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文人自賤始無行
曹丕只說過“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對於文人自賤卻視若未見，因爲他是封建帝王。其實在依附封建帝王、軍閥權貴的文人當中，歷來不乏人格自賤者，由效忠而幫閒，乃至幫忙、幫兇，露出奴性、俳優品相。三國時期的若干智計之士，即屬於政治上的無行文人，比生活中無行更加令人厭惡。
中國的文學批評史上，最早的一篇專門性的理論文章，一般都認爲當數曹丕的《典論·論文》。該文破題就寫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並且舉出班固藐視傅毅作例證。他還認爲“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文人相輕”事出有因。他能夠理解，卻不贊同文人“不自見之患”。在《與吳質書》中還寫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作爲一位封建帝王，又兼詩人、文學批評家，應該說，曹丕道出了人所未言，點中了搞文學的文人們的一處死穴，百代千秋仍然具備警示價值。不過他的主業畢竟是封建帝王，寫詩、作論僅止爲業餘愛好而已，這些批評並不等於政治評價。而文人們歷來只有一部分寄興文學，按照孔、孟以來的“入世”傳統，大多數文人，尤其是所謂“智計之士”，總會攪和到政治當中去，有些還變成了文人政治家（或者政客）。三國人物不乏其例。
先秦文人通稱爲“士”。春秋戰國時期的王綱解紐，諸侯割據，戰亂不斷，與三國時期頗爲相似。然而又有一個根本的區別，那時候的“士”還是一個受尊重的社會階層，諸子百家各宣其說，爭鳴共存，“士”們多能堅守相對獨立的人格操守和理想訴求。經歷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被封建皇權政治閹割過的儒、法、道學說逐步淪爲專制統治術的解說辭，賴以存身的“士”們也相應地逐步淪爲專制統治術的衛道士。不是靠立說揚名立萬，而是憑做官求榮至顯，順理成章地變成“士”們的基本選擇，於是形成了“士大夫”羣體。“士大夫”羣體再也不是先前那個社會階層，而是逐步變成了一個不少成員業已人格去勢的，總體結構常在趨時變異的，那樣一個專制集權體制內的附庸性階層。
這個階層的人兼有雙重身份：既是官僚文人，又是幫閒文人。
這種雙重身份，決定了他們既要遵從專制集權體制內的明規則，恪守封建宗法正統的“三綱五常”，無條件效忠君主，又要接受專制集權體制內的潛規則，人身依附於君王主子，幫閒、幫忙乃至於幫兇。專制集權體制原本就是一口政治污穢大染缸，除了一部分確實追崇孔孟，能夠人格自律的正人君子，相當多的“士大夫”和候備“士大夫”都難免人格異化，染上奴性、俳優病毒。魏明帝時期做過縣令的李康，寫過一篇《運命論》，把自賤文人稱作“希世苟合之士”。他抨擊這類人“俯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以窺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卻以辱爲榮，“脈脈然自以爲得”。文人自賤作爲這種社會歷史的惡性產物，連“治世”尚且不免屢見不鮮，到了三國這種“亂世”自然更爲五花八門，層出不窮。
從三國前期到三國中期，賈詡的權謀智計，對於北方地區的軍閥混戰，甚至當時歷史的走向，都產生過重要影響。他先後投靠董卓、李傕、郭氾、張繡和曹操，到曹丕稱帝后官至太尉，爵封魏壽鄉侯，活到77歲才壽終正寢。生前爲張繡獻計智勝曹操，其後又勸張繡審時度勢，歸順曹操，以及建安十六年（211）爲曹操獻計離間韓遂、馬超，戰而勝之，他的形勢分析和謀略運用都極精明，堪稱爲奇才。但他這樣地屢次易主，從必效忠，始終如一都是以“家與身俱全”作爲利益準則，爲之不惜讓千萬人頭落地。
早在漢初平三年（192）三月董卓伏誅，追隨董卓的涼州將士驚惶恐懼，“校尉李傕、郭氾、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的特殊關頭，時任討虜校尉的賈詡即主動地阻止他們說：“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徵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一言而逆轉大勢，直接促成李、郭等鋌而走險，收衆十萬，一個月後就攻陷長安，趕走呂布，殺掉王允，屠戮士民達萬餘人。接下來李、郭等人連年混戰，荼毒長安，進一步造成了“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的空前慘狀，古都長安珍積400年的簡策帛書也毀損殆盡。李傕等要給賈詡論功封侯，他只是輕描淡寫地推辭道：“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裴松之特爲此事作注，一針見血地評論道：“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遭殄悴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賈詡爲了“救”自己以及李、郭一幫主子的“命”，竟不惜幫兇助惡，主謀成惡，其殘賊大罪真是令人髮指，其人品卑賤真是無以復加！千百年以來，如此一言而禍國殃民，他真是一個十分難得的反面教員！
