。它一駛過去就用大炮擊穿了許多逼近的敵船，有一二艘敵船很快地沉下去。” 　　看上去，荷蘭海軍如同一百八十年後鴉片戰爭中的海軍一樣，將輕易蕩平海面。然而，鄭成功的軍隊卻不是那麼容易屈服的。“但是勇敢的敵軍並不因此而退卻。在戰鬥狂熱中，有五六艘最勇敢的帆船從各個方向向赫克託號圍攻。”在混戰之中，“赫克託號不幸因船上火藥爆炸而沉沒，船上的貨物和兵士全部同歸於盡”。其他軍艦慌忙逃走，荷海軍首戰告負。 　　【“國姓爺”】 　　鄭軍的血性，有一半是來自於鄭成功本人的血性。 　　史稱鄭成功“果敢剛毅，傳之自母”。鄭成功的這位日本母親，有膽有識，性情剛烈。在後來鄭芝龍望風而降之日，田川氏拒不同行。清軍攻入安平，鄭家族人紛紛逃走，田川氏“手持劍不肯去”，清軍入門之際，這個日本女人“毅然拔劍割肚而死”。 　　可以想見，這樣一位母親對鄭成功會產生多麼大的影響。這個日本女人家教甚嚴，特別對鄭成功道德品質的成長頗爲關切。“他接受了母親田川氏的日本式教育，也接受了父親鄭芝龍離開日本之前給他安排的日本武士花房的武士道教育和‘二刀流’（日本武聖宮本武藏所創）劍術。” 　　鄭芝龍後來投降了明朝政府，成爲一名海軍高級軍官，兼富貴和榮華而有之。他繼續半公開地經營他的商業帝國，同時從日本接回了七歲的鄭成功。鄭芝龍對這個長子非常重視，爲他提供了普通人家無法企及的教育條件。 　　鄭成功的天姿原本非常突出，經過文武兩方面系統的教育，這個少年身上的不凡氣象吸引了周圍人的眼光。許多人預言這個少年人前途遠大。 　　鄭芝龍的朋友王觀光一見鄭成功，就對鄭芝龍說：“此子英物，非爾所能及也。”叔叔鄭鴻逵也屢屢摸着鄭成功的頭說：“此吾家千里駒也。” 　　史載，讀書期間的鄭成功文武兼備。“制藝之外，則舞劍馳射，楚辭章句，特餘事耳。”這個軍閥的世子長成了一個玉樹臨風的美男子。黃宗羲稱他“丰采掩映，奕奕曜人”。 　　二十二歲入南京國子監，文壇領袖錢謙益一見而喜，稱他的文章：“聲調清越，不染俗氣。少年得此，誠天才也。”“偉其器，因給別字‘大木’。” 　　優越的家境、天賦的傑出才華和一帆風順的成長經歷，培養了鄭成功強烈的自信心、優越感和貴族氣。在接受中國傳統教育的過程中，他“性喜春秋，兼愛孫吳”，偏愛讀春秋故事，欣賞春秋人物那種豪邁坦蕩、敢作敢爲、一諾千金、輕生重義的英雄氣質，崇拜孫子、吳起這些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憑藉超人膽智改變帝國前途命運的英雄人物。“少年心事當擎雲。” 　　母親的剛烈性格遺傳和傳統儒家教育的理想人格設計，使青年鄭成功對自己的人生充滿了理想主義的期待。雖然文筆瀟灑，書法出衆，他卻從來不以一個書生自期。面對明末以來紛亂的世態，鄭成功有一種將在這個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直覺。 　　南明隆武元年（公元1645年），鄭芝龍把二十一歲的鄭成功引見給隆武帝。隆武帝見他風度翩然，一表人才，對答如流，英氣四射，大喜。“撫森背曰：‘恨朕無女妻卿。’遂賜姓，兼賜名‘成功’”，“以駙馬體統行事”。 　　清軍南下，母親爲清軍所逼，剖腹自殺，鄭成功聞訊，痛不欲生，匆匆趕回安平，料理了母親後事，用黃金鑄造了一尊田川氏坐像，朝夕禮拜。 　　同日，“攜所着衣巾，焚於南安文廟，仰天欷噓，曰：‘昔爲孺子，今爲孤臣。謹謝儒服，唯先師昭鑑！’再拜而去。與所善陳輝、洪旭等九十餘人，收兵南澳，得數千人”。 　　從此，鄭成功“以隻身而奉故朔，海島羣雄，拱手聽其約束；五省移徙，避其鋒銳。且當敗軍喘息，又能鎮定強戰。繼而，開闢海外乾坤”。他一生“處無可如何之境，得未曾有之局，以其螳臂之勢，縱橫大敵，逐紅夷於海上，闢地千里，爲有明碩果之僅存”。終其一生，鄭成功“明知不可而爲之”，在令人沮喪的明末歷史留下了英雄主義的一章。 　　【有彈性的剛烈】 　　鄭軍令人驚恐的戰鬥力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海盜遺風，二是鄭成功的個人風格。 　　在嚴密的專制統治之下，敢於蹈險出海之人，都是一些血液沸點較低的熱血男兒。而逃亡海上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又進一步強化了他們的野性和血性。這些海盜們，專靠勇氣作爲喫飯的資本。在鄭芝龍降清之初，他們一時羣龍無首。鄭成功一樹義旗，他們又呼嘯而至，聚集在少帥旗幟之下。 　　鄭成功天性英邁果決，嫉惡如仇。他知道，收服這些散漫慣了的海盜，非嚴明的紀律不可。因此，鄭成功軍令如山，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南明永曆二年（公元1648年）十月，清軍襲擊廈門。當時負責廈門守備的三叔鄭芝鵬在慌亂中，“席捲珍寶，棄城下船”，引起“島中騰沸”。 　　戰後，鄭成功大會羣臣，以“貪財怕死”，“臨陣逃脫”，斬親叔鄭芝鵬之首，並令將其首級懸街示衆三日。鄭成功治軍不講情面，往往如此。 　　在戰鬥中，鄭成功經常親身督戰，身先士卒，視死如歸。南明永曆七年（公元1653年），清軍圍攻海澄。鄭成功爲鼓舞將士，從廈門親臨海澄，登上炮臺督戰。清兵炮火齊發，部將拼命將鄭成功拉下炮臺，鄭成功剛剛離開，清軍的炮彈正好落在鄭成功的座位上，“座位被擊粉碎”。像這樣九死一生的事例，在鄭成功的軍事生涯中數不勝數。 　　鄭成功崇尚忠義節氣，在明末實用主義瀰漫的社會氛圍之下，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不因眼前利益犧牲道德原則。 　　南明永曆六年（公元1652年）長泰之戰，清總督陳錦率兵作戰失敗，羞慚之下，痛打其奴庫成棟泄憤。庫成棟懷恨在心，將他刺死，割其首級投降於鄭營。次日，鄭成功會集文武，下令把庫成棟捆起來，對他說：“你殺主求榮，是無恥之徒，本藩絕不用你這種不義的人。”雖然諸將也以庫成棟投誠，有功無罪，爲他求情，但鄭成功仍下令斬首示衆。 　　他尊敬真正的軍人。在後來的鄭荷之戰中，荷蘭人記載，有一個荷蘭士兵在鄭成功軍前表現出了不凡的勇敢：“馬摔倒了，敵人（鄭軍）追到時，他仍奮勇抵抗，手持卡賓槍拼命射擊，直到因傷勢過重而死去。國姓爺知道後，認爲他是一個勇敢的戰士，下令厚葬，全軍放禮炮致敬。” 　　這種視榮譽重於生命的理想主義，正是明末的中國人所極爲缺乏的品質。春秋以降，在日益嚴密的專制權力的不斷挫辱下，中國人日益軟熟圓滑，英雄氣質不斷從這個民族體內消散，實用主義越來越向着苟且、醜陋的方向發展。 　　“生命尊嚴”和“生命質量”已經成爲不可兼得的魚與熊掌，一些人徹底放棄生命的優雅，選擇了生存重於一切的動物化生存。另一些人雖然不想放棄道義責任，但被專制教育侵蝕得單薄僵硬的生命，不足以承擔“英雄主義”的理想，“英雄主義”在他們那裏已經異化成那些手無縛雞之力、迂腐教條的書生們“平時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的可笑表演。 　　只有鄭成功重新接續起了春秋傳統，把“榮譽”放在了“生命”之前。 　　然而，鄭成功的英雄主義卻不是建立在“拼一死以成名”的簡單人格設計之上。“果敢剛毅，傳之自母”這個史評之前，還有一句“權謀術數受之於父”。畢竟，他是成長在一個軍閥之家，從小讀兵書長大。父親的精明、現實，在耳濡目染之中漸漸溶入他的血液。 　　從二十二歲起，鄭芝龍就有意識地安排他親歷戎行，參與了許多軍事指揮活動，使他得以遍知人之情僞。所以，鄭成功的剛烈是一種有彈性的剛烈，鄭成功的理想主義是以現實主義爲兩翼的理想主義。他既有血氣，又有操作的能力。這就註定他不會像黃道周、瞿式耜（sì）那樣能言不能行，只能做歷史上空一道短暫的流星，鄭成功會留下重重的一筆。 　　【“我來到的地方，我就一定征服”】 　　中國史書崇尚簡約。那些鮮活的、包含着大量複雜信息的細節都被史家刪節淨盡，只留下嚴格符合英雄定義的幾則條目。 　　我們得感謝荷蘭人。是他們爲我們留下了關於鄭成功的幾筆生動描寫，使這個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民族英雄得以避免被臉譜化的命運。 　　經受慘敗之後，熱蘭遮城荷蘭“總督”揆一派出了兩名代表前來與鄭成功接觸。兩名代表詳細彙報了與鄭成功接觸的經過，這一彙報被載入《被忽視的福摩薩》。在其中，我們得以領略西方人眼中的鄭成功的神情風采。 　　兩名代表被領進大帳。他們小心翼翼地詢問鄭成功，爲什麼對臺灣突然發動襲擊。 　　荷蘭人描述說：“那個潛伏進來的海盜，不再問任何問題，就揚起眉毛，僵起下顎，很驕傲地說，他來，是爲了索取福摩薩島，及島上建造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城堡，武力奪取或者志願交付。因爲福摩薩島靠近對岸的漳州，所以是屬於他的。” 　　兩名荷蘭人說，鄭成功要荷蘭人立刻投降，否則，就要在他們面前下令，立刻攻擊普羅岷西亞城堡：“他揮手指指他的軍隊，指指普羅岷西亞城堡，很狂傲地說出褻瀆神靈的話（哦，真可怕！）：‘我能夠用我的力量把天地翻轉過來，我來到的地方，我就一定征服。你們已經看到，昨天你們的大船已經被我的戎克船燒燬了，隊長Pedel及所有他的士兵也在北線尾被殺死了……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荷蘭人，要避免用你們微小的兵力來對抗我強大的軍隊。’” 　　確實，五月初一的戰鬥摧毀了普羅岷西亞城堡內荷蘭人的信心。這個城堡內所有能作戰的人不足二百，在鄭軍的包圍下，飲水和食物供應都遇到了極大困難。經揆一同意，他們打算與鄭成功進行談判投降事宜。 　　荷蘭土地測量師菲力普·梅被任命與另一位測量師赫爾曼一起，作爲談判特使去拜見鄭成功。梅後來僥倖活着回到了荷蘭，並且把他與鄭成功談判的過程記入了梅氏日記。 　　中國史書和其他資料中，關於鄭成功容貌舉止的記載極少，且歧義紛紜。有的畫像上，鄭成功濃眉重目，威武雄健，有的畫像則顯示鄭成功淡眉細目，狀如儒者。有的記載說鄭成功身材很高，在別的記載則說身高不及中人，弄得連後來塑鄭成功像時都不知如何取捨。 　　幸虧，梅氏留下了這本日記，使我們得以幸運地通過它，穿越三百四十年的光陰，直接觀察這位名垂史冊的軍人的音容笑貌。 　　五月初四上午，兩名土地測量師被領到了鄭成功的大帳之前。 　　梅回憶說： 　　“國姓爺坐在帳幕正中央的一張桌子後面。桌子上鋪着刺繡得很貴重的桌巾。他身穿一件未漂白的麻紗長袍，頭戴一頂褐色尖角帽，式樣像便帽，帽檐約有一個拇指寬，上頭飾有一個小金片，在那小金片上掛着一根白色的羽毛……” 　　“我猜他年約四十歲，皮膚略白，面目端正，眼睛又大又黑，那對眼睛很少有靜止的時候，不斷到處閃視。