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逐漸萌芽的亡清之志
搏擊俱樂部——論林則徐的人格分裂
1859年，袁世凱出生於河南省項城縣。
一年後發生的兩件事深刻地影響了近代史的走向。
辛酉政變將慈禧推上權力的巔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清廷進一步邁向覆滅的深淵。
1860年10月24日的下午，北京安定門到禮部衙門長達五公里的道路兩旁，擠滿了翹首張望的中國民衆。他們一如既往地神情麻木，默不作聲地目送英國公使額爾金乘坐的轎子在英國龍騎兵和步兵團的護衛下，前往《北京條約》的簽字現場。
這一天，對道光帝最寵愛的第六子，年僅二十七歲、剛剛進入帝國權力中樞的恭親王奕訢（1833—1898）而言，充滿了屈辱。
一個英國使團的隨員後來回憶道：當額爾金的轎子隨軍樂團吹奏的《天佑女王》抵達時，親王本人走上前去，抱拳施禮，但額爾金只是“高傲而輕蔑”地看了他一眼，微微欠身表示回禮。
在深入到這個停滯而破碎的帝國核心後，北京城讓前來遊歷的英法兩國使團大失所望：“乍看上去，人們還能想象一下，這座巨大的城池該掩藏着多少奇珍異寶。一旦走進，卻發現到處都是骯髒的房舍。旗人區的主要街道，比中國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寬闊，但既沒有鋪石板，也未留出人行道，僅僅是破爛不堪的碎石路面。夏天塵土飛揚，冬天滿是污水。垃圾和糞便隨處可見，臭氣沖天。”
一個法國軍醫在日記中寫道：“衣衫襤褸、滿臉懷疑的老百姓在坑坑窪窪、佈滿車轍的大道上毫無生氣地跋涉。延綿不斷的，是用沒燒透的青灰磚砌成的單調房舍，這使我們失去了遠距離眺望京城時的美好印象，以及消融在金黃色落日餘暉中的無限遐想。”
爲了討好征服者，奕訢屈辱地知會幾個天前才下令焚燬了圓明園的額爾金，如果他願意，歡迎參觀北京城內的皇宮。
11月6日，英法使團在欽差大臣的帶領下走進紫禁城。
然而，一個法國使團的成員對這座帝國心臟的第一印象不過是：“誠然，皇宮擁有漂亮的漢白玉欄杆、精美的臺階，但總體狀態破敗不堪。建築上到處是裂縫和苔蘚，書房空空如也——書籍早已被遷往圓明園，並在大火中化爲灰燼。”
就在這一天，《北京條約》的協議被寫成佈告，張貼在城牆上。
牆壁前人頭攢動，一些識字的，將條約上的內容逐條解釋給其他人聽。人羣充滿了好奇，竊竊私語，彷彿在討論一則無關痛癢的茶餘飯後的話題。
人們已經在冷酷的社會里練就了一顆更加冷酷的心。抱怨、嫉妒、仇恨、譏諷和猜疑是他們習慣性的情緒，而愛、寬容、理解、體諒和分享，似乎永遠也不會降臨這片慘遭詛咒的土地。
這是一汪絕望的死水，人與人之間的苦痛從不相通，以至於再深的痛苦也只能像冰雪飛落大海般悄無聲息。長此以往，冷漠便成了最妥當的表情。
其實，在以吏爲師的中國，所有的愚昧和醜陋都是自上而下的。
康熙年間，畫家王翬（huī）得意地在他收藏的一幅山水畫上題詞，說這是宋代一件臨摹品的臨摹品；和他同時代另一個擅長畫花的惲壽平則被評論家贊爲“深得北宋畫家徐崇嗣的‘沒骨’之法”，將二人的作品相提並論。
同樣的例子還出現在中學的歷史教科書中。你經常能看到，在遙遠的過去，某某因爲復興了更加遙遠的某種詩詞散文的寫作風格，而名垂文學史。
這是因爲，在赫胥黎的《天演論》被嚴復介紹進來之前，古人的大腦裏是沒有“時代在進步”這個觀念的。
因爲孔子憎惡春秋的禮崩樂壞，儒家就認爲最好的時代在上古，越往後越差。孔子焚膏繼晷地吹捧堯舜禹，即使這三人的事蹟怎麼看怎麼像神話。
傳統的力量是如此頑固，以至於紀曉嵐武斷地認爲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所做的《坤輿圖說》中有關世界七大奇蹟的記載，是抄襲的中國古書。
鴉片戰爭中，道光的侄子奕山到廣州前線指揮打仗。他殺了幾隻老虎，把虎骨扔到海里，想以此激怒龍王爺，掀翻英艦。
更邪的是湖南提督楊芳，率大批湘勇入粵，還沒開戰就分析上了：我主夷客，按理說局勢應該有利於我纔對，怎麼越打越悲劇？肯定是敵艦上藏了善使巫術的人。於是，他命人廣貼告示，收購婦女用過的馬桶，將之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由一個副將掌控，以馬桶口面朝英艦衝去，破敵邪術。
其實，連一向以正面形象出現在清宮劇裏的林則徐，也在日記中自以爲是地嘲笑英國士兵“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英國婦女袒胸露乳，婚配自由是“夷俗”。
晚年的林則徐看到了中西差距，但這不僅於事無補，還造成了他人格的嚴重分裂。
於是，兩個林則徐出現了。一個是教科書裏的文臣模板，一個是無可奈何的常人。
模板林則徐是主戰派，他用中國的古法百戰百勝，可惜奸臣琦善收了英國人的賄賂，把他驅逐了。林則徐的奏章裏充滿了必勝的信心，但自打被道光冷落，就再也沒有機會實踐他的那些戰法。
幸好沒實踐，不然林文忠公恐將晚節不保。
常人林則徐意識到中國軍器不如西洋，便竭力購買外國槍炮，派人翻譯外國刊物。同時，他將蒐集到的材料交給魏源，助他編成《海國圖志》。
此書“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點後來成爲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但幕後推手林則徐卻並不希望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現在鎂光燈下。他經常叮囑友人，不要將他寫有對比中西差距的信函給第三者看，後來在陝甘和雲貴總督任上，也絕口不提改革。
因爲公然承認天朝上國比“英夷”落後，在當時的輿論環境裏，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的。
故此，對林則徐的評價，蔣廷黻（fú）一語中的：
寧可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讓國家日趨衰弱，也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林文忠無疑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品。
更令人羨慕的是，林則徐死得非常及時，死在了赴廣西鎮壓太平天國的路上。要是命硬晚死倆月，是非功過就不好說了。
災民災官
新舊交替的時代呈現出的是一幅古怪的畫面：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軍主帥僧格林沁由衷地稱讚英法炮火“丈餘壕牆，竟可穿透”；
湘軍悍將胡林翼見西方汽船溯江而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因之“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
李鴻章的幕僚馮桂芬曾建議將舉人和進士的功名授予外國工匠。
而另一方面，章太炎的老師俞樾不止一次地憤然抨擊那些雖仍在讀儒學經典，卻孜孜以求西學的官員。
同治帝師、理學名臣倭仁更是不容置喙地指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如果將鏡頭聚焦於華洋雜處的上海，跟拍一個用羣衆演員即可勝任的角色，這種時代的變革給個體帶來的困惑、緊張甚至憤恨便不言而喻。
1861年，一個來自內地的路人甲，偶然到上海的跑馬廳觀賞“夷人”特有的娛樂活動——跑馬。在他有限的人生經驗裏，摩肩接踵的公衆場合絕對應當是婦女的禁區。但令他錯愕的是，跑馬廳內竟然“士女雲集，舉國若狂”。於是，路人甲憤怒道：“這是個瘋狂的世界！”
事實上，真正瘋狂的是跑馬廳外的世界。
這是一個萬馬齊喑、顛倒黑白，把潛規則當規則使，最後人人無視規則，個個成爲賭徒的蠻荒世界。
這個世界用接二連三的事實不厭其煩地告訴你：我是黑色的，比黑洞還黑。
儘管它蓋着一層白色的遮羞布。
清朝尚書的年薪換算成人民幣不過四萬元，相比於天價的往來應酬可謂杯水車薪。當然，掃大街的都知道，對京官而言，外官的炭敬（春節過節費）、冰敬（夏天消暑費）和別敬（外放道別時的饋贈）纔是收入的大頭。
孟德斯鳩早就說過：“專制國家有一個習慣，就是無論對哪一位上級都不能不送禮。”但京官的漫天要價還是讓地方官視進京爲畏途。
後來官至吏部侍郎的段光清，在咸豐九年（1859）升任浙江按察使時進京謝恩。同年同鄉、浙籍京官、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集體出現，爲他接風餞行。一天要換六七個場子，酒喝不上兩杯，人也來不及認全，就得趕赴他席。最後花了幾千兩銀子，還是感覺在京官那“不見討好”。
據汪康年記載，用八個字即可概括京城官場的糜爛：遊戲做官，認真做戲。
亂世就是舞臺，演而優則仕，凡事皆靠演技。六部衙門的京官們，在遊宴嬉戲中了卻着人生的夢想。
世道變了。銀子的作用使皇權的威嚴和傳統的規則不再靈驗，半個世紀的光景裏，原本四民之末的“商”和“小人喻於利”的“利”成爲活躍無比的社會動力，也成爲讓權力系統目眩神迷、趨之若鶩的幻光。
龐大的國家機器早已不在同一個方向上運轉，卻在不同利益的牽引下尋找着各自的出路，人心的離散註定了分崩離析的結局。
若以光緒年間的戶部郎中李慈銘爲樣本不難發現，由於冗官太多，對身處中層的京官而言，即使不辭辛苦地收黑錢，一年下來收入也不高。
正五品的官一抓一大把，而單單李慈銘能青史留名，源於其堅持不懈地寫了四十年日記，大曝官場猛料。由此可見，什麼事一條道走到黑都能產生出其不意的效果。
李慈銘一年的支出不過二十萬元，擱今天，月光族估計半年就可以敗到這個數兒。
要不是李鴻章給他介紹了一個學堂主講的差事，經常上講壇得瑟得瑟，拿些高額束脩（出場費），光靠收黑錢，連收支平衡都做不到。
李慈銘是戶部頭司江南司的司長。江南自古富庶，是納稅大戶，李司長也不過一白領的生活水準，實在不符合草民的想象。
事實上，地方官送錢是看人下菜的，那些沒有實權的閒散官員也只有體味“門前冷落車馬稀”的滋味，甚至連殘羹冷炙都撈不着。
更慘的則是候補官，連實缺都沒有，人稱“災官”，意味着當這種官就是活受罪。
其實，最初買官的只是一些有錢人。工商業的畸形繁榮造就了晚清第一批先富階層，這幫人生活在官本位思想雷打不動的中國，花錢買官，做個紅頂商人幾乎成爲其必然歸宿。有需求就有市場，捐官制將賣官鬻爵合法化，生意興隆。
但此風一開，便不可遏。國人對官位的需求比任何剛需都剛。
許多小康的、溫飽的甚至貧困線下想脫貧的，也東拼西湊，舉着銀票撲面而來了。
僧多粥少，候補官想遞補一個實缺比登天還難。而當了候補官，則需要維持相應的體面排場，僱傭長隨、交際應酬，都要大把撒錢。
沒有絲毫收入，許多奔着脫貧致富而來的候補官紛紛倒在了夢想的光錐之外，飢寒而死。
一個候補知縣到省城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牀上唯有一破席，兩袖與前後身到處是破洞，只好在裏面用黑紙粘住。絕望之下，終於吞煙自盡。
造成這種局面，不能全賴開賣烏紗的高官，因爲真正吸錢不眨眼的財富黑洞，不在官，而在吏。
爲人民幣服務
同治七年（1868），席捲半個中國的太平軍即將平定，軍費的報銷提上了議事日程。讓湘軍統帥曾國藩（1811—1872）頭疼的並不是擔心皇上說他花錢太多，畢竟大清的江山保住了，錢不是問題。
部費是問題。
報銷順利與否，關鍵在戶部的審計。戶部能過關，皇帝一般都會同意。
問題是戶部從尚書到主事都是典型的文科生，寧願把精力花在看書寫詩、喝酒聽戲上，而不是去看枯燥的財務報表。甚至，作爲一個文官，你要是對財會表現出興趣，還會被同僚鄙視。
於是，五年一聘、不能連任的臨時工書吏出現了。
在壞政府中，最壞的人往往是最勤奮的，書吏扮演的就是這種角色。
由於沒有正式工資，連辦公用品都得自個兒掏腰包，出了事要替長官背黑鍋，導致書吏的心態跟裸官一樣——撈夠就走。
咸豐年間，全國各級衙門，正式和非正式的書吏加起來有四十萬，每年到手的灰色收入超過兩千萬兩白銀，高達財政歲入的一半。
審計的初衷是爲了防止腐敗，結果卻造成了新的腐敗，這就跟賣殺毒軟件的自己寫木馬程序一樣可笑。
當然，在神州生活，最好有神仙般的淡定，不然早就被噁心死了。
據一個工部的官員記載，他和辦公室的同事都對一個叫紅玉的京城歌姬垂涎三尺。可惜，由於囊中羞澀，只能遠觀，不能褻玩。偶爾開Party請來陪個酒，能把一幫飢渴男激動個半死。
相比之下，工部一個叫王維寅的書吏就瀟灑多了。兩千兩白銀往老鴇面前一砸，直接把人牽走，從此不“維寅”只“唯淫”，把一幫有錢買笑、沒錢買春的工部技術宅氣得直罵娘。
在一片道德淪喪、毫無秩序的土地上，每個人都逃不出被傷害的宿命。如果工部官員知道皇帝也被潛規則，也許心情會好一點。
話說某天下了早朝，乾隆隨口問了吏部尚書汪由敦一句：“你天沒亮就趕着上朝，喫過早點沒？”
