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26歲的朝鮮太上皇 - 中國誤會了袁世凱

　　什麼環境都能適應的不是人　　對高麗人一以貫之的“事大主義”不能飽漢不知餓漢飢地簡單予以鞭撻。蕞爾小國，強鄰環伺（中日俄），你不讓人事大莫非事小不成？　　朝鮮李朝，建立於朱元璋時期，與明清相始終，已延續近六百年。　　明清易代，高麗人覺得滿人入關是“用夷變夏”，自己成了華夏文明的最後一方淨土，朝使訪華時經常抒發一下“使者遙尋秦地界，夷人驚怪漢衣冠”的感慨。　　除此之外，基本上還算是安分守己的屬國。　　時至晚清，天朝的版圖囊括了緬甸、暹羅（泰國）、越南、琉球、高麗、蒙古和西藏。這些“化外之地”被分爲兩類，A類如蒙古、西藏，歸理藩院管，派駐大臣；B類如高麗、越南，俯首稱臣，按期朝貢，新王即位必須上報接受中國皇帝冊封。　　對此，翰林院侍講學士周德潤解釋得很清楚：守在四夷。　　以琉球守東南，以高麗守東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與國同休戚，弭禍於未萌。　　屬國作爲外線，拱衛國門，擱古代沒什麼問題。問題在於，歷史已經發展到英法聯軍動不動就直插北京兵臨城下的近代，西方列強心態正常的說你和這些屬國是友好睦鄰，不正常的就說你在殖民人家。　　既已成爲燙手的山芋，最好的選擇其實是尊重地緣政治，協助這些小國逐步實現獨立，受國際公法的保護。這樣，即使某國想染指，他國也會干預，遠強於“妾身不明”，最終還是不免淪爲列強的殖民地。　　具體到朝鮮，坐到談判桌上的三方是中日俄。　　對俄國而言，朝鮮意味着擁有不凍港的太平洋出海口。　　對日本而言，以朝鮮爲跳板侵略中國是天皇每晚做夢的主題。　　對大清而言，不管誰佔領了朝鮮，兵鋒所指，威脅的都是滿人的龍興之地東三省。　　客觀來看，雖說十九世紀末列強如雲，恨不得是個小強就來喫清朝的豆腐，但大多屬於渾水摸魚型，打個劫通個商也就罷了。　　除了日俄。　　祖上就有矛盾，賊惦記你，一天到晚花癡般垂涎你家領土。尤其是俄國，蠶食鯨吞，持之以恆；日積月累，手法熟練。　　於是，趁新疆發生回亂時，俄國眼疾手快地霸佔了伊犁。　　當左宗棠抬着棺材用兵新疆時，日本又見縫插針地跳了出來。不知是不是兩國事先串通好了要演“東成西就”。　　1879年，明治維新剛剛開始十一年，日本吞併了本島南邊的琉球國，改爲“沖繩縣”。　　琉球自洪武五年（1372）起隸屬中國，納貢從未中斷，但在萬曆三十年（1602）又向日本稱藩，開始腳踩兩隻船，一踩就是二百七十年…… 　　終於踩出了事。　　以前只是劈腿，現在直接跟那男的把證都扯了，這要是個沒談過戀愛的，估計得操板磚捉姦，血濺當場。　　可惜，清朝國庫空虛，西北又在跟俄國幹仗，爲免腹背受敵，不得不承認了這個既成的事實。　　這已是日本第二次明目張膽的挑釁。　　早在1876年，日本就以朝鮮拒絕邦交爲藉口，出動兵艦脅迫其簽訂通商條約。清政府作爲宗主國，到讓人心寒，以息事寧人的態度指示朝鮮簽訂了《江華條約》。　　外患倒逼內政。　　此時的朝鮮國王是李熙，繼承的是他伯父李昇的王位。李昇沒娃，就讓他弟弟李昰（shì）當“大院君”（攝政王），輔佐年方十二的李熙執政。　　整個一“宋宣故事”。看來《春秋》學得很不好，由此可以證明，孔子不是韓國人。　　家庭矛盾很快出現。大院君思想保守，閉關鎖國，抓起權來一個頂倆。可孩子大了不由爹，誰叫你給娃許了個高智商美女當老婆呢？　　明成皇后閔慈英正潛移默化地影響着夫君李熙，那時，她還叫閔妃。　　閔妃對時局的洞察遠較公公敏銳。她知道，清廷這棵大樹已經靠不住，獨立自強是朝鮮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其實，開化自強也是李鴻章給朝鮮開的藥方。　　對朝的通商交涉都由北洋大臣主管，北洋大臣又是直隸總督的兼差，李鴻章身上擔子不輕。　　在同時代的官員裏，李鴻章是唯一敢把洋人當猴耍的。而且人就好這口，美其名曰“以夷制夷”。　　他將這套縱橫之術傳給朝鮮，勸導李熙開放門戶，同西方各國次第立約通商，以牽制日本，防範俄國。　　琉球問題給李鴻章提了個醒：在日本看來，朝鮮比琉球重要得多。琉球或可不爭，朝鮮則勢在必得。而反觀清國，鬆散的朝貢關係早無實利可圖，卻授人以口實，遺禍於將來。既如此，不如尊重《萬國公法》，讓這些曖昧的小國獨立自強，成爲大國之間的緩衝帶。這樣一來，雖無宗主國之虛名，但仍可暗中遙控，爲我所用。　　可惜，李鴻章算準了國際形勢，對朝鮮國內潛滋暗長的政治鬥爭卻估計不足。　　以閔妃爲首，金玉均、樸泳孝、洪英植爲骨幹的“開化黨”主張效法日本，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對於這幫以日本爲後臺，鼓吹脫離中國的親日勢力，大院君在保守派閔泳翊（yì）、閔泳穆的協助下，嚴厲彈壓，終於成功彈出一個“壬午兵變”。　　國手落子棋真俊　　1880年，朝鮮通過了“開化自強”的方針，在清政府的斡旋下相繼同美英德法等國簽訂了通商條約。　　同時，閔妃集團借軍制改革費盡心機地削弱大院君的權力，不僅裁汰了大院君手創的“親軍營”，還組建了以日本人爲教官的新軍“別技營”。　　當然你會問，大院君是木偶嗎，任人宰割？　　事實上，由於大院君拒絕開放，李熙又日漸長大，清政府便拋棄了老古董轉而扶持國王。　　怎奈李熙生性軟弱，權柄就此旁落到閔妃手中。　　其實，大院君知人閱世這麼多年，早就修煉成一塊辣手摧花的老薑。你不是要改革嗎？我按兵不動，讓你可勁跳，等你把上上下下都得罪乾淨了，再以救世主的面目出來打掃戰場。　　果然，由於新軍在裝備和待遇上遠高於舊軍，激起了後者的強烈不滿。　　爲平息情緒，當局給欠餉已逾一年的漢城駐軍發放餉米。　　結果發出了事。　　餉米中摻了砂石和糠皮，不堪食用。　　這事換做袁世凱處理，手段肯定迥然不同。　　如果一件東西值一塊錢，砍到九毛九，東西不會變，得到的還是那個東西，所以要砍；如果一個人的服務值一塊錢，砍到九毛九，雖然成交了，得到的服務卻可能降低了，所以不能砍，要主動給他一塊一，就能得到超值回報。　　寧可不發先拖着，留個念想，也比徹底傷了人心強。　　於是，憤怒的士兵把糧庫的庫直吊起來打了個生活不能自理。　　更二的是兵曹判書（兵部尚書。爲免僭越宗主國之嫌，朝鮮六部均稱“曹”）閔謙鎬，專門負責火上澆油，逮捕了爲首鬧事的士兵，矛盾迅速激化。　　一幫變兵跑到軍械庫搶了武器，攻佔監獄，又到大院君府上喊冤。　　老戲骨按捺住心中的激動，一副退休老幹部不問世事的模樣，好言寬慰，還貌似不經意地提醒變兵：此事是閔妃勾結日本人所爲。　　陰風煽得很成功，變兵們紛紛發飆，見人就殺。　　先是閔謙鎬等開化黨官員被亂刀砍死，接着日本使館被佔領，日籍教官全部死於非命。閔妃要不是跑得快，假扮宮女逃出王宮，早就被剁成了肉泥。　　漢城大亂，政局癱瘓。　　好孩子李熙又六神無主了，趕緊叫老爸出面維持大局。　　大院君重新主政，恢復軍制，補發欠餉，一場兵變方告平息。　　然而，日本駐朝公使倉皇逃跑的背影告訴觀衆：還沒完，完不了。　　明治政府得悉事變經過後，當即決定舉兵入朝，脅迫朝鮮謝罪賠款、割地簽約。　　清廷駐日公使黎庶昌偵知後，兩次急電署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張樹聲（李鴻章因母親去世，丁憂在家）。一口氣跑到忠清道（朝鮮全境分爲八道，相當於八省。稱“道”是因爲藩屬國的行政區劃要降一級。忠清位於半島西南部）的閔妃也派人趕往天津，通知正在出使中國的金允植向清廷求救。　　於是，幾個常年在某時報上寫專欄的又興奮了。　　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張佩綸壓根沒出過國，分析起日本來居然跟日本人似的如數家珍，最後得出一個日本軍隊“去中國湘、淮各軍遠甚”的結論。　　雲南道監察御史鄧承修上來就是一句“扶桑片土，不過內地兩行省耳”。　　對日本的國力和野心有着清醒認識的，還是李鴻章。只有他清楚，日本早已不是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了。　　而在慶軍營中，針對朝鮮，一直流傳着一個激進的解決方案：廢藩置縣，劃入版圖。　　據說是張謇提出的，得到了吳長慶的認可。　　對這樣一個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可笑方案，李鴻章嗤之以鼻。　　霸佔朝鮮？即使西洋各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日俄也會拼死力爭，到時不僅朝鮮保不住，新疆收不回，本土還有失地之虞。　　當然，眼下最緊要的是搶灘登陸，保衛朝鮮，讓日軍知難而退。　　爲此，張樹聲三次致函總理衙門，要求派兵朝鮮，終獲批准。　　於是，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1836—1895）和慶軍兩路人馬正式開拔。　　出發前，袁世凱果然沒有食言，派人去上海將沈玉英接到了自己身邊。然而，玉英發現，一年不見，袁世凱眼中開始閃現令她不安的殺氣。她不敢直視也不想直視，而是寧可將那個目轉秋波的多情少年的形象牢牢地印在自己腦中。　　威遠艦載着慶軍先鋒，向東駛去。新任的“前敵營務處”（營務處負責偵察路線的屬官）袁世凱和金允植（1835—1922）在船上相識。　　作爲最早掀起朝鮮版洋務運動的高官，金允植之於李朝類似於李鴻章之於清廷。在朝鮮獨立前，一直是鐵桿親華派。　　碧海藍天，一望無際，第一次出海總是充滿了新鮮和豪情。　　大頭誇口自己只需帶幾百個士兵便可直搗漢城，擒拿大院君，忽悠得金允植五體投地，當場賦詩一首拍馬屁，其中一句寫道：　　豪慨似宗愨（què），英達類周郎。　　南朝宋人宗愨十四歲時，叔父問他志向，他豪邁道：“願乘長風破萬里浪”。長大後果然率軍討伐越南，立了大功。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不審勢即寬嚴皆誤　　慶軍六營，陸續抵達朝鮮半島西海岸。吳長慶命某營管帶率部首先登陸，卻收到其“士兵暈船，要求暫緩”的回覆。吳長慶一怒之下將該管帶撤職，以袁世凱代理。一夕之間，大頭接管了慶軍六分之一的軍隊。　　當初要真去了李鴻章那兒，估計這會兒還跟小綿羊一樣在各種長輩眼皮子底下老老實實地念書，施展不開拳腳。　　慶軍在馬山浦安營紮寨後，軍紀迅速渙散。　　一天，吳長慶和張謇正在帳中謀劃，袁世凱徑自走進來，道：“我軍有姦殺劫掠之事……” 　　吳長慶厲聲打斷道：“爲什麼不嚴辦？” 　　袁世凱：“當時已請出吳帥賜我的令箭，正法七人。現有七個首級在此呈驗。” 　　張謇駭然不已，吳長慶卻高興道：“好孩子，不愧爲將門之後。” 　　將門之後顯然殺上了癮，殺到了太歲頭上。　　吳長慶一個遠親在軍中當差，仗着有後臺時不時爲非作歹，還打傷了一個朝鮮平民。袁世凱要以軍紀處之，吳長慶讓他刀下留人。　　大頭佯裝應允，“以案上圖書請吳閱”，自己卻悄悄潛出，斬殺那人後入而請罪。人死不能復生，吳長慶也只好自找臺階道：“執法固當如是”，並告誡在營親族，謹守軍法。　　袁世凱這幾步險棋沈玉英看在眼裏，急在心頭。於是，她把袁保慶編寫、大頭隨身攜帶的《自乂瑣言》攤開放在了顯眼的位置。　　當晚，袁世凱下班回家，赫然看到《自乂瑣言》上的一句話：　　古今將兵，必先以恩結之，而後加之以威，乃無怨也。　　大頭如何不知玉英的心思？然而，玉英卻未必理解大頭的志向。　　亡清，任重而道遠。若天不假年，也只有徒嘆奈何。　　袁家祖上三代皆不壽，死亡的陰影籠罩在袁世凱的心頭，不得不以強韌之心力壓制到心房的一角。然而，恐懼如噬骨的毒蛇，陰魂不散地盤繞着、凝視着，使大頭不敢有絲毫的懈怠…… 　　時不我待。　　當然，他也可以選擇做一個商人或者政客，無論富甲一方還是權傾一時，對玉英這樣一個平凡女子，都是樂見其成的。　　然而，袁世凱想到的卻是兒時在潁河觀鵠（天鵝）時的場景。　　只見其引頸而立，像是殷切地等待着什麼。當然，肯定不是戈多。　　體態雖說優雅，但順着目光，你不禁想問：夜空中，吸引它們的究竟是什麼？　　也只有燦爛的繁星了。　　和“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相比，對大自然的神祕與不可知心懷敬畏是一種偉大的進步。　　