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东方的传奇
开元盛世，是一个充满着梦想，同时也能使梦想变为现实的时代，人生的种种理想都能被这个气势恢宏的时代所激荡。一个封建泱泱大国所有迷人的光彩，都在这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闪耀：疆域辽阔，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整个开元年间，唐朝的君臣和百姓就是在歌舞升平中度过。还有什么比生活在这样的盛世更令人心满意足呢？唐朝，成为东方的传奇。长安，成为传奇的乐土。然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过：“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准书》）又提出要“见盛观衰”。遗憾的是，玄宗没有借鉴前人的历史经验，他看到了繁荣强盛的表面，却没有看到背后更深刻的政治危机。节度使统辖的军队过于强大而内地军备废驰，导致内轻外重，成为后来安史之乱的伏因。而促使伏因爆发的，并非只有一个人。
【一 贞观之治】
隋朝末年战火纷起、连年战乱，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拿魏徵的话形容便是：“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可见唐朝建国之初，面对的便是一个相当凄凉的局面：经济凋零、国库空虚、文化衰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用贤勤政，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和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结果政绩相当卓著，吏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武功鼎盛，民族关系融洽，歌舞升平的治世局面形成了。因为唐太宗年号“贞观”，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贞观之治”，成为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另一著名盛世。太宗也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并盛的皇帝。
根据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是一幅相当动人的社会图画：朗朗乾坤，牛马遍野，谷价低廉，太平世界，一切都富足而美好。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昌盛的封建国家。
太宗能够做到这些，主要是因为他懂得“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太宗出生于隋开皇十八年（599年），当时“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贞观政要·安边第三十六》），正是隋朝的盛世，然而隋炀帝即位后荒淫奢侈，大兴土木，游幸无度，皇帝坐了不到14年，隋朝便土崩瓦解，短命而亡。唐太宗本人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看到农民起义军的强大力量，认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也懂得了王朝的兴衰取决于帝王行动的好坏，因而励精图治。他曾对大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剥削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有危殆，国危了人君那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
为了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太宗甚至亲祭先农，躬御耒耠，耕于千亩之甸，使观者莫不骇跃。京畿地区曾发生大面积的蝗灾，庄稼大受损伤，太宗亲自视察灾情，还气愤地抓起一把蝗虫骂道：“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于是举起蝗虫要吃掉。身边的大臣急忙阻止说：“恶物或成疾。”太宗坦然回答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竟然真的吞吃了蝗虫。正因为太宗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经济得到了恢复，“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备粮，取给于道路焉”。
在贞观时期，文化教育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太宗继位以前，是骑在马上打天下，继位之后，认识到天下不能再“以马上治之”，于是采纳魏徵的建议，大阐文教，发展文化教育。即位之初，太宗便下令在长安重修国子监，并为国学增筑学舍1200间，太学、四门博士也增置生员，扩大招生。之后，太宗又兴建书学、算学、律学三科学校，由国子监统领。这一举措在全国影响很大，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集京师，甚至高丽及百济，新罗、吐蕃等诸国君长均遣子弟来长安留学，“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太宗还十分重视图书的搜集与整理。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丰富的历史典籍和文献。但是隋末动乱长达十几年，典籍和文献遭到严重破坏。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任命魏徵为秘书监，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太宗还对科技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士民进行重奖，以鼓励发展科技文化。李淳风通晓天文、历法、阴阳学说，曾制造出在周朝末年已经失传的浑天仪，并著《法象书》，受到太宗的重视，授官将士郎，直太史局，后来又被任命为太史令。太宗以恢宏的气度，大阐文教，兴办各类文化事业，使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大地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周孔之教，阙而不修”的文化苍白局面。
『注：李淳风，岐州雍县人。父李播曾为隋朝高唐尉，后弃官为道士，有文才，通天文，曾著《天文大象赋》。李淳风自幼俊逸豪爽，博览群书，尤其擅长于天文历算和阴阳之学，他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占星大家，史载其人“于占候吉凶，若节契然，当世术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学习可致，终不能测也”。太宗曾看过一本《秘记》，上面记载说：“唐朝三世之后，会有女主武王代替唐室拥有天下。”太宗大惊失色，便秘召李淳风闻讯。李淳风回答说：“这件事的征兆已经形成。而且这个人也已经出生，就在陛下的宫内，30年后，将拥有天下，并将唐氏子孙诛杀殆尽。”太宗问：“如果把疑似此人的人都杀掉，会怎么样呢？”李淳风答道：“这是天意，根本没有躲避的方法。况且有王命者不会被杀掉，恐怕只会枉杀无辜。况且根据天上的星象显示，这件事已成定局，此人就在宫内，已经是陛下的眷属。再过30年，此人就年老了，老了就会仁慈了，虽改换朝代，但对于陛下的子孙，她可能不会过份伤害。现在如果杀掉此人，就会结下仇恨，那么她必定会重新转生出世，年轻时就会心狠手毒。如果这样，她杀戮陛下的子孙，必定会一个不剩。”太宗认为李淳风说的有理，便没有再追究此事，但他心中却并未真正放下。当时朝中有个武官名叫李君羡，军功极高，封武连郡公，累任左武卫将军，宿卫玄武门。有一次，太宗召集武官在内廷喝酒，行酒令时让众人各报自己的小名。李君羡说自己的小名叫“五娘子”。太宗愕然，又因为李君羡封邑及属县中有“武”字，从而怀疑李君羡就是那个将要代唐的女主，不久便借故将其处死。但后来武则天还是以周代唐，验证了李淳风的话。武则天登基后，下令以礼改葬李君羡，追复其官爵。中国预言中最为著名的奇书《推背图》便是由李淳风和另一曾为武则天相过面的奇人袁天罡所著。《推背图》全集一卷，凡六十图像，以卦分系之。每幅图像之下均有谶语，并附有“颂曰”诗四句，预言后世兴旺治乱之事。书名是根据第六十图像（最后一卦）中的颂曰“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而名。李淳风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科学家，他在世界最早的气象学专著《乙巳占》中，把风分为八级。一千年后，英国学者才在《乙巳占》的基础上，把风力划分为零到十二级。』
太宗另一为人称道的是他能勇于求谏，从谏如流。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魏徵。魏徵早年当过道士，参加过瓦岗军，又是太子李建成的旧臣，曾谋划过暗害太宗，太宗继位后丝毫不记前仇，委以重任。魏徵刚正不阿，敢于谏诤，当时担任谏议大夫，其实就是谏官。太宗对魏徵极为重视，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徵也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性格耿直，认为皇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他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
