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密謀
孫可望，沒指望
讓“衰神”劉文秀歇菜，逼“戰神”李定國單幹，不過是“盟主”孫可望實現個人野心的第一步。對他而言，永曆皇帝朱由榔纔是最大的一塊絆腳石。
早在安置永曆朝廷時，孫可望就打起了小算盤，公然在貴陽建立“臨時中央”，對外代表朝廷發號施令。朱由榔在窮鄉僻壤的安龍“宮室禮儀，一切草簡”，“塗葦薄以處，日食脫粟”，孫可望卻在貴陽“大興土木，建立宮殿，樓觀甚美偉。又作行宮十餘所於滇、黔孔道，以備巡幸”，過着錦衣玉食的逍遙生活。
孫可望這麼一搞，他在貴陽安插的親信成了昔日的“北漂”，永曆朝廷的原班人馬成了當年的“南混”，再現了明朝“南混”對“北漂”的神奇場面。更神奇的是，這次竟然連皇帝本人也跟着一起混了。
安龍版的“南混”，遠比原創的“南混”要悲慘。
這些人既不是不達聖意者，也不是韜光養晦者，更不是隻有背影者，他們都曾是大權在握的朝廷重臣。一夜之間成了“閒得抓狂”的“混混”，這些人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在這些新“南混”中，心理落差最大的，當屬永曆朝廷裏呼風喚雨的馬吉翔。可以理解，曾經一手遮天，如今一文不值，換誰都抑鬱。
馬吉翔抑鬱，麻煩就大了，因爲他跟孫可望一副德行——爲達目的，不擇手段！
眼看“國事日非”（主要是自己“日非”），馬吉翔串通死太監龐天壽，精心謀劃了一個讓自己飛黃騰達的捷徑——逼迫朱由榔禪位給孫可望！
事實證明：南明無論什麼事情，只要有死太監攪和進來，便沒有最差，只有更差！
利令智昏的馬吉翔、龐天壽異想天開，在安龍小朝廷中卻嚴重缺乏市場。首輔吳貞毓、武選主事胡士瑞、武選司郎中古其品等大臣紛紛痛斥二人“病狂喪心，欺蔑朝廷”。
幹這種缺德事，必然是支持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馬吉翔只有向孫可望求援。
孫可望覬覦皇位不是一天兩天了，通過不停地在背後搞小動作，一躍成爲永曆政權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但是，此時要兇相畢露，逼迫朱由榔退位，孫可望似乎還沒有這麼大的膽子。
確切地說，應該是時機還不夠成熟。安龍那些文人好對付，麻煩的是正在兩廣單幹的“戰神”李定國。以他的性格，攪局是必然的，輿論又倒向他那一邊，孫可望搞得不好，完全可能喫不了兜着走。
對於孫可望而言，現在沒有機會，不代表以後沒有機會，而機會總是青睞於有準備的人。對於馬吉翔這樣很有“意識”的“好同志”，積極性還是值得表彰和保護的。
永曆六年（1652年）六月，孫可望從貴陽發來劄諭（“國主”專用文書，實際上取代了“聖旨”）。朱由榔掃了一眼，鼻子都氣歪了。
劄諭中寫道：“凡朝廷內外機務，惟執事力爲仔肩。若有不法臣工，一聽戎政、勇衛兩衙門參處，以息紛囂。”（“執事”指馬吉翔，“戎政”、“勇衛”分別歸他和龐天壽管轄。）——全聽馬吉翔的，還要我這個皇帝幹什麼？
“逃跑帝”朱由榔這些年亡命天涯，什麼艱難的路都走過，什麼無恥的人都見過。但是，見過無恥的，卻沒見過孫可望、馬吉翔這樣以無恥爲榮的！
即使要“逆天”，也該低調一些吧？
孫可望、馬吉翔如此明目張膽，“位高權重”的朱由榔、吳貞毓敢怒不敢言，徐極（吏科給事中）、林青陽（兵部武選司員外郎）、胡士瑞（兵部武選司主事）、張鐫（兵部職方司主事）、蔡縯（工部營繕司員外郎）等中下級官員卻是豁得出去的“憤青”，紛紛上疏彈劾馬吉翔、龐天壽。（“憤青”的膽子不是無極限，他們目前還不敢將矛頭指向孫可望。）
朱由榔希望順水推舟，趁機治馬吉翔、龐天壽的罪，轉念一想又軟下來了。打狗還得看主人，萬一把孫可望逼急了，他什麼缺德事兒幹不出來！
爲了避免打草驚蛇，朱由榔決定忍了，但他認識到了一個真理：孫可望，沒指望！
認識到孫可望不靠譜容易，問題是如今還有能指望的人嗎？這個還真有——“報國精忠，久播中外，軍聲丕振”的“戰神”李定國！
