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传习录：做官六字真言
（83） 压力下的官场
古人说：宦海艰难。又说：仕途险恶。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说：做官难，难乎其难，官场如战场，同僚如仇敌，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稍不留神，就会折戟沉沙，血本无归。
说起做官之难，好像就连老百姓都有一肚子苦水。坐在戏台下往上看，多么耿直的忠臣，也难免受到小人中伤，多么阴险的奸臣，到头来难免挨一刀。就连大鼓词里，都把“朝臣侍漏五更寒”视为人生的最大难事，老百姓们还四仰八叉躺在自家被窝里打呼噜，官员们一个个就得衣冠楚楚，冒着风霜雨雪，早早去点卯报到去了，单只是这份辛苦，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受得了的。
可是世无常理，有人做官难，有人做官却是非常的容易。明末的时候，有一个叫张蓬玄的大臣，此人在大明朝的时候就是刑部尚书，等到了清朝，他已经七十多岁了，皇帝换过了，可刑部尚书还是他。有一天上朝，他一不留神，扑棱棱摔了个大跟头，顺着台阶滚了下去。清世祖顺治吓了一大跳，急忙飞赶过去，将这老头扶起来，一直扶到殿门之外，送张蓬玄离开。
比这张蓬玄更狠的，还有大明时代的张若麒，此人在大明崇祯朝官职还不算太大，只是个兵部侍郎。后来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大杀朝官，偏偏对他高看一眼，委以重任，让他出任了大顺朝的兵部尚书。很快李自成就被满清打跑了，清世祖顺治坐了龙椅，又把这个张若麒请回来，继续重用。
这个张蓬玄，还有这个张若麒，他们两个到底有何不凡之处？怎么不管哪个朝代，都要请他们做官呢？
事实上，张蓬玄与张若麒，只是浩如烟海的官员流中普通的一员。我们读历史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会把目光盯在悲剧英雄的身上，比如说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他那凛然的正气之歌，至今仍然让人热血激飞。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一下文天祥的历史，就会不无惊讶地发现，在文天祥的不屈气节之下，还隐藏着一个官运亨通的神秘人物。
这个人名字叫陈宜中，官拜宰相。当元兵南下之时，陈宜中正在和同僚闹矛盾，于是陈宜中就上书辞职，朝廷不许，国家离不了陈宜中。离不了就算了，陈宜中只好主持与元兵联系和谈事宜，但是元兵要求陈宜中过去做人质。老陈丝毫也不犹豫，拔腿就走，逃之夭夭了。
接下来文天祥聚兵民抗元救国，而南宋的小皇帝逃到福州，重新组建领导班子，千挑万选出来的宰相，还是陈宜中。
这个官运亨通的陈宜中，幸福地老死在领导岗位上，从未像民族英雄文天祥那样轰轰烈烈大悲大歌，所以我们才会忽略他。然而我们现在或许会明白过来，像陈宜中这种人，与明末的张蓬玄、张若麒一样，他们或许别的本事真没有，但对于如何做官，却有着超常的天才。
如此看来，做官也应该是有诀窍的。诚如晚清李鸿章所说：“这世上的事情，最容易不过的，就是做官了，如果一个人连官也不会做，那就实在是太没劲了。”所谓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李鸿章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他知道做官的基本诀窍。不管任何事情，懂诀窍的人做起来，千容易万容易，而不懂诀窍的人做起来，却是千难万难。
那么，这个秘而不传的做官诀窍，又是什么呢？
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官场上的上司说起。
仕途为官，最重要的就是和上司打交道，上司对你高看一眼，你的上升空间就大一点。上司瞧你上火，那你这官，可就不好做了。
那么，官场上的上司，又是如何看待下属的呢？
上司也是人，是人就有人的个性，人的特点，就会把自己的喜好和个性，带进自己的管理风格之中。只要你弄清楚上司是个什么样的人，喜欢的是什么，厌恶的又是什么，那么你做人做事，也就简单了许多。
大体来说，官场上的上司虽然形貌各异，高矮不同，脾性差异较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无论是大官小官，手里莫不是掌握着一定的社会资源，官越大，调度资源的能力和影响力就越大，因期待而紧张地盯着你的人也越多。老话说：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里说的“民”，就是盯着你的人。
百姓之所以盯着官员，因为百姓期待着公道。可除非你亲自坐到官位上，否则是弄不清楚这个公道究系何指的。要知道，所谓公道，纯系是一种主观的感觉，正如《苏三起解》中的丑角所说：“你说你公道，他说他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夫公道二字，无非是百姓对于利益的自我解读，若是对我有利，亦或是我认同的结论，那么我就认为这是公道。反之，于我不利，不是我认可的结论，我就认为不公道。所以官员处理事情，得到的评价必然是百分之百的不公道。
何以如此？因为利益调配这种事，涉及多名当事人，有的人获得的多，就有人获得的少，得到多的人未必会认为你公道，因为他想得到更多。得到少的人势必认为你不公道，因为他得到的太少。
古时候曾有两兄弟分家，都认为自己得到的太少，对方得到的太多，就去官府处求告，地方官看到这案子，顿时就傻了眼。盖因这兄弟二人，都认为自己得到的少了，对方得到的多了，无论如何摆弄法，都不可能让兄弟二人满意。难不成遇到这种事，还让地方官自己掏出银两来摆平不成？
这种案子谁也解决不了，层层上交，最后终于碰到一个脑子灵活的官员。他吩咐，让这兄弟二人把分到手的家产交换一下，哥哥拿弟弟那一份，弟弟拿哥哥那一份，你们不是都认为对方拿的多吗？那好办，你们就去拿多的那一份吧。这样，才总算摆平，否则的话，审理此案的官员，纵然是不被骂为贪官，也难免糊涂之名。
官员的行政级别越高，所涉及的利益调配也越多，也就越难让部属或民众满意。正是这种“不公道”的负面评价，构成了对于官员的强大压力，人是自我的，哪怕是再坏的人，也希望听到别人给自己一个较高的评价，得不到正面的评价，心里就会产生巨大的失落感，而压力的感受，也会越来越强。
当这种压力超过心理的承受极限，就会出现人格崩溃的征兆，表现为自暴自弃，放纵自我，完全不再理会外界的负面评价。历史上的许多暴君就是这样形成的，横竖辛苦也落不了好，干脆放任自流吧。既然已经落下了恶名，干脆把坏事干到底……诸如这种想法一旦出现，人性中恶的一面就会迅速占到上风，人也会异化为性情凶残的食人野兽。
人格崩溃只是比较极端的情形，大多时候，人在压力之下，其人格会呈现五种变化：一是变得更加理性，以智慧来弥补现实的困境。二是变得更加感性，以情商的优势获取称誉。三是表现出浪漫主义的情怀，以宏大的构思化解具体的难题。四是变得疑虑重重，认为所有人都在和自己过不去，患上了难以治愈的疑心病。五是退缩逃避，以自己最擅长的具体事务为避风港。
基本上来说，你在官场上的上司，因为外界压力作用于其人格上的结果，最终他会成为这五种类型中的一种，很少有例外。
（84） 五种类型的上司分析
所谓压力，表述为外界评价与自我评价之间的差值。
任何人，对自我都有一个评价，如果这个评价低于外界的评价，届时人就会很受用。比如说，你认为自己很普通，群众却认为你非常的伟大，这时候你就会感受到生命的尊荣，至少觉得自己这辈子没白活。
若然是外界的评价等同于又或是低于你的自我评价，你的人格就会受到强烈的伤害，释放出强烈的心理能量，这种心理能量，就是所谓的压力了。比如说，你认为自己很伟大，很了不起，公众却认为你名不副实，不过是一个不成气候的骗子，这时候你就会很愤怒，因为你感受到了强大的心理压力。
一般来说，身居高位之人，免不了身边会有一群追随者，专司正面评价的职能，以便释放掌权者的心理压力。但是，掌权者仍然能够从这些人的期望之中，感受到强大的压力。诸如一个人对他的上司说：“啊，老板你真聪明……”这时候老板的心情就会紧张起来，因为他必须要对这句话给予回报。这就意味着，即使在外界评价高于你的自我评价之时，也同样会产生一种压力。
总而言之，压力来自于外界的评价，渴望与期许，无论这种评价是正面还是负面，是高还是低，都会让当事人心里产生一种压力。而官场之上的人，就是常年生活在这种压力之下，其人格被迫因应着心理的压力而扭曲，而改变，以避免心理崩溃。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种改变将呈现五种趋势，于是我们将会在官场上看到如下五种类型的上司。
第一种官员类型是理智型。这种类型的上司，多半都有着过人的智慧，洞察世事人情，对于人性琢磨得极为透彻，所以他们才能够极为冷静地处理外部事务，并在这个过程中释放自己的心理压力。这一类官员数目稀少比例不高，但大多数官员都会自动自发地把自己归为这一类。观察官员是否属于这个类别，关键是看他手下使用的是不是最能做事的能员，理智型官员占据在智力的制高点上，善于识人也善于用人，这是普通官员比不了的优势。
理智型官员的代表人物，当推大唐时代的唐太宗李世民，此人聪明绝顶，智慧过人，手下人才济济，因而他主要的工作就是放手，无为而治，腾出主要的心思和自己人性中的慵懒作斗争。史书上说，其实唐太宗也贪玩，但总是被谏臣魏征成功地阻止，曾有一次，李世民正在玩鸟，忽然魏征来到，李世民吓得将鸟藏在袖子里，结果把鸟憋死了。在魏征面前，即使是李世民也感受到压力，因为他想做一个明君，明君岂可玩鸟？
不能放纵自己人性中的欲望，这就是成为理智型官员的代价。
第二种官员类型是感性型。这一类官员性情急躁冲动，责任意识淡漠，情绪化表现严重，全凭本能行事。凡事只以好恶而论之，不考虑利害关系，喜欢的就会不顾一切去做，厌恶的则弃而不顾。
感性型官员的代表人物，首推北宋亡国皇帝宋徽宗。此人身为皇帝，却是一个人格极不成熟的人，他喜欢奇异形状的石头，就不计成本地去民间寻找，运往京师，称之为花石纲，消耗了大量的民间物力，最终拖垮了北宋的财政。他喜欢名妓李师师，不惜从宫中挖一条地道通往妓院。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他想做，就一定要做到，丝毫不考虑后果，这种孩子气的任性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他也被掳往金国五国城，沦为了俘虏。