贞观二年（628年），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徵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徵询问。魏徵直截了当地说：“陆家之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徵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因此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徵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生怕魏徵因为他玩鸟而批评他。而刚好魏徵奏事比较久。好不容易等魏徵走了，太宗赶紧将鹞子拿出来，却发现已经闷死了。
当然，对魏徵的犯颜苦谏，有时太宗也忍受不了。有时太宗大发脾气，魏徵却神色不变，太宗也只好收敛怒气。有一次，太宗退朝回到宫中，愤怒地喊道：“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便问他要杀谁，他说：“魏徵常常当众羞辱我，当然要杀他。”长孙皇后当即向他道贺，说：“魏徵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太宗听了才恍然大悟，怒气顿平。
魏徵前后谏事200余件，大多违犯太宗意旨，然而太宗均虚心接纳，并择善而从。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魏徵“忧国如家，忠言直谏”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世许多谏官也多以魏徵为榜样。唐文宗喜读《贞观政要》而仰慕魏徵，就下诏寻访到魏徵的后人五世孙魏謩，并将魏謩任命为右拾遗，也是属于可以对皇帝进谏的言官。唐德宗朝在“泾原兵变”中挽救了唐朝命运著名的将领李晟对魏徵能直言敢谏，尽忠朝廷非常敬佩。曾经对宾客说：“魏徵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回答说：“此缙绅儒者之事，非勋德所宜。”李晟严肃地说：“行军（李叔度）失言。传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各位将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知无不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择耳。”所以后来李晟做宰相时，皇帝有所询问，必极言无隐，尽其忠心。
通过一系列的求谏和纳谏，太宗集中了大臣们的智慧，避免了许多个人主观上的错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太宗的虚心纳谏对成就贞观之治起到了促进作用。
太宗能够取得贞观之治，善于用人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太宗善辨君子、小人，能够举贤任能，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涌现出众多的文武奇才，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善的名臣。太宗还进一步完备了六部制，规定三省长官，尚书省的尚书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职权。另外，又任命一些官员加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实为宰相，参加政事堂议事。如此，增加了宰相人数，避免一两个宰相专权，也可以集中更多意见。
不过，太宗也是一个性情容易冲动的人物。他曾任命卢祖尚任交州（今越南河内）都督。卢祖尚，字季良，隋末豪杰人物，据扬州起兵称刺史，后来归附唐朝。卢祖尚开始答应赴任，但后来嫌交州太远，向太宗推辞说：“岭南瘴疠，皆日饮酒，臣不便酒，去无还理。”太宗再三劝说，卢祖尚坚决推辞不就。太宗大怒道：“我对你还不能驱使，如何能够驾驭天下？”当即将卢祖尚斩杀在朝堂。这件事为太宗的英明蒙上了一层阴影，被后世史学家称其为“骄暴之习，卒难尽免”，以致不少人认为太宗纳谏等英明举措不过是表面文章，只不过是为了掩饰他杀兄杀弟逼父篡位的形象。但无论如何，贞观朝的成就不容抹杀，可以说，贞观之治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唐王朝之后一百多年经济繁荣的基础。没有贞观之治，就没有盛唐的繁荣，也不可能有光辉灿烂的大唐文化。
太宗即位时，中原虽然已经统一，但四邻边境并不太平，为了维持中原的宁静，太宗在边境上发动了几次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对突厥的战争。
中原与突厥之争，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汉朝与匈奴长达百年的斗争。之后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逐渐汉化。北匈奴在汉军的军事压力下，逐渐西迁，进入欧亚大陆，给当地的政治格局带去了剧烈的变化。另外，匈奴还有一些别支，依旧生息繁衍在他们的家乡——广阔无垠的北方草原。突厥人就是其中的一支。
与中原作战失利后，突厥人迁居到金山（阿尔泰山）之南，以游牧为生。当时柔然汗国强盛，突厥人不得不受其奴役，为他们充当“铁工”，但势力渐盛。公元546年，铁勒部将伐柔然汗国，突厥首领土门率众击败铁勒，实力大增。土门以为有功，向柔然主求婚。柔然主阿那环不但不许，还辱骂道：“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周书·卷五十·突厥传》）这一句话使柔然汗国遭到了灭国之祸。公元553年，土门发兵击柔然，趁势灭掉柔然汗国，自号伊利可汗。自此，建立了突厥政权。突厥建国后，牙帐设在于都斤山（又称郁督军山，今蒙古国境内杭爱山脉）。突厥人以狼为图腾，帐前大旗称“狼头大纛”，在漠北称雄一时，声威大振。
突厥初起时，内地正逢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分裂和动乱时期，无力应付边防事务。突厥人强盛后，逐渐骄横起来，时时闯入内地劫掠财富人口。当时，内地忙于混战，对北方的威胁无能为力。本来，这是突厥进攻中原最好的时机，几乎可以说是历史上游牧民族的进攻最佳机会——整个中原四分五裂，无比混乱，广大百姓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局面对突厥来说，绝对比后来蒙古南下灭掉宋朝更为有利。然而，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不久，突厥却却因内讧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突厥的意外分裂，使中原与突厥的战略对峙发生了根本改变。
东突厥趁隋朝立足未稳，从甘肃一带向隋朝发起大举进攻，隋文帝不得不发兵抵御。隋朝对突厥的战争基本上还是防御性的。一战成功后，隋文帝开始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实行“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中原政治谋略远比游牧民族丰富，在隋文帝的一手策划下，突厥内讧更加剧烈，有限的精力和人力都用在了内耗上，实力大为削弱。但到了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挥霍无度，加上隋军远征高丽失败，国力衰弱，突厥势力又开始崛起。隋炀帝北巡时，曾被突厥围困于雁门。隋末群雄并起，北方各路割据势力为了倚突厥为外援，大都向其称臣。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时也曾向东突厥俯首称臣。当时突厥号称“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随后统一了中原。突厥趁此时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东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入攻并州，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关中因此而震动，京都长安被迫戒严。唐高祖李渊派秦王李世民率兵前去抵抗。当时关中已下了许多天雨，粮道受阻，将士疲惫，武器受雨，朝廷上下及军队中都很忧虑。同年，突厥颉利和突利可汗进军豳州（今陕西彬县），唐军与突厥在豳州五陇阪遭遇，双方布阵，准备大战。李世民单骑来到突厥阵前，先责备颉利同意和亲而今又违约，又上前对突利说：“你过去与我结盟，言明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向，何无手足之情！”借此来离间二位可汗的关系。当夜，李世民趁雨夜突厥军营，并派使臣再次前去劝说突利休战。李世民的分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颉利欲与唐军决战，而突利坚决不同意。最后颉利不得不派突利与阿史那思摩来见李世民，请求和亲，李世民答应，并与突利结为兄弟。突厥在与唐结盟后撤兵。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率兵10余万人直逼长安。大军驻扎在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大震，长安戒严。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6骑至渭水边，隔渭水与颉利对话，指责颉利负约。不久后唐大军赶至太宗背后。颉利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便请求结盟。于是双方在便桥上杀白马订立盟约。突厥领兵而退。这就是有名的“渭水之盟”。
