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敵後
各自爲戰
永曆時期，朱由榔率領的“逃跑朝廷”與東南沿海相距甚遠，基本上是各自爲政，少有交集。這種複雜的局面，給敘述南明的歷史增添了一些困難。
爲了確保情節的完整性，我只能通過頻繁“換臺”的方式，分開闡述永曆朝廷和東南沿海的抗清鬥爭。
這種方式可能會給讀者造成一些錯覺，比如前面發生過的事、死掉的人，後面可能又會提及，所以先提前說明一下。
好了，現在開始第一次“換臺”。
相比於“正面戰場”的順風順水，清軍在福建、浙江等“敵後戰場”卻屢屢受挫，魯監國朱以海、鄭成功、黃斌卿紛紛點燃抗爭之火，攪得東南沿海不得安寧。
敵後抗清的主戰場，自然非福建莫屬。隆武二年（1646年）下半年，博洛帶着投降的鄭芝龍走了，魯監國在鄭彩的護送下來了。這一退一進，特別是佟養甲、李成棟在辜朝薦的忽悠下進軍廣東，福建的敵我力量對比發生了扭轉。
清軍在福建防守空虛，南明殘餘勢力得到喘息和補充，並逐漸恢復元氣，開始轟轟烈烈的抗爭。不過，福建的形勢遠比廣東要複雜得多，因爲在福建巴掌大的地盤，南明的抗清勢力分成了三大派系：
——“浙系”，“核心”是魯監國朱以海，駐地長垣，主力是建國公鄭彩的部隊，主要將領還有定西侯張名振（駐舟山）、同安伯楊耿（提督）、定遠伯鄭聯（總兵）、閩安伯周瑞、平夷伯周鶴芝、蕩湖伯阮進（駐舟山）等。
——“閩系”，“名譽老大”是鄭鴻逵，剛剛二十歲出頭的鄭成功負責具體作戰指揮，駐紮在廈門、金門地區。雖然鄭芝龍曾經手握重兵，但大部分跟隨主子投降，又被鄭彩、鄭聯分走一部分，所以鄭鴻逵、鄭成功撤到金門時，並沒有帶走多少人，基本上是白手起家。
——“地方系”，主要是指各地官紳自發組織起來的義師，將他們單獨歸成一類是有原因的。首先，這些人“反清”是必須的，但反了之後服從誰的領導很難說，魯監國、隆武（鄭成功代表）、永曆都是可能的選擇。如果覺得選誰都不合適，那就自己領導自己。其次，即便選擇其中一個投靠，也僅僅是停留在口頭上，實際上還是單打獨鬥。
三大派系的關係比較微妙，魯監國指揮不動鄭成功，鄭成功也不敢拿魯監國怎麼樣，地方義師更是抓瞎。儘管抗清的武裝遍地開花（清浙閩總督張存仁曾向朝廷奏報福建“遍海滿山，在在皆賊”），但基本上是各自爲戰。好在大家還比較能夠顧全大局，互不干擾，只是缺乏統一的指揮調度，作戰計劃隨心所欲，相互協同就更談不上了。
有人說，福建這種各自爲政的局面，極大地削弱了抗清武裝的戰鬥力，爲清軍進取福建提供了便利。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統一指揮是否能夠提高戰鬥力，關鍵要看是否有人能夠勝任。湖南倒是何騰蛟一個人說了算，結果大家一起大踏步潰敗。後來的事實證明，憑朱以海、鄭成功的戰略眼光和戰術水平，都不足以指揮“大兵團作戰”。
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打亂建制、各自爲戰，不僅清軍看着亂，自己都覺得相當亂，福建纔有可能撐得更久。
此時的福建，確實已經成了一團漿糊！
“浙系”方面，魯監國趁着清軍兵力空虛，於永曆元年（1647年）正月底在長垣誓師，着手準備收復失地。誓師之後，率先動作的是駐紮在海壇島的周鶴芝，這可是一個傳奇人物。