理智型的官员不为谄谀所动，因为他了解自己。而感性型的官员却对奉承有着强烈的需求，总是无法满足。
第三种官员类型是浪漫型。这种官员多是情商极高，在人际关系上表现出很高的适应性，在艺术上也具有超出于常人的天分。与感性型官员不同的是，浪漫型官员更具有情商上的优势，成熟度也更高。如果他们愿意，他们能够在许多领域里表现得比别人更优秀，但恰恰是这一点，让他们往往无法容忍别人的无能与猥琐。
浪漫型官员的主要代表是唐玄宗。据史书上记载，唐玄宗少年时戎马轻衣，纵横驰骋。做了皇帝之后迷醉于声乐，举凡带弦的、带管的、带窟窿眼的，只要落到他的手里，就会发出动人的乐声。他爱上杨贵妃，或许是因为杨贵妃的歌舞与他的声乐造诣同为天下一绝，于是他孜孜以求地渴望在声乐上达到更高的境界，其结果是偏离了治理国家的正路，导致了安史之乱。
浪漫型官员蔑视政务，因为政务所需要的是不间断地重复同样的工作，这对于浪漫的人来说无异于是一种生命的浪费。
第四种官员最为常见，被称之为主观型，实际上却是疑神疑鬼型。这种类型的人对于人性的暗恶痛恨入骨，因而成为了人性暗恶的俘虏，他坚信每一个人都不是好东西，揭开冠冕堂皇、衣冠楚楚的表面，暴露出来的都是最肮脏最下流的东西，所以他在管理上奉行极为严苛的制度，想尽办法让部属不舒服。
主观型官员的代表人物是朱元璋，此人以一介秃头和尚起家，马上得到天下，一生经历了无数背叛与冲突，饱受人性暗恶之折磨，所以他对于部属的私心极为痛恨，稍有不快，便大开杀戒。他甚至为大明朝制定了廷杖制度，就于金殿之上，将那些高官的裤子扒下来，狠狠地打屁股。因为朱元璋认为，没必要给这些人留面子，没有人是干净的，打了谁也不是白打。
这种类型的官员比较难对付，但只要少说话，多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就不会被抓住小辫子。
第五种类型的官员也是数量众多，被称之为专业型，实际上是退缩逃避型。这一类型的官员无力承受来自于外界的强大压力，实际上人格已经崩溃，最终蜷缩入他为自己打造的安全堡垒，这个堡垒就是他最擅长的事务，并能够专心致志地做到极尽完美。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忽略了他所做的事情，与他的职责没有关系，即使有关系，也是无足轻重的关系。
第五种类型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南唐的李后主李煜，另一个是明朝的熹宗皇帝。李后主以诗名传动千古，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如此优美的佳句足以打动任何人，却无法打动他的敌人，最终国破家亡，他也沦为了北宋的俘虏。而明熹宗由于无法应对国内与边关的乱局，就干脆躲进木匠房里，专心致志地干起了木匠活，把治理国家的行政权力全部交给了阉党魏忠贤，最终导致了不可收拾的乱局，以至于大明彻底灭亡。
除了这五种类型的官员之外，实际上还有第六种——自暴自弃型，历史上这种皇帝有很多，嗜血如狂，滥杀无度，既不管自己的身后名声，也不顾子孙后代的江山。但是这种类型的官员却不太多，一般来说，官员还承受着来自于其上司的强大压力，鲜少敢这么放纵自己，除非是东窗事发，大祸临头，行将斧钺加身的时候，他们才会不顾一切地疯狂起来。
总而言之，官场之上，上司有五种类型，部属也同样，只不过，上司多表现为朱元璋式的主观型和破罐子破摔的专业型，而部属却多表现为浪漫型。这是因为，太优秀的上司，晋升得太快，你没机会跟许久。太差劲的上司，也会很快被淘汰，留下来和你面对面的，多是这两种于痛苦不堪中勉力支撑的。所以你所面对的上司，多半是主观型和专业型。
而部属需要在你面前表现，如果他很强，那么他就需要蒙蔽你，害怕你挡他的晋升之路。如果他很差劲，那么他就需要敷衍你，用一个宏大的目标掩盖他的工作不力，以便得过且过，蒙过一时算一时。无论是蒙蔽你还是敷衍你，你最终看到的，都是一种浪漫型的表现，这绝不会有误差。
那么，针对于主观型和专业型的上司，面对着浪漫型的部属，官场上的成功策术，永远只是简简单单的六个字：空、恭、绷、凶、聋、弄。
什么叫空、恭、绷、凶、聋、弄？我们详细地分析解说一下。
（85） “空”的文化哲学
欲做太平官，须悟“空”字诀。
什么叫空？
有一次，庄子带着学生们出游，经过一个地方，见到一棵歪七扭八的大树，大树的周围，却是光秃秃一片，地面上东一个西一个，满是凄惨的树桩。原来这里的树，都遭人砍伐了，只剩下了这么一棵。
于是学生就问庄子：“老师，为什么伐树之人单单留下这棵不伐呢？”
庄子笑道：“你们好好看看这棵树，你看它歪七扭八，疙瘩瘤结，这样的树，砍下来有什么用呢？你们要知道，树之所以被砍，那是因为人们要建筑宫殿屋舍，要精心挑选笔直的树木，因为笔直的树干才会有用，有用才会被砍，这棵树它之所以存活下来，就是因为它没有用。”
学生们听了，点了点头：“如此说来，老师，我们人生在世，就应该学习这棵树，千万不要有用，一旦你对别人有用，就会难免遭到砍伐。”
庄子道：“没错，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世上的人，相互攻讦杀伐，你一旦对谁有用，对另一个人就可能是个威胁。比如说孔子，他在周游列国的时候，接到宋国国君的邀请，而宋国国君之所以邀请他，正是因为国君想利用他的学说，压制国内反对国君的势力桓魋。这就是孔子的用，对宋国国君来说，他有用。可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会激起了宋国反对势力桓魋的憎恶。听说孔子要去宋国，桓魋大怒，就亲自率人赶来截杀，幸亏孔子跑得快，否则的话，孔子也难免因为自己于人有用，而遭受祸端啊。”最后庄子又谆谆地教导道：“所以你们要记住，最安全的，莫过于无用。”
然后师生一行继续往前走，到了一个农家，农夫见来了客人，就殷勤待客，要杀一只鸭子，款待庄子师生。可是杀哪一个呢？农夫拿不定主意，这时候他的妻子建议道：“杀那只不下蛋的，鸭子不下蛋，就没用，没用的鸭子留着干什么？当然是要杀了炖肉吃。”学生们见到这情形，就问庄子：“老师，为什么偏偏这只鸭子会被杀呢？”
庄子说：“难道你们没有听到吗？是因为这只鸭子没有用啊，鸭子不下蛋，就没有用，没用就会被杀。不唯是鸭子如此，做人也是这样的。昔年卫国政乱，太子与卫君争夺君位，将大夫们赶到高台之下，先将一个大臣拉过来，说：‘这人懂得财赋，是个有用的人，不能杀，要留着。’又拉过来一个大臣说：‘这人懂得外交，也是有用的人，不可以杀。’再拉过来一个大臣说：‘这人只是一个佞臣，不学无术，什么本事也没有，是个无用的人，杀掉他。’于是，没有用的人就会被杀掉，所以你们记住，做人啊，这生存之道，就在于你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如果你对于别人来说没什么用处，别人当然不会维护你，被杀掉是迟早的事。所以为人生存之道，就是一定要有用，万万不可以没用。”
听到这里，学生们全都困惑了，说：“老师，你刚才对我们说，做人一定不能有用，有用会被杀。可你现在又说，做人一定不能没用，没用就会被杀掉。那我们到底应该是有用还是无用呢？”
庄子道：“现在你们已经接近于道了，道只有在你们的思想陷入困境的时候才会出现。现在你们知道有用会被杀，没用也会被杀，那么你们就应该知道，道就在有用和无用之间。有用是一个极端，无用则是另一个极端，做人做事做学问，怕的就是走极端，一旦你走到极端上，就失去了道，也就失去了回头的可能。你们必须要把握住一点，在有用和无用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生存空间。你必须要精心营造无用和有用，而你则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这二者所架构起来的空间中，有用所带来的危险，伤害不到你，无用带来的灾难，也影响不到你，这才是道的精髓之所在。”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掌握的空的哲学与技巧，佛家说，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里的色，指的是天地之间的万物，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应该包容一切。
官场做人之空，就是你看起来分明是属于这一派别，细究起来你又是属于另一阵营，相互冲突的双方，都以你为同盟而自豪。但无论哪一派别失了势，追究的时候，又会发现你其实并不属于任何派别，你只属于你自己。
官场做事之空，就是你的工作既能满足这一方面的要求，又能满足另一方面的要求，你似乎是为每一个要求量身定制的。但如果有哪一方面出了纰漏，却无论如何也追究不到你这里，你的工作是只为自己的岗位负责。
官场公文之空，就是你的行文，这么解释也对头，那么解释也对路子，如果有某一种解释出了问题，那么你的行文就可以归类到没有问题的那一种。你的行文不是为了解释而行文，只是为了解决你所针对的问题。
由是我们可知，空，乃是做人做官做事做文的大智慧。不怕你达不到这个境界，只怕你对此一无所知，一旦你知道这个境界之所在，就会磨砺心志，孜孜以求，直到你能够游刃有余，长袖善舞为止。
（86） “空”的实用价值
官场之上，既是人躲事，又是事找人，有些事你是躲也躲不过去的。
清同治末年，总督文恪督理四川，此地民风剽悍，经常会闹起群体事件。文恪到任后不久，就收到东乡县县令孙定扬的公文，言称当地乱民罢市围城。文恪初来乍到，不晓得四川这地方，民众有一个罢市围城的习惯，往往闹事之后，也就消停了。文恪以为这是起了暴乱，立即下令守备李有恒出兵弹压。李有恒极力争辩，文恪大怒，呵斥他立即行动。
李有恒窝了一肚子气，索性不管不顾，率兵赶到东乡之后，只管大砍大杀，杀得血流成河，百姓尸伏遍野。事情这就闹大了，御史立即弹劾文恪，这时候文恪才知道闯了大祸，就骂李有恒存心杀人，将事情闹大。李有恒却理直气壮地反驳道：“这是你下的命令，你的手书还在我这里，我是奉命行事。”