这次事件对太宗震动很大，认为突厥反复无常，结盟也不足为信，促使太宗决定要彻底铲除突厥。渭水之盟后，太宗加紧了备战，甚至亲自垂范练兵，每日“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于是“士卒皆为精锐”。
贞观二年（628年）四月，东突厥突利可汗突然派人来唐，主动请求唐朝援助。原来当时突利可汗在幽州北部建立牙帐，统治东部地区，其治下奚、霄等数十部大多叛变突厥投降唐朝，其叔颉利可汗因此而责备突利可汗。当时薛延陀、回纥打败了欲谷设，颉利可汗派遣突利可汗前去讨伐，突利可汗战败，单骑逃回，颉利可汗大怒，将突利可汗囚禁了10多天，并处以鞭挞之刑，突利可汗因此而怀恨在心。不久，颉利可汗向突利可汗征兵，突利可汗不给，于是颉利可汗带兵攻打突利可汗，突利可汗便顺势倒向唐朝一边。突利可汗后入朝，太宗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赐爵北平郡王。
贞观三年（629年），关中丰熟，而漠北恰遇暴风雪，羊马死亡甚多，因而发生了饥荒，族人纷纷离散，国势大衰，正是进攻突厥的有利时机。这一年的冬天，太宗命李靖和李勣（即《隋唐演义》中的传奇人物徐茂公）率领10万大兵，兵分六路，北出雁门关。
李靖和李勣都是战功卓著的大唐开国名将。他们的敌人，则是称雄漠北的突厥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名将李广雄风犹在，这一幕何曾相似！700多年前，汉代名将卫青和霍去病率汉军出塞，北逐匈奴，由此创下了不朽的军功。此情此景，怎能不令人感慨。
贞观四年（630年）正月，朔风凛冽，李靖亲自率领3000精锐骑兵，从马邑出发，趁颉利可汗不防备，连夜进军，逼近突厥营地定襄。颉利毫无防备，发现唐军突然出现，大惊失色。还没有等到唐军正式发起攻击，突厥兵先乱了起来。李靖又派间谍混进突厥内部活动，说服颉利一个心腹将领康苏密投降。颉利一看形势不妙，就偷偷逃跑了。这一战，李靖出奇制胜。太宗因此称赞说：“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书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实古今未有。”（《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
『注：李靖，字药师，京兆三原人，是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的人物。无论是官方五史，还是稗史小说，都有他色彩丰富的一笔。野史小说把他与红拂女、虬髯公并称为风尘三侠。而历史上真实的他却是一个功绩不亚于卫青霍去病的名将。史家称李靖“临机果，料敌明”，是战绩与理论俱丰的军事家。著有《李靖六军镜》等兵书多部。后人辑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卫公兵法》等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北宋神宗时被定为《武经七书》之一，为中国古代兵学宝典。』
在李靖胜利进军的同时，李勣也率军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刚好与突厥军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北）遭遇。唐军奋力冲杀，降东突厥部众5万余人。颉利一败再败，损失惨重，遂退守铁山，收集残兵败将，只剩下几万人马了。
颉利可汗此时已经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他不得不派执失思力入唐朝请罪，请求内附。其实，颉利可汗内心尚犹豫未决，不过是想借此来拖延时间，以等待草青马肥之时，逃到大漠以北，以卷土重来。
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等前去安抚，又诏命李靖率兵迎颉利入朝。李靖率兵抵达白道，与李勣谋议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路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在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商议已定，遂率军连夜出发，李勣继后而进。
李靖率军进至阴山，遇到突厥斥候千余帐，一战而全部俘获，命与唐军同行。这时，颉利见到唐使臣，放松了戒备。李靖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两百余骑又乘着大雾，悄然疾行，直到距牙帐7里远的地方才被发觉。如同惊弓之鸟的颉利可汗慌忙骑马逃走，突厥军也四散而逃。李靖大军随之赶到，杀敌一万余人，俘虏十几万，缴获牛羊数十万只，并杀死隋义成公主。颉利可汗率万余人西逃吐谷浑，途中被俘。
『注：义成公主为隋朝宗室女，公元599年嫁给突厥启民可汗。启民可汗死后，义成公主又先后改嫁他的儿子：始毕、处罗、颉利三位可汗。始毕可汗与隋朝翻脸，曾围隋炀帝于燕门，还与北方各地反隋势力结交，一点也不顾及义成公主的情面。唐朝立国后，义成公主数请颉利可汗出兵攻唐，以为隋朝报仇，是以唐朝视她为大敌。』
东突厥就此被太宗从地图上抹去，大唐军功盛极一时，国威远播四方。慑于大唐天威，“西北诸蕃，咸请上（指唐太宗）尊号为天可汗”（《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天可汗”称号的来历。
自隋朝以来，突厥一直是西北的强国。李靖等人灭了东突厥，不仅解除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祸患，而且也洗刷了高祖与太宗曾经向突厥屈尊的耻辱。因此，太宗颇有感慨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来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太上皇李渊也欣喜万分，特地在凌烟阁设宴庆祝。李渊一时兴起，还亲自弹起了琵琶，太宗也闻乐起舞。欢宴一直持续到深夜。
颉利可汗被押到长安献俘后，太宗并未加害，反而优待有加。颉利可汗住不惯房屋，经常住在自己设置的帐篷中，心情也非常不舒畅，常与家人相对哭泣。太宗为了安抚他，以虢州（今河南灵宝）糜鹿很多，可以射猎，便委任颉利为虢州刺史，颉利没有接受，太宗又以他为右卫大将军，赐给很多良田。贞观八年（634年）正月，颉利可汗病死长安，追赠归义王，谥曰“荒”，太宗命突厥人按照突厥风俗将尸体焚烧后下葬。
东突厥灭亡后，唐朝将大量突厥降众安置在内地，保持了他们的部落和习俗，又在颉利故地设都督府和都护府。一直陷在突厥军中的隋炀帝皇后萧氏和幼孙杨道政被李靖接回长安，太宗经常将萧氏召入后宫，让她谈一些隋朝的故事。
唐初，西突厥势力极盛，“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对唐朝形成严重威胁，并阻碍着中西商业交通。从太宗起，唐朝就开始了打通西域的斗争。贞观年间，降吐谷浑、平高昌、讨焉耆、征龟兹，西域震骇，中西商路复通。
此时西突厥首领为阿史那贺鲁，当年突厥内讧失败后归附了唐朝，受封左骁卫将军，参与征龟兹之战。太宗死后，突厥开始复兴，阿史那贺鲁听说新皇帝高宗懦弱，远不及太宗英武，立即起了异心，数次骚扰掠夺西域，与唐为敌，并自号为“沙钵罗可汗”。唐军力战多年，终于逐个击破西突厥的联盟或附属各部，形成孤立之势。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唐将苏定方统军出征，兵分南北两路，合击阿史那贺鲁。经过激烈的战斗，西突厥军大败。此时，天气骤变，开始飘降鹅毛大雪。片刻，雪深达二尺。唐军士气高昂，踏雪追击。阿史那贺鲁慌乱中跳入伊犁河，逃往石国（今塔什干）。后被当地人擒获，送与唐军。西突厥自此灭亡。
平定西域及西突厥后，唐朝设置了“安西四镇”，下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又设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以天山为界，分别向西统辖西突厥故地及西域各部、各城邦。至此，突厥再也不可能深入中原腹地，唐朝的致命威胁消除了。
太宗虽然对突厥用兵，但却很注意民族关系，不轻易用兵，采取了“偃武修文，中国即安，四夷自服”的政策。他派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松赞干布，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
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后，自任吐蕃赞普（国王）后，以逻娑（拉萨）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政权。吐蕃国势蒸蒸日上，称雄雪域高原，威慑着周围的小国，泥波罗（今尼泊尔）国鸯输伐摩国王甚至将自己最心爱的女儿尺尊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以此来换取和平。吐蕃与唐朝的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和好的同时也伴以矛盾、冲突，甚至兵戎相见，也发生过大的军事冲突。不过，松赞干布仰慕中原文明，贞观八年（634年），他主动遣使入贡。当时唐朝正准备出兵征讨吐谷浑，希望与吐蕃建立友好关系，太宗非常高兴，特意派冯德遐为使者，带着国书和礼物到吐蕃抚慰。
当时不少边疆少数民族首领都向唐朝请求通婚，唐朝公主下嫁是非凡的荣耀，太宗曾将皇妹衡阳公主许配给突厥都布可汗阿史那社尔，将弘化公主下嫁给吐谷浑可汗诺曷钵。松赞干布也希望与唐朝结亲，他派使者跟随冯德遐入朝，“多赍金宝，以奉表求婚”。太宗经过慎重考虑，没有同意。
