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忘战必危
【一 大将未死敌手】
自天宝十四年（755年）八月以来，安禄山屡飨士卒，厉兵秣马，准备起兵叛唐。但安禄山起兵一事，事先极为隐秘，只有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蕃将阿史那承庆以及安庆绪等少数几个心腹知道。刚好这时候有奏事官自京师长安回到范阳，安禄山便假造了一封皇帝的敕书，召集部下将领，将敕书拿给大家看，说：“有皇上密旨，令我率兵入朝讨杨国忠，请大家立即跟随我进兵。”众将领惊愕异常，觉得无法相信，但却没有人敢有异言。安禄山便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留守范阳，平卢（今辽宁朝阳）节度副使吕知海留守平卢，别将高秀岩留守大同（今山西朔县），其他各将领均要率军连夜出发。
正式出兵前，安禄山还特地搞了个仪式，以讨杨国忠为名阅兵誓众，又专程到范阳城北去向他祖父和父亲的坟墓辞别。苏县的耆老寿星李克劝谏安禄山，认为出兵无名必定要失败。安禄山为了收取人望，就派人回答李克说：“如果有利于国家，专断也是可以的。利于主上，安宁家邦，正在今日，我有什么可害怕的？”表示打着“奉诏”的名义。但老百姓却私下议论说：“一百岁的老太公都没有看见过范阳的兵马向南走的。”人们开始恐惧担忧。事见唐人姚汝能所著《安禄山事迹》。
事前，安禄山派将军何千年、高邈率奚骑20余人，谎称要向朝廷献捷，乘驿车到太原。太原副留守杨光翙出城迎接，何千年等趁机劫持劫杨光翙而去。太原守军这才知道，安禄山真的反了。然而，当太原向朝廷飞报杨光翙为安禄山所俘获，玄宗还怀疑这是敌视安禄山的人故意捏造出来的诽谤之言，还不相信真有其事。
杨光翙被押到安禄山面前，安禄山当众数落他的罪状，责骂他依附杨国忠，然后斩杀了他。杨光翙稀里糊涂的死表明了安禄山与大唐势不两立的决心。这一天是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阴风凄惨，传闻观看的人都感到心寒。
之后，安禄山大举挥师南下。“部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戳，无敢拒之者”（《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从贞观年间打败东突厥以后，中原100余年没有战争，现在突然见安禄山叛军气势汹汹过境，沿途百姓都惊恐万分。各个州郡打开武器库应战，却发现大部器械已腐朽败坏，不能使用，唐军士卒不得不手持棍棒参战。这就是史书中所讲的“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安禄山部下均是唐军精锐，能征善战，郡县守军远不及叛军那样训练有素。既然无力抵挡，各郡县便都纷纷打开城门，延纳敌人。有些地方官吏逃走，有些被叛军俘获杀害，有些自杀在路旁，投降的也不可胜计。河北地区本来就是安禄山统辖范围，因此叛军所到郡县，唐朝军队没有组织任何有效的抵御，几乎是望风瓦解。
而还在华清宫的玄宗确认安禄山真的谋反后，惊疑不定，他相信了杨国忠说的“反者只是安禄山本人，所部将士并不愿意随其叛，过不几天，就会败灭”，只派特进毕思琛至东京（今河南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至河东（今山西中部北部地区），各募兵数万，随团练兵拒叛军。
刚好这时安西（今新疆库车）节度使封常清入见，封常清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战场的猛将。玄宗如同看见了救兵的稻草，立即向他问讨叛方略。此时，朝中一片混乱，人心浮动，连玄宗也失去了往日的天子气度，格外惶恐不安。封常清为了安慰玄宗，便夸口说：“现禄山领凶徒十万，径犯中原，太平斯久，人不知战。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赴东京（指洛阳），开府库，募骁勇，挑马箠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封常清传》）
玄宗听了非常高兴，立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封常清所言固然有大话的成分，但却在当时的形势下安稳了人心，鼓舞了士气。封常清久任边将，深知士气对战争的作用。然而，皇帝更关心的是战果，这安抚人心的大话就为封常清后来悲惨的结局埋下隐患。
封常清即日辞行，乘驿马日夜兼程赶赴洛阳，开府库取出兵器，招募新兵，准备迎击叛军。10日之内，封常清设法召募到军兵6万。但这6万人，并非精兵强将，全是市井百姓，不习兵事，所以战斗力相当弱。要以这样一批乌合之众去抗击安禄山的十几万骁勇之众，还想“拨马渡河，决取逆胡首级”，谈何容易？封常清久经沙场，不会不明白敌强我弱的局面，在这样的局势下，只能采取守势。为此，封常清下令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在今河南孟州西南），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阻止叛军从北面进攻洛阳。然后进军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
『注：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他外祖父因犯罪被流放到安西（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充军，担任胡城（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东）南门的守军。封常清少年时与外祖父生活在一起。外祖父喜读诗书，常在城门楼上教他读书。在外祖父的指导下，封常清“多所历览”。外祖父死后，封常清年纪尚幼，无所依靠，从此过着清贫的生活。他身体瘦小，眼睛有点斜，而且跛足。当时高丽人高仙芝为都知兵马使。高仙芝姿容俊美，善于骑射，骁勇果敢。每次出军时，派头声势搞得很大，身边的随从就有30多人，而且个个衣服光鲜，十分引人注目。封常清颇为羡慕，也想成为高仙芝的随从，便慷慨激昂地向高仙芝投书一封，毛遂自荐。高仙芝嫌他相貌丑陋，拒绝了他。封常清就每天在高仙芝的军府门口等候他出入，数十天都不离开，高仙芝没有办法，只好把他留下。适逢奚部落反叛，安西四镇节度使夫蒙灵詧派高仙芝率兵出击，大获全胜。封常清在帐中私下写好捷报，捷书中详细地陈述了他们如何“次舍井泉，遇贼形势，克获谋略”，文书中所写正是高仙芝所要说的。由此，“仙芝大骇异之”。从此，军府中的人都对封常清另眼相看。封常清有才学，办事果断，而且治军极严。高仙芝被任命为节度使后，即任命封常清为节度判官。每逢高仙芝出战征讨，总是命封常清为留后。高仙芝奶妈的儿子郑德诠为郎将，高仙芝待他如亲兄弟，使他掌管自己的家事，而且在军中颇有威权。郑德诠却不大看得起封常清。封常清有一次出门，郑德诠“自后走马突之而过”（《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显然是有意如此。封常清派人把郑德诠召来，并让人把各道门关死，不许人进来。封常清对郑德诠说道：“我本出身低微，这是你所知道的。现在高中丞任命我为留后，你怎么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凌辱我呢！”并喝斥他说：“我要立刻把你打死，以严肃军纪。”郑德诠来不及辩解，便被杖刑。高仙芝的妻子和奶妈在门外号啕大哭，想要救郑德诠。封常清却坚决不让人开门。郑德诠因此被杖死。高仙芝知道后非常惊讶，看到郑德诠的尸体，只吃惊地问了一句：“已死邪？”好像根本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之后，高仙芝见到封常清时，根本不提这件事，封常清也不主动谢罪，好像就没有发生过此事一样。从此以后，军中士卒都十分畏惧封常清。』
直到这个时候，大唐才开始了正式的调度，以应对叛军的挑战。玄宗先批准了杨国忠的建议：斩安禄山之子安庆宗，赐荣义郡主自尽。荣义郡主奉旨下嫁给安庆宗还不到半年时间，又奉旨意自尽。这个可怜的宗室女子死得枉然。在历史的棋局中，她从始至终只是一颗受人摆布的棋子，无力左右自己的命运。
接着，玄宗召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提拔朔方兵马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任命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特派卫尉卿张介然为新开置的河南节度使，统领陈留一带十三郡；任命程千里为潞州长史；所有郡县，凡是贼兵必经之处，都设置防御使；另外，又以荣王李琬（玄宗第六子）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新成立“天武军”；由高仙芝领兵5万，往屯陕州。
此时，朝廷为了平叛，开始在内地（主要是叛军南下的必经之地）也设置节度使。结果就是，各地节度使甚至职位稍低的观察使乘机扩大势力，逐渐形成藩镇林立的局面。之后一些强藩，如河北、山东等镇节度使，拥兵自大，父死子袭，演变成割据势力。内地节度使也程度不同的与朝廷保持着离心状态。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后，节度使势力进一步膨胀，唐朝廷对藩镇的控制力也丧失殆尽。各藩镇争战不已，兼并频仍，遂演成北方五个朝代更迭、南方九国（北汉在北方）政权纷立的分裂割据局面。一直到北宋初，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节度使才失去实权，成为荣誉之职。
玄宗还不放心，生怕大将再起异心，专门派宦官边令诚作为监军。宦官监军的历史自此而开。
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的政局都产生重大影响，东汉、唐朝、明朝最为严重，这里就多扯几句。宦官是中国古代称呼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英文中的“太监”一词是由希腊语“守护床铺的人”而来的，由此也可知太监的作用。
从甲骨文考证，中国古代对阉人的使用在殷商时代已出现了。不过，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几乎在历代的皇宫之中，都有非常严重的淫乱丑闻。秦国嫪毐冒充宦官入宫，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后来还生了两个儿子。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勾结丞相李斯，篡诏改立胡亥为帝，直接导致了秦朝二世而亡。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当时的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处宫刑可以用来代替死罪，司马迁便是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说好话被判了死罪，之后甘愿受宫刑代替了死罪。西汉前中期，宦官受到抑制，没有形成大的势力。汉朝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着皇帝的视听，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局。加上其时外戚势大，皇帝想利用宦官牵制外戚，但结果却往往造成了宦官专政的局面。
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唐朝时，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多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一大批宦官身居高位，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他们如果当上将军，权力比节度使还大，得到的赏赐礼品动不动就以千万计。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更加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的一大痼疾。
宋朝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朝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到了明朝，宦官干政达到了顶峰。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的限制非常严格，曾铸铁牌立在宫门，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洪武六年（1373）十一月，特命廷臣考究前代纠劾内官的办法。礼部议置内正司，设司正、司副各一人，专门纠察内官失仪及不法的行为。据《明会要·职官十一》引《明政统宗》载，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有一个内侍官因在内廷时间较久，偶而言及政事，当即被太祖斥遣归还乡里，并令终身不得叙用。自古以来，对宦官之禁，未有如明太祖朱元璋之周备。当时有个御用监名叫杜安道，以镊工侍太祖数十年，朝中许多机密计议他都知道，但他个性慎密，严遵太祖的禁令，在诸大臣面前仅一揖而退，从不启口泄漏机密。太祖对他很宠爱，但不给予优遇，后来迁出为光禄寺卿。