汪由敦答說喫過了。
乾隆問他喫的什麼。
汪由敦一臉艱苦樸素的表情：“我家裏窮，每天早上就喫四個雞蛋。”
乾隆大喫一驚：“雞蛋一個要十兩銀子，四個就是四十兩，我都不敢這麼喫，你一頓四個還哭窮？”
汪由敦一愣，立刻明白是內務府的人採購時喫了回扣，買的天價雞蛋。便應付道：“外面市場上賣的蛋都是破了殼的，所以比較便宜。我買的就是這種雞蛋，一個只要幾文錢。”
汪由敦的回答滴水不漏，兩不得罪，乾隆也只好繼續當冤大頭。
事實上在中國生存，都不容易。今天你往牛奶裏兌點三聚氰胺，明天我在炒菜裏調些地溝油，大家一來二往的也就扯平了。
有鑑於此，曾國藩沒有和戶部書吏撕破臉，而是託人登門說情，讓給打個折。書吏也不願得罪聖眷正隆的曾國藩，三千多萬兩的發票，讓他給八萬兩好處費了事。
書吏再黑，黑不過關吏。
關吏不遺餘力地增加全國人民的物流成本，以至於得到民間高度一致的評價：關無善政。
當然，爲了不被喫拿卡要，你可以添點路費繞道走。但對於那些上京的人來說，崇文門卻不得不過。久之，崇文門稅關的創收手段達到了讓所有稅關都望塵莫及的境界。
左宗棠有一次進崇文門，因爲行李很多被勒索了鉅額財物。第二天進宮拜見皇帝，在朝房看見崇文門監督，正想上前理論，對方卻先發制人，過來打了個哈哈：“大人您昨天進城，何必這麼客氣，打賞他們那麼多銀子？”並再三言謝。
左宗棠見此，當場無語。
只欺負欺負自己人倒也罷了，畢竟我華夏草民皮糙肉厚，個個都是超級忍者。問題是隨着地理大發現，全球化的時代到來，你可以不跟自家奴才講理，洋人卻一定會跟你講。
從康熙二十四年（1685）粵海關設立起一百五十多年裏，來華貿易的英國商船就額外徵稅陷入到與廣東官員聚訟不休的博弈當中，以至於一個在中國作過短暫停留的法國人後來寫道：“人們在歐洲喝到的每一杯茶，無不滲透着在廣東購茶的商人蒙受的恥辱。”
1793年，馬嘎爾尼訪華的一個重要使命便是希望通過交涉，解決粵海關的陋規問題——英國人習慣了有法可依，對那套上下都打點完沒準最後還栽在一個小科員手上的中國特色頭痛不已。
當告狀和外交等各種嘗試都失敗時，被英國人稱爲“通商戰爭”的鴉片戰爭便爆發了。
《南京條約》的條款最能體現英國人發動戰爭的目的。其中第十條赫然寫着：進出口關稅要明確，不得隨意多收。
縈繞在幾代英國人心頭的夢魘隨着一紙條約就此消散，畫面在中方談判代表耆英笑呵呵的臉上漸漸淡出（此人甚至要認英方代表璞鼎查的兒子爲養子），鏡頭從南京切到了河南。
曾因酒醉鞭名馬
河南省陳留縣的縣教諭（主管一縣教育）袁樹三履新不久，正幹得如火如荼。雖然官職低微（從八品），但在母親的鼓勵下，袁樹三還是將一縣的教育工作搞得井井有條。
按理說，海瑞也當過縣教諭，從八品幹好了，保不齊哪天就青史留名了。但問題是，袁樹三有個弟弟叫袁甲三。
袁甲三時任軍機章京，爲大清起草政府工作報告。
基層公務員袁樹三怎能不壓力山大？
袁甲三因剿捻（發源於安徽的農民暴動）有功，累遷至漕運總督（從一品）。長子袁保恆官至刑部侍郎，次子袁保齡因修《穆宗毅皇帝實錄》（同治）也位居正二品。父子三人，顯赫一時。
反觀袁樹三，自己打醬油不說，長子袁保中也跟着打，要不是生了個袁世凱，這一脈基本就名不見經傳了。當然，袁樹三的次子袁保慶還是比較爭氣的，官至正二品的鹽道，但這也是很早就跟堂叔袁甲三出來混，剿捻積累戰功的緣故。
不過，袁保中也不是一無是處。連生了六個兒子的他讓連生了五個女兒的弟弟袁保慶無比汗顏。
1866年，袁保慶候補濟南知府，仕途一片光明。袁保中頗有遠見地將自己的第四子、時年七歲的袁世凱過繼給了弟弟。
袁世凱是家族裏的紅人，因爲他降生之日，恰逢袁甲三攻克捻軍根據地。捷報傳來時舉族歡騰，這個似乎預示着榮耀和祥瑞的嬰兒後來被取字“慰庭”。
對袁家子弟而言，寬慰庭闈（指代父母）的方法之一便是手執兵刃，參加家鄉組織的團練，建立軍功。
捻軍的勢大造就了一個遍佈刀光劍影的狼族。一次，袁保慶率軍搶回被捻軍佔領的地盤時，心狠手辣地將俘虜全部處斬。
諸如此類殺伐決斷的場面，充斥着袁世凱美好的童年。五歲就站在袁寨碉樓上觀賞抗捻保衛戰薰陶漸染出的是一顆對軍事充滿了興趣和對武力相信到迷信的堅實心體。
小朋友們玩耍時，袁世凱最愛充大王，一言不合便拔拳相向——讓人不得不對處女座男生重新審視。
捻軍全滅後，養父袁保慶帶着袁世凱走南闖北，開拓眼界，還聘請著名公務員考試專家王志清當他的啓蒙老師，可謂悉心調教、視若己出。
然而，袁世凱的叛逆是《猜火車》都猜不透的。
從家裏偷銀子找拳師拜師學藝實屬正常，偶爾夥同個把小混混鬥毆你也不要驚訝，畢竟人在生理尚未發育的前提下就已經自覺組團參觀過青樓，表現了對未知領域強烈的探索欲……
一次，袁世凱故意裝作肚子疼向王志清請假，然後埋伏在王回家的必經之路上。
晚上，等王老師路過時，袁世凱將事先準備好的一大把螢火蟲搓碎抹到臉上，悄無聲息地向他走來。
見到這個臉上閃爍着白光的怪物，王志清以爲是鬼魂，嚇得扭頭就跑。袁世凱則拍手大笑。
對於此類劣跡，袁保慶從不打壓，而是將自己幾十年的帶兵心得和官場經驗編成了一本名爲《自乂瑣言》的書，向袁世凱傾囊相授。
終其一生，他都忘不了這本童年教材中的一句話：
官場如戲場。善做戲者，忠孝節義都能演得情景畢見，使聞者動心睹者流涕。要是連這樣的好角色都沒有，官場豈不爲優伶（戲子）所竊笑？
而令袁保慶始終不能忘懷的一個細節是，自己的正妻牛氏和小妾金氏時生齟齬，勢同水火，袁世凱以養子的身份夾在中間，竟能兩邊討好。
對袁保慶而言，這無疑是一項高難度的挑戰。
1868年底，新任兩江總督的馬新貽保舉袁保慶赴江蘇任職，軍機處議準後，擢升保慶爲江寧（南京）鹽法道（正二品），掌管江蘇、安徽、江西三省的鹽政。
從天而降的肥缺沒有砸暈素來謹慎的袁保慶，他第一個想到的人既非袁甲三，也非馬新貽。
而是曾國藩。
曾國藩和袁甲三同年中舉，相交甚厚。咸豐二年（1852），在中央把各部侍郎幾乎當了個遍的曾國藩被外放爲江西省鄉試主考。赴任途中，得知母親去世的噩耗，曾國藩立刻寫信給在京的長子曾紀澤，讓他處置家產，舉家遷徙，回湖南老家奔喪。
問題是曾紀澤當時還不到十三歲，顯然難當此任。於是，曾國藩讓他找幾個自己的患難之交幫忙籌措旅費，開列的五人名單裏就有袁甲三。聯繫到平日曾給子侄的家書中一再強調“不可多求人”，曾袁關係確非一般。
自1860年以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以來，曾國藩就在總督的位置上幹了近十年，日拱一卒、苦心經營，建成了洋務運動的模板、晚清最大的軍工廠江南製造總局。
此去江寧，袁保慶躊躇滿志，準備一顯身手。而去之前，問計於曾國藩，則成了理所當然的選擇。
直隸總督署內的曾國藩，此刻翹首以盼的是另一個人。
最早完整接受西方教育和啓蒙思想的中國人——容閎（1828—1912）。
容閎出生於帝國版圖南端的廣東省香山縣，七歲就被父親送到澳門的教會學校上學，十九歲跟隨馬禮遜學校校長勃朗牧師去美國深造，二十六歲從耶魯大學畢業——簡歷異常華麗。
容閎一向以改造中國爲己任，拿到文學學士證書後當即登上了回國的輪船。結果，懷揣着前無古人的高學歷，蹉跎了好幾年也沒擠進體制內，都不好意思回耶魯參加同學會，不得不承認世上果然只有兩種邏輯：邏輯和中國邏輯。
象因牙逝，狐因皮滅
山重水複疑無路，天上掉下洪仁玕。
洪秀全的族弟、《資政新篇》的作者幹王洪仁玕是太平天國少有的肚子裏有乾貨的領導人。
可惜沒實權。
洪仁玕早年在香港結識容閎，兩人一見如故。此番，四處碰壁的容閎把最後的希望寄託到太平天國身上，懷揣七條建國之策來到南京，希望一展宏圖。可惜，宏圖沒有，有的只是歸途。
按理說，海歸見海歸，兩眼淚汪汪。洪仁玕卻不等容閎說完，就拍着他的背嘆息道：“老弟你的建議我都懂，但問題就在於只有我懂。其他諸王不是忙着外戰就是忙着內鬥，如此重大的決定我做不了主啊。”
容閎大失所望，拒絕了洪仁玕替他請封的“義”爵（僅次於“王”的二等爵位），去往九江。
彷徨至此，意味着人生的轉機即將出現。迷茫中的容閎收到一封署名李善蘭的信，歷史的走向就此被改寫。
數學家李善蘭時任曾國藩幕僚。
容閎向曾國藩貢獻了自奕訢主持洋務運動以來最精闢的四個字：制器之器。
誰都知道洋槍洋炮厲害，而與其單純地購買仿造，不如先設立工廠，配備各種製造機器的機器（車牀），再由造出的機器分別製造具體的器械（槍炮），如此方爲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曾國藩大喜，立刻幫容閎請封五品軍功銜，任命他爲出洋委員，負責購買新式機器。
容閎清楚，中國的落後不唯在於武器的落後，而是壓根兒就沒建立起完整的基礎工業。他用超前的認識一點一滴地影響着曾國藩，洋務運動也逐漸從造來復槍轉向了造鐘錶和農具。
就在以馮桂芬爲代表的改良派先驅高唱“採西學、制洋器”大步向前時，形勢急轉直下。
1865年4月1日，慈禧把議政王、首席軍機大臣奕訢叫到跟前，說：“這天下，咱不要了，送給漢人吧！”
奕訢愣了，以爲她在開愚人節玩笑。
慈禧正色道：“汝事事與我爲難，我革汝職！”
奕訢硬頂：“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職，不能革皇子。”
空氣凝滯了。奕訢跪了半天，忽然起立，慈禧見狀大呼，說恭王要打她。一幫宦官湧了進來，將奕訢拉扯出去。
奕訢能打破滿漢分歧，選賢任能，卻無法打消慈禧的猜疑。議政王一職本非常設，早在乾隆年間就被廢除，卻在辛酉年（1861）的“祺祥政變”中作爲政治回報戴到了奕訢的腦袋上。
然而，彼時的超擢此時看來是何等礙眼。慈禧寧可斷送方興未艾的洋務運動，也絕不容昔日的盟友坐大。
在一干親王重臣的反對聲中，奕訢保住了軍機大臣之職，卻被慈禧免去了議政王的頭銜。
作爲慈禧的小叔子，奕訢的苦逼史可以追溯到道光末年。
像所有濫俗的迪士尼動畫一樣，年老的國王看中了兩個皇子，穩重的皇四子奕詝（zhǔ）和聰慧的皇六子奕訢。
隨着國王日漸老邁，表面的祥和已無法掩蓋暗藏洶湧的帝位之爭。
一天，聖躬違和的道光急召兩個皇子入對，藉以決定儲位。
二皇子各求教於師。
奕訢的老師卓秉恬讓他抓住機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奕詝的老師杜受田深知論才氣奕詝不敵奕訢，而道光素重仁孝，便向奕詝傳授道：“皇上若自言老病，將不久於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忠誠。”
奕詝依其言，果然深得道光歡心。
然而，影帝不是一天煉成的。就像保羅·紐曼七次被奧斯卡提名卻直到六十多歲才捧得小金人一樣，奕詝苦練的演技，終於在“南苑狩獵”一戲中得到了集中爆發。
道光命諸皇子校獵，顯然是爲了考察武功。臨行前，杜受田又在奕詝耳邊密授機宜。
到了圍場，大家都很high，奕詝卻席地而坐，不僅不發一矢，還約束隨從不得捕獵。
當天，奕訢捕獲最多，正顧盼自喜，卻發現奕詝又坐在那裝，便走過去詢問。奕詝一句輕描淡寫的“今天不舒服，不敢馳逐”便把奕訢打發了。
到了晚上，道光見奕詝兩手空空，問他何故，奕詝開始大飆演技：“現在是春天，鳥獸生育的季節，不忍傷生命以幹天和。且不欲以弓馬一日之長，與諸弟競爭也。”
道光大喜，連誇奕詝有“君子之度”。
這是一個迷戀道德表演的國度，愛新覺羅家重複的無非是曹家的故事。既然以“重實效而輕虛名”著稱的曹操亦不能免俗，選了貌似德勝於才的曹丕，杜受田則完全可以放心大膽地教奕詝在崇尚簡樸不事張揚的道光面前扮豬喫虎了。
以孝道對抗才識，用仁義反擊武功，杜受田成功地將奕詝變成了咸豐。
咸豐無愧其死後“文宗”的廟號，紮實的基礎教育讓他當個翰林院修撰不成問題，但尊王攘夷的春秋大義深植於最高領導人心間終非國家之福。一天到晚一副“犯強清者雖遠必誅”的憤青樣當不了飯喫，還反受其辱（第二次鴉片戰爭），不願簽訂城下之盟，跑到熱河躲起來，還得用提防了多年的六弟奕訢跟洋人周旋。
問題是不怕他憤，就怕他混，心有不甘意味着還有振作的希望。上來就罷免權臣穆彰阿起用林則徐還是很得人心的，繼任的首席軍機大臣祁寯（jùn）藻雖說有學無識，但畢竟被士大夫推爲儒宗。於是，君臣奏對成了百家講壇。
每當咸豐垂詢諸如“用人行政之道”這類很虛的問題時，祁寯藻就引經據典，動輒一兩個小時，“同列多苦之，猶說不已”，而咸豐居然“未嘗倦聽焉”。
如果不是文慶和肅順（1816—1861），書生誤國將成爲咸豐朝最好的註腳。
作爲滿人，文慶不但不像漢官祁寯藻那樣不遺餘力地打壓漢官，還提拔了胡林翼、駱秉章、袁甲三和閻敬銘等良材。雖說太平天國運動導致了清廷從中央到地方，從滿人到漢人的權力轉移，但能順應這種趨勢而不是螳臂當車，本身就是一種進步。
常以“反披羊皮褂，牽狗走街頭”的無賴形象示人的肅順則繼承了文慶務實的優良傳統。不實不行，從親軍侍衛上發跡走的是和珅的老路，沒功名就得靠聰明。幸好肅順有“接人一面，終生能道其形貌”的天賦，再加上直抒己見的風格，讓聽慣了腐儒們拐彎抹角的咸豐眼前一亮也是意料中事。
市井氣的肅順和廟堂上的咸豐形成了完美的互補。一次，咸豐去南書房，看到一窮翰林衣衫破舊，第二天就送了他套新衣。後來這名官員外放雲南學政（主管一省教育）期滿歸京，咸豐特意調他當順天府丞（北京行政二把手），召見時關照道：
