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晁保正與保甲法
引子
朱仝與雷橫走出縣衙大門，對視一眼，苦笑。
蔡太師生辰綱案取得重大突破，犯罪團伙首領已經查明，爲鄆城縣東溪村保正晁蓋。
縣長時文彬對兩位都頭說，這可是上天賜給我們的大魚，破獲此案，升官發財，兄弟們，我們面前是一條金光大道。
但二人均覺得，那條路上鋪滿的不是金子，而是刀子。
朱雷二人與晁蓋有交情，但不過命，不過是和老晁喝過幾次花酒，收過幾個紅包。老晁做下這樣的案子，神仙都難保，擔通匪的罪名去死保晁蓋，犯不上。
拿下晁蓋，升官發財立功，二人不是沒想過，在鄆城當個小吏，一輩子能有幾次這樣的機遇，縣長大人說的不是沒有道理。
但憑縣衙裏這幾個天天垂頭喪氣無精打采大腹便便酒色侵蝕的捕快，去晁家莊拿鄆城縣第一黑老大晁蓋——朱雷二人覺得這個笑話很冷。
且不說晁家莊聚集了衆多武林高手，晁蓋本人身手不凡不說，就是匪首們不出手，晁家莊的保丁，那也是州府第一流的民兵隊伍，軍事素質之強，縣衙的捕快們也只能甘拜下風。
真來硬的，恐怕只是雞蛋碰石頭，朱雷二人沒命走上那條金光大道。
既然抓不到，那還不如賣個人情給晁保正，江湖很小，山不轉水轉，沒準哪天又碰上，出來混，有人情壓箱底，那還是好的。
其實這個人情，幾小時前，一個叫宋江的小押司已經賣過了，晁蓋真想逃命，早就溜之大吉了，也輪不到朱雷二人的份。
作爲鄆城黑道第一大哥，走，也得走得從容不迫、腕味十足。晁保正送走十萬火急報信的宋押司後，叫手下慢慢收拾好行李細軟，並在晃家莊通知各家各戶和保丁們，大哥要風風火火闖九州，想跟哥走的，收拾行李到莊裏集合。
等縣衙的捕快們圍住莊子，雷隊長在莊前把鑼鼓敲得通天響時，晁保正的隊伍才集合好。
晁蓋聽到莊前的鑼聲笑了，他知道雷都頭的意思——大部隊在門前，走後門。
走出後門，好像沒人，隊伍緩緩撤出，但細心的晁蓋還是發現了小樹林裏的朱隊長。看着晁保正的人馬撤離，朱隊長站了出來，遠遠地朝晁保正來了個江湖險惡兄弟珍重的手勢，並順手在地上撿了塊板磚，朝自己的門牙砸去。
晁蓋心中一熱，不禁感嘆——江湖本無路，朋友多了，就有了路。
晁蓋就這樣大搖大擺地開始了他的土匪生涯，並很快坐上了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此後一切順風順水，產業開始做大做強。
但很快，那位在鄆城縣“救”過他命的宋江來了，晁蓋慢慢地發現他的老大位置有點虛。每次打仗，宋押司總是一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輕舉妄動，且看小弟領兵出山，殺他個片甲不留”。
在一次次的戰爭勝利中，江湖人只知梁山有宋江，不知有晁蓋。
晁蓋心中有火，不知向誰發，他以前有個外號叫托塔天王，現在他發現自己也被無形中的一股勢力“託”得很高。
一山難容二虎，當然更不能容二主，事情總會有個了結。
於是，曾頭市這個名詞便浮出了水面。
梁山與曾家五虎結下樑子，是因爲一個叫段景住的小弟送給了宋江一匹好馬，被曾家兄弟給劫了，於是梁山探子便向梁山泊的一把手晁蓋遞交了來自於曾家市曾保正“掃蕩梁山清水泊、剿除晁蓋上東京、生擒及時雨、活捉智多星”的情報。
晁蓋很憤怒，當保正了不起嗎？老子當保正的時候，你曾家父子還不知在哪裏混呢？他決定率部親征，給不給梁山兄弟面子的曾家兄弟一點苦頭喫。
宋公明這次也依然是“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輕舉妄動”，但不是很堅持，看着晁大哥率部離開，和他一起留下的是梁山首席軍事參贊吳用同志。