嘴巴常常張開，嘴裏有四五顆很長、磨得圓圓、間隔大大的牙齒。鬍子不多，長及胸部。他說話的聲音非常嚴厲，咆哮又激昂，說話時動作古怪……中等身材，有一條腿略爲笨重，右手拇指戴着一個大的骨制指環，用以拉弓。” 　　“叛徒何斌將那封信遞交給他。他拆看那封信，讀完信後，先對自己吆喝，然後對我、何斌，以及站在他旁邊的那些顯貴官員們吆喝。最後經由何斌告訴我說，看起來上天還是憐憫我們的……（國姓爺）不但要讓我們活着，還要同意那些條款所說的內容……只拒絕我們一件事，就是不許前往大員（熱蘭遮城）。” 　　經過反覆談判，雙方達成協議：普羅岷西亞城堡中的軍人放下武器，走出城堡，可以居住在附近的市鎮，但不得去熱蘭遮城與其他荷蘭人匯合。 　　這樣，鄭成功就可以專心對付有一千一百人據守的熱蘭遮城了。 　　【明亮的少年】 　　在另一篇日記裏，梅記載了鄭成功特意在他面前炫耀武藝的情形： 　　“他於是上了馬，叫我跟着去。我們來到海邊平坦的地方，他的一個隨從就拿三根約二尺高的短棍，每一根頂端都有一個小圓環，小圓環上貼着一個銀幣大小的紅紙當箭靶。三根棍子在海邊插成一排，互相間隔十竿。國姓爺遂插三支箭在他的腰帶後面，騎到約五十到六十竿的地方，然後盡馬所能的最快速度，疾馳而來，拔一枝箭射中第一根棍子的箭靶，第二枝射中第二根的，第三根射中第三根的……一路跑來都維持同一個速度，既沒有停下來，也沒有減速。” 　　“這樣連續騎射兩回之後他就下馬，走到我的旁邊，問我：看清楚了沒有？能不能也一樣騎射？我推辭說，不能，因爲我從來沒有拿過弓箭，我們是練習射槍的；不過，在我們貴族當中是有類似的娛樂……” 　　通過荷蘭人繪聲繪色的記載，我們可以發現，鄭成功具有明顯的膽汁質性格特徵，外向、活躍、急躁。他言語直率，鋒芒畢露，作風張揚，爲人狂傲。 　　也許荷蘭人的筆端，難免帶有敵人先入爲主的情緒化傾向。不過，中國人的記載同樣驗證了鄭成功的個性。中國史學家評價鄭成功時，往往有這樣的語言：“英邁果斷有餘，而豁達恢宏不足，一生遇事容易衝動發怒”，“失在激訐”，“易以意氣用事，喜得獨佔之功”。通過這些評價，我們可以確知，在中國史學家眼裏，鄭成功“不成熟”、“急躁”、“衝動”、“不沉穩”。 　　確實，有許多史實可以證明這些結論。比如，他嫉惡過甚，執法過嚴，部屬有小過亦不能寬免，常因小事而暴跳如雷。自南明永曆二年（公元年）至南明永曆十五年（公元1661年），十三年間，被他誅殺的將吏，有姓名可考者七十五員，導致許多將領忍受不了他的嚴刑峻法，紛紛投奔清人。後來替清軍收復臺灣的施琅，即是其中之一。 　　鄭成功的個性與中國人傳統的英雄形象不完全吻合。在我們眼裏，一個真正的大英雄應該富於城府，深不可測，喜怒不形於色。 　　在爲鄭成功的不完美惋惜的同時，我看重的卻是這一所謂性格弱點的另一面。鄭成功擁有中國人嚴重缺乏的可貴性格品質：少年性。 　　西方文化以積極和欣賞的心態來看待“少年”，少年意味着活力和創造力。西方人認爲，必須讓年輕人自己去闖蕩世界，即使做出一些不負責任的事也不要緊，因爲這正是少年的特權。 　　中國人則對少年人的活力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三十歲以前的人，在中國人看來，“血氣未定”，屬於“嘴上無毛，辦事不牢”。非得四五十歲了，火氣漸消，血性全無，才讓人感覺安全可靠，纔可以當領導，辦大事。在傳統社會里，“少年老成”是對一個人最高的褒揚。“老練”、“老實”、“老辣”、“老馬識途”、“老驥伏櫪”、“老蚌生珠”，在中文詞典裏，與“老”有關的詞彙幾乎都是褒義的。 　　《禮記·曲禮》說，孝就要“不登高，不臨深”，“父母在，不遠遊”，中國傳統家庭教育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要取消一個孩子的冒險衝動和對外部世界的好奇。如此，一個人當然就不會有自己的見解、思想和個性，當然就更不會有任何逆反心理。這樣才能把每一代新成長起來的人的熱情、火氣、棱角磨去，把他們納入一成不變的生活軌跡，以維持千年不變的超穩定生活結構。 　　所以，中國文化缺乏朝氣。“天真”、“熱烈”、“理想主義”是中國文化中的缺色。中國文化是以發黃的故紙、深沉的紫檀色、缺乏個性的繡着團花的醬色衣服爲底色，灰暗模糊，缺乏亮麗明快。 　　只有鄭成功，這個異國出生的海盜之子，性格中一直燃燒着明亮的“少年性”。因此，當清軍南下之時，他纔會作出與父親截然不同的選擇。 　　【父與子】 　　南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二月，清軍大舉南征，兵鋒直指鄭芝龍的勢力範圍福建。清軍南進途中，鄭芝龍就已開始與之密使洽談投降事宜。爲了表達自己的誠意，鄭芝龍密令自己的部下放棄天險，自動撤退，並且留下糧草，以備清軍使用。 　　二十二歲的鄭成功對父親的行爲深爲不安。他與父親展開了一次長談。 　　《臺灣外紀》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成功勸曰：“……以兒細度，閩粵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馳驅。若憑高恃險，設伏以御，雖有百萬，恐一旦亦難飛過。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開海道，興販各港，以足其餉。然後選將練兵，號召天下，進取不難矣。” 　　龍曰：“稚子妄談，不知天時時勢。夫以天塹之隔，四鎮雄兵且不能拒，何況偏安一隅。倘畫虎不成，豈不類狗乎？” 　　成功曰：“吾父所見者大概，未曾細料機宜，天時地利，有不同耳。清兵馬雖盛，亦不能長驅而進。我朝委系無人，文臣弄權，一旦冰裂瓦解，釀成煤山之慘。故得其天時，排闥直入，剪除兇醜，以承大統。迨至南都，非長江失恃，細察其故，君實非戡亂之君，臣又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飲恨，天塹難憑也。吾父若借其崎嶇，扼其險要，則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 　　龍曰：“識時務爲俊傑。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禮我。苟與爭鋒，一旦失利，搖尾乞憐，那時追悔莫及。豎子渺視，慎毋多談。” 　　成功見龍不從，牽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離山則失其威，脫淵則登時困殺。吾父當三思而行。”〗 　　鄭芝龍的選擇，在唐宋之後日益軟熟的絕大多數國人看來，都無可厚非。畢竟，此時清人已經佔領了絕大部分中國領土，只有福建、兩廣、雲南尚未歸附。滿洲人的戰鬥力已經一再得到清晰的展示，以一省抗全局，無異螳臂當車。既然早晚都得投降，那麼，晚降不如早降，被迫不如主動，消極不如積極。既然天下大勢已定，就應該按歸降後的利益最大化來安排現在的對策。 　　在鄭芝龍看來，現在正是像天才演員那樣表演“誠懇”、“積極”的大好機會。他又把海盜那一套拋膽傾心結交新知的老伎倆使了出來，清人一信相邀，就欲欣然隻身前往。鄭成功的勸說，他根本沒有往心裏去。在他眼裏，二十二歲的鄭成功雖然聰明精幹，然而畢竟不過還是個孩子，黃口小兒，根本沒有和他探討的必要。因此，“龍見成功語繁，厭聽，拂袖而起”，乾脆起身離去。 　　老謀深算的鄭芝龍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他這個個性強烈的長子，竟然敢違抗他的命令，不但不隨着自己一道投降，而且後來成爲清軍最堅定的敵人，並且最終因此帶累得老父搭上了性命。 　　中國思想家說，孝的最根本意義在於“無違”，就是無條件地服從父親。按理說，鄭芝龍的考慮無疑比鄭成功更理智，更現實，也更深遠。這個老海盜，憑着他在中國社會和政治風濤中的經驗，已經清楚地判斷出改朝換代的大戲，此時已經是快唱完了。歷史大勢不容更改。降清之後，即使不能如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那樣封王據土，也一定可以留住自己在福建的廣大財富；穿戴異族服裝，並不妨礙他繼續享盡人間榮華富貴。 　　所以，不論是從鄭成功自己考慮，還是從整個鄭氏家族的利益考慮，鄭成功聽從父命，安心歸順，都是一個正確的選擇。況且，演變中的中國文化對“忠”的要求，已經不如春秋時代那麼嚴格。“順天知命”已經不受社會輿論的苛責，甚至能言善辯的降臣們給自己準備的理由十分大義凜然：“誰非忠臣，誰非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事之已去，投誠歸命，保全億萬生靈，此仁人志士之所爲，爲大丈夫可以自決矣！” 　　然而，鄭成功卻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喫驚的舉動。在鄭芝龍命他跟隨自己一同去見清朝官員時，鄭成功拒不從命，並且回信說：“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今吾父不聽兒言，後倘有不測，兒只有縞素而已。” 　　這是中國文化史上難得一見的父子決裂書。鄭成功跳出數千年間籠罩在中國人頭上的“孝”的禁錮，成就了自己的特異人格。這封決裂書，鮮明地昭顯了鄭成功激烈慷慨的少年性格。鄭氏父子的差異，不僅僅在於“忠”與“叛”這樣一個簡單的道德標籤，更在於對時勢的看法。 　　少年人對前途對世界的看法總是更爲樂觀，更爲理想化。正像鄭成功對父親所說的那樣，天下尚大有可爲，“地利尚存，人心可收”。處理得好，“選將練兵，號召天下，進取不難矣”。在鄭成功的眼裏，時勢還大有可爲，這個世界上還有許多奇蹟等着他去創造。 　　鄭氏父子的另一個差異是對人生的看法。在鄭芝龍看來，什麼“民族”、“帝國”這些宏大之事，對他來講等同於無。人生在世，就在於要有勢力、有財富、有女人，這就夠了。這個老海盜的人生觀是典型的中國人實用主義的“身體化”人生觀。而少年鄭成功的人生觀無疑是一種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的人生觀。 　　在鄭成功看來，榮譽重於生命，當然更重於物質利益。人活着，不僅僅要爲“身”，更要爲“心”。所以，不久之後，他寫了中國史上獨一無二的“教父篇”，要父親“自愛”： 　　〖我家本起草莽，玩法聚衆，朝廷不加誅，更賜爵命。至於今上，寵榮迭承，闔門封拜，以兒之不肖，賜國姓，掌玉碟，畀印劍，親若肺腑，即糜軀粉骨，豈足上報哉？