朕聞順天府丞，每逢考試，賣卷可得千金，聊償汝在滇（雲南）之清苦。
這種行業潛規則顯然不可能從祁寯藻那兒上達天聽，告訴他的只能是肅順。
滿人肅順，素來不喜滿人，對手下的旗籍屬官驅使有如奴隸，對漢員卻謙恭有加，遇有真才實學的更是竭力羅致。
不僅如此，他還毫不掩飾道：“咱們旗人混蛋多，懂得什麼？漢人是得罪不起的，他那支筆厲害得很！”
雖然這道理街頭賣雞蛋灌餅的大叔都懂，但從心照不宣到直言不諱，肅順在尊重常識上還是邁出了令人可喜的一步。
更可喜的是對左宗棠的維護和對曾國藩的重用。
然而，思想進步和爲人跋扈並不衝突。在成功抓權的同時，肅順成功地將自己變成了一個靶子。更不幸的是，瞄準靶心的還有一個叫葉赫那拉氏的嬪妃（慈禧）。
末路的罪與罰
苦命天子咸豐死在了熱河。考慮到繼任新君載淳年幼，死前設計了一套“三權分立”的平衡方案：
一、賜皇后鈕鈷祿氏“御賞”印章一枚；
二、賜載淳生母、懿貴妃葉赫那拉氏“同道堂”印章一枚；
三、以肅順爲首的八大臣行使皇權，代擬聖旨；
四、聖旨生效的前提是起首蓋有“御賞”之印，末尾蓋有“同道堂”之印。
可惜，頂層設計再縝密，也傷不起人治傳統的無敵。
平衡在咸豐撒手人寰後被迅速打破。兩宮皇太后第一時間沆瀣一氣，在北京主持大局的奕訢身邊也聚集了一批遭肅順打壓的失意官僚。衆人齊心挖好坑，只待肅順往裏跳。
於是，“祺祥政變”在八大臣護送咸豐梓宮抵京的第二天爆發。而“祺祥”這個僅僅存在了六十九天的年號也被“同治”所取代，歷史進入到兩宮垂簾（慈安、慈禧）、恭王輔政的新時代。
奕訢繼承了政敵肅順開明的政治主張，畢竟大清的江山是自個兒家的，搞砸了大家一起玩兒完。
“師夷”的大本營是奕訢領導的總理衙門。這個新生機構主打通商、交涉、關稅和學習外國四項工作。其中，通商和交涉扔給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主辦，分別由直隸總督與兩江總督兼任。關稅和學習外國則由下屬的“總稅務司”和“同文館”推行。
英國人赫德擔任總稅務司司長長達半個世紀。時年二十八歲的赫德在日記中懇切地表明瞭自己將古老中國推入近代文明的使命感。他在《局外旁觀論》中尖銳地指摘清廷的弊政，由他管轄的總稅務司則是晚清最廉潔高效的部門……
1864年的一天，赫德在日記中爆料：“總理衙門一個叫廣英的滿族子弟上午和我一起讀書一個小時，他竟然不知道臺灣在哪兒！”
廣英的父親叫斌椿，時任山西省襄陵縣知縣。
斌椿官職雖低，卻是第一個走出國門看世界的清朝官員。在赫德的力促下，清廷決定派一個出洋考察團，由斌椿任團長。選七品縣令當團長，天朝又一次在精神上勝利了。
1866年春，以六十三歲的斌椿和十九歲的張德彝爲代表的考察團正式啓程。
沿途，斌椿除了不厭其煩地在詩作裏把自己打扮成上報天子下濟百姓的英雄，沒有給清廷帶來任何可供借鑑的記載。雖然他記述了大量的山川形勢和風土人情，但出發點卻不是國計民生，而是爲了審美——見到顯微鏡，不關心作何用途，只感嘆《莊子》裏的寓言不虛；看到自行車，不問如何製造，卻大談其有“木牛流馬之遺意”。
後來成爲光緒英文老師的張德彝倒是表現出對西方科技的好奇，他首創的“自行車”一詞沿用至今。
英國議事廳，張德彝第一次見識了民主議事的情形；法庭旁聽，他又爲先進的判決制度所折服。從此，對西方政體的濃厚興趣貫穿了張德彝的一生。
即使進步如張德彝，在面對避孕套這樣的新生事物時，仍無法超越其思想的侷限。他先是饒有興致地介紹了避孕套的功用：“貫於陽具之上，雖顛鸞倒鳳而一雛不卵”，緊接着便露出小學究的猙獰面目，嚴詞批判道：“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惜此等人未之聞也。要之倡興此法，使人斬嗣，其人也罪不容誅矣！”
張德彝之所以跑到了時代的前列（此人是第一個參觀胡夫金字塔的中國人），蓋因其畢業於同文館，懂英語。
然而，就是這個成立之初只教授英法俄三國語言且並不顯眼的機構，讓奕訢喫盡了苦頭，還被憤青們冠以“鬼子六”的稱號。
其實，憤青們過於緊張了，同文館的教學質量委實低到了一定境界。一個教俄文的滿族教師入館混了一年多被人發現根本不通俄語，天知道他每天人模狗樣地站在講臺上講的是哪國鳥語。
而與此同時，容閎的“制器之器”使洋務派認識到理解制造原理遠比製造本身重要，一幫文科男考上了理科的研究生，馮桂芬不無極端地喊道：“一切西學皆從算學出。”
在此背景下，已被褫奪了議政王一職的奕訢領銜曾國藩、李鴻章，奏請在同文館內開設“天文算學館”。
於是，婁子捅大了。
慈禧的認可刺激了保守派，絕地反擊正式鋪開。先是一個叫張盛藻的御史跳出來抨擊自然科學，被奕訢打壓了下去。接着，著名保守派、翰林院掌院學士倭仁隆重登場。
倭仁：“師從夷人，動搖國本；變夏於夷，有亡國之患。”
奕訢：“仁義制服不了洋人。倭大學士若另有良策，可保本國不受欺辱，臣自當追隨，甘效犬馬之勞。”
爭論持續了半年，慈禧的天平最終倒向奕訢。由此可見，在不傷及權力的前提下，該婦人還是比較開明的。
順利開館並不能保證順利運行。士林宗師的地位使得撼山易撼倭仁難，攻擊算學館的奏摺如雪片般飛進午門，主題空前一致：論算學館之罪。
至於內容，還是比較百花齊放的。有夜觀星象型，認爲久旱不雨皆因開設算學館惹怒了老天；有談古說今型，扒出一條史料說“同文館”是宋代奸臣蔡京陷害忠良的監獄獄名。
一邊倒的輿論讓算學館的招生比南科大還慘淡，高薪聘請的李善蘭等名師也託病不出——出來也會被爛雞蛋給砸回去。
湖南籍的京官甚至開會決定，有進同文館跟洋人學習的，以後不許踏入湖南會館，各省京官紛紛效尤。奕訢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
意識形態的惰性是一個時代的羣像，鬧劇的最後一個鏡頭定格在同文館美國教員丁韙良（此人通曉中國古籍，最早將《萬國公法》譯爲漢文）和北京西山一個反動農夫的對話上。
農夫：“你們洋人爲什麼不滅了清國呢？”
丁韙良：“你覺得我們能滅得了嗎？”
農夫指着山下的一根電線杆：“當然，發明那電線的人就能。”
好爲帝師的國學家
1867年7月21日，夜，兩江總督署。
曾國藩忙完一天公務，找來心腹幕僚趙烈文閒談。
曾國藩：“今天京裏來人，聊起京城氣象，說最近搶劫案頻發，街上乞丐成羣，甚至有婦女衣不蔽體。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如之奈何？”
趙烈文：“顛覆政權的風氣還沒開，如果不是抽心一爛，暫時不會土崩瓦解。”
他頓了頓，又正色道：“然則異日之禍一旦發生，便是連根拔起。時間不會超過五十年。”
曾國藩皺了皺眉：“是否會南遷？”
趙烈文搖頭道：“絕無像東晉、南宋那樣劃江而治的可能。”
曾國藩不死心：“本朝君德較正（跟桀紂比嗎），或不至於此。”
趙烈文：“君德雖正，然國勢隆盛時，士大夫報君之恩已經足夠。而本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奪取天下又太過機巧（終皇太極一生，不敢想象滿人南下而牧馬）。天道循環，善惡相抵；後君德澤，未足恃也。”
曾國藩半晌無語，忽道：“你不是開玩笑吧？”
趙烈文：“當着老師的面，我不敢以此爲戲。”
曾國藩嘆了口氣，道：“吾日夜望死，憂見宗廟之隕落。”
一年後的直隸總督署，曾國藩終於見到闊別已久的容閎。同時到訪的還有王闓（kǎi）運和袁氏父子。
這是袁世凱初逢王闓運（1833—1916），第一感覺是：個子好矮啊！
然而，身材上的矮子有時是思想上的巨人，身兼經學家、史學家、文學家數職的王闓運不僅培養了楊度（1875—1931）、楊銳、劉光第和齊白石等衆多牛人，由他撰寫的《湘軍志》更是研究湘軍的重要史料。因其董狐直筆，大曝黑幕，還惹得曾國荃等一干湘軍將領大爲光火。
王闓運本名王開運，寄託了他爸想“開王運”的樸素想法。王開運同學卻覺得這個名字非常土，會成爲他通往大師之路上的絆腳石，就給改成了王闓運。闓，《新華字典》的解釋就倆字：同“開”。
其實，王闓運的志向是當帝王師。你要叫他國學大師，他只會生氣地反駁：你才國學大師，你全家都國學大師！
剛考上舉人的王闓運已是名滿天下，跑到肅順帳下當幕僚，被奉爲上賓，肅順對其言聽計從。
由於主攻帝王學（經學的政治化），王闓運看人極準。深得他真傳的楊度就曾在蔣介石權勢最盛時對章太炎說：“以蔣介石的武功，雖漢高明太何以過之，因爲他不做皇帝，所以終於沒有成大功的希望！”
事實上，原本爭議很大的楊度晚年居然選擇加入當時羽翼未豐的共產黨，看清死後二十年的歷史趨勢，保全了身後名節，使人不得不歎服王氏之學的深不可測。
在王闓運看來，當時屢敗屢戰、壓根兒不入咸豐法眼的曾國藩是一隻充滿了無限可能的潛力股。在他的推動下，肅順趁時任兩江總督何桂清擅離職守、咸豐大怒之機，力排衆議，極力保舉，幫曾國藩謀取了總督一職，助他從卓越走向了不朽。
可惜，王闓運爲肅順布的這顆棋眼，關鍵時刻掉了鏈子，以致滿盤皆輸。
祺祥政變前，王闓運給肅順開的藥方是“內用恭王，外徵曾國藩”。
然而，他既高估了肅順的實力，又低估了奕訢的野心。在空前專制的清朝，天子近臣和羣僚之首兩者並不畫等號，王莽、霍光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失去咸豐這棵大樹，肅順連自己人都鎮不住。
奕訢也不是你想用就能用的，畢竟曾幾何時人離神器只有一步之遙，試問你還能開出什麼更高的價碼？
於是，執掌東南半壁江山牛耳的曾國藩成了攸關肅黨存亡的重要籌碼（手握京畿重兵的僧格林沁同肅順不和）。
“借權”是帝王學研究的重點——包括借兵權。王闓運鞍馬勞頓，風塵僕僕地趕到湘軍大本營。
接下來的三個月，王闓運十四次與曾國藩深談，鼓動如簧巧舌，使盡腹中才學，目的只有一個——拉攏說服。
以比房產中介、保險銷售更舌綻蓮花的言辭，王闓運成功侃暈了曾國藩，使其數度“夜不成寐”。
多虧曾國荃及時來信反洗腦：“文人好爲大言，毫無實用，戒其勿近”，曾國藩立刻清醒了許多。
於是輪到王闓運壓力山大了。
政變在即，最後一次面談必須切入要點。書案後的曾國藩一如既往地洗耳恭聽，還邊聽邊記，王闓運信心爆棚，唾沫橫飛……
須臾，曾國藩起身暫告失陪，出門而去。
王闓運走至桌前，但見紙上滿滿一篇“謬”字，方知大勢已去。
這條段子出自王闓運門人的筆記，民國時被演繹成王闓運勸曾國藩養寇自重、起兵反清。由於太過玄幻，鮮爲史家採信。不過我認爲，在這場戲中，曾國藩的表現還是很符合其人物性格的。
既是妄語，明明可以當場打斷，何必作虛懷若谷狀？這體現了曾國藩的陰柔，堅忍而絕不弄險。
既默不作聲，就一忍到底，又何以偏偏大書“謬”字，不給對方留絲毫情面？這體現了曾國藩的陽剛，心有主而我制外，不爲人言所動。
剛柔兼備，宗經而不捨權變的思想練就了一顆情順萬物而無情的心體，因此在進退榮枯之間動容周旋，拿捏得體。
但，終究以陽剛爲基。
這場“蒯通說韓信”的好戲發生在曾國藩返回之後。當年蒯通遊說韓信自立爲王被拒後倉皇逃走，而王闓運在摸清曾國藩底牌後，竟能神色不改，“論事如故”，淡定到讓曾國藩都有點如坐鍼氈。如此心理素質，確實不是多讀幾遍《挺經》就能煉成的。
老封建
時隔多年，再次把容閎和王闓運召至署中，曾國藩另有深意。
它源自容閎一個再三的籲請：派遣留美幼童。
容閎的思路很清晰：強國之本並非變器物而是變制度，制度的落後已成爲限制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發展的桎梏。而主持制度變革的是人，對人影響至深者莫過於教育。伏脈千里，今日求取西學，是爲了日後的官場少些非貪即庸的政客，多些高瞻遠矚的政治家。
對此，嚴復後來附議：
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於丁。爲今之計，唯急從教育上着手，庶幾逐漸更新。
曾國藩卻沒有做好當留學教父的思想準備，同文館風波殷鑑不遠，他不得不慎之又慎。
還好幕中人才濟濟，又以薛福成（1838—1894）、吳汝綸、張裕釗、黎庶昌最爲有名，時人呼爲“曾門四學士”。
直隸總督署，明月當空。四學士、王闓運、容閎、袁氏父子齊聚一堂。曾國藩要參酌衆議，謀定而後動。
素以推進教育改革爲己任的黎庶昌懇切道：“達萌（容閎）之議，學生私下和摯甫（吳汝綸）一再探討，都深以爲然。”
曾國藩環視衆人，指着黎庶昌笑道：“蓴齋（黎庶昌）當年草就《上穆宗毅皇帝書》，非議科舉，可是引得朝野震動啊。”
薛福成沉思道：“西洋各國，美國曆史最短，風土人情與我差異最大，似可另擇他國派遣幼童。”
曾國藩望着容閎，笑而不語。
容閎神色凝重道：“容某不才，蒙曾帥不棄，得以在帳前效力。身無寸功而忝居五品之職，心常悚懼不安，敢不竭盡所能以報大帥知遇之恩？當今大爭之世，不唯我國，各國皆變法圖強……”
王闓運緩緩打斷道：“這要是個李德裕還好，要是個王荊公，怕是法沒變成，倒把江山給斷送嘍！”
曾國藩明知王闓運主治《春秋》，堅持儒家王道仁政的政治思想，卻故意讓他和容閎對壘，顯然是想兼聽則明。
曾國藩：“達萌，以你在西洋待了這麼多年看，各國體制，孰優孰劣？”