不必奢談以人爲本，人，不過是宇宙萬物中的一員。　　如果天花之於人是一種病毒，那瘋狂膨脹、以破壞環境爲樂的人類之於地球又何嘗不是病毒？　　世間之物，皆跳不出生生相剋。天花肆虐了幾千年，卻在20世紀末絕跡；人類無限繁殖，卻在同一時間發現了HIV，再也無法縱情享樂。　　事實上，每個人都是彼此生命中的過客，親人、愛人、恩人、仇人，有的逗留的時間長，有的一晃而過。白天的歡鬧不是人生的真相，它用忙碌和喧囂讓你暫且忘記了死亡。只有當你仰望夜空時纔會發現，永恆的是孤獨。　　真正嚴肅的哲學命題只有一個，那便是死亡。　　你可以不關心一切，但終究要面對死亡。死亡的痛苦不在於死亡本身，而在那種思維消失的狀態被無涯的時間宣判了永恆，光是想一想，心臟都會顫抖。　　一切的終點都是死亡。不管你承認與否，人生的本質是虛無。　　然而，明知必死無疑，仍在掙扎求生；明知毫無結果，仍然苦中作樂。《美麗人生》告訴觀衆，淚中有笑，也能點燃黑暗裏的一線光明；福柯告訴讀者，人不過是由其所處環境的教條和習俗苟合之後的產物，理想的人生不應服從這種宿命的安排。　　人生本沒有意義，需要你自賦其意義。　　對袁世凱來說，再多的美女和財富都給定不了他意義。人生是一場遊戲，輕易到手的，很快便會感到空虛。因此，終極的意義是亡清。　　亡清，不必高談蒼生大義、國仇家恨。亡清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存在感。　　正因如此，袁世凱對當時的時尚活動、社交必備抽鴉片深惡痛絕。　　吞雲吐霧中，多少煙鬼向虛無繳械投降。　　進入漢城後，慶軍裏抽鴉片的日漸增多，這幫人往往組隊跑到朝鮮平民家，抽完了就調戲良家婦女，影響極其惡劣。　　對此，緝毒先鋒袁世凱每天拿着吳長慶給他的令箭，帶着行動小組四處走訪，看到喜歡鳩佔鵲巢的煙鬼兵便就地正法，懸頭示衆。　　一幫兵痞不幹了，仗着法不責衆，暗中糾合到一起，以煙癮深沉不能服役爲由，請求給資遣散。　　大頭怒了：幫你們戒毒還反過來威脅我！　　於是，他備好刀索，讓人出去傳話：挨個進來領吧。　　結果，進來一個死一個，連遺言都來不及說，整個一植物大戰殭屍。　　吳長慶聽說後，試探袁世凱道：“果能一一執而殺之？” 　　大頭鎮靜道：“示威必不敢前，示怯必蜂擁至。若真是全體俱來，便都綁了，逐一刑訊，認癮者殺無赦，不認者寬釋之。殺上一兩個，餘者皆不敢認。” 　　那一刻，烈士暮年的吳長慶纔算真正認識了眼前的這個後起之秀。　　當然，大頭也不是逮誰滅誰，而是懂得恩威並施、寬猛相濟。他一再告誡說：“服從軍令就是我的手足，違抗軍紀便是我的仇敵。我信賞必罰，絕不偏袒和遷就任何人。” 　　這些話軍訓教官都會說，能不能做到便因人而異了。　　對士兵的伙食日用，大頭非常重視，下令必須充分供給。遇有生病的，不顧傳染與否，都攜藥探視。夜間巡營，見有在外露宿者，即招呼其入室休息。陣亡者，必視殮祭奠；負傷者，必監督救治。　　最重要的是，這一切都不是在拍新聞。　　將心比心，士卒們無不感動發奮，樂於效命。而朝鮮的軍民百姓，則更是對大頭感恩戴德。　　人生最大的冒險，就是過你夢想的生活　　金允植見慶軍在漢城站穩了腳跟，立刻建議誘捕大院君，歸政國王。吳長慶命袁世凱“密爲佈置”。　　1882年8月，大院君赴慶軍回訪，大頭設計將其衛士阻於軍營之外。　　寒暄之後，大院君覺得氣氛有異，在與吳長慶筆談（同文不同語）時轉文，寫道：“將軍將作雲夢之遊耶？” 　　典出劉邦借巡遊雲夢澤之機，消滅敵方諸侯韓信、英布。　　很明顯，暗指吳長慶以平亂爲名，實則欲對他不利。　　吳長慶支吾其詞，不忍發動。袁世凱持刀在側，大聲道：“事情已經泄露，遲則生變！” 　　隨即督促左右將大院君強行扶進轎子，星夜奔赴馬山浦，登上兵艦，押送天津。　　權力又回到了國王手中，閔妃也全身而返，除了用《濟物浦條約》換得一個在漢城駐軍的權力，日方沒佔到什麼便宜。　　而從李熙到閔妃，朝鮮王室對中國的向心力大大增強。　　9月中旬，在王宮舉行的宴會上，袁世凱備受國王禮遇。月底，李熙又就訓練新軍之事單獨召見大頭。　　而在吳長慶向朝廷請獎有功人員的名單中，更是首列袁世凱。評語：治軍嚴肅，調度有方。　　於是，大頭撈到了一個從五品的同知銜，成爲他亡清霸業的起點。　　開化黨成員金玉均、樸泳孝、洪英植見閔妃倒向中國，逐漸蛻變爲“帶路黨”。他們天真地以爲，把日本人帶進漢城，高麗就能獲得“解放”。　　李舜臣泉下有知，估計得氣活過來。　　事實上，在李鴻章的籌劃下，清廷的對朝政策早就升級爲以扶助朝鮮實現獨立自強爲主要目標。要不是日本事兒媽一樣地找茬兒，假以時日並非沒有可能。　　現在兩軍對峙，清廷再也不敢掉以輕心，對朝鮮政局，以控制和穩定爲要。改革陷入了停滯。　　開化黨當然不甘心，一面勾結新任駐朝日使竹添進一郎，一面把寶押到了李熙身上。　　李熙不是康熙，但這不影響他思想進步。金玉均和樸泳孝利用李熙愛聽外國新聞的喜好，經常跑到宮裏縱論國際形勢，力主改革體制，得到了李熙的支持。　　於是，巡警局、郵政局先後成立，並開辦朝鮮最早的報紙《漢城旬報》。十天才出一期，跟已發行了十二年的日報《申報》比起來不可謂不寒酸。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編練新軍。袁世凱常年鑽研操典戰術積累的心得此刻派上了用場，爲李熙訓練出一支標配來復槍和開花炮、整整一千精銳的“新建親軍”。　　同時，也提高了自己在朝鮮軍隊裏的威信。　　1884年初，中法摩擦不斷，大清的宋曉軍們敏銳地捕捉到新的熱點話題，將昨天還恨不得千刀萬剮的日本拋諸腦後，調轉槍頭，集中火力猛攻法國。中法戰爭一觸即發。　　丁憂期滿，復任原職的李鴻章將慶軍六個營一分爲二，命吳長慶率三個營撤回山東，防備法軍從海上進攻。　　當然，要說此舉沒有任何削弱慶軍的私心在裏頭，也不客觀。但年初吳長慶去天津會見李鴻章時，後者就已覺察到他咳喘氣短，重病纏身，恐命不久矣。　　把吳長慶從天寒地凍的朝鮮調回，於公於私都說得過去。　　可底下人不這麼想。兩個月後，吳長慶在國內去世，被好事者煞有介事地解讀爲“含恨而終”。　　吳長慶死後備極哀榮。袁世凱送了一千兩銀子的奠儀，差不多是他一年的俸祿。李熙也下令在漢城爲他修建靖武祠。然而，駐軍走了一半，狼子野心的日本又怎麼可能對此天賜良機熟視無睹？　　漢城上空，黑雲密佈。　　當然，李鴻章敢弄險撤軍，也是低估了“帶路黨”的活動能量，以爲李熙和閔妃既已俯首稱臣，陳樹棠派往朝鮮任商務總辦（最高民事長官），穆麟德（德國顧問）代管海關，分別從民政和關稅兩方面牢牢掌控了朝鮮，便萬事大吉。　　而留駐朝鮮的三個營，統帥也皆非等閒之輩。吳兆有和張光前都是征戰多年、官居總兵的二品大員；袁世凱僅僅二十五歲便獨領一營，可謂火箭速度，但其軍事才能和外交手段的確令人不得不服。　　如果說慶軍裏還能找出一個人，可以把李熙哄得團團轉，那非袁世凱莫屬。　　最讓吳兆有和張光前眼紅的還是營務處總辦（參謀長）一職。有實權，大肥缺，吳長慶臨終前也交給了袁世凱。如此超擢，瞬間擊碎了吳張二人的心：裝了那麼多年孫子，還沒學會兵法。　　的確，爺爺都是從孫子一步步走過來的，但對袁世凱而言，當官只是他亡清偉業的第一步。爲了迅速扶搖直上，不得不揚才露己。　　當然，頭角崢嶸總是容易激起庸人們的不滿。他們的邏輯很簡單：喫皇糧，混日子，你那麼積極趕着去投胎啊？　　張謇雖說是幹實事的，但也小肚雞腸。一開始大頭跟他不熟，又執弟子禮，有點放不開，他就寫信給袁保齡告黑狀，說大頭世故客氣，很做作。　　好吧，打成一片是嗎？那我們丟掉那些繁文縟節，有事說事。　　結果張謇又受不了了，覺得大頭隨着地位的提高，越來越不尊重他。這主要體現在對他的稱呼上，從“先生”到“某翁”到直呼“張兄”，“愈變愈奇”，讓他難以接受。　　最不爽的是吳兆有。　　吳長慶走後，他是“朝鮮防務總辦”（最高軍事長官），袁世凱只是“會辦”，二把手。可李熙跟喫錯藥了似的，把總辦晾在一邊，啥事都找袁世凱商量。　　再加上整飭軍紀時被袁世凱打壓的那些兵油子，一幫人天天湊到一起就合計着怎麼“倒袁”。　　過過嘴癮罷了。　　袁世凱的職務是北洋大臣任命的，只要人不反黨反社會，吳兆有就是恨死，也只能自己做個小人在家扎着玩兒。　　甲申政變　　關鍵時刻，還是文人陰損。　　張謇彙總了一下民憤，開始寫那封晚清著名的罵書。　　從陳琳罵曹操到駱賓王罵武則天，罵體文總是不缺文采，張謇也不例外。卓爾不羣的是，他沒有止步於謾罵和嘲諷，在一逞口舌之快的同時，狠狠地抓住了袁世凱的把柄：妄稱欽差。　　在官大一級壓死人的晚清，這可真是一個滔天的罪名。　　張謇稱，袁世凱在行文發函時，經常落款“欽差北洋大臣會辦朝鮮防務總辦營務處”。　　這句繞口令翻譯成白話文就是：親，我是皇上任命的北洋大臣哦。同時，我還兼任“朝鮮防務會辦”和“營務處總辦”，真是藝多不壓身。　　張謇所言，查無實據。　　從當時流傳下來的公函看，大頭署名均爲“欽差大臣”，空格，“奏派”，然後纔是後面兩個職務。意爲“我的任命是由李鴻章上奏委派的”。　　當然你會說，直接寫自己的職務不就得了嗎，幹嗎要拉大旗作虎皮，還讓猥瑣男張謇抓住把柄借題發揮？　　這實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陳樹棠的“商務總辦”沿襲的是宗藩體制，各國駐朝公使均不承認，因爲認了就等於承認清廷是“天朝上國”，自己的國家和朝鮮都是藩屬。　　洋人們吵吵着“商務總辦”就是個商務代表，不具備使節的地位。於是，陳樹棠在各種場合都受到蓄意的怠慢和輕視，“卑亢俱難”，幾乎無法開展工作。　　對此，袁世凱的解決辦法是在名義上做些文章，唬住外國人，這樣既防止了窘辱，又有利於推進各項工作，換做李鴻章，也一定會這麼做。　　果然，李鴻章並未深究此事，張謇敗給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而清廷，則敗給了疏忽大意。　　“帶路黨”晝夜不停地修路，終於感到勝利女神在向他們招手。　　袁世凱明顯覺察到李熙對他的態度日趨冷淡，和親華派大臣金允植、閔泳翊聊天時，兩人也是怨聲載道。　　他預感將有大事發生，吳兆有又一副“對不起我是局外人”的模樣，便只好越級去函給李鴻章。　　信中，對朝鮮版劉禪李熙，袁世凱怒其不爭，抱怨“雖百計誘導，似格格難入”。並提醒李鴻章，李熙託庇列強、圖謀自立的離心傾向越來越嚴重，自己則“日夕焦灼，寢食俱廢”。　　李鴻章接信後下令朝鮮駐軍堅守鎮靜，密切關注局勢變化。　　可惜，再密切，也趕不上變化。　　1884年12月4日，甲申政變爆發。　　當晚六點，開化黨骨幹、郵局總辦洪英植以郵政大廳落成爲名，邀請陳樹棠、穆麟德、閔泳翊以及各國使節赴宴。　　日使竹添毫無懸念地託病不出。　　席間，開化黨黨徒在廳外縱火，賓客們紛紛跑出去觀賞。　　結果，閔泳翊被一擁而上的黨徒砍成了重傷，賓主譁散。　　開化黨成員金玉均趁機入宮，謊稱清軍作亂，砍傷了閔泳翊。李熙、閔妃當場就被嚇傻了。　　在金玉均的恐嚇下，李熙手書“日本公使來衛朕”的敕書，由開化黨成員樸泳孝拿着，引日使竹添帶日軍進宮。　　李熙、閔妃和王子被遷往景佑宮，遭到軟禁。　　金玉均矯詔宣親華派大臣閔泳穆等入宮，進來一個處死一個。　　次日上午，開化黨通告天下，宣佈政變成功，黨員們坐地分贓，各履新職。　　親華派領議政大臣（相當於軍機首輔）沈舜澤帶着印鑑文書，哭哭啼啼地和金允植跑到清軍軍營，要求發兵救主。　　吳兆有與張光前均表示沒有北洋的命令不敢妄動，陳樹棠也認爲朝鮮國王又沒主動求救，師出無名。　　請問被軟禁了怎麼求救？又不是拍《紅巖》，關渣滓洞還能往外遞紙條。　　北洋的命令？對不起，郵政局剛成立，電報線還沒鋪好，真要等上面的命令，袁世凱腦中只能浮現出這樣一組畫面：　　一個騎兵高喊着“八百里加急”來到馬山浦，累死了一匹馬；　　北洋兵船從馬山浦離港，函送天津的北洋衙門；　　李鴻章寫信給總理衙門，奕譞（xuān）上報朝廷；　　軍機處討論出結果彙報慈禧首肯後，相反的次序再來一遍。　　等接到命令，黃花菜都涼了。　　程序要走，但袁世凱力主出兵，旗號就打“應朝鮮文臣之首沈舜澤的請求”。　　吳張二人繼續裝局外人，袁世凱怒了：“如果因挑起爭端而獲罪，由我一人承擔，絕不牽連諸位！” 　　吳張二人這才勉強答應。　　關鍵時刻，新建親軍派上了用場。由於袁世凱利用當教官的機會廣植黨羽，此刻又捨得割肉，發上等成色黃金六百兩，新軍三個營都甘爲袁世凱用命。　　於是，大頭率己營和新軍自任中路，吳兆有、張光前各領己部爲側翼，分三路攻打王宮。　　