周鶴芝，字九元，福建福清人，海盜出身，早年在福建沿海劫富濟貧、聞名鄉里。在此期間，周鶴芝與倭寇打過交道，並讓兒子拜倭寇首領撒斯瑪爲義父。崇禎時期，周鶴芝接受朝廷招安，昔日的海盜搖身一變成了“緝私警”。隆武時期，周鶴芝被任命爲水師都督，調往舟山，協助黃斌卿防守舟山。
撒斯瑪後來做上了倭國的大將軍，周鶴芝就想憑藉自己的“海外關係”去倭國借兵抗清。黃斌卿不同意，說中國人的事情還是中國人自己來解決，沒必要引狼入室。性情剛烈的周鶴芝憤然離去，返回福建。鄭芝龍決意投降清軍，周鶴芝以死相諫未果，率部撤守海壇島，繼續跟清軍死磕。
長垣誓師後不久，周鶴芝率兵攻佔福清的海口鎮，一度佔領了近五個月。六月，清軍攻陷海口，駐守在此的參謀林籥舞、總兵趙牧戰死，周鶴芝被迫退守海壇火燒嶼。
周鶴芝出師不利，急於求成的朱以海想“擒賊先擒王”，於二月初八派兵進攻福州。清軍雖然兵力空虛，但留守部隊也不是喫素的，更何況朱以海也沒多少軍隊，省會福州根本就啃不動。
福州失利，朱以海只能退而求其次，先後派兵進攻興化（今福建莆田）、福清。朱以海認爲，駐守兩地的都是前明降清將領，興化是張應元，福清是張心裕，應該比較容易策反。
事實證明，朱以海還是太天真。張應元、張心裕比正兒八經的清軍還要狠，鐵了心地當叛徒，“浙系”軍隊再次敗北。
七月，魯監國決定親征，調集鄭彩、周瑞、周鶴芝、阮進等部，進攻福州，結果再遭敗績。
兩次直取福州敗北，朱以海認真吸取了教訓，意識到憑自己手上的兵力，想打大城市是不可能了，搞“農村包圍城市”纔是王道。九月，朱以海出奇兵襲擊福州外圍的沿海地區，先後攻佔羅源、連江兩縣，次月又光復了長樂、閩清、寧德等地。至年底，清軍盤踞的省會福州稀裏糊塗地成了前線，頻繁遭到南明軍隊的“騷擾”。
魯監國帶着“浙系”軍隊（其實主力還是福建的鄭彩），在福建毫不客氣地攻城略地，大有喧賓奪主的氣勢，鄭成功率領的“閩系”當然也沒閒着。
永曆元年（1647年）二月初一，鄭成功率軍攻克海澄，次日向漳州進攻，但兵力有限，沒能攻下來。清軍沒讓鄭成功在海澄多待幾天，二月初五便攻佔海澄，鄭軍被迫撤退。六月，鄭成功率軍再次進攻漳州，還是沒攻下來。
鄭鴻逵、鄭成功脫離鄭芝龍的控制撤到金門，手上兵力不多，幾個月來主要是製造戰船兵器、募練兵勇、籌集糧草，守不住海澄、拿不下漳州實屬正常。
看到朱以海的“浙系”越戰越勇，自知實力不濟的鄭成功開始坐不住了。
八月，鄭成功將“閩系”軍隊集結於桃花山，並聯絡御史沈佺期、光祿寺卿林橋升等起兵響應，發起了聲勢浩大的泉州戰役。
駐守泉州的是清軍提督趙國祚，還有溜石寨參將解應龍配合防守。鄭成功的軍隊一攻城，解應龍就率軍從溜石寨鑽出來，襲擊鄭成功的側翼和後路。
攻了幾次城沒攻下來，鄭成功發現不對勁，怎麼側翼和後路總是被抄？鄭鴻逵、鄭成功商議，要想拿下泉州，首先得把解應龍幹掉，省得他總是出來搗亂。
九月初三，鄭成功以攻城爲餌，引誘解應龍出擊，並在半道上設伏，將解應龍的軍隊一舉殲滅，並乘勝搗毀了溜石寨。
沒有溜石寨的支援，泉州儼然成了一座孤城。趙國祚突然警覺起來，一面嚴密佈置城防，一面緊急探查內應，幾天時間就抓出了不少被鄭成功策反的“眼線”。
泉州被圍困，趙國祚密調漳州守將王進前來救援。王進倒是不敢抗命，但手上只有一千五百人，他必須掂量一下，到底是去救援，還是去送死？