不僅朱由榔有此想法，所有看孫可望不順眼的人也都是這麼認爲的！
但是，李定國遠在兩廣，要想指望得上，至少得派人去聯絡吧？
派誰去？
誰敢去？
怎麼瞞過馬吉翔、龐天壽從安龍出去？
血濺安龍
一堆難題，當一羣豁得出去的“憤青”聚攏在一起的時候，往往就不再是問題了。除了前面提到的一羣“憤青”以外，內監張天祿、全爲國也加入進來，一股正義的力量正在安龍集結。
經與朱由榔、吳貞毓商議，“憤青”們想出了一個辦法：朱由榔下一道密旨，派人前往廣西聯絡，召李定國率軍回安龍“護駕”。
“憤青”林青陽自告奮勇充當使臣，以“請假歸葬”爲掩護，避開馬吉翔、龐天壽的監視，於永曆六年（1652年）十一月祕密離開安龍，趕赴廣西尋找李定國。
半年多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林青陽卻杳無音訊，沒有人知道這人到底逛哪兒去了。這也不能怪他，李定國當時正帶着大軍在廣東忙活，林青陽找不到實屬正常。
朱由榔不知道林青陽出了什麼狀況，但肯定不能這麼無謂地等下去，必須儘快另行派人前往。吳貞毓推薦了翰林孔目周官，朱由榔以南寧需要重臣駐守爲由，將馬吉翔攆出安龍，周官於永曆七年（1653年）六月祕密前往廣西。
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周官趕到廣西遇見林青陽，二人很快聯絡上了李定國的部將常榮，得知李定國正在廣東高州休整。朱由榔的密詔，終於由周官、林青陽交到了李定國的手裏。
在肇慶打了一次敗仗，李定國正窩着一肚子火。見到安龍派來的使臣，得知“狗改不了喫屎”的孫可望竟然打起了朱由榔的主意，李定國頓時火冒三丈，當場表態“臣定國一日未死，寧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寧負友必不負君”。
李定國讓朱由榔“稍忍待之”，因爲他此時正在興頭上，已聯絡好鄭成功，準備東西夾擊廣東，實現“三南並舉”。
找不到人要等，找到了人還要等，“夜長夢多”這句至理明言，真是用鮮血換來的。
就在耐心等待李定國的這段時間裏，永曆朝廷發生了一件大事。事情的起因，是馬吉翔得知了密召李定國的內幕。
朱由榔兩次派人到廣西聯絡李定國，都特別注意避開馬吉翔的耳目，甚至將馬吉翔攆出了安龍。馬吉翔此時遠在南寧，怎麼會知道如此絕密之事呢？
這完全是一次相當偶然的意外。
馬吉翔抵達廣西后，意外地遇到了來自李定國軍中的劉議新。一個是朝中重臣，一個是軍中將領，倆貨確實沒有多少共同語言。聊無可聊之時，自然而然地開始“八卦”近期發生的“新鮮事”，頭號新聞當然就是朝廷密召李定國。
這下麻煩了，密召李定國的事，劉議新知道，但馬吉翔不知道。更麻煩的是，劉議新不知道馬吉翔不知道，更不知道是朝廷故意讓馬吉翔不知道。一來二去，馬吉翔得知了整個密謀的詳情。劉議新不僅“八卦”得繪聲繪色，還想當然地對新聞進行“再創作”，說李定國的大軍很快就要開拔趕赴安龍了。（西藩接敕感泣，不日親往安龍迎駕。）
馬吉翔表面上不動聲色，心裏卻嚇得不輕。（聞之大懼）送走劉議新之後，馬吉翔趕緊派人到貴陽給孫可望“爆料”。
永曆八年（1654年）正月初六，接到“爆料”的孫可望派心腹鄭國、王愛秀趕赴安龍“破案”。
說實話，這“案子”做得一點技術含量都沒有，除了保密工作做得好一點（最後還是出了紕漏），根本沒有什麼“反偵查”的意識和準備。
鄭國、王愛秀也懶得兜圈子，直接找到朱由榔頭上，劈頭蓋臉一頓詢問，“索首事之人”。身爲皇帝的朱由榔被逼得戰戰兢兢，只是一味地推諉搪塞，矢口否認，說“密敕一事，朝中臣子必不敢做”。
朱由榔咬死不認，狗仗人勢的鄭國、王愛秀雖然氣焰囂張，但也不敢拿穿着黃袍的朱由榔怎麼樣。兩人爲了儘快交差，決定找其他人下手。
你不招，總會有人招；收拾不了你，收拾得了別人！
撂開朱由榔，安龍最大的人物就屬吳貞毓了。但是，如果他也咬死不認，又身爲首輔，搞刑訊逼供還是不方便。爲了儘快找到突破口，鄭國、王愛秀串通龐天壽，經過兩個月的摸排，基本上弄清了當初搞密謀的“嫌疑人”。