曹操集團的另外一個“智計之士”劉曄，也具備“佐世之才”。
他出身於劉姓皇室宗親的一個分支，不僅擅謀略，還有幾分豪氣。
20多歲時，揚州地區的部曲首領鄭寶、張多、許乾等人聚衆割據，鄭寶尤爲霸道，打算脅迫劉曄出面倡導，“驅略百姓越赴江表”。適逢曹操派使者來到揚州，劉曄立即去拜謁使者，邀其來家作客。又邀來鄭寶，乘其不備而殺之，然後詐言“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將鄭寶隨從全都嚇走了。投靠曹操後，從司空倉曹掾升任主簿，一直做到行軍長史兼領軍，成爲親信智囊之一。建安二十年（215）徵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曹操產生了“速還”之念，他卻主張“不如致攻”。曹操採納了他的建議，一戰而“漢中遂平”。
曹丕於黃初元年（220）稱帝，封劉曄爲侍中，賜爵關內侯。分析蜀、吳形勢，劉曄仍然頭頭是道，但又處處希迎曹丕旨意。曹丕想伐蜀，朝臣內外皆說“不可”，他竟當起兩面派來了。單獨入朝見曹丕，他總說“可伐”；出與朝臣言，他又改說“不可伐”。中領軍楊暨爲“帝之親臣”，持不可伐之議最堅決；他敬重劉曄，每次同劉曄交換意見，劉曄都講的不可伐之意。有一回，楊暨“切諫”反對伐蜀，曹丕責以“卿書生，焉知兵事”。楊暨就說：“臣言誠不足採，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於是曹丕召劉曄來對質，“帝問曄，終不言”。事後單獨見曹丕，他說“伐國”是“大謀”，用兵是“詭道”，自己是爲了保密纔不說“可伐”的。單獨見楊暨，又責備楊暨不懂釣“大魚”要先“縱而隨之”，等到“可制而後牽”的道理，宣稱“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教訓人家“不可不精思”。他這樣巧舌“應變”，首鼠兩端，終於引起他人“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的非議和抨擊，也引起了曹丕的懷疑，試驗了幾次，就真相大白。劉曄降職大鴻臚，失意發狂，終竟“以憂死”。裴注引《傅子》批評他說：“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卒不能自安於天下，豈不惜哉？”
如今看，劉曄與賈詡大不一樣，他是盡忠而幫閒、幫忙，幫得過了頭，既養成了刻意揣摩，迎合主子意向的奴性，又學會做逢人說人話，逢鬼說鬼話，自以爲靈巧變通，其實挺愚蠢可笑的俳優，落入了人格分裂、喪失自我的泥淖。裴松之爲他惋惜，我認爲，可憐、可哂亦復可悲，難以一語了之。
如果說，賈詡出壞主意，劉曄做兩面派，都有保身而不明哲的因素使然，那麼，華歆作過惡事，就是自覺地爲虎作倀。年輕時，他與邴原、管寧一起遊學，三人結爲朋友，時人稱譽三人爲“一龍”，華歆爲龍頭，邴原爲龍腹，管寧爲龍尾。據《世說新語·德行》記述，華歆曾與管寧一起在園中鋤菜，發現菜地有片金，管寧視之若瓦石，照舊揮鋤不顧，他卻拾起來掂了又掂，然後才擲去。又曾同在一席上讀書，偶有乘軒冕者從門外經過，管寧讀書如故，華歆卻停止讀書跑出去佇足觀望。由這兩件小事情，管寧看出華歆希慕財寶和權勢，便與他在席子上割劃開來分坐，當面聲明“子非吾友也”。成語“管寧割席”，即本於此。
華歆以後出仕爲官，跟從過董卓、袁術、孫策、孫權，官渡之戰時投效曹操，由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爲尚書，轉爲侍中，一直做到尚書令，頗受曹操信任。建安十九年（214），伏皇后給其父親伏完寫信，“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事狀泄密，曹操派時任尚書令的華歆爲副手，隨同御史大夫郗慮進宮去強迫漢獻帝廢除伏皇后。華歆帶兵入後宮收伏皇后，伏皇后“閉戶藏壁中”，出身文人的華歆竟抓住伏皇后的頭髮把她拖到外殿。當時傀儡皇帝劉協也在外殿，與郗慮同坐，恐懼不安。伏皇后披頭散髮，赤足跣行，哭泣着對劉協說：“不能復相活邪？”劉協答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時！”掉頭問郗慮：“郗公，天下寧有是邪？”結果是將伏皇后下於暴室，幽禁而死，她生的兩個皇子一併鴆殺。（事見《後漢書·皇后紀》）身爲副手的華歆如此冷酷無情，心狠手辣，無非是要掙表現，凸顯自己比郗慮更能堅決貫徹曹操的“最高指示”，從而用伏皇后母子的鮮血進一步“染紅”自己的“頂子”。果不其然，他在曹操、曹丕治下都官運亨通，進一步由御史大夫升任爲相國、司徒，生封安樂鄉侯，死諡敬侯，直活了75歲。如華歆之類文人，從來不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只追求現世安樂，並確認助紂爲虐能有好報。
許攸另是一種文人。年輕時，他與袁紹、曹操相友善，算得上老朋友。漢初平年間（190—193），他隨袁紹在冀州，常在坐中發表議論。建安四年（199）袁紹消滅公孫瓚領四州後，他與田豐、荀湛“爲謀主”，成爲這位老朋友的“智囊”之一。但“許攸貪財”，袁紹不能滿足他過度的欲求，他竟在次年官渡之戰的緊急關頭，自發性地背叛了厚待他十年之久的袁紹，改換門庭，投奔到另一位老朋友曹操的麾下。曹操一聽說許攸來了，顧不得穿鞋，打着赤足就出門迎接，一見面就拍着巴掌眉開眼笑地說道：“子遠（許攸的字），卿來，吾事濟矣！”果然許攸帶來一份極珍貴的“見面禮”，向曹操獻計，派出輕兵偷襲烏巢，燒燬袁軍囤積的軍糧，“不過三日，袁氏自敗”。曹操依計行事，迅速扭轉了不利形勢，最終取得官渡之戰的重大勝利。