惠帝朱允炆嗣位，一遵祖训，对内臣的限制更加严格。据《明史·宦官传序》载，建文帝诏内臣“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就是说朱允炆对宦官的管束和控制比朱元璋还要严格。
明成祖朱棣初临朝时，也警惕宦官擅权。《明史·职官志三》载，朱棣曾说：“朕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当时有个宦官私自调用应天府工匠为其服役，事发后，朱棣立即诏命锦衣卫逮捕治罪。但不久，这些禁令全部破坏了。
靖难之役时，许多宦官因为惠帝朱允炆对待内臣太过苛严，左右内侍常常因小过而被诛杀。宦官们心里都怨恨不已，或与燕王暗通消息，或干脆跑到燕王朱棣军中，向他报告朝庭的虚实。燕王朱棣得知南京空虚后，才敢孤注一掷，长驱金陵。朱棣身边的一些宦官还拼杀疆场，多有战功。朱棣认为这些宦官忠于自己，慢慢便重用起他们来，太祖朱元璋辛辛苦苦建立的铁牌制度被打破了。之后，在明朝的内政、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都能看到宦官在起着重要作用。
成祖朱棣即位后第一年（1403年），就派宦官李兴出使暹罗（今泰国），这是宦官开始涉足外交。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成祖朱棣连续派宦官郑和率兵2万，大规模出使南洋和印度洋一带，开了明朝宦官带兵的先例。永乐八年（1410年），成祖朱棣派宦官王安监都督谭青等军，又派宦官马靖巡视甘肃，开了宦官监军、巡视的先例。明朝征服安南后，镇守安南的是宦官马骐。
成祖朱棣还改变了洪武时由吏部管理宦官的旧制，让宦官第一衙门司礼监来管理宦官事务，将宦官的管理权转归内廷后，宦官的活动就更加方便了。成祖朱棣重用司礼监宦官，授予其“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官民隘事”等大权，使其与内阁的权势相抗衡。迁都北京以后，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专门用来刺探大臣和百姓当中有没有谋反嫌疑的人。成祖朱棣怕外面的大臣靠不住，所以让亲信太监做东厂的提督，地位在锦衣卫之上。
朱棣开此先例后，他的后世子孙争相效仿。洪熙元年（1425年），朱棣的儿子仁宗皇帝朱高炽派遣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从此以后，宦官领兵之例便相沿不革。同时，朱高炽又派王安镇守甘肃，于是，各省镇皆相继派宦官为镇守。宣德四年（1429年），朱棣的孙子宣宗皇帝朱瞻基特于宫中设内书堂，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从此，太祖不许内臣读书识字之制也被废除了，甚至特赐金英、范弘等宦官免死诏，这简直无异于勋臣之丹书铁券。从此，宦官威慑朝臣，权倾内外。例如英宗时之王振，宪宗时之汪直，武宗时之刘瑾，熹宗时之魏忠贤，更是作威作福，独擅朝政。至于神宗时之矿税使，简直无处不受其害。
宦官不仅有权有势，仗势欺人，而且可以荫弟、荫侄、封伯、封公。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记载，正德二年（1507年）九月，武宗曾严申自宫之禁，但有潜留京师者论死。由于当时宦官格外受到宠幸，愚民不受其禁，不少人阉其子孙以图富贵，有的一村中自宫者数百人。嘉靖、隆庆以后，自宫的人数越来越多。
宦官权势日张，操持国柄，为祸酷烈，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4000两！而宦官魏忠贤家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皇帝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朋比盗窃一空。”
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宦官职位依统辖内容的不同，区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有“影子内阁”之称，其执掌太监权重于首辅大臣。而令官民谈虎色变的特务机构，也全在太监的控制中：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的头目清一色全是太监，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满清入关后，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满清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但始终没有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重新回到安史之乱的话题。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安思顺，他因为事先反复上奏说安禄山将要谋反，所以虽然为安禄山族弟，这次没有受到牵连。但玄宗还是不放心，削去了他的节度使兵权，改任户部尚书。安思顺以为这下该高枕无忧了，哪知道大对头哥舒翰尚在一旁虎视眈眈。后哥舒翰驻守潼关，主掌天下兵权，就肆意报怨，诬告安思顺与安禄山暗中串通，还让人伪造了他们互通的来往文书，故意扔在关门外。然后抓了安思顺，献给朝廷。玄宗也不问青红皂白，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一并被杀。
叛军一路上可谓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兵不血刃地横扫蹂躏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初二，安禄山叛军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西南）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天寒地冻，黄河水浅，为了迅速渡过黄河，叛军用长绳系结破船、草木等横于黄河之上，一夜寒风冰冻后，结如同一座浮桥。借助这座浮桥，叛军轻而易举地踏冰越过黄河天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偷袭了灵昌郡。至此，安禄山叛军进入了河南道境内，进逼重要关隘陈留郡（今河南开封）。
刚升任河南节度使的张介然前脚刚进陈留，后脚就被安禄山大军包围，闻叛军已至，遂匆忙率兵登城，坚守要害之处。然而，陈留守城士兵大都是临时招募，这些人不但从未上过沙场，就连刀剑都没好好摸过，一听到叛军震天动地的号角鼓噪之声，顿时吓得胆战心惊，全身发抖，连盔甲也无法穿上。等到叛军一攻城，守军立刻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声势浩大，难以与其抗衡，竟出城投降，张介然被俘。
此时，安禄山得到来自长安的消息，得知儿子安庆宗被唐朝所杀后，为痛失爱子而捶胸顿足，恸哭不已。为泄私恨，他竟把张介然和陈留降将、降卒上万名全部残忍杀死，血流成河。陈留太守郭纳也未能幸免。陈留为运河的重要港口。它的失守，直接导致唐朝廷的南方供应线被切断。
十二月初八，叛军到达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太守崔无诐领兵拒守。然而，叛军鼓角之声一响，守城唐军见识到叛军声势，吓得纷纷从城头上跌落下来，即所谓“众闻鼓声，自坠如雨”，无人敢战。荥阳因此沦陷，太守崔无诐被俘，为安禄山杀害。
荥阳为洛阳的东面门户，荥阳失守，洛阳门户洞开，危在旦夕。安禄山率军进入河南道以来，屡战屡胜，军心大振，气焰更加嚣张。所以在攻下荥阳之后未及休整，安禄山留其部将武令珣守荥阳，命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径直进袭洛阳。
当时负责保卫洛阳的唐军主帅正是封常清。封常清因为部下都是新招募的白徒新兵，没有战斗力，便将部队屯于武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以拒叛军。封常清先率骁骑出战，杀数百人。不久，叛军主力赶到。封常清虽然足智多谋，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所率皆为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而叛军却是训练有素的精兵劲旅，史称“禄山精兵，天下莫及”。尤其是田承嗣、安忠志所率的前锋部队，多是骁勇善战的精锐骑兵。而叛军通常一上阵就首先用骑兵冲锋，唐军刚刚列好阵势，就被叛军铁骑冲垮。叛军横冲直撞，势如破竹，唐军大败。封常清收拾残部，拒战于洛阳城东的葵园，又遭惨败。封常清再收兵与叛军战于洛阳上东门内，又受重创。
十二月十二日，叛军攻陷东都洛阳。安禄山纵兵鼓噪，叛军自四门入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封常清且战且退，率残部与叛军在洛阳城内展开惨烈巷战，先血战于都亭驿，大败。退守宣仁门，又败。最后，封常清只好忍痛率领败兵推倒禁苑的西墙向西撤走。为了防止叛军追击，于途中“伐大木塞道以殿”。
这样，东都洛阳便落入安禄山之手。河南尹达奚珣，曾经在几个月前上书提醒玄宗，怀疑安禄山献马一事有异谋，然而叛军一到，便立即投降了安禄山。可谓是典型的“识时务者”。
然而，并非每个官员都如同达奚珣。东京留守李憕对御史中丞卢奕说：“我们都受朝廷恩惠，虽力不从心，但应为国战死！”卢奕亦点头称是，表示愿与李憕共赴国难。之后，李憕收拾残兵数百，准备与叛军决以死战。然而，还未交战，早已被叛军吓得胆战心惊的士兵就各自逃命，四散而去。李憕便穿好朝服，独自平静地端坐于府台公堂之上。卢奕安排妻子怀揣着官印，从小道逃往长安，自己则正襟危坐在御史台中。其属吏早已影踪皆无。李憕、卢奕及采访判官蒋清3人被叛军捉住。卢奕见到安禄山，骂声不绝，还对叛军说：“凡为人者当知事有顺逆，我虽死但不失臣节，还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安禄山勃然大怒，当即命人把3人残酷地杀害，并枭首示众。
当时朝野上下普遍认为，安禄山不久就会兵败，就连老百姓都对唐军极有信心。可见玄宗昏昏噩噩20年，大唐却始终未失人心。但叛军南下后，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起兵一个月，便陷东都，逼近潼关。人们开始对大唐将士深深失望，忧惧不安。封常清则被认为是最大的败军之将，饱受骂名。封常清以6万乌合之众力抗强敌，虽然屡战屡败，却始终不气馁，还能屡败屡战。比起许多望风而逃或者索性投降的大臣，不知强出多少倍。当时情况凶险万分，放眼唐朝上下，任何一位名将到了封常清的处境，都不可能比封常清做得更好，结果之糟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时人看不到这一点，天子也看不到这一点。
在兵败将亡之际，封常清只得渡谷水，西奔至陕郡（治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投奔驻守该地的高仙芝。陕郡太守窦廷芝听到洛阳失守的消息后，惊慌失措，已逃往河东避难。城中吏民皆已逃亡，作鸟兽散。
陕郡是潼关的前沿阵地，而潼关则是拱卫京师长安的最后一道屏障，城防坚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过此时高仙芝将兵力全部集结在陕郡，而对军事要塞潼关却未设重兵把守。他见到封常清率残兵败将从洛阳前线溃不成军地败下阵来，感到事态的严重，不禁忧心如焚，焦虑不安。封常清则一眼看出高仙芝布兵的不妥，向高仙芝劝说道：“我连日与叛军血战，其士气旺盛，难以阻挡。现在潼关无兵守御，如果叛军入关，长安就十分危险。陕郡无险可守，我们不如率兵至潼关据险以守。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高仙芝仔细思考后，认为封常清说得在理，于是封、高二将兵合一处，放弃了无险可守的陕郡，退而据守潼关。叛军闻讯派军追击，唐军狼狈逃窜，队伍散漫，士马互相践踏，死者甚多。
高仙芝和封常清退入潼关后，立即着手修缮守备。刚及在潼关布好城防，安禄山部将崔乾祐率部骤至，即刻向潼关守军发动猛攻。封、高二人率领5万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的“白徒”，据险拼力作战，终于将叛军击退。