在曾頭市，晁蓋喫盡了苦頭，終於知道曾頭市的民兵隊伍不是縣衙的捕快，能如此囂張是和他晁蓋當年一樣，有兩把刷子的。
晁蓋進退兩難，這時候兩個身份神祕的和尚出現了，引着晁蓋夜襲曾頭市，然後晁蓋被一枝刻有“史文恭”的毒箭所傷，結束了他短暫而輝煌的江湖生涯。
死前晁蓋彷彿明白了什麼，對手下的兄弟們說，誰能抓住射殺我的人（沒說是曾頭市史文恭乾的），誰就做梁山的老大，給宋江上位留下了最後一道障礙。
很可惜，晁老大的話，在死前便不太管用，何況人死茶涼，沒人把晁蓋的遺言當回事。新任老大宋江也沒急着給前任大哥“報仇”，直到宋江打下大名府後，曾頭市的人又一次不識時務地劫了梁山的馬（這次是兩百多匹），宋江不得已才動了向曾頭市開刀的念頭。
宋江其實並不想吞下曾頭市這塊硬骨頭，一來難啃，二來拿下曾頭市對他不重要，而曾頭市那位叫史文恭的人，活着且不曾被任何一位梁山好漢拿住，這對他來說纔是最重要的。
和曾頭市打到一半，梁山小勝，曾頭市提出議和，宋江說議和可以，我就是來要我的馬的，把先後兩次劫的我的馬還我，我們的賬就一筆勾銷，壓根沒提要史文恭“血債血償”的事。
宋江想讓史文恭活，但史文恭本人卻找死，拒絕還第一次劫去的寶馬，一點不給梁山老大面子，這仗還得打下去。
打了勝仗的宋江“一喜一惱”，喜的是打下了曾頭市，奪回了寶馬，惱的是史文恭竟然讓新入夥不久的盧俊義給捉住了。
於是，晁蓋的遺言讓一向“仁義”的宋公明很尷尬，老大位置當然得讓盧俊義來坐，最少姿態得這樣擺。
盧俊義剛上梁山，哪裏敢有此非分之想，當然不從，不敢從（李逵等人提着板斧在旁邊等着哩）。
即便如此，宋江仍然覺得名不正言不順，於是和盧俊義打了個賭，下山攻城搶糧，誰成功誰當老大，變相篡改了晁天王的遺言。
這是一場沒有任何懸念的賭局，結果當然是宋公明勝出。
梁山，沒人再記得當初的晁保正，那是一個屬於宋江的時代。
一
神宗皇帝趙頊一生都矢志不渝地推行變法，原動力非常簡單，四個字就能概括——富國強兵。想富國，是因爲沒有錢，財政赤字，趙頊窮得連登基大典給員工發紅包的錢都沒有，窮則思變；要強兵，是因爲北宋帝國養着百萬“精兵”卻打不過契丹人、打不過西夏人，最後還得皇帝掏腰包解決邊事問題，皇帝沒有面子，也心疼銀子。
無論是基於富國的目的還是強兵的目的，對皇帝來說，軍隊改革勢在必行。帝國近百萬大軍，拿着國家近六分之五的財政收入，還不能打仗，誰當老闆都不樂意。
但對軍隊的改革又是必須謹慎的，軍隊是一個帝國的權力保障，改革既要替國家節省下開支，又要能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同時還不能引起部隊大的動盪。
王安石要做的這道題，難度不小。
王安石交給皇帝的答題試卷裏，對軍隊開出了兩劑藥方：一曰將兵法，一曰保甲法。
王安石搞將兵法之前，帝國執行的是一套叫更戍法（又稱出戍法）的兵役制度（想出這個天才辦法的是“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北宋第一宰相趙普），駐京禁軍與外地駐軍定期進行輪換，目的當然是爲了防止武將坐大，讓將不知兵，兵不知將。
將兵法談不上改革，只是針對帝國一直以來將兵分離而造成的戰鬥力低下所進行的一種改良，又變相地走回了隋唐時期的老路子。此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帝國的軍事戰鬥力，但整個帝國重文抑武的基本國策決定了帝國不可能給予武將們過多的權限，將兵法也只是在局部地區實行，而在神宗時代的政治高層裏，一樣沒有武將們的發言權。