中途路過穆麟德家，聽說被砍殘的閔泳翊就躲在裏面。　　袁世凱想進去探視，順便打聽一下情況，卻被一個戴黑框眼鏡的持槍門衛攔住，死活不讓進。　　此人面相斯文，卻毫無忌憚之色，忠於職守，給袁世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叫唐紹儀（1862－1938），字少川，留美幼童之一。　　驚魂甫定的閔泳翊祥林嫂附身，連說“開化黨殺我”。　　其實，“帶路黨”的後臺老闆竹添此刻比任何人都恐懼。　　竹添是個學者型官員，經常寫些《毛詩會箋》《論語會箋》的國學書籍，想必非常仰慕中國文化。　　但這不影響他動不動就喊“班哉”（天皇萬歲）。　　竹添到任後積極扶持“帶路黨”，眼見中法戰爭爆發，又慫恿金玉均發動政變，建立親日政府。　　政變計劃報上去後卻被壓了下來，原因是天皇的桌上擺了一封更令他恐慌的密報——駐華日使奏稱，中法正在談判，法國有意割佔臺灣。　　站在日本的立場看，朝鮮“寄存”在清廷手中很安全。而隔海相望，多了一個法國的軍事基地，日本無論如何喫不消。　　因此，天皇不願就朝鮮問題給清廷施加壓力，意在臺灣。　　可只謀一隅的竹添不管，他不能讓小弟們失望，不然以後怎麼帶團隊？　　於是，狂熱分子竹添不待政府批准，兀自發動了政變。　　一切戰鬥都是心戰。擅啓邊釁的後果竹添比誰都清楚，內心深處的搖擺不定註定了此役的結局。　　誰讓我過愚人節，我就讓他過清明節　　清軍趕至王宮，袁世凱驚訝地發現，“帶路黨”竟然沒關宮門！恍惚間還以爲對方在玩空城計。　　其實，竹添是想營造局勢已恢復正常的假象，希望清軍面對現實，節哀順變。這要換一個人估計就接受了，可惜他遇到的是鬼見愁袁大頭。　　開打前，袁世凱留了個心眼。他致信竹添，裝傻充愣，說朝鮮內亂，敝軍與貴部同有保護國王之責。現城內民心思亂，有傳言說亂民準備打進王宮。“弟恐國王再受驚嚇，又恐貴部遭受圍困，故率軍進宮，馳援貴部，別無他意。” 　　把責任撇得乾乾淨淨。　　等了一會兒沒收到回信，袁世凱將此信傳示衆人，自留一份，這纔開戰。　　入宮後，守軍猛烈射擊，槍子如雨，清軍還擊，雙方展開激戰。　　前後左右，所有的人都倒下了。硝煙中，袁世凱滿臉污血，奮勇當先。突然，敵軍機槍齊發，“噠噠”聲中，又有兩個士兵踩中地雷，被炸飛到空中。　　地雷距大頭不過十步，聲浪將他震翻在地，受了輕傷。　　再起身時，已是雙眼矇矓。拔劍四顧，耳鳴蓋住了環境音。　　袁世凱，你忘記了自己的理想和誓言嗎？你忘記了“丁戊奇荒”中嗷嗷待哺的饑民的倒懸之苦嗎？！　　你忘不了。因爲在你很小的時候，最不拿人當人的人，反倒大談仁義？何以好的思想寫在書本上，從來沒有實現過；壞的事情已做絕，書上卻只記着一小部分？　　學者們搖脣鼓舌，不知疲倦地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裏耕耘着一棵名爲“學問”的植物，殊不知幾千年來，文字排列組合的可能性已被窮盡，卻仍未解決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爲什麼正義戰勝不了邪惡，光明從來輸給黑暗？　　慰庭，你的降生就是爲了終結這道斯芬克斯之謎。　　因此，那顆大腦袋裏裝着的不是血肉，是信念。而信念，慰庭，是殺不死的。　　想到這，袁世凱重新振作起來，號召大家並進。一時間，士卒爭先，聲震屋瓦。　　眼看戰局不利，竹添怕了，率軍退回使館。金玉均和樸泳孝跟得很緊，卻犯下一個致命的錯誤：把國王扔了。　　沒了國王，政變就失去了合法性。還好洪英植清醒，護衛李熙出宮赴北廟避難。　　混亂中，閔妃帶着王子跑到清軍大營。　　袁世凱一直打到景佑宮後院，纔看見吳兆有被兩個士兵攙着，一邊哭一邊倉皇走避。　　大頭問他緣故，回答說：“自己一入宮就受到攻擊，士兵們都逃跑潰散，不知所蹤。” 　　袁世凱笑道：“你這副模樣，敵人就能放過你嗎？不要亂我軍心，趕緊回營收拾殘兵吧。” 　　天快黑時，勝負已定，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槍聲。　　之前一直沒看到張光前。原定計劃張部走西路，率軍攻打金虎門。眼下都打掃戰場了，才發現張光前的部隊蹲在金虎門內的高牆下躲避子彈，未發一槍進一步。　　大頭不禁嘆息道：“淮軍的暮氣怎麼嚴重到這種地步！” 　　而且，經此實戰，袁世凱發現一個嚴重的問題：淮軍士兵放槍時竟不直視敵人，眼睛看着一旁，一副不忍殺生的模樣！　　如此打仗，可謂形同兒戲。　　夜間，打探到國王下落後，袁世凱又帶兵去奪，洪英植試圖阻攔被殺。　　與此同時，日本使館遭到漢城市民的圍攻，竹添爲防不測，在致信袁世凱推諉過責後燒了使館，帶着館員、駐軍和“帶路黨”骨幹逃往仁川領事館。　　次日，李熙在袁世凱營中召集金允植、沈舜澤，並召見各國使節，告以政變平息。　　回宮後，袁世凱應李熙之邀，居於偏殿，朝夕會晤，握手談心。各曹大臣每日必造訪袁世凱稟告公事，大頭一手秉筆，一手按劍，儼然青年版大院君。　　名自屈辱中彰，德自隱忍中大　　北風如刀，滿地冰霜，漢城的冬天滴水成冰。　　光禿禿的樹枝上掛滿了冰凌，在風中搖擺。市民們穿着厚厚的棉衣在街上匆匆走過。透過結滿冰花的窗戶，依稀可見屋裏的人圍着爐火在烤手。　　袁世凱踱來踱去，忐忑地等待朝廷的欽差。　　李鴻章接到甲申政變的報告時非常震驚，而朝廷的注意力正集中於西南邊陲，對朝鮮的風吹草動只以平息事端爲要。　　沒過幾天，新的報告遞上來：我軍翻盤了。　　慈禧愣了：跟我玩欲揚先抑嗎？　　但內心還是蠻欣慰的。　　同時收到的還有兩份文書，一份是日本政府要求嚴懲袁世凱的照會，另一份是以吳兆有爲首的慶軍老人寫的聯名信。　　信中說袁世凱有嚴重的經濟問題。　　這可真是另闢蹊徑。　　慈禧當即着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吳大澂以欽差的身份，赴朝查明真相。　　同一時刻，袁世凱關於政變始末的詳細報告也送到了北洋。覽畢，李鴻章不禁擊節讚賞。　　他立刻發電報給行至山海關的吳大澂，提醒他袁世凱有一份報告，抵朝後勿忘索取一閱。　　按理說，宗主國欽差駕臨如皇上親臨，朝鮮國王必須親來看望。李熙不知道哪根筋又搭錯了，在吳大澂抵達的當天跑去會見新任日本公使井上馨。　　要不是袁世凱出面協調，制止李熙，吳大澂肯定下不來臺。　　第二天答拜國王，袁世凱又爲吳大澂準備了一場好戲。　　在通往王宮的大路上，一路所見，盡是立於道旁的木牌，上書袁世凱在朝的功德事蹟。　　吳大澂疑竇叢生地望着袁世凱，世凱則佯裝大怒，令人悉數拔去。　　返回時，又見如此功德碑，且有朝鮮人跪護於牌旁。袁世凱遂指使手下策鞭驅之，然而驅之復來，勢不能當。見此情景，翰林出身、讀書讀傻了的吳大澂不由得感嘆萬分。　　吳大澂不是瑞澂，比較有血性。都察院又是憤青的樂園，一天到晚就愁中國不多造幾艘航母，一有風吹草動便跳出來喊中國不高興。所以，看完袁世凱的報告，鐵桿主戰派吳大澂已有心維護。　　袁世凱的出色反襯了吳兆有和張光前的懦弱，對二人的態度，吳大澂不經意間有些輕視。　　這更引起了兩人的不滿。見吳欽差對袁世凱“驕矜用兵”的罪名不以爲意，兩人便猛揭其挪用軍餉一事。　　大頭素非貪財之人，錢多害志，只要手頭有閒錢就拿去做感情投資。徐世昌、阮忠樞早年貧困時，都曾接受過大頭不菲的資助。　　此番也不例外。　　攻打王宮時，朝鮮新軍死了不少人，留下一批孤兒寡母，情景淒涼。再加上大亂之後要收攏人心，增強朝人對華的向心力，袁世凱便不經批准，用軍餉賑濟了烈士遺孀。　　動機雖好，但究屬違紀。李鴻章即使內心認同，也不得不照顧慶軍老人的情緒。　　當初吳大澂抵達漢城時，吳兆有等人迎候於江邊，而袁世凱則單騎迎於南門之外，可見嫌隙之深。　　好友金允植回憶說：“外國人都以流言詆譭慰庭，清軍諸將也嫉妒其功勞而中傷他，慰庭因此憤懣不已。” 　　堂叔袁保齡寫信安慰大頭說：“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怨天尤人，有何益處？” 　　是到了退一步的時候了。《莊子》有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謀萬世者又豈在乎一時之得失？於是，袁世凱以養母身體不適爲由，提出回鄉省親。　　袁保齡得知後，拍腿叫好：“此子狡獪，勝過老叔！”但還是寫信提醒道：“你到了天津，千萬不要談吳兆有一字短處。切記，此事關乎你的前程。” 　　回國時，吳大澂欣賞袁世凱的才幹，讓他上了自己的座船。　　一路上，兩人促膝長談，吳大澂愈發賞識。工於篆書的他欣然爲大頭題寫了一聯：　　凡秀才，當以天下爲任；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到達山東港口時，丁汝昌親自駕小船來迎，並對袁世凱不吝溢美之詞：“功成身退，捨得開，走得出，君真偉人也！” 　　吳大澂後來也對李鴻章說：“公一向以張幼樵（張佩綸）爲天下奇才，在我看來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 　　身爲張愛玲的爺爺，張佩綸的文才不用懷疑。作爲清流派領袖，沒被他罵過的封疆大吏也就只有一個李鴻章——當然，岳丈大人是不能隨便罵的。　　被張佩綸彈劾過的，光三品以上大員就有二十一人，三品以下不勝枚舉。見張大人彈個人比彈棉花還輕鬆，一幫憤青便推他爲盟主，替他們出頭。　　再加上張佩綸“儀容俊偉”，上個街粉絲都要圍觀尖叫。於是，連他愛穿竹布長衫的習慣也被人競相模仿。　　二十三歲中進士的張佩綸成名不可謂不早。慈禧利用清流打擊疆臣的平衡術更使其聲望如日中天。　　結果卻是，摔得很慘。　　1884年，奕訢被趕出總理衙門，代之以更聽話的奕譞。慈禧已無需清流黨替她看家護院，正好張佩綸又義憤填膺地罵法國，便把他派到福建去指揮海戰。　　張佩綸不是王守仁，握筆的手提不動槍。到了福建水師的軍港馬尾，看見法國海軍威武的戰艦，當場不吭聲了。　　水師官兵見他一副雙眉緊鎖的冷峻表情，以爲能拿出什麼鬼斧神工的作戰計劃，結果當晚就被告知要收繳彈藥，嚴禁開釁。　　其實張佩綸的運氣已然很好，因爲他的對手法軍統帥是海軍中將孤拔。　　孤拔比較孤傲，死要面子。開戰前宋襄公附體，無視“春秋無義戰”的現實，不肯搞突然襲擊，而是頗有騎士風範地提前將宣戰佈告和開戰時間送到了張佩綸的行轅。　　此時是上午八點，海岸漲潮，勢態不利於法艦，但凡有一丁點兒韋小寶的氣質，立即開打，孤拔就只有滾回法蘭西了。　　沒想到張佩綸是宋襄公加強版，竟派人聯繫孤拔，說時間太緊，您再延一天，讓我們準備好了再打…… 　　孤拔腦袋又不是方的，自然不會接受這麼荒謬的要求。　　結果，福建水師慘敗，十一艘軍艦被擊沉。張佩綸因臨陣脫逃遭撤職充軍，從此一蹶不振。　　境隨心轉的勇士和心隨境轉的凡夫　　北洋衙門，李鴻章第一次見到袁世凱。　　在問及同慶軍將領的矛盾時，大頭坦蕩以對，絕口不提吳兆有。李鴻章故意論及吳兆有告他黑狀的事，大頭道：“我若有錯，誰都可以說。若沒有錯，錯就在說我的人，與我有何相干？” 　　李鴻章“諮嗟嘆服”。其後再遇吳兆有誣告袁世凱，不唯不聽，且在查明真相後將吳撤職。　　人至賤則無敵。1885年，讓中國覺得最賤的兩個國家無疑是法國和日本。一臉欠揍的表情不遠萬里跑過來招惹你，一拳被放倒，爬起來捂着臉讓你賠醫藥費。　　井上馨就是個中典型，帶着陸軍兩個營，三艘兵船，氣勢洶洶來到朝鮮，準備敲竹槓。　　而且人明確說，這是日本和朝鮮的雙邊談判，不是三方會談，更不是六方會談。見到李熙後，井上馨咆哮着給他算賬：你看，日館被焚了！你看，日本人被害了！　　不知道的還以爲他家祖墳被人刨了。　　李鴻章的指示很不給力，讓李熙委曲求全，哪怕犧牲利益，萬勿與日本相抗。　　這徹底粉碎了朝鮮王室託庇清廷的幻想。　　對李鴻章的行徑不能簡單地理解爲喜歡賣國，畢竟，沒有慈禧的授意，他在談判桌上週旋的餘地很小。　　當然，慈禧也不喜歡賣國，賣國又不是賣身，要承擔歷史罵名。那句廣爲傳頌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是在有生命之虞的特殊情境下被迫說出的，非其本意。　　慈禧身上的弱點帶有鮮明的婦人色彩，愛作意氣之爭，尤其當權位受到威脅時，軍國大事亦可全然不顧。　　而奕訢這輩子最後悔的事就是辛酉政變時幫慈禧上位。此恨綿綿無絕期，以至於臨死時還不忘預測一番：　　我大清江山必亡於方家園（慈禧孃家）！　　