容閎：“論國體，以主權在君還是主權在民，當今天下可分爲君主和民主兩端。論政體，又以有無憲法，可分爲君主專制、君主立憲以及民主共和三者。憲法作爲立國之本，不獨能限制君權，更將成爲執政者統治合法性的根本來源。”
吳汝綸：“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皆有憲法，二者有何異同？”
容閎：“君主立憲制，如英國，權力在君主；民主共和制，如美國，權力爲全體公民所共享。而即便是前者，君權也已大大縮水。君主必須將全部的立法權交給議會，部分的行政權交給內閣總理（首相）。雖然內閣由君主任免，但君主必須在議會制定的憲法和法律的制約下行使權力。”
薛福成：“如果君主的權力日漸縮小，直至沒有，成爲一個象徵，而由首相來履行君權，其實質是否就同民主共和一樣？”
容閎：“然，此即從實君立憲過渡至虛君立憲。”
王闓運不以爲然：“百代行的都是秦制，怎麼到了你這，感覺就要變天了？！”
容閎反脣相譏：“秦制者，‘廢封建、立郡縣’也。既已無封建之制，王壬秋（王闓運）你又何苦死守這封建之學？”
說着，指向王闓運面前案几上擺着的一本《春秋》。
《春秋》是所有儒學經典中唯一由孔子親自操刀的原創作品，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歷史，卻被視爲“經”而不是“史”，蓋因後世儒家深信其字裏行間蘊藏着孔子的愛憎褒貶（比如何時用“弒”何時用“誅”），領會了這些遣詞造句的細微差別也就理解了孔子的政治主張。
但問題是孔子是春秋人，春秋再怎麼世風日下，比起戰國，很大程度上還是保留了周朝的政治體制——封土建國。
劃定疆域叫“封”，指定諸侯叫“建”。
周朝特色是“家天下”，周天子（上天之子）是整個天下的族長，與正妻所生第一子爲“嫡長子”，繼承天子之位。而同正妻所生的其餘諸子（次子）和同妾所生的諸子（庶子）將被分封到各地，成爲國君（諸侯），比如第一任晉國國君就是周武王的小兒子、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
諸侯必須將封地繼續分封，其嫡長子繼承諸侯之位，次子和庶子被打發到各處“采邑”，稱之爲“大夫”。大夫按照同樣的原則，分給其次子和庶子各處“食田”，稱之爲“士”。士沒有可供再分之地，往下就是民了。
周禮定好等級，天下成了一家。真是其樂融融，家有兒女……
可惜生活不是肥皂劇，百尺竿頭向上爬從來都是中國人堅定不移的人生追求。於是，諸侯覬覦天子之位，大夫圖謀搞垮國君，以下克上成了春秋戰國的主題曲。繼楚國率先稱王（周禮天子以下，只能稱“公侯伯子男”五爵），韓趙魏三家大夫成功地瓜分了晉國……
經常夢周公的孔子之所以一天到晚不爽，就是因爲君不君臣不臣，諸侯個個尾大不掉，視破壞周禮爲人生一大樂趣（八佾舞於庭）。
當修復制度無望時，孔子決定曲線救國，提出了“仁”。根據血緣關係的親疏，有梯度地愛你周圍的人。先愛父母，再愛兄弟，輻射開來，此即爲仁。
如果說仁愛觀是周禮的文化闡釋，《春秋》就是周禮的課後練習。
但問題是再怎麼練習也架不住秦國的暴力。統一六國後，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規範了君主對文官的任免。而在地方，郡縣兩級行政區劃代替了封建，一直延續至清。
因此，容閎的諷刺的確很難反駁——春秋都沒了，你還研究什麼《春秋》啊？
儒教不是一天建成的
但王闓運也不是喫素的，當場普及歷史常識：“東漢的《輕侮法》規定，如果父親受到侮辱，當兒子的殺了侮辱他父親的人，可以免除死罪。陽求就是因爲殺了一個侮辱他母親的郡吏全家，才被推舉爲孝廉。嘉許血親復仇，主張原心推罪（根據事實推究犯罪嫌疑人作案時的心理。動機邪惡，即使犯罪未遂也有罪。而出於善良犯下的罪行，則從輕發落），乃是《春秋》裏的大義，我看一直繼承得很好嘛。”
的確，始皇再威武，斬不斷風俗。秦相李斯，揮舞着韓非的智慧之劍，教嬴政以勢立威，以術馭臣，再用嚴刑峻法威逼，高官厚祿利誘，驅使萬民如驅牛羊，不耕則戰，戰罷又耕，由是併吞天下，包舉宇內。
然後一個生硬的剪切——不逾二世即亡。
何也？賈誼曰：“不施仁義。”
翻譯成白話文：“人不能無恥到這種地步。”
於是，董仲舒吸取“暴秦”的教訓，煞費苦心地糅合儒法兩家，正是想兼顧法家的效率和儒家的公平。當然，這種公平在孔子那仍然是相對的，仰求明君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畢竟種下了一顆充滿可能的種子。
這纔有了孟子的“民貴君輕”和荀子的“從道不從君”，再恨儒家的人也無法否認貫穿其中充滿誠意的民本思想。
可惜，先賢的偉岸形象往往都被不肖子孫敗掉。先秦儒家從未提過“三綱五常”。“忠君”是法家的私貨，在孔子那兒，忠是有條件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到了孟子，更是“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衆所周知，儒家和法家，就是一對冤家。儒家講德治，法家講法治；儒家重教化，法家重刑罰；儒家恥於言利，法家大談利己；儒家對人性抱有希望，法家對人性充滿絕望。
韓非在《五蠹》裏把儒者歸爲社會的蛀蟲。李斯變本加厲，直接着手操作焚書和坑儒。
於是，許多對人治傳統深懷不滿的人推崇《大秦帝國》，直接把商鞅拔高到孟德斯鳩的高度，似乎只要秦朝不滅，中國早就實現民主法治了。
其實，推崇法家不如推崇墨家。兼愛（一視同仁的愛）和利他主義雖然過於理想，卻是這個民族的血液中最爲缺乏的基因。
法家不等於法治，在於君主集立法和司法於一身，而又凌駕於法律之上。
董仲舒敏銳地看到，在中國，有些事可以做不能說（法家），有些事可以說不能做（儒家）。既如此，把兩者結合到一起不就OK了？
當然，標籤還是得貼儒家的，體制外給信心嘛！
其實，董仲舒最大的理論貢獻是“天人感應”。
構成萬物的基本元素都是原子，你吸進別人呼出的氣，你喫下去的東西排出後化爲土壤的一部分，你和山川草木是一體循環的，所以天人合一。
而董仲舒傾力打造“天人感應”的主要目的是幫君主建立起“君權神授，不可動搖”的神話。你爲什麼有喜怒哀樂啊？因爲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人體爲什麼有五臟啊？因爲大自然有五行——沒轍，封建迷信害死人，漢朝草民就信這個。董老師發揮演繹一下，指導你感應進而順應，就是讓你在對天頂禮膜拜的同時，對天在人間的代理人天子也做到俯首帖耳。
人事與自然完美結合，誰也不敢逆天而行。天子唯一要做的就是在天降災害時下個罪己詔，用“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糊弄糊弄草民然後該幹嘛繼續幹嘛。
三年目不窺園，董老師最大的收穫是把“六經注我”練到了家。
《春秋》開篇第一句的“春王正月”表面上看只是尋常的時間記載，但在董老師看來，那就乖乖不得了了。
王道之端在於“正”，而按“春王正月”的順序，“正”次於“王”，“王”又次於“春”。爲什麼？
因爲春是季節，天之所爲；正是人事，王之所行。所以這句話是孔子在教育君王要效法上天，端正自身，走上正大光明之道。
這扯淡的功夫真是堪比豆瓣的文青。
可見，漢承秦制不假，但官方意識形態已從法家轉型爲打包上市的“儒教”。
此教從一陰（法）一陽（儒）兩個方面爲君主集權提供舒適便捷的服務，春秋時貴族共治天下、士民百家齊放的美好情景從此一去不復返。
當然你會問，原本冰炭不容的儒法兩家，咋瞬間就水乳交融了？莫非董老師是502膠？
事實上，作爲一介儒生，言必稱《春秋》的董仲舒還是希望漢武帝能夠推行仁政的，將“原心推罪”引入司法審判也自他始。但問題是，任何一種思想，無論激進還是保守，德治還是法治，一旦走入專制權力，最終只會變成同一個樣子。
兩千年曆史告訴我們，是權力選擇了思想，而非思想改造了權力。
於是，一幅弔詭的畫面呈現在世人眼前。
《世說新語》記載了一則大儒範宣兒時的窘事。範同學八歲那年在後園挑菜，不小心弄傷了手指，當即號啕大哭起來。有記者自作多情地採訪他：“小盆友，是不是很疼啊？”誰知範宣當場正色道：“我不是因爲疼才哭的，而是因爲想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有絲毫損傷’的祖訓！”
這條祖訓是《孝經》的中心思想。僞書《孝經》是後儒假託孔子之名撰寫的，將“孝”發揮到了變態的境界。
在孔子那，孝比較正常，主要是用來論證“仁”的。在他看來，孝（敬愛父母）和悌（友愛兄弟）是人天生就有不證自明的情感，而將這種對親人的愛推及到朋友乃至衆生，就是“仁愛”。
問題是再正常你也是始作俑者。“孝”就這麼一路狂飆，飆到了《孝經》的高度。
當所有人都被《孝經》洗腦後（以滿清入關時漢人“留髮不留頭”達到頂峯），律法卻故意和“身體髮膚”作對，陸續出爐了黥（刺面）、劓（割鼻）、刖（斬足）、宮（閹割）等獨具匠心的體罰手段，力圖從生理和心理兩方面徹底擊潰犯罪分子，使其在鄉黨面前抬不起頭，從此自絕於人民。
於是，就像咖啡速溶了咖啡伴侶一樣，儒家的“提倡孝”和法家的“被不孝”詭異地纏繞在了一起。
孝父（儒家）是虛的，是民間基礎；忠君（法家）是實的，是最終目的。爲了使父權轉化爲君權，歷代統治者無不標榜“聖朝以孝治天下”。畢竟，先聖們早就做過社會調查了：
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
春秋大義
這筆文化爛賬，王闓運門兒清。他避實就虛道：“‘修身（士）、齊家（大夫）、治國（諸侯）、平天下（天子）’，先秦儒家確實處處比照周禮的封建之制。周禮有何不好？一個天子，多個諸侯，看似等級分明，實則天下是一個鬆散的‘聯邦’，遠較後世郡縣制民主。董子之後，一經三傳（《春秋》和對其最經典的三部解釋《公羊傳》《榖梁傳》和《左傳》）地位愈隆，周禮的賢君政治依然深刻地影響着廟堂。皇帝每遇事不決，只要臣子援引《春秋》的案例，聖裁往往遵循不二。”
容閎：“周禮好不好姑且不論。它好，也回不去了；它壞，就更要審視一下這本傳之後世奉爲圭臬的《春秋》了。”
王闓運：“哼！孔子作《春秋》，申明大義，裁定正邪，萬世取信，一人而已。有何必要審視？有何必要立憲？《春秋》就是我華夏之憲法！”
半晌未言的張裕釗突然發話：“這倒不假。漢景帝時，竇太后偏愛景帝之弟梁王劉武，欲立其爲儲君。袁盎明確反對，引用的例子便是《春秋》對宋宣公的責備。”
王闓運見有人幫腔，頗爲得意：“宋宣公死前沒有遵循周禮傳位給自己的兒子，而是傳給了他的弟弟，後來的宋穆公。穆公死前，心懷感念，把位子又還給了宣公的兒子，即宋殤公。殤公即位後，穆公之子子馮不服，起而爭之。宋國之亂，自此延續五代不絕。《春秋》因此推本溯源，認爲‘宋之禍宣公爲之’。而竇太后也被袁盎說動，打消了立梁王爲儲的念頭。”
薛福成遲疑道：“如果我沒記錯，‘宋之禍宣公爲之’語出《公羊傳》。而《左傳》的立場則相反，認爲宋宣公‘知人’。”
王闓運的確是有意疏忽，但《春秋》不滿宋宣公的做法卻是事實（顯然《春秋》除了喜歡嚇唬亂臣賊子，更好吹毛求疵、責備賢者）。
黎庶昌顯然站在容閎這邊：“宋宣故事，《春秋》尚有定論。鄭伯和共叔段的是非恩怨，孔子卻只有一句‘鄭伯克段於鄢’（鄭伯在鄢地打敗了段），愛憎褒貶，並不明顯，以至於‘三傳’便各主其說，後世更是歧說紛呈。”
容閎接過話頭：“想從《春秋》惜墨如金的字面洞穿孔子的真義，何異於緣木求魚？那些在歷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解讀，同孔子本人並無多少聯繫，只是何休版的孔子、鄭玄版的孔子以及孔穎達版的孔子。《春秋》是死的，人卻是活的。時代在變，課題在變，經典也被賦予了種種新義。可悲的是，深挖狠刨《春秋》義理甚至不惜曲解誤讀的真正動因，恐怕只是爲了給不斷翻新的權力體系尋找理論上的合法性吧。”
黎庶昌：“誠然如此。皇帝想削藩，下面的人挖出‘專斷於外’的案例，懲處了好幾千人；皇帝想打匈奴，有‘《春秋》九世復仇’；想搞妥協？有‘溫柔敦厚，《詩》教也’；想削弱權臣？‘《左傳》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剛好合適。看來《春秋》和三傳真是無所不能啊！”
王闓運不睬黎庶昌，對容閎道：“據我所知，在你容達萌的第二故鄉美國，憲法也是不斷翻新，修正案迭出啊！”
容閎：“問題是所有修正案都是建立在憲法的基本精神‘對公民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的保護’之上，補充說明而非推翻憲法的。比如第二修正案賦予公民攜帶武器的權利，雖可能引發種種治安問題，但由於其符合憲法對人身自由的保護，至今未見後續修正案將其否定。相比於《春秋》的語焉不詳、任人發揮，美國憲法確鑿穩固，在每一個公民的心中神聖不可侵犯。”
容閎還沒戳到要害：修正案主要針對政府，且必經國會表決，多數通過後方纔生效。而國會又分參議院（精英色彩更濃）和衆議院（平民色彩更濃），議員既有民主黨又有共和黨，制衡之下，避免了獨斷專行；而《春秋》在廟堂上討論，何時守常經，何時尊權變，彈性空間大不說，最後的定論仍需服從權力。