王進靈機一動，謊稱自己帶着數萬潮州援軍，要直搗鄭成功的老巢安平。爲了將戲演得逼真，王進率軍向安平方向一路狂奔。
“眼線”都被趙國祚幹掉了，鄭成功徹底抓瞎。得知潮州有數萬人要殺到自己的老巢，鄭成功果然中計，趕緊分兵撤守，留下鄭鴻逵繼續攻城。
鄭成功率主力往安平撤，王進突然轉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抵泉州城下，與趙國祚裏應外合，夾擊鄭鴻逵的攻城部隊。鄭鴻逵還沒搞清楚從哪兒冒出來這麼一幫人，便全線潰敗，撤回金門。後來，鄭成功得知王進的援軍只有區區一千多人，腸子都悔青了，恨不得拿腦袋往牆上撞。
儘管“浙系”、“閩系”的表現不盡如人意，但“地方系”的抗爭卻搞得如火如荼，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鄖西王朱常湖等人率領的義軍。
永曆元年（1647年）七月初四，活動在閩北地區的鄖西王朱常湖與王祁、李長蛟率義軍攻克建寧府（今福建建甌），清總兵李應宗、副將曹胤吉、建寧知府高簡戰死。義軍佔領建寧府後，又連克建陽、崇安（今福建武夷山）、松溪、政和、壽寧等地。
朱常湖所率義軍在福建北部地區的活動，讓浙閩總督張存仁如坐鍼氈。前面提到過，仙霞關是浙江進入福建的主要通道，穿過仙霞關之後可以直抵福建的浦城。朱常湖義軍佔領的這些縣城，恰恰是在福建境內給浦城來了一個“半月形包圍圈”。
浦城一旦被義軍佔領，從浙江通過仙霞關進入福建的主要陸路通道將完全中斷。清軍想從浙江進剿，剛進門就得挨踹。海路就更指望不上了，就清軍水師那點家底，朱以海、鄭成功、黃斌卿收拾起來都不費力氣。
如果浙江與福建的聯繫被切斷，任其自生自滅，那麼南明軍隊拿下整個福建不過是時間問題。更重要的是，一旦福建失守，等於是將廣東的佟養甲、李成棟扔下不管（當時“三王”正在避暑，尚未打通湖南）。
一座小縣城關乎華南的局勢，杭州的張存仁不敢有絲毫懈怠與僥倖。
眼看浦城危急，張存仁一面向多爾袞奏報，說福建“遍地是賊”，一面砸鍋賣鐵地調兵遣將，好不容易抽出一千兵馬，於七月下旬馳赴浦城。
八月初九，義軍進攻浦城，被張存仁的援軍擊潰，李長蛟陣亡。朱常湖、王祁決定調整進攻方向，往沿海地區推進，以圖聯絡“浙系”和“閩系”。十月十三日，義軍圍攻福寧州（今福建霞浦）。
清軍分巡福寧道潘映婁負隅頑抗，義軍將福寧州圍困了四個月，福寧城內“士民餓殍過半”。次年二月初五，彈盡糧絕的清軍被迫出城講和，企圖拖延時間以待增援。結果，時間倒是拖延了，但是援軍遲遲不到。沒辦法，張存仁也是“光桿司令”一個。
四月初五，義軍攻陷福寧州。
除了朱常湖的義軍以外，興化府也在七月爆發了王繼忠、王時華等人組織的紳民起義，並於八月將興化重重圍困。十一月，清福寧道彭遇愷、巡按御史周世科趕來救援，義軍被迫撤入山區。由於福州遭到朱以海的“浙系”軍隊“騷擾”，周世科率軍回援，義軍再次出山圍攻興化，一直相持到次年春天。
永曆二年（1648年）初，被鄭芝龍脅持降清的隆武大學士朱繼祚獲得清廷批准，從北京返回原籍福建莆田。朱繼祚一回來就“原形畢露”，堅定支持義軍的抗清鬥爭，並祕密策反了彭遇愷作爲內應。義軍會同“浙系”楊耿的軍隊發起總攻，裏應外合攻取興化，守將張應元潰敗，逃往仙遊。