三月初六，鄭國、王愛秀利用龐天壽掌管的勇衛衙門，拘捕了吳貞毓、蔣乾昌等二十多名“嫌疑人”。他們不敢動朱由榔和吳貞毓，但對蔣乾昌這樣的“小蝦米”就毫無顧忌了。一時間，牢房裏哀嚎不斷，蔣乾昌等人被打得遍體鱗傷，“痛苦難禁，惟呼二祖列宗”。
“憤青”們光捱打不認賬，鄭國、王愛秀又找朱由榔指認，朱由榔也忍不住了，對着倆走狗吼道：“汝等逼朕認出，朕知是誰？汝等曉得，何不直說？”
“老大”和“馬仔”都咬死不認賬，只有繼續逼供“馬仔”。“嫌疑人”蔡縯終於耗不下去了，他不是怕捱打，而是擔心再這麼下去，遲早要弄到朱由榔的頭上。衆“憤青”經過商議，一致決定捨車保帥，避免玉石俱焚。
“憤青”們“認罪”了，但一口咬定此事“未經奏明”，與朱由榔毫無瓜葛。鄭國等人以“盜寶矯詔，欺君誤國”的罪名定了案，報給貴陽的孫可望裁決。孫可望很快就下達了“判決令”：
——首犯張鐫、張福祿、全爲國，處凌遲。
——從犯蔣乾昌、徐極、林鐘、趙賡禹、蔡縯、鄭允元、周允吉、李頎、胡士瑞、朱議、李元開、朱東旦、任鬥墟、易士佳，處斬。
——主謀吳貞毓，勒令自盡。
——其他涉案人員領棍刑有差。
三月二十日，十八位“憤青”以各種方式慷慨就義，史稱“安龍十八先生案”。
保護朱由榔！
“安龍血案”後，孫可望對永曆朝廷和朱由榔的控制更加嚴密，距“謀朝篡位”又近了一步。
永曆八年（1654年）五月到六月間，孫可望一度從貴陽返回昆明，籌備登基事宜。但是，外有“戰神”李定國、內有“衰神”劉文秀，孫可望還是覺得阻力太大，時機不夠成熟。不過，孫可望的籌備工作一刻也沒有停止過，甚至國號都已經想好了。（擬改國號曰後明，日夜謀禪受。）
孫可望決定耐心地等待，但李定國並不想給他實現“終極夢想”的機會。第二次進軍廣東落敗之後，李定國對言而無信的鄭成功失去了信心，決定先回安龍救永曆朝廷於水火。
永曆九年（1655年）秋，李定國率大軍從廣西出發，返回安龍。孫可望得知情報，趕緊派劉鎮國、關有才赴田州（今廣西田陽）駐防攔截，又下令在李定國大軍即將經過的地方堅壁清野，企圖餓死李定國。（凡定國必過之地盡焚芻糧，以絕其歸路。）
孫可望的小把戲哪裏攔得住“戰神”，李定國率精銳舉着孫可望的帥旗，用了三天時間便進抵田州，將劉鎮國、關有才打了一個措手不及。二人稀裏糊塗捱了一頓揍，索性棄城而逃。李定國又打出自己的旗號，安撫守城軍士，承諾“若等歸營，吾將勞汝”，避免了同室操戈的慘劇。
廣西的阻擊防線被瓦解，孫可望又派白文選趕赴安龍，幫朱由榔“搬家”到貴陽，給李定國來一個釜底抽薪。——我把人接走，看你護誰去！
十月，白文選來到安龍，向朱由榔傳達了“搬家”的要求，頓時“合宮慘哭”，哀嚎不絕。孫可望相當陰毒，白文選卻良心未泯。他猶豫了：自己真要助紂爲虐，留下千古罵名嗎？
對於白文選而言，這是一次極其痛苦的抉擇。
孫可望對自己有知遇之恩，雖然白文選對“恩主”的飛揚跋扈頗有微辭，但關鍵時刻不能“不義”。
朱由榔是永曆朝廷正兒八經的皇帝，正值危難之時，白文選又不能“不忠”。
忠義不能兩全，白文選思來想去，最終做出了一個將來不會後悔的決定——保護朱由榔！
白文選賴在安龍不挪窩，孫可望急眼了，又在十二月派心腹前往安龍催促。爲了避免打草驚蛇，白文選以“安龍地方僻小、招募民工不易”爲由，一再拖延時日，等待李定國大軍前來護駕。
永曆十年（1656年）正月，已接近貴州邊境的李定國派部將楊祥先期前往安龍報信。在距離安龍五十里時，楊祥被退守在此的劉鎮國部擒獲。楊祥被押到白文選這裏，謊稱自己是孫可望派來打前站的。（國主令我來督催道府州縣預備糧草，以候國主之至耳。）
白文選明知楊祥說謊，卻決定“好人做到底”，不僅裝聾作啞、信以爲真，還當場釋放了楊祥，讓他在安龍自由活動。楊祥得以覲見朱由榔，通報了李定國大軍的情況，隨後離開安龍，返回李定國軍中。
李定國大軍即將抵達安龍的消息不脛而走，已決心“匡扶正義”的白文選繼續拖延，孫可望的死黨葉應禎深感事不宜遲，必須儘快採取行動。
正月十六日，葉應禎率隨身士兵進宮，武力威逼朱由榔動身前往貴陽。朱由榔帶着一羣手無寸鐵的宮女，唯一的辦法就是哭，一時間“宮中哭聲徹內外”。白文選得知消息，趕緊帶着部隊前來救駕，制止了葉應禎的魯莽行爲。