这时候文恪才知道，这李有恒是赌了一口气，存心要害他。急忿之下，就去找华阳县知县田秀栗商量。这田秀栗和李有恒是知交好友，听文恪说了情形，不由得冒一头冷汗，说：“李有恒如此阴狠，我居然会有这样的朋友，幸好我没有得罪他，否则的话……”出于恐惧之心，他答应帮助文恪，解决掉李有恒。
几日后，田秀栗和另外几个朋友去拜访李有恒，入座之后，就聊起这件事。李有恒说：“我是什么也不怕的，我有文恪的手书，上面写着让我督兵行事，有这几个字，他就别想脱身。”田秀栗说：“真的吗？你把那手书给我看看，小心点，可别疏忽了。”于是李有恒就拿出文恪的手书，田秀栗接过来一看，上面果然有“督兵行事”四个字。正在这时，外边忽然又来了几个朋友，李有恒急忙出门迎接。等李有恒回来，田秀栗将手书还给李有恒，叮嘱道：“一定要将手书收好，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情。”说完这句话，就匆匆走了。
等田秀栗走后，李有恒再拿起手书来看，忽然发现不对劲，这手书竟然被田秀栗换过了，虽仍是文恪所写，只不过，原手书上的“督兵行事”，改成了“相机行事”，这就等于说驱兵杀人全都是李有恒自己的责任了。
当时李有恒大惊失色，情知被田秀栗出卖了，可是再追出去已经来不及了。很快他被收审，拿出来的手书无法证明文恪有错，最终全部责任由他一个人承担，冤乎枉哉地被砍了脑袋。
官场之上，不怕说出口的话，单只怕留在纸片上的字。说出来的话随风而散，一旦出了问题，追究的时候你大可以反口不承认，谅别人也拿你没办法。所以人在官场，口头上只管大包大揽，称兄道弟，但如果有人让你签字画押，那就必须要小心了。
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个知府，一向依附权奸严嵩。这知府的家中，养着一个年老的幕僚，知府对这幕僚平日里极是尊重，衣食相待，从未让幕僚受过委屈。忽然有一天，幕僚对知府说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看这严嵩擅权多年，也快要到时候了，一旦朝廷究查下来，不唯是这严嵩要倒下，此前那些依附他的人，也都会受到连累。东家也是依附严嵩而起家的，往日里书信往来，不知有多少，等到朝廷追查的时候，搜出那些书信来，只怕东家你后果堪虞啊。”
知府听了，又惊又怕，就问道：“可是事情已经这样，有什么办法解决呢？”幕僚道：“这事好办，我受东家供养多年，从未进献过一字一句的策术。此番我要辞别东家，去严嵩的府上，做一名老佣人。我会在那里将东家的书信与公文，全部搜找出来，预先销毁，这样可保东家无虞。”
知府千恩万谢，就让幕僚去了。幕僚走后不久，严嵩果然事发，朝廷追查下来，许多官员都因为依附严嵩而受到了牵连，唯独这个知府，因为在严嵩那里查抄不到有关他的一字一句，所以平安无事。
在这个故事中，彻底地落实了“空”的含义与思想。人在官场，终究是无法与强势相对抗。这个知府依附严嵩，尽管气节上有问题，可严嵩毕竟是受到皇帝所重用的，这在政治上是正确的。然而政治也是随着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将官场的追随者拖入到悬崖之上。
所以人在官场，一定要有未雨绸缪的考虑，今日的一片纸，就是明天的一柄刀。如果你知道自己留下来的痕迹预示着什么，那么你就能够避过风险。
（87） “恭”的文化哲学
“恭”这个字，是由一个共字和一个小字再加上一点所组成的。这个字表明的是人在这个社会上的位置。
上面的共字，是指人类所共有的社会结构，建造这个社会结构，是为了让人类获得幸福的。但是所有的人却都被压在这座无形而庞大的建筑物之下，显得极为渺小卑微。每一个人都承担着沉重的社会责任，却分明没有权力向这个社会索求什么。原本是服务于人的上层建筑，却成为奴役人的工具，这就是隐秘的规律在暗中起到作用的结果。
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够与整个社会最隐秘的法则相抗衡，无论你是否喜欢，你都必须接受这些。
恭字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承认你的卑微和渺小。然而没有人是卑微的，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有着超乎于寻常的大智慧。
北宋的御史台中有一个老年的皂隶，其主要的工作就是拄着梃杖，站在台阶下面，以满足高坐于高位之上的官员们的排场感觉，听起来这个老皂隶的职业微不足道，有他不多，没他不少。然而在当时的御史台，却没有人敢忽略这位老皂隶，因为老皂隶手中的梃杖握法，是很有讲究的。
平时，老皂隶都是斜拄着梃杖，一旦上面的官员出了纰漏，老皂隶就会将梃杖笔直地竖起来。
曾经有一次，御史范讽为了招待客人，就吩咐厨子回去烹煮食物，再三叮嘱之后，厨子走了。范讽又把厨子叫回来，继续吩咐。这时候老皂隶就将他手中的梃杖竖了起来。范讽很是奇怪，就问：“我好像没做错什么吧？你为什么要竖梃杖呢？”
老皂隶回答道：“凡是要吩咐别人做的事情，必须要把具体做事的方法确定下来，然后再督促他去完成。如果他没有依法完成，自然有惩罚他的措施，何必没完没了喋喋不休呢？你这只是吩咐厨子做事，难道你管理政务，也要事无巨细地每一个人都吩咐到吗？”
史书上说：讽甚愧服。意思是说，范讽听了老皂隶的话，非常地惭愧佩服。
然而事实上，这个叫范讽的人既没有感觉到惭愧，更没有丝毫的佩服。如果他真的有这种想法，那么他就会想办法向皇帝报告这件事，推荐这个老皂隶。此人虽然只是一名不起眼的皂隶，却是一个精通管理学的宰相人才。
范讽没有向皇帝推荐这个人，理由可能有很多种，但御史台的官员人人都知道这位老皂隶，却没有任何人向皇帝推荐过，那么理由就只剩下一种：忌恨。
没有人愿意向上司推荐比自己更强、更能干的人，除非他不想要自己的饭碗了。北宋时代的儒臣们同样也有着这个人性的必然缺陷，尽管他们都知道老皂隶比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强，但是他们却颇有默契地缄口不言，对皇帝封锁了这个消息，使得这个老皂隶与皇帝近在咫尺，却终究未得引用。
檐牙高耸的御史台，衣冠衮衮的朝政大员们，所有的这些人，构成了压在老皂隶身上的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这世上的每一个有才干、有志向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种沉重的社会压力，他们的才华遭到讥笑，他们的能力不被承认，他们的志向，也沦为了庸俗之徒茶余饭后的谈资。
难道，在这无形的社会构架之下，有才能的人，真的没有机会脱颖而出了吗？
错！如这老皂隶，他固然是遭受到了最无耻的压制，但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老皂隶的人生失败正在于他缺少了一个“恭”字。
在御史台，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皂隶，却以他的才干压制住了诸多自命不凡的官员，这是他的不智。想那些官员们是何等地心高气傲，只有在权力的高压之下，他们才肯低下头，而如今区区一个老皂隶就以才智压倒他们，这无异是对他们智商的一种羞辱。
所以厚黑始祖孔子所推崇的成功之道，首先就是温良恭俭让。温良恭俭让说起来是五个字，实际上只有一个核心的恭。
恭是一种人生的战术，一种成功的策略。同时恭也意味着对他人付出的尊重。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的社会地位高于你，那么他就必然是比你多做了点什么，即使你不尊重他这个人，也应该尊重他的付出。
所以，恭字的原始含义是：尊重别人的生存权利与曾经的付出。
一旦你能够尊重别人，那么你就会步出卑微与渺小的心理阴影，就会由此起步，走向成功的人生。
（88） “恭”的实用价值
战国初年，晋智伯想要吞并赵襄子、魏桓子与韩康子三家，先以其势逼迫魏桓子和韩康子，强迫这两家献城献地。然后又逼迫赵襄子，却为赵襄子断然拒绝。智伯大怒，遂迫魏桓子并韩康子，三家共起大军，前来攻打赵襄子。
赵襄子慌不择路，率了一众家臣，仓皇逃往晋阳，据城而守。晋阳城池高耸，急攻不下，于是智伯就掘开晋水，淹没了晋阳城。
赵襄子及家将们仍然坚守在为洪水所淹没的晋阳城中，将釜锅吊到空中煮饭，极是艰难。眼见得赵襄子已经无法再坚持下去，智伯大为兴奋，就威胁与他同来的魏桓子、韩康子说：“你们给我听好了，都老实一点，否则的话，我就像淹不听话的赵襄子一样，淹了你们两家。”魏桓子和韩康子听了，几欲气炸了肺，却又不敢吭声。
就在这天夜里，赵襄子手下的谋臣张孟谈偷偷地缒下城来，找到魏桓子和韩康子，对他们两人说：“你们为什么要屈从于智伯？赵、魏、韩三家同为一体，唇亡齿寒，倘若赵氏灭亡，你们两家还能再活下去吗？”
魏桓子和韩康子被张孟谈说动，就于当夜偷偷掘开堤坝，将晋水灌入到了智伯的大营之中，智伯没有防备，被赵、魏、韩三家联军合力冲撞，顿时大败，智伯被杀，从此赵氏、魏氏与韩氏三家将晋室瓜分，这就是战国时期赵国、魏国与韩国的来历。这一段历史，又称之为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而后，赵襄子死里求活，激动不已，曾经死战保城的家将与家臣，也都是非常的兴奋，等着赵襄子加官晋爵。人人都认为，赢得这场战争的头号功臣，非张孟谈莫属。
然而，当赵襄子宣布晋爵的家臣名单之时，所有的人无不大吃一惊。盖因排在第一位的，却是一个在守城之战中没有任何表现，既没有和敌人血拼过，也没有献出过什么好计策的人。事实上，大家甚至连这个人是谁都不清楚，总之是一个才干极为平庸之辈。
群臣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就询问赵襄子：“这个人有何了不起之处？为何要首先嘉奖他？”
只听赵襄子回答道：“这个人于守城无功，于破敌无力，但是此人始终对我极尽恭敬，从来不敢乱了君臣之礼，这就是他晋升的全部理由。”
群臣还是不明白，问道：“可我们也对君上极为恭敬啊，而且我们不仅是恭敬，还拼死卖力。”
赵襄子笑道：“你们拼死卖力是没错。可是当智伯水灌晋阳，我大势将去的时候，你们所有的人，对我的恭敬都不如以前了，甚至还有人给我脸色看。只有这个人，他即使是浸泡在洪水里，也仍然保持着以前对我的那份恭敬，我不奖赏他奖励谁呢？”
史书上说，看了赵襄子的奖惩方案，名臣张孟谈一言未发，悄然出走了。因为他意识到，赵襄子试图用这种方式强化自己的威权，而这也同时意味着作为臣属的生存空间，将会被挤压得越来越狭小。