至此，福州已完全處於“浙系”、“地方系”朱常湖義軍和朱繼祚義軍的包圍之中，幾乎成爲一座孤城。
吳勝兆的反水
幾股錯綜複雜的勢力將福建攪成了漿糊，陷落已久的長江下游南岸地區也不消停，同樣上演着“激情燃燒的歲月”。
永曆元年（1647年）四月十六日，投降清軍後擔任蘇州、松江提督的前明降將吳勝兆宣佈“易幟”，掀起了長江下游南岸抗清的新高潮。
一個地方軍事主官反水，總得有原因吧？
民族大義？——狗屁！要是有大義，當初直接成仁拉倒，投哪門子的降？
嫌官小？——清廷挺夠意思了！吳勝兆以前在明軍中不過是擔任指揮之職，屬於下層軍官，能夠升遷蘇松提督（相當於蘇州、松江軍分區司令員）已經很不錯了。要不是因爲他的“遼人”身份，又跟隨多鐸大軍南下屢立戰功（由於弘光軍隊一觸即潰，功也比較容易立），想做提督？做夢去吧！再說了，吳勝兆在弘光政權垮臺後就擔任此職，如果真嫌官小，早撂挑子不幹了，何必苦苦等待兩年？
到底是什麼逼反了吳勝兆呢？——答案：自找的！
隆武二年（1646年）正月，吳勝兆奉命開赴吳江圍剿太湖義師。吳江是他的轄區，吳勝兆自然義不容辭。不過，正因爲在自己的地盤上動武，吳勝兆更加恣意妄爲、肆無忌憚，他一邊剿賊，一邊搶劫。最後義師要麼被剿滅，要麼被吳勝兆收編，江蘇、浙江邊境被攪得雞犬不寧、民怨沸騰。吳提督把人賺來了，把錢賺來了，把鄰近的浙江給賺進去了。
時任浙閩的張存仁看不下去了：吳勝兆你個王八蛋，你是去剿賊，還是去做賊？張存仁奏疏一上，吳勝兆被罰俸六個月。實事求是地說，這個處罰已經相當輕了，對於吳勝兆而言無關痛癢。他在吳江搶了一大堆財物，六個月的俸祿連零頭都趕不上，全當“上個稅”了。儘管如此，捱了罰的吳勝兆還是咽不下這口氣，畢竟錢財事小，面子事大。
倒了一次黴，吳勝兆心裏還沒消停，鬧心的事又來了：駐節蘇州的江寧巡撫土國寶向南京的洪承疇上疏，密告吳勝兆意欲謀反。
躺着也中槍，吳勝兆抑鬱了！
別忙着委屈，江寧巡撫土國寶是有充分證據的！
土國寶和吳勝兆，一個文臣，一個武將，一起待在蘇州，有點磕磕碰碰在所難免。土國寶不服氣的是，吳勝兆仗着有兵權，全然不把他這個巡撫放在眼裏，分贓也沒他的份。這還了得？儘管還在戰爭時期，但清廷學習明朝“以文制武”的制度還是相當到位的。土國寶覺得自己沒有享受到制度的“紅利”，原因只有一個——吳勝兆飛揚跋扈、藐視上司，他這種態度只有一種解釋：想造反。
土國寶言之鑿鑿，但洪承疇不是傻子，這種同地爲官、文武不和、相互掐架的事情，都是前明官員玩剩下的把戲。吳勝兆謀反？給他八個膽，他也不敢！
話雖這麼說，洪承疇也不能坐視倆人的矛盾日益激化。事情鬧大了，萬一捅到北京去，對大家都沒有好處。爲了息事寧人，洪承疇做起了“和事老”，既不採信土國寶的告發，又同時命吳勝兆移鎮松江。
接到調令，吳勝兆火冒三丈：這不是拉偏架嗎？憑什麼滾蛋的是我不是他？
其實，洪承疇並沒有“拉偏架”的意思，在不調整兩人職務的情況下，這是唯一的選擇。土國寶是文臣，雖然松江也歸他管，但駐節蘇州是朝廷圈定的，洪承疇沒權力亂動。作爲武將的吳勝兆就不一樣了，哪裏需要哪裏搬，移鎮轄區內的松江也還說得過去。
洪承疇沒想到，吳勝兆一“誤會”，麻煩可就大了。吳勝兆收編的原義師首領戴之俊、吳著趁機策反，慫恿吳提督“以民族大義爲重”，奮起抗清！