今既不能匡君於難，至宗社墮地，何忍背恩求生，反顏他事乎？大人不顧大義，不念宗嗣，投身虎口，事未可知。趙武、伍員之事，古人每圖其大者。唯大人努力自愛，勿以成功爲念！〗 　　西方文化是弒父文化，中國文化是弒子文化。在中國歷史上，只見過父教子，哪裏見過子教父？然而，鄭成功卻在精神上弒父，成了獨一無二的逆子。後來，在與清廷談判時，他屢屢說：“不知有父，久矣。”他給鄭芝龍寫了一封模棱兩可的回信，摘要如下： 　　〖違侍膝下，八年於茲矣。但吾父既不以兒爲子，兒亦不敢以子自居。坐是問候闊絕，即一字亦不相通。總由時勢殊異，以致骨肉懸隔。蓋自古大義滅親，從治命不從亂命。兒初識字，輒佩服《春秋》之義，自丙戌（南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冬父駕入京時，兒既籌之熟，而行之決矣。 　　父既誤於前，兒豈復再誤於後乎？兒在本朝，亦既賜姓矣，稱藩矣，人臣之位已極，豈復有加者乎？況兒功名之念素淡，若復作馮婦，更非本心。此可爲智者道耳。不然，懸烏有之空名，蒙已然之實禍，而人心思奮，江南亦難久安也。〗 　　鄭成功的選擇，不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看來，都是一個不明智的選擇。他這支大木，雖然高大，終於沒有撐起明王朝的天空。歷史證明了那些投降者的眼光和見識。然而，在當時和後來的漫長中國歷史上，“識時務”的“俊傑”出現得太多了，這些人聰明得讓人鬱悶，理智得讓人心灰。只有鄭成功的出現，才讓歷史閱讀者稍稍舒一口氣。 　　【技術差距】 　　普羅岷西亞投降之後，鄭成功大爲振奮，集中全軍包圍了熱蘭遮，希望一鼓作氣，一舉拿下荷蘭人盤踞的最後堡壘。 　　然而，熱蘭遮城卻非普羅岷西亞城可比。熱蘭遮城內守軍約一千人，是普羅岷西亞城的五倍，荷蘭人絕大部分軍用物資都囤積於此，城高牆厚，守備完善。城四隅向外突出，置炮二十尊；南北各置巨炮十尊。荷軍火炮密集，射程遠，封鎖了周圍每條道路，所以無論從哪一方面接近，都會受到堡上炮火的轟擊。 　　五月二十六，鄭成功決定冒死進攻，他調集了所能徵集到的全部二十八門大炮，在清晨時分出其不意，向臺灣城猛轟，瞬間摧毀臺灣城大部胸牆，城上毫無防備的荷軍多被擊傷。 　　然而鄭軍的二十八門大炮僅給荷蘭人帶來了片刻的驚慌。揆一在《被忽視的福摩薩》中回憶說，荷蘭人對炮戰還是抱有充分的信心。“我方戰士立刻跑到城堡的胸牆上，打算用真正荷蘭人的氣概來回答中國人的清晨禮炮。” 　　荷軍長官“用有經驗的眼睛一看，馬上看出敵方大炮的弱點，全無掩蔽，容易受到攻擊；同時又看到，敵人正因炮轟成功而興高采烈，希望在城牆上打開一個缺口，許多人都跑到防禦工事外面來回走動，輕率地暴露了目標”。 　　於是，荷軍指揮官命令所有炮火作好準備。“等到時機已到，他便下令從上下左右各個方向，同時向沒有掩蔽的中國兵開火。果然戰績卓著，第一次攻擊，就使敵人死傷遍野”，“如以俘虜或逃兵間所流傳的說法爲準，敵人足足死了一千人，傷者無數”。 　　荷蘭人掌握的數字是準確的。梅也在日記中說：“今天從清晨到整個上午，我們聽見在大員有強烈的炮聲。不久，也看到那炮戰的結果，有很多受傷的中國人被帶來赤嵌（今臺南市一帶），所有的房子和角落都擠滿了人，我們的五個醫生整天爲他們包紮，幾乎沒有時間停下來喫口飯……聽說死亡人數超過一千人，受傷的多達七八百。” 　　因爲輕敵，鄭成功付出了登臺以來最大的代價。看來，荷蘭人的“紅夷大炮”不是浪得虛名。武器技術差距的巨大鴻溝，不是僅僅靠勇氣就可以填平。 　　喫此一塹，鄭成功痛定思痛，決定改取長圍久困、且耕且戰的方針。鄭軍在所有通向城堡的街道都築起防柵，並挖了一條很寬的壕溝，圍困荷軍。 　　八個月之久的圍困開始了。 　　【東方唯一的一次勝利】 　　漫長的包圍使荷蘭人逐漸失去了鬥志。 　　十二月十六日，一批荷蘭守兵偷偷出城，向鄭軍投降。他們不僅詳細講述了熱蘭遮城內的情況，還建議鄭成功先攻佔城邊小山頭上的烏特利支圓堡，然後居高臨下，一舉可攻破熱蘭遮。 　　鄭成功欣然接受了這個建議，在南明永曆十六年（公元1662年）一月，再次調集二十八門巨炮、無數的彈藥和數千名士兵，利用挖壕戰術，不顧荷蘭人頑強的火力抵抗，在經歷了重大犧牲後，終於在二十五的晚上佔領了這個有利的制高點。 　　荷蘭人經此一役，已經走投無路。烏特勒支堡失陷當晚，“熱蘭遮城裏面的守軍徹夜發射大炮、迫擊炮、步槍和投射手榴彈，城堡裏面就像着火一樣”。東印度公司戰事評議會也徹夜開會，商討是拼死出擊還是繼續抵抗。 　　經過理智的權衡，荷蘭人最終決定向鄭成功投降。 　　二月初一，雙方開始談判，在二月十日達成了一共十八條條款的協議，荷方同意將熱蘭遮城城堡交給國姓爺。二月十二，荷蘭人撤出了熱蘭遮城。 　　幸運地在戰爭中活下來的梅和其他荷蘭人，一起乘船離開了臺灣島。在船上，他看到“國姓爺親率幾個武裝士兵，從已經毀壞的烏特勒支碉堡，向角城的後方騎馬下來，進入熱蘭遮城堡裏面”。 　　梅傷心地說：“就這樣，熱蘭遮城堡和整個福摩薩島喪失了，使我們的國民在這東印度地區蒙受不小的羞辱，也使我們的老闆主人蒙受了很大的損失。我也完全破產，我的東西全部喪失了。” 　　在騎馬走進熱蘭遮城堡的那一刻，鄭成功心中充滿喜悅，然而他卻無法意識到這一時刻的歷史意義。他所知道的是他趕跑了一千多個紅毛夷人，獲得了反清復明的基地，他所不知道的是，這次戰役標誌着在東西半球的第一次正式海上對決中，東方取得的第一次勝利，也是唯一一次勝利。 　　他不知道這標誌着中國民間的海上武裝力量，擊敗了當時從非洲到南洋所向披靡的歐洲人先進勢力，扭轉了東亞海洋勢力發展的軌道。他不知道這次勝利，使得中國臺灣擺脫了像印尼、菲律賓那樣被西方殘暴殖民三四百年的命運，開啓了中國臺灣成爲漢人主體社會的歷史。 　　在風雨如晦的大明末世，鄭成功的勝利是整個南明史上爲數不多的亮點之一。這是一個海盜之子爲中國掙回了一點面子，代表了整個帝國僅存的一點陽剛。 　　【血液中的“海盜基因”】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鉅變前後的明帝國，幾乎各個方面的表現都讓人失望甚至絕望。 　　毫無監督的專制制度是一副腐蝕性極強的毒藥。可以說，在大明天下，凡是和專制權力沾邊的事物，無不立刻變得醜陋怪誕起來。它腐蝕着中國人的民族性，腐蝕着文官的效率，腐蝕着軍隊的戰鬥力。 　　經過二百多年以消滅人民的自主性爲目標的專制統治，大明王朝子民們的氣質變得孱弱、圓滑而又冷漠。他們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口腹之慾”，習慣於向暴力、不義和權威屈服，因爲他們的信條有二，一是“好死不如賴活着”，二是“誰當皇帝都一樣”。因此，當滿洲人突然闖到他們的城區時，沒有多少人感覺驚訝，他們習慣性地口稱“順民”，跪在道路兩旁歡迎。 　　我們不應該責備民衆。明朝帝王不遺餘力地取消民衆任何自我組織的可能，民衆在有組織的暴力面前沒有起碼的抵抗力。而那些負責組織百姓的官員，在滿洲人到來時，他們的表現遠遠比民衆更讓人失望。 　　明朝官僚在辦理政務、服務民生方面，能力不強，效率低下。在貪污腐敗方面，卻花樣百出，機關算盡。明末的腐敗創了中國歷史之最，幾乎所有官員都被廉恥喪盡、不擇手段的貪腐之風所淹沒，當滿洲人模樣怪異的騎兵出現在北京城外時，絕大部分文官都選擇瞭望風而降。 　　軍隊的狀況甚至更讓人喫驚。明末陸軍總數達三百萬，是世界上最大的常備軍，然而戰鬥力卻十分低下。在明末朝廷上，流傳着“餉不出京”的俗語。各地軍隊到京領取軍費，照例要交納20％～30％的回扣。僅此一端，明軍的腐敗可想而知。在清軍的南下過程中，南明的軍隊基本上沒有給他們構成有效的障礙。 　　在專制制度的籠罩下，大明王朝看來已經喪失了最後一點希望。這個帝國幅員廣大，人口衆多，且民衆的智力和能力相當出色。然而，所有的資源，從物力到人力，只要一被政府權力控制，立刻就喪失了價值，發揮不出應有的作用。喪失了自制力的專制制度，就是有這樣點金成石的神奇能力。 　　所以，我們就可以理解，爲什麼人數不到百萬的滿洲人，可以如此順利地征服近億人口的帝國，爲什麼精神萎靡的漢人軍隊，一旦投降了滿洲人，成了他們的鷹犬，就立刻精神百倍，戰無不勝。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爲什麼荷蘭人認爲中國人是“個性綿軟，不堪一擊”的物種。 　　幸運的是，朱明王朝的專制權力沒有擴展到海上。在這個帝國內，離開了海岸線就等於逃離了那個腐蝕性的體制。鄭成功的陽剛、忠義、武勇，主要是基於他血液中的“海盜基因”。 　　換句話說，鄭成功代表的是民間的、與政府對立的力量。正是因爲逃脫了政府的控制，他和他的武裝才避免了被專制政權閹割，僥倖保留了男人的質樸、健康和活力。 　　【最大的海盜集團】 　　定格在人們印象中的鄭成功，一直是手持寶劍、屹立船頭的軍人形象。 　　他的另一重身份一直被意識形態磁場所屏蔽。其實，這一重身份於中國精神史可能更有意義，那就是：商人兼海盜。 　　鄭芝龍投降後，往日的鄭氏貿易帝國一下子羣龍無首，四分五裂，海外貿易陷入低潮。鄭成功起兵後，立刻加以招徠整合，重新形成了一支龐大的商業力量，鄭成功由此也成爲東南亞最大的國際貿易商。 　　那個時候，鄭成功在東南亞國際貿易中佔據絕對壟斷地位，他的船隊遠達日本、菲律賓、越南、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貿易額佔整個中華對外貿易額的60％以上。 　　據今日學者估計，鄭成功對日本貿易的利潤，平均每年約達一百四十一萬兩銀；對東南亞貿易的全部利潤額，平均每年在九十三萬到一百二十八萬兩銀之間。兩項相加，平均每年二百三十四萬至二百六十九萬兩銀。如果按一兩白銀的購買力相當於現在人民幣兩百元計算，則利潤額爲每年五億元人民幣左右，數目十分驚人。 　　如此龐大的利潤來源於武力支撐。沒有佔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鄭成功不可能在東南亞海上貿易上佔據壟斷地位。那些不在他直接控制之下的商人，也不得不向他交納高額的保護費，以獲得海上的安全。不聽從他命令的中國商船，隨時可能遭受滅頂之災。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不妨稱鄭成功是當時海上最大的海盜集團。 　　鄭成功憑武力主宰着東南亞海洋，並制定着海上的規則。同時，他又以海上貿易的鉅額利潤，來支撐軍費支出。雖然名義上歸大明皇帝所有，但從誕生的那一天起，鄭成功的軍隊就完全是一支私人武裝，鄭氏海商集團，代表的完全是中國的民間力量。 　　這支力量善於學習和借鑑。