安禄山派部将崔乾祐率兵屯于陕郡，河南的临汝、弘农（今河南灵宝北）、济阳、濮阳和云中（今山西大同）等郡都向安禄山俯首称臣。当时，唐朝廷所征发的朔方、河西、陇右诸道兵尚未抵达长安，关中震动，长安汹惧，害怕安禄山会攻入潼关。幸好安禄山滞留在东都洛阳，准备称帝，因此未全力进攻。加上高仙芝、封常清及时退守潼关，抢修守备工事，加固城防，作好拒守准备，遏制了叛军攻势，关中军民慌恐之情才得以稍安。
事实证明，封常清退保潼关的战略十分正确。潼关自古为雄关要塞，为进入关中和京城长安之前的最后一个可守之地，此时对于长安安全更是至关重要。如果封常清的计划得以完整实施，战争绝不会旷日持久达8年。
玄宗听说封常清兵败，便削其官爵，让他以白衣在高仙芝军中效力。高仙芝任命封常清巡监左右厢诸军，以助自己。正当封高二人忙于加固防卫之时，悲剧发生了。
高仙芝率军东征时，监军边令诚曾向高仙芝建议数事。边令诚平日寸步不出宫门，哪里懂得军事。高仙芝自然没有听从，边令诚却因此怀恨在心。高仙芝退守潼关后，边令诚入朝奏事，向玄宗反映了高仙芝、封常清败退之事，并说：“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意思是封常清夸大贼势，动摇军心；高仙芝擅离陕州，又私吞军粮，都不堪重任。玄宗此时已经是一个老人，长年的酒色麻醉了他的思维，加上受安禄山造反的刺激，对将帅开始极度不信任，尤其高仙芝还是高丽人，听了边令诚的一面之辞后，登时大怒，不假思索地派边令诚赴军中斩高仙芝与封常清。皇帝的昏庸，宦官的专权，成为了战局始终难以扭转的根本原因。
最初封常清兵败后，曾三次派使者入朝，上表陈述叛军的形势，但玄宗都不接见。封常清向玄宗报告战况的表文，玄宗根本没有看到。封常清只好亲自骑马入朝报告，行至渭南，得知玄宗已下敕书剥夺了他的官爵，并让他回到军中，以白衣的身份自效。封常清只得返回潼关。此时，他已经预料到即将到来的风暴。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准备坦然接受败军之将该接受的一切，甚至写好了遗表。表曰：“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铤。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他知道朝中大臣以杨国忠为首，都认为安禄山狂傲叛逆，用不了多久就会失败，于是专门上表告诫玄宗。封常清草写遗表之时，边令诚正在赶往潼关杀他的路上。
边令诚到了潼关，先把封常清叫来，向他宣示了敕书。封常清说：“常清所以不死者，不忍污国家旌麾，受戮贼手，讨逆无效，死乃甘心。”（《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封常清传》）在临刑前把自己草写的遗表交给边令诚，请他呈送玄宗，之后从容引颈就戮。
封常清死后，尸体被陈放在一张粗席子上面。边令诚随即命人绑来高仙芝。高仙芝说：“我遇贼即退，罪固当死，但谓我偷减粮赐，我何尝有这等事情。”对边令诚说：“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岂不知乎！”这时被招募的新兵皆排列在外，对高仙芝非常信任。高仙芝申诉无门，只得大声说：“我于京中召儿郎辈，虽得少许物，装束亦未能足，方与君辈破贼，然后取高官重赏。不谓贼势凭陵，引军至此，亦欲固守潼关故也。我若实有此，君辈即言实；我若实无之，君辈当言枉。”（《旧唐书·卷一百零四·高仙芝传》）士兵皆呼：“枉。”声音震天。但边令诚不听。高仙芝转而注视封常清的尸体，叹息道：“封二，你从微至显始终相随于我，初引你为判官，后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你同死于此，岂非命运！”言毕被杀。
大敌当前，潼关却冤气冲天，大将未死敌手，这是历史上最可悲、最可叹的地方。封常清和高仙芝均是当朝名将，长年担任边关主帅，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最后却都死非其罪。玄宗因宦官之言擅杀大将，不仅自毁长城，使唐廷丧失了两员具有作战经验的大将，还引起了军心的动摇。当时潼关将士相继呼冤，只因敕命煌煌，不敢反抗，但心中愤愤不平者大有人在。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民心和军心开始背离，大唐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可笑的是，这个深得玄宗信任的边令诚，后来投降安禄山比谁都快。
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充任封常清的判官。他的很多边塞诗名作都是歌颂封常清的，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已成为边塞诗的经典之作：“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二 潼关内讧】
安禄山自范阳起兵兴乱，仅用了短短35天的时间便攻陷了东都洛阳，几乎兵不血刃地控制了河北地区，虽然在河南地区遭到一些抵抗，但亦是所战皆捷，屡创唐军。此时对唐朝来说，形势十分严峻，各地勤王之师尚未赶到京师，长安守备空虚。因此，长安城中人心惶惶，躁动不安。然而，叛军进入洛阳后，热衷于掠夺财物和妇女，未能抓住有利时机乘胜攻打长安。而安禄山本人则忙于登基称帝，无暇顾及战事。安禄山的短视给了唐王朝难得的喘息机会。各路勤王之师相继赶到长安，相比与一个月前京畿附近无兵可调的状况，守备大为加强。
看到叛军如此锐不可挡，玄宗才开始忧心如焚。他年青时也曾经经历过出生入死的冒险生涯，取得过辉煌的胜利和骄人的成绩，是个奋斗型的人物。追昔往日的风华正茂，所向披靡的雄图伟业，那残留的一点热血在这个老人身上重新躁动了起来。玄宗决定亲征，于是下诏，急令朔方、河西、陇右三镇劲旅除少数留守部队外，其余悉数由本镇节度使率领，在20天内务必会师于长安。廉颇虽老，依然能食。他要大展雄风，让世人知道，他依旧是那个威风凛凛的大唐天子。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十七日，玄宗不知怎么突然雄心勃发，决定率兵御驾亲征，下诏由太子李亨监国。玄宗对宰相杨国忠说：“朕在位垂五十载，倦于忧勤，去秋已欲传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余灾遗子孙，淹留俟稍丰。不意逆胡横发，朕当亲征，且使之监国。事平之日，朕将高枕无为矣。”（《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
只要看看在这之前玄宗对高力士说过的话：“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便可知道玄宗此时说传位给太子的话是言不由衷的。皇权下皇帝与太子关系微妙，这其中的利害玄宗还是太子时已经亲身经历，所以他宁愿将朝政托付给宰相。而且，他也从未明确地表示过想要传位于太子李亨。既然玄宗是故作姿态，那么御驾亲征自然也就是虚张声势了。
杨国忠却因此而心惊肉跳，惊恐万状。杨国忠专权前，为了讨好巴结李林甫，充当了李林甫的“打手”，极尽陷害打击太子李亨之能事。二人之间的积怨极深，非死方能化解。杨贵妃姐妹恃宠飞扬跋扈，极大影响了朝政，太子李亨早对杨氏家族深恶痛绝。倘若太子李亨真的从此主持朝政，对于杨氏家族来说无异于大祸临头。所以杨国忠急召杨氏姐妹，神情紧张地说：“太子素嫉我家，若一旦监国，我等兄妹，都危在旦夕了！”经过紧急磋商，最后决定由杨贵妃出面，劝说玄宗收回成命。
杨贵妃当然晓得此中利害，为了维护其家族的整体利益及其自身的地位，于是脱去簪珥，口衔黄土，匍匐至玄宗前，叩首哀泣，即所谓的“衔土请命于上”。此时的玄宗已非开元年间那个英姿勃发、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一代贤君明主，而堕落成倦怠朝政、沉溺声色、偏听偏信、亲近邪僻奸佞的昏君。他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决心躬临前线，更乏传位于太子李亨的诚意，见杨贵妃如此“恳请”，令人心疼，便顺势作罢。
大唐王朝正值生死存亡的危急之秋，倘若此时玄宗能以国家社稷的安危兴衰大局为重，毅然统领大军讨伐安禄山，无疑会使朝廷上下振奋精神，同心同德。亦会使前线将士士气倍增，无不视死如归，英勇杀敌，这对扭转整个战局，加速平叛进程，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玄宗为了讨一个妇人的欢心，抑或他只是顺势下台，轻而易举地放弃足以改变大唐王朝命运与前途的重大举措。这件事后，朝廷上下更加痛恨杨氏家族的专横跋扈与祸国殃民。
在这一场好戏中，最失望的人大概就是太子李亨。他从这件事上应该能够看出，不除掉杨氏兄妹，他或许永远登不上皇位。太子的心情越来越紧张。多年的压抑生活造成了他隐忍的性格，但到了这个时候，几近生死存亡，他再也忍不住了，心中开始酝酿新的计策——不是对付叛军，而是如何对付杨氏兄妹。上天眷顾了他，6个月后，他如愿以偿，计划顺利实现了。
就在大唐最高统治者上演御驾亲征的闹剧时，安禄山看到洛阳宫阙尊雄，心情急欲僭号。于是，他在洛阳苑中的凝碧池旁大宴百官，迫不及待地称帝僭位了。安禄山自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建元圣武。任达奚珣为左相，张通儒为右相，严庄为御史大夫，还设置了百官。安禄山身穿衮袍头戴珠冕，由侍从官簇拥，登上宝座。安庆绪、安庆恩两个儿子侍坐两旁，文武官员、各部酋长左右分席，依次列坐。一切看起来都有模有样。
因为安禄山长子已经为唐朝所杀，二子安庆绪在同一天被立为太子。但是，他的宠妾段氏和段氏所生第三子安庆恩却因为此事相当不高兴。各人的心思各有不同，祸根却也因此在这天埋下了。
安禄山称帝后，便一直滞留在洛阳，醉心于花天酒地的享乐。而唐朝廷的勤王军逐渐集结到潼关，据守天险，唐军与叛军双方形成了对峙之势。
就在这期间，名将郭子仪和李光弼率领唐军在河北接连取得大捷，截断了叛军的后路，唐军士气大振，叛军军心开始动摇。安禄山自起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此时见唐军开始了反攻，而三军统帅正是他的大仇人哥舒翰，不禁开始惊慌起来。他后悔不该起兵造反，招来谋士高尚、严庄，斥责说：“几年来，你们一直劝我起兵造反，说是万无一失。现在西进之军打潼关，几个月也打不进去，北归范阳之路也被截断。朝廷的军队从四方云集，我们所占者只有汴州、郑州等几个州郡，困守在这里，叫什么万全！你们的谋略何在？自今以后，不要再来见我！”大发了一通脾气。
高尚与严庄之后极为害怕，好多天都不敢去见安禄山。这时刚好田乾真从潼关回来。田乾真小名阿浩，文武双全，是叛军中有名的骁将，很受安禄山器重。田乾真知道事情经过后，便为高尚、严庄说话，劝安禄山说：“自古以来，凡是要成就大事业的帝王，却都有胜有败，怎么能够指望一举成功呢！现在朝廷军队虽多，都是新募的乌合之众，没有经过战阵，根本敌不过我们的劲锐之兵，用不着忧虑。高尚与严庄都是佐命元勋，你如果与他们断绝关系，诸将领知道后，就会上下离心，情况就会更危险。”安禄山听后高兴地说：“阿浩，你真懂得我的心事。”于是重新把高尚与严庄召来，摆投宴席招待。安禄山还为他们唱歌以劝酒，仍像以前那样对待他们。
安禄山很快忘记了这件事，但严庄并没有忘记。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对安禄山起了异心，将主要精力用在奉承太子安庆绪上。正是此人，在后来叛军的内讧中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此时安禄山的处境非常困难。潼关久攻不下，他既不能进入关中，又无法向南面突破。而唐军一占领河北，就会切断他与北方的联系。他经过认真的考虑，计划放弃东都洛阳，北逃回范阳老家去。但又舍不得洛阳的花花世界，所以还没有彻底下定决心。
唐朝廷这时明显处于有利的地位，如果安排得当，完全可以在几个月内平定叛乱。这是天赐良机。十分可惜的是，政治阴谋决定了事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唐朝因为内讧，自己为进退两难的安禄山打开了潼关的大门。
玄宗不问青红皂白地杀了封常清和高仙芝后，各地的援军不断赶至京师，但主帅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这时，玄宗想起了正在京师养病的哥舒翰。
哥舒翰生平好纵酒，官场得意后又开始恣情声色，以至身体非常不好。一次，他到土门军中视察，竟然体力不支，在洗澡时晕倒，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这件事让哥舒翰感慨很多。之后，他回到长安，抱病不出，在家中静心修养。这时候，他已经50多岁，以为戎马生涯从此结束，预备好好颐养天年。然而，天不遂人愿，安史之乱爆发了。
对于此时的哥舒翰来说，他只是个身患重病的老人，再无当年提枪跃马的英姿。他也看到了名将封常清和高仙芝的连连失败，非常清楚唐军的失败不可避免，因为安禄山的叛军是天下最精锐的军队。哥舒翰还能做什么呢？他最大的愿望，不过是能够安享晚年，但他的内心，却隐隐有不详的预感。