歷史走向表明“我大清江山”其實亡於洹上村。　　慈禧的後半生，只有奕訢敢跟她對着幹。今天讓她殺安德海，明天反對重修圓明園，可謂積怨已久。　　中法戰爭打響後，慈禧躲在暗處，把軍機首揆、總理衙門總理奕訢推到前臺，是戰是和，自己從不表態。　　宋朝以降，主戰派佔據了道德制高點，綏靖總是讓人聯想到秦檜。其實，該戰該和，要審時度勢，不能意氣用事。　　辦了那麼多年洋務，深知差距；打了無數次交道，怕了洋人。因此，戰爭一開始，奕訢就想和。慈禧看準時機，暗中鼓動清流黨彈劾奕訢的“和局”。　　衆口囂囂，難展拳腳，奕訢在中法衝突問題上時戰時和，始終沒有定見。　　結果，廣西巡撫徐延旭貽誤戰機，導致清軍節節敗退。言官上疏說，奕訢坐鎮中樞，對用人負有失察之責，請求治罪。　　慈禧這才以主戰派的面目登場，給奕訢安了個“徘徊不定，因循日甚”的罪名，投閒置散，將軍機處大換血。　　時維制約慈禧的最後一道屏障慈安去世三年後，史稱“甲申易樞事件”。　　奕譞作爲一顆政治新星，冉冉升起。　　作爲道光第七子，奕譞（1840—1891）的能力遠不如他兩個哥哥。然而，這正是慈禧所需要的。　　同治駕崩時，皇后已懷有身孕，兩宮皇太后（慈禧、慈安）召集王公大臣議立嗣君。　　奕訢首先抗言，說皇后誕生之期不久，應暫祕不發喪。如生皇子，自當嗣立；如所生爲女，再議新帝不遲。　　慈禧反駁說現在南方亂事未定，國不可一日無主，皇位久懸恐動搖國本。　　慈安顯然想引奕訢爲奧援牽制慈禧，表態說：“恭王之子可以承襲大統。” 　　奕訢叩頭，連道不敢，自己則推薦了溥倫。溥倫是道光長子的長孫，溥字輩中排第一，接載淳（同治）之位，合情合理，也是輿論的主流。　　慈禧轉謂慈安道：“據我之意，似當立奕譞之子載湉（光緒），宜即決定，不可耽延時候。” 　　奕訢聞言，怒謂其弟道：“立長一層，可以全然棄置不顧嗎？” 　　事實上，一向謙抑謹慎的奕譞根本沒料到慈禧會來這麼一出，以至於當天一回到家肝病就犯了，不省人事。　　奕譞論才論志都不如奕訢，人就想過一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即使他的福晉是慈禧的妹妹，也沒有助長其一絲一毫的氣焰，反而愈發小心。　　慈禧曾賜給他夫妻倆一頂杏黃轎，奕譞一次也沒敢坐進去。　　他把家裏的正廳命名爲“思謙堂”，書房取名爲“退省齋”。齋裏的條几上擺着一件周代銅器，盛水半滿則穩定不動，全滿必傾覆倒下，上面刻着奕譞的手書“滿招損，謙受益”。　　看一眼掛在牆上用魏碑體工整抄寫的治家格言，奕譞其人，一目瞭然：　　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若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多膽也大，天樣大事都不怕，不喪身家不肯罷。財也少，產也少，後來子孫禍也少。若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少膽也小，此微產業知自保，儉使儉用也過了。　　光緒年滿十六歲時，按祖制當親政。爲表恭順，奕譞又兩次上疏，請慈禧再訓政數年…… 　　這樣一個職業“打醬油”的角色，清楚自己搞外交辦洋務都不如哥哥，上位後便大搞排外運動，具體到戰術更是一副魚死網破的架勢：放棄炮臺，堅壁清野。彼之火藥有盡，我之刀矛無窮。　　總之一句話，讓洋鬼子陷入到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能自拔。　　晚死幾年，鐵定是義和團團長。　　旭日東昇，牝雞司晨　　對於“農民階級吼一吼，地球都要抖三抖”，慈禧顯然是認可的。因此，她同意了奕譞的備戰方案。　　但誰也沒有雙線作戰的勇氣，跟法國人死磕，跟日本人就要談判。而且在慈禧的觀念裏，東洋畢竟和中國同屬一個文化圈，不像西洋那麼可恨。　　事實上，甲午戰爭前，對日本的野心覺察最早、洞見最深的只有三人：薛福成、李鴻章和袁世凱。　　李鴻章一直致力於在和平的環境中促成朝鮮獨立而不可得，防着日本吧現在上頭又不準同日本人交惡。　　抓住了清廷妥協退讓的軟肋，日方讓井上馨跟李熙簽了個《漢城條約》，敲詐一筆後便匆匆召回，派出了重量級的官員到中國跟李鴻章談。　　伊藤博文（1841—1909）。　　1881年，明治三傑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先後死去，伊藤博文聯合皇室發動政變，擠走了強硬對手大隈重信，成爲政界頭號人物。　　當時的日本雖已在明治天皇的主導下進行了種種自上而下的改革，但一直沒有觸及到根本——政治體制改革。伊藤考察歐洲各國後，決定仿效德國進行實君立憲的制度改革。　　1885年12月，轉型成功。伊藤自任內閣總理，組織人員起草憲法。日本從此由君主專制國脫胎換骨爲君主立憲國，走上了加速發展的道路。　　距1853年，被日本稱爲“黑船”的美國軍艦叩開國門，僅僅過去了三十二年。　　1858年，繼《日美神奈川條約》簽訂後不久，德川幕府又與美、俄、英、荷、法簽訂了《安政五國條約》——再加把油就是天朝第二。　　不過菊與刀的特點是知恥而後勇，大量諸如《清英近世談》等介紹鴉片戰爭始末的書開始在圖書市場上走俏。　　此時的日本，鎖國已逾兩百年，所謂“萬世一系，人人信奉”的天皇其實可憐得跟周天子似的，有空名而無實權。　　孝明天皇窮得連買酒的錢都沒有，偶爾喝一回還得用水勾兌。一個大名（諸侯）聽說後心下不忍，給進貢了一些醃製的鮭魚。天皇喫了一口驚歎道：“世間竟有如此美味！”啃完後連魚骨頭都捨不得扔，吩咐臣下說：“留着，明天我要拿來跟開水泡飯喫。” 　　德川家康當了一輩子“忍者神龜”，果然將縮頭的基因代代相傳。德川幕府的將軍雖然事實上控制着日本，但地方大名在各自的藩內還是擁有高度自治的權力。　　幕府一味姑息的對外政策激怒了武士階層（類似於中國的“士”）中的有識之士，他們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要求江戶（東京舊稱，德川政府首都）方面還政於已喪失實權千年之久的天皇。　　1868年，鳥羽、伏見之戰爆發，幕府軍大敗，德川慶喜退隱。　　於是，歷史再一次顯現了其弔詭之處：“尊攘派”的行爲原屬逆潮流而動（復古、排外），結果卻推動了歷史的潮流（倒幕）。　　王政復古後，封建領地仍各自爲政。威名顯赫的明治天皇爲了在全國範圍順利推行改革，下令各藩將土地和軍隊歸還給政府，並廢藩置縣，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國。　　很快，西方的生活方式席捲了整個日本，在和服外面罩上西服成爲時髦的穿着。　　1872年，當一場大火燒燬了東京繁華的商業區銀座後，取而代之的是超過一百棟帶有陽臺、門廊的西式紅磚建築，街道則鋪有下水道和煤氣路燈。　　不遠處，政府興建了豪華的“鹿鳴館”。名字源於《詩經》中的《鹿鳴之什》，表示對遠方來的嘉賓由衷的歡迎和款待。　　芥川龍之介在《舞會》中生動地描寫了上流精英的社交中心、意大利風格的雙層建築鹿鳴館的盛況：　　燕尾服和裸露的粉肩不停地來來去去，擺滿銀器和玻璃器皿的臺子上，有堆積成山的肉食和松露，聳立似塔的三明治和冰淇淋，築成金字塔似的石榴和無花果…… 　　1885年2月，伊藤博文來華。　　途經上海，伊藤故意與法國公使會面，刻意製造日法欲聯手對付中國的假象，並於3月底到達天津。　　清廷以李鴻章爲正使，吳大澂爲副使，開始談判。　　伊藤上來就拋出三條不平等條約，讓人不禁感慨：還沒當上列強，帝國主義的嘴臉就模仿得惟妙惟肖：　　1．懲處參與事變的清軍將領（示威）；　　2．撫卹事變中遭受損失的日本商民（要錢）；　　3．清軍撤出朝鮮。　　很顯然，實質內容在第三條。前面都是鋪墊，好比你在街上找美女搭訕，先問個路，再聊聊天氣，醞釀好了最終目的是要手機號。　　在李鴻章的折衝樽俎下，最終達成共識：雙方都不駐軍，俟朝鮮遇有變亂，中日兩國如需派兵，要先知會彼此。事平之後，仍即撤回，不準留防。　　至於第二條，無非是賠錢。在這一點上，大清一直都挺大方的，反正是剝削來的，不心疼。　　第一條李鴻章耍了個滑頭。真要懲處，袁世凱的仕途就毀了。他把“懲處”二字改爲“戒飭”，大事化小，說這件事好比“家裏的小孩和鄰居發生了口角，其父兄出面替他們轉圜，也是情理之常”。　　百鍊鋼就這麼化爲了繞指柔。　　爲了迴護大頭，在向總理衙門報告談判進展時，李鴻章故意略去袁世凱的名字不提。　　袁保齡得知後，給袁世凱去信說：“伊藤此次極力想扳倒你，尚賴合肥相國（李鴻章是合肥人）持正，頗費口舌，此節甚是可感。” 　　可感卻也可悲。明明是竹添惹的禍，伊藤卻一口咬定責任在袁世凱。只是當《天津條約》都簽字畫押了，方在宴會里私下表態，說自己也認爲竹添不對，回國後將另擇妥當人選擔任駐朝公使。　　李鴻章評曰：貌似平和，內甚狡黠。　　對於這樣一個看上去基本平等的條約，梁啓超打了個比方：就好像我一直有個僕人，卻忽然與客人約定說，我和你都不能隨便使喚他。誰要想管束他，都必須先請示對方。　　的確，日本雖沒得到什麼，中國卻失去了既有的權利。　　無間道　　見清廷的大腿抱不住了，李熙一夜愁，白了頭。　　於是，穆麟德跳了出來。　　在這部遠比《明成皇后》更爲跌宕起伏的史詩大片中，男三號穆麟德一直處於攝像機幾乎掃不到照明從來不給光的邊角位置，偶爾幾個頷首或驚訝的短暫特寫，也是爲了襯托男一號的英明和反派的兇殘。　　直到劇情發展到這場戲，觀衆才驚呼：原來編劇佈下穆麟德這顆棋子可謂用心良苦！　　是的，穆麟德一直在拍《無間道》。他怎麼打入中國內部，成了清朝的官員，又怎麼運作到朝鮮當海關關長都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現在眼角寒光一閃，跳反了！　　穆麟德找到李熙，拍着胸脯說自己可以在朝、俄之間牽線搭橋，讓俄國協助朝鮮獨立。　　慌不擇路的李熙自然求之不得。　　然而，俄國插手朝鮮事務，引起了日本和英國的嚴重警惕。　　爲了爭奪阿富汗，英俄早成劍拔弩張之勢。同時，英國擔心俄國海軍南下，威脅其在長江流域的利益，已搶先一步佔領了朝鮮的巨文島。　　日本更不消說，頭頂上籠罩着俄國就像懸着一把鍘刀，真要哪天俄國人吞併了朝鮮，鍘刀離脖子就不到一寸了。　　於是，已升任日本外相的井上馨約見清廷駐日公使徐承祖，表示日方希望中國加強對朝鮮用人和行政權的控制，罷免穆麟德，並以強勢果斷之人代替陳樹棠。　　李鴻章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袁世凱。　　在他的鼎力舉薦下，1885年10月，袁世凱被清政府任命爲“總辦朝鮮交涉通商事務”，加三品道員銜，比陳樹棠還多了個“交涉”，成爲清廷駐朝鮮的最高負責人。　　這一年，大頭年僅二十六歲。　　在袁保齡的催促下，袁世凱銷假返津。　　北洋衙門，李鴻章開玩笑道：“如今就像演戲，戲臺已搭成，客人已請到，專等你登場了。” 　　這大半年，袁世凱是身在老家，心繫朝鮮，密切關注局勢的變化。　　對李熙長了一雙隱形的翅膀老想單飛，袁世凱認爲主要原因在於爹孃不在身邊，沒教育好。所以，他主張把大院君送回朝鮮，盡到一個當父親的責任。　　大院君和所有上了年紀的朝鮮人一樣，是堅定的親華派，也只有他，能收拾住李熙那顆小兔亂撞的心。　　李鴻章然其說。　　袁世凱建議派丁汝昌護送，李鴻章擺擺手，指着大頭笑道：“朝人聞袁大將軍至，歡聲雷動，誰敢抗拒？” 　　如果“朝人”不包括王室，這句話還是成立的。　　10月5日，袁世凱陪同大院君抵達漢城。朝鮮的鄉紳父老很給這個年過花甲的老人面子，絡繹來迎，其中不乏痛哭流涕者。　　不孝子李熙卻給他爸來了個下馬威，不僅不派人接，當天還以壬午亂黨之名捕殺了大院君的三個親信。閔妃也黑着臉禁止官員和大院君來往通信。　　袁世凱當即發函痛斥李熙無君無父不忠不孝的卑劣行爲。　　李熙這才倉促設帷帳，迎候於南門之外。　　看來是能教育好的嘛。袁世凱委婉諷勸，向李熙傳達朝廷的政策，說把你爹送回來是全你們的骨肉之情，存你們的慈孝之義，決不準大院君干預國事。　　躲在屏風後的閔妃偷聽到後，猜疑之心稍減。　　將大院君安置完畢，袁世凱立即着手掐斷王室與俄國的聯繫。一方面施壓朝鮮政府解聘穆麟德，一方面約見親華派大臣金允植、閔泳翊，讓他們勿受穆麟德蠱惑，並隨時向自己彙報李熙動向。　　10月10日，不善作文的袁世凱還勉爲其難，寫了一篇《摘奸論》，揭露俄國的陰謀，勸告朝鮮以越南爲戒（彼時法國已憑《中法新約》成爲越南宗主國）。　　