然而张孟谈却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当洪水困城的时候，赵襄子的心境。可想而知，当洪水灌入晋阳城，守城之人莫不是极尽惊恐，因为大家都有一种末日临头的感觉，所以才会对赵襄子流露出不逊的心态。而这时候，感受到最大恐惧的，却恰恰是赵襄子本人，他不仅面临着洪水困城的危局，更有可能遭遇到臣属的背叛。他之所以在这种极端危险的情形下还能够挺住，精神没有崩溃，原因就在于还有一个人，仍然是对他毕恭毕敬，奉之为主的。
是这个人的恭敬，给了赵襄子以最需要的权力威严与心理支撑，让他能够泰然自若，继续统筹大局，度过最危险的时期。
这就是恭的价值之所在，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恭敬，拯救了另一个濒陷绝望的人，那么这个人的价值自然也是寻常人所无法比拟的。
这是恭敬作用于他人身上的效用，而当这种效用转到自身的时候，同样也具有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
赵襄子家族，应该是对“恭”字所蕴含的强大精神力量颇有体会的。早在他的祖宗——晋灵公时代的赵盾起，就因为“恭”之一字，侥幸保得了性命。
赵盾原是晋国的大夫，时值国君晋襄公死，于是大夫赵盾做主，就扶立了晋灵公。这个晋灵公却是一个典型的暴君，他一旦掌握了权力，就恣意放纵，胡作非为起来。一个厨子只因为烤的熊掌没有烂透，就惹火了晋灵公，被乱刀剁成了碎块。赵盾知道这件事后，就于朝堂上严厉地斥责了晋灵公，要求他收敛一点，要做一个仁君，切莫挑着暴君来做。
眼见得赵盾妨碍自己胡作非为，晋灵君大怒，就派遣了一个名叫锄倪的刺客，让他趁夜黑人静的当口，悄无声息地把赵盾杀掉。
于是刺客锄麑趁夜潜入赵盾家，却发现赵家家徒四壁，空空如也，而赵盾本人则身穿官服，满脸恭敬严肃地坐在一张椅子上，正等待着天亮后上朝。当时锄麑越看心里越是惊讶，心想这样的士大夫能够在暗夜无人之处，还仍然保持着对公事政务的恭敬，这是难得的贤良大臣啊，晋国能有这样的贤人，那是晋国的幸事。自己如果杀掉了这样的贤臣，只怕那良心的折磨，是自己所无法承受的。
刺客良心发现不忍下手杀害谦恭状态之中的赵盾，可是作为一个刺客，杀赵盾却是自己的职责。若不杀他，有违一个刺客的职业道德。如此这般地进退两难，刺客锄麑不知如何是好，情急之下，他从树上跳下来，大叫一声：“赵大夫，我是国君派来的刺客，是来杀你的，可你是贤臣，我不能杀，不杀你我又无法向国君交差。这样好了，我干脆一头撞死算了，我死了之后，你一定要小心保护自己，国君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说着，锄麑一头撞在墙壁上，当场身死。
赵盾侥幸逃命，这固然是刺客明是非、知善恶的结果，但赵盾其人，于无人之处仍然能够保持谦恭本色，才是打动了刺客的最根本原因。
所以后世的理学家讲究一个“君子慎独”，也就是说，越是在没人的地方，你越是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任何时候也不能放纵自己心里的欲望。如果说，赵盾的谦恭能够打动杀手的心，那么你的谦恭，同样也能打动你的上司，打动你的老板，打动你的同事，让他们想不升你的职都不可。
一个良好的恭敬之心，既可以保护别人，获得别人的终生感激，也可以保护自己，成就自己的人生事业。这绝对是只赚不赔的生意，人在官场，绝不可以放弃如此轻易就能够成功的一个机会，这是我们最明智的选择。
（89） “绷”的文化哲学
绷这个字的繁体，写作“繃”，是由一个烂绞丝、一座山及一个朋字所组成。
烂绞丝是指柔软的丝织物，这是古时候非常昂贵的质料，普通百姓是穿戴不起的，即使是君主贵族，也只在特定的公众场合才穿出来，以显示自己的威严。
而“朋”字的古体是两只并列在一起的贝壳。贝壳这东西，现在只有孩童、收藏家及海洋生物学家还感兴趣，普通民众对此隔膜，浑不知这贝壳乃上古的金钱货币。上古时代的人，若然是能搞到一串贝壳挂在脖子上，那么他就会赢得无数女原始人的芳心，因为这标志着他乃是上古时代的大富豪。
丝织物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而贝壳则是财富的象征，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预示着什么呢？
预示着暴力、流血与战争。因为无论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还是富可敌国的满箱子贝壳，这些东西都是人们拼命想获取的目标。古往今来，围绕着权力与金钱，是一部血腥弥天的历史。比之于勤劳致富，苦干出头，远不如一刀子砍下去更有效率。
说到为权力而流血，最惨烈的莫过于秦始皇创建了高度集中的中央政权之后，他的小儿子秦二世接班，上任之后的头一桩事，就是将他所有的哥哥姐姐，也就是皇子和公主们，统统像狗一样地牵到集市之上，车裂而死。秦二世之所以对自己同脉血缘的亲人下如此之辣手，原因就在于，唯有这些人，才是对他手中权力的最大威胁。
说到为财富而流血，就更是无法一一胜说了。要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九成九是因为金钱所带来的。人在这个社会上所感受到的压制、悒郁、忧伤与痛苦等所有的负面心理及情绪，莫不是与金钱相关联。人人都想把别人手里的钱弄到手，人人都防止别人把自己的钱弄走，这患得患失的普遍性心态，就构成了冲突与痛苦的必然。
因此，无论是以丝织物为代表的权力，还是以贝壳为代表的财富，都有一个高危的性能，不唯是随时都有可能被人抢走，而且还难免拖累自己的性命。那么，要如何做，才能既保得权力在握，金钱在手，又能保证身家性命安危无虞呢？
“繃”字中最上面的“山”字应声而出，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简单而深奥的社会基本常识。如果你想保有自己手中的权力与金钱，就必须要借助于山的智慧。
山有什么特点？不动如山，安稳如山，平静如山，厚藏而不露如山。山的特点就是不动声色，表面上崎岖坎坷，一任树木生长，百兽相争，群鸟翔集，蝶舞花香，山却从来不表示任何态度。但在这极尽不显眼的温厚之下，大山之中却蕴藏着不计其数的宝物，任何人想要从山中拿走哪怕是一块石头，都需要付出极大的辛劳。
所以“繃”原本不是一个字，而是一整套做人处世的人生哲学，任何人如果能够参透这个字所隐含的秘密，不唯能够获得权力，得到金钱，还能够于无上的尊荣与幸福之中，获得最让人羡慕的美好人生。
对于这个“繃”，厚黑始祖孔夫子参得最为透彻，所以他谆谆地教导后人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如果不能够做到像山那样地庄重而沉静，那么你在别人眼里就没有尊严，这种情况下不要说获得权力和金钱，就连与人交流沟通，学习一点社会法则，都千难万难。
像山一样地庄重而沉静，它首先是体现在一个人的外在举止上，也就是要时刻板着一张脸，不苟言笑。这张脸不是板给明白事理的人看的，是板给许多缺少见识、内心空空如也的人看的，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你亲近他们，他们就没大没小，蹬着你的鼻子就往你脸上爬。你疏远他们，他们又怨气冲天，责怪你不重视他们。而且这种人无法看到你的内心世界，体会不到思想与人格的力量，表面的现象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一切。所以你需要板起脸来，让他们悚然而惊，以为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从而不敢打你手里的权和兜里的钱的坏主意。
像山一样地庄重而沉静，最终还是要落实在你的内心深处，也就是体现在你成熟的人格上。一个人，只有当人格成熟之后，才会具有洞察世事人心的大智慧，才能够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为自己的付出赢得相应的回报。倘只有一个不苟言笑的外在，而内心却躁动不安，那就是俗话说的银枪洋蜡头，最是见不得真章。
“繃”之一字，所蕴含的思想力量博大精深，它不唯告诉了我们保有权力和金钱的秘法，还传递了人生幸福的重要法则与观念。只要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就会知道，无论你任何时候细心揣摩这个字，都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升华与安宁。
（90） “绷”的实用价值
清朝顺治年间，吴地设立织造局，一位姓张的满族人，被任命为当地的督理。张督理之所以获得这么一个肥缺，是因为他颌下长了一蓬大胡须，支棱八翘，极是威风，望之令人不由生敬，如此威仪，天生是个当官的好料子。
有一天，张督理的一个部属生了病，请来了一个姓李的大夫，李大夫也有一蓬好胡须，这胡须根根光滑，乌黑透亮，看上去俨然不世出的神医。张督理看到对方的胡须，顿时来了兴趣，就站在李大夫身后静看，看了一会儿，他突然伸手揪住李大夫的胡须，说了句：“好个插不腊。”李大夫闻言，大悦，就回身也揪住张督理的胡须，说道：“大人的这个插不腊也不错。”此言一出，就见张督理的脸色由红转白，身体激烈地颤抖起来。李大夫不明白张督理的情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就继续赔笑道：“大人的这个插不腊，端的威风凛凛，小生羡慕已极啊。”这时候张督理的那张脸，已经黑中透出了紫色。
过了一会儿，李大夫看完了病，背药箱出来，就见张督理手下的一名吏员迎过来，悄悄地把李大夫拉到一边，说：“李大夫，你疯了，你怎么当面骂张大人是插不腊？”李大夫茫然道：“我没有骂他啊，难不成这插不腊是骂人的话吗？”就听那吏员解释道：“实话跟你说吧，这插不腊，是满语中用来说男人生殖器官的。你揪住他的胡子，说他的脑袋是插不腊，都快要把他给气死了。”李大夫这时候也蒙了，说：“这事怎么能怪得了我？是他先说我的胡子是插不腊的，我都插不腊了，他凭什么不插不腊？”
话虽如此，但毕竟张督理是官，李大夫是民，自古民不与官斗。所以李大夫又回去向张督理道歉，可张督理又能说什么？毕竟这事是他自己不够庄重，没能够绷住自己，说出有失自己身份的话来，才会无端取此羞辱。