曾國藩饒有興致道：“你說洋人爲什麼鼓搗出憲法這麼個東西？”
容閎：“因爲自然法。不同民族的文化固然不盡相同，但終有一些核心價值是人類所共通的。比如，沒有人願意被殺被搶，沒有人願意被無辜地抓進監獄，這種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隱含了生命權、平等權以及人身自由權。維護自然權利的法，就是自然法。在此基礎上，自由人相約聯盟，達成契約，把一部分權利轉讓給管理者，於是有了政府（憲法賦予政府權力）；另一部分自己保留，成爲國家機器不能侵犯的個人權利（修正案限制政府權力）。在這種共識共循的社會契約下，憲法和法律不是胡編亂造、生搬硬套，而是對自然法的發現和闡述。”
王闓運：“哼，說得倒好聽！殊不知制度設計得再好，還是得由人操作。要想在實踐中不出紕漏，仍需正心誠意，迴歸孔孟之道。歷朝歷代，爲治理黃河設立了多少機構？出臺了多少辦法？然而治水官員誰拿防汛當自己家的事？甚至，他們會故意疏忽對河壩的保護，以使其垮得更快，從而領到更多的撥款。可見，欲使天下不治而自治，唯有推行良知，正人心而化風俗。”
容閎搖了搖頭：“兩千年以降，無論高估人性還是低估人性者，到頭來都失望地發現，人性其實是複雜的。先聖對君子的要求‘慎獨’（在無人監督時謹守道德）並不難，難的是當一羣人集結成派，將各自的私心藏在看似正義的旗號下，相互鼓譟中還能保持個體的理性和原則。對此，解決之道絕非‘君子不黨’，而是權力制衡和輿論監督。西方歷史上，許多專制暴君都是以最合理的方式開始其統治的。而事實的走向卻是，這種邪惡的權力既腐蝕了人心，又毀滅了良知。”
容閎停了停，一字一頓道：“因此，寧可相信十個惡魔互相制衡，也絕不要輕信一個聖人乾綱獨斷。”
斬釘截鐵的話語在袁世凱幼小的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一直到生命的盡頭，他都忘不了容閎說這句話時無比堅毅的眼神。
久未言語的吳汝綸忽然若有所思道：“也許我們真的錯了。”
袁世凱一驚，目光隨衆人一起投向了他。
不怕酣睡，只怕永遠也叫不醒的假寐
吳汝綸：“歷史上每一次政權的建立，無不伴隨着血腥和殺戮。我國更是在以暴易暴的輪迴中掙扎了兩千年。也許，美國的出現代表了一種依靠理論而不是武力協商建國的新模式。這種統治者執政合法性源自契約（憲法）的歷史趨勢恐將無法阻擋。”
曾國藩頷首不語。
薛福成嘆道：“怕只怕百年之後，就算有了憲法，也是一紙空文啊！”
吳汝綸學而不厭：“英式的君主立憲和美式的民主共和在實際運作方面有何差異？”
容閎：“在英國，首相（行政）和議會（立法）的關係更近。選舉方式是兩黨競選議會的席位（選民投票），再由贏得多數席位的政黨選出執政的首相（議員投票）。而在美國，則先由兩黨分別推出本黨總統候選人，在各種演說和辯論後，由選民直選。”
吳汝綸：“兩黨輪執，三權分立，畢竟還是美國走得更遠。”
容閎：“行政（總統）、立法（國會）、司法（法院）三套系統彼此獨立，相互制衡。國會可以立法，但最高法院可以宣佈法律違憲；法院獨立判案，但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總統可以否決國會議案，但國會可以啓動程序彈劾總統……”
王闓運：“荒謬！如此掣肘，成天扯皮，什麼都不要乾了！”
容閎嘆了口氣：“還需要幹什麼呢？在效率和公正之間，我寧願選擇後者。因爲前者如同吸食鴉片，雖有一時之快，卻終將付出慘痛的代價。後者循序漸進，通過立法日臻完善，利用輪執消解民怨，避免了政權的動盪和推倒重來，社會穩步向前，公民日趨理性。”
王闓運：“哼，什麼民主，不過是暴民做主罷了！”
容閎：“的確，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提出了‘多數的暴政’的問題。而在建國之初，傑弗遜（《獨立宣言》作者，第三任美國總統）就頗有預見地看到‘權力由多數人行使而不是由一個人行使，並不能減輕暴政的程度。一百七十三個暴君肯定會和一個暴君一樣富有壓迫性’。”
吳汝綸：“可現實卻是，從總統到平民，無不充滿了對法律的尊重和信賴。除了制度的約束外，應該還有別的原因吧？”
容閎：“有，權利和責任的對等。自由不是無償的，民主更是通過將公共生活的重負壓在每個個體的肩上，挑戰每一個人的心靈和大腦。如果說專制社會給個體提供了一個隱身於羣體之中的機會，那麼民主社會則鼓勵每個人成爲他自己。因此，民主並不輕鬆，它強迫你獨立思考——這是一種區別懦夫和勇者的生活方式。”
黎庶昌：“人人都能做出自己的判斷，也就不需要一個宵衣旰食的君主了，可謂兩廂歡喜。”
袁世凱忍不住笑出了聲。
容閎：“事實上，美國的司法權進一步一分爲二。法官只管量刑，而認定有罪無罪則交由陪審團的十二個公民來表決。這是每個年滿十八週歲的公民都必須履行的義務，隨機抽選，可謂最好的普法教育。超越了利害關係的審判往往使人儘量做到公正，因爲有一天你也可能坐到被告席上，接受別人的審判。於是我們看到，幾乎每一項推動了社會變革的重大立法，都是從一件微乎其微的小案子開始，上訴到最高法院，直至引起各行各業的參與、全國範圍的討論。這不是勞民傷財，而是實實在在的社會進步，從制度到人心。”
王闓運：“讓不懂法的平民靠直覺來斷案，這不是原心推罪是什麼？”
容閎：“關鍵在於誰來‘原’！世宗（雍正）在位時，有一年黃河水清，各地官員紛紛上表頌德。這些摺子裏，有兩份在格式上於禮不合，一份是鄂爾泰的，一份是楊名時的。可結果卻是，世宗皇帝原諒了前者，懲罰了後者。由此觀之，沒有公正的執法程序來保障，原心推罪只能是誅心之論，而論心世間無完人啊！”
容閎的勇氣深深地感染了袁世凱。很多年後，當他回想起兒時這段插曲時，發現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其實，容閎想駁倒王闓運，只需搬出《春秋》的中心思想、寫作初衷，四個字“夷夏之防”即可。
中原地區，尊崇周天子（哪怕是口頭上的），文明程度較高（如齊魯）的國家被稱作“諸夏”；邊遠地區，文明程度較低（如吳楚）的國家被斥爲“蠻夷”。
《左傳》也跟着敲邊鼓，用“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有禮儀之大謂之夏”定義了“華夏”的概念，以區別夷狄。
是“夷”是“夏”在孔子筆下涇渭分明。《春秋》裏提到吳國時，一般都會說“吳如何如何”，非常輕蔑。但在敘述吳王幫助蔡國伐楚一事時，卻罕見地用了“吳子”的尊稱。《公羊傳》解釋說，改稱“吳子”是因爲吳人雖屬蠻夷，但此次出兵卻是替中原（蔡國）分憂，所以要誇上一誇。
更勢利的是，表彰完這次軍事行動後，孔子立馬翻臉不認人，又恢復了對吳王的舊稱“吳”……
由此不難想見《春秋》在清朝的尷尬。即使文官集團對“華夷之辨”三緘其口，異族統治的心結還是頑固地纏繞在帝王的心頭。而容閎等人在曾國藩面前絕口不提這茬，也是彼此默認的避禍之道。
其實，帳下人才濟濟，容閎所論，曾國藩又何嘗不知？可惜，理論上的無懈可擊在神州這片波雲詭譎的大地上往往意味着處處碰壁。晚清轉型之難不單體現在要從專制走向民主，一個更大的障礙是，帶領衆人（還各打各的算盤）完成這項浩瀚工程的是一個先保自己再顧滿族最後才考慮國家的婦人。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容閎思想中確有全盤西化的傾向，但不能因此就說人是帶路黨。畢竟其回國後辭去了在海關收入豐厚的工作，苦思救國之道。
誠然，他的某些主張確實過於理想，但不要因此而嘲笑其書生氣。這個民族實用理性了幾千年，人人都想走捷徑，其結果卻是整個國家一直在走彎路。
《論語》擺出一條條看上去很美的道德教訓，憑此就想挽救人心不古，在梁啓超看來完全是“只知當如是，而無術使之必如是”的奢望。
政治道德化爲清朝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德藝雙馨的影帝，時不時深情地仰望星空，表演可圈可點，就是跟斯坦尼拉夫斯基放在一起也毫不遜色。然而，他們到底制定和執行了哪些政策，百姓一無所知。
同樣喜歡仰望星空的還有康德。這個對歐洲影響極大的哲學家認爲有兩件事讓他越想越覺得神奇，充滿敬畏，一個是頭頂的星空，一個是心裏的道德律令。
但就是這麼一個把人性解剖到極致、對倫理學研究極深的人，也從不寄希望於人類能夠通過提升道德來實現天下大治。畢竟草民君主，皆懷私心，康德認爲唯有憲政和民主纔會迫使他們彼此制約，難以作惡。
當然你會說，人畢竟是感情動物，通過文化來正面引導不是更好嗎？的確，宋朝的小孩在聽評書時，聽到劉備敗了便“頻蹙眉”，聽到曹操敗了則“喜唱快”，貌似愛憎分明。
可惜，哈耶克道出了真相：“大多數人很少能夠獨立思考，他們更樂於接受現成的答案。”
悲劇的是，這些答案往往是錯的，至少是偏頗的。一個天天看《非誠勿擾》的人還會相信中國女人不拜金嗎？但現實中愛情至上的女人並非沒有。
這也是被錯誤答案給坑了。
在一個槍稿軟文滿天飛的時代，引導之難在於引導者會出於自身利益刻意將受衆引上歧路。
女人對鑽石的喜愛和對其他奢侈品一樣，她們並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需要別人告知。於是，廣告中的明星不厭其煩地引導說你需要鑽石，哪怕傾盡家財也要擁有，因爲它意味着天長地久。
引導之難更體現在人性深處的慾望。如果做愛沒有一種讓人爽到飛的感覺，誰會樂此不疲地去做呢？而沒有了繁殖的衝動，人類不過是地球上衆多絕種生物中的一種罷了。
對同類的惻隱之心使人類超越了獸性，但慾望又將他們打回了原形。人性之複雜端賴於此。
文化依靠制度保障，制度需要文化促進。西漢的路溫舒曾在《尚德緩刑書》中提出過一個非常前衛的觀點：言論，即便是胡說八道、誹謗朝廷，發言者也不應該被定罪。因爲只有在寬鬆的言論環境下，真知灼見纔有面世的機會。
由於辭藻過於華麗（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此文還光榮入選《古文觀止》。
早在漢朝，路溫舒就開始探討言論自由的問題，又比西方早了兩千年。
可惜，兩萬年都沒用。對一個政府，不要看它說了什麼，要看它做了什麼。沒有用制度的形式確立下來，再美的文化也不過如流星般一閃而過。
言論自由得以在美國實現源於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長期衆口難調的文化氛圍又使美國人達成了“中性原則”的共識，即只要是一個人就有表達自己思想的權利，這和他是好人壞人沒有關係，和表達出來的東西是真理還是謬論也毫不相干。
於是，一種默契建立了起來：自由的前提是不傷害他人的自由。
這種制度與文化的良性互動在古代中國幾不可見。其實，穩若磐石的體制或許對統治一個幅員遼闊的帝國意義重大，但並非不二選擇。
中國文化的模糊性體現在象形的漢字裏，西方文明的邏輯性體現在排列組合的字母中。幾千年來，文化的可能性被咂摸透了，卻仍未推導出有實質進步的制度。容閎敏銳地看到，再拖下去不過是將今天的問題留給子孫，多幾代人受罪而已。變，已成定局，無可阻逆。
這場討論在袁世凱幼小的心中投射下了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蝴蝶已輕輕振動了它的翅膀。
只要努力，沒有什麼事是搞不砸的
赴任南京後，袁保慶發現，袁世凱對讀書根本不感興趣，幫他處理起公務來倒是得心應手。
在揚州拜會退休的前雲貴總督張亮基時，袁世凱的機敏深受其喜愛。
張亮基做了一個後來讓他悔恨不已的決定：留下袁世凱，同自己的兒子一起讀書。
袁保慶同意了。
張亮基聘請的名師叫王伯恭。於是，在王老師悠久的教學生涯裏，第一次領略了什麼叫霸氣外露。
本來，王伯恭佈置的課後作業題目很和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誰知第二天收作業時，映入眼簾的卻是殺氣騰騰的文字：
東西二洋，歐亞二洲，隻手擎之不爲重，吾將舉天下之士席捲囊括於座下，而不毛者猶將深入。堯舜假仁，湯武假義，此心薄之而不爲（五四先聲？）。吾將強天下之人拜手稽首於闕下，有不從者殺無赦。
王伯恭震驚了，登時許劭附體，針對袁世凱發表了一通清朝版月旦評：
不以殺伐定國，就以殺伐亂世。
袁世凱見王伯恭對他有了成見，愈發不想讀書，找到張家一個親戚，和他打賭比食量，輸者給錢。
袁世凱一口氣喫了十個饅頭、二十個雞蛋。對方認輸，但不願付錢。大頭不依，硬逼他喫了等量的食物，結果導致其大病一場。
袁世凱還覺得不過癮，索性唆使張亮基的兒子偷了家裏的錢一起去嫖娼。
張亮基發現後，把袁世凱趕回了南京。這倒正合他意，早就待得不耐煩了。
秦淮河、莫愁湖，這些酸腐文人們歡天喜地期期艾艾的場所袁世凱一般都是拉幫結夥騎馬閒逛的，偶有所感也不拘韻律，寫些豪氣四溢的打油詩：
我今獨上雨花臺，萬古英雄付劫灰。
謂是孫策破劉處，相傳梅銷屯兵來。
大江滾滾向東去，寸心鬱郁何時開。
只等羽毛一豐滿，飛下九天拯鴻哀。