10月14日，在俄韓互換通商條約的當天，袁世凱把《摘奸論》送給國王，又遍示羣臣。　　史稱李熙和閔妃“驚悟”。　　其實，驚悟是假的。長期跟大頭打交道，人夫妻倆也學會了演戲。反正已經和俄國搭上了關係，沒必要再同清廷搞僵。　　一場控制與反控制、軟硬兼施（清）和陽奉陰違（朝）的拉鋸戰在袁世凱和朝鮮王室之間打響。　　話說穆麟德被趕走後，留下一批惶然無計的工作人員。袁世凱注意到，這幫卑末的底層官吏大多來自當年的留美幼童。比如後來官至民國外交總長的梁如浩、民國首任電報總局局長周長齡。　　當然，最突出的還是唐紹儀。　　11月，駐朝公署成立。袁世凱將那幫下崗員工一股腦招到了自己麾下，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決定選唐紹儀爲副手。　　於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高材生給一個冒牌秀才打起了工。　　在此之前，袁世凱的心腹是從老家帶過來的唐天喜。這個從小在梨園行唱豫劇的白麪小生長相俊美，袁世凱在家做少爺時就喜歡他，收在身邊當貼身僕從。　　唐天喜能武，唐紹儀善文。左膀右臂，袁世凱如虎添翼。　　滄浪之水　　從唐紹儀處，袁世凱瞭解到留美幼童的悲慘遭遇。　　1870年，在容閎的力促下，曾國藩聯名李鴻章上奏朝廷，要求派遣留學生，得到批准。　　1872年，見遲遲未有動靜，曾、李又上疏催促朝廷儘快施行。於是，以陳蘭彬爲出洋局委員，容閎爲副委員，留學計劃正式啓動。　　三批幼童被從世界上最專制的國家送到了最自由的國度，文化衝擊之大，不難想見。　　在中國，見官必跪。而在美國，費城世博會上，總統格蘭特親切地同幼童們握手照相，激勵他們用心學習。　　所謂“中國民智未開，不適用民主”的謠言似乎在幼童身上不攻自破。他們彬彬有禮，勤奮好學，迅速融入了美國社會。　　服裝上，由於經常運動，他們開始討厭長袍馬褂，喜穿運動服。踢球時更覺得辮子不方便，膽小的纏到頭上，膽大的乾脆剪掉，只在見清政府的留學監督吳嘉善時戴一假辮子充數。　　吳嘉善既不嘉也不善，他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召見幼童時，一幫不倫不類的小魔星居然不行跪拜之禮！　　他寫信告以陳蘭彬，說幼童目無尊長，“其學難期成材，成亦不能爲中國用”。還把容閎鼓勵幼童參加各種社團說成是鼓勵他們入“祕密社會”。　　陳蘭彬閱信後立刻上奏，在他的極力抹黑下，李鴻章也扛不住壓力，任由朝廷分批次撤回了幼童。　　耶魯大學校長、馬克·吐溫，甚至格蘭特總統親自寫信，也沒能改變幼童們被召回的命運。　　李鴻章失敗了。　　曾國藩死後，他爲留學事業保駕護航了近十年，對陳蘭彬列舉的幼童們“荒廢中學”等所謂的“罪狀”不感興趣，他關心的是爲中國培養一批懂技術和外交的新式人才。　　最崩潰的當屬容閎，他又氣又急，四處奔走，也未能拯救自己業已破滅的理想。　　於是，一腔怒火發泄到陳蘭彬身上。　　在容閎筆下，陳蘭彬抱殘守缺、食古不化，渾然一個衝鋒陷陣的衛道士，整天圖謀搞垮留學事業，阻撓中國進步。總之一句話：壞到掉渣。　　這是事實，但並非全部的事實。人性之複雜，遠超《羅生門》的講述。　　還原歷史現場後，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陳蘭彬是第一任清朝駐美公使；　　二、陳蘭彬是郭嵩燾的粉絲。　　由於早生了二十年，郭嵩燾（1818—1891）的人生就是一場悲劇。　　在他之前，公務員隊伍裏還有兩個不要命的，一個是官至福建巡撫的徐繼畬（yú），一個是死在兩江總督任上的張樹聲。　　作爲最早的自由主義學者，徐繼畲在《瀛寰志略》一書中首次系統地介紹了歐美的議會制度，並表露出強烈的身不能至心嚮往之的豔羨之情。　　不僅如此，他還把華盛頓捧上了天，說自己見到他的畫像時被他“雄毅絕倫”的氣概驚呆了。對華盛頓“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襲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的事功更是佩服得一塌糊塗。　　三十年後，臨終的張樹聲上了一道《遺折》，稱自強運動要想取得成功，必須引入議會制度。　　這是對洋務運動變器物不變制度的否定性總結，由於寰宇之內皆是昏睡者加裝睡者，真話，似乎只有留給快升天的人來講。　　幸好還有郭嵩燾。　　1875年，在英國的施壓下，清廷極不情願地向西方派出了第一位駐外公使。　　此舉等於放棄了“天朝上國”的身份，因此，“英使”一職，衆官皆視爲羞辱和畏途。當然，郭嵩燾也不例外。　　裝病、辭職，能使的招都使盡了，總理衙門就是咬緊郭嵩燾不鬆口。這是因爲郭當過廣東巡撫，思想出名地右，如果連他都不去，那真是掘地三尺都找不到敢赴任的了。　　慈禧兩次召見郭嵩燾，百般勸導，終於把他轟去了英國。　　既來之則安之。早就對士大夫“背後罵洋人，當面被洋人罵”的愚蠢行爲失望透頂的郭嵩燾決心利用出使的機會，尋根究底地找到西方強大的真正原因。　　富麗堂皇的白金漢宮，整齊乾淨的城市街道；叮噹作響的有軌電車，光怪陸離的化學實驗。你能想象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是多麼生機盎然，而這一切帶給郭嵩燾的無疑是震驚和傾倒。　　於是便有了後來那本鬧得沸反盈天的《使西紀程》，又名《得罪你沒商量》。　　得罪人羣一：傳統知識分子。　　郭嵩燾說，我們有聖人，西方沒有。但我們靠聖人治國，聖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衆自治，卻可推衍無窮。我們視西方爲夷狄，西方還視我們爲夷狄呢，可悲的是，中國的士大夫尚無人知曉。　　對此，體制外的王闓運編了副對聯獻給郭嵩燾：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體制內的李慈銘叫得更賣力：“極意誇飾，誠不知是何居心！” 　　得罪人羣二：洋務派官員。　　被慈禧視爲“同治中興”樣板工程的洋務運動都敢罵，還是需要一定勇氣的。郭嵩燾認爲，辦了這麼多年洋務，修個鐵路還吵來吵去修不成。洋槍洋炮倒是積極仿造，就是不肯深入學習西方的民主政治。　　最後，來了句超前一百多年，一直到今天還振聾發聵的話：　　今言富強者，皆視爲國家本計；殊不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　　人最大的悲哀，在於不願做他自己　　走在時代前面的人，把時代拖得氣喘吁吁，還得防着後面的人放冷箭。　　郭嵩燾就是被冷箭給扎殘的。放箭者，駐英副使劉錫鴻。　　劉副使一向以守舊派的面目示人，反對修鐵路之類拖時代後腿的事沒少幹。這次，他潛伏在郭嵩燾身邊，事事打小報告，處處與郭爲難。連郭嵩燾披了洋人的雨衣都被他當成罪行來告發，還惡狠狠道：“即令凍死，亦不當披。” 　　郭嵩燾寫《使西紀程》，他就寫《英軺私記》；郭嵩燾說英國好，他說那是因爲英國最早進入中國，得聞聖教所致。　　總之，劉錫鴻的種種舉動讓郭嵩燾覺得他就是不想讓中國“窺見西洋的好處”。　　在一片喊殺聲中（挺郭的不過李鴻章、沈葆楨區區數人），郭嵩燾被召回，仕途也因此畫上了句號。　　這場爭鬥表面看是中西文化衝突，劉錫鴻堅定地站在“排西”的立場上。然而，真相永遠超出你的想象。　　劉錫鴻不是瞎子，耳濡目染之下，他內心深處其實根本就不排西！　　赴英時，船上有洋客對劉錫鴻的僕人無禮。低人一等慣了，劉倒沒在意。不想英國船長卻很憤怒，中途停靠也門，要把該洋客趕下船，經劉求情方纔作罷。　　使館開張後，某館員出去購物，被一英國醉漢當街羞辱。中國人不敢出頭，卻有四個英國人路見不平，把醉漢扭送到警察局。法院判了他兩個月徒刑，中國使館致書英國首相，請免其罪。倫敦的報紙在譴責醉漢的同時讚揚了中國人的大度。　　劉錫鴻慨嘆不已，在日記中說：以前以爲英國人“唯知逞強”，現在才發現人家上下一心，懂得禮讓。　　在微服私訪，低調參觀了監獄、學校和養老院後，劉錫鴻不禁心服口服地說：這個國家“無閒官，無遊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無虛文相應之事”。　　他甚至發現，英國人也忠君孝父。民主社會承認子女自主，不等於教唆六親不認；維護公民權利，不等於縱容弒君犯上。真孝子，何須父權恫嚇？真忠臣，何必生殺予奪？　　於是，劉錫鴻悲哀地發現，談民主我們固然理短，談曾經引以爲豪的仁義道德還是不如人家！　　認識這麼深刻，讓人不禁懷疑劉錫鴻是一個披着憤青外衣的文青。就憑他日記裏那些對英式民主的褒揚之詞，郭嵩燾要想告倒劉錫鴻易如反掌。　　那麼劉錫鴻爲什麼要言不由衷地詆譭和他立場相同的郭嵩燾呢？　　因爲個人恩怨。　　劉錫鴻只是一個舉人，早年給郭嵩燾當幕僚，“亢直無私”，受到郭的青睞，成爲其得力助手。　　郭嵩燾被任命爲駐英公使時，副使一職空缺，劉錫鴻以爲非他莫屬，沒想到郭只提名他爲低一級的從四品參贊。　　樑子就此結下。　　後來，劉錫鴻因濫支經費遭到郭嵩燾參劾，矛盾集中爆發。　　倆人都是直性子，劉錫鴻心眼更小。在他看來，郭嵩燾學英語是錯，不喝茶是錯，效仿洋人用傘不用扇是錯，在宴會上隨英國人起立歡迎到訪的巴西國王更是錯上加錯。總之一句話：動輒得咎。　　而反觀那個在《留美幼童》中飾演大反派的陳蘭彬，於《大清公使郭嵩燾》一劇裏竟客串了一把正面角色！　　作爲郭嵩燾的骨灰級粉絲，陳蘭彬自始至終爲偶像鳴不平。所有人都懷疑郭在美化西方，開明如薛福成亦不信，寫信垂詢當過駐美公使的陳蘭彬，陳回道：　　其說不誣。　　陳蘭彬出使美國後，內心感受一如郭嵩燾，私下裏經常“歎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何以在公開場合就變成了另一個人，莫非他是雙重人格？　　薛福成說，陳蘭彬之所以反覆無常是因爲膽小怕事。他怕留美幼童真的全盤西化，怕不順着吳嘉善的話說最後捅了婁子自己要承擔責任。　　言及此，唐紹儀告訴袁世凱自己在對比了中美朝三國之後的一個發現。　　三個國家的壁畫和傳說中都有“飛天”這一意象，體現出人類對飛行和自由的憧憬。而這也說明，即使膚色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對於一些特定價值觀的渴望卻是相同的。　　“中國沒有憲政思想的基礎”是一個僞命題。中國人還沒發明飛機呢，結果中國上空的飛機比哪個國家都多。　　同樣，民主憲政也不是西方的傳統，路易十五、查理一世就恨民主恨得咬牙切齒——都是從茹毛飲血的非洲草原走出來的，誰也不比誰進化得更快。　　民主也是陳蘭彬和劉錫鴻的渴求。然而我們看到，內心的恐懼和仇恨腐蝕了他們對民主的堅持。　　在私慾和公理之間，如果百分之九十的人選擇私慾，那他們只配被專制奴役；如果一半的人選擇公理，那他們可以享有君主立憲；如果百分之九十的人都選擇公理，那他們就是民主共和國的公民。　　寓教於樂　　朝鮮的“帶路黨”並未死絕。金玉均等殘餘勢力日夜盼望着東山再起，見閔妃聯俄拒清的意圖越來越明顯，一幫人如蟻附羶，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標。　　親華派由於大院君歸國，也凝聚成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以金允植和閔泳翊爲代表，朝中遍佈着袁世凱的眼線。　　金玉均晚上睡不着覺時經常在想：要是袁世凱他爸媽當年把那十分鐘用來散步該多好。　　不喜歡袁世凱的人多了去了，金玉均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遠的不說，各國駐朝公使就都不喜歡大頭。　　袁世凱晉謁國王，乘輿可以進到宮內，坐在側面同李熙談話；而列強公使覲見，則必須在王宮門口下車，步行入內，談話時須肅立面對國王。　　各國使節的聚會袁世凱也很少出席，只派下屬到場，以標榜自己“上國”使臣的地位。　　其實，洋人看袁世凱不爽，袁世凱看洋人更不爽。　　在大頭看來，要不是這幫洋人整天在漢城晃來晃去，給他一千人馬，把朝鮮收爲郡縣不過彈指間事。倘若真能出此奇兵立此奇功，則又離他的理想進了一大步。　　