吐蕃使者没有完成求婚的使命，回去后又不敢说是唐朝不许婚，怕伤了松赞干布的自尊。恰好吐蕃出使唐朝时，吐谷浑可汗诺曷钵也到长安朝见，吐蕃使者便编造谎言，把罪责推到诺曷钵可汗的头上，说他刚到唐朝时，唐朝待他甚厚，而且许婚，只是由于吐谷浑可汗到后，从中离间破坏，婚姻才未成。松赞干布大怒，立即发兵进攻吐谷浑。诺曷钵可汗莫名其妙地遭到一场兵灾，无力抵挡，逃到青海湖以北，其子民和牲口多为吐蕃所掠。松赞干布又乘胜攻破党项、白兰（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
松赞干布觉得唐朝廷不肯下嫁公主，是因为不重视自己，为了炫耀武力，又发兵攻打松州（今四川松潘），还派人威胁唐朝说：“如果不把公主嫁给我，我就带兵打到长安。”结果被唐军所败。
松赞干布退兵后，派相国禄东赞为使者，入唐谢罪。禄东赞带着嵌有朱砂宝石的金甲作为礼物献给太宗，再次表示求婚的诚意。太宗考虑到吐蕃是西陲的强国，为了确保边境的安宁，没有计较松赞干布之前的侵犯，并答应考虑通婚的请求。
贞观十四年（640年）十月，松赞干布再次派遣相国禄东赞到长安，向太宗献黄金5000两，以及数百件珍宝做聘礼，请尚公主。太宗终于答应以宗室女子文成公主（一说是江夏王李道宗亲女）出嫁吐蕃。
禄东赞逗留在长安期间，多次受到太宗召见。太宗见他聪明机智，很是喜欢，想将琅玡公主外孙女段氏许配给他为妻。不料禄东赞上奏说：“国中已有妻室，不可遗弃，况且这次是为赞普迎亲，赞普还未会见公主，自己怎能先娶？”禄东赞的深明礼义反而赢得了太宗更大的信任。
次年（641年）初，文成公主在唐送亲使江夏王李道宗和吐蕃迎亲专使禄东赞伴随下，出长安前往吐蕃。松赞干布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十分高兴，亲自带人马来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札陵湖）迎接，文成公主娴静文雅的仪表和学识风度令他大为倾倒。松赞干布以婿礼见李道宗，欢天喜地地说：“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国者，我今得尚大唐公主，当筑一城，以夸示后世。”然后与文成公主同返逻娑。
松赞干布后来果然守诺，特地按照唐朝的样式，为文成公主建筑了城郭和宫室，这就是著名的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建成之时，共有1000间宫室，富丽壮观。曾毁于雷电、战火，后来经过两次修建，才形成现在的规模。布达拉宫主楼13层，高117米，占地面积36万余平方米，气势磅礴。布达拉宫中保存有大量内容丰富的壁画，如有唐太宗五难吐蕃婚使禄东赞的故事，文成公主进藏一路遇到的艰难险阻，以及抵达逻娑时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等。这些壁画构图精巧，人物栩栩如生，色彩鲜艳。
当时，唐朝佛教盛行，而藏地无佛。文成公主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携带了佛塔、经书和佛像入蕃，决意建寺弘佛。她让山羊背土填卧塘，建成了大昭寺。大昭寺建成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亲自到庙门外栽插柳树，成为后世著名的“唐柳”。著名的“甥舅同盟碑”，也称“长庆会盟碑”就立在唐柳旁。现在大昭寺大殿正中供奉着的一尊释迦牟尼塑像，是文成公主当年从长安请来的。大殿两侧的配殿内，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的塑像，十分精美生动。
后来，文成公主又修建了小昭寺。从此，佛教慢慢开始在西藏流传。文成公主还对逻娑四周的山分别以妙莲、宝伞、右施海螺、金刚、胜利幢、宝瓶、金鱼等八宝命名，这些山名一直沿用至今。
松赞干布非常喜欢唐装，他脱掉毡裘，改穿绢绮，并且下令禁止吐蕃用赭涂脸的习惯，并派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国学读书。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唐朝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使得藏族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自此，唐与吐番一直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友好关系。最难得的是，公元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后，文成公主并未要求回到唐朝，而是继续留在吐蕃生活，直至去世。她在吐蕃生活了近40年，一直备受礼遇，深得吐蕃人民的爱戴。她逝世时，吐蕃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仪式，并记载在吐蕃史书中。
『注：文成公主之后，入藏和亲的还有金城公主。与文成公主家世不详不同，金城公主是真正的宗室之女、金枝玉叶，为唐宗室雍王李守礼之女，她的祖父是武则天掌权的第二个儿子李贤。李贤文武双全，是武则天4个儿子中天赋最高的一个。公元675年，李贤被立为太子。然而，李贤的才干和在朝臣中的威望成为武则天的极大威胁，她不能容忍任何人与自己争权，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李贤当了5年太子后，武则天以谋反的罪名废李贤太子位，幽禁在巴州。这是很奇怪的罪名，李贤身为太子，天下早晚是他的，他为什么要谋反？又有个厉害无比的母亲，他敢谋反么？武则天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心狠手辣真是不亚于杀兄杀弟的唐太宗李世民。李贤被废3年后，唐高宗去世，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李显只当了两个月皇帝就被废除。第四子李旦即位，也是傀儡，实权依旧掌握在武则天的手中。为免除后患，武则天派人赐死了年仅31岁的李贤。李贤的3个儿子也被幽禁在宫中，并被太监按时杖打。李守礼的哥哥和弟弟都在杖打下死去，只有李守礼幸运地活了下来。唐中宗李显复位后，有感于哥哥李贤的悲惨命运，特意收养了李守礼的一个女儿在宫中。这个女儿就是金城公主。神龙三年（707年），吐蕃赞普赤德祖赞的祖母派遣大臣悉薰热来唐朝献方物，为其孙请求通婚，当时赞普年仅14岁。唐中宗许嫁金城公主。景龙四年（710年）春，吐蕃遣使迎娶金城公主。唐中宗开始派侍中纪处讷为使者，护送金城公主前往吐蕃后，纪处讷推辞不就。唐中宗又命中书侍郎赵彦昭护送金城公主，赵彦昭也坚决推辞。最后还是左骁卫大将军杨矩勉强充任了使者，杨矩因此而升任鄯州（今青海省西宁乐都一带）都督。唐中宗本人亲自送金城公主到始平县（今陕西兴平），悲泣歔欷良久，才命身边的大臣赋诗饯别。始平县也由此沾光，赦始平县死刑以下，百姓免赋一年，改始平县为金城县（当时金城即今兰州，距吐蕃境甚近，故以始平拟之）。金城公主及唐蕃使臣沿当年文成公主入蕃路线西行，吐蕃派专人为金城公主凿石通车，修筑“迎公主之道”。金城公主抵达吐蕃后，赞普赤德祖赞与其举行了盛大的完婚典礼。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金城公主病死于逻娑（拉萨）。唐玄宗听到消息后，特意在长安光顺门外为公主举哀，辍朝三日。不过，唐朝外嫁的公主很少能真正起到和亲的作用，金城公主入蕃30年，此间唐蕃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甚至有的唐朝公主还因为两国开战而有生命危险。天宝四年（745年），奚王与契丹王反叛，就分别杀掉了各自所娶的唐朝固安公主和永安公主。唐朝公主出塞和亲对历史影响深远，用“和亲”用作两国间王室通婚的专词，也自唐代始。唐人陈陶在《陇西行》中说：“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难得的是，太宗并未因贞观之治的重大成就忘乎所以。他常常提醒自己：创业难，守成也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连年丰收，他认为是一喜，边境平安，是二喜，但是“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太宗想不到的是，他的后世子孙玄宗李隆基取得了开元之治的盛世局面，但却没有保持住居安思危的精神，在功成名就后日益腐化，结果引来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大动荡，形势急转直下，盛唐由此而衰，此时，距离太宗的贞观之治不过106年。
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的施政样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了后世如元朝忽必烈、满清乾隆皇帝，甚至包括日本的德川家康等各种各样的统治者。贞观之治由此成为中国历史有力的政治象征，其政绩一直为后世传颂。时至今日，中国人仍自称为“唐人”，世界各地华人集中的地方称“唐人街”，便是来源于此。
【二 开元盛世】
从开元到天宝，大唐政治舞台上最最主要的人物自然是玄宗。历史人物往往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玄宗一生大起大落的悲喜剧，从一开始就轰轰烈烈地上演了。
先天二年（713年）三月，玄宗即位后半年多后，晋陵县（今江苏常州）一个从九品的县尉杨相如上疏言时政，提出：“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愿陛下详择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这主要是针对当时大唐达官贵戚竞相浮华、奢靡成风的现象提出的。
韦后乱政时，安乐公主奢侈惊人，命人织成百鸟毛裙两件，自己一件，韦后一件，计价百万。这两件毛裙，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下为一色，影中为一色，仿佛百鸟并见裙中。自安乐公主作成此裙，百官之家多仿效，致使“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太平公主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太平公主为武则天唯一的女儿，自小倍受宠爱，除遍占京畿“膏腴”田园外，“绮疏宝帐，音乐舆乘，同于宫掖。侍儿披罗绮，常数百人，苍头监妪，必盈千数。外州供狗马玩好滋味，不可纪极”。事见《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太平公主传》。安乐公主和太平公主虽然先后伏诛，但奢靡之风仍在，“互相夸尚，浸成风俗”。