烏巢一役中，曹軍俘獲了袁軍大將淳于仲簡，割掉他的鼻子計功。曹操見到淳于仲簡，問他“爲何如是”，仲簡答以“勝負自天，何用爲問乎”，操壯其言，“意欲不殺”。許攸卻在旁邊燒陰火，陰陽怪氣地說道：“明旦鑑於鏡，此益不忘人！”於是乎，一位老同事，就因此一言而被殺掉了。曹操進而打敗袁紹，佔據冀州後，許攸“自恃勳勞，時與太祖相戲”。每每在席間，他總愛發人來瘋，直呼曹操小名炫耀說：“阿瞞，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曹操當面給他留面子，答謂“汝言是也”，實已“內嫌之”。其後隨同曹操出鄴城東門，許攸顧謂左右說：“此家（曹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終於使曹操忍無可忍，將許攸收系下獄，誅殺無赦。曹操如何性忌，如何嗜殺，姑且置於不論，許攸身死口閉，確屬咎由自取。他那樣貪財，背友，叛主，誇功，辱人，實在把太多的“文人無行”積聚於一身，自古及今非常典型。
楊修也有相似之處。論文學才華，他在建安文人羣體中雖非一流，亦頗知名。據裴注所引《典略》記載，“自魏太子（曹丕）已下，並爭與交好”。曹植尤其對楊修愛重有加，中國文學批評史上那篇著名的《與楊德祖（楊修的字）書》，就反映出把他引爲“同好”的旨趣。而楊修的回信，雖然也文辭俊茂，對“建安七子”中人有所評論，但通篇流露出對曹植的諛美之意，文品和人品都差一籌。正因爲如此，他不安心於做個作家（儘管當時沒有作家協會，沒有專業作家），而把聰明才智用於政治押寶。曹植的文學才情冠絕當世，詩、賦援筆立成，華彩在曹丕之上，曹操也有詩人氣質，一度打算立曹植爲太子。楊修時任丞相府主簿，相當於今之貼身祕書，窺探到了曹操的這一政治意向，便在同爲文學朋友的曹氏兄弟之間作出了傾斜性選擇，與丁儀、丁廙兄弟一起充當了曹植的“羽翼”。一方面，他仍然不忘敷衍曹丕，送給曹丕王髦劍什麼的。另一方面，則盡心竭力地替曹植邀寵造勢。曹操要召見子輩問事，楊修就幫曹植“豫作答教十餘條”，使曹植總能搶先答對，博得歡心。殊不知次數多了，曹操不免“怪其捷”，推問出了真相。爲考察曹丕和曹植的應對處事能力，有一次，曹操命二子各出鄴城一門，又密令門吏不準開門。楊修預先教曹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於是曹植殺死了門吏得以出門，而曹丕卻“不得出而還”。
楊修的政治投資多在曹植方面，引發曹丕的不滿，於是用車載廢簏，內藏朝歌長吳質，入府商量對策。楊修知道了，立即向曹操舉報。曹丕害怕了，又問吳質怎麼辦。吳質說：“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曹丕依計而行，楊修果然上當，再次去舉報，查驗卻無人，“太祖由是疑焉”。曹操雖有詩人氣質，但他更是一個政治家，出牌總要講政治規則，終究選中曹丕作繼承人。楊修的寶押錯了，卻仍不懂得夾緊尾巴做人，反而在曹操眼皮底下賣弄小聰明，另搞政治投機。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曹操攻漢中不利，打算退兵，出的口令爲“雞肋”。官屬不知其意，楊修卻收拾行裝，別人問他爲什麼，他說“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殊不知聰明自誤，惹怒曹操，新賬、老賬一起算，以惑亂軍心、交構（結黨營私）諸侯罪名將他處死。近因在露才揚己，犯了幫閒不能顯得比主子高明之忌，遠因和根子卻在擁植抑丕，政治押寶押錯了，到頭來淪爲政治犧牲品，誠然可悲，亦屬自取。
楊修與孔融的好朋友禰衡，是一個另類文人，“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年遊歷許都，有人建議他去認識名士陳羣、司馬朗，他狂傲地說“吾焉能從屠沽兒耶”。人又問他“荀文若、趙稚長云何”，他竟答以“文若可借面吊表，稚長可使監廚請客”，抓住荀儀容秀、趙肚腹大的生理特徵，隨口侮辱人格。他只瞧得起孔融和楊修，常稱“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當時禰衡年“始弱冠，而融年四十”，足見他何等不尊重人。好在孔融豁達愛才，多次向曹操舉薦他。
曹操也愛才，欲見之，他卻“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
曹操因之而懷忿，但因其才名，不欲殺之。聽說禰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大會賓客，閱試音節”，當然也寓含羞辱的意思。禰衡去了就惡搞，不慌不忙地當着曹操的面脫光外衣內褲，祼身而立，再穿上鼓史衣褲，“參撾而去，顏色不怍”。曹操仍然寬容，笑道“本欲辱衡，衡反辱孤”。事後連孔融也批評他，你禰衡該作一個大雅君子，“固當爾邪（怎能這麼搞呢）”。孔融再向他轉達曹操愛才之意，他答應去見，去了居然“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言語悖逆，吏請收治，曹操又一次容忍，對孔融說道：“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遂遣人騎送之。