吳勝兆最近相當倒黴，過得也比較憋屈，通過收編義師，自己掌握的軍隊也擴充到了四千人之衆，但要在“敵佔區”反水，與強大的清軍爲敵，吳勝兆還真沒這個膽。
爲了堅定吳勝兆的決心，戴之俊、吳著謊稱錢謙益在蘇州被抓了，煞有介事地說吳勝兆很快就會受到牽連。一旦被清軍拿獲，吳提督的項上人頭可就不姓吳了！一番“訛詐”之後，戴之俊又給吳勝兆喫了一顆定心丸——他可以利用陳子龍的關係，與舟山的黃斌卿接上線，尋求支援。
身處旋渦之中，性命堪憂，又有“後門”可走，反水有了底氣，吳勝兆終於下定最後的決心——反他孃的！
“後門”陳子龍不用多介紹了，著名的“憤青”一個。弘光政權覆滅後，陳子龍在太湖地區組織義師抗清遭遇失敗，此時正在故里松江閒居。戴之俊登門求助，陳子龍欣然應允，一面寫信聯絡黃斌卿，一面派友人夏之旭去見吳勝兆，堅定其反水決心。
吳勝兆的計劃是以所率四千兵馬奪取蘇州、松江，黃斌卿的援軍佈置到江陰、鎮江一線，牽制南京的援軍。蘇、松得手後，兩軍會合，奪取南京。
清軍忙着清剿福建、廣東和湖南，南京的兵力十分空虛，這個作戰計劃還是比較靠譜的。但是，這次行動一開始就遇到了麻煩：儘管有陳子龍的來信，但一味只圖自保的黃斌卿不想跟着瞎摻合，免得惹火上身。
清代文學家全祖望評價黃斌卿“怯於大敵，而勇於害其同類”，實在是一語中的！
幸運的是，舟山雖然是黃斌卿的地盤，但張名振、張煌言等“浙系”將領也駐紮在舟山，未必是黃斌卿一個人說了算。張名振、張煌言認爲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蘇松可以作爲前沿基地，聯絡太湖一帶仍在活動的義師，一舉扭轉長江下游南岸“敵佔區”的力量對比，發展抗清運動。
黃斌卿難排衆議，被迫同意派出水師響應吳勝兆反水，雙方約定四月十六日舉事，吳勝兆派部將詹世勳、高永義到江邊接應援軍。
在沈廷揚（時任戶部左侍郎、總督浙直水師）、張名振、張煌言、蔡聰（黃斌卿小舅子）的率領下，舟山水師浩浩蕩蕩駛向長江口。
做“海漂”必須永遠牢記一句話：天有不測風雲！
四月十三日，舟山水師在崇明島附近遭遇颶風，船隻損毀比較嚴重，主要將領紛紛落水登岸。由於是在“敵佔區”，除了張名振在一位僧人的暗中保護下返回舟山外，登岸的將領先後被清軍俘獲。張煌言運氣比較好，據他後來回憶，自己“陷虜中七日，得間行歸海上”，最終還是回到舟山。沈廷揚和蔡聰就比較慘了，被清軍抓個正着，於七月初三慷慨就義。
颶風過後，儘管舟山水師的大部分船隻還能作戰，但主將紛紛落水，水師只有原路返回。到了約定的日期，吳勝兆派去接應的部隊並沒看到援軍。詹世勳、高永義感到事情不妙，索性再次反戈，率兵拘捕了吳勝兆，戴之俊、吳著被當場殺害。
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吳勝兆還沒動起來就被逮了，實在是個十足的倒黴蛋。不過，與其歸罪於天災，倒不如說是人禍更貼切。黃斌卿先是首鼠兩端，在張名振等人的壓力下被迫派軍，接着遭遇颶風，“浙系”將領紛紛落水，黃斌卿借坡下驢，不再派出一兵一卒。
黃斌卿不給力，吳勝兆內部也是危機重重，主要體現在保密和“政審”兩個方面。造反的謀劃應當在絕密的狀況下進行，這個道理地球人都知道，唯獨吳勝兆不知道。自從定下反水的決心之後，“表現欲”極強的吳勝兆四處“炒作”，唯恐他人不知自己很快就要“一鳴驚人”，還很不地道地將陳子龍、夏之旭等人一起“炒作”，搞得滿城風雲、人盡皆知。