圣旨就在这个时候来了。玄宗拜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元帅由太子李亨挂名），要他统领20万大军出征御敌，去前线镇守潼关。哥舒翰不愿意接管这样一个乱摊子，以身体不适坚决推辞。但玄宗想凭靠哥舒翰的威名号令三军，又因哥舒翰一向与安禄山势同水火，怨恨极深，任用他对付安禄山，玄宗也觉得放心，因此迫令哥舒翰一定要出征。为表示恩宠，玄宗同时任哥舒翰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可以执行宰相的职权。玄宗又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起居郎萧昕为判官，以王思礼、钳耳大福、李承光、高元荡、苏法鼎、管崇嗣为属将，以蕃将火拔归仁、李武定、浑萼、契苾宁等为麾下，又将调集来的河陇、朔方兵马及蕃兵、高仙芝旧部统归哥舒翰指挥，号称20万，进驻潼关。同时还令各地四面进兵，会攻洛阳。圣旨大如山，哥舒翰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接受副元帅的称号，扶病上马，率军前往潼关。
出师的那天，场面极为壮观，哥舒翰一生的荣耀达到了顶峰。玄宗亲自在勤政楼犒劳哥舒翰，为他饯行，并命满朝文武百官至郊外相送。
当哥舒翰跨上马的那一刹那，他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毕竟，前途不容乐观。再一次回望长安，他的心头不由自主地涌起了一丝悲壮。出于对强敌安禄山的了解，他相当清楚，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看到这座天下最繁华最宏伟的城市。于是，为了让自己没有任何遗憾，哥舒翰想到要趁皇帝恩遇正浓时做一件事：除掉不共戴天的仇人安思顺。只是，他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件事直接导致了潼关迅速失守，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唐以及他个人的最大灾难。
潼关在商代时隶属定国，称桃林。周代时为畿内地，隶虢国，称渭。春秋隶晋，称桃林塞，战国时隶魏。秦惠文王六年（前332），设宁秦县，潼关为宁秦县辖地。汉高祖五年（前202）设船司空衙门，专管黄河、渭河的水运事项及船库工作。之后就以官名设县称船司空县。新莽建国元年（9年），改船司空县，为船利县。东汉时又复名船司空县，属华阴。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属华州华山郡的定城县。西魏时撤定城县，改属敷西县，直到北周。
潼关在东汉以前还没设关城，建安元年（196年），曹操为预防关西兵乱，改山路于河滨，当路设关，并废弃函谷关。有记载说：“自渑池西入关有两路，南路由回阪，自汉以前皆由之。曹公恶路险，更开北路为大路。”始有潼关。
潼关因水得名。据《水经注》记载：“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潼浪汹汹，故取潼关关名，又称冲关。这里南有秦岭屏障，北有黄河天堑，东有年头原居高临下，中有禁沟、原望沟、满洛川等横断东西的天然防线，势成“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
隋大业七年（611年），移关城于南北连城间的坑兽槛谷，即禁沟口。唐天授二年（691年），又迁隋潼关城于黄、渭河南岸。自东汉以来，潼关便是易守难攻的要塞，正如后世诗人张养浩写尽了潼关地势的险峻：“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山河表里”还有个典故。《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楚之战前，子犯劝晋文公决战，说即使打了败仗，晋国“山河表里，必无害也”。这里用此成语，意为潼关形势异常险要。
潼关是唐帝国首都长安的大门。哥舒翰率军进驻潼关后，立即加固城防，利用潼关险要的有利地形，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十一日，安禄山派儿子安庆绪率兵攻打潼关，被哥舒翰击退。哥舒翰微微舒了一口气，开头总算还是不错。初战大捷后，哥舒翰立即将矛头指向了长安的安思顺。
前面提过，安思顺此人在安禄山谋反前便多次奏报族兄安禄山将要谋反。安禄山起兵反叛后，玄宗因为安思顺先已奏报，所以不加问罪。安思顺此时已经被解除了节度使的兵权，任户部尚书。安思顺也乐得在长安享清福，然而，哥舒翰却不想放过他。哥舒翰素来与安思顺有矛盾，此时又大权在握，于是就故意伪造了一封安禄山给安思顺的信，让人假装送信，然后在潼关城门口抓住此人，献给朝廷。同时还列举了安思顺的7条罪状，请求玄宗处死安思顺。
玄宗对哥舒翰与安思顺的旧怨相当清楚，甚至还充当过和事佬让二人和解过。此时，他不是不明白安思顺是被哥舒翰诬陷，但此时正值需要哥舒翰之时，就不得不牺牲安思顺了。安思顺自然也不甘心坐以待毙，派人贿赂巴结杨国忠，请杨国忠出面求情。然而，玄宗为了笼络哥舒翰，已经下定了决心。天宝十五年（756年）三月初三，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都被处死，家人流放到岭南。
哥舒翰受命于危难之际，却利用国家的危难来对付政敌。如此胸襟之人任唐军主帅，唐军不免危矣！后世史学家评论说：“哥舒翰废疾于家，起专兵柄，20万众拒贼关门，军中之务不亲，委任又非其所。及遇羯贼，旋致败亡，天子以之播迁，自身以之拘执，此皆命帅而不得其人也。”（《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
杨国忠出力营救安思顺不成，开始意识到哥舒翰已经对自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从此开始畏惧哥舒翰。
当时天下人都认为安禄山叛乱是因为杨国忠骄横放纵所致，无不对杨国忠切齿痛恨。甚至连安禄山起兵也是以讨杨国忠为名，可见杨国忠声名狼藉到了何等地步。部将王思礼力主杀杨国忠以谢天下，曾经暗中劝哥舒翰说：“安禄山起兵是以诛杨国忠为名。我们应该用汉挫七国之计（指汉景帝杀晁错一事），您只要留兵3万守关，率领其余精锐回京师诛杀杨国忠，大事可成！公以为如何？”哥舒翰摇头不应。王思礼又道：“若是给皇上上表请求诛杀杨国忠，皇上未必会同意。我愿意率领30骑人马，回长安劫取杨国忠到潼关，如此，公可斩之。”哥舒翰愕然道：“若如此，真是哥舒翰反，不是安禄山反了。此言何可出诸君口？”于是，王思礼不敢再说。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
『注：王思礼，高丽人。青年时入居营州（今辽宁朝阳），以功授右卫将军、关西兵马使，曾跟随哥舒翰征九曲。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加金城郡太守。翌年，兼太常卿，充元帅府马军都将，从讨安禄山叛军。关于此人，在马嵬驿事变中还会提到。』
不久，王思礼与哥舒翰密谋一事便传到杨国忠的耳朵里，有人对他说：“现在朝廷重兵都在哥舒翰之手，如果哥舒翰回军西指，你的性命就难保了。”杨国忠闻言后大为恐惧，急思对策，然后对玄宗说：“兵法‘安不忘危’，潼关虽有重兵把守，但后面再无兵，万一失利，京师就很危险，请选监牧小儿3000于苑中训练，以防万一。”玄宗觉得这话有理，立即让杨国忠去办此事。杨国忠迅速招募3000精兵，日夜训练，由他的亲信剑南军将李福德、刘光庭分别统领。杨国忠还是不放心，又奏请招募10000人屯兵于灞上（今陕西西安东南），由心腹将领杜乾运统领，名义上是抵御叛军，实际上却是为了防备哥舒翰。
哥舒翰得到消息后，知道杨国忠的部署都是针对自己，怕遭暗算，背后受敌，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上表，奏请将驻扎在灞上的军队归潼关军队统一指挥。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一，哥舒翰以商讨军情为由，将杜乾运召到潼关，随后借故将其斩首，由此吞并了灞上军队。
经历这次事件，哥舒翰和杨国忠二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由暗斗发展到明争。杨国忠得到这一消息，愈发恐慌，对儿子说：“吾无死所矣！”近在咫尺的哥舒翰的存在，使他有如芒刺在背。而哥舒翰同样终日不安，但却始终无法下定决心诛杀杨国忠。后世有句著名的话：“自古未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哥舒翰的迟疑不决不但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大唐的天下。
前线主帅与后方宰相的内讧，消耗了宝贵的精力和时间。哥舒翰忧心忡忡，“恐为国忠所图”（《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病情也因此加重。他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处理日常军务，只好把军政大事委托给行军司马田良丘，田良丘不敢专断。哥舒翰又让部将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王思礼、李承光二人则忙着争权夺利，难以配合，全军号令不一。加上哥舒翰到了晚年，因位高权重，军纪虽然一如既往，但却不关心士卒疾苦。监军宦官李大宜在军中时，不但不管事，还整日以与将官赌博、饮酒、弹琴为乐，而普通士兵却连饭都吃不饱。玄宗派人慰劳军队时，士兵反映缺少衣服，玄宗特意做了10万战袍赐予军队，但哥舒翰却压住不发，以至兵败之后，衣服仍藏在库中。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征战，却连最根本的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自然心中充满怨恨，由此导致了上下离心。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哥舒翰统兵“用法严而不恤，士卒皆懈弛，无斗志”。有威无恩，正是哥舒翰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
就在哥舒翰固守潼关、与杨国忠明争暗斗的这段时间，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激起当地百姓的无比愤怒，大失人心。平原太守颜真卿、常山太守颜杲卿等率军民奋起抗击叛军，河北多郡相继响应。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先后率军出井陉，入河北，在九门、嘉山等地，接连大败史思明部，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叛军东进、南下又被张巡、鲁炅阻于雍丘和南阳。安禄山前进不得，后方又受到威胁，军心动摇，打算放弃洛阳撤回范阳。战争形势出现了明显有利于唐军的转机。
这期间，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曾向玄宗建议：发兵北取范阳，迫使潼关、洛阳一带的叛军主力回师援救范阳，以减轻潼关叛军重兵临关的巨大压力。这是非常高明的战略，能够使唐军实现转守为攻。但玄宗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没有同意郭子仪的建议。
自从安禄山叛乱开始的一刹那，玄宗便开始一杆子打死地不相信手握重兵的将领，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了封常清和高仙芝的根本原因。之所以重用哥舒翰，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哥舒翰有多么能干，有多大的威名，而是因为哥舒翰是安禄山的死对头，他绝对不会转身跟安禄山联合。对人事的任命竟然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足以证明玄宗本人完全失去了盛唐时期的英锐。而郭子仪本人后来的几经沉浮，也充分说明皇帝们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生怕统兵的将领们兵权和功劳太大，以致出现第二个安禄山。这也直接导致了唐朝廷开始任用宦官来执掌兵权，成为后来唐朝灭亡的重要因素。
哥舒翰在潼关始终采取了固守的策略，据守天险，阻叛军于潼关之下。叛军主力徘徊于潼关之下，长达半年之久，却始终无法逾越天险，西进一步，成为令人难堪的胶着状态。哥舒翰担心玄宗怪他不肯出战，之前多次向玄宗上言，强调自己固守的策略：“禄山虽窃河朔，而不得人心，请持重以弊之，彼自离心，因而翦灭之，可不伤兵擒兹寇矣。”（《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
安禄山见强攻不灵，便命部下崔乾祐事先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率4000名老弱病残的部队屯于陕郡，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但哥舒翰不为所动。他心中非常清楚，尽管他手握所谓的20万大军，但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人多而不精，且全无斗志，所以他坚持闭城。但哥舒翰忘记了，在他背后，还有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在盯着他，正寻找机会除掉他。