到了荊州見劉表，禰衡老毛病不改，“坐而大號”。人問他爲什麼大哭，他說“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意謂在座者都實爲“屍冢”。劉表先也包涵了，對他“甚禮賓之”，但他毫無感恩的情愫，“復侮慢於表”，導致劉表把他送到黃祖那裏。在黃祖那裏，禰衡對於“善待”照舊不領情，竟至當衆罵黃祖爲“死公”，終被殺死，時年二十六歲。這些行狀詳見《後漢書·文苑傳》，《三國志》裴注附於《荀彧傳》。《三國演義》第二十三回鋪寫“禰正平祼衣罵賊”，把他樹爲“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正氣英雄，未免失之誤讀、誤導。禰衡的無行表現出了另外一種人格自賤，那就是目中唯“我”，狂悖無度，既憤世、傲世，又要擠進名利場、權勢場中去混，兼具文化黑客和政治俳優的雙重性，由肆意辱人而自辱、自毀，實在不足爲訓。
彭羕與禰衡既有相似處，又有明顯不同。他“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沒有幾個人看得上眼。劉璋治蜀時期，由於狂傲得罪的人多，被衆人謗毀，曾被髠（剃去頭髮）降爲徒隸。劉備入蜀後，他“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龐統跟他素無交往，他一去就徑直倒臥龐統牀上，“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於經日”。經龐統、法正聯名推薦，他得到劉備賞識，受命“宣傳軍事，指授諸將”。
劉備領益州牧，提拔他作治中從事。彭羕從社會底層一個徒隸之人，“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認爲他“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多次在劉備面前加以貶抑。劉備也看出彭羕毛病深沉，有所疏遠，外放他出任江陽（今四川瀘州市）太守。
彭羕對遠離政治中心極不順心，就去見馬超，言談間罵劉備“老革荒悖”。古代以革爲兵，所以有“兵革”之稱，罵“老革”就如同稱“老兵油子”。又煽動馬超謀反，說“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馬超寄身於劉備籬下，常懷危懼，聞言大驚，默然不答，事後立即具表告發了。彭羕被捕下獄，在獄中寫信給諸葛亮，奴顏婢膝地乞憐求饒。他把劉備以前厚待自己比喻爲“分子（父親恩惠分給兒子）之厚”，說自己“一朝狂悖”，“負我慈父，罪有百死”。又爲自己對馬超說的“內外之言”進行狡辯，說成本意在“共討曹操”，栽誣馬超爲“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還極言吹捧諸葛亮爲“當世伊、呂”，哀請其“明僕本心”，給條生路。前後對比，一朝得意時何等氣勢凌人，一旦失意時仍然膽大包天，既惡攻當今主子，又策反西涼降將，而下獄後醜態百出，判若兩人，傲氣蕩然無存，媚骨斑然可見，分明另是一種無行文人典型。儘管被殺時年僅37歲，劉備、諸葛亮痛下殺手夠嚴夠狠，但他終究是自賤招禍，不值得憐憫。
彭羕的四川老鄉張松，同樣是個賤骨頭，只不過表現形式不一樣。這個人生得身材短小，其貌不揚，但識達精果，確有才幹，一貫放蕩不治節操。在劉璋治下，其兄張肅任廣漢太守，他擔任別駕從事，那是一個跟隨州牧、刺史出行的重要職務，可見頗受信任。
劉璋曾派他出使拜見曹操，曹操瞧不起他的形容猥瑣，不甚禮遇。
楊修把曹操所撰兵書拿給他看，他瀏覽一遍便能諳誦，認爲是個異才，建議曹操闢用，未獲採納。張松進身失意，取道荊州回益州，不期然間受到了劉備殷勤款待。歡宴當中，劉備探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以及諸要害道里遠近，張松都逐一詳細解答。他還畫出一幅蜀中地圖山川處所圖送給劉備，使其盡知益州虛實，主動積極地叛主資敵，成爲間諜。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派兵征討漢中，劉璋擔心會順道取蜀，內懷恐懼。張松獻計說，劉備是“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並且“善用兵”，最好請劉備入蜀來幫忙。劉璋不曉得他已成爲劉備間諜，依計而行之，結果造成引狼入室。第二年，劉備以曹操徵吳，曹將樂進進犯荊州爲藉口，向劉璋索要“萬兵及資實”，揚言欲“東行”。張松以爲劉備真要回荊州，趕緊去信說：“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生怕劉備不取益州。張肅知道了，懼怕禍患株連自身，即向劉璋告發了。於是劉璋收斬張松，與劉備翻臉，劉備獲得了取蜀由頭。張松的背叛行徑，固然談不上賣“國”，但至少是出賣本集團的主權，以換取自己飛黃騰達的最大效益，政治品質十分惡劣。
無行文人如果掌握了軍政大權，那就更加不得了，了不得，鍾會即是一個突出的代表。他是曹操集團太傅鍾繇的老幺兒，從小就敏慧夙成，及壯更博覽羣書，精練名理，才華出衆，聲譽鵲起。從正始年間（240—249）步入仕途，歷任祕書郎、尚書、中書侍郎等一系列清要之職，高貴鄉公曹髦即位當年（254）受爵爲關內侯。曹髦被誅後，他在政治上認清門庭，積極投靠司馬氏，受到司馬師、司馬昭兄弟的青睞。從正元二年（255）隨司馬師征討反司馬氏的母丘儉、文欽，“典知密事”，出謀有功，到甘露二年（257）向司馬昭獻策，鎮壓反司馬氏而造反的諸葛誕，他所受“親待日隆”，被司馬昭目爲自己的“子房（張良）”，進封陳侯，官任太僕。但他寧放着九卿之位的太僕不當，也要以中郎身份，留在司馬昭的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猶如今之機要祕書。這其間，他不遺餘力地幫助司馬氏打擊反對派，由於他的點水或使壞，當世著名文人嵇康和呂安都被當作“思想犯”，肉體被消滅。