吳勝兆決定反水，並變換髮型，但詹世勳一直持反對態度，高永義雖然口頭上贊同，卻在行動上打退堂鼓，不願割發。這些反常的舉動，沒有引起吳勝兆足夠的重視，不但不搞嚴格“政審”，還將這倆意志不堅定的貨派去接應援軍。即便援軍按期抵達，很難說他們會按作戰計劃引導援軍開赴指定地點，說不定奔着清軍大營就過去了。
儘管蘇松反水的計劃胎死腹中，但洪承疇覺得還是有必要到蘇州穩定一下局面，雖然吳勝兆被逮，但殘餘勢力未除。
四月二十二日，洪承疇派操江總督陳錦、鎮守南京的滿兵提督巴山率軍抵達蘇州，一面深入太湖地區清剿義師，一面在蘇州、松江大肆搜捕反清義士。陳子龍被羈押到南京的吳勝兆告發，隱姓埋名逃往嘉定，又輾轉逃到崑山，但還是沒能躲過清軍的抓捕。
五月十三日，一代“憤青”陳子龍在押解途中跳河自盡。經清軍“地毯式”的大搜捕，太湖地區的抗清勢力被剿滅殆盡。
“五君子”
永曆元年（1647年）冬天，沉寂許久的浙江再起波瀾，發生了“五君子”反水事件。
所謂“五君子”，只是一個概數，其實不止五個人。或許源自於中國人崇尚的中庸，太多了記不住（梁山泊人多，一百單八個，光是三十六天罡就夠你背上半天），太少了顯得勢單力薄，所以統稱爲“五君子”。
“五君子”的帶頭者是當年“六狂生”之一的華夏，他與董志寧（也是“六狂生”之一）、王家勤、屠獻宸等人密謀，擇機在浙江起事，一舉拿下紹興、寧波兩府，以圖恢復浙東的抗清態勢。
雖然不止五個人，但最多不過十幾個“憤青”，說委婉一點，知識分子勢單力薄，說直白一點，一羣書生，就算有成百上千，不會使槍，不會弄棒，能掀起多大的浪？翻翻牆也就罷了，敢造反？長十個腦袋也不夠砍！
華夏等人是“憤青”不假，但事態還不至於以卵擊石，做無謂的犧牲。“五君子”敢反水，當然是“肚子裏有貨”。不僅有貨，而且貨還不少。
其一，華夏與寧波城內的降清將領陳天寵、仲謨（原系史可法的部將）交好，可以策反。
其二，附近四明山中有王翊（原兵部職方司主事）、李長祥（原御史）率領的義軍活動，他們願意與“五君子”合作舉事，下山抗清。
其三，可通過御史馮京第走“後門”，聯絡黃斌卿的軍隊登陸響應。
華夏的作戰計劃：王翊義軍突襲紹興，得手之後與前來響應的舟山軍隊會合，在陳天寵、仲謨的接應下攻佔寧波。一旦佔領紹興、寧波兩府，浙東的形勢將發生扭轉，從而建立穩固的抗清基地。
這個計劃似曾相識，其實跟吳勝兆的反水計劃差不多，但優勢還是比較明顯的：
——王翊義軍是抗清的老部隊，而且長期活動在山區，保密和“政審”比較靠譜；
——寧波城內有內應，可極大地減少攻城阻力；
——寧波距離舟山較近，有利於黃斌卿及時響應。
雖然優勢明顯，但黃斌卿到底是否同意出兵，還是比較讓人揪心。半年前爲了接應吳勝兆，結果仗還沒開打，卻落得個船翻人散的悲慘結局。按黃斌卿的品性，這一次應該打死也不願出窩。
出人意料的是，黃斌卿居然非常爽快地同意出兵。黃斌卿如此反常，馮京第的遊說只是次要原因，主要是他看到了切實的利益，在家門口“入股”至少比跳到江蘇去湊熱鬧要靠譜得多。
如果能夠順利拿下寧波、紹興，就華夏和王翊的實力來看，無異於給黃斌卿打工。黃斌卿不僅能夠擴大勢力範圍，還能在“敵佔區”與舟山之間增添一道屏障。另外，寧波與舟山隔海相望，危險係數要小得多。