他們還沒有聰明到分別“天朝的草”和“夷人的苗”的程度，鄭氏海軍在自己的船隻上安裝了從西洋學會製造出來的大炮，並且開始使用投擲式火藥瓶。 　　這些民間海上力量，因爲早期與日本海盜的合作，以及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的頻繁交往，學會了更爲先進的航海技術與遠航能力，同時在海上作戰的戰術上吸取了西洋人和日本人的長處。所以，他們纔有可能約束了荷蘭人在亞洲的進一步擴張，成爲東亞海洋發展和海洋貿易的主導力量。 　　鄭成功與荷蘭人在烏特勒支堡的攻防戰，是亞洲軍事史上東西方之間最早的近代武器攻防戰役之一。雙方都動用了大量的火藥、炮彈，鄭軍揚棄了傳統的弓箭、大刀，也使用了戰壕、炮壘的進攻中的防禦手段。 　　在戰爭進行中，梅和他的譯員經過鄭軍陣地時，曾仔細觀察了鄭軍的防禦工事，梅驚訝地看到：“他們用那麼堅固的防牆，來防守架在那裏炮轟碉堡的大炮，以免被熱蘭遮城堡炮擊，那道防牆足足有五六個，甚至七個堡籃那麼寬，兩個堡籃那麼高，約有十六到十七呎（四米八到五米一）那麼厚，約有十一到十二呎（三米三到三米六）那麼高，在墓園和市場都可看到這樣的防牆。”這場戰鬥顯示了鄭軍突出的學習能力。而這種近代作戰方式，在一百八十年來後的鴉片戰爭中，卻根本不被中國軍隊所知。 　　【最後一個大明忠臣】 　　鄭成功登上熱蘭遮城堡傷痕累累的東南角樓，用繳獲的荷蘭望遠鏡向臺灣島腹地望去。市鎮、從林、原野、丘陵盡入眼底。這個大島“土地平坦肥沃”，除了赤嵌城附近三三兩兩的高山族人刀耕火種開闢出幾小塊耕地之外，大部分土地都處於沉睡之中。 　　“百廢待興”，鄭成功腦海裏蹦出這幾個字。 　　然而，他卻感受不到多少勝利之後的喜悅和興奮。就在鄭成功指揮軍隊奮勇戰鬥的同時，從大陸上風傳而來的種種消息，都一再令他心驚膽寒。 　　就在烏特勒支堡的攻防戰進行到最緊要的關頭，從大陸回來的家人趕到他的營帳，告訴他一個不幸的傳聞：“太師老爺”又一次被滿洲人抓了起來，看樣子凶多吉少。 　　“太師老爺”是指鄭芝龍。 　　鄭芝龍降清之後，並沒有實現他的如意算盤。由於鄭芝龍的表現過於積極熱情，滿洲人對這個詭計多端的老海盜放心不下，把他挾回北京，僅授予他一等精奇尼哈番（清朝爵名）的空頭官銜。 　　鄭成功起軍反清之後，滿洲人對鄭芝龍懷疑更深，以爲他們父子在唱武力要挾的雙簧，因此，鄭芝龍陷入了難言的尷尬。不但榮華富貴不能到手，清人還以他爲誘餌，把他放到案板上做舉刀欲殺狀，“借父以脅子”，威逼鄭成功投降。 　　鄭芝龍當然不遺餘力。他多次寫信並派親人到鄭成功處勸降。清人楊英著《先王實錄》記載了其中一次的情形：鄭成功的弟弟作爲特使，來見鄭成功。“跪下涕淚漣漣稱，父在京許多斡旋，此番不就，全家難保，乞勉強受詔。”過兩天，又來。“涕泣懇告曰：二使此番失意而回，大事難矣！我等覆命，必無生理，並太師老爺亦難。” 　　起兵以來十餘年間，鄭成功無一日不在“忠”與“孝”的夾縫中煎熬。雖然在大義上毅然與父親決裂，然而，父子天性又如何能夠斷絕。鄭成功是鄭芝龍最鍾愛的兒子，對鄭成功的寵愛栽培無以復加，父子感情深過一般情形。 　　鄭成功深知每一次與清人血戰，都要冒着激怒清人、老父被殺的危險。 　　因此，鄭成功雖早已決定“移孝作忠”，卻不得不在表面上與清人虛與委蛇，邊打邊談，假借與清人和談，以保住老父及家人的生命。同時，借和談的幌子，私下遣使與老父互通書信，在信中道出自己心事說：“但因一人在北，不得不暫作癡呆耳。”“我豈非人類而忘父耶。”“乃到所以強忍須臾不得輕身一擲者，徒南望吾君，雲天萬里，北望吾父，喘息重圜，恐一朝落機阱，飽虎狼，爲婦孺所筆，負君父重恩，靡有極端耳。”其情狀之悲苦慘然，躍然紙上。 　　雖然在表現上，鄭成功是一個大義滅親的鐵漢，然父子之情常使他不能自已，常於中夜起立北向，私自痛哭失聲。“父子天性，情何以堪，以故居常悒憂。” 　　由於鄭成功拒不投降，滿洲人對鄭芝龍的迫害一步步加深。先是軟禁在京，後是被捕入獄，最後又舉家被流放到寧古塔。之所以始終不殺者，是因爲清人一直對招降鄭成功報有一線希望。 　　東征臺灣，有可能使鄭芝龍最終喪命，對這一點，鄭成功心裏比誰都清楚。因爲徵臺之舉，向整個中華證明了鄭成功不可能回頭。老父也因此沒有了利用價值。所以，發兵的那一天起，鄭成功在心裏其實就在默默等待着不幸消息的到來。 　　然而，當這個消息最終落實之時，鄭成功還是沒能使自己像期望中那樣平靜下來。就在與荷蘭人談判的過程中，準確的消息終於傳來，1661年十月初三，老父終因自己拒不投降，全家十一人被清人殺戮，報至，“成功先叱爲妄，然中夜悲號，不能自已，乃發喪，一軍皆縞素”。 　　“忠臣孝子”，是那個時代每一個男人的最高自我期許。命運對鄭成功似乎格外吝嗇，只允許他從中選擇一樣。鄭成功用犧牲“孝子”爲代價，以期成就“忠臣”，孰料孝即不能，忠最後也成泡影。 　　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四月，就在鄭成功初步平復喪父之痛，大舉組織移民，準備把臺灣建成復明基地之時，又一個不幸的消息傳來：南明最後一個皇帝永曆帝，被吳三桂深入緬甸擒殺，大明皇統至此徹底斷絕。 　　也就是說，鄭成功這個最後的忠臣，已經沒有了可效忠的對象。他竭盡全力，攻下臺灣以圖復明，而大明已經徹底滅亡。 　　不能不說，命運和鄭成功開了個徹底的玩笑。 　　收復臺灣，在鄭成功看來，完全是因爲以此支持反清復明大局纔有意義。明既不能復，收復此島，對鄭成功又有何益？回顧一生，鄭成功看到他一生其實一無所成。他戎馬一生，僅保二島，兩次南下勤王，都成虛行，一次問鼎中原，則大敗而回。奮鬥到最後，父母兄弟包括侄子，都不能保住。 　　在還沒有來得及起兵之時，那個賜鄭成功國姓的隆武皇帝即已傾覆。 　　後來，鄭成功雖然奉永曆正朔，然而永曆遠在雲南，兵微將寡，與鄭成功難通消息，有君實似無君。而至此，連這個象徵性的君主，這個精神支柱也已失去。鄭成功已經不知道自己的堅持到底爲了什麼。 　　【孤臣辭世】 　　兩個接踵而來的噩訊，摧毀了三十九歲盛年的鄭成功的心理平衡。就在此時，一件極小的事情成了壓斷鄭成功意志的最後一根稻草。 　　鄭成功的長子鄭經留守廈門，與奶媽私通，生了一個兒子。這類事情其實在“除了石獅子乾淨，剩下都不乾淨”的舊式豪門大家並不稀見。然而，治家極嚴又心緒極度惡劣的鄭成功勃然大怒，說：“我欲成大事，乃不能治家，遑問天下！”立命使臣持令箭返廈門，斬鄭成功之妻董氏，以明其治家不嚴之罪，同時並斬鄭經、奶媽並其所生子。 　　在廈門的部下，當然無法執行這個過於峻切、有失人之常情的命令。他們集體抗命不遵。鄭成功憤懣至極，一病不起。彌留之際，他在病牀上說道： 　　“自國家飄零以來，枕戈泣血十有七年，進退無據，罪案日增。今又屏跡遐荒，遽捐人世。忠孝兩虧，死不瞑目！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於此極也？” 　　臨終又嘆曰：“吾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頓足拊膺（yīng），“以兩手抓其面而逝”。 　　享年三十有九。 　　（全書終） 　　後記 我的文學青年生涯 　　【一】 　　一九九六年初，我把一個大信封投入郵筒，然後又用手指探了探投信口，看看是否落了進去。信封上的地址是“上海市鉅鹿路675號《收穫》雜誌社”，裏面裝的是我的一篇歷史散文：《無處收留：吳三桂》。 　　十五年過去了，直到今天，我也沒收到《收穫》雜誌的回信。不過，我的“體制內文學生涯”確乎可以從初次投稿這一天開始算起。 　　【二】 　　只有經歷過八十年代的人，才能明白“作家”這個字眼兒，在那個年代意味着什麼。 　　那是一個人人捧讀文學期刊的時代。一篇小說在稍知名一點的文學刊物上發出來，則舉國皆知，人人談論。那是一個作家是社會精神導師的時代。 　　人們相信作家是社會的良心，是正義的化身，是未來的宣告者。那個時候，寫作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的命運，發表一篇引起關注的小說，就可以使一個人從社會底層一夜之間變成萬衆矚目舉國議論的焦點。一個人如果揣本詩集，號稱熱愛文學，就可以行走天下（套用高曉松的話“那時的人們相信彈琴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人們相信會寫詩的孩子更是好孩子），人心如同白蓮花，剛剛綻開。 　　我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長大，而我身處的遼寧省朝陽市，又是一個對文化和文學抱着特別質樸的尊重的邊地古城。去年我回朝陽辦理母親的醫療報銷事宜（母親是在朝陽市退休的），異地報銷手續繁瑣，工作人員表情慵懶，公事公辦，眼看着一天之內不可能辦完。陪我去的表妹夫很機靈，對工作人員說，他是個作家！說着把我剛送他的一本書拿了出來。 　　頓時整個辦公室人都轟動了，每個人都站起來，爭相傳閱這本書。科長給我端來了椅子，請我坐下，另一個人遞上了熱水。人們如同對待一個前來視察的大人物。一路綠燈，很快全部辦妥。 　　在“作家”如此貶值的時代，此地對文字還保持着如此淳樸的尊重，那麼可以想象二十年前這種尊重會是何等盛大！ 　　古城裏的人認爲讀書肯定是一件好事。並沒有人教導自己熱愛閱讀，但是書籍幾乎是小時候除遊戲之外唯一的娛樂。初中時，我在朝陽市圖書館和市政府圖書室各辦了一個借書證。別無選擇，借回家的都是“名著”，當然，是那些勉強能看懂的名著。什麼《大衛·科波菲爾》、《魯濱遜漂流記》、《基督山伯爵》、《名利場》……記得有一年夏天去北戴河旅遊，我坐在大客車的第一排，手裏捧了一本厚厚的《憤怒的葡萄》，因爲看不懂而憤怒了一路。 　　一個初中生看《憤怒的葡萄》，這就是我成長年代的文化景觀。一方面我們沒太多書可讀，另一方面，撞到手裏的書大致都有着堅硬的品質，把每個讀者都練成了鑽頭。淺閱讀、輕閱讀、軟閱讀這些詞彙，當時尚未出現。 　　更多的文學薰陶發生在上大學的九十年代初，大學圖書館裏的書畢竟更多。王安憶、韓少功、莫言、韓東、王朔，一本接一本。高中時沒讀下去的《戰爭與和平》重新再讀，從此迷上了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經歷了這些之後你沒法不成爲一個文學青年。 　　【三】 　　但是工作以前我並沒有認真想過當一個作家。在大學裏，我業餘時間大量投入書法和篆刻之中，加入了大學的書法協會。除了“作家”這兩個字在我心目中過於崇高之外，還因爲我莫名其妙地認爲當作家是起碼要人到而立有了閱歷後才能嘗試的事（形成這個印象也許是因爲八十年代風靡一時的作家大多是有了一把年紀的知青出身）。 　　開始寫作發生在上班一年之後。寫作的動因相當簡單：無聊。