景元四年（263）司馬昭部署三路伐蜀，鍾會作爲親信，以鎮西將軍頭銜都督關中諸軍事（相當於今之總指揮），率十萬餘人充當主力，而鄧艾、諸葛緒則各率三萬人作偏師配合。進軍途中，他向司馬昭密告諸葛緒畏縮不前，導致諸葛緒被撤職治罪，其部三萬人悉歸自己麾下。鄧艾滅蜀建立首功，他又與監軍衛瓘、將軍胡烈等人串通一氣，誣告鄧艾欲反，造成鄧艾父子被逮捕，囚車押送回京，路上被殺。而鍾會本人卻是“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己手”，很快與蜀漢降將姜維聯手，圖謀擁兵造反，割據一方。只可憐造反不成，被殺死於亂軍中，時年40歲。在鍾會身上，集中反映出瞭如他一類文人的人品邪惡，詭計多端，助紂爲虐，殘人以逞，一旦軍政大權在握，就演變成陰謀家、野心家的人性裂變。謬種流傳，綿延未絕，“文革”殷鑑不遠，康生、張春橋等輩都有鍾會的心傳，善良的人們能不警惕嗎？
縱無“反骨”，亦有死罪三國時期，與人才迭出、競顯器能形成強烈反差，一些優秀人才卻橫被罪名，慘遭殺害。魏延之死是出了名的，田豐、崔琰、毛玠、孔融、劉封、鄧艾之死同樣地令人扼腕。其致禍根由，除了權勢者個人因素而外，主要還在於封建專制集權體制當中，“用人如器”的觀念深層，隱藏着一條因襲不變的“鐵血法則”。
《三國演義》寫魏延，第五十三回甫一出場，就被諸葛亮指認“腦後有反骨，久後必反”，喝令斬之。幸得劉備阻止，魏延才保住性命，但仍受到諸葛亮的嚴厲警告：“汝可盡忠報主，勿生異心；若生異心，我好歹取汝首級！”到了第一百零五回，“武侯預伏錦囊計”，果然讓楊儀、姜維、馬岱依計行事，斬殺了“日後反西川”的魏延。這個故事傳播之廣，影響之深，傳沿之久，其他故事罕能匹敵。
數百年以來，多少人也被認爲長着“反骨”，經權勢者定爲“叛逆”，加以貶謫、放逐、幽囚、殺害，至親好友跟着遭難。多少人亦曾考鏡史實，辯證原委，力圖爲魏延辨誣，洗清罪名，平反冤屈。到時下爲止，雖蓋棺猶無定論，見仁見智狀態仍會延續下去。
細讀《三國志》，所謂“反骨”云爾，於魏延、於諸葛亮均不存在，全屬編造。魏延在荊州投效劉備，“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升任牙門將軍。劉備當了漢中王，“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殊不知劉備卻“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使“一軍盡驚”。關羽鎮荊州，魏延鎮漢中，分別負責保衛東、北兩道“國門”，可見何等倚重。劉備當時大會羣臣，問詢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慾云何”。魏延從容答道：“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劉備十分欣賞，在場衆人也“鹹壯其言”。後來的實踐證明，魏延並非說大話，吹牛皮，謀略、武勇兼備，獨當一面鎮守住了“北大門”，比關羽更不負重任。因而劉備稱帝，進拜他爲鎮北將軍。後主建興元年（223），又封他爲都亭侯，尊榮勝過了當時還在世的趙雲諸將。這十幾年間，諸葛亮與他從無任何過節，決然無關乎什麼“反骨”不“反骨”。
諸葛亮揮師北伐，魏延一直是重要將領，參與始終。建興五年（227）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
八年（230）魏延奉命攻入羌中（今甘肅南），大破魏將郭淮的部隊，因功升爲前軍師、徵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這其間，魏延那種“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的特出性格凸顯出來，不經意間給他播下招禍種子。他“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他提議由他率領五千精兵出子午谷，偷襲長安，諸葛亮自率主力部隊從斜谷殺入關中，預計不出二十天兩軍即可會合，“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但一生唯謹慎的諸葛亮卻認爲“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平取隴右，“制而不許”。魏延因之而認爲諸葛亮的膽子太小，並“嘆恨己才用之不盡”，這就難免會得罪諸葛亮。
他的“性矜高”，更容易得罪奸邪小人，諸葛亮的親信楊儀便是一個。諸葛亮病危之時，“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魏延對這種安排極爲不滿，認爲諸葛亮死了，“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不該“以一人死廢天下事”，“吾自當率諸軍擊賊”。