當然，白文選現在還不想跟孫可望徹底翻臉，對於葉應禎這個領導的心腹，白文選還是要講一點策略的。他對葉應禎的訓斥頗有一點“苦口婆心”的味道：你着什麼急嘛，萬一弄壞了這些花花草草，“國主”怪罪下來，是你領死還是我擔責？（事須緩寬，若迫促至此，朝廷玉葉金枝，不同爾我性命。萬一變生意外，若能任其責乎？）
白文選的軍階較高，葉應禎也不敢硬頂，只能就此作罷。
功夫不負有心人，幾天之後的二十二日，李定國大軍終於到了！
隨着“護駕”大軍姍姍來遲，安龍上演了一出精彩紛呈的“浮世繪”——朱由榔喜出望外、白文選暗中歡喜、葉應禎拔腿開溜、龐天壽驚若寒蟬……
在安龍苦熬了幾年的永曆君臣，終於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彈冠相慶還爲時過早，朱由榔、李定國不得不面臨一個生死攸關的抉擇：接下來，該怎麼辦？
爲什麼說是“生死攸關”呢？
——憑李定國目前的實力，打不過孫可望。
李定國兩徵廣東均喫敗仗，兵力消耗巨大，孫可望的部隊則主要在貴州“休養生息”。此消彼長，雙方的實力對比已發生逆轉。
——巧婦難爲無米之炊，戰神難打無兵之仗！
留在安龍，早晚要被近在咫尺的孫可望收拾，因此必須“搬家”。搬哪兒去呢？李定國攤開地圖，指向一個地方——昆明。
遠離危險，朱由榔舉雙手贊成，就這麼定了！
事不宜遲，必須趕緊動身，以免夜長夢多。正月二十六日，朱由榔在李定國大軍的護送下離開安龍，一路上馬不停蹄，於二月十一日抵達雲南曲靖。
到了曲靖，暫時不能再往前走了，因爲昆明需要“打掃打掃”。
李定國選擇昆明，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雲南其實並不“乾淨”，昆明有王尚禮駐守，楚雄有王自奇，武定還有賀九儀，這仨人都是孫可望的鐵桿親信，共計掌握着兩萬多的軍隊。劉文秀、沐天波倒是可以爭取到的同盟，但要麼忙着種花弄鳥，要麼頂着空頭銜，只有一個共同點——沒兵。
在這種情況下，硬着頭皮進昆明，很有可能是送死。朱由榔、李定國來到曲靖，不可避免地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
得知朱由榔、李定國即將進抵昆明，劉文秀、沐天波也陷入了兩難境地。迎入昆明，便是背叛孫可望；拒之門外，又是背叛朱由榔。劉文秀跟白文選一樣，也面臨着一個要麼不義、要麼不忠的痛苦抉擇。
商議來商議去，兩人討論不出一個結果，劉文秀決定先探探虛實再說。劉文秀先以“勒兵守城”的名義穩住王尚禮，自己暗中前往曲靖與李定國見面。
根據《明季南略》的記載，兩人的對話頗有一點“事後諸葛亮”的味道。當時，劉文秀向李定國表達了自己的憂慮：“我輩將以秦王爲董卓，但恐誅卓之後又有曹操。”
劉文秀的啞謎其實很直白，他擔心李定國到了昆明之後會步孫可望的後塵，今後又難免同室操戈。爲了打消劉文秀的顧慮，李定國“指天誓日”，並與劉文秀約定：“秦王若尊永曆，我輩當尊秦王”，給孫可望一個臺階下。
後來，李定國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步了孫可望的後塵，這一段“未卜先知”的記載，可信度並不高。不過，劉文秀打探李定國的虛實，並一致決定給孫可望“悔過自新”的機會，避免手足相殘、自毀長城的慘劇，應當是符合邏輯的。
移蹕昆明的道路打通，李定國率大軍兵臨城下。王尚禮不清楚李定國的實力，暫時也不敢輕舉妄動。三月十六日，朱由榔進入昆明，遠在蠻荒的昆明百姓第一次目睹“真龍”，紛紛沿街而跪，“遮道相迎，至有望之泣下者”。
成功“搬家”意味着順利脫險，朱由榔發自內心的喜悅。
四月，永曆朝廷一改往日的窮酸迂腐、冥頑不化，主動冊封李定國爲晉王、劉文秀爲蜀王。前明勳臣沐天波也得到重用，執掌朝廷的禁衛軍，白文選、王尚禮等孫可望的部將也得到封賞。
另外，永曆官場進行了一次重新洗牌，大批正直官員得到委任，龐天壽服毒自盡，馬吉翔也一度被羈押，朝廷煥然一新。