這筆一本萬利的生意，誰不幹誰是傻子！
得到舟山的積極回應，華夏與王翊、黃斌卿約定，趁浙江巡按御史秦世禎移駐天台之際，於十二月初四舉事。
黃斌卿同意出兵，舟山到寧波這麼短的距離，海上也出不了什麼岔子。遺憾的是，“五君子”成了2.0版的倒黴蛋，這次舉事還是以失敗告終，不是黃斌卿掉鏈子，而是華夏那裏出了紕漏。
吳勝兆的失敗告訴我們一個教訓：想造反，保密和“政審”是相當關鍵的！在這個問題上，王翊的義軍不會有大問題，但到華夏這裏，風險係數就比較大了。
前面說過，“五君子”不止五個人，掌握核心機密的知情人不下十個人。人越多，保密越困難。再加上又是一羣書生，簡直就是要老命了！
倒不是貶低書生，書生有兩個特點：愛找同道中人、社會經驗缺乏。總之，比較好糊弄。誰暗中罵清廷兩句娘，就被他們當成自己同志了，口無遮攔地將整個作戰計劃娓娓道來、和盤托出。
一傳十，十傳百，結果傳到謝三賓這兒來了。誰也沒料到，謝三賓早就是降清的鐵桿分子了。弘光政權垮臺後，浙江掀起了抗清的高潮。當時，華夏奉命赴定海遊說防倭總兵王之仁入夥，幾乎同時來見王之仁的還有謝三賓，只不過是替清軍策反的。最後，王之仁將謝三賓撂在一邊，跟着“六狂生”一起抗清。
謝三賓雖然投降了清軍，但一無功績、二無背景，沒能得到錄用，此時正待在鄞縣無所事事。得知華夏等人密謀“反叛”，謝三賓終於找到了立功的機會，趕緊向清軍分守寧紹臺道陳謨告密。
密謀暴露，華夏等人還矇在鼓裏，秦世禎立即改變移駐天台的計劃，決定先發制人，調兵進攻四明山。毫無準備的王翊被打得措手不及，倉皇逃竄。
謝三賓知道作戰計劃，但未必清楚密謀者到底有多少人。不過，王翊補上了這個缺。由於事發突然，清軍在王翊的老巢繳獲了一批相互聯絡舉事的密信。不僅鐵證如山，而且有名有姓，清軍按名字抓人，“大魚”一個也不會漏。
十二月初二，華夏被捕。隨後幾天，除了董志寧得以逃脫，其他參與密謀者先後被清軍捕殺。約定日期未到，舉事的主謀、主力均被剷掉，作爲內應的陳天寵、仲謨哪裏還敢輕舉妄動。
浙江發生的這一切，遠在舟山的黃斌卿並不知情。當舟山水師按計劃增援時，遭遇清軍的強力阻擊，交戰整整一天，舟山水師損失戰船數十艘，副將李讓戰死，被迫返航。
繼吳勝兆之後，一場聲勢浩大的抗清行動再一次胎死腹中。
王光泰起義
敵後的抗清鬥爭並非侷限於江南，清軍在長江以北的日子其實也很難過。其中，比較大的是發生在襄陽、鄖陽（今湖北鄖縣）一帶的起義。
領導起義的人叫王光泰，但這次起義跟他的哥哥王光恩有直接關係。王光恩綽號“小秦王”，原是“流寇”的首領之一，崇禎時期接受朝廷招撫，駐守鄖陽。弘光元年（1645年），王光恩率部降清，任襄陽總兵。
王光恩鎮守襄陽，鄖陽巡撫潘士良也駐節在襄陽，同地爲官、文武不和、相互掐架的事情再次發生。潘士良一直看不起王光恩的“流賊”出身，王光恩對潘士良更是瞧不上眼。你倒是進士出身（潘士良是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進士），還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不也照樣投降嗎？我王光恩投降還能升總兵，你潘士良投降，直接從中央滾到地方，還有臉在我跟前得瑟？