玄宗看了杨相如的奏疏后，“览而善之”，针对“风俗奢靡”的社会流弊，断然采取了措施：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内宫后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他又下令全国各地均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一改武则天以来后宫形成的奢靡之风。玄宗在行动上遵循曾祖父“太宗抑欲而昌”的做法，抑情损欲，刻厉节俭，屡禁奢靡，以求“返朴还淳，家给人足”。
玄宗深知“文质之风，自上而始”的道理，首先从自己做起。前面提过王皇后之父王仁皎病死后，玄宗特别优待，想按自己外祖父窦孝湛死时的丧葬规格，筑高坟大塚。宋璟、苏颋二相进言制止，玄宗急忙改过，对宋璟等表示：“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纲纪，至于妻子，情岂有私？”（《旧唐书·卷九十六·宋璟传》）司马光认为玄宗这一“抑欲而昌”的举措对后来实现“大治”非常重要，称赞说：“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至于玄宗晚年奢侈糜烂，“晚节犹以奢败”，则是后话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元年间的大多数宰相都以“清俭”著称。开元初，玄宗用姚崇为相。姚崇身为宰相，却没有自己的专门宅第，全家人住在离朝很远的地方。他上朝处理政务后，常常因天晚不能及时回家，就住在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里。有次，姚崇患了疟疾，由上常令源乾曜处理政务，每有大事，就到寺里请教姚崇。源乾曜与姚崇接触较多，十分敬佩姚崇严于律己、廉洁勤俭的生活作风，他奏请玄宗让姚崇搬进四方馆（属中书省）居住，玄宗当即批准。但姚崇认为四方馆太豪华，又藏有公文，不便住进去，遂坚决谢绝。姚崇临终前留下遗嘱，告诫子孙“各守其分”，还特别“属以薄葬”。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认为：“唯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远声色，绝货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乂安。”（《读通鉴论·卷二十二》）宋璟、张九龄等人，都是历史上的名相，政治上均有所建树。
正因为开元君臣严于律己，自上而始，使得大唐的奢靡风俗得到了有效的抑制，逐渐形成“返朴还淳”的气象。可以说，“开元之治”的实现，实际上是以“返朴还淳”为起点的。
玄宗即位时，李姓王朝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篡位和血腥的苦难。为了稳定政局，玄宗采取果断地将武氏、韦氏及太平公主的余党都加以杀戮或贬斥。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将武后以及中宗和睿宗时大量委派的斜封官（非正式任命），试、摄、判、知官（非正职的冗官）予以裁撤精简，将宰相的人数由睿宗时的十余人减少到两三人。对于自己的同胞兄弟，玄宗恩礼优待，却不给他们以实职，从根本上削弱了皇室内部发动政变的政治基础。而对那些自恃对玄宗有功而邀求权位的功臣，比如刘幽求、钟绍京、王琚等人，则坚决予以贬斥。这样，通过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本来已经衰落的皇权，在坚强果敢的玄宗手中又重新达到了顶峰。
要强调的是，玄宗初期的得力大臣都是武则天遗留下来的人才，武则天在位时大力推行科举制度有效地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精英为朝廷效力。而玄宗即位初期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就是通过这些精英人才进行的。
这个时候的玄宗，意气风发，雄心勃勃，一心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开元四年（716年）正月，王皇后的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因与御史大夫李杰有过节，约同妹夫杨仙玉在里巷伺机殴打李杰。李杰气愤之极，也不管对方是不是皇亲国戚，上表陈诉说：“大臣被打，实为辱国。”李杰这帽子扣得很大，而且相当高明。玄宗大怒，下令处斩长孙昕、杨仙玉等参与者。散骑常侍马怀素认为正月不宜行刑。于是玄宗改判斩刑为杖毙于朝堂，以谢百官，并表示：“为令者自近而及远，行罚者先亲而后疏。”（《旧唐书·卷一百·李杰传》）同时下敕书慰问李杰。处置长孙昕等人后，“由是贵戚束手”。
玄宗此时不过30岁出头，掌权不过几年时间，还没有忘记他登上政治舞台的艰辛，所以，这件事的处理，应该出于玄宗的本意，而并非所谓的帝王权术。玄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天下人表明了“励精求治”的决心。
人们习惯将一个美好的时代称为“黄金”时代，这种黄金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玄宗所开创的“开元盛世”是最为人们称道的盛世典范之一。这的确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一个政绩彪炳、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光芒万丈的时代，无论是内政、外交、军事，还是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由于开源节流，国家财政日益丰裕，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有杜甫诗为佐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尤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洲四道无豺虎，远行不劳求吉日。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中国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到了西方，马上就成为罗马贵族们手里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奢侈品。
当时大唐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也曾经在诗中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及中亚一带）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当时甘肃到新疆的驿舍有池、有竹，可见气候和水源远比现在好得多。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开元十八年（730），全国犯罪的仅24人。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的严重威胁。武后时期，后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即位后，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对外战争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开元五年（717年），唐朝从契丹收复了辽西21州，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拔也古、同罗、回纥等都重新归顺唐朝。在西北，唐朝收复了碎叶城，并打败了强悍的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亚的道路由此重新被打开，唐朝对西域的主权恢复，唐朝的声威远播西亚。日本、朝鲜半岛同唐朝的联系频繁，南亚各国同唐朝交往不断。各国的使者和商人来往不绝。关于打败吐蕃和玄宗的边防体系，后面在《哥舒夜带刀》一节中再详细讲述。
许多来华的胡人（唐人对各国人士一律统称为“胡人”，外国商贩称之为“胡商”、“胡贾”，外国僧人统称为“胡僧”，外国女子统称为“胡姬”）见识了唐朝举世无双的繁荣，乐不思蜀，以至不想回国，干脆就留在了中国。当时西域少数民族普遍向往东方乐土，都城长安更是众望所归的圣地，所以这里云集着数量惊人的西域胡人，有时可达20万之众。长安献艺的歌、舞、百戏、幻术（杂技）等高手，以及与他们相伴而来的是在长安开设饭铺酒肆、歌楼舞榭的胡商胡姬，他们很快就成为唐朝文化大视野中的一道新奇风景。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的发展。盛唐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硕果累累，气象非凡，成就巨大。唐诗最为后世称道。唐诗大潮在开元时期达到了顶峰，一泻千里，蔚为壮观。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均为空前绝后的超一流诗人，将整个盛唐诗坛装点得空前壮美，气象万千。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大书法家张旭、颜真卿，大画家吴道子，大音乐家李龟年的艺术成果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它舞蹈、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取得辉煌而显著的成就。