天宝十五年（756年）五月，玄宗接到叛将崔乾祐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的情报，此时满朝文武正为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取得的大捷而兴奋，玄宗乐观地估计了战局，求胜心切，下令哥舒翰转守为攻，立即出兵，收复陕郡、洛阳一带。为此，玄宗还特意卜了一卦，卦相显示说：“贼无备，可图也”。
哥舒翰闻讯大惊，立即上书玄宗，认为：“安禄山久习兵事，现在公开叛唐，欲攻长安，不可能不设防。一定是用羸弱之兵来引诱我们，如果出兵，正中其计。再说叛军远来，利在速战，我军据险扼之，利在坚守。何况叛军残虐，失去人心，兵势日蹙，将有内变，那时乘机攻击，可不战而胜。现在诸道兵还未集，形势对我们并不十分有利，应该缓以待之。”
从奏表上看，哥舒翰与当初高仙芝、封常清二人守潼关时的观点完全是一样的，都是主张坚守潼关，然后派朔方军北取范阳，占领叛军老巢，促使叛军内部溃散，这一据守险要、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策略在当时是切实可行的。
不仅是哥舒翰，就连身处河东前线的朔方军主将郭子仪、李光弼也持相同的观点。二人在奏书中说：“翰病且耄，贼素知之，诸军乌合不足战。今贼悉锐兵南破宛、洛，而以余众守幽州，吾直捣之，覆其巢窟，质叛族以招逆徒，禄山之首可致。若师出潼关，变生京师，天下怠矣。”（《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八·哥舒翰传》）主张派大军直捣安禄山老巢范阳，俘获叛军妻子以为人质，叛军内部必溃。颜真卿也上言道：“潼关险要之地，屏障长安，固守为尚。贼羸师以诱我，幸勿为闲言所惑。”其它反对哥舒翰出战的奏章也如雪片般飞向玄宗的案头。
就在玄宗迟疑不决的关键时刻，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不肯出兵是意在谋己，为了调虎离山，立即对玄宗说：“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玄宗久处太平盛世，不懂军事，于是轻信了杨国忠的谗言，连续派遣中使催促哥舒翰出战，以至往来使者“项背相望”。不久，又下手敕严厉指责哥舒翰说：“卿拥重兵，不乘贼无备，急图恢复要地，而欲待贼自溃，按兵不战，坐失事机，卿之心计，朕所未解。倘旷日持久，使无备者转为有备，我军迁延，或无成功之绩，国法具在，朕自不敢徇也。”并派宦官边令诚前去督战。玄宗已经完全失去了年青时的精明头脑，急于求成，对敌我力量对比作了错误的判断，加之听信谗言，刚愎自用，驱使唐军自寻死路。
备受压力的哥舒翰见皇帝降旨严厉切责，知道势不可止，于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四领兵出潼关。出关前，哥舒翰似乎已经预料到此战必然失败，不禁抚膺恸哭。兵法云：“将能而君不驭者胜。”而现在哥舒翰处处受到朝廷的掣肘，明知不该轻易出关，却因被诏命所迫，不得不出战。可以说，他是怀着视死如归的悲痛心情踏上了征程。从根本上说，失败将不可避免。唐军主帅的阵前痛哭，昭示了一个王朝无可奈何的没落。
六月初七，哥舒翰军与叛军崔乾祐部遭遇在灵宝西原（在今河南省西部）。六月初八，两军交战。灵宝南面靠山，峰峦陡峭；北临黄河，波涛汹涌；而中间是一条70里长的狭窄山道，可谓是用兵的绝险之地。崔乾祐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自领老弱病残兵与唐军交战，且战且走，以为诱敌之计。
哥舒翰与行军司马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观察军情，看见崔乾祐兵少，就命令大军前进。王思礼等率精兵5万在前为前锋，庞忠等率10万大军殿后，哥舒翰自己率领3万人在黄河北边的山头上观战，并击鼓助威。两军一交战，叛军故意示弱，偃旗息鼓而逃。
王思礼见四周地势险要，不敢贸然前进，只是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叛将崔乾祐竟带着羸兵前来挑战。他们队列不整，东一堆，西一簇，三三五五，散散漫漫，简直就像从未习过队列的百姓。唐军土兵见此境况，不由地发起笑来。不待王思礼发令，唐士兵就抢先突进。眼看追及叛军，叛军却马上偃旗退避。王思礼于是挥兵直追，庞忠等接应部队亦随后跟进。于是两军争先恐后地拥入山峡，只见两旁都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一条越来越窄的隘路，令人毛骨悚然。王思礼感到不妙，停下观望。
此时，哥舒翰一见地形，便立即发现中了崔乾祐的奸计，想要摆脱困境，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乘浮船在黄河中流指挥战斗。当时制高点为叛军所占领，情况十分危急，唯一的出路只有奋勇向前，冲破前面叛军的堵截，杀出一条血路。哥舒翰见崔乾祐兵马不多，便督促将士奋勇前进。由于山道狭窄，唐军如同滚竹筒中装满的豆子，只能一个挨一个前挤后拥地向前滚。
此时，叛军伏兵突起，居高临下，从山上投下滚木擂石，唐军将士全部拥挤在隘道，兵力难以展开，死伤甚众。哥舒翰急令用毡车在前面冲击，试图打开一条通路。为了活命，唐军将士开始夺路冲锋，队伍一下子全乱了套。哥舒翰指挥失灵，人心涣散，士无斗志。
到了下午，天气骤变，东风劲吹。崔乾祐眼见时机到了，急令部下将几十辆装满干草的大车纵火焚烧，堵塞通道，使唐军无法前进。顿时烈焰腾空而起，浓烟弥漫，唐军被烟焰迷目，看不清目标，还以为叛军在浓烟中，便乱发弩箭，直到天黑时矢已射尽，才知道烟雾中并没有敌人。
这时，崔乾祐命同罗精锐骑兵从南面山谷迂回到唐军背后杀出，唐军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顾，顿时乱作一团，互相排挤践踏。有的弃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挤入黄河淹死，号叫之声惊天动地，一片凄惨之状。唐后军见前军大败，不战自溃。而守在黄河北岸的唐军见势不利，也纷纷溃散，几乎全军覆没。哥舒翰只带数百骑得以逃脱，从首阳山（今山西永济）西面渡过黄河，进入潼关。当时潼关关外挖有三条大堑壕，均宽二丈，深一丈，逃回的唐军人马坠落壕沟中，很快就将沟填满，后面的人踏着他们得以通过。
灵宝一战，唐军出关将近20万军队，逃回潼关的只有8000余人。到了此刻，即便有潼关天险，唐军也无足够的兵力可守。六月初九，崔乾祐率兵攻陷潼关。此时，离哥舒翰痛哭出关不到5天时间。
灵宝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伏击战的典型战例。叛将崔乾祐潜锋蓄锐，诱唐军弃险出战；会战时，又偃旗欲遁，诱唐军进入伏击区，凭借有利地形，取得大胜。而玄宗迫令哥舒翰过早出关反攻，使唐军完全丧失了有利的局面，成为由主动变为被动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此战的失败及潼关的失守，人地两失，使平叛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其他战场唐军的失利。此前，由于潼关驻有唐朝近20万大军的牵制，尽管河北史思明连吃败仗，安禄山也不敢大量抽调部队增援，南阳、雍丘唐军也得以固守。哥舒翰大军失败后，叛军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大量抽调精锐支援其他战场。在河北战场，郭子仪、李光弼部被迫退出河北，河北诸郡得而复失，叛军后方得以巩固。唐军的士气也因为灵宝之战的失败而大受影响。之后，唐军在各战场之间难于互相呼应与支援。自灵宝之战后，唐军完全陷于被动的局面。
哥舒翰逃到关西驿站后，张贴告示，收集残兵败将，打算重新夺回潼关。然而，其部下蕃将火拔归仁等人见唐军大势已去，便暗中商议劫持哥舒翰以投降安禄山。之后，火拔归仁率百余心腹围住驿站，进去对哥舒翰谎报说：“叛军已到，请你上马。”哥舒翰上马出驿站后，火拔归仁率部下叩头说：“你所率领的20余万大军被叛军打败，有何面目去见皇上。难道看不见高仙芝、封常清的下场吗！我们还不如向东投降安禄山。”哥舒翰不同意，说道：“我宁可像高仙芝一样死。”说完便要下马。火拔归仁立即将哥舒翰的双脚捆绑在马腹上。凡是不愿意投降的将领，也都捆起来。此时，叛军将领田乾真赶到，火拔归仁顺势投降了他，与哥舒翰等人一起被送往洛阳。
安禄山见到哥舒翰后，骂道：“你平常看不起我，现在如何？”此时的哥舒翰，不过是一个风霜残雪中的老人，饱受了病痛的折磨、权臣肘制的愤怒、皇帝不信任的寒心，心中的愤懑无处可泄，已经气慨全无，面对多年的仇人，再无半分锐气与争雄之心。为了活命，当即伏地谢罪说：“臣有眼不识圣人。但现在天下还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东平（今山东郓城），鲁炅在南阳，请让我写信招之，他们就会投降。”安禄山听后大喜，立即拜哥舒翰为司空、同中下门下平章事。火拔归仁自夸其功，安禄山大怒说：“你叛主，不忠不义。”将其斩首。
哥舒翰果然写信招降其他将帅。但诸将接到书信后，都复书责骂哥舒翰不死节，有失国家大臣的体面。安禄山早知道哥舒翰招降其他唐将不会有什么效果，只不过要借此炫耀征服哥舒翰的胜利而已，便把哥舒翰囚禁于禁苑之中。
哥舒翰屈节求生，也仅仅多活了一年。至德二年十月十月（757年），安庆绪为唐军所败，逃跑时将哥舒翰等30余名被俘的唐将全部杀死。
哥舒翰晚节不保，令无数人无比惋惜。史书上因此评价他说：“丑哉舒翰，不能死王。”（《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但他是胡人出身，对汉人所谓的气节之类并不是特别看重。无论如何，瑕不掩瑜，哥舒翰依旧是天宝中后期出色的军事将领，他早年战功赫赫，无人能及，所以同时代大诗人李白认为名将卫青与他相比都黯然失色。正因为如此，唐朝廷也没有因为哥舒翰被俘投降而将他一棍子打死，为哥舒翰追赠太尉，谥曰武愍。唐朝廷为哥舒翰追谥一事，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大唐开放、宽宏、博大的精神。然而，安史之乱后，大唐这种一览天下的气质便逐渐远去了。
潼关失陷了。纵观潼关内讧的经过，几乎就是大唐王朝衰落的一个缩影。
此刻，日已西落，险峻如铁的潼关模糊了刀剑的铿锵和马嘶，只剩下死者的浓血，生者的眼泪。关墙巍峨，在群山拱卫之下显得雄壮而悲凉。在它怜悯的目光中，似乎已经看到长安华丽的金宫银殿，即将化作一捧焦土。开元的千秋伟业，将要一朝烟消云散。自古多难的山河，又开始了万千哀愁。
【三 仓皇出逃的大唐天子】
潼关是京城长安的门户。唐朝制度，从潼关到长安，每30里设一烽堠，日晓日暮，各放烽火一次，称为“平安火”。哥舒翰驻守潼关后，每晚都在关头燃起烽火，通过沿途的烽火台一座接一座地传到长安，以报潼关尚在，长安“平安”。这平安火，自安禄山起兵南下以来，便成为京城中人人翘首以盼的烽火。
潼关失守后，关内再无险可守，长安门户大开，京师沦陷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潼关到长安之间的河东，华阴、冯翊（今陕西大荔）、上洛（今陕西商县）等郡防御使皆弃郡逃走，唐军守兵也斗志全无，纷纷弃城逃命。长安已经是危在旦夕。
潼关失守的当天，主帅哥舒翰的部下到长安报告潼关情况危急。当时唐朝廷对前线的战况还不十分了解，玄宗还没有意识到大难已经临头，竟然没有召见信使，只是草草派李福德等人领监牧兵开赴潼关增援。到了晚上，一天都没有看到报告平安的烽火，玄宗这才感到惧怕。平安火不燔，显见不平安。这不是官方所能掩盖得了的事实。于是，长安城中开始人心浮动，人人感受到山雨欲来的沉闷，开始心神不定地交换着道听途说的种种传闻。
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十，从潼关溃败的唐军已经逃回长安报信，说哥舒翰军全线败逃。玄宗吓得魂飞天外，急召宰相杨国忠商议。杨国忠因为杨家出自蜀地，在那里有大批产业，便劝玄宗逃到蜀地去，还洋洋自得地说：“我曾经兼任剑南节度使，安禄山反叛后，即命令节度副使崔圆暗中准备物资，以防备危急时到剑南使用。眼下远水难救近火，不如先去蜀地暂避。”堂堂大唐天子出逃，必将是千古笑话。玄宗踌躇了很久，才说：“明日再议！”
杨国忠回家后，连夜通知妹妹韩国夫人和虢国夫人收拾一切细软，准备西逃。同时派韩国夫人和虢国夫人进宫面见杨贵妃，由杨贵妃出面，劝说玄宗到蜀中去避难。
六月十一，杨国忠召集百官于朝堂，问他们有什么计策。百官神色惊惧。有大臣建议玄宗调兵亲征，有大臣建议宜征兵勤王，却都不是切实可行的对策，无法解眼前的燃眉之急。可笑的是，杨国忠竟然在这个时候开始痛哭流涕，还义正严词地责怪玄宗说：“人告禄山反状已10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意思是：人们告安禄山的反状已有十年了，但皇上总是不相信，现在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不是宰相的过错。杨国忠言语中明显暗示是玄宗的错。玄宗听了，无语。百官亦无语。