官场之上，最讲究的是一个面子，讲究一个名声，所有的人都是靠了这名声混饭吃。之所以大家要摆出一副圣人的面孔，死绷住一张脸，不是大家愿意这样做，而是一旦你没能够绷住，说出有失庄重的说来，小焉者影响到自己的声誉，大焉者影响到自己的前程，这是极为不智的事情。
还是在清朝同治年间，陕西有个县令叫唐李杜，是一个生性滑稽诙谐的人，经常喜欢和同僚们开玩笑。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个姓夏的县令，此人是买来的官，不太熟谙官场礼节，说话行事，多有不合规矩之处，大家都有意无意地拿他开玩笑。唐李杜见到了他，就忍不住戏弄他，问夏县令贵姓。夏县令回答姓夏，于是唐李杜就严肃地问：“从前有个夏徵舒，是府上的什么人啊？”夏县令没听过这个名字，但见唐李杜说得严肃认真，仓促间就回了一句：“那是我的祖先。”唐李杜恍然大悟地噢了一声，两人就分了手。
却说夏县令回去之后，跟人谈起这事，并问：“这夏徵舒到底是谁，我怎么就从来没听说过呢？”有了解当地风俗的人告诉他：“在陕西，王八的儿子小王八羔子，名字就叫夏徵舒。”夏县令一听就急了：“什么，你说这个唐李杜，我招他惹他了，他这样污辱我！”就立即要去找唐李杜理论，被别人及时劝下了。
等到第二天，夏县令一大早就来到官衙，揪住唐李杜，破口大骂不休。唐李杜却不在乎，环顾左右诸同僚，说：“昨天的事儿，你们大家都听到了，是他自己说小王八羔子是他祖宗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夏县令一听，更加愤怒了，揪住唐李杜去找知府评理。不想这知府和唐李杜是朋友，有关唐李杜戏弄夏县令的事情，唐李杜早就跟知府说起过，当时还把知府笑得前仰后合。现在见夏县令找来说理，知府就佯作不知，让夏县令把事情经过详细地说一遍。可怜那姓夏的县令，初入官场，哪晓得这里边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大家合起伙来戏弄他！他就把事情经过详细地说了一遍。
听完了之后，就见知府把脸一沉，对夏县令说道：“这么说起来，此事不怪唐李杜，是你自己不学无术，又乱攀祖宗，才惹来这场羞辱，都给我回去吧，这事，等我们开会讨论讨论再说。”
于是巡官将唐李杜和夏县令双双带出，不一会儿，就见知府大堂前挂出一面牌示，上书：“夏县令咆哮公堂，尚可原谅，可是不学无术，却又如何治理百姓？现解除其县令职务，命其回原籍认真读书。”这就是清史上有名的“一声王八子，断送一县令”的故事。
在这件事情中，唐李杜固然不够庄重，没有绷住自己，可是他有不庄重的资本。一来他在官场之中是老资格，二来他和知府情交莫逆。而夏县令之所以弄得灰头土脸，丢官弃职，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没有“绷”住，正因为他绷不住，所以别人才拿他不当回事，故意拿他逗乐取笑。而当遭到羞辱之后，他又没有绷住，居然在上司面前把自己的纰漏丑事说出来，这就更让人瞧不起了。
中国人缺乏幽默细胞，不爱开玩笑，这是因为一个爱开玩笑的人，言多必有失，而且你既然对别人开玩笑，别人也会拿你开玩笑。你跟别人开的玩笑可能注意分寸，别人对你开的玩笑，却往往是精心布的局，为了避免遭遇到官场的陷阱，所以大家才不得不强撑着，紧绷起脸。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官场不惹绷脸的官，这已经是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常识。
说到绷脸的社会效益，唐代有个画家，叫韩滉，此人虽然是搞艺术的，却对人情世故极为了解，他可以说已经参透了绷脸的最高境界。
韩滉曾被任命为镇海军的节度使，他善于用人，对于前来投奔他的幕客，都能够恰如其分地安置到正确的岗位上。有一个朋友的儿子来投奔，此人一无所长，不懂文不事武，不会写不会画，基本上是个废物。韩滉却不介意，就先让他在宴会上陪客人饮酒，然而发现此人自始至终，端端正正地坐在他的位子上，紧绷着一张脸，不见有丝毫表情，也不和邻座的人聊天说话，搞得邻座之人如坐针毡，坐卧不安。
于是韩滉就命这个人去守卫武库的门，此人每天一大早进入帷帐，然后正襟危坐，紧绷着一张脸，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一直坐到深夜。他这张紧绷的脸，吓得营中军士们胆战心惊，谁也不敢从武库门前经过。
只不过是一张紧绷的脸，如何就能够惊退一营军士？
这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比较表象化、具象化，在看待人和事物的时候，很难深入其中，多只是依据外在的表面感觉来判断。看到一个嬉皮笑脸的人，大家就认为他没正经，见到一个紧绷着脸的人，就觉得很有威严。所以官场之上，最重这个绷字，你能绷住，就不愁别人的钦服，若然是绷不住，饶你有天大的才华和能力，大家定然是不信服。
至于绷住脸之后的学问与修养，尽可以慢慢地修习，但首先，先得把脸绷住，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91） “凶”的文化哲学
“凶”这个字，原是上古时传说的一种食人怪兽，但由于这种怪兽谁也没有见到过，时日长久，这怪兽就被镌刻在鼎器上，以供大家辨识，若然是遇到，一定要小心。所以这个字的最初含义，就是提醒我们这是一种最大的恐怖，最极端的危险，千万要小心，要留意。
但是后来，由于“凶”这种怪兽始终没有出现，这个字的意义开始远离那神秘莫测的远古森林，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来。于是这个字就演化成为一只巨大的鼎，以及一个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否定性标志。
鼎到了春秋年间，就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但在更远古的时代，鼎只是人们吃饭的大碗，只不过这只碗有点太大。但大也没得法子，因为上古时代，原始人过的是集体主义的生活，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要吃大锅饭。科技比较落后的部落就用一只大石槽子当饭碗，科技比较发达的部落，就可以铸造一只大铜鼎，鼎下生了烈火，众原始人载歌载舞，围着大锅边跳边吃。
正当原始人跳得兴高采烈，吃得眉开眼笑之时，突然出事了。出什么事了不知道，但这事的后果，却是极为严重的，严重的程度，就是一个“凶”字。“凶”字，就是对人吃饭权力的彻底否定，就是不能吃了，不允许吃了，不让吃了，不可以再吃了。现在吃不着，更可怕的是，以后也没得吃了。
所以“凶”这个字，最原始的含义不是一个字，而是一种情境，又可以说是一句话：取消你吃饭的权力……古代原始人语言不发达，说这么多的话太费力气，索性就用一个字来搞定：凶！于是当事人就知道他完蛋了。
然而，吃饭是天赋人权，是谁这么凶，竟然连饭都不让人家吃了呢？
这个事，细说起来，正落到了儒家祖师爷们极力回避的一个问题：人性本恶论。
说起人性本恶这门哲学，那是相当地不讨人喜欢。盖因这种学说认为，人类都是懒惰的，消极的，不求上进的，心怀诡诈的……没有人喜欢这门学问，甚至连相信人性本恶的人，都不喜欢它。
但是，我们尽可以否定人性本恶，坚持认为人性是善良的，是勤奋的，是积极上进的，是充满阳光的……可无论你相信什么，还没听说谁因此而要求取消监狱。那些否定人性本恶的人，恰恰是最不喜欢和监狱里的兄弟们打交道的人。因为监狱的存在是一道抹不去的暗影，投射到所有人的心里。
在这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走上了人生的歪路。也就是说，他们将会与善良的你为难，你怎么办？
还有更多的，没有走上斜路的人，但是他们太自信了，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是正确的，而你是错误的，所以他们在你面前与你抬杠、顶牛儿，寸步不让。在这种情况下，你又该怎么办？
或许你会想到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古训，可是别忘了，你人在官场，你所面对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每做一项决定，你都需要对许多人负责。你毫无理由地后退一步，就意味着损害更多人的利益，你必须要因此而承担责任，丢官弃职，戴枷入狱，无论结论是哪一种，总归逃不过一个字：凶！
凶就意味着，你没得饭吃了。不唯是你没得吃，你的老父母，你的妻子儿女，都因为你后退一步，从此都没得吃了。
现在我们明白了，难怪“凶”这种怪兽，传说日久却从未有人见到过，而这个字却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我们。实际上，“凶”这种怪兽，它原本是人类社会相互博弈的一种神秘力量，它无形无质，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时时刻刻地逼迫着你，盯紧着你，那一双可怕的眼睛死盯在你那无辜的饭碗上，你说这种怪兽可怕不可怕？
“凶”者，不是说我们对人要凶，而是我们所面对的无形的社会博弈力量太凶，无数人就是在这种强大压力之下被碾压成齑，现在这种可怕的力量向我们逼迫而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凶”这个字，让我们终于来到了哲学的十字路口上，此前此后，无数人都曾经发出这样的呐喊与追问：面对命运横飞逆来的打击，我们是应该逆来顺受，一声不吭呢？还是应该挺起胸膛，拿起武器，将对手消灭呢？
“凶”，是我们人生所面临的道德困境，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的无奈感叹。只有当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这个字所蕴含的强大力量与法则时，我们才能体验到怜悯与慈悲的境界。
“凶”，就意味着你必须为更多人的利益着想，采取更果断的措施，不显霹雳手段，不现菩萨心肠，这才是我于“凶”中所发现的人生真谛。