挑起戰端也不怕，仗打得越多才升得越快，不冒險怎麼上位？畢竟看過的兵書已車載斗量，這點兒自信還是有的。　　當然，決定權在李鴻章手上。李鴻章又不亡清，也無需“不世之功”來證明自己的價值，所以只希望袁世凱積極推行自己的“控制論”，即對朝鮮政治上干預，外交上監控，財政上扼制。　　取其高者得其中。正因爲李鴻章只要半塊餅，而袁世凱想要一整塊，故其能出色地完成任務。　　在“帶路黨”的鼓盪下，李熙頻繁祕會俄國公使韋貝，說朝鮮不日將獨立，要求軍事保護。　　韋貝遲疑未許，說朝鮮近中遠俄，動起兵來俄國佔不了先機，容他三思再定。　　正逢閔泳翊回宮，李熙便找他商量決斷此事。這一舉動充分暴露了李熙的智商在平均線以下。　　閔泳翊假裝贊同，敷衍了幾句，出門就跑去報告袁世凱。　　袁世凱深感事態嚴重。之前的換約只是通商條約，而現在竟然準備驅虎吞狼了。他一方面囑咐閔泳翊蒐集證據，尤其是文字密約，一方面急電北洋，在略表危局後獻策說只要其引俄主張暴露，中國就迅速派水師東渡，廢了這個昏君（原話），另立賢者（大院君）。　　李鴻章的應對措施是三條：　　一、袁世凱同大院君籌商計議，隨時準備幫助其接管朝政；　　二、上奏總署（總理衙門），獲得首肯後命丁汝昌率北洋艦船赴朝鮮近海巡視，一俟袁世凱抓到李熙聯俄的鐵證，便下令登陸；　　三、命駐日公使知會日本外務省。　　小旋風袁世凱的特點是快，不待上命就行動起來。　　俄使韋貝，比較點兒背，給國內發電報時發現電線損壞未能發出。袁世凱大眼珠一轉，馬上找到郵政局的報務員，告之：以後凡是俄國人發電報，均以電線沒修好對之。　　大頭懷疑韋貝發的就是朝俄密約，爲抓住證據，敦促閔泳翊去宮裏盜出密件。結果密件沒找到，倒找着一封署名領議政大臣沈舜澤致韋貝的密函，大意是要求軍事保護。　　當然你會問，沈舜澤不是親華派嗎，怎麼也勾搭上俄國人了？　　因爲這封密函根本就是假的。　　英國人在風聞李熙準備投俄的傳言後，爲進一步離間中俄，僞造了這封密函。　　矇在鼓裏的袁世凱一邊火速電告北洋，一邊設宴邀請朝鮮軍政大員，席間出示密函，威脅說北洋水師不日即到，何去何從，你們自己掂量。　　接着又進宮面見國王，要求其“索還文約，查辦小人”，不然天朝將興兵問罪。　　一連數日，沈舜澤往返於王宮和袁府，反覆解釋實無此事。袁世凱就是不信，拍桌子瞪眼，把這個年長他三十五歲的老臣訓得悚懼交加。　　李熙無奈，只好將一干主張聯俄的大臣就地免職。但密約一事系子虛烏有，李熙死活不認，形成僵局。　　袁世凱覺得李熙純屬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遂接連致電李鴻章，請求速派欽差，率兵查辦。並激進地建議說，要是給自己五百士兵，必可廢黜國王捉拿羣小。　　可惜這次大頭栽了。日本人不支持，俄國人不承認，李熙更是哭爹喊娘說冤枉，李鴻章也不禁懷疑密函的真實性。　　拖到最後，以朝鮮政府宣佈密函作廢，派使臣赴北洋謝罪了事。　　袁世凱犯了衆怒，尤其是日俄公使，鬧得很兇。總理衙門也頗爲不滿，若非李鴻章力保，說人才難得，大頭非翻船不可。　　對此，袁世凱感佩於心，在給哥哥袁世廉的家信中寫道：　　傅相（李鴻章曾受封太子太傅）知遇之隆，雖肝腦圖報，亦說不了。　　最倒黴的還是朝鮮，剛聯上俄就被打斷了。　　李鴻章寫信給李熙，說你要再不懲前毖後，親賢遠佞，老夫都憂慮你無以爲國。　　而袁世凱覺得，李熙之所以不學好，問題出在教育上。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滿腦子都是反動思想你還指望他當個明君？　　深感再窮不能窮教育的袁世凱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培養李熙身上。　　第一課，類比法。袁世凱形象地把朝鮮比喻爲一條破舟。　　那，現在舟快沉了，最要緊的是查缺補漏。袁老師好比是修船的工匠，小朋友們呢都是舟上的乘客。個別壞學生（金玉均）貪圖舟上的金幣，故意搖晃，弄沉了舟好攜金幣以自利。小李熙，你說你作爲班長應該怎麼辦？　　第二課，建模法。亞洲是一座大院，正廳名叫中國，朝鮮是東偏房。　　現在東偏房快塌了，裏面一幫白癡還呼呼大睡呢！更可怕的是，東偏房一塌，正廳的承重牆就岌岌可危，塌了也是早晚的事！袁老師是東偏房的看門人，每天站在門外向裏呼叫：“你的房子應該趕快修理！”聰明的人會立刻爬起，愚蠢的人反問“關你屁事”，還罵罵咧咧的想把袁老師趕走。　　見李熙似有所動，袁世凱又挑燈夜戰，編了本《朝鮮大局論》，詳細分析了朝鮮嚴峻的現狀，指出六條依附中國的好處，四條背離中國的下場，最後得出一個鏗然有力結論：朝鮮欲求“至近、至大、至仁、至公之國以庇廕之”，除了中國還能有誰呢？！　　亡清室而全中國。從這一點出發，在極力避免朝鮮被他國佔有上，袁世凱做到了極致。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但他還是低估了李熙。　　再不爭氣的小孩，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看也看會了。於是，人前天然呆，人後小算盤，就成了李熙對付袁世凱百用不爽的絕招。　　見課堂上賣萌很成功，李熙進一步着手挑戰袁世凱的底線，製造了一起外交風波。　　1887年，朝鮮政府神不知鬼不覺地任命閔泳駿爲駐日公使。過了三個月，見清廷沒動靜，便趕緊讓閔泳駿啓程，同時又任命了兩個公使，樸定陽（駐美）和趙臣熙（駐歐）。　　結果把窗戶紙捅破了。　　面對袁世凱和李鴻章的輪番責問，李熙狡辯說“各國請之愈切”，故不得不派。但迫於清廷壓力，只好走走形式，諮請禮部批准。　　已經先斬後奏走了一個公使，清廷只好現實些，同意朝鮮以屬國體制派使，但不能使用“全權”字樣。　　李熙又開始唧唧歪歪，解釋派全權公使的“苦衷”：不全權不足以壯觀瞻，尤恐受到輕辱，玷污了天朝。全權表達的不僅是小邦的敦睦之誼，更宣揚了天朝的懷柔之德。　　清廷被李熙的東拉西扯搞暈了，同意其全權，但必須遵守三大紀律：　　一、朝使初至各國，應先赴中國使館報到；　　二、遇有公宴，朝使應跟隨於中國使節之後；　　三、交涉大事，必先密商於中國使節，請示覈准。　　李熙又大耍兩面派，表面上答應得好好的，扭頭就不認賬。　　樸定陽到了美國，不僅不拜會清廷駐美公使張蔭桓，還單獨謁見美國總統，遞交國書。　　接到張蔭桓的報告，李鴻章責成袁世凱查問。朝方耍無賴，說這是樸定陽的個人行爲，並懇請俯準刪去第一條，以顧全朝鮮國體。　　清廷惱羞成怒，斷然拒絕，着袁世凱壓李熙撤回並懲處樸定陽，否則不再批准外派使節。　　李熙一臉無辜狀，說自己一開始也不知道，接到上憲（李鴻章）的詰問時非常“驚怖”，馬上發電叱問該使。結果樸定陽說他到了美國後打探國情，得知如果由華使帶往外交部，則美國將斥退國書。故冒罪違章，暫且完成使命，回國後再請罪。　　轉呈北洋的電報中，袁世凱點明李熙意在搪塞。　　李鴻章大發雷霆，要求必須嚴辦樸定陽。李熙藉口樸在海外，回國後方能懲辦，希望把大事拖小，小事拖了。　　袁世凱建議李鴻章將計就計，以靜制動。樸定陽不回，此案不結，則清廷不再批准朝鮮外派使節，着急的是李熙。　　原本準備赴歐的趙臣熙已駐留香港觀望了三個月，李熙果然急了。　　袁世凱卻當起了甩手掌櫃。　　不教了。　　這一年來，李熙同學給袁老師的感覺就是：翅膀越來越硬，人越來越悶騷，成天一副“你可以指點我，但請不要對我指指點點”的表情。　　人生苦短，有那麼多美好的事情等着去做，袁老師不跟你那兒做惡人了。家裏三個新納的朝鮮小妾需要聯絡感情，大頭和其中一個皮膚很白、黑髮墜地、喚作金月仙的還聯絡出了次子袁克文。　　正妻於氏身在老家，眼不見心不煩，最鬧心的還是大姨太沈玉英。　　爲此，金月仙曾被沈玉英以管教之名綁在桌子上毒打過，落下了腿疾，終生鬱鬱寡歡。　　愛情如蜉蝣，轉瞬即逝，原是意料中事，可只有真正降臨到自己頭上時，才能咀嚼出其間的悲涼與落寞。　　婚姻中最折磨人的不是衝突，而是厭倦。時間就像殺豬刀，把曠世之戀磨成了柴米油鹽。　　多少良辰美景，變成了斷壁殘垣；多少如花美眷，都付與了似水流年。世人都會老。是人，也就沒有什麼“一世的愛情”。上帝將濃濃的愛意漸漸冷卻爲悠遠的親情，乃是迎合人性中求穩的需要，孰知人類在求得安穩之後又想追求刺激。於是，安與不安，甘與不甘，拉鋸了一生。　　對袁世凱而言，理想遠比愛情重要。在跟李熙耗着的同時，他和李鴻章身邊的大紅人、時任山東登萊青道（主管登州、萊州、青州三府的道臺）的盛宣懷（1844—1916）結爲異姓兄弟。　　秀才出身的盛宣懷一手官印，一手算盤，深信“非商辦不能謀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利用政府的壟斷資源，建立起一套官督商辦的企業模式，併發下宏願：　　竭我生之精力，必當助我中堂（李鴻章）辦成鐵礦、銀行、郵政、織布數事，百年後或可以姓名附列於中堂傳策之後，吾願足矣。　　留名不難，卻未必是美名。盛宣懷的強勢實驗在暮氣重重的晚清掀起了一輪實業建設的高潮，卻也打開了國營壟斷的潘多拉魔盒，以至於國企害則歸公，利則歸己的惡癖延綿至今。而他本人，也從中漁利不淺。　　與此同時，袁世凱又答應了吳大澂的提親。　　要知道袁克定此時還不滿十歲，在家唸書，吳大澂竟突發奇想要把女兒許給這個從沒見過的“乘龍快婿”，可見對袁世凱何等青眼相加。　　大頭頗有自知之明，一開始不敢應，說論輩分，我們是叔侄；論身份，你是翰林，我是秀才；論地位，你是封疆大吏，我只是一個道員銜的駐外領事。無論如何高攀不起。　　吳大澂爲表誠意，寫信給袁保齡，讓他說服侄兒。又請周馥當媒人，給足了他面子，大頭也就不再推託。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靂；你若安息，便是歡天喜地　　1889年，李熙終於召回了樸定陽。　　鑑於趙臣熙還在香港東張西望，如何處置樸定陽具有標杆式的意義。　　於是，樸一下船，李熙便收到了久未謀面的袁世凱寫給他的一封措辭激烈的公函，要求嚴辦樸定陽。　　在美國顧問的教唆下，閔妃認爲宣示朝鮮主權的重要時刻到來了！她讓李熙補授樸定陽職務以昭示各國，並打起車輪戰，接連派大臣去袁府軟磨硬泡。　　袁世凱不爲所動，聲色俱厲地駁斥說：“包庇樸是故意放任大臣違章，爾等兒戲自欺，也想讓中國的朝廷這樣嗎！” 　　再往後來的，都喫了閉門羹。反正致北洋的函件非通過袁世凱不能上達，大頭索性以逸待勞，把不遂己願的全部打回，要求重寫。　　李鴻章認爲此招“甚妙”，囑袁不要催其回覆，寧可拖着也不結案。並向他交底，說只要朝方懇求不辦重罪，對樸不再起用，便可下臺階。　　可惜算來算去，算漏了河東獅吼。在閔妃的干預下，李熙迎難而上，任命樸定陽爲都承旨（首席皇家祕書）。　　如此公然挑戰，肆無忌憚，袁世凱也只好祭出殺手鐧——王太妃。　　未亡人王太妃是先王李昇的老婆，宗藩體制下，不能稱“後”只許稱“妃”。　　老年人都比較保守，王太妃和大院君一樣，也是親華派。　　而且，李熙的王位繼承的是她亡夫的，廢立之事，她有充分的話語權。於是，在王太妃的怒責下，李熙又了。　　老公不爭氣，閔妃只好走到臺前，打算先籠絡住袁世凱，再悄悄免去樸定陽的職務，但不予公開。　　爲此，閔妃派親信洪在羲反覆遊說袁世凱，說國王受小人矇蔽，誤會了您，鑄此大錯，現已悔恨交加。但樸定陽案實難公開處分，願私下祕密懲辦，請袁以已經治罪上報李鴻章，了結此案。　　閔妃意圖保全自主體制的小算盤袁世凱如何不知？再說，拉攏本是我袁大頭的特長，你非要班門弄斧，那我只好獻醜陪練了。　　他先是裝出一副感動萬分的樣子，告訴洪在羲，自己一天到晚操心勞神的，還不是在爲自己這個學生着急？洪在羲連說是是是。　　又擺出一副隔牆有耳的神祕狀，俯到洪在羲耳邊，說這次非常棘手，李鴻章已經怒了，不僅要嚴辦此案，還準備讓朝鮮召回閔泳駿和趙臣熙。　　見洪在羲成功地被唬住，袁世凱嘆了口氣，語重心長地跟他“交心”，說自己在朝鮮待了這麼多年，也算半個朝鮮人了，爲了維護中朝友誼，他就捨命陪君子一把。首先，國王可按原來的打算辦，把樸定陽革職，但處理此事的公文，暫不呈報，以免外界知曉。以此爲臺階，他會盡力跟上面周旋，轉達國王的難處，爭取從寬處理，不了了之。同時，自己泄露了北洋的底牌，今晚的話絕不能外傳。　　誠懇合作的態度讓洪在羲大喜過望，根本沒發覺自己上了袁世凱的當。　　大頭挖的坑是：先誘使朝鮮撤了樸定陽，再拖着不看其呈文。沒有呈文意味着沒有結案，沒有結案新的使節就派不出去（國王不敢再惹王太妃）。