大學畢業之後，本來是想好好工作，先“混”上（用我爸的話來說，是“熬”成）副處級，能用公款請客喫飯，在小城市裏有地位有面子，這是一個北方小城長大的人的普遍理想。但是一九九四年大學畢業進入葫蘆島市建設銀行工作之後，我發現“混”和“熬”對我來說是相當困難的事：一個星期的工作，基本上一兩天就能處理完。其他的大部分時間，主要都用來打撲克。那個時候，國有銀行還沒有進行股份制改革，工作氛圍和政府機關差不多。我記得有相當一段時間，每天上班之後不久，我們科裏幾個人就把門上的玻璃亮子用報紙一糊，在裏面拱豬、炸金花，一打就是一整天。 　　這樣的生活雖然自在，但時間長了，未免覺得空虛無聊。還有什麼更好的打發時間的方式呢？在單位沒法寫毛筆字或者畫畫。那麼，寫點東西吧。 　　我想起我似乎還真有一點“文學天才”：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的作文曾經被老師當作範文。托爾斯泰說過，成爲作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強烈的虛榮心。 　　很幸運，這個品質，我也具備。 　　寫什麼呢？什麼都行，只要不平庸。要知道，我從小就愛把自己弄得與衆不同。從初中就開始讀每一本能弄到手的《新華文摘》，越是看不懂的長文章，看得越投入。初二的那年暑假，我還借了本《小邏輯》，在公園裏硬着頭皮讀了十個上午，當然最後還是沒讀懂。從小隻要是帶字兒的東西，不論天文地理醫學農業生物自然科學迷信甚至日曆，我都能津津有味地讀下去。大學四年，我基本就是在大連市圖書館泡過來的，讀得最多的，是歷史書，還有那本介紹朝鮮人民幸福生活的《朝鮮畫報》。所以截至此時，肚子裏已經裝了太多奇奇怪怪的東西。雖然“餘秋雨”這三個字今天已壞了行市，但我從不否認，那種所謂“文化散文”的寫法令我豁然開朗。這種縱橫捭闔的敘述方式，正好將我一肚子的亂七八糟攪合到一起，一股腦抽出來。 　　半年時間裏，我寫出了《蒙古無邊》、《無處收留：吳三桂》等好幾篇很長的散文。其中我自己最喜歡的是《無處收留：吳三桂》這一篇。 　　對吳三桂感興趣，是因爲讀了一本很薄的小書《叛臣吳三桂》，我發現，這個被嚴重臉譜化的人，年輕時居然是以“孝勇”聞名天下的。青年吳三桂是個美男子，下馬彬彬有禮，上馬武勇過人，頗爲時人稱許。從道德至高點走到一叛再叛擒“舊主”以事新主，他經歷了什麼樣的精神地震和靈魂撕裂？我又買到劉鳳雲教授寫的另一本書《清代三藩研究》，找了當時能找到的所有與吳三桂及那個時代有關的資料，從材料碎片中一點點復原吳三桂在重壓之下如同蝸牛一樣一層一層脫去道德面具的精神歷程。 　　從文體上，它非驢非馬，不是純粹的散文，也稱不上小說。它是一種敘述和思考的雜糅，是一種合金體的怪物。後來還是評論家們給這一類東西定義爲“跨文體寫作”。後來有人說：“張宏傑的寫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典型的跨文體寫作，摻雜了大量小說式、歷史報告文學式、甚至心理分析式的寫法。” 　　我對這篇東西相當滿意，認爲我可以開始文學青年的第二個規定動作了：投稿。 　　【四】 　　那個時候要成爲“作家”，必須向文學雜誌投稿。文學雜誌是通向文壇的獨木橋。網絡那時剛剛興起，網絡文學這個名詞還沒出現。每一個“文學青年”，都先要在文學期刊上“露臉”。一般的路數是先在“省市級”文學期刊上“嶄露頭角”，然後在“國家級期刊”上引起關注。這樣，你就有機會參加各種筆會採風之類的文學活動，有資格加入市、省乃至中國作家協會。接下來你的奮鬥目標就是被一些知名評論家評論和文學權威認可，獲得一些“省級”乃至“國家級”文學獎項，這樣你就會在作家協會體系內混到一個“官位”，比如某市作家協會主席、某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這樣你就算是功成名就，可以被稱爲“知名作家”，有資格出席“中國作協全國代表大會”或者“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之類的榮譽性大會，享受各級作協組織的免費出國採風交流之類的活動。這是彼時一個正常文學青年的作家之路。 　　那時候，人們做夢也想不到，十年後會有很多人比如當年明月，只須把文字發到網上，就有可能被廣大網民關注，成爲風行海內的暢銷書作家。更想不到，一個少年韓寒，居然拒絕了進入作協的邀請。 　　那麼換句話說，在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文學雜誌的編輯、文學評論者和文學權威，是一個文學青年成功道路上的三道閘門，你必須一一攻克。首先要做的，當然是先敲開文學雜誌的大門。作爲文學體制的一部分，到今天爲止，全國各省都會有至少一本“純文學期刊”。按照“文學圈兒”內的標準，文學期刊大致可以分爲兩級。一級是“省級”，比如遼寧的《鴨綠江》、黑龍江的《北方文學》，這些刊物影響比較有限，換種說法可以叫二流的文學期刊。另一級是“國家級”，其中也包括一些影響很大的地方刊物。大致有《收穫》、《當代》、《十月》、《大家》、《鐘山》、《天涯》、《人民文學》、《花城》、《作家》……大家心中公認的第一位，當然是《收穫》。 　　和一般文學青年先從“省級期刊”投起不同，我第一次投稿，就把那篇《無處收留》投給了《收穫》。 　　我決心要用這篇作品作爲開頭炮，轟開我的“作家”之路。相比當時文學刊物上的其他“文化散文”，我自認爲這篇東西絕不遜色。我莫名其妙地相信，它一定會得到編輯們的好評。稿件寄走後，我不停地幻想着這個大信封在收穫雜誌社內會遇到什麼樣的命運。我幻想着某天早晨，一位編輯打着哈欠漫不經心地打開這個信封，讀了幾段，他坐直了身子，又讀了幾頁，他拍着桌子，大呼小叫，連呼其他編輯來看……我幻想着這篇作品使中國文壇知道了有一個叫張宏傑的二十四歲的“青年作家”，比餘秋雨更善於講述歷史中的人性……我幻想着我的生活軌跡將從此變樣。收到稿費、參加各種筆會、同事們刮目相看的目光、逃離這無聊的工作……通過寫作改變命運，是那個時代屢見不鮮的傳奇。 　　投出去的半個月後開始，我就經常去單位的傳達室。但是直到第三個月頭上，還是沒有任何迴音。雖然沒投過稿，但是長年閱讀文學雜誌，我有大量的文學常識。我知道文學刊物的審稿期限是三個月。 　　【五】 　　我並沒有絲毫氣餒。雖然放任自己的幻想，但我其實一開始就將寫作之路上的困難預想得很充分：我把它當成了考驗一個人意志和能力的英雄事業，而英雄事業不太可能一帆風順。我讀過許多作家傳記，那些作家投稿屢屢被拒的故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特別是《馬丁·伊登》中那艱難卓絕的戲劇性的奮鬥生涯每每令我激動感慨。第一次投稿就投給了心目中最好的刊物，其實更多的是出於一種試試看的心理。沒反應沒關係，一流文學雜誌還有很多。 　　於是我又打印了一份，把它寄給了《當代》。 　　三個月後，我又寄給了《十月》。 　　在那之後，我學聰明瞭：我開始了一稿多投。我同時投給三家刊物，並隨時作好收到一家用稿信後馬上通知另兩家的準備。 　　可是一年之內，我連退稿信是什麼樣的都沒有見過：所有的雜誌都沒有任何迴音。 　　我開始像傑克·倫敦一樣，開始懷疑郵路那頭到底有沒有活人做編輯。 　　更多的時候，我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文字方面的才能。不過，我初中時確實做過語文課代表啊！ 　　毛時代出生的人都有點不服輸的勁。我下定了決心：我要用三年時間來打通寫作這條路。這三年裏我要寫出三十萬字的東西。如果這三十萬字都不能發表，那麼纔可以確認我沒有寫作才能，我會永遠放棄這件事。 　　【六】 　　就在下定這個決心後不久的一天，我又一次忐忑地來到單位的傳達室。 　　我很怕同事們知道我被退稿，我甚至沒讓任何人知道我投過稿。所以科室訂的報紙雜誌都是由我主動來取。 　　一堆報紙雜誌中夾着一箇中等大小的信封，上面“《大家》雜誌社”幾個字很明顯。我的心開始砰砰跳動。 　　辦公室中午正好沒人，我撕開了信封，裏面的是一幅龍飛鳳舞的行書： 　　“張宏傑先生：你的《無處收留》寫得棒極了！準確、結實、飽滿。編輯部一致同意向你約稿，因《大家》明年將傾力推出一種實實在在但同時也更爲文學、更邊緣化的寫作方向。《無處收留》略嫌偏‘實’，若能再個人化一些，可在《大家》刊發。朱曉樺。” 　　你可以想象我的興奮。我終於確信，“文學事業”是我想象中的那麼回事兒。有那麼一羣敬業的人在操持着人類的靈魂或者心靈。那時的《大家》創刊不久，上升勢頭很猛，辦得非常有範兒，開本很大，黑色的印有歷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頭像的封面做得大氣十足。朱曉樺字體瀟灑的信我讀了許多遍，我想象他一定是一個留着長頭髮的青年人。我當天晚上就開始對《無處收留》進行修改，朝着我理解的“個人化”風格靠攏。雖不至於夜不成眠，但白天我大腦中猶如熱戀中的大腦總想着戀人的臉一樣，總是轉着《大家》那黑色的封面。半個月後我把稿子寄回去，然後就是數着日子等待。 　　寫作兩年，終於“夢想成真”了。能在《大家》這樣有份量的雜誌上發表“處女作”，應該也算一個漂亮的開頭了吧？也許過些天，我就會去“春城”昆明開筆會了。 　　三個月後，第二封信來了，我急切地打開，卻是一盆冷水：“你的《無處收留》送審時未通過，說是暫時不發歷史題材。《大家》雜誌社將要自負盈虧，在如何走向市場上考慮得較多，原來選定的許多稿子都壓下了，你也可以別處想想辦法。” 　　【七】 　　我曾經鐵了心要把處女作發表在一流刊物上，一鳴驚人，一舉成名。我最討厭的事只有一個：平庸。不過，在《大家》退稿後，我痛定思痛，不得不做出重大退步：除了《無處收留：吳三桂》這篇我最喜歡的稿子之外，我將《蒙古無邊》等其他稿子投給省級文學刊物：我要先踏入“文學圈兒”啊。 　　首先想到的當然是遼寧省的那本《鴨綠江》，雖然今天可能沒多少人知道還有這樣一本刊物，但在八十年代，它曾經輝煌一時。 　　標準自減一檔，似乎就一路通暢：一個多月後，我就收到了《鴨綠江》一位叫李輕鬆的編輯熱情洋溢的回信，然後，一九九八年第二期《鴨綠江》刊出了我的《蒙古無邊》，於是這篇文章成了我的“處女作”。 　　從那之後，我和詩人李輕鬆成了朋友。通過和她通信，我才發現，原來我能在這樣一本省級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其實也是一種小概率事件。她說，發現我作品時，她剛剛從別的單位借調到《鴨綠江》作編輯，一般的編輯都不愛看自發來稿，因爲裏面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不通之作。