潘士良幹不過手握槍桿子的“地頭蛇”，便直接向北京密奏，誣陷王光恩謀反。多爾袞沒有洪承疇的好脾氣，直接下令把王光恩逮了，押往北京。
這種典型的文武相爭，所謂謀反基本上都是子虛烏有，爲什麼多爾袞會信以爲真呢？並非多爾袞好糊弄，而是他另有算盤。既然是“流賊”，現在不謀反不代表以後也不謀反。襄陽地理位置重要，萬一王光恩被逼反了，麻煩可就大了，他可是掌握着近萬的軍隊！
多爾袞決定，與其和稀泥，不如趁機收編，清除隱患。永曆元年（1647年）四月，王光恩被押赴北京，多爾袞空降楊文富來接任襄陽總兵、漆尚友任右營副將。
這個無恥的意圖未免太明顯了，王光泰（綽號“關索”）、王昌、李世英等人忍無可忍，決定反水。四月二十九日，王光泰、王昌、李世英率八千人在襄陽起兵，斬殺了楊文富、漆尚友以及分巡下荊南道甘文奎、襄陽知府楊礦、襄陽府推官李實發、襄陽知縣潘朝佑等地方官員。
五月初三，起義軍轉戰鄖陽，捕殺分守下荊南道劉開文、鄖陽知府董有聲、鄖陽府同知劉璇、鄖陽府推官孫陽聲、鄖縣知縣趙丕承、竹山知縣童士勤、保康知縣薛溥、鄖陽行都司表捷等地方官員。
總之，襄陽、鄖陽兩府及各縣的官員基本上被殺了個遍。
起兵之後，王光泰一面向湖南的何騰蛟通報情況並尋求支援，一面就地發佈告示，招募兵勇，擴充力量。
且不說何騰蛟自顧不暇（“三王”此時正在大舉進軍湖南），就算有兵可派，以何騰蛟後來的品性，也不見得會施以援手。像王光泰這樣的“流賊”，何騰蛟想擠兌走都嫌麻煩，怎麼可能沒事找事，往前湊熱鬧！
接到消息的永曆朝廷思前想後，雖然派不出一兵一卒，但還是破天荒地甩過來三頂帽子：王光泰授鄖襄提督之職、王昌授鄖襄總兵、李世英授河南總兵。
王光泰氣不打一處來：帽子能當槍使，還是能當錢花？別說鄖襄提督，即使是授“招撫江北大學士”，又能有什麼用？清軍又不是嚇大的！
接到湖北的報告，多爾袞最開始還是想和平解決，畢竟湖南正在打仗，湖北的陣腳不能亂，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摁下去。爲了安撫王光泰，多爾袞曾一度釋放王光恩表示誠意，但是王光泰根本不喫這一套，照樣在襄陽、鄖陽“大鬧天宮”。
多爾袞見這招不好使，一面處死王光恩，一面命湖廣提督孫定遼從武昌率軍鎮壓。六月十一日，清軍前鋒進抵距鄖陽僅四十里的安陽口，王昌出城迎敵，將清軍打得七葷八素，孫定遼當場陣亡，副將李顯功被擒殺。
七月十八日，多爾袞又命吏部侍郎喀喀木率軍前往湖北鎮壓。喀喀木還在路上，起義軍便已開始向河南推進。九月十九日，王光泰率軍進攻河南淅川，由於兵力不多（只有一千多人），又遭遇清軍河南總兵張應祥、開歸總兵高第的阻擊，攻城沒有成功。
不久後，喀喀木大軍進抵河南，會同河南、湖廣的清軍向鄖陽逼近，王光泰、王昌被迫撤回鄖陽。李世英率部逃往興安（今陝西安康），準備與米國軫率領的義軍會合。他並不知道，米國軫已被進剿張獻忠的博洛、吳三桂大軍消滅。十一月二十二日，李世英部被清軍興安總兵任珍擊潰，李世英陣亡。
由於清軍來勢兇猛，自知不敵的王光泰、王昌爲保存實力，率部經房縣入川，在夔東山區與劉體純、袁宗第等人率領的大順軍殘部會合，繼續堅持抗清。
想滅我？沒這麼容易，等幾年再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