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縱無“反骨”，亦有死罪
最強烈也最集中地反映在三國後期的曹魏名將鄧艾身上。鄧艾（197—264）字士載，義陽郡棘陽縣（今河南新野東北）人，出身貧賤，小時候替人當過放牛娃。從軍後由於口吃，不能作幹佐，當了一個稻田守叢草吏。由於在淮南屯田當中開渠、積糧、著論、建言有功，獲得司馬懿賞識，逐步升遷做到太守，並且參與軍事行動。在對蜀漢姜維、東吳諸葛恪的屢次用兵當中，鄧艾智勇雙全，功績卓著，魏嘉平元年（249）即已封侯爲將，威震一方。到景元四年（263），他已受封鄧侯，任徵西將軍。當時已經專擅曹魏軍政大權的大將軍司馬昭佈置三路軍馬大舉伐蜀，指令鄧艾率三萬軍馬，從甘松、沓中方向攻姜維。按照司馬昭本意，是要把滅蜀大功給予他的親信鍾會，所以鍾會統兵十萬，主攻漢中，而鄧艾所部和另外一路諸葛緒所部都只是側翼配合。但鍾會久攻劍閣（今四川劍閣東北）不下，糧草難濟，打算先後退一步。鄧艾卻主張抓住蜀漢軍隊薄弱環節，趁其劍閣、涪城（今四川綿陽東）難以雙全兼顧，“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襲取涪城而直下成都。諸葛緒不肯協調作戰，時年66歲的鄧艾就斷然地孤軍獨進，身先士卒，排難破險，奔襲700多里而直抵江油，逼使守將馬邈投降。又攻諸葛亮之子諸葛瞻拒守的綿竹，力戰而破之，乘勝進軍雒城（今四川廣漢北），於是成都在望。當年十一月，走投無路的後主劉禪遣使奉璽，“詣艾請降”。鄧艾兵不血刃地進入成都，劉禪率太子、諸王及羣臣60餘人自縛雙手，車載棺材，到鄧艾軍營門外投降。
鄧艾替他們解去繩索，燒掉棺材，表示接受投降並寬宥他們。以此爲標誌，由劉備、諸葛亮等人艱苦創業，立國43年的蜀漢政權正式宣告滅亡，鄧艾居功至偉。同年十二月，朝廷下詔褒獎他“兵不逾時，戰不終日，雲徹席捲，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勳也”。加封他爲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
幾曾想，功高蓋世之日，也就是功高震主之時。鄧艾出於公忠之心，建議司馬昭“因平蜀之勢以乘吳”，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給他，預作順流伐吳的準備；同時“發使告以利害”，迫吳“歸化”，爭取“不戰而定”。又建議暫時不把劉禪送到魏都洛陽，以免給人留下“流徙”印象，而是先封劉禪爲扶風王，爵其子爲公侯，以誘使吳主孫休“畏威懷德，望風而從”。他還不懂得，這樣的軍國大事如何處置，必須遵循“主先臣後”、“主倡臣和”（近人林彪私下總結）的潛規則，切不可臣先、搶先，主未倡而臣已倡，主有倡而臣不和，不經意間表現出比主高明。兩條建議雖然都不錯，但卻搶了先，立刻使猜忌成性的司馬昭對他倍增猜忌，指派監軍衛瓘曉喻鄧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只可惜鄧艾仍不通竅，不但不趕緊向司馬昭認錯請罪，反而還上書辯解，引《春秋》之義說“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自己“進不求名，退不避罪”，“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奸佞之徒立即趁機構陷，誣指鄧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司馬昭也立即下手令，命監軍衛瓘逮捕鄧艾，檻車囚還。次年（264）正月間，鍾會與姜維真的合謀造反，被亂兵殺死。鄧艾的部下追趕囚車，想迎鄧艾迴成都，衛瓘即派田續追殺鄧艾；鄧艾的兒子鄧忠與他一起在綿竹西遇害，“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可憐橫刀勒馬、功勳第一的鄧大將軍，竟如此落得“反逆”罪名，魂無歸處。
鄧艾死後第二年（265），司馬昭之子司馬炎正式取代曹魏政權，建立起西晉王朝，建元泰始。爲此而大赦天下，詔令中仍說：
“徵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只不過“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那些“求生遂爲惡者”有所“不同”而已，所以准許“立後，令祭祀不絕”。泰始三年（267），議郎段灼主動上疏，爲鄧艾辨誣，明確認爲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實屬天大冤案。他強調指出，鄧艾“功名以（已）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其“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懸馬市，諸子並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嘆息”，至今令“天下民人爲艾悼心痛恨”。因此他建議，西晉王朝“宜收屍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諡，死無餘恨”。然而，殺鄧艾的頭號兇手就是司馬炎的老子司馬昭，兒子怎麼會否定老子？封建專制帝王踐行“鐵血法則”的心傳經典，歷來就是不管你是怎樣的功臣良將、英才逸傑，一概無非用“器”而已，孤家想把你怎麼着就怎麼着，孤家永遠正確，你拿孤家怎麼辦？段灼的上疏說了還是白說，司馬炎仍然不理不睬。又過了六年，他才假巴意思地下詔說：“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爲民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郎爲郎中。”勉強承認了有功，“反逆”罪名照舊扣在鄧艾頭上，唯有公道存於民心。
三國帝王中，殺錯了人、整錯了人偶爾有點悔愧之意的，只有孫權一人而已。他晚年也與曹操相似，猜忌嗜殺，在朝廷內外實行特務統治。特務頭子呂壹把持典校職司，在他縱容下誣害過不少忠良，左將軍朱據即爲受害者之一。朱據爲人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厚而常不足用。有一回，朱據部曲應當收受三萬緡，被王遂詐取了。呂壹懷疑是朱據本人實取，便嚴刑拷問當事人，把人打死了，朱據可憐死者無辜，厚棺斂葬。呂壹憑此就誣告朱據，說他厚葬是爲了封口，掩蓋自己收緡之實。孫權相信呂壹，多次責問朱據，弄得朱據百口莫辯，“藉草待罪”。數月後，經典軍吏劉助發現爲王遂所取，如實報告孫權，孫權才感悟道：“朱據見枉，況吏民乎？”可是到赤烏九年（246），時已升任驃騎將軍的朱據捲入二宮構爭，擁護太子，違忤孫權意旨，即被貶爲新都郡丞，近似於從相當於現今軍隊三總部主官一下子降爲縣級芝麻官。而且人還未到任，賜死詔書就追趕到了，朱據死年50歲。
同樣是爲立太子的事，不但太子太傅吾粲“下獄死”，而且連東吳第一社稷之臣，時任丞相、上大將軍的陸遜也被孫權派宦官多次“責讓”，致令時年63歲的陸遜“憤恚”而死。（詳見《生子當如孫仲謀》）到太元元年（251），行將就木的孫權纔對陸遜之子陸抗說道：“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較之於其他帝王者流，孫權能作出這麼一點自我批評，算得上難能可貴了。但人已死了，這麼一點自我批評抵得過生命的價值嗎？不去追究“用人如器”的僞善，“鐵血法則”的殘酷，而僅憑着帝王者流一星半點的解脫表白，就輕易地感恩戴德和粉飾淡忘，能對得住那麼多的冤屈者嗎？如果不擯棄那個專制體制，人才的價值，又怎能得到真正尊重和充分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