只有她這個新手還有興趣翻翻。她很偶然地在堆如小山的自然來稿中，抽到了我的信封。 　　直到這時，我才知道還有“自然來稿”這一說。也就是說，文學刊物中刊發的，大部分都不是像我這樣直接寫上“某某編輯部收”的稿件。你起碼要寫上具體某個編輯的名字，被拆開看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更靠譜的做法是，先設法與編輯認識。起碼，先要有朋友居中介紹。要不然，你“成功”的概率就會降低很多。一般來說，一本刊物刊發的“自然來稿”，也許只佔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我感覺很意外。我所知道的“文學世界”不是這樣的。在我心目中，“文學世界”真有點“高於生活”的意思，它應該是一羣不世俗的人按着非世俗的規則操作的事兒。我一直認爲作家一開始都應該是“自然投稿”，而編輯對所有稿件都應該是一視同仁。有這個“文學世界”存在，或者說，有這樣一羣抵抗世俗的人存在，這個世界才值得生存。所以這一事實對我震動很大，讓我暈頭轉向了許久。我回想起自己苦等編輯們迴音的日日夜夜，現在纔想明白，也許我投出去的信封，至今仍然沒有打開。 　　不過，這一知識對我並沒有什麼影響。在那之後，直到今天，在通常情況下，我仍然堅持“自發投稿”（雖然今天我已經基本不投稿了）。之所以如此，是因爲我認爲這是“正確”的，這是我少年時代夢想的一部分。當然，也如以前一樣，直到今天，我的“自發投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沒有迴音。 　　這反應了我性格中的某種“心理疾病”，我沒法治癒它。 　　【八】 　　《蒙古無邊》的發表，標誌着我“走上了文學之路”。也算是“國家級刊物”的《青年文學》也接受我的“自然來稿”，發表了我的第一篇也是迄今爲止唯一一篇小說《說話算話》，我還記得給我回信的編輯叫陳錕。再後來，《散文選刊》選載了我在《鴨綠江》上的散文。被選載，也算是某種形式的被承認。我陸陸續續在省級文學期刊上發表了一些作品。然後，我被省作協“發現”，參加了省文學院的“青年作家培訓班”。在那之後，我又成爲“省文學院合同製作家”。這是各省“鼓勵文學創作”的通行作法：省作協在全省範圍內挑選十多名最有實力最能出“成果”的中青年作家，與之簽約，按照你每年在“省級”、“國家級”刊物上的發表量以及被轉載的數量，會給予一定津貼。在一省的文學界，這算是一種比較重要的認可。也就是說，我確乎已經是“青年作家”了。 　　但是，我仍然沒能把《無處收留》發表在“一流”刊物上。這是我的一個心結。我一直沒有放棄努力。這篇稿子一天也沒停地在郵路上奔波。又一個編輯給我回音了。在《大家》退稿之後不久，《花城》的一位叫文能的編輯給我來了用稿信。這封用稿信明確講，將於明年刊發。 　　到了年底，文能的第二封信來了：“你的稿件本已確定刊發，但是我因個人原因，將調離雜誌社，加上雜誌社內部關係複雜，因此此稿也無法用了。我已經將它推薦給了其他刊物，請相信這是一篇好作品，肯定能發出來。” 　　過了幾個月，《天涯》雜誌李少君的一封回信證明文能先生確實在努力幫我的忙：“文能轉過來你一篇關於吳三桂的文章。我們看過，認爲很好，本來是可以在《天涯》發的，但太長了。你功底、文筆都不錯，有什麼其他稿可以寄些來。這篇你可以寄給《收穫》看看，他們應該是可以發的。” 　　……直到二○○一年，我已經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之後的第二年的夏天，到遼寧文學院開會。我幾乎已經忘了有一篇稿子還漂在路上這件事，直到文學院一位工作人員把一本已經磨破邊了的牛皮紙信封扔給我：“請客吧！給你的雜誌，寄到這來了。” 　　是二○○一年第一期的《鐘山》，目錄欄中赫然寫着：“《無處收留》，張宏傑”。因爲彼時我已經是“遼寧文學院合同製作家”，所以雜誌被莫名其妙地寄到了這裏。雜誌裏還夾着一封信，主編傅曉虹說，是文能轉給她的稿子。 　　這篇文章一刻不停地在路上奔走了五年，這五年，我由二十四歲變成年近三十，它則餐風宿露，不眠不休，撞過了十幾家雜誌的大門，最終，到底在一本“一流刊物”上露面了。我終於對得起它了。（到今天爲止，我也沒見過文能先生，甚至沒通過一次電話。我不知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工作，還是已經退休了。）我打開雜誌，將這篇《無處收留》從頭到尾一字不落地又讀了一遍。我記得大學期間我在《鐘山》上讀到的大量好東西：蘇童、餘華、賈平凹、汪曾祺……如今，我隱隱有了與他們，這些我昔日的文學英雄並肩站在一起的感覺。 　　【九】 　　在此之前，雖然已經發表了很多東西，但是我一直沒有找到當“作家”的感覺。在我的記憶中，一個真正的作家，是擁有大量讀者的，是會收到如潮反響的。你看那些著名作家的採訪，不是都說某篇作品發表後，會收到一麻袋一麻袋的讀者來信嗎（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細節是其中會掉出漂亮女讀者的照片）可是，沒有任何讀者給過我反饋。也沒有任何評論家者注意過我的存在，甚至我身邊也沒有任何人表示他們讀過我的東西。當然，我的寫作是“祕密進行”的，因爲我擔心可能失敗。不過，我期望的是，在我成爲作家之後，被身邊的同事和朋友在雜誌上驚訝地發現。現在，我已經“成功”了，已經是“省文學院合同製作家”了，可似乎從來沒人知道這一點。 　　我把這歸咎於沒有在“一流期刊”上發表過東西。我特意到單位的圖書室查了一下，裏面確實沒有訂《鴨綠江》或者《北方文學》之類的省級期刊。 　　如今，我在《鐘山》上露面了。圖書室裏確乎有這本雜誌的。那些評論家們肯定也都看這本雜誌。這次，我算是登上文壇，露了臉了吧？ 　　果然，在看到雜誌後的第二個月，我收到了一封讀者來信。這位讀者頗有點不尋常：她是彼時以一本《現代化陷阱》在全國引起反響的學者何清漣。她說，她在《鐘山》上讀到《無處收留》之後感覺非常“震駭”，遂找到主編傅曉虹要到我的聯繫方式。她說了很多肯定讚賞的話。她還說，她是先學歷史後學經濟，與我恰好相反。她最後說，她此時“因言賈禍”，情況很不順……總之信寫得很長，隨信還一口氣寄來她的三本書，一本書上題寫了“寶劍贈烈士”五個大字。 　　我當然興奮。我當然激動。我等着更多的反響，對我到那時爲止自認爲最好的一篇作品的反應。 　　沒想到，何清漣的這封信居然成了絕響。在那之後，我再也沒有收到過任何來自文學刊物的讀者的反饋，更不用說什麼評論家或者文學權威的反應了。單位圖書室的那本《鐘山》，似乎也從來沒有人借閱過。我費盡全力，朝湖水裏扔了一塊大石頭，然後側耳傾聽：半天過去了，毫無聲響。 　　原來湖不在那。 　　直到這時，我才恍然發覺，“八十年代”已經逝去，世界已經變了。 　　八十年代一本文學刊物，動輒幾十上百萬的銷量。連東北邊地的《鴨綠江》，發行量一度都達到四十萬冊。“一本《十月》或者《當代》，往往先在大學宿舍間流動，然後可能在理髮店、醫院病房、工廠車間、商店櫃檯之間持續作布朗運動；也可能是從表哥到表妹到表妹的男朋友到男朋友的班主任……直至消弭於無形。”僅僅十年後，這一情景已經恍如隔世。某位主編說，“你不能去問一個詩歌期刊的主編，他的雜誌發行有多少冊，這就像問一個女人她的年齡一樣。” 　　文學不再能帶來轟動效應，不再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所以，那些最有才華的人不再從事文學了。他們去從政、從商，去做個循規蹈矩的白領，都比做文學青年靠譜。許多才華正盛的作家，都紛紛轉行去給導演們打工，寫電影、電視劇。“文學”變成了小圈子的事。一般來講，你發表的作品，只有編輯以及你通知到的幾個同行會讀。 　　與上兩項變化互爲因果，大部分文學也告別了社會，告別了讀者，僅僅成爲一種有氣無力的慣性。八十年代，文學替全國人思考，爲全國人啓蒙，指點江山、激昂“鬥志”。如今，文學變得“純粹”了，但是也純粹到了水至清則無魚的境地。 　　也不能說我沒有得到過反饋。在得知我發表了一些東西后不久，建行的某位科長曾經鄭重其事地和我探討過“寫作”這個話題。據他理解，在作家當中，寫散文的尚屬正常，寫小說者都是準精神病患者，而寫詩則是一個人精神有問題的確鑿證據。 　　同時，我全力寫作的年齡正是一箇中小城市青年找對象的關鍵時段，“不好好上班”、“寫小說兒（人們管文學雜誌上的東西一律叫做小說）”不但沒成爲我吸引未婚女青年的招牌，反而成了我不是一個好的婚姻對象的證明：這證明我不會很好地沿着副科長、科長、副處長之路攀登，反而有成爲浪蕩之人的可能。在我逃離了“行長祕書”這一職位後，這一徵兆更爲明顯。而回首我的大學同學，大部分已經混成科長，有的已經是副處長、處長，更有人已經成了億萬富翁。 　　【十】 　　奇怪的是，瞭解了這一事實後我並沒有過分沮喪。做爲一個小城市裏的普通大學畢業生，我的理想如同橡皮筋一樣可長可短，可大可小，可以想入非非，也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就忘掉。雖然不能憑寫作“功成名就”，但是我發現了並且習慣了寫作的快樂。 　　寫作是痛苦的。寫作需要將自己調動到最活躍、最興奮、最有力量的狀態，才能隨心所欲地驅策胸中萬物，才能接近理想中的完美狀態。因此寫作者必須擁有特別強大的意志力，需要無情地鞭策大腦。這種寫作中的完美主義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不過離了它，我就得不到那種酣暢淋漓的興奮體驗。 　　寫作又是快樂的。我的性格是那種習慣和自己較勁的人。我想最適合我的工作也許是一個石匠或者木匠：安安靜靜地坐在一個不被打擾的地方敲打點什麼東西，使它以最合適的形態呈現出來。僅僅這一過程本身，就足以令人心滿意足了。 　　我越來越發現推動我寫作的動力是好奇心。我們被告知的世界，和真實的世界，差距之大如同兩個星球。而歷史這個領域這種差距更是明顯。大學期間在大連市圖書館閱讀歷史材料時，我不斷地驚訝、驚歎乃至驚呼。把這種驚訝表達出來，其實就是我寫歷史的最初動力。歷史寫作對我來說是一次旅行和探險：在故紙堆中，你隨處可見蛛絲馬跡。沿着這些線索前行，擦去歷史碎片上的塵埃和塗飾，小心翼翼地拼接在一起，你會發現歷史的面相與你的想象幾乎完全不同。一開始，我關注的是歷史中的人性。就像莫言在評價我的一篇文章中說，我關注的是人性的複雜。在歷史中，各種情節都已出現，人性的千奇百怪匪夷所思出人意料都表現出來了，我迷戀於觀察這種複雜性，迷戀於將一張又一張面孔復原出來，得意地指給別人說：看，他原來是這個樣子！