雖無韻味，但粗礪之中英雄之態畢露。十二歲的袁世凱未必明確人生的目標，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不想當人，只想當神。
1873年，袁保慶因患霍亂，在鹽法道任上去世。治喪委員會中，兩個重量級的人物走到了臺前——淮軍名將劉銘傳和吳長慶。
當年吳長慶他爸在安徽廬江辦團練，被太平軍包圍，生死懸於一線。正好世交袁甲三就在鄰近的淮北鎮壓捻軍，吳長慶縋城而出，單槍匹馬去求援。
誰料袁甲三長子袁保恆不同意分兵去救，侄子袁保慶倒是力主救援，數日議論不絕，廬江城破，吳父敗死。吳長慶痛感袁保恆顧己不顧人，與之絕交。對袁保慶卻感激不盡，與之結義，交情日深。
袁保慶死時，官居從一品提督的吳長慶早已爲淮軍打造了一支勁旅，名爲慶軍。
在長輩的幫襯下，十四歲的袁世凱辦完喪事，同養母牛氏扶柩還鄉。
一年後，生父袁保中的死給袁世凱帶來更爲沉重的打擊，要不是堂叔袁保恆回鄉省親，認定世凱是可造之材，將他帶在身邊悉心指點，大頭的童年鐵定悲催了。
1876年（光緒二年），袁保恆升任刑部侍郎，袁世凱同三哥袁世廉一道，隨堂叔入京。
北京。
袁保恆與任內閣中書（內閣大學士的屬官）的弟弟袁保齡共同擔負起“世”字輩的教育責任。
儘管師資隊伍堪比乾元國學班，袁世凱花在研究兵書上的時間還是遠遠超過了讀四書五經。不僅如此，關心國家大事的他還經常寫雜文諷刺時弊，顯然是受了容閎的影響。
袁保齡給多動而勤奮的袁世凱下了“中上美材”的評語，袁保恆更是“手批嘉勉，喜其留心時事”，一直帶在身邊幫他上傳下達。
袁世凱思維敏捷，逐漸對官場的遊戲規則瞭然於胸，不免有些沾沾自喜。袁保恆卻給侄兒敲響了警鐘，指出他性格上的弱點：思慮太多，防患太深，日後遇大事恐難立斷。
袁保恆的眼光是極準的。他曾痛心於《南京條約》簽訂時，清朝官員連香港在哪都不知道就割了出去，未雨綢繆地建議清廷在臺灣設置巡撫，並得到採納。
然而，袁世凱究竟善謀還是善斷，仍言之過早。
十七歲那年，大頭回老家參加鄉試（此前已花錢捐了監生，跳過考秀才這關）。名落孫山的結果原在意料之中，也不丟人，畢竟舉人考了一輩子的大有人在。不過你非要跟十六歲就中舉的梁啓超比，人生還是挺幻滅的。
鑑於古代交通落後，回趟家比較折騰，落了榜至少把婚姻大事解決了也算不枉此行。於是，陳州大戶人家的於氏成了袁世凱的髮妻，後來爲他生下著名禍根袁克定。
於氏雖是富家小姐，但不懂禮數。頭幾年感情尚好，有一次她穿着紅色繡花緞帶進出，袁世凱還跟她開玩笑，說穿得像“馬班子（妓女）”。
於氏覺得受到嘲弄，反擊說：“我是有孃家的人，不像姨太太。”
袁世凱的生母正是姨太太。
因爲這句話，夫妻反目，感情日漸冷淡。
完婚後，袁世凱赴京繼續攻讀。
行屍走肉
學海無涯的生活也曾讓大頭萌生退意，想回河南官場謀個飯碗。每有此念，都被袁保恆嚴厲制止。在堂叔的言傳身教下，大頭獵取功名的志向日漸高漲。
鏡頭中的大頭以各種姿勢在各種場合專心苦讀，直到光緒三年（1877）的到來，快速剪輯戛然而止。
史稱“千古奇災”的“丁戊奇荒”爆發了。
饑荒持續四年，囊括五省，波及億人，死亡千萬。
歷來災荒，至次年夏收前達到高潮。赤地千里的河南屬於重災區，人相食是必備曲目。據大頭家信上記載，人肉明碼標價，二十八文一斤。
饑民們扶老攜幼，組團逃荒。結果跑到陝西，發現同樣無以爲生，不得不又逃回本土。輾轉流徙之中，凍餓交加，死屍盈路。
作爲河南籍的官員，袁保恆被任命爲幫辦賑災大臣，赴河南賑災，袁世凱隨行。
隨行的結果是大開眼界。各州縣官要麼遇災不報，要麼藉口賑災加重科派。碰到幾座敷衍了事設的粥廠你也不要過於興奮，鍋裏熬着的永遠是清湯寡水。
這要擱清宮戲裏，沒準劉統勳大人還能從天而降，高喊着“筷子上浮，人頭落地”斬殺幾個貪官墨吏。
可惜，生活不是電視劇，是比《隔山有眼》還血腥的B級片。袁世凱看到，災難打開了人心深處的潘多拉魔盒，天災很快演變爲人禍。
一羣婦女佔領了一個大戶人家，在裏面生火做飯，喫個精光後又轉戰下一家。男人們見效果不錯，紛紛組團，挨村搶糧。一個知府因此被就地罷免，下面的知縣維穩壓力陡增，爲保頂戴，只好將爲首的“暴民”抓起來關進籠子裏活活餓死。
一個姓丘的男子，十多年前作爲當地四十個村的首領，曾率領衆人抵抗太平軍。此刻，他又被推舉出來，飢餓難當的村民希望他能帶頭造反。丘同學拒絕後逃跑了，憤怒的村民像“憤怒的小鳥”一樣衝進他家，殺死了六個家屬。
在這片絕望的廢土之上，還行走着一個著名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此人後來創辦了山西大學堂，活躍於晚清政要之間，被清政府賜予一品頂戴。
此時的他從太原出發，邊走邊看，越走越慘，爲我們忠實記錄下了比弗拉哈迪的《北方納努克》還鮮活的第一手資料：
1月29日（1878），太原以南140裏：
經過了四個躺在路上的死人。還有一個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經沒有力氣站起來。碰到了一個葬禮：一位母親肩上扛着已經死去的兒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喪者，最後她把孩子放在了雪地裏。
1月30日，太原以南290裏：
隨處可見肥胖的野兔和狐狸，男人和女人卻找不到食物維持生命。當我緩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時，遇到一位老人，他異常傷心地告訴我：“騾子和驢都喫光了，壯勞力也都餓死了。我們造了什麼孽，招致上天這樣的懲罰？”
2月1日，太原以南450裏：
碰到兩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手持柺杖蹣跚而行，看起來就像九十多歲的老翁。
看到有人磨一種軟的石塊，像做石筆的那種材料，磨成細粉後賣出，每斤三文錢。摻上點兒雜糧和樹根，可以做成餅。我嚐了一口，味道像土，事實上這也是它的主要成分。喫了這種東西，許多人死於便祕。
有兄弟三人相繼死去。他們都是煤礦工人。第一個被葬在兩個缸裏，一個裝上半身，一個裝下半身。七天後，另一個也死了，卻再也沒有缸了，屍體被放在地上。第三個非常虛弱，當我們給他埋屍體的錢時，他都下不來炕。
2月2日，太原以南530裏：
在洪洞縣，我見到了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門。門的一邊是一堆男人的裸屍，像屠宰場的豬一樣被摞在一起。另一邊是一堆女屍，她們的衣服都被扒走換喫的去了。有馬車把屍體運到不遠處，男屍和女屍被分別扔進了兩個挖好的大坑。
在這個地區，路邊的樹皮自十到十二尺以下都被剝去喫掉了，漫漫長路一片慘白。我們路過的許多房子沒有門窗，因爲都被當做木柴賣掉了。廚房裏的鍋碗瓢盆沒有動，只是因爲不能變現成錢。主人已經逃走或死掉了。
2月3日，太原以南600裏：
今天只見到七個人，都是男的。這很好解釋：我們每天都碰到滿載婦女去外地販賣的大車。也有步行的旅客，都帶着武器自衛，即使未成年的孩子也是一樣。有的扛着梭鏢，有的帶着閃閃發光的劍，有的則揹着已經生鏽的刀。這正是他們悲慘處境的寫照。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斷有反動村民的代表找到李提摩太，勸他率領大家去搶大戶，抵抗來自官府的鎮壓。
百姓洋人官的遊戲的確是現實最好的縮影，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生生相剋，循環不息。
之前，李提摩太曾帶着兩千兩白銀拜訪山西巡撫曾國荃，提出要賑濟災民。曾國荃對他懷有戒心，處處設防，氣得李提摩太在日記中吐槽道：
如果中國政府不那麼自負，聲稱只有自己是文明的，從野蠻的西方人那裏學不到任何東西，數以百萬人應當能夠得到拯救。
憤怒沒有使李提摩太變成阿拉伯的勞倫斯，而是默默地開展自己的本職工作——傳福音。
幾周前還流傳着關於天主教誘拐小孩的謠言似乎一夜之間銷聲匿跡，一幫生下來就給佛祖磕頭的村民爭相砸爛了家裏的佛像，改信上帝。
獨裁的藝術
袁保恆開始同情因賑荒不力而被罷免的前任河南巡撫。
允諾撥給的錢糧遲遲不到位，每提出一筆籌款都要專門拜折請求，曠日持久的“部議”後還得看戶部書吏的臉色，好不容易批准了一筆等不到發放災民早就不知死了幾撥人，你叫我怎麼賑荒纔算力？
授命伊始就有人勸他推掉這費力不討好的活，袁保恆凜然道：“事君致身，蹈白刃亦不敢避，豈以艱危所阻？”
袁世凱清楚地記得，那天，堂叔以莊嚴的形式對天起誓說：“倘保恆玩視賑務，有款不思力籌，有弊不思力革，神明殛（jí）之。”
袁世凱清楚地看到，堂叔確實鞠躬盡瘁了。作爲賑災的幫辦，比總辦河道總督李鶴年還盡心。他輾轉奔波，多方籌措，見動員富人捐輸已無人響應，便以個人名譽作保，以一分的高息借貸，卻仍所獲無幾。
各地粥廠請求接濟的公函堆積如山，袁保恆無言以答，終日枯坐，三個月裏，眠食俱廢。
袁世凱不禁想問：如此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若神明仍要殛（殺）之，要此神明何用？
可惜老天真的抽了風，袁保恆感染瘟疫，死在了開封的賑務公所。
對於這種兢兢業業死在任上的勞動模範，政府當然不會放棄樹典型的機會。“文誠”的諡號不可謂不尊。
有清一代，“文正”爲文臣最高諡號，只有曾國藩、劉統勳等八人。
“文忠”次之，如李鴻章、林則徐、胡林翼。
“文襄”再次，如左宗棠、張之洞。
剩下的文端（鄂爾泰）、文恪（高士奇）、文恭（翁同龢）、文誠（丁寶楨）等也都根據其生前事功（如諡文端的一般是理學名臣）嚴格論給。
總之就是倆字：稀缺。沒當過翰林就甭想了，除非你有左宗棠那樣的如天之功，纔可能打破常例，憑藉舉人的身份撈到一個文襄。
然而，對現實感極強的袁世凱而言，文什麼都不過是文過飾非。
他徹底心涼了。
接連失去養父、生父和叔父，再堅強的人也拔涼拔涼了。
賑災五個月，袁保恆廉潔奉公，自己和隨從的餐旅費均從俸祿中支取，未敢動一文賑款。可惜，他的以身作則沒能也永遠不可能成爲任何官員的準則。
自古賑災有多黑，現在的國人都可以想象。而袁世凱在基層看到的，卻是一幅遠比貪墨賑款更爲複雜，更令人絕望的畫面。
晚清沒有非政府組織，像李提摩太這樣漂在中國實心救人順便傳教的牧師還有很多，究竟是不是像憤青所言在下一盤很大的棋不好說，但人都要餓死了，你草菅別人的性命成就自己的“大義”，這不是愛國者是愛國賊。
時任河南學政的瞿鴻禨就上奏朝廷，指責洋人熱心賑災是趁我“民多愁困”，藉機收買人心。
迂腐果然不是一天練成的。
清廷接到奏摺後，立刻指示受災各省，如遇洋人進入災區，必須“婉爲開導，設法勸阻”。
河南尤其保守，官民上下一心，不準洋人逗留，更不許涉足賑務。開封市民還自覺張貼告示，聲稱“寧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義正詞嚴地綁架你愛國。
且慢嘲笑這自上而下腦殘加自殘的舉動，它是有其內在邏輯的。
作爲一個部門主管，當他面臨團隊成員的信任危機時，最好的辦法便是塑造一個外部的、迫在眉睫的假想敵——當有危險逼近時，人類總是容易盡釋前嫌攜手與共。
哈耶克也持同樣觀點：把“我們”和“他們”對立起來，是將羣體步調一致地團結在一起的最佳方案。
善於製造敵人和營造緊張氣氛，是每個立志成爲傑出獨裁者的政客的必修課。
於是，一場慘絕人寰的饑荒卻沒有激起大規模的民變，傳教士的“轉移視線”功不可沒。
鐵打的倉鼠流水的朝
每天都是煉獄般的慘象。
在袁寨長大的袁世凱從未如此真切地耳聞目睹底層的真相。他承受着常人難以想象的壓力，驅馳於冰天雪地之中，手足凍裂，毫無懈意，參佐袁保恆辦理賑務。
而此刻，堂叔已死，料理後事、交接公務的重擔全部落到了不滿二十歲的袁世凱身上。
出色的表現感動了新任的河南巡撫徐宗瀛，他決定按月發給袁世凱三十兩銀子作爲薪資，卻被大頭拒絕了。
“先叔辦理賑務，自備斧資，未支公帑，今於身後背之，可乎？”袁世凱那雙圓圓的大眼中透露出的真誠讓徐宗瀛感佩交加。
詩言志。
“不受金錢不受名，大權在手世人軟。”大頭的詩早就表明了他求的是什麼。
世間求官之人多如過江之鯽，官場上的人情練達袁世凱早已諳熟。也正因看透，他從不指望下面的官員胥吏能實心放賑，寧可自己勞碌奔波，將錢糧親手送到可靠的士紳府上。
而士紳，這個向來被視爲官民之間緩衝帶的階層也正在淪陷。袁世凱親眼看到，一個家有良田五百畝的地主想低價拋售土地以換取糧食，找了好幾個買主，出價都低得近乎白送。絕望之餘，他在全家人喫的飯裏放了砒霜。
袁世凱不斷問自己：爲什麼？
他瞥見了路邊的糧倉，那是政府設在各地的官倉。
自古糧倉系國脈，可眼前這些糧倉，還有幾座能承擔起救濟災民的重任？倒賣官糧早已司空見慣，碩鼠們爲補虧空，在餘糧中摻沙子摻石灰；爲應付檢查，又將糧倉改造成瞞天過海的“夾心倉”。
逐利，成了所有人生命中唯一的主題；逐利，一切無所不用其極。這片土地，似乎早已被上帝遺棄，自生自滅，永無救贖的可能。
於是，全民逐利，全民焦慮，萬物擾心，心智俱滅。
以陝西糧道爲例。該廳局級每年花在請客送禮上的銀子大約五萬兩，而進項卻達六萬兩，這意味着有一萬兩可以中飽私囊。