在一个封建朝代，集中出现了如此多足以照耀千古的杰才俊士，是玄宗统治前期文治武功的最好写照。他的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但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后来的帝王也再也没人能够超越他。开元，确实开出了一个崭新的新纪元，开出了中国封建史上最鼎盛、最辉煌的丰碑。
这是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时代，振奋人心，蓬勃向上。因为自信、开放、宽宏、博大、发达，大唐声威撒播四海。
盛唐内政与外交、军事以及诗歌等方面，在后面的篇章中将会陆续论述，这里重点谈谈唐朝的乐舞。
玄宗仪表非凡，性情英断，本人多才多艺，能书法，谙熟音律，在生活和志趣方面的丰富，丝毫不亚于他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是历史上罕见的集政治家与艺术家于一身的帝王。在玄宗的大力推崇下，音乐舞蹈艺术乐舞艺术在玄宗一朝达到了古代中国艺术成就的最高峰。
玄宗加强了乐舞机构的设置，本人甚至直接参与创作，极大地推动了乐舞创作的繁荣。
唐代宫廷的乐舞机构，著名的有教坊、梨园、太常寺。这些地方不但集中了大批优秀的民间艺人，还培养了不少专业艺人。就连各地的官伎、营伎、家伎，也多是经过严格的选拔和培训，能歌善舞，具有出众的才能。当时，中外各民族乐舞的交流融合蔚然成风，优秀的音乐家、舞蹈家灿如繁星，光彩夺目的乐舞作品层出不穷。下面略举几例——
唐朝的剑舞脍炙人口。剑舞隶属健舞，舞姿英武，气势宏伟。唐代擅长此舞者，首推公孙大娘。公孙大娘的剑器舞是“西河剑器”和“剑器浑脱”结合演出。“西河”地属民风剽悍的西北，而“浑脱”则本是西域舞蹈。与南朝沿袭下来的“采莲曲”、“后庭花”等软舞不同，此健舞淋漓顿挫，紧张激烈，充满战斗气氛和生命活性。陈肠《乐书》载：“乐府诸曲自古不用犯声……唐天后末年，剑气（器）入浑脱，始为犯声之始。剑气宫调，浑脱角调，以臣犯君。”可见浑脱舞之伴奏音乐是相当雄壮热烈。杜甫有诗称赞公孙大娘的舞技：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开元三年（715年），杜甫在郾城亲自见到公孙大娘舞剑器。这时候的杜甫才只有十几岁，见到如此精彩的舞技，印象极为深刻。大历二年（767年），杜甫又于夔府别驾元持宅，观看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李十二娘是公孙大娘的弟子，舞艺深得其师风范。杜甫观舞生情，抚今追昔，想起了52年前的往事，写下了《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的著名诗篇。
诗中极力称赞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声震四方，表演时观者如山，人人争看。当她起舞时，光芒四射，有如后羿射落了9个太阳。那矫健迅捷的舞姿又像群仙乘龙飞翔。随着那隆隆的鼓声，奔放急速的舞蹈动作如雷电袭来；而那稳健沉毅的静止姿态，又如江河湖海凝聚着青光。观众为之色变，天地似乎还在旋转而低昂不定。
公孙大娘籍贯、身世、生卒皆无考，生平事迹仅寥寥见于所观者的笔记数则。古来圣贤皆寂寞的命运，很好地应验在公孙大娘身上。开元盛世之时，公孙大娘方值青春年华，才貌过人，佳人舞，动四方，何等的恣意。彪悍的剑器舞，雄浑的大唐风，竟由一个灵秀女子舞出了神韵。而天宝之乱时，整个大唐帝国天昏地暗，连帝王都弃京而逃，许多名人和非名人们都在大动乱中失去了生命和身影。公孙大娘也自此杳无踪迹，剑舞沉寂，不知所终。这大概也是花甲之年的杜甫见到李十二娘剑舞英姿时无比激动而感慨、怆然而涕下的主要原因。在历史的大动荡中，普通人的命运沉浮始终是不能自已，在历史的棋局中始终只能充当棋子，而非棋手。
大唐书法名家张旭的书艺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黄山谷语）。另一书法名家颜真卿甚至两度辞官，专门向他请教笔法（颜真卿的故事后面还会提到）。张旭书法的成名，是从公孙大娘的剑舞得到启发的。张旭曾对学生说：当初看到公主与一位挑夫在路上相遇争道，悟出了笔法上的争让之理；后来又见到公孙大娘舞剑，这让他彻底领悟到草书的神韵。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序中说：“昔有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据说怀素也是得益于观看公孙大娘剑器舞。若真是如此，唐朝“草书二圣”都可算得上是公孙大娘的弟子了。
『注：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进、崔宗之、苏晋、焦遂称为“饮中八仙”。杜甫在《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张旭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常于酒酣之后，乘兴而书，一边挥毫一边大叫，有时竟以头发蘸墨纵情大书，时人称之“张颠”。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二人并称“颠张醉素”。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素等均有褒贬，唯对张旭无不赞叹不已，这是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
当时以剑舞闻名的还有将军裴旻。裴旻武艺高强，擅长舞剑，“文宗时，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新唐书·卷二百零二·李白传》）。裴旻丧母后，特请吴道子在东都洛阳天宫寺作壁画，以为亡母超度。吴道子是壁画创作大家，据说他曾在一座寺庙中画了十八层地狱的画面，市场中的屠夫鱼贩观后害怕下地狱后受到大刑，再也不敢杀羊宰鱼。传说吴道子作画靠的是一股气，讲究一气呵成，与舞剑器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废画已久”，吴道子便请裴旻舞剑一曲，以观豪壮气概，助己作画。裴旻当场脱下孝服，欣然起舞。唐代《独异志》描述其表演道：“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空而下，观者数千人，无不悚怵。”如此精湛而惊险的舞技，观者无不哗然惊叹。当时大诗人王维有一首《赠裴旻将军》诗：“腰间宝剑七星文，臂上雕弓百战勋。见说云中擒黠虏，始知天上有将军。”对裴旻的剑舞赞誉极高。吴道子观舞后奋笔作画，当即而成，“为天下之壮观”。此壁画由张旭题字，成为所谓“一日之中，获睹三绝”的千古佳话。
八月五日是玄宗的生日，自开元十七年（729年）起，这一天被定为法定节日“千秋节”，全国都要放假，大肆庆祝。“千秋节”的时候，玄宗在勤政务本楼下举办宴会，同时还在楼前的大型广场上举办歌舞表演，以助雅兴。
有一年“千秋节”，汇集到广场上的人很多，争着往前挤，然而，众人争相拥挤的原因却不是要争睹天子玄宗的尊容，而是要看一名叫做念奴的宫伎的风采。念奴是当时知名度很高的艺人，歌技出色。她的歌声激越清亮，被玄宗誉为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元稹称赞其“飞上九天歌一曲，二十五郎吹管逐”。每当念奴出场时，便是万众喝彩，道路为之拥塞，声势相当浩大。可见追星一事，古已有之。“千秋节”一般是3天欢庆，念奴的表演结束后，还会有很多人聚集在广场，要求继续听念奴唱歌，导致事先安排好的其他演出无法正常进行。到了这个时候，朝中官员无法应付躁动的人群。玄宗不得不让高力士出面宣布：“念奴将会再为大家演唱，希望大家安静下来。”现场喧闹声即刻消失了，人们开始静静地等待。那架势，绝对不亚于当今任何的追星场面。
念奴所唱的曲调后来演变成词调，这就是著名的《念奴娇》。宋朝苏东坡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名垂千古。当后人乐道于“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的阳刚之气时，是否曾想到，这个词调其实出自天宝年间的一个出色的女歌伎？
宋词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高峰，但词的起步和发展其实都是源自唐朝。这点从词牌名便可以看出，许多宋词的词牌名实际上都是唐朝的乐曲名。唐朝民间有著名乐舞《泼寒胡舞》，因舞者头戴苏幕遮帽，唱词中也有“苏幕遮”之语，故又称《苏幕遮》。《苏幕遮》在后来也发展成为著名的词牌名。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霓裳羽衣舞》，在讲述杨玉环的时候还会再提到。此乐曲由玄宗本人亲自创作而成，为唐代最出色的大型乐舞和著名的法曲。乐曲主体为道调法曲。舞蹈是此曲的组成部分，舞者必须装扮得极其典雅美丽，宛如仙女。演出服饰必须遵照特殊规定，上身著“羽衣”，象征孔雀翠羽；下身著“霓裳”，即艳如彩霞般的彩裙。该舞的编导手法十分高妙，运用刚柔、强弱、急缓、动静等的变化对比，通过乐曲、歌唱、舞蹈的递次展现、或同时齐发，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
此舞首次公开推出，是在玄宗册立杨玉环为贵妃的庆典上，因为声势浩大，乐舞精妙，一经面世便轰动天下。文学雅士争相赞咏，擅艺之人多方肄习，传授各地，可谓空前的繁盛。不过到了晚唐，屡经战乱，几乎灭绝。虽有残存的舞曲，也已难复旧观。
南唐后主李煜之妻大周后也是个音乐天才，曾经得到《霓裳羽衣舞》残谱，还将之改编为琵琶弹奏。《南唐书》载：“后主昭惠周后，通书史，善歌舞，尤工凤萧琵琶。唐朝盛时，霓裳羽衣曲为宫廷的最大歌舞乐章，乱离之后，绝不复传，后（大周后）得残谱，以琵琶奏之，于是开元天宝之余音复传于世。”及至宋代，舞曲虽有开发，而舞蹈部分已逐渐丧失。