不過，李定國打仗是能手，搞政治卻略顯生疏，讓已成“死魚爛蝦”的馬吉翔鑽了空子。改頭換面的馬吉翔百般獻媚於李定國的親信靳統武、金維新、龔銘等人，搖尾乞憐，進而又給李定國歌功頌德，妄圖東山再起。
馬吉翔靠溜鬚拍馬起家，忽悠李定國這個大老粗自然手到擒來。他說李定國是“再造家國之功，千古無兩，從此以後，青史流芳”，把李定國吹噓得雞皮疙瘩掉一地。李定國不知不覺中了套，又經不住靳統武、金維新、龔銘等人的屢次說情，便讓馬吉翔重新入閣辦事。剛剛露出清明跡象的永曆朝廷，很快又走上了烏雲壓頂、污濁不堪的老路。
雖然在用人問題上有些瑕疵，但朱由榔、李定國、劉文秀在對待孫可望的態度上還是基本正確的。
當時，李定國、劉文秀只有四萬多軍隊，而孫可望手上有二十萬。如何善後，不是解決孫可望一個人的小問題，而是關係到永曆政權生存的大問題。如果感情用事，將孫可望定義爲“叛逆”，實際上是將二十萬大軍歸爲“異類”，逼其死心塌地跟着孫可望與朝廷爲敵，孱弱的永曆政權顯然是付不起這個代價的！
朱由榔、李定國、劉文秀雖然痛恨孫可望，但最希望看到的局面還是和平解決，孫可望公開認個錯、服個軟，朝廷也既往不咎，大家同心合力，繼續抗清。
爲此，朱由榔、李定國在昆明確實做了很多努力，希望孫可望能夠回心轉意，重新回到“革命大家庭”。
其一，朱由榔沒有住進孫可望修造的豪華宮殿。
其二，朝廷沒有給孫可望定任何罪名，還給他預留了位置，排名在李定國、劉文秀之前。
其三，朝廷對孫可望在雲南的親信一視同仁，跟着衆臣屬一起加官晉爵、委以重任。
其四，李定國主動派人護送孫可望的家眷到貴陽，表達和解的誠意。
做了這些準備之後，朱由榔、李定國又委派白文選、張虎爲使者，攜帶朝廷的璽書前往貴陽，勸說孫可望和解。但是，朱由榔、李定國未免有點操之過急，他們派白文選勸說的同時，還附帶了一道命令，讓孫可望回雲南駐守，交出財權和兵權。（令可望赴滇保駕，將錢糧歸之永曆，兵馬交定國。）
孫可望頓時火冒三丈：你是來勸架的，還是來叫陣的？
隨行的張虎是孫可望的鐵桿心腹，一看風向不對便趕緊轉舵，討孫可望的歡心。張虎跟孫可望一副德行，要多無恥就有多無恥，他先是將朱由榔賞賜的金簪說成是讓他刺殺孫可望的暗器，接着又向孫可望“爆料”，說李定國已經控制了朝政，永曆帝成了擺設。（上雖在滇，端拱而已。文武兩班，唯唯諾諾，內外大權，盡歸李定國。）
除此之外，張虎還根據自己的觀察，向孫可望報告了李定國的實力，說雲南“兵馬不滿三萬，人無固志，可唾手取也”。
經張虎這麼一蠱惑，孫可望下了定論：“永曆負義，定國、文秀謀反”。白文選還想極力調和，結果捱了孫可望的一頓板子。諸將領極力擔保求情，白文選才免於一死，回軍中效命。
拿定“死扛到底”的主意之後，孫可望派張虎回昆明覆命，並提出“須安西親謝乃可”的條件。“安西”便是曾任安西將軍的李定國，傻子都看得出來，不還好意的孫可望是想置李定國於死地。
孫可望算是翻臉了，但李定國還想再做一次努力，又派王自奇、張虎前往貴陽勸說。李定國沒有想到，這次派人還不如不派。王自奇在昆明信誓旦旦，一到貴陽就原形畢露，說“定國孤軍易擒”，極力慫恿孫可望儘快率軍入滇“平亂”。
王自奇回到昆明後，又四處散播消息，“力言可望必不可和”，故意製造緊張氣憤，然後返回楚雄伺機而動，準備接應孫可望大軍。
就當時的情況來看，視權力如生命的孫可望是絕不可能跟朱由榔、李定國合作的。
首先，孫可望有休養多時的二十萬軍隊，李定國只有疲憊不堪的四萬殘兵，二十萬“精壯漢”怎麼可能向四萬“流浪漢”服軟？丟不起那個人！
其次，朱由榔、李定國在雲南並沒有真正站穩腳跟，王尚禮、王自奇、賀九儀都唯孫可望之命是從。一旦孫可望付諸武力，完全可以裏應外合，輕而易舉達到目的。
孫可望在貴陽積極整軍備戰，昆明的朱由榔、李定國、劉文秀卻沒有任何警覺與防備。他們認爲，孫可望是比較混蛋，但不至於混蛋到“磨刀霍霍向兄弟”的地步。
李定國、劉文秀的想法未免太過天真。在這個世界上，權力、金錢、私慾，足以扭曲一個人的靈魂。