这时候，长安士民已经得知潼关失守的确切消息，人人惊扰奔走，不知向何处去，市里萧条，乱成一团。
六月十二一大早，彻夜未眠的杨国忠赶去宫中。此时，朝堂中空空荡荡，一个大臣都没有。等了好久，才有几个大臣稀稀落落地到来，上朝的官员不及平时十分之一二。其他的大臣们都忙着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为自己谋取后路去了。到场的大臣也都惊惶失色，问宰相有何对策。杨国忠推说不知。不久后，玄宗派太监单独召杨国忠到内殿，密谈许久。之后，玄宗亲自登上勤政楼，下制书说：要亲自率兵征讨安禄山。又任命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京兆少尹崔光远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宦官边令诚负责掌管宫殿的钥匙。
文武百官对玄宗的这般安排有些莫名其妙，不免暗中议论。得知制书内容的人，都不相信玄宗会亲自出征。就在当天，玄宗从平日居住的兴庆宫移居到大明宫。
六月十三，少数大臣入朝。宫前漏声依旧，仪仗队的卫士们仍然整齐地站在那里。然而，宫门刚刚打开，里面的宫人们便乱哄哄地一拥而出，神色仓皇之极。文武百官这才知道，皇帝和贵妃等人已经不知去向。前一天还表示要亲征的大唐天子丢下他的臣民独自出逃了！怪不得，玄宗事先要移居到大明宫，只因为兴庆宫临街，人来人往地引人注目，不方便逃跑。
文武百官明白过来后，登时，内外抢攘，无比混乱。消息飞快地传遍了长安的大街小巷，这座繁华的城市立即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王公贵族、平民百姓四出逃命。山野小民争着进入皇宫及王公贵族的宅第，盗抢金银财宝。还有人纵火焚烧了左藏大盈库。甚至还有人骑着毛驴跑到大殿里。这人大概对皇宫神往已久，想借机看看神秘莫测的皇宫到底是什么样。在众人争相逃命的混乱中，此人还能有这样的念头，一心想满足心中的愿望，也可谓奇人一个了。可惜史书上并未记录此人的姓名来历。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
有些公子王孙猝逢大变，惊慌无措，竟然只会站在路边大声哭泣。杜甫有诗《哀王孙》，便是叙述此事：
〖长安城头白头乌，夜飞延秋门上呼。
又向人间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
金鞭断折大将死，骨肉不得同驰驱。
腰下宝鱼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
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
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
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
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
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
昨夜春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
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
窃闻太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
花门厘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
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
诗中先写安史乱起，玄宗仓猝逃往成都的情景，再记叙王孙亲贵避乱匿身，后写国家乱极将治。杜甫在诗中极言王子王孙在战乱中颠沛流离，遭受种种苦楚，既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又含蓄地规劝统治者应居安思危，不可一味贪图享乐，致使子孙亦无法遮顾，实为可悲可叹。此诗词色古泽，气魄宏大。后人评这首诗说：“通篇哀痛顾惜，潦倒淋漓，似乱似整，断而复续，无一懈语，无一死字，真下笔有神。”
此时，崔光远为京兆尹，也就是长安城的最高行政长官，边令诚则为宫廷最高长官。二人听到消息，急忙带人赶到左藏大盈库救火，又召募人代理府、县长官，分别守护。局面混乱下，崔光远不得不杀人立威，一直杀了10多个人，局势才勉强稳定下来。眼见叛军大兵压境，崔光远立即派他的儿子去见安禄山，边令诚也把宫殿各门的钥匙献给安禄山。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
『注：京兆尹特指是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这一职位设立于汉武帝太初元年。所谓京，是极大的意思，兆则表示数量众多。定名京兆，显示出一个大国之都的气派与规模。』
边令诚便是在玄宗面前进谗言、导致玄宗怒杀封常清和高仙芝的宦官。当时他诬蔑“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而他本人，在叛军行将到来之际，主动投降献媚。边令诚深得玄宗信任，安史之乱起后，一直担任军中监军。只是不知道玄宗知道边令诚投敌后，再想想当初因边令诚之言而杀封常清和高仙芝，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关于崔光远此人，后面也还有极为精彩的好戏上演。
大唐的皇帝到底到哪里去了呢？原来，玄宗公然发布亲征诏书的同时，还有密诏给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命他整军待发，同时选良马900余匹，夜半待用。六月十二夜半时分，长安城尚在一片寂静之中，玄宗率同杨贵妃并杨国忠兄妹、太子李亨等皇子皇孙、同平章事韦见素、御史大夫魏方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宫监将军高力士等重要人物，暗中潜出延秋门，向西逃去。除了六军士兵外，随行的官员、亲友不过百余人。大部分臣僚和皇族都被遗弃在京师，弃而不顾，甚至包括住在宫外的皇妃、公主及皇子、皇孙等。玄宗一度宠爱的梅妃江采萍便是属于这类被遗忘的人之一。之后，她死在了杀入长安的叛军之手。
大唐天子竟然要如做贼一般悄然离去，生怕被人发现。当年玄宗东封泰山时，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四夷酋长扈驾从行，车马列队，延续百里，盛极一时。如今落魄至此，可叹！盛唐已经成为了历史，历史却是如此无情。
一行人路过左藏大盈库的时候，杨国忠请求将库藏烧毁，以免大批库存布帛为叛军所得。玄宗心情凄惨，长叹道：“叛军来了没有钱财，一定会向百姓征收，还不如留给他们，以减轻百姓们的苦难。”过了便桥，杨国忠又命人将桥烧毁，以阻挡叛军的追击。玄宗知道后，说：“官吏百姓都在避难求生，为何要断绝他们的生路呢！”立即派高力士带人将火扑灭，留着桥梁给后面的士民逃命之用。
玄宗事先已经派太监王洛卿先到沿路各地，要官员准备接待。到了咸阳，派出的太监王洛卿和咸阳县令都已经逃走了。再派太监去征召，官吏与民众都没有人来。逃难的皇帝饥锇不堪，只得以杨国忠临时买来的胡饼充饥。随行太监好不容易找到当地百姓，向他们说明了情况。百姓们送来了一些粗饭，其中参杂有麦豆。皇子皇孙们平时养尊处优，哪里吃过这样的饭，但是实在饿得慌，也顾不得什么体面，没有碗筷，便用手捞着吃，一下子就吃得精光，还没有吃饱。
玄宗命人给这些送食的百姓按价给了金钱，并好言抚慰。百姓们眼见自己的天子落难至此，都痛哭失声。玄宗无限感慨，老泪也是纵横不止。这时候，一个叫郭从谨的老人挤到车前，对玄宗说：“安禄山包藏祸心，预谋反叛已经很久了，其间也有人到朝廷去告发他的阴谋，而陛下却常常把这些人杀掉，使安禄山奸计得逞，以致陛下出逃。所以先代的帝王务求延访忠良之士以广视听，就是为了这个道理。我还记得宋璟作宰相的时候，敢于犯颜直谏，所以天下得以平安无事。但从那以后，朝廷中的大臣都忌讳直言进谏，只是一味地阿谀奉承，取悦于陛下，所以对于宫门之外所发生的事陛下都不得而知。那些草野之士，有想进谏者，但九重严深，无路上达。如果不是安禄山反叛，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怎么能够见到陛下而当面诉说呢！”玄宗无言以对，好半天，才垂头丧气地叹息说：“这都是我糊涂所致，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此时，随行的军士都还没有吃饭，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便让军士们各自到附近村落求食。军士们无不深怨杨国忠，认为他是这一切苦难的罪魁祸首。陈玄礼也对杨国忠是敢怒而不敢言。
然而，他们所有人的恨，都比不上太子李亨的恨意更强烈。太子正在想什么呢？他最多地是回忆，回忆自己贵为太子，竟然两度被迫离婚以求自保的悲惨境遇。
玄宗多子嗣，有59个子女，其中29个儿子，30个女儿。开元十四年（726年），玄宗下令在皇宫东北角专门为诸王建立一座王宅，史称“十王宅”。这样，当皇子在宫内长大，得到封号后，不是像从前的皇子出宫自立门户，而是住在十王宅中，日用所需等由朝廷统一供应。玄宗这一措施，能够有效地管理监督皇子们的行动，这是诸王地位衰落的一个标志。之后，因为皇子皇孙太多，十王宅不够住了，又在十王宅附近建了百孙院。（《旧唐书·卷一百零七·玄宗诸子传》）
玄宗如此对待自己的子孙们，是生怕他们干政，当然还不仅仅是担心干涉朝政那么简单，关键的还是怕这些子孙夺他的皇帝位。玄宗集中管理的这一招，确实彻底防止了有实力、有野心的亲王造反的可能。然而，有一点玄宗没有想到。安禄山造反后，玄宗仓皇出逃，十王宅和百孙院中的大部分皇子皇孙们都没有来得及逃走，被攻入长安的叛军屠杀一尽。
在玄宗严密的监管下，当时作为太子的李亨，日子更加不好过。天宝五年（746年），对于太子李亨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就在这一年，李亨相对安宁的生活被打破。身为大唐太子，甚至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能保住，不得不用离婚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事情还要从皇甫惟明说起。
皇甫惟明为唐朝大将。开元十八年（730年）九月，吐蕃因为屡屡被唐军打败，便遣使请和。皇甫惟明知道后，便向玄宗面陈和亲之利。玄宗却说：“赞普尝遗吾书悖慢，此何可舍！”意思是赞普曾经写信，言辞无礼，无法原谅。对此，皇甫惟明解释道：“赞普当开元之初，年尚幼稚，安能为此书！殆边将诈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边境有事，则将吏得以因缘盗匿官物，妄述功状以取勋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国家之福也。兵连不解，日费千金，河西、陇右由兹困敝。陛下诚命一使往视公主，因与赞普面相约结。使之稽颡称臣，永息边患，岂非御夷狄之长策乎！”（《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
这话分析得合情合理，玄宗听了大悦，于是派皇甫惟明和内侍张元方一同出使吐蕃。二人到了吐蕃，对赞普赤德祖赞和王后金城公主（唐中宗养女）说明来意。赤德祖赞欣然同意，唐朝和吐蕃两国遂修旧好。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蕃双方派使会盟，并在赤岭（今青海湟源日月山）树碑定界，刻盟文于碑上。唐蕃会盟碑至今还保存在拉萨的大昭寺。
和谈后不久，皇甫惟明因功任左卫郎将，后摄侍御史，充长春宫使（《唐会要·卷五十九》）。之后一路升迁，开元末年，出任陇右节度使。
天宝元年（742年）十一月，吐蕃大军进犯陇右地区，皇甫惟明立即率军迎击，在青海大获全胜。十二月二十七日，吐蕃大将莽布支再率3万余人马，与皇甫惟明部交战。唐军先锋骑将王难得率先出阵，与吐蕃赞普之子琅支都交锋。琅支都被其枪挑于马下。吐蕃军阵脚大乱。皇甫惟明趁机指挥唐军乘势掩杀，斩获5000余人。
不久，皇甫惟明发现吐蕃每次进犯陇右地区，都以洪济城（今青海贵德西）为前哨阵地，决心除去这个隐患。天宝二年（743年）四月，皇甫惟明亲自率领兵马自西平郡（今青海乐都）出发，长途奔袭千余里，突然向驻守洪济城的吐蕃军发起了进攻。由于唐军远道而来，出其不意，很顺利地占领了该城。
天宝初年，唐玄宗喜好边功，边帅常以抗击吐蕃有功而获官爵。皇甫惟明在与吐蕃军作战中连战连捷，立功心切，决定率军向吐蕃所占重镇石堡城（又称铁刃城，在今青海湟源西南）发起攻击。
石堡城是吐蕃的战略要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其实早在开元十七年（729年）三月，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祎采用远程奔袭，就已经攻占了石堡城。可是到了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十二月，由于河西、陇右节度使盖嘉运防务疏忽，吐蕃又重新攻占石堡城。