开元盛世，是一个充满着梦想，同时也能使梦想变为现实的时代，人生的种种理想都能被这个气势恢宏的时代所激荡。一个封建泱泱大国所有迷人的光彩，都在这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闪耀：疆域辽阔，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文艺昌盛。整个开元年间，唐朝的君臣和百姓就在歌舞升平中度过。还有什么比生活这样的盛世更令人心满意足呢？唐朝，成为东方的传奇。长安，成为传奇的乐土。
然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过：“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准书》）又提出要“见盛观衰”。遗憾的是，玄宗没有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他看到了繁荣强盛的表面，却没有看到背后更深刻的政治危机。
【三 贤相应时而生】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实际上是许多微力因素聚集成合力的结果。提到因素，首先要从大唐的宰相说起。
国家动乱依赖于良将平定，国家安定依赖于贤相治理，这是封建帝王治理国家最经典的理论。宰相是辅佐皇帝，总领百官办理国家大事的最重要职位，它对整个国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唐朝实行多宰相制度。唐太宗时，特置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号，职务都是宰相。唐高宗以后，侍中和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他官员的官职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便也是宰相。四品官员以下，只要加平章事名号，也列入宰相之列，共同参议国政，只是权柄要轻一些。这套制度终唐之世不改，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西汉初年相权太重、君权反而被架空的情况再次出现。
开元元年（713年）七月，玄宗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谋乱，开始考虑任命宰相一事。当时的形势不容乐观：经久不息的宫廷政变大大地伤了朝廷元气，吏治的混乱、腐败亟待治理。这样的局面，非能人不能治。这时候，玄宗想到了姚崇。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峡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玄宗时为避“开元”字讳，改名崇。他自幼受父影响，怀“王佐”之志，折节读书，精通吏道。长大后，应“下笔成章”制举，授濮州司仓参军。几年后至京城任司刑丞，参与审定刑狱。武则天后迁为夏官（兵部）郎中。时契丹侵扰河北，军务繁剧，而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条理，深受赏识。圣历三年（700年）春，狄仁杰向武则天荐姚崇任夏官侍郎（四品）。不久，姚崇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又迁凤阁侍郎兼知政事。
姚崇具有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当时武则天病重，他积极参与了复辟李姓唐朝的活动。复辟成功后，武则天被迫移居上阳宫，众人都欢呼雀跃，唯独姚崇为武则天掬了一把同情泪。毕竟，他曾经长期效忠于这个风格强硬的女人。复辟的组织者张柬之与姚崇交好，特意提醒道：“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姚崇答道：“元之事则天皇帝久，后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从公佚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
姚崇因为此事被排除在新复辟的核心权力圈之外，出为亳州刺史，后历任宋州、常州、越州、许州刺史。但中宗复位后，武三思等残余势力勾结韦皇后，卷土重来，张柬之等参与复辟的人或被贬，或被杀，唯独祟幸免于难。这确实应验了中国的那句老话：“塞翁失马，安知祸福。”睿宗即位后，因姚崇作风务实，善于处理实际事务，即召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迁中书令。当时李隆基还是太子，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姑侄二人斗得不可开交。姚崇和宋璟都站在太子一方，为李隆基出谋划策，建议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洛阳，以防太平公主谋反。太子李隆基为避免触怒太平公主，反而罢免了姚崇和宋璟。姚崇在棋局中最终还是可怜的棋子，成为了李隆基的牺牲品。
然而，姚崇能先后在武则天和睿宗朝中为相，确实是有过人的才干。凡军国要务，皆了若指掌。他为相且兼兵部长官，凡军队的戍兵驻屯营地和侦察了望哨所，以及士卒仓储器械的数量，“无不精熟”（李贽《藏书·智谋名臣姚崇》），是众所周知的能人。所以，玄宗铲除了太平公主完全掌握了局势后，便立即想到了姚崇的可用之处。
开元元年（713年）十月，玄宗召姚崇入朝议论国事，欲加重用。姚崇侃侃而谈，针对当时弊端向玄宗建言“十事”。玄宗听完后，欣然接受。次日，便正式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又迁紫微（中书）令。
『注：唐承隋制，中央仍实行三省六部制。唐朝的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的正副长官是中书令和侍郎，下设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制。门下省的正副长官是侍中和侍郎，下设给事中，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旨，驳正违失，并审批尚书省的奏钞。尚书省的正副长官是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下设左右丞。该省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贯彻执行中央拟定的政令。因太宗李世民曾任尚书令，以后臣下避居该职，形同虚设，故左右仆射实际上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唐初，三省的最高长官都是宰相。当时在门下省还设政事堂，为三省宰相共议军国大事的场所。后来，凡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官员都是宰相，他们均加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等衔，再后逐渐确定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姚崇初为宰相时，有一次向玄宗奏事，玄宗却仰视大殿的屋顶，不加理睬。姚崇说了好几遍，玄宗始终充耳不闻。姚崇还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但又不知道错在哪里，只好讪讪退了出去，心中忐忑不安。高力士也觉得姚崇挺委屈，劝谏玄宗说：“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玄宗说：“朕任元之（指姚崇）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耶！”（《资治通鉴卷·卷二百一十》）意思是嫌姚崇奏报的事情太小，以后这类的事都不必上奏，宰相直接处理就行了。高力士立即到中书省传达玄宗的旨意。姚崇转忧为喜，感激之余，放手施为，当断即断。
姚崇没有辜负玄宗的信任。他兢兢业业，辅佐朝政，革故鼎新，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从整饬制度入手，罢去冗职，选用官吏，各当其才；并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注意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故杜牧称赞他“首佐玄宗起中兴业”。
姚崇精于吏道，处事明敏。有次，姚崇因私事向玄宗请了十几天假，从而使应当处理的政务堆积如山。同朝宰相卢怀慎自以为才干不及姚崇，凡事推而不专。姚崇假满复出后，只一会儿，就将未决之事处理完毕。于是，紫微舍人齐瀚称姚崇为“救时之相”，称卢怀慎为“伴食之相”。
只是，这救时宰相没有当得长久。姚崇善于治国，却不善于治家。开元四年（716年），姚崇的两个儿子招权揽贿，招来了非议，给姚崇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不久，姚崇的幕僚中书省主书赵诲又因为受蕃人贿赂而入狱。玄宗亲自审讯，定为死罪。姚崇却因为念旧，千方百计地营救，玄宗因此很不满意。姚崇为此忧惧不安，数次申请辞退相位。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姚崇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罢知政事。
姚崇罢相后，玄宗仍命他五日上朝一次。每有重大政事，便专门征询姚崇的意见，待遇甚厚。开元九年（721年），姚崇去世，享年70岁。在中国古代政坛如沙场、骨肉相残煎的社会中，姚崇能佐政三帝，三朝为相，这实在是不多见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逃到成都，当得知儿子肃宗任命房琯为相时，喟然长叹说：“此不足以灭贼也。”又说：“若姚崇在，贼不足灭也。”并盛赞姚崇的“宏才远略”（《大唐新语·卷八》）。后房琯出军收复长安，果然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接替姚崇宰相职位的是姚崇大力推荐的宋璟。姚崇与宋璟共事多年，深知其德行和才能。姚崇的举荐，颇受后世史家好评。宋人洪迈说：“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容斋随笔》卷五）