而主動權在清廷手中，亦可根據需要隨時重提此案。　　李熙被袁世凱折磨得死去活來，用俄使韋貝的話說就是“韓王每做一事，袁即疑他國慫恿”。　　對列強試圖在朝鮮通商、開礦、租借土地、修建鐵路等各種計劃，袁世凱無不操縱王室和外署（朝鮮外交部），只要有一線希望，就盡百倍努力阻撓破壞。　　正因如此，李熙幾次派人到天津要求撤換袁世凱，李鴻章都斷然拒絕。坐鎮總署的奕譞致函說袁世凱的長處是應酬和偵察，但“年少未可恃也”，李鴻章還是不爲所動。　　而且，對大頭所提的建議，李鴻章往往從善如流，轉奏總署時也不忘說明其出自袁世凱，絕不掠下屬之美。　　要知道，作爲對朝政策的決策者，李鴻章黑不提白不提也很正常，畢竟出了事扛責任的是自己——這種不怕下屬比自己能幹甚至希望超過自己的領導，環顧中國，可謂比大熊貓還稀有。　　言傳身教帶給大頭的是潛移默化的影響，以至於後來的親信幕僚王錫彤這樣評價袁世凱：　　肩頭有力，絕不諉過於人。凡一材一藝一經甄錄，即根據各人的才能本領加以委任，度材量力，不求全責備，對人也無分外的期望。辦成一事，則獎勵提掖唯恐不及；辦不成則自任其咎，不使別人分謗。這就是各類人物所以歸仰於他，天下英雄全都樂於爲之盡死力的緣故。　　1889年，袁保齡因主持興建旅順港操勞過度去世，李鴻章成了袁世凱的精神教父，事事點撥、勉勵訓誡，二人往來書信，留存於世的達百萬字以上。　　1892年，袁世凱在朝鮮已幹滿兩個任期，但在仕途上只進了一小步，從正三品升到從二品。在外交使臣這個位置上，已是特批欽定的最高官銜，升無可升。　　爲使袁世凱安心留任，李鴻章幫他謀到了浙江溫處道的實職，一俟三屆幹滿，回國即能上任。溫處道下轄溫州、處州兩府十多個縣，經濟發達，是官場中人無不眼紅的肥缺。　　可惜，等不到幹滿三屆了。　　當官是門技術活兒　　日本埋頭髮展了十年，又開始自我感覺良好，覺得俄國不足慮，中國卻死死地控制着朝鮮，越看心態越失衡：怎麼我的地盤你在做主？　　幾年前的“長崎互毆案”充分體現了日本政府長期對國民妖魔化中國的成果。　　當時，針對俄國覬覦朝鮮，北洋水師的四艘軍艦遠赴海參崴進行了一次示威巡操。回程時因需要入塢加煤，便在徵得日本同意後，停泊長崎港。　　結果，敏感的日本人覺得受到了羞辱。　　衆所周知，北洋水師在當時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八——出自權威的世界軍事年鑑。　　定遠（旗艦）、鎮遠兩艘主力艦耗資均在百萬兩白銀以上，噸位七千五，代表着當時德國造船業最先進的技術水平。　　另有濟遠、經遠、來遠、致遠和靖遠五艘兩三千噸位的巡洋艦。　　再加上福州造船廠自制的軍艦和魚雷快艇，總計二十五艘戰船，可謂舉全國之力打造，躋身世界一流不在話下。　　對從無海防觀念的農耕文明來說，北洋水師的出現就是一個奇蹟。　　最早買船的是林則徐。鴉片戰爭中，他向美國商人買了艘一千噸的“劍橋號”，裝配三十四門大炮，把船停在珠江口當水上炮臺使。估計連煤都省了，反正也不出海。　　長毛鬧事時，廣西提督向榮收到上海道臺吳健彰送來的一艘“孔子號”——四百噸的小洋輪。結果向榮覺得“孔子”太胖了，目標大，又嬌氣，在長江裏動不動就擱淺，整個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直接給扔了。　　由此觀之，這幫清軍將領壓根兒就不懂海戰。而日本的跳梁讓李鴻章意識到清日遲早必有一戰。在其力爭下，總理衙門策動廷議，以海關年入的百分之四十，約四百萬兩白銀（赫德之功）作爲建設新式海軍之用。　　籌建之初，議者紛紜，以薛福成所論最爲中肯：　　中國海軍應分爲北洋、南洋和閩粵三大艦隊，分建合操。北洋由直隸總督監管，拱衛京師門戶；南洋由兩江總督率領，防衛長江內外；閩粵由兩廣總督負責，保衛東南沿海。　　同時，北洋水師的老大爲提督銜，從一品；南洋和閩粵只爲總兵銜，正二品。　　一開始的規劃是，四百萬預算，南北各分其半，雙線發展。而時任兩江總督的沈葆楨，繼承了他岳父林則徐的光風霽月，說新式戰艦所費不貲（計算），願將預算全部劃給北洋，待彼速建成軍後，再建南洋。　　李鴻章自然求之不得。　　結果就寤寐思服（被慈禧惦記上了）了。　　1886年11月的一天晚上，清流派領袖、兩朝帝師（同治、光緒）翁同龢（1830—1904）在日記中提到一件事。　　奕劻在拜訪奕譞時，後者囑託前者轉告翁同龢等清流務必體諒其苦衷。　　奕譞說：“蓋以昆明（湖）易渤海，萬壽（山）換灤陽。” 　　翻譯成人話就是：我修築頤和園的目的，是爲了換取慈禧對發展北洋海軍的支持，是爲了避免咸豐逃亡承德避暑山莊的悲劇再次重演。　　兩個月前，奕譞上疏建議恢復乾隆時的“昆明湖水操”，並開設水師學堂，訓練八旗子弟。　　去頤和園劃一次船你就會發現，在昆明湖裏練海軍這麼有創意的事估計只有天朝想得出來。　　但考慮到訓練對象是八旗子弟，也就釋然了。　　再過三年光緒就滿了親政的年齡，很顯然慈禧沒有結束“訓政”的意思。聯繫到她整日絮叨當年奕訢不讓重修圓明園，以至於自己現在想頤養天年都沒有去處，奕譞便寄希望於用一座美輪美奐的園子換取她政治上的放權。　　還得打操習水軍的幌子——如此百轉千回曲徑通幽，擱奕訢那兒肯定早就怒了：寡婦門前是非多。　　挪用公款修園子的直接後果便是北洋水師每年的經費被縮水到一百二十萬兩。　　甲午海戰前，軍備競賽已發展到拼速度的新紀元。李鴻章意識到自己的艦艇不夠快，想買新近下水的英國巡洋艦，而且深知非買不可，否則，以慢打快，打敗了無法逃避，打勝了難以追擊。　　結果因爲沒錢被日本搶了去，成爲後來把北洋艦隊衝得落花流水的吉野號。　　翁李不和，路人皆知。　　時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對李鴻章購買軍械的請求多方掣肘，十項裏僅能批准一兩項，國庫缺錢是他一成不變的答覆。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三十年前，翁同龢他哥翁同書在安徽巡撫任上，坐視舉兵叛清的苗沛霖仇殺了壽州的孫家泰全家。　　孫家泰的弟弟是後來的光緒帝師、京師大學堂創始人、官至吏部尚書的孫家鼐（1827—1909）。　　翁同書事後遭人彈劾，咸豐命令查辦。時任翰林院編修的李鴻章參與了此案，公事公辦，導致翁同書被革職充軍。　　翁同龢從此深恨李鴻章。　　一開始，從翁同龢那兒批不到錢的李鴻章還經常寫信向曾國荃抱怨，後來得知與頤和園工程需款有關後便不再吭聲。　　丁汝昌多次提醒李鴻章，說日本“增修武備，必爲我患”，要求添置軍艦，李鴻章一邊暗想“要你說”，一邊無奈地回答：建議很好，但上面不採用又能如何？　　在一封向慈禧彙報爲頤和園採購安裝電燈工作進展的奏摺裏，李鴻章跟唐僧似的囉唆了一大堆—— 　　那燈具呢，是我託一個德國教官趁休假回國特意挑選的，格外精美，乃西洋最新款式。運抵之後，我親自做了一次詳細檢查，確實巧奪天工。　　又唸叨了一通安裝說明，看得人都快睡着了，纔在結尾道出真實目的：申請一些採買快炮的經費。　　東學黨起義　　歷史的轉折點就此釘在了1886年。　　這一年，有的國家爲了三公消費挪用了軍款；有的國家受到刺激奮起直追。僅僅八年時間，結果大相徑庭。　　造成這一切的根源其實就八個字：萬方有罪，罪在體制。　　回到長崎現場不難發現，所謂的“互毆”，偶然中隱含着必然。　　幾個水兵上岸購物，一個日本警察毫無緣由地上前阻止。語言不通，水兵以爲受到侮辱，扭打起來。　　衝突發生後，日本要求中方限制船員登陸，丁汝昌遂下令水兵7天168小時都待在船上。　　時值八月，天氣悶熱。到了週日，水兵們待不住，紛紛請假要求外出，英國人琅威理（北洋水師副提督）也替水兵說情，總算從丁汝昌那爭取到半天假期。　　結果就出事了。　　這次的規模絕對不是鬥毆而是混戰，視覺效果堪比《古惑仔》。一千多日本人有組織有預謀地上街封路，看見中國水兵就砍，兔起鶻落，刀法嫺熟，以無厚入有間。　　即使你練過胡家刀法，扛住了刀客的襲擊，也躲不過禍從天降。一些惡劣的日本人喜笑顏開地在沿街的樓上潑開水、扔石塊，水兵猝不及防，傷亡慘重。　　這起慘烈程度直追印尼屠華的流血事件，究其原因無非一句話：你自認爲只是路過來加煤，人覺得你跋山涉水來示威。　　在李鴻章的助手、法學家伍廷芳的策劃下，“長崎互毆案”打起了國際官司，最後以日方賠償中方四萬元了結。　　1893年，朝鮮爆發東學黨運動，銜恨已久的日本終於找到了夢寐以求的契機。　　東學黨不是東林黨，而是一種宣揚平等、號召排外的民間宗教團體。第一任教主叫崔濟愚，確實在精神層面接濟了許多飢渴的愚人，使東學黨發展壯大，也使自己引起了政府的恐慌，慘遭逮捕和殺害。　　第二任教主崔海月爲了這事天天帶着一幫教衆上訪，爲崔濟愚伸冤。當時又沒有截訪公司，李熙被搞得頭比袁大頭還大。彈壓已不見成效，崔海月在忠清道組織了規模上萬的集會，一副“殺了崔濟愚，自有後來人”的架勢。　　李熙畏葸不前，袁世凱主張剿撫並用，一面派重臣去各城鎮裁汰貪官、取締苛政，一面調軍隊前往造勢、備剿。　　分化瓦解之下，東學黨運動暫時陷入了低潮。　　然而，來年三月，全羅道農民全琫（b ng）準發佈了《白山檄文》，提出“斥倭斥洋，盡滅權貴”的口號，宣佈起義。　　農民軍聲勢浩大，在兒童節這天攻佔了全羅道首府全州，東學黨也鼓譟呼應，局面逐漸失控。　　袁世凱請北洋調兵赴朝平亂，李鴻章顧慮到有《天津條約》在，如中方出兵，則日方也可出兵，猶豫不決。老狐狸伊藤博文通過各種渠道暗示：中國可以放心大膽地代韓戡亂，日本絕無他意。　　袁世凱在多方刺探後，也向李鴻章打了包票。　　於是，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1836—1900）在李鴻章的派遣下，率兵兩千，開赴朝鮮。　　事實上，接到照會的前一天，日本即以護送公使大鳥圭介返任爲名，派出四百精銳隨其赴朝。　　6月10日，大鳥抵達漢城，清軍也到達距漢城七十公里的牙山駐防。　　大軍壓境，起義軍內部分裂，全琫準同政府議和，於6月12日退出全州。見動亂趨於平息，袁世凱電告李鴻章暫緩增兵，並會晤大鳥。　　結果就讓鳥人給忽悠了。　　大鳥說，我國政府對朝亂估計過重，纔派我率兵前來。我年逾六旬，早過了惹是生非的年紀，願和你共同約定，各自盡力，阻止兩國向朝鮮增兵。　　結果是，清廷不增兵了，日本兵倒像趕集似的蜂擁而至，到六月底已有陸軍萬人，軍艦七艘，集結在仁川一帶，向漢城挺進。　　同時，大鳥一臉小人得志的表情，向清廷提出“共管朝鮮”的要求。還威脅說，我方決不撤軍，要是清廷不同意共理朝政，日本將獨力進行。　　李鴻章交涉了一番，發現日本這次是喫了秤砣鐵了心，轉而求助列強調停。　　身處一線的袁世凱卻已看出：再怎麼調，日本也不會停了。於是，他致電駐守牙山的葉志超，希望其散播將進軍漢城的風聲，這樣自己對日交涉也有所倚恃。　　無奈葉志超怕刺激日本人，並不響應。　　其實，武力控制朝鮮是日本的既定國策，非口舌所能爭。袁世凱一再提醒李鴻章事態已發展到實力較量的階段，自己坐困愁城於事無補。而且，傳言大鳥準備派兵押解自己出境，果真如此則使國家蒙羞。望容回國稟商，請兵伐朝。　　可惜，李鴻章非但不搶佔軍事先機，還電令大頭“要堅貞，勿怯退”。　　由於西方列強樂見中日互鬥，迷信調停的結果是隻等來俄使的一張空頭支票，事後還發現其助人爲樂的高尚行爲並未得到沙皇的許可。　　讀史的角度是一種全知視角，經常某人這一頁還很囂張，下一頁就掛了。而一旦瞭解了前因後果，便很難用憐憫的態度去客觀評判置身於史海之中的人物，只是下意識地認爲其選擇很愚蠢。　　李鴻章退讓求和，一是清楚打不過，二是俄使給了他虛幻的期待，自覺能以夷制夷。　　不可“釁自我開”也是老傳統了，兩次鴉片戰爭教訓深刻，要麼不打給點小錢，要麼打輸賠光家底。　　正如長翅膀的不一定都是天使，喊打的也不一定都愛國——往往可能在誤國。　　據歷史學家唐德剛回憶，日本侵華時，抗日陣營裏除了少不更事的學生和熱血沸騰的軍人，還有一些失意的政客和趁亂打劫的勢力，喊抗日口號的目的純粹是爲了倒蔣。　　先利用外患亡了蔣介石，讓大家出口氣再說。　　故陳布雷曰：“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 　　當然，坐失戰機，北洋畢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因此而苛責李鴻章，也不客觀。　　偉人不過是在歷史長河中的游泳健將，他們創造了世界紀錄，贏得了喝彩和榮譽，並因此名垂青史。　　