退一萬步說，縱然要退軍，也不該“爲楊儀所部勒”，自己只作個斷後將領。於是待楊儀未發，他搶先率領所部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同時與楊儀互相指責爲“叛逆”，上表給劉禪，弄得一天中“羽檄交至”。雙方鬧得發生了兩軍對壘，魏延手裏沒有丞相的臨終遺命，佔不住理，失去人心支持，只好與其子數人往漢中逃亡。楊儀派馬岱追殺，斬之，“致首於儀”，楊儀居然“自踏”魏延的頭顱，叱罵其“庸奴，復能作惡不”，並夷魏延三族。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魏延本人誠然有過錯，但並不是反叛蜀漢。陳壽在其本傳中特意寫到，“原（推究）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不便背叛”而視爲“叛逆”誅殺，並且株連三族，沒有充分證據說是諸葛亮遺命主使，但一時的權勢者楊儀恃權報復，藉機殺人，當是確實無疑的。
類似於指人“腦後有反骨”，三國時期另有其事。建安九年（204）孫權在江東，已經取得初步討平山越人的勝利，打算進一步用兵，擴大地盤。某一日大會僚屬，座中的江東名士沈友，發表了一些批評性意見，惹惱孫權，孫權當場就“令人扶出”，並說“人言卿欲反”。這沈友自幼聰穎，名士華歆稱之爲“沈郎”，讚歎“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他“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且“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口辨十分敏捷。時人稱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不愧爲一個難得的英才。開初孫權禮聘沈友到麾下，聽其“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聽得“斂容敬焉”。沈友與周瑜、魯肅一樣，陳述過“荊州宜並之計”，孫權也採納了。然而沈友不同於周瑜、魯肅，更名士風流，獨立特行，“正色立朝，清議峻厲”，乃至於“爲庸臣所譖，誣以謀反”。
孫權擔心沈友“終不爲己用”，便揪住會上發言批評那麼一條小辮子，以“人言卿欲反”五字定罪，把沈友殺掉了。沈友時年29歲，裴注全文引《吳錄》記載，不勝其惋惜。
沈友的遭遇，比魏延的遭遇更具典型性，也更帶普遍性。在封建專制集權的社會結構當中，君臨天下的帝王者流無論相對開明還是專斷獨裁，總是至高無上，唯我獨尊，一切以他的意志爲轉移。倘若像獻帝劉協、後主劉禪那樣淪爲傀儡，也會有一個曹操或諸葛亮似的實際最高統治者，代行帝王權力。文武臣屬只要不是董卓或曹操，就得遵守基本的封建君臣關係，以君爲綱，懷着尊崇、敬畏、感戴的心情，把盡忠守分作爲最高的政治準則。在帝王眼裏，不管臣屬是何等人才，一概工具、用具而已。用具、工具統稱“器”，如《易·繫辭上》所說，“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帝王用人才歷來講究“用人如器”。古、今漢語都有“器重”這個詞，詞義爲重視，其實就是從“器”的本義用具、工具引伸出來的。“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其實就是說劉備重視這個人才，把他視爲一個頗爲有用的人才工具。人才工具終究屬於“器”，有用時或者喜歡時，可以當作寶貝；一旦無用了，不爲己用了，或者不喜歡用了，隨意閒置、拋棄或毀損，都在帝王一念之間。孫權對沈友正是這樣做的，起先視之如寶貝，“禮聘”其人，“敬”重其言；一俟認定“不爲己用”了，就聽信讒言，“誣以謀反”，讓其掉腦袋猶如割韮菜。“用人如器”的觀念深層，隱藏着一條“鐵血法則”：說你有“反骨”你就有“反骨”，沒有也有；要你掉腦袋你必掉腦袋，不掉不行。這一條“鐵血法則”貫穿歷代封建王朝，因襲不變，非唯帝王們奉爲天賦皇權，用得得心應手，抑且各級權勢者也會逐層仿效，在自己的權力範圍內施於不順己意的人，就好比楊儀殺魏延那樣。
將“鐵血法則”加諸臣屬，決非僅限於長了“反骨”一個由頭，而是但憑權勢者的“聖聰”獨斷。袁紹殺田豐，就不是因爲後者對他懷有貳心，而是由於對他太忠，由忠而切諫，由諫而致禍。田豐其人爲河北名士，天姿瑰傑，博覽多識，權略多奇，“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接受袁紹“卑辭厚幣”的禮聘，出任爲別駕。他曾經獻策，幫助袁紹討平公孫瓚。建安五年（200）曹操攻袁紹，他又建議趁機襲擊曹操的後方，“紹辭以子疾，不許”，痛惜失去了一次爭霸中原的“難遇之機”。官渡之戰前，袁紹要大舉南下，田豐出來諫阻：“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
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不及也。”袁紹非但不接受，反而因爲“豐懇諫”而“怒甚”，給其加上“沮衆（擾亂軍心，削弱鬥志）”的罪名，“械繫”於大牢。結果官渡一戰，袁紹果然大敗。有人對田豐說，你的分析都應驗了，“君必見重”。田豐卻說：
“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袁紹一回來，就對左右說：“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下令殺掉田豐。一個忠心耿耿的傑出人才，就只爲主子袁紹“內多忌害”，猜疑將會爲其“所笑”，成爲刀下冤死之鬼。