（92） “凶”的实用价值
三国演义中，有一个黄盖。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个黄盖以苦肉计骗过了曹操，举火焚天，大败曹操于赤壁。而黄盖早年间有件事，三国演义中却没有提及。
东吴地方有一座石城，城中的属吏个个狡诈奸诡，难以管理。当时黄盖还年轻，听到这种情况，就说：“让我去吧，或许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于是黄盖就出任了石城长，到任之后，就召集所有的僚属开会，说：“我这人，没什么本事，不懂得行政事务，只不过是因为我凑巧带兵打赢了几仗，所以才来到这里。以后石城的公文文书，就请各位费心了，我的工作是负责督导各部属，纠举僚属的失误。如果发现有人敢于欺瞒，虽然不至于用鞭子抽打你们，但责任和后果，肯定是由你们自己来担负的。”
讲完这番话之后，黄盖就甩手不管了。诸僚属们就开始了工作。起初的时候，大家还有点担心，害怕黄盖追究他们以前的事情，但是慢慢地，所有的人开始懈怠了下来，又看黄盖根本不管不问，知道黄盖的确不懂，就开始像往常那样欺瞒诡骗，胡作非为。
忽然有一天，黄盖又召集僚属开会，说：“我发现了几件不法的事情，你们之中有两个人，公然欺瞒诡骗，这是我决不允许的。”说完，就命人将那两个僚属揪了出来，两人吓得急忙跪下，磕头认错。黄盖说：“我早就有话在先，即使是你们犯了罪，我也不会用鞭子打你们，但后果自负。可没想到你们根本不在乎，那我就没办法了，来人，与我把这两个公然欺瞒上司的僚属砍了。”
眨眼工夫，两个僚属的脑袋就被砍了下来，其余的人骇得魂飞天外，从此战战兢兢，再也不敢稍加放肆了。
黄盖是一员武将，武将办理政务，最是麻烦头痛。所以他动用军法治理僚属，也是蛮符合他的个人风格的。而黄盖在这里的表现，就一个字：凶！然而，倘若他不凶，最后得到的结果，必然是当地的政风彻底败坏。这样说起来，那两个人死得可是一点也不冤。
北宋靖康年间，由于金兵入侵，中原大乱，这时候老将宗泽奉命任开封府尹，初到开封，就发现物价暴涨，所有的食物及物品，价格都涨了十倍，百姓叫苦连天，却无可奈何。
于是宗泽就考虑解决物价上涨的问题，他暗中派人到集市上买回来米和面，回来后估算分量价格，发现米面的价格并没有涨多少。然后他又让厨师把米和面煮熟，再和集市上的食物比较一下，发现食物的价格涨得明显离谱。
于是宗泽就命人抓回来一个糕饼老板，问他：“你卖的食物，为什么价格如此之高？”糕饼老板回答道：“这是因为米和面价格飞涨的缘故，要知道金兵打过来了，现在是乱世，乱世的价格高一些，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更何况，所有的糕饼都是卖的一个价，我不可能单独降价，扰乱市场。”
于是宗泽命人把米和面拿过来，对糕饼老板说：“你说米和面的价格涨得太高，现在我告诉米和面是什么价格，莫非你做生意采买的米面，比我派人在街上随意购买的价格还要高吗？现在的情形是这样，米和面的成本没有涨多少，你却单单把糕饼涨得很高，这是典型的奸商行为，因此我不能饶了你。”
于是宗泽下令，将倒霉的糕饼师傅处斩。当天，开封府中的食物价格，就迅速地回落到了原有的水平。
宗泽斩杀糕饼老板，是最明显的权术运作，毫无公平可言。若然是糕饼涨价就该杀，那么全开封城的糕饼老板都该杀。若然是糕饼老板罪不该死，则宗泽杀他，不过是杀鸡儆猴。然而权力这种东西，讲究的就是不公平，真要是讲公平，只怕这开封城中的物价，永远也降不下来。而宗泽终究是带兵之人，借无罪的糕饼老板一颗人头，解决了民生的大麻烦，这种处理方法，说好听点叫雷厉风行，实话实说，那就是凶。
然而当官的若然不凶，同样也会发生凶事。比如说明朝年间，当湖府的赵通判去县城催讨租税，城中的百姓不想交租，就故意造谣说：“姓赵的从府库里带来了三千两纹银，专门用于赈济乞丐，大家快点去县府领银子去啊。”谣言迅速传开，一时间，数百名乞丐呜嗷怪叫着，将县府团团包围了起来。赵通判见外边来了这么多的人，不知是怎么回事，就隔着门问干什么，外边的乞丐大喊要银子，租户则高喊不要缴租。赵通判还想跟外边的人讲道理，说这租税不能不交，结果引发了外边乡人和乞丐的愤怒，重重地擂击府衙大门，吓得赵通判脸色惨白。
由于害怕这些人冲进来，赵通判只好答应外边的人的要求，写了张免去当地租税的告示，贴了出去。可是乞丐们闹得更加热闹了，赵通判无奈，又将府衙库房里的两百张豆饼全都搬了出来，刚刚运到门口，就被众人哄抢一空。前面的抱着豆饼跑掉了，后面的人没有抢到豆饼，更加愤怒起来，吼声惊动天地，终于捣碎府衙的大门，冲了进来，赵通判跳后墙而逃，府衙竟然被乡民捣碎一空。
这次事件之后，当地的乡民尝到了甜头，更加骄纵起来，无论官府有什么政策，一概加以反对，并纠众打跑府官，捣碎衙门。事情越闹越大，最后迫得官兵出动，杀得当地百姓血流成河，十室九空，当地的民风才渐渐恢复以前的样子。
当湖府城的民乱，起因就在于开始的时候缺乏雷霆之手段，官府一味容忍退让，最终导致了本是温和的百姓，也因此变得骄纵起来，最后沦为暴民，彻底失去了平和的本性。倘若是开始时官府就以凶对凶，铲除掉民众的凶戾意识，则当地的百姓，断不至于罹此大难。
所以说，凶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卓有成效的管理手段。开始之所以凶，是为了防止管理失控后的大凶大暴。如果把凶视为目的，那就沦为了暴政，反倒失去人心，届时自食其果，悔之晚矣。
（93） “聋”的文化哲学
“聋”，是由一条龙和一只耳朵所组成的。
莫非这个字的意思是说，聋就是龙的耳朵吗？
要想弄清楚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那就要从龙这种神异生物的原始含义说起。上古时候的龙，并非是如今这种腾飞于云雾之间，倏忽千里，来去无踪，可大可小，披鳞挂甲的神异物种，上古代的龙是很肥胖的，而且看样子，古代的龙似乎并不在意飞天远遁。甚至有考古学者信誓旦旦地说，上古时代的龙实际上就是非洲的大蜥蜴。
但很显然，非洲的大蜥蜴固然更符合科学精神，可它与我们上古传承的文化精神是丝毫不搭界的。
事实上，古代的聋字，是一条蛇与一只耳朵配搭。因为蛇类是没有听觉器官的，说人的耳朵像蛇一样，也就是说人的耳朵听不到动静，正是现在这个聋字。但是，当古人煞费苦心地将蛇转写成龙字的时候，事态就显得严重起来。
古代的龙，写作“龍”，笔画极多，超乎寻常地繁琐，古代的繁琐就意味着庄重，意味着此事非同小可。要知道，上古人类写字，最早是刻在石头上，后来刻在竹简上，甚至到了孔子时代，书籍都是刻在竹简上的。可想而知，不管是在竹简上，还是在石块上，要刻这么一个“龍”字，那要下多么大的辛苦，花费多少工夫，如果不是事关重大，原始人岂会如此煞费周章？
实际上，“龍”这个字，单从字形上来看，是从风雨中传来的一个恐怖的声音，这声音惊天动地，排山倒海，震动着原始人那不安而脆弱的耳膜，伴随着这可怕的声音而来的，往往是洪水泛滥，天地间尽为泽乡。这声音一如狂海怒潮，又如高天轰雷，一旦袭来，就会于顷刻之间夺走人的感官知觉，让人陷入末日劫狱般的凄惨境地。
这是灭顶之灾行将到来之前的恐怖前兆，惯常以它那无坚不摧的神秘节奏，摧毁人类的固有触感。也就是说，这可怕的声音具有夺走人们视听功能的强大威力，它实际上是天上的轰雷与地面席卷而至的洪潮的合成，源自于人类大洪水时代惨痛记忆的伤痕。
所以《易经》中有震卦，曰，震为雷为龙。所以“龍”这个字，形容的是人力所无法抗拒的震动。
总而言之，“龍”意味着一种可怕的信息，标志着极度危险的到来，当这种危险的信号过于强大的时候，它也就于霎时间湮没了人的听觉。
当龙出现的时候，人的耳朵就会失去听觉的功能，所以龙作用于耳朵之上，就构成了一个精致的“聋”字。
聋字始源于天灾，但现代社会，天灾对人类生命的威胁，概率已经降至极小。相比之下，不管任何时代，人祸始终是人的生命最大的威胁。
人祸始自何出？人祸最经常出没的地点，就是官场。盖因这个神秘的地方，充满了利益的争夺与无法解释的仇恨怨毒。有的人为了权力不顾一切，有的人为了利益丧尽天良，有的人却纯粹是出于报复而灭绝人性，还有的人，纯粹是出于愚笨而将自己或别人置于危险之地。但所有的这一切，在行将发生之前都是有着前兆的，而这个标志着危险的前兆，就是官场上最需要警觉的聋字。
细说起来，这种危险有以下几种：
一是官场上的派系相残，在这种情况下想避免卷进去很难，居身事外易被两派同时视为敌人，依附一方又会成为另一派攻击的靶子。是进亦忧退亦忧，非唯聋，不足以保全性命身家。
第二种情况是危险工作，高层问责。官场上是不讲道理的，有些奇特的工作，具有责任重而回报低微甚至没有回报的特点，遇上这种工作的时候，大家就会踢皮球找替罪羊，一旦你荣幸中标，那就彻底完蛋了。所以人在官场，该聋就聋，该哑就哑，该躲就躲，该逃就逃，不如此，还能如何？
第三种情况是东窗事发，也许是你的责任，也许不是，但无论是或不是，官场上隔三岔五，总难免会搞出点事情来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为了给民间百姓一个交代，轰轰烈烈地追究责任人总是免不了的。这时候你不唯要会面对责任装聋，还要消除你留在事情结果上的所有痕迹，否则你就完蛋了。
第四种情况是部属所求，举凡部属的要求，必然是有其难处，又或是合情合理，但无论你的官职有多高，所掌控的资源必定是有限的，即使是皇帝也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一旦你面对着合乎情理而你又无法满足的要求，你将如何处置？除了你恰巧“聋”了，能找出第二个办法来才是怪事。
第五种情况是沉年积案，不管你到了哪个位置上，都会发现你的前任留给你的是一个烂摊子。如果你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把这些解决的话，那固然是好，但这意味着你必须要有着超乎你的职位的资源供你使用，至少你的前任就没有，有的话他早就把问题解决了，何苦还要等你来？如果你压根就没什么背景，那么千万别碰沉年积案，那盘根错节纠缠不清的潜在矛盾，你有多少顶乌纱帽也不够摘的。
第六种情况是上司授命，一旦上司认为某项工作非你莫属，那你就完蛋了。你做好了，不过是印证了上司善于识人用人，跟你没任何关系。倘若你没有做好，那就意味着你辜负了上司的信任，职业上就有了污点，从此在同僚中沦为笑柄，这让你以后如何混下去？