但與長河的流向，基本無關。　　歷史，只有人名是真的；小說，只有人名是假的　　1870年，李鴻章接替曾國藩任直隸總督，赴任前與曾有過一次深談。　　曾國藩：“少荃，你現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要衝。今國勢消弱，外人正聯手謀我，小有錯誤，即貽誤大局。你同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 　　李鴻章：“門生正是爲此，特來求教。” 　　曾國藩：“你既來此，當然必有主意，且先說與我聽。” 　　李鴻章：“門生也沒打什麼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曾國藩五指捋須，良久不語，慢慢纔開口說：“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試打與我聽聽。” 　　李鴻章一想不對，馬上改口：“門生信口胡說，錯了，還求老師指教。” 　　曾國藩：“依我看，還是用一個誠字。誠能動人，洋人想必亦同此情。聖人說忠信可行於蠻貊（mò，蠻族），斷不會有錯。我們現在沒有實力，你再怎麼虛強造作，他也看得明明白白，都不中用。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雖佔不到便宜，或也不至過於喫虧；腳踏實地，蹉跌亦不至於過遠。想來總要比痞子腔靠得住些。”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這是《中庸》裏的教誨，也是儒家哲學的核心思想。　　天，是誠的，故能造化萬物，生生不息。人，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修爲，以接近天道。誠，具體到人事便是誠信待人，誠心做事。　　曾國藩馭將，最貴推誠，認爲“凡正話實話多說幾句，久之人自能亮其心，即直話亦不妨多說。但不可以訐（jié，揭人之短）爲直，尤不可背後攻人”。　　道理天花亂墜人人會講。就像一些官員，明明自己就是歷史的阻礙，還大談歷史；一些商人，喫喝嫖賭全佔，還自詡信佛一樣。讓人不得不感嘆：說謊的最高境界果然是把自己都騙了。　　無用之用是爲大用。當一個社會的誠信體系崩塌時，所有人都是受害者，都要爲此支付高昂的成本。　　誠心做事是對抗社會不公的唯一救贖。只要有事可做，有目標可循，堅韌不屈地走下去，終有一天會取得應有的成就。　　李鴻章處世，以誠爲本，參之以詐，對付中國人綽綽有餘，甚至其師曾國藩也要讓他三分。　　同治二年（1863），李鴻章攻打蘇州（太平軍），其間收到曾國藩的調令，要撥猛將黃翼升去河南助戰。　　李鴻章戰事喫緊，拒絕奉命。曾國藩大怒，以“參辦”相威脅，誰知自己的得意門生竟無動於衷，把《挺經》打得收放自如，只好作罷。　　類似的抗命不止一次，若論辜恩負義，李鴻章絕對榜上有名。　　問題是他立場雖堅，表面上卻一口一個“吾師”，反覆擺困難、講形勢，低聲下氣地頂撞曾國藩，把“吾師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纖芥，致傷天和”的高帽子一送，曾立刻沒了脾氣。　　然而，知退方知進。沒有全局觀，何談大智慧？　　爲了爭得平定洪楊之亂的首功，早在同治元年，曾國荃便孤軍挺進到南京城下，結果打了三年還沒攻下。　　清廷等得不耐煩，命李鴻章會攻。　　李鴻章當然清楚曾國荃的心思。他軟磨硬抗，甚至不惜裝病，奏稱“感冒風溼，眠食頓減”，拖了幾個月，終於捱到曾國荃攻佔金陵。　　曾國藩頗爲感動，在李鴻章前來拜會時親自出城到下關迎接。他上前用手挽起準備行參見大禮的李鴻章，道：“愚兄弟薄面，賴子全矣！” 　　確實長袖善舞，可問題是洋人不喫這一套。　　誠？對不起，國家之間只有永恆的利益。　　詐？世界是平的，今天你騙了我，明天我反應過來舉着《萬國公法》來找你算賬。　　歸根結底，沒有實力作後盾，再高明的裱糊匠面對一座千瘡百孔的房間，也只有左支右絀，苟延殘喘。　　朝鮮已在大鳥的脅迫下宣佈獨立，袁世凱處境堪憂。東學黨、帶路黨，哪個黨不想取他性命？　　大頭接連致電北洋，要求撤退回國，皆不許。　　7月7日，天氣晴朗，袁世凱的心情卻十分沉重。因爲這一天，慈禧用聖旨斷絕了他降旗回國的念想。　　大頭病倒了。　　連日來，駐朝的西方使節在街上遭到日軍毆打的新聞層出不窮，搞得中方僱員都不敢再上班。　　最後，使館只剩下兩個人在辦公，一聽說日本又增兵了，跑得比兔子還快，留都留不住。唐紹儀身兼譯電交涉數職，眼見袁世凱高燒不退，館內醫藥並乏，不禁心憂如焚。　　去還是留，意味着生存還是毀滅。　　走，再容易不過。情勢所迫，當能諒解，治罪下來，多半是“永不敘用”。　　然而，一想到這四個字，袁世凱的心臟就忍不住顫抖。絕意於仕途也就絕意於亡清的理想，如果說權力賜予的快感和虛無帶來的麻木都沒能讓你放棄理想，那麼，死亡呢？　　你根本不想失去你的年輕時代，可是它離去了，除了衰老，什麼也沒留下。　　你根本不想失去原本潔淨的靈魂，可是它離去了，除了執念，什麼也沒留下。　　你根本不想失去你最愛的人，可是她離去了，除了被擊碎的自我，被裝裱的哀慟，什麼也沒留下。　　就像你根本不想失去你的生命，可是它最終還是會消散。死神會來收割關於你的一切，除了一場虛情假意的葬禮，什麼也不會留下。　　唯一不會離去的，是生於斯長於斯的罪孽。你在廢土的各個角落看見它的身影。它是附骨之蛆，是最爲酷烈的詛咒。　　它是你的鏡子。　　人性的冷寂，精神的荒蕪，靈魂的失落，一切都像《夢之安魂曲》一樣，從陽光明媚走向萬劫不復。　　袁世凱渾身發燙，恍惚間彷彿迴光返照，回到了丁戊年的賑災現場。　　那天，賑濟公所對面的打穀場上，袁世凱組織饑民們圍坐成一圈，準備發放賑款。採取這種形式是爲了防止哄搶，誰起立誰就沒份。　　其間，一個梳羊角辮穿紅襖的女孩引起了大頭的注意，因爲她一直在哼唱一首山西小調：　　婦女們大街上東遊西轉，插草兒賣自身珠淚不幹；　　顧不得滿面羞開口呼喚，叫一聲老爺們細聽奴言；　　哪一個行善人把我憐念，如同似親父母養育一般；　　即便是做妻妾奴也情願，或者是當使女做個丫鬟；　　白晝間俺與你捧茶端飯，到晚來俺與你掃牀鋪氈；　　你就是收偏房俺也心願，或三房或四房我也不嫌。　　…… 　　打聽之下，才知是山西逃荒過來的孤兒，母親臨死前教了她這首小曲，用意不言自明。　　救救孩子。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時，不應向虛無妥協而悔恨，也不應向黑暗低頭而羞恥。這樣，在他臨死的時候，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爲了民主和自由，跟專制惡鬥。” 　　抗日援朝1894 　　想到這兒，袁世凱垂死病中驚坐起：不能死，也不能逃！　　死，雖可以明志；生，卻能夠踐志。　　爲了這四萬萬身染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的病人，再難也要撐下去。　　因爲，惡疾纏身，已逾千年。　　此病甚怪，受害者被強權控制，久不得脫，竟逐漸對加害者產生情感，以至於助紂爲虐，幫其迫害不肯服從的人。　　奧地利女孩娜塔莎被囚八年，淪爲性奴。重獲自由的她在公開信中居然表示被囚也不算壞事，“從某種角度來說，他（綁架者）對我非常關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正如《肖申克的救贖》中摩根·弗里曼所說：“起初你討厭它（監獄），然後你逐漸習慣它，足夠的時間後你開始依賴它，這就是體制化。” 　　似乎所有人都已變成體制的一部分，甘心做奴才，並以此爲樂。　　幸好有利馬綜合徵。　　一種人質影響了綁匪，使綁匪對其產生認同，最終放棄作惡的現象。　　說到底，誰的心態更堅定，人生觀價值觀更強烈，誰就能影響對方。　　袁世凱近乎聲淚俱下地給李鴻章去電，表明戰爭勢不可免。日本既已決心強佔朝鮮，中國要麼主動撤軍，要麼立刻備戰，沒有第三條路可選。　　而自己重病如此，唯餘一死。然死何益於國事？他建議讓唐紹儀暫代己職，說唐“有膽識，無名望，日本也不忌恨他，打探消息，密謀助韓較易”，自己則赴津面稟。　　李鴻章終於動了惻隱之心，電商總署後，奉旨調袁世凱回國。　　接到“特赦”的當晚，唐紹儀手持兩槍兩刀，騎馬護送袁世凱到江邊，登上了英國領事朱爾典準備的兵艦。　　晚走二十分鐘，袁世凱必死於化裝成東學黨的日本人之手。　　因此，大頭對於日本，常懷國仇家恨，任何關於他勾結日人出賣中國利益的謠言，餘不信也。　　四天後，日本策動朝鮮宮廷政變，建立親日政府，唐紹儀走避英國使館。　　一年後，閔妃被日本人暗殺。三年後，大院君抑鬱而終。朝鮮宣佈獨立，改國號爲大韓帝國。　　讓我們把時間撥回到1880年，袁世凱踏上朝鮮半島的兩年前。　　這年八月，朝鮮派金宏集訪日，解決自四年前《江華條約》簽訂以來若干懸而未決的問題。　　著名詩人黃遵憲時任中國駐日使館參贊，在會見金宏集時將自己所著的《朝鮮策略》傳給了他。　　這本書以問答的形式普及了公法關稅等常識，鼓勵朝鮮開化自強。金宏集萬分感動地將書帶回朝鮮，呈給李熙。　　十幾年後，李熙終於實現了獨立的宏願。然而，對於他和他的國家，悲劇纔剛剛拉開序幕。　　1894年7月20日，日軍進攻牙山，葉志超、聶士成不敵，退守平壤。　　在此之前，李鴻章見勢不妙，已急調左寶貴（1837—1894）和馬玉昆等四路清軍馳援朝鮮，進駐平壤。葉志超作爲敗軍之將，竟謊報軍情，稱“牙山大捷”，把光緒高興得一激動委任他爲平壤兩萬駐軍的總帥。　　上諭送達平壤，衆將皆驚，葉志超最驚。　　蓋因清朝的軍制比較弱智。　　陸軍以“營”爲基本作戰單位，下轄四哨，每哨八隊，每隊十人，另有一護衛營官的親兵哨，轄六隊。故每營有官兵共計五百人。　　這還比較正常，不正常的是營官之上的“統領”。　　僅僅相差一級，統領竟然統率五六個甚至十幾個營，然後幾個統領再歸一個大帥管。　　營官不過是下級指揮官，能衝鋒吶喊，小股侵擾即可。而統領卻是獨當一面的大將，必須有控制戰局的能力。　　像葉志超這樣從營官升上去的統領，守個牙山已力有不逮，現在又躍遷爲幾路大軍的總帥，這不是架在火上烤嗎？　　左寶貴和馬玉昆都是老資歷了，又分屬不同的系統。別提組織大型會戰了，鎮不鎮得住場子都難說。　　葉志超慌了，四處乞辭，希望皇上另擇高明。　　他提出的人選是李經方。　　李經方本是李鴻章四弟的兒子，過繼給了他當長子。葉志超顯然是想借這張虎皮來震懾平壤諸將。　　問題是李經方一介文官，從未上過前線，對此深有體會的張佩綸力勸李鴻章不可。　　李鴻章如何不知？他一直中意的人選是淮軍宿將劉銘傳（“英姿颯爽如銘傳，或有法制耳”）。以其資歷人望，守平壤必能不負所托。　　可惜，劉銘傳既對官場失望，又對清廷絕望，且兩耳聾、左眼瞎，已成半個廢人，無法出山。李鴻章只好回覆葉志超：　　方兒沒有帶兵的經歷，我亦不便內舉不避親。弟唯一力承擔，勉爲聯絡，求於事有濟而已。　　葉志超的蛻變是淮軍衰落的樣本，早年隨劉銘傳鎮壓捻軍時的神勇已如明日黃花，坐守平壤真的是坐着在守，既不南下進攻，也不擇險分屯，天天與諸將喝酒，等着日軍來打。　　其實，葉志超的可恨之處要和李鴻章的捉襟見肘對比着看才能顯現出來。　　大戰一觸即發，前線各省的八旗和綠營加起來有二十萬。但清朝人都明白，指望這幫人打仗就如同指望國足射門一樣不靠譜。　　因此，李鴻章在奏摺中壓根兒不提這些廢柴，而是統計了駐防旅順、天津和威海等地的淮軍，計有銘軍（創始人劉銘傳）、盛軍（創始人劉盛藻）、毅軍（統領宋慶）和慶軍（統領張光前）共五萬人馬。其中一多半擔負着守衛炮臺和北京的重任，不能隨意調動，因此，派往平壤的基本屬於陸軍精銳的全部家當。　　問題是滿朝文武，像葉志超這樣不當家不知柴米貴的還有很多，比如軍機大臣李鴻藻（1820—1897）和戶部尚書翁同龢。　　兩大清流領袖左右鼓譟，主題只有一個：撤換應戰不力的李鴻章。　　相較而言，李鴻藻的主戰意識更爲純粹，翁同龢則摻雜着對抗慈禧的政治訴求。“翁門六子”（汪鳴鑾、志銳、文廷式、徐致靖、沈鵬、張謇）已集結完畢，像全真七子擺好了天罡北斗陣，只待李鴻章入彀，再逼慈禧退園頤養，助光緒獨攬大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