在王安石的諸多改革中，將兵法也許是政敵們攻擊得最少的一條，原因很簡單，政敵們認爲這起不了多大作用，對帝國的危害相比較其他新法來不值一提。
保甲法，纔是王安石祭出的最狠絕的一招，也是被政敵攻擊得最多的一條新法。
把部隊縮編了，還要提高整個帝國的軍事實力，王安石如何魚與熊掌兼得？
只有保甲法。
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北宋帝國頒行保甲法。全國各地的農村住戶，不論主客，每十家（後改爲五家）組成一保，五保爲一大保，十大保爲一都保。家有兩個男丁的，出一人爲保丁。
保丁們農閒時集合進行軍訓，間或進行巡查，維持治安。
每保設有保長、保正、都保正，一般由當地比較富裕的地主頭頭擔任。
在王安石看來，保甲法可以使各地壯丁接受軍訓，成爲帝國正規部門的一種輔助力量，既節省國家的大量軍費，又可以建立嚴密的治安網，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編制起來，以便穩定封建秩序。
保甲法其實並不是橫空出世的天外來物，早在春秋時期，齊國就已經實施了什伍裏甲制，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有什長，伍有伍長。什長、伍長負責閭里治安，一旦發現形跡可疑者要及時上報，使“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秦國商鞅變法繼續將什伍裏甲制發揚光大，後來爲各代統治者所推崇。
粗看起來，王安石的保甲法也是新瓶裝舊酒，並沒有什麼新穎之處。但對王安石來說，保甲法不僅僅是維護地方治安，加強政府對百姓的控制力這麼簡單，他心中的保甲法，是“足以除盜，固可漸習其兵，既人人能射，又爲旗鼓變耳目……然後使其與募兵相參。”
撤減兵源，缺失的兵力何處補充？王安石從保甲法裏給出了答案——全民皆兵。
爲了加強保丁的軍事素質，北宋帝國進行了兩大舉措，一曰上番，一曰教閱。
上番就是加強保丁的軍事培訓工作。熙寧五年，北宋帝國先後發佈了兩道命令，令各地保丁到各地巡檢司和縣尉進行“上番”，即進行軍訓，時間各地不等，通常爲十天至半月。
上番保丁人數衆多，時間短，效果也頂多和現在高中生、大學生軍訓相當。這點宋廷也有自知之明，相比較而言，他們對教閱更爲重視，施行的力度更大。
爲了鼓勵保丁們農閒練好武藝，保家衛國，各保可以推舉出武藝高強的保丁，推舉者可以獲得升官或免稅的資格，而宋廷在每年十月至次年一月，在州縣對各保推舉的精英保丁們進行軍事培訓，曰教閱，教閱的時間爲一月。
到了元豐時期，宋廷又實行團教和集教，設置十一教所，禁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對大保長進行軍事訓練，大保長學成畢業後，又在轄區內對保長、保丁們進行軍事培訓。
宋帝國對加強保丁們的培訓工作可謂費盡苦心，據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的統計，開封與陝西、河北、河東五路參加教閱的保丁、大小保長和都保正達六十九萬人次。
爲此，帝國設立了一個專門的機構——提舉保甲司，專門負責保甲的教閱事宜。
到元豐年間，整個北宋帝國的保甲數達到六百九十三萬人，這個數字是令王安石和趙頊驕傲的，花錢的兵少了，卻多了幾百萬同樣能“打仗”的子民，還用看西夏人、契丹人的臉色嗎？
二
打着革新的牌子，王安石走的其實是一條老路，叫寓兵於民，兵民一體。那是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前期（春秋至南北朝）的特有產物。本質上來說，就是將帝國軍士的專業化慢慢蛻變爲業餘化，這注定了王安石這一軍事變革必然失敗的命運。