再後來，我的好奇心更多地轉移到歷史規律本身。我開始觀察農民起義、觀察中國人的盛世夢，觀察中國專制制度的起源……我驚訝地發現，我頭腦中那些習以爲常的觀念，幾乎都是不準確的。比如，農民起義推動的主要不是歷史的進步，而是專制制度的進步；比如中國式的盛世幾乎都是建立在一個大衰世的基礎上，並且以衰世爲結局；比如春秋戰國時的那些自由思想的大家，幾乎個個都在呼籲一個大一統的專制政權……我的這些觀察和思考，完全是野狐禪式的，遠離“學術範式”的，我的結論也許荒謬可笑，離題萬里，但是我卻自得其樂。我的寫作完全是隨心所欲，信馬由繮。摒棄萬物，沉在書房中，一點點地梳理自己的思路，解答自己的疑問，結果就是敲打出一篇文章。那種遺世獨立的專注、單純而寧靜的感覺，確是一種巨大的幸福。 　　就這樣，我從一個標準的“文學青年”爲入口，走入歷史。歷史是社會學科的基礎，沿着這條道路走下去，你會不自覺地經過人文學科的各個房間。一路走來，通過寫作，我對這個世界有了更深更廣的認識。從一九九六年到現在，我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對社會，對歷史，對文化的認識，許多方面都進行了自我顛覆。而這一脫胎換骨的過程，其途徑正是由於寫作。 　　寫作也給我帶來了現實的“利益”。一開始，爲了不致招人誤解，我的寫作是在地下進行。而發現“作家”已經成了異類之後，我更把發表的東西埋到抽屜深處：沒有可以交流的對象，總要好過那些言不由衷的文不對題的“讚賞”。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行長王毅讀了我寫的幾篇東西。行長雖然文憑不高，但是興趣廣泛，知識面頗廣。更主要的，他們那一代人還認爲，寫作是一件大事，好事。他說，你是個寫東西的料，我給你創造個寫作環境。 　　於是，他把我調到了市行營業部，因爲營業部主任董慶毅（前年他因車禍去世，願他在天上平安快樂）爲人開通大度。在他和行長的默許下，我一週只需上班一兩天，其他時間，可以在家裏正兒八經地當“作家”。這自然是寫作給我帶來的幸運。每天早上六點半，起來跑一圈步，回到家裏，洗個澡，聽一樓人都走空，泡一壺茶，撳開電腦，看着茶煙升起，聽着電腦“沙沙”的啓動聲，整個房間就像古墓那樣安靜。每當這時我就深深感謝世界，對我這樣寬容。即使寫出來的東西永遠都不能引起關注，但能一直享受這樣的書房生活，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十一】 　　不過，寫作另一面的快樂畢竟是傳播和交流。每一個碾玉人都希望他的玉觀音能有人欣賞。更何況毛文化中成長起來的人都有點“文以載道”的老套想法。 　　一個意外的機緣，使我發現了另一條接近讀者的路。那是一九九九年底，我到北京出差，因爲《鴨綠江》主編劉元舉先生介紹，認識了時事出版社工作的瀋陽人祝勇。祝勇知道我在寫東西，讓我發幾篇給他看看。 　　過了幾天，祝勇給我打來電話：我想給你出本書，行不行？你的水平完全可以出一本書，而且我估計書可能賣得很好。 　　於是，在二○○○年一月一日，我的第一本書《千年悖論》出版了，彙集了我寫作初期的大部分作品，其中主要的當然是“歷史文化散文”。說實話，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考慮過出版的可能性。因爲在我看來，出書實在是比在雜誌上發表作品重大得多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一個人一般要人到中年，德高望重，作品積累到一定數量了，纔有可能出一本書。因此，雖然稿費只有每千字三十，雖然封面做得有點不倫不類，我還是感覺很興奮。 　　這本書起印五千冊，出來後很快就淹沒在衆多新書當中。雖然不久都賣光了，但是在讀書界沒有引起什麼關注。 　　不過令我高興的是讀者卻有了反饋。讀者大部分都是大學生，奇怪的是，他們幾乎都是在大學圖書館讀到的這本書。有幾個大學生給我來信說，這本書“顛覆了他們的大腦”，“千年悖論，讓我們覺醒，第一次從人的角度來考慮這些歷史人物的種種作爲”。 　　我很高興這本書能觸動一些人，能讓他們感受到我的憤怒、驚訝、感慨、激動，能顛覆他們對歷史的一些成見：這正是我在書房裏不懈敲打的目的。 　　我發現，出版是將自己的寫作抵達讀者的大路。出版的傳播力比在傳統文學雜誌上發表要大得多，有效得多。今天的文學期刊，讀者羣基本已經淨化爲“純文學讀者”。雖然一開始我走的是“文學之路”，但其實我的作品並非標準化的“文學性寫作”，我寫的雖然都是歷史，但是離現實可能比大部分小說都要近。它們的讀者，更多在文學期刊的訂閱者之外。而且最關鍵的一點是，出版社的編輯與文學期刊的編輯完全不同：大部分出版機構都需要賺錢養活自己，因此特別在意一本書的市場反應。與文學期刊疏離了社會不同，出版業已經相當市場化，編輯們睜大眼睛尋找每一位有讀者的作家。 　　所以，除了第二本書的出版頗遇艱難外，我的書出版都非常順利。特別是第三本書《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出版之後。 　　《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出版不久，我在報紙上網上很快見到了白巖松、柴靜評論了這本書。影星袁莉在我經常看的《鏘鏘三人行》中提到了這本書，那年《藝術人生》的年終評點，張越、崔永元等幾位嘉賓似乎也提到了這本書……於是我意識到這本書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雖然出版社沒有進行過一個字的宣傳推廣，但是這本書通過口碑相傳，漸漸傳播開來。印數很快就過了三萬冊，而在文化類書裏面，據說三萬冊就算暢銷書。再以後，我的《中國人的性格歷程》、《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也陸續成爲歷史文化類的“暢銷書”：從《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起，我算是有了自己的讀者羣，隔三差五地收到讀者來信，其中有一封是當時身在美國的留學生，後來的青年學者劉瑜的信（特別令我感動的，是一位讀者將我的三萬多字的《無處收留》一筆一劃地抄在一個小本本上送給了我）。我能夠知道，自己的寫作，對一些人確實發生了影響。 　　讓自己的寫作抵達讀者，我用了將近十年的時間。 　　【十二】 　　在主要傳播方式轉爲出版的同時，我的傳統“作家”之路仍然自然延伸。我的一位朋友作家鍾求是有一次和我通電話時說，我感覺你的東西挺適合《當代》的風格。你寄給我的朋友吳玄吧，他現在在《當代》做編輯。 　　我按鍾求是提供的郵箱寄去了幾篇稿子。一週後，吳玄打來電話，說他已經與主編洪清波達成一致意見，打算從二○○六年起，爲我開一個專欄。這對我來說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專欄的名字後來定爲“史紀”。這成了我在“純文學”領域最輝煌的“業績”。我獲得了一些省級文學獎和一項不太重要的“國家級文學獎”。對了，還有“文學創作一級”這個職稱。因爲這些成績，我成爲省作協的“理事”，後來又成爲“主席團成員”，還成了一個市作協的“副主席”。我參加了“青創會”，並且見到了常委同志。這是我“純文學”之路的頂峯。從一個小城市的無依無傍、赤手空拳的草根青年，到一個地級市的“作家協會副主席”，這就是我爬過的“文學之峯”的高度。 　　不過，整體來說，我的“純文學”之路走得不溫不火，換句話說，其實是不太成功。用某個文學前輩推心置腹的話來說，你不會經營自己。你怎麼不開個研討會，找幾個有名的評論家評論一下子，給你歸成一個什麼文學現象。那你不就火了？ 　　前輩說得輕鬆。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簡單。我的作品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純文學”，我也沒有什麼過人的才氣。這把火哪那麼容易“點着”。 　　不過，他說的也並非沒有一點道理。作爲一個寫了相當年頭的作家，我對一些心照不宣的事也相當清楚：在任何領域，都沒有那麼多“順理成章”。只要你的才氣不足以掀翻地球，那麼你就有必要“經營”一下自己。 　　這就是中國“圈子社會”的現實。如果有了人脈連接，你完全可以事半功倍，甚至四兩拔千斤。事實上，我寫作生涯的大部分“成功”，除了一開始幾篇“自發投稿”是完全自我奮鬥之外，其他的重要幾步，也都是在人脈的連接下完成的：那篇《無處收留》最終得以在“一流刊物”上發表，畢竟是文能先生不懈推薦的結果。第一本書的出版，則是劉元舉先生向老鄉祝勇介紹我的副產品。《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這樣好的出版社出版，是因爲在那之前認識了丁東先生，再加上章詒和先生的序。而我的《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賣得不錯，柴靜寫的那個跋和劉瑜、老六的幫着吆喝自然功不可沒……我不得不承認，“圈子”其實也是一種正常的生活狀態：這個時代，信息的大海之中，你其實只能看到進入視野的這一小片兒。這在任何國家都是常理，只不過在中國社會，人們更習慣於這種“手工式”的聯結。這是一個大家都在叫喊和跳躍的時代，如果想要從草根地位到達成功高度，你需要喊破嗓子，跳上桌子。 　　但我還是修正不了心中那個奇怪的“應該”情結。 　　那一天，和一個朋友聊天，屈指數起我們認識的所有文學朋友，大大小小百十來人，沒開過文學性的“作品研討會”的，只有我一個。有一次，一位對我一直很欣賞的文學活動家和我詳細談了給我開研討會的計劃，我不置可否，結果他很生氣，覺得我過於“傲慢自大”，從此很少再與我來往。 　　我根本不是什麼“清高孤介”。作爲一個不善於拒絕的人，我也對別人說過很多言不由衷的話，我也請過一位文學獎的評委朋友喫過飯，我也曾畫虎不成反類犬地學習過“應酬”，我也曾經很想在圈內獲得“成功”，以便能獲得各種相關的好處。我只是後來確定，我喜歡“舒服”多過“成功”。 　　作爲一個讀過些中國歷史的人，理智上我對“人情社會”的規矩抱有高度的“同情之理解”，但是在感情上，我卻無法經常地勉強自己。我是一個羞澀的人，幫我開了專欄的吳玄，我後來在一次文學會議上見到，我居然沒好意思對他表達我的感謝之意。歸根結底，也許是成長的背景，讓我一直固執地以爲有一種“應該”，有一種“清潔”。我糾正不了這個“錯覺”。 　　