如今的孫可望早已不是當年的孫可望，那個勵精圖治、志向高遠的孫可望已經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利慾薰心、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孫可望。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戰神”李定國在不遠的將來，也會親身體驗這種令人扼腕嘆息的嬗變。
李定國相信孫可望良心未泯，大敵當前之時不會做得太出格，但滇黔對峙已成定局，重新進軍兩廣顯然是不合時宜的。
不過，受封爲蜀王的劉文秀仍在按既定計劃進取四川。
永曆十年（1656年）春，劉文秀派高承恩率前鋒部隊渡金沙江北上，進抵四川雅州，接着派祁三升統領狄三品、楊威、賀天雲、鄭守豹等部，組成另一支前鋒進駐嘉定。九月，劉文秀親率數萬大軍抵達洪雅，建立蜀王府，着手準備光復四川。
“衰神”劉文秀興致盎然地進軍四川，卻發現根本施展不開拳腳。
第一，滇黔對峙態勢不明，李定國兵力有限，劉文秀不敢離雲南太遠。
第二，由於多年混戰，除了嘉定、雅州地區有楊展打下的底子，基本能夠自給以外，四川大部地區均是荒無人煙、餓殍遍野。這也是清軍一直留守漢中、保寧，沒有在四川全面進軍的原因。
在這種情況下，劉文秀只能老老實實守在建昌、嘉定、雅州一帶，化整爲零，開荒種地，恢復農業生產。
永曆十一年（1657年）二月，在四川“毫無作爲”的劉文秀被朝廷召回昆明，數萬大軍相繼撤回雲南，只留下高承恩的幾千人留守建昌、雅州。
李定國、劉文秀沒有料到，這一次不太成功的進軍，竟然成了滇黔內戰的導火索。
滇黔內戰
劉文秀打四川，關孫可望什麼事？
確實不關他什麼事，但孫可望一向喜歡沒事找事。
在進軍四川的諸將領中，祁三升是孫可望的部將，在劉文秀的派遣下運動到川南一帶。得知祁三升在四川，孫可望便派人前往拉攏，以“老領導”的身份要求祁三升鎮守遵義。李定國很快就發現端倪，令祁三升率軍返回雲南。
兩邊都是領導，聽誰的？
與部下商議後，祁三升做出了正確的決定，聽李定國的，不跟着孫可望瞎起鬨。（今西府尊永曆爲民主，名正言順，我等亦有所依，當遵西府之調爲正。）
祁三升奉命返回雲南，孫可望大爲光火，竟然派兵追擊，將祁三升的輜重悉數繳獲。永曆十年（1656年）十月，灰頭土臉的祁三升返回昆明，向朱由榔、李定國哭訴。
李定國沒有報仇的實力，也沒有打內戰的心情，但防人之心不可無，李定國一面加強雲南的防禦，一面急調劉文秀大軍回滇，防備孫可望的偷襲。滇黔頓時劍拔弩張，一場內戰在即。
永曆十一年（1657年）八月，經充分準備之後，孫可望在貴陽誓師，親率十四萬大軍出征雲南。白文選被委任爲徵逆招討大將軍，配合孫可望入滇作戰，馮雙禮則在貴陽留守。
八月十八日，孫可望大軍渡過盤江，進入雲南境內。
前方警報傳來，“滇中震動”，李定國、劉文秀驚詫之餘，趕緊部署防禦。
可想而知，雲南的形勢有多麼危急。李定國、劉文秀只有四萬軍隊，要阻擊孫可望的十四萬大軍，相差懸殊，更何況雲南還有孫可望的內應。
李定國來不及考慮這麼多，當務之急是抵抗。阻擊倒不是難事，大軍開拔，聽天由命，說不定還能有轉機。真正致命的是孫可望的內應，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如果不採取必要的防範，必死無疑。
於是，李定國、劉文秀將王尚禮的軍隊分散配屬到各營，又將王尚禮留在昆明，交給靳統武、沐天波監視。
近在咫尺的王尚禮安排好了，兵力有限、積極性不高的賀九儀也不足爲慮。但是，對孫可望死心塌地的王自奇遠在楚雄，這人怎麼處理？
王自奇還真是最大的麻煩，但事出巧合，李定國完全可以將他忽略不計。在此之前，發酒瘋的王自奇打傷了李定國手下的一員將領，由於擔心受到責罰，已於七月率部渡過瀾滄江，逃往永昌。
一竿子逃這麼遠，送封書信都難，更別提接應孫可望了。
摁住內奸之後，李定國、劉文秀率主力離開昆明，於九月十五日抵達曲靖交水（今雲南沾益），與孫可望大軍距離十里對峙。