與袁紹相比，曹操之重用人才，超出不止一個檔次。然而，“用人如器”，器重時確實推重，損毀時毫不手軟，崔琰便是一個極突出的例子。崔琰其人志節高雅，尚武事，習儒學，曾經師從漢末大儒鄭玄治學。建安十年（205）曹操佔領冀州後，將崔琰闢爲別駕從事，對其說：“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初次見面的崔琰對答道：“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險，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其正氣凜然，直言批評，頓時使曹操“改容謝之”，在場“賓客皆伏失色”。十三年（208）曹操擔任丞相，徵崔琰爲東曹椽（丞相屬官，掌管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事務），當面誇獎道：“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爲時表率）者矣！”十九年（214）曹操西征隴右，留曹丕鎮鄴，特命崔琰傅之。曹丕好田獵，常“變易服乘”外出打獵，崔琰就引經據典，正顏強諫，終於教曹丕認錯改過。二十一年（216）曹操受封魏王，初建魏國，又拜崔琰爲尚書（掌奏章事，位雖不高實權甚大）。一段時間內，曹操爲立不立曹植爲王太子而猶疑不決，下令以保密方式談意見。只有崔琰把意見明寫在笏板上，表態說：“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曹丕）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曹植是他兄長的女婿，他不薦曹植，卻保曹丕，直令曹操“貴其公亮”，將他升爲中尉（比二千石武職官員，主管治安）。
崔琰曾經向曹操推薦過一個人，叫楊訓。其人才幹雖不足，但清貞守道，獲得曹操禮闢爲官。曹操稱魏王以後，楊訓爲感恩，發出表章“稱讚功伐，褒述盛德”，頗有趨附拍馬之嫌。此事本來與崔琰無關，殊不知有些人譏笑楊訓“希世浮僞”，牽扯上崔琰，責備他“所舉”不當。崔琰從楊訓那裏要來表章底稿，仔細看過，給楊訓寫信評說道：“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他的本意在於“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卻不料惹翻了那些人，竟然誣告此信是在“傲世怨謗”。曹操或許正被楊訓的馬屁拍得高興，一看崔琰此信並沒有肯定表章內容，只說“省表（即看過表章了）”，只認爲“事佳耳”，便抓住這三個字做文章。曹操火冒三丈地說，“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意謂崔琰勉強評爲“事佳”也極其輕慢。
進而深文周納，上綱上線，把“會當有變時”定性爲“意指不遜”，大逆不道，不由分說地“罰琰爲徒隸”。所謂“徒隸”，就是施以髡刑（剃去頭髮），令服賤役。過了些日子，曹操派人去察看，想了解崔琰屈服不屈服，告饒不告饒，卻發現崔琰“辭色不撓”，照舊在“通賓客，門若市人”。於是乎一硬到底，將崔琰賜死。就是那麼一封信，幾個字，曹操就搞了一次“莫須有”式文字冤獄，把他曾經誇爲“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的傑出人才的寶貴生命給剝奪了。這真應了一句俗話：“用人就用人，不用人就屙尿淋。”當初誇崔琰，那是把他當作一個稱心如意的工具在用；如今殺崔琰，則是將他視爲一個廢舊礙眼的用具在砸———全憑喜怒，因時而異。雖百代以下，嗅到從中散發出的鐵腥氣和血腥味，仍然難免毛骨悚然。
受到崔琰冤死牽連的，還有曹操集團的元老重臣毛玠。毛玠也是名士出身，早在初平三年（192）曹操任兗州牧時，他就進獻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軍資”兩大政略，爲曹操爾後半輩子明確“經遠之慮”，確定“樹基建本”，以成“霸王之業”的總路線和總方針，立下首倡之功。後來他與崔琰同爲東曹掾，並典選舉（亦即考察、舉薦官員），“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曹操當時歎服道：“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再以後，他在奉公守職，清正廉潔，撫助孤貧，選立太子等一系列表現上，都以“雅亮公正，在官清恪”著稱，曹操多次讚譽他“有古人之風”，“此古所謂國之司職，我之周昌也”。魏國初建時，毛玠即擔任尚書僕射，仍主管選舉事宜。那時候沒有中組部長、人事部長，尚書僕射職之所司，就如同身兼今之兩大部長。他在任內“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營造出一種“吏潔於上，俗移乎下”的良好風氣。但僅止由於“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就惹得“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幸得桓階、和洽等“進言救玠”，他才保全了一條性命，“免黜”而“卒於家”。究其實，“內不悅”連“思想罪”都算不上，充其量給他安個“情緒罪”。如此作踐人，真是名副其實的“用人如器”，權勢者如曹操者流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孤即真理，其奈孤何？