堅持這種“應該”經常讓我與身邊的生活產生一點排異。比如雖然“名人薦書”現在已經是再常見不過的現象，我的幾本書也都請他人進行過推薦，但我一直覺得推薦應該是一件嚴肅的事。不止一個朋友請我爲其書寫推薦語，我讀了作品後都極力推卸了，因此得罪了好友，也只好認了。愛惜羽毛、不辜負讀者對自己的信任，這一選擇似乎不需要經過任何思考。 　　不料前些天在網上瀏覽時，看到一則新書的宣傳文章，介紹一本馬上要出版的歷史類書籍。封面上印着李承鵬等四個人推薦，其中一個赫然是我的名字。更爲離奇的是，封底還有“我寫的”一段推薦語。而事實上，對這本書，這個作者，甚至這個編輯，都一無所知。 　　我致電這家我很熟悉的著名民營出版機構，問是怎麼回事。編輯說張老師，那個推薦語是我寫的，我忘了徵求您同意了！ 　　我說那趕緊去掉我的名字吧，我不能推薦這本書。編輯很驚訝，說，推薦一本書也不是多大的事兒，張老師您就同意吧，請您推薦，不是說明您在讀者心目中有很大影響嗎？這是好事啊！我覺得那推薦語寫得也不錯啊！ 　　我費了好多口舌之後，編輯才相信我是認真的。她說，封面已經印出來了，如果更改，要損失很多錢。經她請求，出版機構的領導同意給我一筆豐厚的推薦費，以換取我不撤掉推薦。 　　我拒不同意。編輯又找到我的一位好友做我的工作，原來編輯是遼寧人，是我好友的同學的侄女。據說好朋友的同學爲這事還專門跑了趟瀋陽：因爲小編輯剛剛工作不久，如果讓出版社蒙受損失，可能會失去工作。 　　這位朋友以前很熱心地幫過我的忙。他多次打來電話，勸我想開一點。現在推薦一本書，誰還當成多大的事呢？ 　　但最後，我還是拒絕了朋友的請求，堅持要求出版公司修改了封面。我的處理結果，既得罪了出版公司，又得罪了朋友，還可能使一位小編輯的前途受了影響。許多人聽說這件事，都說我做得不對。 　　我的“心理疾病”確實令我落伍了嗎？ 　　【十三】 　　因爲現在身爲清華大學歷史專業的博士後，與“學術圈兒”的交往比“文學圈兒”還要多，所以我現在應該算是遊離在“文學體制”的邊緣，介於文學社會和普通社會之間，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純文學”範圍內，幾乎沒有人知道我出過《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之類的書。而《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的讀者，也很少有人知道我在《當代》上開有專欄：他們很少讀文學期刊。“純文學”和“普通閱讀”，幾乎井水不犯河水。 　　作家的閱讀大都固定在純文學範圍內，每一次文學圈內的會議，大家帶的書，談論的閱讀，大都是最新的外國文學作品。他們的作品，也基本都在嚴格的“文學藝術”範圍之內，致力於藝術質量。 　　“文學圈”遠比“學術圈”更遠離普通社會。每一次學術會議，那些專家學者私下交談的，都是社會熱點，大局走向，民心民生，一個個慷慨激昂。而每一次文學會議，朋友們聊的仍然是我最近又在哪本雜誌上發了什麼東西，哪篇被轉載了，哪部作品又被列爲“重點扶持”。這些作品，可能“圈外人”永遠看不到。或者是某某作協裏，誰和誰又打起來了，誰又偷偷把另一個人辦公桌上的稿費單衝進廁所了。在某個筆會上，某某和某某划拳，以決定某個女作家今晚睡在哪裏……和這個社會密切相關的唯一一點，是探討如何把小說改編成電視劇。 　　我讀到一些對文學體制反思的聲音，我認同其中的一些說法。我和朋友們開過一些玩笑。不過，任何事情都不是小蔥拌豆腐式地定義的。我在“文學圈”裏遇到過許多溫暖的人和溫暖的瞬間，遇到過很多認真的編輯和幾本敬業的雜誌，讓我想起“八十年代”整個社會精英與國家同方向前進時的乾淨清爽。比如《天涯》雜誌多年前開的一次筆會。 　　如前所述，我的《無處收留》當初被《天涯》因爲太長委婉拒絕。當它在《鐘山》上發表後，《天涯》副主編李少君寫來一封約稿信，說韓少功看到《鐘山》上的這篇文章，批評了他，說他錯過了一篇好文章。 　　於是我接連在《天涯》上發表了幾篇東西。說實在的，《天涯》這本刊物在所有文學刊物裏最適合我，因爲它辦得不那麼“純文學”，而是更注重思想性和雜糅性，與我的寫作風格比較合拍。 　　2001年，我意外地得到《天涯》的邀請，年底到海南開筆會。“筆會”兩個字，在文學青年時代特別令我向往，在我的幻想中，那應該是一個小團體的神仙會一樣的精神會餐。大學裏讀文學雜誌的時代，我多少次幻想自己將來也能參加“筆會”，這個夢想終於實現了。 　　到了海南才發現，這是一個很小規模的筆會，只有九個人。除了我，其他人都是鼎鼎大名：張承志、莫言、李陀、王曉明、翟永明、汪暉。還有主人韓少功和蔣子丹。所有的人我都是第一次見到。他們大都是我心目中的文學英雄，比如張承志的《心靈史》我就讀過多次。我很奇怪，爲什麼韓少功要請我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參加這個筆會。不管怎麼樣，我心中難免暗自激動。 　　一見面，張承志就開起玩笑：“我像不像本·拉登？”那時“九一一”剛剛過去一個多月。朝他提示的方向去感覺，是有點像。體格粗壯，大鼻大臉，眉毛又粗又長，頭頂毛髮已經稀疏，聲音重得近乎發甕，顯然雄性激素十分發達。和想象中的把編輯從家中罵跑的孤傲不同，張承志禮貌周到，出人意料地隨和。 　　那是我第一次到海南，感覺很新鮮。汽車沿環島高速路行駛。山巒優美，千萬株桉樹見縫插針，熱火朝天地競爭、擁擠、勾結、傾軋，迫不急待地生長。開會的地址是島內的七仙嶺，這是白雲繚繞下的一座黛青大山，山頂七峯並立，如同七位仙人側立。推開窗子，遍地椰樹的翠葉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和這些“文學英雄”在一起，我感覺又興奮，又舒服。他們都真實樸素而自然，他們身上，有着我想象的“八十年代氣質”。這個會上聊的許多東西，現在已經沒有印象了。只記得莫言對於大家在會上總是“胸懷宇宙”有他自己的看法。喫飯的時候，他端着酒杯，抿着紅酒，隨口編了個順口溜： 　　這是一個分裂的時代，又是一個整合的時代。 　　這是一個破壞的年代，又是一個建設的年代。 　　這是鄉下人進城打工的年代，又是韓少功下鄉隱居的年代。 　　這是文學似乎能影響社會的年代，又是文學一錢不值的年代。 　　文學圈裏，拉幫結夥的多了，孤軍奮戰的少了。 　　無恥吹捧的多了，嚴肅批評的少了。 　　自高自大的多了，謙虛謹慎的少了。 　　出版的作品越來越多了，好的作品越來越少了。 　　關心國家大事的多了，關心文學的少了。 　　冒充理論家的作家越來越多了，像我這樣不會說話的越來越少了。 　　豐乳的方法越來越多了，能分泌乳汁的乳房越來越少了。 　　…… 　　他一口氣編完，大家都大笑。蔣子丹立刻要求，這串順口溜要交給《天涯》，放到“作家立場”裏發表。 　　這個筆會讓我感覺到八十年代的文學熱的餘溫。 　　【十四】 　　一九九六年，當我拿起筆的時候，誤以爲寫作能給我帶來一切。轉眼，寫作已經十六年了。我也由大學剛畢業的青年，接近中年，人生中最美好的年華付給了書桌。抬頭一看，幾乎一切都已經滄海桑田。 　　十六年的時間已經把我身邊的很多人變成了我所不認識的另一個人。我的一位朋友，當年因爲自小懷抱了當作家的夢想，拒絕給當地主要領導當祕書。如果那時他從政，現在至少也當一屆縣長了。當年，一談起文學，談起社會，他總是眼含淚水。而如今，他開始沉醉於一個雞肋一樣有名無權的副處級小官職，以善於講話和敬酒而聞名，在他偶爾批判什麼的慷慨悲憤中，每一次都夾雜着自己的巧妙訴求。有一次酒後，他對我說：操，雞巴十幾年，白活了。要是讓我重新活，我纔不他媽當什麼作家呢！ 　　是啊，這個世界變化太快了，事實上我們這一代人也許是中國歷史上最爲“滄桑”的一代：通常狀態下幾代人才能經歷的歷史變化，都壓縮到我們這一代身上。應該說，有一些變化，是必然的。但是，也有一些變化是令我意外的。比如我今天在網上看到這樣一則新聞： 　　“《蔓蔓青蘿》、《泡沫之夏》、《瀟然夢》……今日，某大學圖書館公佈其2009年秋季學期借閱書籍排行榜，前100名幾乎全爲網絡文學書籍。據該排行榜顯示，除了排名第51名的《宋氏三姐妹》和排名第100名的《最易掌握的學英語規律338條》，其餘的均爲在網絡上曾風靡一時的網絡文學作品，如《玥影橫斜》、《愛在唐朝》、《失蹤的王妃》等，以及郭敬明、明曉溪、安妮寶貝等青春小資文學作品。而與高校專業課程相關的書籍均無緣入榜……” 　　自己坐在大連市圖書館，翻讀文學期刊的情景宛如昨日，讀到這樣的新聞，怎能讓人不恍如隔世？當我恍惚的事情越來越多，比如發現整整一代人的一生精力可能被一套房子套牢。我不得不說，這個世界的走向，不是我所想象。在二十多年前，這個世界就已經轉向，離我們而去。我們這些人，是最後一代“文學青年”。 　　【十五】 　　現在的我，已經成了歷史寫作中的“資深”一員。資深的一個證據，就是作品紛紛開始再版。 　　想當初和廣西師大貝貝特籤合同的時候，因爲是丁東老師引見，所以在談合同時沒有提出任何條件。書出了幾年後，才發現版權期居然是八年而不是常見的五年。人們常愛用八年抗戰這個詞，這說明在人的感覺裏，八年是一個有點長的時段。確實，在這八年裏，我換了兩次工作，讀了一個博士，又出了四本書。但是每一次自我介紹的時候，如果只能寫一本書，我還是會寫《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確實，這是我最滿意的一本書，也是讀者們提到我時最常提起的書。 　　在這八年當中，有很多家出版機構提出提前再版這本書，但是原出版方一直沒有同意，雖然後來在整整六年間，權版頁上的印數沒再被改過。這是中國出版界常見的現象之一。現在，時間到了，爲了這本書給我打了無數次電話的吳懷堯開始操作這本書的再版。 　　這次再版最大的變化，是朱元璋一章，由原來的七萬多字，擴展成近二十萬字，就是說，由一篇人物隨筆擴展成了一本書，一本完整的《朱元璋傳》。希望它在已經出版的衆多《朱元璋傳》中，仍然能顯現出自己的個性。 　　其他篇章，進行的調整比較小。現在回顧早年文字，有些地方，還聞得到青澀味道。可是，我很珍視這些文字，因爲它們是不可複製的。每個生命階段的文字質地是不一樣的。雖然我的早年文字中時有“爲賦新詩強說愁”的做作，但是這些文字裏面，灌注着力量、激情和理想。在這些青澀的文字中，我能感覺到自己彼時的單純，感覺到奔湧的生命能量，感覺到自己當初用大鐵錘去砸蝴蝶翅膀的雄壯。 ========================================================== 更多精校小說盡在一零小說網下載: txt10.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