大軍紮下營，李定國、劉文秀搬着手指頭數了數，立馬傻眼了：對面有十多萬人，紮了三十六營，自己只有三萬人，紮了三個營。——這哪是阻擊戰，簡直就是送命戰！
數完了，傻過了，李定國、劉文秀坐下來商議：咱哥倆往哪兒逃？
劉文秀建議撤往交趾（今越南北部），李定國認爲不靠譜：軍隊只有三萬，還要帶着家眷，打不過人家。
李定國的想法是捏軟柿子——取道沅江，“取土司以安身”。劉文秀覺得更不靠譜：孫可望的三十六營就在眼前，你準備跳過去還是飛過去？
倆人吵吵了一晚上，最後得出一個結論：再議！
李定國、劉文秀吵不出結果，孫可望卻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作戰部署。
十八日，孫可望給部將張勝交待了一項任務：率馬寶、武大定的七千騎兵，連夜走小路繞開李定國、劉文秀大軍，在王尚禮的策應下佔領昆明。爲了爭取時間，孫可望又給李定國下書，約定二十一日雙方決戰。
孫可望認爲，憑藉自己的十幾萬大軍，又有潛伏於敵營的內應，拿下昆明顯然是易如反掌。李定國、劉文秀也是這麼想的，所以膽戰心驚、不知所措。
其實，在預測這場內戰的勝負時，他們都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人心向背！
俗語說“師出有名”，孫可望出征雲南，目標是朱由榔、李定國、劉文秀，打的旗號是“討逆”。——你糊弄誰呢，皇帝也能造反？
孫可望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白文選決定不再沉默，暗中與馬惟興、馬寶等將領私下約定陣前反戈。就在孫可望派張勝出發時，白文選以視察前線爲由，暗中趕赴李定國營中報信，將孫可望偷襲昆明的詭計和盤托出。
白文選言辭懇切，李定國、劉文秀卻將信將疑，擔心這是孫可望的欲擒故縱之計。白文選百口莫辯，不惜指天立毒誓“有一字誑皇上、負國家，當死萬箭之下”。
當晚，跟隨張勝偷襲昆明的馬寶也派心腹送來一封密信，印證了白文選的“爆料”，李定國、劉文秀方纔深信不疑，趕緊下達作戰命令，主動出擊。
十九日凌晨，李定國、劉文秀向孫可望的大營發起進攻。由於寡不敵衆，李定國初戰失利，孫可望乘勝猛攻，李定國、劉文秀漸漸呈現不支之勢。
白文選看得着急，親率五千騎兵衝入馬惟興營中，兩人合兵一處，共同抄孫可望的後路。白文選、馬惟興在背後一路衝殺，“所向披靡，連破數營”，將孫可望的大軍攪得大亂。
李定國、劉文秀見對方亂了陣腳，果斷率軍總攻，配合白文選、馬惟興兩面夾擊。孫可望稀裏糊塗被打得大敗，在少數兵馬的護衛下倉皇向東逃竄，史稱“交水大捷”。
孫可望馬不停蹄地逃回貴州，抵達安順，鎮守在此的是馬進忠部。馬進忠是咱們的老熟人了，當年跟着堵胤錫征戰湖南、戰功赫赫，後來歸到孫可望的麾下。
作爲永曆政權的“老部隊”，馬進忠是不可能跟着孫可望“逆天”的。眼看孫可望如此狼狽，馬進忠不僅“閉門不納”，還派兵出城衝殺孫可望的衛隊，“使疾走，無得集衆”。孫可望損失慘重，只得繞道而走，於九月下旬逃至貴陽。
在正義力量的支持下，李定國、劉文秀取得“交水大捷”，砸碎了孫可望謀朝篡位的迷夢。但是，偷襲昆明的騎兵已經動身，雲南的危機並未完全解除。
在偷襲昆明的路上，馬寶擔心昆明疏於防備，故意沿路焚燒房舍報警，靳統武、沐天波趕緊組織城防。王尚禮也得到了消息，準備上城接應，卻被朱由榔急召進宮。猶豫再三的王尚禮還是應召進了宮，結果剛一踏進宮門，便被沐天波的禁衛軍扣押，接應的事顯然是顧不上了。
張勝率兵進抵昆明城下時，城牆上一點動靜都沒有。張勝沒能等到約定的暗號，卻等來了孫可望在交水慘敗的消息。捷報傳遍昆明，王尚禮自縊，張勝只得倉促撤離。
張勝偏偏又是個不動腦子的貨，來的時候走小路，回去卻大搖大擺走大路，結果跟李定國回援的軍隊撞個滿懷。
事到如今，張勝只能碰碰運氣，帶着騎兵一陣猛衝猛打。李定國剛經過一場大戰，又跟劉文秀分了兵（劉文秀負責追孫可望），還相當意外地撞見了張勝。經張勝這麼一衝，李定國沒有反應過來，剛一交戰便陷入被動。