第七种情况是官场上的流言，流言这个东西，是官场上最美丽的风景，虽然内容有那么一点点肮脏下流，但却因为刺激了人性中最本能的欲望，任何时候一旦听到，人就会亢奋得无以复加。然而这种流言也恰恰是官场上最可怕的陷阱，一旦你听到了，那么迟早你会被拖出来被人求证，为了避免这不愉快的结局，劝你还是对这种流言碎语躲远一点的好。
第八种情况是官场上对你的评价。评价这个东西，是一个绝对主观，绝对与事实背离的存在，也就是说，甭管你多么的自信，别人私下里的议论于你而言定然是当头一棒。不要试图去弥补，事实上没人关心这些，也不要渴望这种状况会改变，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饶你是圣德君子，也须得经由公众唾沫星子的洗礼。
第九种情况是建议与要求，如果你的官位足够大，那么你每天都会收到无数条合理化建议，哪怕是一个不识字的文盲，也有着指点江山的迫切冲动。这些建议一旦你看了，这些呼声一旦你听了，于对方心里就会产生强烈的期待，而且这种期待百分之百地会落空，届时你的名声，就会顶风臭出十万八千里，你说你这又是何苦？
第十种情况是私友相求，官场上倒下来的官员，多数都是栽在这里，因为你无法拒绝多年的老交情，有时候甚至是亲人处心积虑地把你往火坑里推，若然你不答应让他们推你入火坑，则众叛亲离，骂名四起，你说你还怎么活下去？快点装聋作哑吧，拜托，这世道就是这么个模样，你得适应才行。
事实上，人在官场，所面临的危险前兆远不止这些，但就在这些陷阱里，栽进去的官员已经是车载斗量。正如聋字所表达的意境，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前兆的，与其等事情发生之后再行弥补，莫不如垂手静坐，闭目养神，就拿自己当泥菩萨好了。你纵千求万拜，我自不动如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闭眼最省心。装聋作哑，闷声发大财，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94） “聋”的实用价值
“聋”字诀，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官场中人无数血泪的总结和实践。
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叫韩雍的人，他在巡视江西的时候，忽然有人报说宁王的弟弟来到，韩雍立即吩咐人说：“我正在病中，稍候一会儿才能出来见客。”而私下里，他已经命人立即去报告给当地的官员，告诉官员说宁王的弟弟来他这里了，并让人先搬了一张小桌子出来，然后他才装着萎靡不振的样子，出来见客。
宁王的弟弟一见韩雍，就急忙说道：“我是来向朝廷举报的，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我哥哥宁王他要起兵造反。”韩雍侧过脸，把耳朵对着宁王的弟弟，大声说：“你说什么？我耳朵聋了，听不清……”宁王的弟弟提高嗓门，可韩雍还说他听不见，实在没办法，只好让宁王的弟弟把要举报的事情写在纸上。
然后，韩雍就将宁王弟弟举报哥哥谋反的事情向朝廷报告。朝廷大惊，派人下来追查，可是这时候宁王兄弟已经和好了，当初弟弟之所以举报哥哥谋反，是因为兄弟不和，现在兄弟和好，当然不再承认以前的事情了。所以宁王的弟弟作证说：“是韩雍这厮瞎说，我怎么可能举报我的哥哥？我哥哥又怎么可能谋反？这都是韩雍在造谣，你们绝不能放过他。”
于是韩雍就被披枷带锁，押送到朝廷上去，到了地方，韩雍把宁王弟弟的手书拿出来，说：“你们自己看，这是我瞎掰，还是他们哥俩折腾我？”皇帝看了，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释放了韩雍。
韩雍所面对的，正是官场上最大的风险，有权势的人今天闹得翻了脸皮，可明天他们又会搂脖子抱腰，亲如一家。你如果当了真，那可就惨了。幸亏韩雍此人深知人性，知道人这玩意儿是最靠不住的，一切以书面证据为准，这才保住了自己。
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个宁王，到底是不是真的要造反呢？
实际上，要造反的不是这个宁王，而是他的后代，一个叫朱辰濠的小宁王。那已经到了明武宗时代了，当时的宁王看武宗吊儿郎当，不上心思，就琢磨着取而代之，于是广开贤路，招揽八方英豪，不论是学文的还是习武的，但凡有点名气，宁王都请到家中，好茶好饭招待，以为自己的谋反之助。
这时候正是风流才子唐伯虎名闻于世的时代，话说那唐寅，书画双绝，诗才过人，又兼风流倜傥，名满天下。于是宁王热情地邀请唐伯虎去府上做客。唐伯虎高高兴兴地去了，到了地方，就发现情形不对头。宁王府中，厉兵秣马，瞧这架势马上就要起兵了。当时唐伯虎吓坏了，知道自己被卷入了造反大军之中，一旦宁王失败，届时朝廷追究“从贼”之人，他唐伯虎肯定是头一个，谁让他的名气太大呢？
怎么办呢？跑？怕是跑不了，宁王府中有许多武学高手，日行千里，夜奔八百，唐伯虎就算是再多长两条腿，也跑不过人家。莫不如请求回家？可是宁王既然已经把他给骗来了，还指望着靠唐伯虎的名头号召士林呢，岂会放他离开？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唐伯虎想来想去，就剩下最后一个法子了：干脆我装疯算了，于是唐伯虎就疯了。
听说大才子唐伯虎发疯，宁王如何肯信？就亲自过去瞧一瞧。到了地方一瞧，只见唐伯虎光着身子，冲着大家兴奋得直乐，还不停地摆弄着自己的敏感部位。宁王看了这情形，心说唐伯虎真的疯了，我留着这么一个疯子干什么？快点把他撵出去吧。
于是唐伯虎终于脱身，他立即狂奔回家，躲藏了起来。不久，宁王果然起兵，但刚刚打到南昌，就被大儒王阳明单骑走马，调集兵民，轻而易举地给消灭了。事后追查从贼之人，发现唐伯虎借疯而逃，所有人不得不叹服这位大才子的过人智慧。
疯癫，显然是更高层次的聋。他人都疯了，自然也就听不见你的唧唧歪歪，你又有什么办法？但是大才子唐伯虎竟然被逼得装疯，可知这个官场，风险系数实在是太高。
然而，为什么这个宁王要造反呢？
这是因为，当时的明武宗天子，是个有名的混蛋皇帝，此人拿国家大事当游戏，经常率亲随出宫游玩，还和街头的地痞打架斗殴，十足的孩子气。当他听说宁王造反的时候，非但没有愤怒或生气，反而是大喜，居然带着一伙太监宫女，赶来弹压，拿战争当儿戏。他刚刚走到路上，突然听说宁王已经被大儒王阳明平定，当时就火大了，派了一帮太监去南昌城，务必要让王阳明放了宁王，大家要好好地玩上一玩。
于是，一伙小太监冲入南昌城中，唆使士兵到处抢砸，并提着王阳明的名字不停地骂娘骂祖宗。而王阳明呢，只能装听不见。反正别人怎么骂他，他都认了，但要释放宁王，让宁王再集结兵马大干一场，这放虎归山的事儿，他是绝对不肯干的。
见王阳明拒不释放宁王，太监们大怒，就冲入府衙，指着王阳明的鼻尖破口大骂，王阳明全当自己耳朵聋了，笑眯眯地听着，命人拿过来从宁王那里缴获的一口箱子，打开来，里边全是太监们和宁王私通情报的书信。这下子太监们吓傻了，可是王阳明却没有难为他们，而是当着他们的面，将书信销毁。太监们松了一口气，都回去劝说明武宗，夸奖王阳明的德性。最终双方达成谅解，由王阳明将宁王押到南京，放出囚笼，和明武宗赤手空拳大打一场，这场乐子最后以明武宗勇擒宁王而宣告结束。
官场就是这么快乐，但首先，你能够有足够的智慧应对这荒唐之局。
（95） “弄”的文化哲学
“弄”是人生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任何人一旦达到这个境界，则游走八荒，横行天下，大小通吃，无往而不胜。
“弄”这个字，是由一个王字和下面的茅草所构成，它最早指的是君王两腿之间的肉嘟嘟，能够带给君王以无限的人生乐趣。但也有专家鄙视这种粗俗的文化观点，认为“弄”实际上是以君主的生殖器官隐指君主的私密后花园。
高雅的我们能够认同“君主的后花园”这个绝美的意境，在这里，弥漫着的是一种舒适、自在、无拘无束、放飞心灵的人性快乐。但是拥有这美丽意境的不唯是君主，平民百姓也有自己的乐子，所谓的“里弄”不过是贫民区最简陋不过的小胡同，但就在这里，百姓们也能够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幸福天地。
“弄”不过是人生权力的最纯粹的表达，对于君主来说，熏天的权势，予取予求的快感，都不如宫廷私密小花园里来得快乐。南唐李后主就是最熟谙这种人生快乐的人，他搞来一个美人叫小周后，还为她专门建造了一座宫殿，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小的宫殿了，整个宫中只能装进两个人。李后主和小周后就躲在自己私密的小天地里，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感。当然，李后主后来虽然被北宋的皇帝喂了牵机药，但这个结果终究是逃不过去的，李后主求仁得仁，应该不会有什么怨言。
对于民间百姓而言，弄就意味着最温暖最幸福的家居生活，家里的一切都随他摆弄。而真正参透“弄”之意境的，莫过于古来的文人学士，文人喜欢舞文弄墨，因为在文字世界里，他们拥有无上的尊荣，云破月来花弄影，表述的就是这种别人无法想象的美丽幻想。
在官场，“弄”则意味着做官的极高境界。官不在大，有权则灵，不大的小官，如何拥有权势呢？靠的就是弄权。位不在高，有钱就行，不高的官位，如何弄来银子呢？靠的是自己开动脑筋，想办法弄钱。
凡事一旦上升到弄的意境上来，那就意味着两件事：一是纯熟，纯熟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二是扩张，但凡有一技之长的人，他们的力量都能够从自己纯熟的专业范围扩张开来。只有到了这两种状态之中，才算是真正地进入了“弄”的至高境界。
先说纯熟。至纯者莫如生公说法，顽石点头，至熟者莫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传说生公说法的时候，因为他内心无比沉静，别无杂念，只是沉浸在佛学的境界之中，所以他只要开口的时候，无论是他的声音、容颜、举止，甚至是眉毛的抖动，都在倾诉着佛法的玄妙，听得没心没肺的石头都连连点头不已，被这莫大的虔敬之心所打动。