依法收糧肯定不會有這麼大筆橫財，但中國曆來有法制無法治。於是，無法無天的衙役在收糧時總會變着法兒的多收，簡稱“浮收”。
關於浮收，蘇州府常熟縣的一塊石碑上有詳細的記載，花樣繁多，令人叫絕。國人的想象力只有在殘害同類時纔會被髮揮到極致。
這些專業性很強的技術活有：淋尖、踢斛（hú）、側拖、虛推……
以“淋尖”“踢斛”爲例，當你交糧時，要把糧食倒進官府準備好的斛裏。你倒着倒着，最後肯定有一部分超過斛口吧？超過斛口就呈尖錐形了吧？好，意外的事情發生了。
衙役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準斛猛踢一腳！此時超出斛口的穀粒就會震落到地上。當你慌忙去撿時，衙役會大聲叫喊：“別撿，那是損耗！”
由於常年幹這個，衙役都輕車熟路，效率很高，踢出的部分就成了官吏一筆不菲的合法收入。
想逃稅漏稅？那是不可能的，這玩意兒從古至今都是富人的專利。針對個把實在窮得叮噹響以至交不起糧的“刁民”，有知縣想出了魔高一丈的損招：將欠糧作爲衙役的工資，拿着白條去收租，充分調動衙役的工作積極性。
真可謂同爲專制奴，相煎何太急？
當鏡頭切回來時，畫面中的袁世凱披麻戴孝，跪在袁保恆的靈堂前。
日薄西山，弔唁者都已離去，落暮寒鴉平添了幾分秋意。孝服寬大的帽子遮住了袁世凱的雙眼，卻遮不住他心底的萬千疑問。
值嗎？
堂叔的遺像滿臉滄桑，卻永遠無法回答袁世凱的問題了。
袁保恆無疑是個好官，但好官的標準又是什麼？
結果正義？只要達到目的，可以不問手段。問題是如果沒有原則，底線一退再退，誰又能保證自己不打着正義的旗號謀取私利？多少以改革面目示人的官員最終鋃鐺入獄？
程序正義？劣幣天天驅逐良幣的官場從來與該詞絕緣。在中國，有時制定程序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爲了破壞它，每個人都一邊咒罵一邊百舸爭流地挑戰着既定規則。
對袁保恆來說，上報朝廷，下濟萬民就是好官。可這滿人的朝廷當真值得一報？
順治十二年（1655），清廷討論如何處置滿人所蓄漢奴逃跑的問題，漢官趙開心主張寬仁，順治當場發飆：“謀國不忠，莫此爲甚！”
康熙子承父志，隔三岔五地敲打臣工：“子母炮”這種先進武器屬於八旗軍專用，其他人一概不得鑄造。
政治高壓使百官噤若寒蟬、渾渾噩噩，寧可阿彌陀佛，絕不冒犯天顏。
一直到曾國藩這代，閉着眼睛混不過去了。身處一線，戰爭是真刀實槍，割地是真金白銀，“聖言”救不了世，李鴻章一句“孔子不會打洋槍”讓儒生們無言以對。
外部的壓力促使權力從滿人轉移到漢人，中央下放到地方，但誰都清楚這只是權宜之計。
滿族統治者從不代表漢人利益早已老少皆知，問題是它連普通滿人的利益都不代表。因爲不準經商的規定，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被活活餓死的旗人不知凡幾。
而指望根本沒有國家概念的親貴們代表國家利益就更不現實了。
總而言之，是“三個不代表”。
攤上這樣的國策，百姓之苦，苦不堪言。
袁世凱發現，中國農民的生活似乎已經凝固了上千年，農具是世代相傳的犁耙，衣服是家紡的土布。住宅則一律由泥土築成，鋪上一層高粱稈抹上泥漿就算是屋頂。
而當你採訪那個滿臉憨直的農民，問他的人生理想時，他會告訴你：像皇帝一樣每天都有大餅喫，喫飽了就休息……
不是順民便是暴民，就是沒有勇於承擔責任的公民。千人一面的生活規律、思維方式固化在每一個基因的鹼基對當中，不願妥協、拒絕雙贏讓歷史只有成王敗寇一種軌跡，政治文明制度建設則裹足不前。
當張獻忠得知李自成稱帝時，立刻在四川大開殺戒，其行爲邏輯是：我做不成皇帝，你也甭想做得安穩。於是，一個個充滿了小聰明的中國人組成了一個奇缺大智慧的民族。
悶雷轟鳴，震得袁世凱微微揚起了頭。
臉色依舊陰沉。
外面傳來“下雨了”的人聲，興奮中透着驚詫。
秋風秋雨愁煞人，此刻帶來的卻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悅。袁世凱緩緩起身，踱至門前。
大雨濺起的泥水阻擋不住人們的熱情。戲水的兒童，跪謝上蒼的老人，喜極而泣的婦女……
而同時，他們又是失去親人的孤兒、鰥寡和遺孀。
遙遠的時空，隱隱傳來陶淵明的歌聲：“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死去的人們啊，早早安息吧，因爲親人的悲痛也不會持續太久。活在中國，是一種修行。佛曰七苦，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再深沉的苦難也只能化爲前行的動力，畢竟生活還要繼續。
草民或許不懂那些高深莫測的道理，但心中一定都裝着一個書名：《活着》。
而從全知視角看，那些懷揣着自私與虛僞，在荒漠中自相殘殺的人們又是何等的可悲可憐！
雨水模糊了袁世凱的雙眼，眼前出現一幅幅亦真亦幻的畫面：
一個知縣，把鎖鏈戴在手腕和腳踝上，步履艱難地穿過縣城，去城郊的龍王廟求雨。龐大的人羣默然無聲地跟在他後面，每個人的頭上都戴着柳條帽；
一個二十出頭的少婦乘坐渡船，猶豫着要不要把懷裏的嬰兒扔進河裏。最終還是母愛佔了上風，她神色悲苦地將嬰兒緊緊摟住；
幾天後，又是這個女人，在一個婦女買賣市場。買主都是從災情較輕的地方來的男人，對“商品”的唯一要求是不能帶孩子。女人被一個光棍相中，喂完最後一次奶，難捨難分地擱下了孩子……
餓殍千里。
慘象，使袁世凱目不忍視。狂風暴雨中，已分不清哪一滴是雨哪一滴是淚。
亡了清廷，給人民一個交代
腳下的土地，是地球上唯一從未中斷過的文明，即使強大到讓整個世界都顫抖的蒙元，也未曾撼動其文化根基。然而，這一切的代價是它的苦難從未中斷。
一個國家，最爲深重的苦難莫過於易子相食，但在中國的歷史上，這樣的人倫悲劇卻屢見不鮮到讓國人可以視生死如兒戲。
緊閉的雙眼終於屏蔽了幻覺，袁世凱的耳邊又盪漾起幻聽。
在這片法度凌夷道德淪喪理想崩潰真愛無蹤的大地上，祈禱已是惘然。每個人，每條生靈，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叢林法則的指引下，汲汲於爭得宿命之外和生存之上的些許幸福。
反抗、吶喊、諷刺、詛咒都已徒勞，罪惡的體制造就了罪惡的虛無。它像黑洞一般，如泥淖一樣，你越是掙扎越是淪陷。它吞噬的何止是對正義和良知的信心，簡直就是你的靈魂——如果還有的話。
你曾經如此堅信光明，正如你現在如此篤信黑暗。
千古一夜。
黑暗的時代是漫長的，當我們極目遠眺，會因爲那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黑夜而沮喪絕望，失去方向。走出隧道、沐浴光明的征途，似乎只能用歲月，用無數老年、青年、少年的生命去一點一點地填充。
堆砌的過程中，大人無德、中人無恥、小人無賴。各種荒誕不經的劇目每天都在上演，每個人既是災難的製造者，又是痛苦的承受者。岸，在哪裏？
袁世凱伸出手去，舉過頭頂。雨，打在掌心，像是和天一起共鳴。
“大野龍方蟄（蟄伏），中原鹿正肥。”（作於十三歲）
“我欲向天張巨口，一口吞盡胡天驕！”（作於十四歲）
如果你覺得反意森然，那是因爲不瞭解大頭。
多少先知早就看出，寄希望於一個由異族統治，上層故步自封中層百般漁利下層愚昧無知，根本無法達成任何共識的君主專制國平穩過渡到民主共和國，何異於癡人說夢？
即使清廷出於維穩壓力，做一些零敲碎打的改良，那些新頒的法令也只會淪爲官員盤剝民衆的新式武器，從而陷入到“立法越峻，索賄越多”的怪圈之中。
內憂外患下，最壞的結果是爆發革命。從湯武革命開始，中國就不缺革命，缺的是建設。
托爾斯泰評價血流成河的法國大革命時說：“它宣告了無可置疑的真理，但真理一旦被訴諸暴力，便都成了謊言。”
自由的口號成了殺人的理由，專制的暴政變爲革命的暴政。
怎樣才能在避免革命的前提下一劍封喉地殺死清廷，締造共和？
頂層亡清。
當這四個字在袁世凱腦海中閃現時，一道閃電劃破了黑雲籠罩的天空。
他微微顫抖，胸口起伏，直至放聲大笑！
袁世凱，先知看到的，你看到了。先知做不到的，你替他們先行。你說過，要是你手上有十萬精兵，便可橫行天下。我知道你不想立言只願立功，你的志向是“萬里江山眼底橫”。
然而，這畢竟是一臺人類有史以來最爲龐大且黑暗的政治機器。“眼前龍虎鬥不了，殺氣直上幹雲霄”（作於十二歲），怎麼辦？
黑洞吸納一切，將萬物碾成齏（jī）粉。我卻要與黑洞同黑，融爲一體。在遵循其運作邏輯，從內部窺測到全貌，纖毫畢現後瞄準破綻，一擊斃命！
這是肢解清廷的不二法門，用大頭後來的話說，類似於拔樹：
專用猛力，拔不出樹根；過分去扭，樹根又會折斷。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左右搖撼不已，把樹根的泥土鬆動後，不必用大力氣便可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樹，還是兩百多年的老樹，拔起來不容易。鬧革命，都是些年輕人，有力氣卻不懂如何拔樹，鬧君主立憲的懂得拔樹卻沒有力氣，我今天忽進忽退，就是在搖撼大樹，等到泥土鬆動，自然會被拔出來。
雨停了，雲開見日。
陽光把袁世凱的臉龐映得緋紅，他終於明白，真正的光明絕不是永無黑暗的時刻，而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真正的英雄絕不是永無卑下的情操，而是永不被卑下所屈服。
轉身時，目光又和堂叔相遇。
四目相對中，靜謐被隱隱傳來的吟唱聲打破：
爲什麼要苦苦去挽救黃昏呢？
那只是落日的背影。
也不必吸取大澤與長江，
那只是落日的倒影。
與其窮追蒼茫的暮景，
埋沒在紫靄的冷燼。
何不回身揮杖，
迎面奔向新綻的旭陽？
“求官建功，拯救天下”。這是袁家陳陳相因的祖訓，而直到袁世凱的出現，才被賦予了新義。
“以殺止殺，而殺殺人者，殺即止矣。”（作於十六歲）
殺人者，滿清也。
死者的名單，罄竹難書！
孫承宗、史可法、張煌言、劉宗周、倪元璐、施邦曜、陳子龍、夏完淳、黃道周、李定國……
在明末所有名將裏，只有李定國的軍隊敢和八旗鐵騎打野戰；只有李定國擊破了“女真滿萬不可敵”的神話；只有李定國能一條道走到黑，在崇禎吊死煤山二十年後還同滿清纏鬥。
南明“監國”無數，朱由崧朱由榔朱由榛，都是浮雲，只要李定國還有一口氣在，大明就一息尚存。
可惜，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戰至山窮水盡的李定國最終死在了中緬邊境，臨死前仍不甘心，焚表告天：
若明祚未絕，乞賜軍馬無災，俾各努力出滇救主。若天數已盡，乞賜定國一人早死，無害此軍民！
每每讀此，袁世凱都熱淚盈眶。
然而，在一個目力所及皆是蹣跚學步的鵝的國家，當英雄，代價何其高昂。
災難降臨時，只有跪下來順服的，沒有站起來抗爭的；災難過去後，只有站起來控訴的，沒有跪下來懺悔的。
英雄，不死於殉道即死於獻祭。
可不當英雄，便不是你袁世凱了。
爲天下人復仇，既非出於私憤，也無文人之酸腐。
一切，都正如他兒時立下的那個鴻鵠之志：
願流芳百世，毋遺臭萬年。
徐世昌的《燒餅歌》
袁保恆的死意味着中流砥柱的坍塌。
精神大樹倒下後，經濟上，袁家也開始面臨拮据。
袁保齡繼承其兄遺志，回鄉賑災，被朝廷授予三品頂戴，擢爲道員。但每月一百兩的俸祿仍不足以負擔整個家族的開支。
於是，按照“保”字輩的人數，袁家分了家。
袁世凱繼承了養父袁保慶的一份遺產——三頃土地和一些積蓄。看似很多，但得養活七八口人，異常艱鉅。
生活是一具埋在你家後院的屍體，逃也沒用。
而束手就擒顯然不是袁世凱的風格，他從項城搬到了陳州。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而大頭已經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要知道，多少人耄耋之年也未必能活明白，未必清楚自己想要什麼。
裘馬輕狂的袁世凱，脫離了長輩的管束，經常“馳騁郊原，日飲數鬥”，又因慷慨樂施、打抱不平，寒門士子多依附爲生，推其爲首領。
對袁世凱而言，“金銀散而人心聚”不是權術。散盡家財，結交好友是他內心深處最熱切的渴望。那些一邊表演大方一邊辱罵大頭的僞君子不明白的是，人心都是肉長的，智商是差不多的，能讓一羣喜歡內鬥精於算計的中國人對你心服口服、愛戴有加，若沒有《非常嫌疑犯》裏的凱文·史派西的演技，你就實心實意待人以誠吧。
畢竟人情不是一錘子買賣，靠演戲，很快會體力不支的。
兩個文社（麗澤山房、勿欺山房）在袁世凱的資助下建立起來，盛名遠揚，連陳州知府吳重熹都經常到此詩酒流連，將大頭引爲至交。
可惜，人生如戲，總在NG。當年秋闈，雄心勃勃的袁世凱再次鎩羽而歸。
大頭怒了。
有范進墊底，落榜兩次只是起步價。平心而論，科舉其實很公正。袁世凱閱讀量大，見多識廣，但文字功底不行。風遺塵整理製作。
現實感很強的他決不會像洪秀全那樣三次不中還去考，生生把自己考成一朵奇葩，最終禍亂天下，害人害己。
當你下定決心轉變時，上天都會爲你安排一個轉折。