孔融另是一個類型。他是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年十餘歲時，曾登門拜謁名士李膺，自告門者：“我，李君通家子孫也。”李膺一見孔融，便究問道：“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他說：“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人皆奇之，贊爲“異童子”。太中大夫陳煒後至，聽同坐者說過後，驟加評判道：“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孔融應聲回擊：“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李膺大笑，面向他說：“高明長大，必爲偉器。”16歲那年，他救助掩護反對宦官、避禍逃亡、遭受通緝的清流名士張儉，事泄後與兄長孔褒爭擔死責，因之而名震遠近。經舉薦，歷任北軍中侯，虎賁中郎將，任北海相時38歲。
任上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事，做過一些實事。但在軍閥割據，混戰連年的漩流當中，他的長處無從發揮，短處卻暴露無遺。
從任北海相到作青州刺史，“連年傾覆，事無所濟”，夾在袁紹父子、公孫瓚、曹操之間漂來蕩去，最後“僅以身免”。建安元年（196）追隨曹操到了許都，任將作大臣，遷少府，位居九卿之列，方纔過上安生日子。
作爲曹操座上賓之一，孔融的文人迂腐秉性、辯給口才和幽默氣質有增無減，不識時務也不自約束。他以“建安七子”的班首立名，按作家天性，與曹操“推平生之意”，時有狎侮。曹操制訂禁酒令，他寫信去調侃說：“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故意唱反調。建安九年（204）曹操破鄴城，讓曹丕納了袁熙之妻甄氏爲妻，他又給曹操寫信說：“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
曹操以爲孔融的學問淵博，語出於書傳所紀，自己沒見到過，後來見了面，便請教出處。孔融答道：“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弄得曹操很沒有面子。對於建都於許，是否殺太尉楊彪，孔融也發表過不合曹操意願的意見。如裴注所引《漢紀》所說，“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到建安十三年（208），終於“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列舉了孔融四條“罪行”，定爲“大逆不道，宜極重誅”（見《後漢書·孔融傳》），將孔融下獄棄市，時年56歲。其二子年方8歲，也覆巢之下沒有完卵，死於滿門抄斬。昨日座上賓，翻成今日階下囚和刀下鬼，孔融誠然也有太不檢點之責。但文人清狂，哪裏就嚴重到了“大逆不道”？真是羅織罪名，肆意拔高，不該死也得死。所以千百年以來，夾着尾巴做人成了一道祖傳政治防身術，誰若違背了，縱然形同孔融那樣的一代著名作家，也會落得家破人亡。
不僅是曹操那種嗜殺之君如此施爲，而且連劉備那種“仁德”之主也難超越，只不過程度有差異罷了。劉備在中原逐鹿當中敗多勝少，妻妾子女三次當俘虜，先前的兒女一個都沒有存活下來，阿斗是在荊州所得。在甘夫人生阿斗之前，人到中年的劉備害怕“繼嗣”無人，收養了“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劉封作養子。
建安十六年（211）劉備入蜀時，劉封年20餘歲，“有武藝，氣力過人”。後隨諸葛亮、張飛入蜀增援，“溯流西上，所在戰克”，因功被封爲副軍中郎將。二十四年（219）劉封升職爲副軍將軍，與孟達、申耽、申儀一起鎮守上庸（今湖北竹山縣）。關羽圍襄樊，連續招令劉封、孟達“發兵自助”，劉、孟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爲由，“不承羽命”。其後關羽覆敗，劉備開始“恨之”。再其後，劉封與孟達不和，孟達率部降魏。魏文帝曹丕派遣夏侯尚、徐晃率軍配合孟達，向劉封發動進攻。孟達寫信勸降，首先給劉封講了“勢利所加，改親爲仇，況非親親”的道理，接着指出劉備已“慮定於內，疑生於外”，“亂禍”必興於“廢立之間”，然後勸劉封“智貴免禍”，“早定良計”。劉封拒絕投降。申氏兄弟背叛了劉封，劉封只好“破走還成都”，受到劉備嚴厲斥責。“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抑，勸先主因此除之”。劉備心領神會，立即下狠手，將劉封“賜死”。此時此際，劉封追悔莫及：“恨不用孟子度之言！”當初收養子是爲“繼嗣”，如今殺養子亦爲“繼嗣”，劉封再有功，再守忠，也逃不脫工具作用發揮完了，便形同礙事廢“器”，必須“除之”的下場。這其間，諸葛亮的點子和劉備的決策，都暗含着疑生“反骨”的因子，劉封縱然並無“反骨”，亦註定了死路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