轟轟烈烈的保甲法，達到了王安石和趙頊所預期的強兵目的了嗎？答案是沒有。帝國中後期長時間擁有所謂幾百萬保丁，卻從未在一次軍事行動中使用過這些“軍事力量”。元豐四年，帝國征伐西夏，本來準備開始在開封和陝西一帶徵集萬餘保丁參加這次西征，西征主帥之一的宦官王中正一聽連忙上奏摺，說就算缺兵也不能拿保丁來充數，讓朝廷取消了這一瘋狂的想法。
後來金人入侵，快速抵達帝國的首都，很遺憾，沒有看到帝國的幾百萬民兵組織對金人的入侵作出任何一絲阻擊作用。
王安石的如意算盤打錯了，軍隊這東西，還真不能搞業餘化。
而保甲法帶來的其他影響呢？那就很多了，帝國的舊黨們都筆筆記錄在案。
首先是保甲法實施的基本舉措，上番和教閱，這成了保丁們背上的沉重包袱。上頭的文件一下，不管你地裏是不是還有糧沒收，家裏圈中的母豬是不是病了，都得去縣裏參加集訓，私逃上番，杖六十；不赴教閱，許小杖科決，不得過七十。農民多了一項沉重的義務，保正、保長、都保長、巡檢等各級官吏則多了一項欺詐盤剝百姓的權力。
於是就有了保丁爲逃避教閱而自殘身體的極端事件，而不堪盤剝的保丁們羣起反抗官府的事件，在各地更是羣出不窮。
而擁有了一定軍事實力的保正們，很多則成了地方一霸（如晁蓋），爲非作歹，作奸犯科，地方官府卻無法對其進行懲罰和制約，以至於到後來，帝國“盜賊橫行，多保甲也”，這是變法者王安石絕對想不到的後果。
當然，這都不是最壞的結果，最壞的結果遠遠沒有寫在紙面上。
從太祖趙匡胤建立這個帝國伊始，他給這個帝國鋪墊下的軍事基調就叫守內虛外。
不管後世對這個策略如何批評，它是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的。
對於北宋帝國這樣一個集權制封建帝國來說，帝國的首都是心臟，是樞紐，是靈魂，保證首都的安全和正常，是這個帝國正常運轉的一切前提，所以趙匡胤將帝國一半以上的精銳兵力放在了開封地區，全力保障帝國的心臟。
雖然從立國之初宋朝就失卻了幽雲地區的屏障，但帝國並不懼怕北方遊牧民族對邊界一刀一槍的蠶食，更爲恐懼的是馬上民族對帝國心臟的突襲。
守內虛外的軍事基調對於保障帝國的安全無疑是有作用的，至少在宋真宗時期，在遼皇太后蕭綽發動那場決定兩國命運的長途奔襲戰時，帝國在軍事上的防禦是卓有成效的，契丹人最後連開封城的影子都沒有看到。
而王安石與趙頊的軍事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帝國守內虛外的軍事格局，一方面是爲了省錢而對禁軍進行了大幅度削編，另一方面是實施保甲法來部分替代原來的禁軍、廂軍。
在一番省兵並營後，原來屯集在京師數十里佔全國軍隊總額近半的禁軍，經過縮編大大減小，再加上從神宗朝開始，帝國主要的精力用於對付西夏人，帝國的大部分精銳部隊都調集去了西邊。
當金人入侵時，帝國的堡壘已經不再堅固，當時的西道都總管，曾經任過同知樞密院事的南陽人王襄就在他的奏議中提到，帝國自王安石變法來“創教保甲，而潛消禁旅”，在元豐年間往來於京師的道中，看到“京師延嘉以北，廢營壞驛三十餘里”。而到了徽宗時期，這些廢置的“諸班之地”、“廢營之地”，都被掌握軍政大權的高俅、童貫之流搞成了殿閣池臺、苑亭甲地等高級休閒娛樂場所。
而這一切，很大程度是王安石的保甲法惹的禍。單從這個角度來講，南渡的宋遺民對王介甫恨之入骨，罵了近百年，倒不是沒有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