皇甫惟明兵至石堡城后，立即开始攻城。吐蕃守城将士凭险据守。吐蕃闻讯后，派大军兼程往援，与守城将士里应外合，重创了唐军。唐军副将褚诩战死，皇甫惟明只好退兵。
不久后，皇甫惟明进京向唐玄宗献对吐蕃作战中的战利品。皇甫惟明曾经担任过太子李亨的幕僚，颇为念旧，当他发现宰相李林甫专权、正大力排挤太子李亨时，心中对李林甫大为不满，便趁叙职时劝唐玄宗罢免李林甫。并提出刑部尚书韦坚有宰相之才，可以起用。皇甫惟明的介入，使李林甫和太子一方的暗中较量一下子成为公开的秘密。
『注：韦坚，京兆万年人（今陕西西安郊区），是太子妃的哥哥。原为陕郡太守，领江、淮租庸转运使，以办事干练著称。玄宗让其督办江淮租运，每年收益都有大量增加。在长安东郊广运潭（南方租赋漕运总码头）落成典礼上，韦坚还特意为到场的玄宗安排了歌舞节目，一百多人齐声唱道：“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得宝歌》。”（《旧唐书·卷一百零五·韦坚传》）由此可见，韦坚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玄宗听到他的乳名“三郎”出现在歌词中，龙颜大悦，认为韦坚能干，所以立即升官加以重用，由此引起了李林甫的嫉妒。韦坚的妻子是李林甫舅舅姜皎的女儿，算得上是很近的亲戚关系。在韦坚未被玄宗宠信之前，韦坚和李林甫的关系甚为亲密，随着韦坚的日益见宠，李林甫害怕危及自己的宰相地位，对其非常厌恶。出于对自己的利益考虑，韦坚不得不与太子李亨结盟。』
李林甫得悉皇甫惟明的言行后，怀恨在心，决定报复。他利用宰相的有利身份，开始布置反击，并加快了行动的步骤。这时候，杨慎矜成为李林甫对付太子集团的一员干将。
杨慎矜，乃隋皇族一脉，隋炀帝杨广的嫡系玄孙。按说隋被唐灭，杨李二姓不共戴天，势不两立。但在唐玄宗时，由于国力强盛，政权巩固，观念开放，在任人为官时不拘一格，很少顾及门第出身，杨慎矜因“沉毅有材干”充太府出纳，颇以政能知名。李林甫觉得此人可用，破格将他擢升，并有意让他取代太子集团中的韦坚。
天宝五年（746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节之夜，风清月朗，太子李亨出游，借观灯的机会，在市井之中匆忙与韦坚见面。玄宗忌讳皇室人员与外臣相交，曾经发布敕命：“宗室、外戚、驸马，非至亲毋得往还；其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太子李亨与韦坚的碰头也是偷偷摸摸、见不得光的原因。之后，韦坚又匆匆与皇甫惟明相约夜游，一同前往位于城内崇仁坊中的景龙道观。
一直在后面紧紧跟踪的杨慎矜立即上奏弹劾，说韦坚与边将私会，违反了国法。李林甫也立即上奏，说韦坚与皇甫惟明将要支持太子发动政变。皇甫惟明与韦坚因此锒铛入狱，李林甫又让杨慎矜、杨国忠、王鉷、吉温等人一起出来做证。玄宗也怀疑韦坚与皇甫惟明结谋，但没有确凿的证据。二十一日，玄宗下制书责备说韦坚因谋求官职地位，存有野心，定了个“干进不已”的罪名，由刑部尚书贬为缙云郡（今浙江缙云）太守。数十人受到牵连，韦氏家族被清洗一空。皇甫惟明则以“离间君臣”的罪名，解除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职务，贬为播川郡（治今贵州遵义）太守，并籍没其家。天宝六年（747年），皇甫惟明被杀。
玄宗没有轻易涉及太子，这一处理，只是限于惩治韦坚、皇甫惟明的个人过失，并未有任何针对太子李亨之处。皇甫惟明的兵权则移交给朔方、河东两道节度使王忠嗣。王忠嗣与太子李亨关系亲密，朝廷上人人皆知。这一结果，导致太子李亨有惊无险，李林甫也无奈何。
然而，事情却突然有了变化。原来，韦坚被贬后，他的弟弟韦兰、韦芝上书替兄长鸣冤叫屈，二人为了达到目的，还援引太子李亨作证。这样一来，事情一下复杂起来，唐玄宗龙颜震怒。太子李亨担心遭祸，惶惶不可终日，立即上表，表明与韦坚兄弟毫无干系，并以与韦妃“情义不睦”为由，坚决请求离婚，表明了“不以亲废法”的态度。唐玄宗听任太子李亨与韦氏离婚。韦氏被废为庶人，出家为尼，据说之后与李亨偶然相遇，也是形同陌生人。
在这一回合的争斗中，李林甫虽然成功铲除了韦坚等人，但太子的不得已离婚之举，使野心勃勃的李林甫一时受挫。他借机对韦坚一案大加株连，江淮一带大批无辜的漕吏、船夫都被打进大狱，监狱人满为患。地方官趁机敲诈，导致许多犯人死在牢中。这件大案牵扯广泛且时旷日久，直到天宝十一年（752年）李林甫死后，方告结束。在扳倒韦坚一案中立了首功的杨慎矜看到李林甫怨满天下，有意与之疏远，却不知由此犯了政治上的大忌，不久便被李林甫寻隙诬陷，全家被迫自尽。
天宝五年（746年）年底，太子李亨的姬妾杜良娣（东宫的内官有妃、良娣、宝林三级，还有诸多宫女。良娣是地位低于太子妃的姬妾，秩正三品）的父亲杜有邻惹上了官司，酝酿成另一起大案。杜有邻时任为赞善大夫，正五品官，为太子东宫官属。杜有邻有一女（杜良娣的姐姐）嫁给左骁卫兵曹柳勣。曹柳勣生性狂疏，不拘小节，喜欢交结豪俊之士，与淄川太守裴敦复、北海太守李邕、著作郎王曾等皆结为好友。李邕性喜豪侈，不拘小节，任职期间纵求财货，驰猎自恣，多次因贪污被人告发，屡遭贬斥，但才艺出众，人争睹其风采。他擅作碑颂，精于书法。许多人手持金帛拜访，只为求取他的文章和书法。
丈人杜有邻和女婿曹柳勣性情大不相同，杜有邻接受不了曹柳勣的轻傲狂放，而曹柳勣则讥笑杜有邻的迂腐胆小。这样，二人积怨越来越深，甚至相互仇视。有一天，为了一件小事二人又争吵起来。杜有邻凭借自己的长辈资格，狠狠地训斥了曹柳勣。曹柳勣一贯心孤气傲，一气之下，他就写了一篇诬告状，诉状刚好落到李林甫的手里。
曹柳勣状告杜有邻的罪名是“亡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这项罪名很重，宰相李林甫借口案情重大，直接由其委派人员审讯。曹柳勣告发丈人杜有邻，起因简单，不过是挟怨报复，谁知事情被李林甫揪住不放，将李邕、王曾等一批人都牵扯进去，最后太子李亨也被牵连进来。玄宗听说涉及太子，立即令京兆府会同御史台官员审问。案情很快明朗，原来都是曹柳勣搞鬼。但李林甫授意手下指使曹柳勣诬告，先将案情扩大，又引李邕作证，使案情一下子扩大到地方官员，大有废太子李亨于朝夕之势。
玄宗有鉴于祖母武则天之后朝政动荡，所以保持了谨慎的态度。但他对下级官员的告密未加宽贷，因曹柳勣、杜有邻等与皇室有亲戚关系，特予免死，判杖决，贬往岭南。但执行杖刑的过程往往因人而异，在李林甫授意下，杜有邻、曹柳勣均在重杖之下丧命，积尸大理寺，妻儿家小流徙远方。由于牵连出李邕，李林甫特命人奉敕往北海将其杖死。李邕时年已70多岁。之前曾经有人对李邕说：“君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然终虞缺折耳。”（《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想不到果然应验。
杜有邻一案使太子李亨十分不安，他眼睁睁地看着岳父等人冤死却无可奈何。命运常常会捉弄人，有时甚至是非常残忍。李亨非常喜爱杜良娣，却不得不解衣避火。他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无私，即派心腹宦官李辅国去宣布他与杜良娣离婚的决定。杜良娣被迁出东宫，废为庶人。此时，杜氏家人已是死的死，流放的流放，境遇十分凄惨。据野史记载说，李辅国揣摩到太子不能忘怀杜良娣的微妙心思，悄悄为无家可归的杜良娣做了一番安排。这雪中送炭的举止令太子李亨格外感激，以致太子当了皇帝后，立即赋予李辅国至高的权力。
两次大案，两次婚变，太子李亨身心蒙受了巨大的创伤，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逐渐变得神色萎靡，形容枯槁。有一次，太子入宫觐见，玄宗发现尚未到中年的儿子已经有花白的头发，显得苍老而憔悴，仿佛已经进入暮年。玄宗非常震动，到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不免产生了几丝恻隐。太子退出后，他向高力士闻询太子的情况，高力士如实说了朝廷上的一些针对太子的情况，并大力赞赏太子亨的仁孝与谨慎。玄宗听了若有所思。
之后，玄宗为了安慰太子李亨，给太子李亨安排了一次新的婚姻。从这件事上看，玄宗即使不满意太子，但也还没有废除太子的心思，这大概是太子能在李林甫的几次构陷中都死里逃生的真正原因。
太子李亨续娶的张氏是一位很有背景的女子，她就是后来那位干政的张皇后。张氏出身国戚之家。祖母窦氏是玄宗母亲昭成太后（即睿宗之窦德妃，睿宗复位后被追封为昭成顺圣皇后）的亲妹妹。玄宗小时候，母亲窦德妃无故失踪（其实是被武则天暗中处死），尸骨无存，是这位窦姨抚养他长大。因此，玄宗一直对窦姨怀有特殊的感情，登基后立即封她为邓国夫人。窦姨的5个儿子也都封为高官，最小的儿子张去盈还娶了玄宗的女儿常芬公主。
张氏先是被选立为太子良娣。张良娣巧言善辩，因此获得了太子李亨的欢心。从这次婚姻中，太子李亨也多少感受到玄宗的暗示，不像之前那样萎靡不振了。但他依旧谨慎，处处小心。有一次，宫中专门负责膳食的尚食局做了一桌丰盛的菜，其中有一只烤羊腿，玄宗就让太子李亨去割羊肉。李亨割罢羊腿，手上都是油渍，他就顺势将油渍揩在旁边的饼子上。玄宗看到后很不高兴，但没有当场发作。李亨看到了玄宗的不快，但装作没有意识到。等到他用饼将手揩拭干净之后，又不紧不慢地把擦过油渍的饼子拿起来，大口地吃起来。玄宗大出意料，不禁喜上眉梢，对李亨道：“福当如是爱惜。”因此对太子的态度大为改观。
然而，李林甫对太子的态度却依然如故，一心要除掉太子而后快。玄宗虽然对太子大有好感，却对李林甫的所作所为听之任之，可见他内心深处，还是对太子不放心。如此放纵李林甫对付自己的儿子，其实也隐有警告太子的意思。
天宝十年（751年），张良娣生下儿子李佋（后封为兴王），太子李亨的脸上才多了几分喜色。不久，李林甫病死，李亨少了一个最大的对手。可惜，太子李亨还没有高兴多久，杨国忠继任宰相，仍旧是太子李亨的死对头。此后，李亨与杨国忠之间长期明争暗斗，表面貌似平静，实则险象环生。这种状况，一直到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才有所改善。一直有一种说法，马嵬驿兵变受到了太子李亨的暗中支持。
从根本上说，玄宗对权臣好几次诬陷太子的事并不相信，因为李亨为太子之日尚短，加上他一直不允许太子与朝臣来往，所以太子并没有在朝中形成一股势力。但玄宗之所以对与事者处置极重，一般均予处死，也是为了警告的太子和朝臣，让他们断了相结的念头。
玄宗还改变了皇太子居住在东宫的制度。自东汉以来，东宫就是皇太子的代名词。然而，玄宗东封泰山以后，不再让太子居住在东宫，而是移居于皇帝起居所在的“别院”，改变了数百年来沿袭的旧制，这自然对李亨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李亨在如履薄冰中度过了自己的太子生涯。虽说是权臣屡屡发难，但如果不是唐玄宗态度暧昧，那些权臣如何敢对太子下手？在李亨的内心深处，对父亲除了畏，还是畏，而如今，连一点点敬都没有了。他永远也忘不了爱妃韦氏出家为尼时哀怨的表情。那无辜而无奈的神态，时常刺着他的心，让他终生不得安宁。
在这次西逃中，太子李亨越来越意识到，目前的时机对杨国忠极度不利，稍有不慎，便有大祸降临到这个草包宰相头上。可笑的是，那自以为是的杨国忠丝毫没有意识到利剑就悬在头顶，还整天对军士呼来喝去，摆出一副宰相的样子。不满和愤怒写在陈玄礼将士的脸上。这一切，自然落在了太子李亨的眼中。
快半夜时，逃难的玄宗一行到达金城馆驿（今陕西兴平），县令和县民也早逃走，但食物和器物都在，士卒才能够吃饭。当时跟随玄宗身边的官吏中，借机逃跑的人很多，宦吏内侍监袁思艺就趁夜色逃走了。金城驿站中没有灯火，人们互相枕藉而睡，也不管身份的贵贱地混睡一起，皇室贵族的威风扫地以尽。
这一夜，从潼关逃回的王思礼赶上了玄宗一行。玄宗这才知道哥舒翰已经被俘，于是就地任命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命令他立刻赴任，收罗散兵，准备向东进讨叛军。
关于王思礼这一夜除了晋见皇帝外，还干了些什么，正史上没有记载。然而，就是王思礼这个人，曾经极力怂恿主帅哥舒翰杀掉杨国忠以谢天下，甚至主动请缨要求亲自动手。而杨国忠早知道密谋一事，之后一定会设法谋害王思礼。王思礼心中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到了这个时候，王思礼对杨国忠的切齿痛恨，就从以前的为天下人请命而转变为自保。王思礼进出金城，势必要遇到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种种的证据表明，这二人必然就杨国忠的话题有过秘密交谈，也许还谈到具体对付杨国忠的计划。一些野史甚至绘声绘色地记录了王思礼与陈玄礼的对话，并认为太子李亨的亲信家奴李辅国也参与了这次秘密会谈。就在王思礼离开的第二天，以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为首，发生了兵变，从而让默默无名的马嵬驿成为千古名地。
【四 梦断马嵬驿】
走走停停中，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四，玄宗逃难的队伍到了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县西。嵬，音wei维），随行的将士又饿又累，心中越想越气：好好的长安呆不住，弄得到处流亡，受尽辛苦。想到杨国忠专权误国，致使他们受苦，就怨恨异常。