於是，在“火燒詩文”這場戲中，大頭遇到了對他至關重要的一個人。
徐世昌。
老戲骨徐世昌年長袁世凱四歲，活了八十五年，差點能看見八年抗戰取得勝利。信奉道家的徐世昌深諳進取退守的節奏，在亂世中若危若安、凌波微步，其屹立不倒的身姿令時人常懷“馮道轉世”之感。
徐世昌對袁世凱影響之深，不下荀彧之於曹操，張良之於劉邦。
初次邂逅，大頭留給徐世昌的印象是“狀貌偉然，殷勤接語”。袁世凱的豪言在邏輯上自洽，在感情上誠懇，深深地打動了徐世昌。
沒有多餘的語言，兩個青年當場結爲生死之交。
徐世昌對“頂層亡清”不置可否，卻和盤托出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
以曾國藩爲“陽”的一端，李鴻章爲中點，“陰”的一端虛位以待，可以勾勒出一幅太極圖。
咸豐即位之初曾開過一個神仙會，讓列位愛卿討論“用人行政”之道。倭仁大談“君子小人之辨”，咸豐嫌他迂腐，批了個“名雖甚善，實有難行”。
曾國藩比較實在，提出用人有“轉移之道，培養之方，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偏廢”，咸豐高興地批了個“切中情事”。
聲稱“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的曾國藩代表了那個時代最理性的思考。然而曾幾何時，曾國藩也是個血氣方剛、黑白兩分的熱血青年，敢上疏罵皇帝“徒尚文飾”。直到在軍營裏待上幾年，才真正明白喇叭是銅鍋是鐵。調兵撥餉、察吏選將全靠應酬，不問情勢，有聖旨也沒用，基本屬於“苟無人情，百求罔應”。
且中國人缺乏精確性，“一串錢”的概念永遠不是你預想的“一百文”。在陝西是八十三文，在直隸是三十三文，從無一定之規。
清亡之後，古城北京開始現代化的改造，需要建設用的工程藍本和施工程序，時任交通總長的朱啓鈐只找到一本《大清會典》。
這是記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權威的書，其中建築規範的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的幾十頁，所有數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爲什麼官府不記載這些技藝？朱啓鈐說：“執筆寫文件的人，一看術語艱深，比例數字都繁複，寫到文件上怕上司詰問起來自己說不清，乾脆都刪汰了。”越這樣，當官的越不懂，實權便落在書吏手中，想寫多少寫多少，隱相欺瞞。
不務實，可乎？
實事求是讓曾國藩出類拔萃，但到底還是難以超越其所處的時代。於是，傳世的文字百萬言，卻終歸跳不出程朱理學忠君孝父的窠臼，意在扶清也就不難理解了。
李鴻章則不然。他繼承了老師現實的態度，卻摒棄了過時的教條，乃能輕裝上陣，輾轉騰挪。
在一次由淮軍和戈登的“常勝軍”組成的聯軍攻打蘇州時，李鴻章爲減少傷亡，策反了同太平軍守將慕王譚紹光不和的八個將領。在戈登的擔保下，他允諾只要取了譚紹光的首級，開門獻城，則必爲八人論功請賞。
可惜，當清軍誘降成功，兵不血刃地拿下蘇州時，八個降將和所有太平軍卻被斬殺殆盡，氣得一直被矇在鼓裏的戈登提着洋槍要找李鴻章算賬。
庚子國變，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奉命北上收拾殘局簽訂條約，臨行前在香港祕密會見了港督卜力。
李鴻章單刀直入：“英國希望誰做皇帝？”（彼時慈禧已位居八國聯軍開列的戰犯名單之首）
卜力：“如果光緒皇帝對這件事（拳亂）沒有責任的話，英國不反對由他出來繼續維持統治。”
李鴻章追問：“我聽到一個說法，說要是義和團把北京的各國公使都殺了，列強就將出面干預，宣佈立一個新的皇帝。若果然如此，你們會選擇誰？”
停頓了一下，李鴻章盯着卜力的眼睛，意味深長道：“也許是個漢人？”
一代人辦一代事，亡清的重任還落不到裱糊匠身上。太極圖另一端人選的輪廓，徐世昌已隱隱約約地看到了。
迷路不是沒有方向，而因方向太多
事物總是從一個極端發展變化到另一個極端，至陰即陽，至陽即陰，譬如晝夜交替，循環往復。因此也可以說，曾國藩就是袁世凱，袁世凱就是曾國藩，看似相反，實質無二。
大頭還記得第一次見曾國藩時，老頭兒長相拙樸如農夫，身邊一隻青藤箱子，長袍上沾着油漬，完全不似一品大員的模樣。
而這正符合袁世凱對他的想象。
權術崇拜早已融入國人的生活，陰謀論成爲衡量世相百態的唯一矩尺。人們口耳相傳着關於曾國藩的神話，在書商的推波助瀾下，距離真相越來越遠。
這是一個女生恨不得畢業就嫁入豪門、男生巴不得有內幕消息一夜暴富的投機時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註定學不了曾國藩。
曾氏之學類似巴菲特的投資理念，做長線。曾國藩一輩子都在強調勤與恆（身勤則強，逸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忘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說無論什麼事，要想做成樣子，必須有兩點，一是規模，一是精熟。而這兩樣，都從勤與恆中來。
當然你會說，這有啥稀奇的？小學思想品德課就天天聽類似的碎碎念。
的確，老曾給的“成功祕笈”知易行難。他不厭其煩地告訴你“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處心積慮，不達目的決不止”，“凡全副精神專注一事，終身必有成就”，甚至連“不譏笑人，不晚起”這麼迂直的話都拋出來，就是告訴你在中國這壇大醬缸裏要想排除干擾矢志不渝，何其之難！
當看到京浙會的小姐都開奔馳上班時，你還能繼續淡定地埋頭做好手上的工作嗎？
世間從來就沒有什麼靈心一動、當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藝術上，也如費里尼所說，“爲了逾越常規，才需要嚴格的秩序”。
曾國藩堅信這一點，所以忍耐到底，徐圖自強，不爲人言所動。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懷才不遇時，以“耐冷”爲要；貧困交加時，以“耐苦”爲要；應酬繁多時，以“耐勞”爲要；遇到同輩以聲氣得利、晚輩以幹請得榮時，以“耐閒”爲要。
至於“術”的層面，曾國藩雖也歸納總結，但從來就不是他研究的重點。
因此，老曾的文章，讀來質樸實在，有種你正急匆匆趕路，一好心的老農在旁邊吆喝“小夥子，留神前面有坑”的親切感。
世事如棋豈能盡知？但求步步爲營、苦心耕耘而已。
晚年的曾國藩半是無奈半開玩笑地對弟子郭嵩燾說，等他死後，墓碑上就刻六個字：不信書，信運氣。
誠如斯言。
徐世昌認定袁世凱可交，也是看重他那股闖勁和韌性。這一點在年輕時尤爲重要，曾國藩就經常勸勉家中子弟：“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此時不試爲之，此後必將不肯爲矣。”
在談到“剛柔”問題時，徐世昌認爲，太剛則折，太柔則廢；至剛無剛，至柔不柔。剛柔並濟是理想狀態，但能做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又有幾人？
袁世凱則深信“至柔可以克萬物”。
徐世昌卻告訴他，曾國藩不會這麼說。
很好理解，湖南人霸蠻。
曾國藩認爲柔弱本身無法制勝，必須包含雄奇之力。比如你不能看到瀑布雄偉就說水的力量很大，水本身是至柔至弱的，之所以能產生力量是因爲有勢能。
心念及此，徐世昌心裏咯噔了一下：也許這正是二者的差別！一個強陽弱陰，陽體陰用（保清的曾國藩）；一個強陰弱陽，陰體陽用（亡清的袁世凱）。
如果說“寓深雄於靜穆之中”的曾國藩在人生的盡頭栽到了天津教案上，那麼，“負陰以抱陽”的袁世凱會怎樣？
徐世昌還看不透。
他唯一能看透的是一個趨勢：從兵爲國有到兵爲將有。
爲什麼《走向共和》裏的袁世凱總喜歡說“知我者，菊人兄也”？
因爲知袁者，徐世昌也。
大頭從懷裏摸出一封信，一封永定河河道周馥（1837—1921）寫給李鴻章的推薦信。被舉薦人是袁世凱。
周馥和袁保齡曾同爲李鴻章帳下幕僚，私交甚好。袁保齡見侄子在家鄉花光了積蓄，又沒考上舉人，有心幫他一把，但自己寫薦書有請託之嫌，便讓周馥出面。
李鴻章時任直隸總督，炙手可熱勢絕倫。這封信的分量有多重，不難想見。
徐世昌的看法同袁世凱如出一轍：李鴻章帳下進士如雲，你要不是個舉人，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可大頭只是個秀才，還是買的。所以，平臺雖好，齊大非偶。
袁世凱的想法是投奔時任浙江提督的吳長慶，敘述一番後，徐世昌然其說。
亂世即將到來，千言萬語都濃縮在四個字中：兵爲將有。
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
南下途中，經過上海。
古來成大事者必有三項過人之處：愛才如命，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第一條自不待言，而後面兩條，大頭更擅長使錢。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金錢收買不了的人十個裏有一個就不錯了，因此，武力消滅是迫不得已的下策。
上海灘遍地都是黃金，可袁世凱沒找着錢卻找到了真愛——晚清果然不是一個平庸無奇的小時代。
十里洋場的繁華還來不及欣賞，盤纏便即將告罄。袁世凱宅在旅店心急如焚，崩潰得直用他那顆大腦袋撞牆。
一個冬日的午後，寂寞的大頭在閒逛時禁不住誘惑，鑽進了一家妓院。
穿過嘈雜的人羣，從天井向二樓一處僻靜的角落望去，一個身着白色旗袍的女子側倚着欄杆，正靜靜地練笛。慵懶的陽光將空氣裏的塵埃打得顆粒畢見，沐浴着光輝，女孩清秀的臉龐顯得格外動人。
乍見之下，袁世凱站住了，像被電流擊穿全身。一個三百六十度的搖鏡頭全景式地展現了他內心莫名的驚喜，好似納蘭容若猛然間又見初戀情人時的“相逢不語，一朵芙蓉著秋雨”。
大頭心道：“如果世間真有曹子建筆下‘穠纖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之人，那一定是指眼前的這個女子。”
她叫沈玉英，蘇州人。爲了她，袁世凱牀頭金盡，兩人墜入愛河。
人言婊子無情，但沈玉英是真愛袁世凱。
大頭年輕時身材尚未發福，除了頭大一些，整體上屬於一表人才。再加上能說會道，天生把妹達人，沈玉英被哄得死心塌地，拿出私房錢給大頭當盤纏，勸他早離上海，另謀出路。
愛情不是張嘴奧迪伸手迪奧，而是曇花一現的夢幻泡影。真正走到最後的，是情義。沈玉英讓杜十娘不再是傳奇，更羞煞了一幫拜金比拜佛還虔誠的上海女人。離別前，玉英備酒送行，含淚對大頭說：“你走以後，我就出錢贖身，搬出青樓。切記努力功名，不要相負。”
大頭指天誓日，揮淚而別。
由於中法關係日益緊張，沿海戒嚴，慶軍六個營已移防至山東登州。袁世凱一路向北，在途中結識了阮忠樞。
阮才子後來成爲袁世凱三大筆桿子之首，另外兩人夏壽田、張一麐雖亦受倚重，但終不敵阮忠樞和大頭幾十年的交情。
阮忠樞作文，常常揮毫而就，所擬文稿“最當袁意”。袁世凱的奏章書信，大多出自其手筆，甚至連朝廷的御旨，也時由阮來起草。
而同時，阮忠樞又是一個喜歡打麻將抽鴉片的舊式文人，剪了辮子可以直接去演《書劍情俠柳三變》。大頭有重要公文需要他擬寫時經常找不到人，派家僕去尋，不在煙館就在妓院。
找到了人也不耽誤事，用腰帶把自己捆在椅背上，寫好文章繼續尋歡作樂。
1881年5月，袁世凱來到山東登州，正式投入吳長慶營中。
事實上，慶軍雖說歸淮軍管，但因不是嫡系部隊，不受待見，吳長慶和李鴻章基本貌合神離。
慶軍的前身是吳父在老家辦的團練，發展到五百人後被淮軍收編。
然而，團練不是團購，下個單就不管售後。一幫人都是鄉里鄉親走到一起的，管你是李鴻章還是李鴻藻，人家只認吳長慶。
更何況，你直隸總督是從一品，我浙江提督也是從一品，聽你調度那是服從安排識大體。
作爲武官，吳長慶深感自己喫了沒文化的虧（連秀才都不是），只好缺啥補啥，在帶兵之餘手不釋卷，網羅文士，被時人稱爲“儒將”。
進士出身的李鴻章聽說後差點沒笑掉大牙，需要找茬時便指責吳長慶“羅致文人以通聲氣”。
此時，吳長慶見故人之子來投，非常高興，欣然收留，並刻意培養，嚴加指點。
吳長慶受夠了李鴻章的鳥氣，不想自己的悲劇在下一代身上重演的他爲袁世凱請了最好的老師：深得吳器重的幕僚張謇。
南通人張謇（1853—1926）餘生還將和袁世凱過招無數，第一回合大頭留給他的印象是：態度謙恭，文章狗屁不通。
雖然眼下張謇只是個秀才，但衆所周知他後來高中了狀元。做人要厚道，你不能拿一個狀元的審美標準來衡量大頭的文章。
就在袁世凱因辦事幹練被提拔爲營務處幫辦（總管慶軍各營的司令部，幫辦排在總辦和會辦之後）時，山東之東，再一次波濤洶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