庖丁解牛，传说庖丁是梁惠王的厨子，因为他一心沉浸在屠杀耕牛的快感之中，往日里所思所想，都是如何以最高妙的技巧宰杀耕牛。时日长久，当一头牛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一头整牛，而是由一块块牛肉、牛板筋、牛筋络所组成的分离体，他只要将刀子从这一块块原本就呈分离状态的大块牛肉之间插入进去，就能将活牛分解为块状牛肉的固有形态。明明是头活蹦乱跳的大活牛，在这屠夫的眼里竟然是一块块行走之中的牛肉，这就是传说中的游刃有余，是指处理事情的技巧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鼎盛境界。
再说扩张，一个人但凡在某一个专业领域有了那么一点点的小成就，也就获得了扩张的特权。比如说古时候，有钱人家的大少爷，经常带着一群狗腿子上街戏弄民女，可细想一下，就会让人困惑莫名，你财主家再有钱，也不曾给民女一文钱，你家少爷凭什么要戏弄人家？
凭的就是金钱权力的扩张。在这世上，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你比别人多那么一点点，这就构成了权力本身。金钱是这样，有钱人就可以戏弄民女。贫穷也同样，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究竟是光脚的权力扩张，欺负穿鞋的，还是穿鞋的权力扩张，欺负光脚的，这取决于双方谁知道这个规律。自古以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博弈关系，是输是赢，从来不取决于金钱、地位与学识，而是取决于对于规律的洞察。
知道这个规律的人，就可以将自己的权力无限扩张，这种行为就称之为弄权，弄钱，装神弄鬼。而不知道这个规律的人，饶你社会地位再高，名气再大，金银再多，都少不了被人玩弄，任人欺凌。
比如说，清朝乾隆十三年（1748）的科举中，中了头榜的状元郎，名字叫梁国治。他读书万卷，状元及第，又得到乾隆的赏识，官场历练多年后，被外派了湖南巡抚的大肥差，按说应该没谁敢玩弄他了吧？
然而根据史书记载，事实与我们想象的恰好相反，这梁国治虽说经史子集，无有不通，金殿谈策，眉飞色舞，却全然不晓得世上还有“玩弄”和“被玩弄”这么一个古怪的法则。他到了湖南之后，地方官立即赶来拜见顶头上司，到了门口，却被梁国治的一个仆人拦住了，开口就索要银子，不给银子者，不得进入。众官见此情形，二话不说，掉头就走，撇下傻傻的梁国治坐在屋子里纳闷：“我部属们说来见我，怎么一个也没来呢？”他这边还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仆人却气炸了肺，认为自己没有捞到银子，全是这个主人梁国治不争气的缘故，于是仆人就故意不烧火做饭，存心让他挨饿。结果梁国治整整被饿了一天，却全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吃不上饭，只是不停地抽烟解乏。
此后人人都知道梁国治这人脑子有点问题，他明明是个官，却不会弄权，而他的仆人会弄权，把他玩弄得说不尽的凄惨。从此朝官就再也瞧他不起。后来梁国治去军机处办事，乾隆手下的红人和珅带一帮大臣团团围住他，大声地嘲笑戏弄，又将他按倒在地，用刀子割下他的头发来取笑，倒霉的梁国治只好嘿嘿地傻笑，连生气都不敢。
看看梁国治这倒霉蛋，我们就知道，虽人善未必被人欺，马善未必被人骑，但如果你对“弄”之一字缺乏足够的认识，那么即使你侥幸当上了官，也是免不了遭人戏弄。
（96） “弄”的实用价值
《清稗类钞》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名官员，惯喜吟风弄月，舞文弄墨，手下人投其所好，一个个也都学着吟诗作句，还经常把自己写的诗句拿来给他看。这名官员自诩才气过人，对这些诗文一一大加删改，评语中自然带着点居高临下、不屑一顾的气势。忽然有一天，刑部来人，不由分说将大锁链子套在这官员的脖颈上，径直把他拖到大牢里去了。等到狱卒们对他严刑拷打的时候，这倒霉官才知道，手下人拿来修改的文章中，竟然有许多是皇帝写的，他老兄不明就里，大加贬斥，结果闯了天大的祸事。
于是这位官员的位子，就被他那狡诈的部属所取代了。这种事，在官场上也有一个说法，叫做“没弄明白”。
之所以没弄明白，是因为官员与部属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威仪与敬服，绝不可以掺杂进其他情绪在内。这是因为，当你琢磨着对上司弄权的时候，部属却在琢磨着对你弄权，虽不见得每个部属都这么想，但只要有一个人存了异心，就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如果说一定要解释清楚“什么叫弄权”的话，那就是，努力让你自己成为权力的一部分，又或是权力的代言人。例如明朝武宗年间，太监刘瑾见武宗生性顽劣，一味贪玩，就趁机弄权，把持朝政。大儒王阳明上书谴责，结果反被刘瑾假传天子诏书，吩咐王阳明上殿，剥去王阳明的衣衫，狠狠地打了四十廷杖，随后充军发配。王阳明知道刘瑾不会罢休，一定会派刺客追杀他，待来到了一条河边之后，他就脱了鞋子放在河边，又写了绝命书。不久，刺客果然追到，见王阳明已经投河自尽了，就拿了鞋子和绝命书，回去复命。
大儒王阳明，其人文武双全，名成天下，是自孔子以来不世出的人杰。而刘瑾只不过是一个太监，而当太监擅权的时候，甚至连王阳明都毫无办法，最多只能是保全自己的性命。可知这弄权之事非同小可。
但是，有史以来，凡是擅弄权势者，没有一个能落得好下场。这是因为，权力本是公器，是天下人最为瞩目的焦点，莫要说无才无德之徒擅权，纵然是你德品无双，清廉天下，一旦与权力沾上了边，都难免会受到极度地苛求。所以凡弄权之人，莫不是以天下人为仇敌，想落个后世安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尽管知道这个道理，但仍是有人飞蛾投火，自寻死路。这是因为权力所带来的诱惑太大了，甚至压倒了人性中的求生本能。武周时代，武则天夺李氏江山为己有，就替自己弄来一个面首张昌宗，养在宫中，恣意玩乐。从此这张昌宗也就有了权力，顿时气焰冲天起来，许多求官之人备厚礼而来，张昌宗统统收下，然后与吏部官员打个招呼，吩咐安排。吏部官员不敢违抗，乖乖地顺从。
有一次，一个姓薛的人给张昌宗送了厚礼之后，张昌宗就将吏部官员叫来，吩咐给此人安排官职。吏部官员问：“请问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张昌宗却愣住了，原来他只顾收人家的钱，却忘了人家的名字，只记得送礼的人姓薛。要说这张昌宗还真是替人办事，既然想不起名字来了，他就吩咐吏部官员道：“你就甭管名字了，回去查查官员名单，凡是姓薛，你尽管提拔就是，准错不了。”
吏部官员莫可奈何，只好回去后将所有姓薛的官员统统升职，就在那一天，武周凡姓薛的官员超过三千人，统统升了官。
由于张昌宗过于张扬，引起了所有人的憎恨，就有人劝他低调一点，淡定一点，免得武则天死后，他被人追究。但是张昌宗太明白他之所以能够弄权的缘由了，他回答说：“若然是一个人失势的时候，纵然千人万人，也无法将他扶立起来。若然是一个人得势的时候，虽千百之众，也不可能触碰到他。”
张昌宗这番话，道破了权力的本质。盖因权力这种东西，论的不是人数多少，而是一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组织架构，这种架构的特点，就是少数人压制多数人。只要你能够贴近这个架构的上层，那就意味着你有了权力，就可以恣意弄权。
但是，权力同样也需要一个能够为公众所接受的法统。举凡弄权失败者，都是因为在这个法统上出现了问题，如果一个人手中的权力缺乏合理的法统，那么公众虽然无奈，却也绝不会顺从。而这也就意味着惨烈的报复。
所以弄权之人，一定要解决这个法统的问题，武则天的面首张昌宗，就是因为这个法统没有解决，所以当李氏皇族卷土重来的时候，他的脑壳第一个被人摘掉。所以弄权的关键，就是要赋予自己的行为一种合法性。
西汉末年，王莽为了夺占汉家江山，于是挖空心思，命人搞来许多祥瑞之物，表示自己夺占汉家江山是有道理的，是老天要求的，自己也没得法子。武则天夺取李氏江山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办法，不过这个法子由于缺乏足够的暴力成分，难以获得人们的认可。所以古来弄权之人，鲜少有人能够化解这一难题。
但是有一个无名的官员，却曾经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官系明朝时代人氏，姓名已经失传，史书上只记载了他赴任之后，当地的小官员们就纷纷赶来贺喜随礼，这官员也不吭声，由着大家把礼物全都拿上来。等所有的官员都送了礼之后，他却突然把脸一翻，厉声说：“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莫不成是想贿赂我吗？我奉了天子之命，镇守一方，岂会受你们的这点小惠？”
听他说得声色俱厉，众官员们吓得呆了，忙不迭地撇清自己，解释说：“这个这个不是贿赂，也不是送礼，这是当地的风俗……”这个官员却丝毫也不领情，厉声说：“若然是当地真的有这种风俗，你们做官的，受朝廷俸禄，理应教化民众，移风易俗，怎么可以随波逐流呢？来人，与我把这些礼物统统封起来，我要把你们的这些劣迹全都放在这里，让你们知道你们是何等地无耻！”
于是，官员将部属送来的厚礼，尽数装入了十只大柜子中，这十只大柜子就放在官衙之内。并扬言，任何一个部属敢于胡作非为的话，就拿这柜子里的礼物做证据——私贿上司，单只是这一条罪状，就轻饶不了他。这一手可吓坏了所有送礼的人，此后，他们再也不敢懈怠，卖力地苦干，拼命地表现，希望上司别把自己的礼物交到刑部去。于是当地大治，百姓无不称颂。这个官员的名声也因此传扬开来。
顺理成章的，这个官员很快就得到晋升了。升官那天，他启程离开，命人搬运自己的物品，搬到最后，还剩下官衙里的那十只装礼物的柜子。大家问这些柜子怎么处理。官员反问：“当时部属们为什么要送来这十只柜子的礼物呢？”大家说：“因为这是当地的风俗啊。”于是那官员就道：“既然是当地的风俗，那我们当然要入乡随俗，把这些柜子一块搬走好了。”
直到这时候，所有的人才恍然大悟，知道遇到了高人。看看这家伙，他什么都要，他要一个清廉的好名声，他要一些恪尽职守的部属，他要当地夜不拾遗的治理，他要继续晋升到一个更高的位子。除此之外，他还要十大柜子的财礼。而且所有他想要的，他都得到了。
这才是弄权的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