馬寶急眼了，趕緊率部抄張勝的後路，再次上演了交水大捷的一幕。張勝跟孫可望一樣，稀裏糊塗被打得慘敗，但顯然沒有孫可望的運氣好。次日，張勝逃至沾益（今雲南宣威），被自己的“老部下”李承爵誘捕，後來在昆明伏誅。
交水大捷後，李定國派劉文秀、白文選率軍向貴州追擊孫可望，“必擒之而後已”。
劉文秀、白文選的追兵抵達普安，因不明前方敵情而未敢孤軍冒進。但是，在距離普安四百多里的貴陽，孫可望卻莫名其妙地落荒而逃。
奇怪了，是劉文秀修煉成了“隔山打牛”之功，還是孫可望成了驚弓之鳥？
如果非得有個答案，只能說孫可望是失道寡助、倒黴催的。
逃到貴陽後，孫可望一要防李定國的追兵，二要防駐守安順的馬進忠，因此派馮雙禮扼守在貴陽西面的威清要道，並約定以放炮爲號。（若文秀追兵至，可速放三炮。）結果，劉文秀還在普安，馬進忠也待在安順沒動靜，馮雙禮卻放了三聲響炮。
走火了？——沒有，馮雙禮是故意的！
動機？——痛打落水狗，不需要理由！
孫可望就這樣被馮雙禮給轟跑了，狼狽不堪地向湖南方向逃竄，親身感受了什麼叫衆叛親離、作繭自縛。一路上經過新添衛（今貴州貴定）、偏橋、鎮遠、平溪，一直到湖南沅州，孫可望享受到的待遇都是一樣——“各守將俱閉營不納”。
曾經帶着十幾萬大軍浩浩蕩蕩出征的孫可望，如今身邊只有十幾個親隨，惶惶成了喪家之犬。
走投無路的處境，並沒有讓“自智自尊”的孫可望醒悟。他決意將無恥進行到底，準備認賊作父，藉助清軍的勢力報私仇。（行當投清師以報不世之仇耳。）
抵達靖州後，孫可望派楊惺先、鄭國前往寶慶與清軍接洽。三日後，白文選的追兵逼近，孫可望再次逃亡，在武岡邊界又遭到總兵楊武的攔截，險些被擒獲。清湖廣巡撫張長庚派總兵李茹春、王平率軍赴武岡接應，孫可望才僥倖逃脫。
九月三十日，決意走上不歸路的孫可望給清軍寫信，正式宣佈投降，並恬不知恥地向對方承諾“願獻滇、黔、蜀以歸一統，更報不世之仇”。
孫可望投降，讓清廷如獲至寶、喜出望外，無異於中了頭彩。
第一，孫可望是永曆政權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他在清軍未做任何策反和軍事行動的情況下主動投降，“毀三觀”的政治影響不可估量。
第二，孫可望對永曆軍隊，特別是大西軍舊部具有很強的感召力。
第三，孫可望熟悉西南軍事佈防和軍隊作戰特點。
得到這個“寶貝”，清廷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十二月初五，順治帝下詔，要求兵部調整軍事策略，由“招撫、對峙、鞏固”的總方針向“全面進攻”轉變，首要目標便是“相機平定貴州”。
清廷還給予孫可望超乎尋常的恩賞和禮遇。接到孫可望投降的消息後，順治帝第一時間下詔，冊封孫可望爲“義王”，並委派內翰林弘文院學士麻勒吉、禮部尚書胡兆龍、禮部右侍郎祁徹白等高級官員攜朝廷的敕書、大印，趕赴湖南當面冊封。
永曆十二年（1658年）五月初二，孫可望抵達北京陛見，簡親王濟度、安親王嶽樂親率大批高官出城夾道歡迎。
孫可望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處，也向新主子投桃報李，死心塌地爲清軍效命。孫可望不僅向清軍提供了西南軍事部署的全方面情況，還主動獻上地圖，又爲清軍提供一大批熟悉地形的嚮導。
好比“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而恩絕”，孫可望走的必定是一條不歸路。後來，隨着西南的局勢逐漸趨於平定，失去利用價值的孫可望也日漸失寵，飽受清廷的打壓和排擠。
永曆十四年（1660年）十一月二十日，孫可望在北京神祕死亡。清廷的官方說法是“病死”，真實的情況大家應該都懂的。
一直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終於下令“孫可望子孫所有世職，嗣後不必承襲”。孫可望及其家族的命運，再次應驗了那句話：
叛徒，能有什麼好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