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认为天下大乱都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决定杀掉他以平民愤。陈玄礼有此心思，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及安禄山反，玄礼欲于城中诛杨国忠，事不果”（《旧唐书·卷一百零六·陈玄礼传》）。只是陈玄礼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至马嵬，军士饥而愤怒，龙武将军陈玄礼惧乱，先谓军士曰：‘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杨国忠割剥氓庶，朝野怨咨，以至此耶？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众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愿也。’”（《旧唐书·卷一百零六·杨国忠传》）。然而，毕竟事关重大，陈玄礼决定动手前还是心有顾虑，于是就让东宫宦官李辅国转告太子李亨，想事先取得太子李亨口头上的支持，寻找到一座大靠山。然而，“太子未决”（《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
这里要特别提一句，陈玄礼为玄宗最亲信的心腹。陈玄礼初任果毅都尉，与当时还是藩王的李隆基交好，并跟随李隆基起兵除韦后。玄宗在位期间，陈玄礼一直宿卫宫禁，备受信任。陈玄礼为什么在动手杀杨国忠前，还要特别征求太子的意见呢？这件事是非常微妙的。李亨当了多年太子，不但没有一天有过实权，还一直生活在宰相的倾轧重压下，生命都没有保障。太子李亨与杨国忠是生死对头，陈玄礼不是不清楚这一点。这只能说明，太子李亨事先就除掉杨国忠一事与陈玄礼有过交流。而当陈玄礼真的来征求意见时，太子李亨表面上并没有表态，以他的微妙身份以及对玄宗的畏惧，他也不可能表态，只能是“太子未决”。后世当然不可能看到太子李亨迫不及待地高兴得跳起来的记叙，事实上也不会如此。太子李亨一直生活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相当知道分寸。但实际上，李亨一定有什么动作，事先或者当时给了陈玄礼以暗示，坚定了陈玄礼的决心，因为事变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当日，“次马嵬驿，军士不得食，流言不逊”（《旧唐书·卷一百零八·韦见素传》）。其时，众将士的愤怒犹如干柴，发难只需要一个导火线了。
陈玄礼带头挡住了杨国忠的马头。刚好这时有吐蕃使节20余人，正向杨国忠诉说没有吃的东西。杨国忠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有人高声喊道：“杨国忠与胡人谋反！”然后立即有人用箭射中了杨国忠坐骑的马鞍。
这个射第一箭的人据说叫张小敬，只是个普通的禁军骑兵。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张小敬在这一重大历史事变中挺身而出，历史上没有记载。既然是禁军骑兵，箭法肯定相当不错，距离如此之近，竟然只射中马鞍，也许这射箭的张小敬还不敢真的要了杨国忠的命，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毕竟，杨国忠是大唐的宰相，事后万一追究起来，必定要追究首者。毕竟，人人想杀杨国忠，只是无人敢第一个动手，这可是灭族的大罪。然而，这第一箭射出后，事情就变得难以预料了。群情难免汹汹，一旦众人一哄而上杀了人，事后追究，也是法不责众了。分析起来，用这一射不中的箭作为导火索的安排，思虑非常周密，应该事先有过详细的计划，陈玄礼作为禁军的统帅，一定亲自参与了谋划，而张小敬也定然是他的心腹。
果然，军士们满腔的怒火立即被这没有射中的一箭撩拨了起来，众人一拥而上，要杀杨国忠以谢天下。杨国忠大惊失色，仓皇逃命，逃至马嵬驿西门内，被军士追上杀死。军士还觉得不够解恨，乱刀肢解了他的尸体，割下首级，挂在矛上，插于西门外示众。随后，众军士又杀了杨国忠的长子户部侍郎杨暄与韩国夫人、秦国夫人。
御史大夫魏方进听见外面吵闹，跑出来一看，立即怒气冲冲地说：“汝曹何敢害宰相！”（《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意思是你们这群人胆大妄为，竟敢谋害宰相。魏方进显然是个没有眼光的人，到了眼前的形势，竟然还要摆出御史的架子来。激愤的将士们立即上前杀死了他。同平章事韦见素听见外面大乱，也跑出驿门察看，立即被乱兵用鞭子抽打得头破血流。幸好韦见素名声还不算坏，有人高声喊道：“不要伤了韦相公。”韦见素这才免于一死。
军士们又包围了玄宗和杨贵妃休息的驿站，喊杀声震天。玄宗听见外面的喧哗之声，就问出了什么事。左右侍从没有一个人回答说是将士哗变，都说是杨国忠谋反。由此可见，杨国忠的不得人心，已经得罪尽了天下人。
玄宗得知杨国忠被杀后，只得亲自走出驿门，慰劳军士，命令他们撤走，但军士不答应。玄宗又让高力士去问原因。陈玄礼出面回答说：“杨国忠谋反被诛，杨贵妃不应该再侍奉陛下，愿陛下能够割爱，把杨贵妃处死。”高力士跟在玄宗身边多年，深知贵妃对玄宗的重要性，当即为难地说：“这我不好去奏告。”四周军士一听大怒，大声喧嚷说：“不杀贵妃，誓不护驾。”一面拥上前去，要痛打高力士。高力士见大势不妙，慌忙逃回驿站奏告。
玄宗听了，神情暗淡沉闷，说：“这件事由我自行处置。”然后进入驿站，拄着拐杖垂首而立，默不开口。十几年来，杨贵妃是他最为宠幸的掌上明珠，两人又曾在长生殿立过生死不离的海誓山盟。如今落到这般弃京流亡的地步，政治上的尊严早已丧失殆尽，唯有贵妃或许还能使他忘却心灵上的伤痛。他怎么能忍心处死杨贵妃呢？
这时候，外面喧哗声更响，局势即将到不可控制的地步。韦见素的儿子韦谔任京兆司录参军，上前说道：“现在众怒难犯，形势十分危急，安危在片刻之间，希望陛下赶快作出决断！”说着不断地跪下叩头，以至血流满面。玄宗说：“杨贵妃居住在戒备森严的宫中，不与外人交结，怎么能知道杨国忠谋反呢？”一直冷眼旁观的高力士知道不杀杨贵妃，不能平息兵士的气愤，万一军士冲了进来，杨贵妃照样被杀，连玄宗自己也将处在危险之中，便劝说道：“杨贵妃确实是没有罪，但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而杨贵妃还在陛下的左右侍奉，他们怎么能够安心呢！希望陛下好好地考虑一下，将士安宁，陛下就会安全。”玄宗深知大势已去，无论如何都无法保住杨贵妃的性命，这才流泪说道：“赐她自尽吧。”
贵为天子，坐拥天下，却无法保住心爱女人的性命，玄宗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体会到形势比人强的道理。无奈呀，在历史的长河中，再大的人物，也无力抗拒巨流的力量。随波逐流也好，逆流而上也好，最终还是被卷入洪流中，抗争只是徒然无功。
杨贵妃接到圣旨后，惊倒在地，良久，才哭着请求见玄宗一面。高力士引她来到玄宗面前。杨贵妃涕泣呜咽，难以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心情，便说：“愿大家保重！妾实在有负国家对我的恩惠，死了也没有什么怨恨，只有乞求容允我礼拜神佛。”玄宗说道：“祝愿妃子到善地，再得新生。”（宋·乐史《杨太真外传》）说到“生”字，已是不能成语。不忍心看杨贵妃的惨容，只是以袖掩面哭泣。
高力士生怕玄宗一时心软，另生枝节，导致士兵闯入，忙将杨贵妃带到佛堂。杨贵妃朝北拜了几拜说：“妾与陛下永别了！”随后，高力士把她缢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这就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云：“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白居易《长恨歌》的高明就在于，它用绚丽的色彩淡化了悲剧的气氛，让美好的爱情掩盖了政治的阴谋，这使得李杨之间的爱情格外美好，以至为后世所传诵。
之后，高力士将杨贵妃的尸体抬到驿站的庭中，召陈玄礼等人入驿站察看，意有验尸之意。驿站外的将士们听到杨贵妃已经被处死，欢声雷动。陈玄礼等人验尸无误后，这才脱去甲胄，去向玄宗叩头谢罪。此时的玄宗尚且镇定，好言好语安尉他们，并命告谕其他的军士。陈玄礼等人都高喊万岁，拜了两拜而出，然后整顿军队继续行进。
事后，玄宗让高力士将杨贵妃的遗体，裹以锦衣，胸前放上香囊锦袋，草草葬在西郭外一里多远的道路北坎下。其时，杨贵妃年38岁。
后世题咏马嵬坡的诗句极多，宋人杜真卿有一诗被认为最为婉丽。诗云：“杨柳依依水拍堤，春晴茅屋燕争泥。海棠正好东风恶，狼藉残红衬马蹄。”（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
刚刚埋葬完杨贵妃，南方进贡的荔枝送到。玄宗触物思人，不由得放声大哭，即命人以荔枝祭于贵妃坟前。张祐有诗吟咏此事：“旌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尘土已残香粉艳，荔枝犹到马嵬坡。”
杨贵妃以前患有一种肺渴的疾病，因此常含着玉鱼儿疗治。一次，杨贵妃齿痛，无法含玉鱼儿。玄宗见她颦眉泪眼，更加怜爱，对杨贵妃道：“朕恨不能为妃子分痛呢。”后来有人专门据此事画了一幅《病齿图》。曾有名士在画上题道：“华清宫，一齿痛；马嵬坡，一身痛；渔阳鼙鼓动地来，天下痛。”这三句话，极其精妙地概括了杨贵妃的一生。
受马嵬之变株连而死的，还有杨国忠的其他家人与亲属。杨国忠被杀时，他的妻子裴柔、幼子杨晞，及虢国夫人、夫人裴徽和一女，已先行至陈仓（今陕西宝鸡南）。陈仓县令薛景仙听到消息后，立即亲自带人追捕。虢国夫人等人还不知道是自己人要杀自己，还猜想是逆贼作乱，便扔下马逃进树林。眼看追兵已到，无路可逃，虢国夫人先拔剑杀死儿子裴徽，又刺死了自己的女儿。杨国忠夫人裴柔喊道：“娘子为什么不给我方便！”虢国夫人于是又上前把裴柔杀了。杨晞脚快，抢先逃跑，但还是被官军追上一刀杀死。虢国夫人挥剑自杀，但未伤到要害，一时没有断气。追兵赶到后，将她抓住，送进陈仓监狱关押。虢国夫人为此大惑不解，问狱卒道：“是国家要杀我们，还是逆贼作乱？”狱卒恨恨地说：“都是。”虢国夫人听了，又惊又气，当夜伤发死去。陈仓县令薛景仙命人将死去的杨家人胡乱埋在东城外十几步道北的杨树下。
杨国忠有4个儿子，长子和幼子都在马嵬驿事变中被杀，二儿子杨昢被安禄山叛军杀死，三儿子杨晓逃到汉中郡后，被汉中王李瑀杀死。杨国忠的心腹翰林学士张渐、窦华和吏部郎中郑昂，后来都被唐朝廷处斩。另一个亲信中书舍人来昱本来已经逃脱，却因为舍不得丢下家产，偷偷返回长安，也被乱兵杀死。
历史上著名的美人杨贵妃死了。美女总是令人联想翩翩，给人无限的暇思，所以关于她的传闻远没有结束。有个开店的老太婆在杨贵妃被缢死的梨树下拣到了一只锦袜，便说这是杨贵妃穿过的袜子，凡是想看的人，都要“出百钱”（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无数人争睹为快，老太婆竟然因此成为了大富婆。
后来玄宗回到长安后，派宦官来改葬杨贵妃，却发现杨贵妃的尸体已经没有了，坟中只剩下一个香囊（事见《旧唐书》）。这就是白居易诗中所说的“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因此后世许多人推测当时被缢死的并不是杨贵妃本人，而是玄宗用了偷梁换柱之计，真正的杨贵妃东渡去了日本。按当时的情况看来，这种说法没有任何可能。马嵬兵变以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为首，他对杨贵妃的体貌再熟悉不过。杨贵妃死后由陈玄礼验尸，他不亲眼见到尸体，如何能继续安心在玄宗身边？至于杨贵妃尸体不在了，应该解释尸体为民间好事者所盗。杨贵妃美貌盛传天下，连袜子都有那么多人抢着看，有人想看看尸体到底是什么样儿，悄悄挖掘出来，也毫不稀奇。
关于马嵬驿事变的真正主谋，历来众说纷坛。史书上说：“马嵬涂地，太子不敢西行。”（《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列传》）其实就暗示马嵬驿兵变是由太子李亨主持和谋划。然而，反对杨国忠，固然有太子李亨以及宦官势力，同时还有广大军士和百姓。这一事变在当时的历史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大唐朝廷内部的权力之争。
马嵬驿事变以后，玄宗继续西逃。太子李亨却被当地的百姓留住，主持抗叛大局。从此，太子李亨的身份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从马嵬坡一路收拾残兵北上，臣民争相前来归附。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即位称帝，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肃宗命郭子仪率军到灵武，并以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宰相。至此，玄宗统治时代结束，唐朝最漫长和最光辉的开元之治到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