关于宋璟，也有许多有趣的故事。
宋璟素以清廉正直和刚正著称。武则天当朝时，男宠张易之、张昌宗贵宠用事，颇有野心。有人在长安右卫西街公然张榜揭发说：“易之兄弟、长孙汲、裴安立等谋反。”当时宋璟为御史中丞，认为榜中所揭发的事情严重，要求调查张易之、张昌宗。武则天自然不同意，宋璟坚持力陈。武则天很不高兴，命宋璟退出。宋璟慨然说道：“天颜咫尺，亲奉德音，不烦宰臣，擅宣王命。”这时候，左拾遗李邕说：“宋璟所奏，事关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武则天这才有所醒悟，传命张氏兄弟配合调查，并命张氏兄弟向宋璟辞谢。宋璟拒而不见，让使者转告张氏兄弟：“公事当公言之，私见即法有私也。”当时满朝文武称呼张易之、张昌宗为五郎、六郎，以表示亲热，唯独宋璟称呼官名。天官侍郎郑杲觉得奇怪，问道：“中丞奈何唤五郎为卿？”宋璟回答说：“若以官秩，正当卿号；若以亲故，当为张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张氏家僮，号五郎、六郎何也？”郑杲大惭而退。事见《大唐新语·卷二》。
武三思通过上官婉儿攀附上韦后，重新得幸于中宗。京兆人韦月将不堪愤激，上书揭发武三思与韦后的奸情丑事。中宗不听，命立斩韦月将。此时宋璟为黄门侍郎，认为应当“按而后刑”。中宗听说后连衣服都来不及换，从侧门冲出，催促宋璟赶快将韦月将斩首，一副生怕韦后的奸情传闻被更多人知道的样子。宋璟当场拒绝，说：“人言宫中私于三思，陛下竟不问而斩，臣恐有窃议。故请按而后刑。”中宗勃然大怒，宋璟却丝毫不惧，大义凛然地说：“请先斩臣，不然，终不奉诏。”碰到如此强硬、以生命要挟的臣子，中宗也无可奈何，只得改判韦月将岭南流配。不过后来，韦月将还是在岭南被人暗杀。事见《大唐新语·卷二》。
宋璟在玄宗朝为相期间，建言行事，绳愆纠过，对朝政多所裨益，被玄宗称为“吏治之才”。他与姚崇并称为开元贤相，并有“崇善应变以成务，璟善守文以持正”的赞词。后宋璟以年老为由退休，隐居洛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卒于洛阳，次年迁葬沙河先茔。
『注：唐大历五年（770年），宋璟去世33年之后，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应宋璟后裔之托，撰文并书写了碑文。碑的正面、阴面和左侧刻有颜真卿书写的盈寸楷体，洋洋3000余言，叙述了宋璟这位中唐政治家的政治经历和他一生的伟绩。宋璟碑文，字体端庄，气势开张，用蚕头磔尾的隶法于捺笔首尾，结体字大充格，磅礴大气。颜真卿书写宋璟碑文时，时年65岁，书法艺术炉火纯青，成为他的传世名作之一。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看到宋璟墓碑时称赞道：“如忠臣烈士，首先君子庄严尊重，使人畏而爱之，虽其残不忍弃也。”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所著的《金石录》，推崇宋璟碑为上上品。明代学者都穆称宋璟碑“人文字，真足三绝”。清朝王昶编撰的以著录历代石刻为主的《金石萃编》一书，也将宋璟碑列为上品。此碑至今尚存。』
古代宰相的职能非常重要，国家政治的好坏，经济发展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宰相是否得人。玄宗任用了姚崇和宋璟，天下因而大治。姚崇和宋璟代表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一切都是为了皇权的巩固，没有任何劳民伤财的行动。正如白居易诗中所言：“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作为宰相，这二人不但才华出众，而且政绩斐然，是相当成功的。“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二人无愧于名相的称号。
大唐近300年，“房（玄龄）、杜（如晦）”与“姚（崇）、宋（璟）”并称四大贤相，前二人为贞观之治做出了贡献，后二人则在开元之治中功不可没。姚崇和宋璟二人的罢相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此时，天下已经大治，大唐都城长安生机勃勃，商贾云集，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各色人等，神采飞扬。唐王朝已进入到一个传奇而辉煌的时代，海内晏然，天下太平。天下人为生在盛唐而自豪，玄宗也为此而骄傲。需要克制的时代结束了。
【四 哥舒夜带刀】
在玄宗一朝，随着默啜可汗的出现，东突厥再次崛起。此时玄宗刚好醉心于曾祖父太宗“天可汗”的威风，十分热衷于开边。为此，边境将领经常挑起对异族的战事，以邀战功。
『注：默啜可汗在高宗和武则天时期一度对唐朝廷形成威胁，武则天甚至让侄子武承嗣之子武延秀娶默啜之女为妻，以此来笼络默啜可汗。当时不少大臣反对，张柬之直言不讳，说：“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并因此被贬斥出朝。』
玄宗曾经派大将薛讷（薛仁贵之子）出征，此次西征即为演义小说《薛丁山征西》的原型。默啜可汗面对强大的对手，避实就虚，先与归附唐朝的拔曳固部会战，大胜而归。但在半路，默啜却突然被拔曳固手下的一个小兵颉质略刺杀。默啜的军队大乱，竟然就此一哄而散。颉质略则从容割下默啜首级，交给了唐军。历史的传奇性，丝毫不亚于小说的戏剧性。而在史书中，偶然性决定历史走向的事例更是随处可见。
经过新一轮的权力争夺，毗伽成为东突厥的可汗，并且在与唐军第一轮大规模的战斗中大获全胜，声名鹊起，成为突厥人心目中的偶像与民族英雄。之后，东突厥与唐朝就开始了长期的拉锯战，时战时和，都是根据当时的形势而定。毗伽可汗几次要求娶唐朝的公主，但始终没有得到同意。东突厥于天宝四年（745年）彻底灭亡，完全是因为内部争权夺利所导致。毗伽可汗的妻子率众归顺了唐朝。与此同时，吐蕃开始兴起，对河西走廊地区和西域及剑南地区构成了严重威胁。
提到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战争，就不得不提到哥舒翰。哥舒翰，西突厥哥舒部落人。突厥习惯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所以这个部落的人都姓哥舒。哥舒翰出身富贵，父亲哥舒道元为哥舒部落的首领，做过唐朝安西大都护府的副大都护。母亲尉迟氏是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王之女。
哥舒翰父亲为部落首领，母亲是于阗公主，家中有钱有势，养成了他豪爽、好侠纵酒的性格。他为人仗义疏财，义气重诺，又喜欢饮酒赌博。他的整个青年时期就是在衣食无忧的生活中度过，一直是无所作为。当哥舒翰40岁的时候，父亲哥舒道元在长安去世。哥舒翰遵从中原习俗，到长安为父守孝三年。因他整日无所事事，长安尉很瞧不起他。哥舒翰这才“慨然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一气之下跑到河西，投在河西节度使王倕门下，当了一名小小的军官。
不久，善于发现人才的王忠嗣接替王倕担任节度使，将哥舒翰提拔为衙将。哥舒翰好读书，对《左氏春秋》、《汉书》尤其感兴趣。由于他通晓大义，仗义疏财，为人又重义气，所以颇得士兵拥戴。
天宝六年（747年），王忠嗣再次提拔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同时还提拔契丹人李光弼为河西兵马使，充赤水军使，共同负责经略吐蕃。大斗军驻防在大斗拔谷（在今甘肃民乐县东南，甘、青两省交界处的扁都口），那里是河西走廊通往青海的捷径。因防守有功，哥舒翰被晋升为左卫郎将。当时吐蕃骚扰边境地区，哥舒翰率军与其战于苦拔海。吐蕃军分成三队，从山上依次冲下出击。哥舒翰手中长枪折断，便持半截枪迎击，奋勇冲杀，连破三路吐番军，所向披靡。从此，哥舒翰威名远扬。战后，哥舒翰擢授右武卫员外将军，充陇右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
陇右，就是今天甘肃的陇山、六盘山以西和黄河以东一带。关西，就是今天的函谷关或潼关以西的地段。在哥舒翰到任以前，每到麦熟季节，吐蕃便出动大批兵马到积石军（今青海贵德）来抢夺麦子，并且还狂妄地把积石军称做“吐蕃麦庄”。因吐蕃势大，加上行踪出没不定，唐军当时无人能够防御。哥舒翰听说后非常愤怒，立即作出了精心部署。先派部将王难得、杨景晖等率兵马至东南谷设伏。到了收获季节，吐蕃果然派出5000骑兵前来抢麦。到积石军营垒后，吐蕃以为唐军跟以往一样，依旧缩在城中不敢出战，便大大方方地放马脱甲，开始入田割麦。这时候，哥舒翰亲率精锐骑兵，从城中突然杀出。吐蕃军猝不及防，匆忙上马迎战，结果死伤过半，余者夺路而逃。当逃至东南谷时，王难得、杨景晖等伏兵四起，一举将吐蕃残军全歼。此战大获全胜，吐蕃5000骑兵，竟无一人逃脱。从此，吐蕃再也不敢来抢麦。
哥舒翰有家奴名叫左车，年龄只有十五六岁，却是膂力过人。每次出战，他都紧跟在哥舒翰身边。哥舒翰擅于使枪，每当追上敌人时，先用枪搭在敌人的肩膀上，然后大叫一声。当敌人惊然回头，便趁机直刺咽喉，顺势挑起敌尸五尺多高，再摔在地上。左车立即下马，斩敌首级。主仆二人一直如此配合，甚为默契。敌军见此，无不心惊胆寒。事见《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宋朝大学者苏轼对此有诗吟道：
“路旁拾得半段枪，何必开炉铸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当令君丧魂。”
哥舒翰曾率兵追击敌军，但由于战马受惊，陷于河中。这时3名吐蕃将领前来刺他，他大喝一声，三将吓得都不敢动。不久救兵赶到，将三将全部斩杀。哥舒翰威名由此可见一斑。有一首假托“西鄙人”所作的《哥舒歌》在陇右一带广为流传：“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充分地反映了一方的黎民百姓对哥舒翰的信赖和赞颂。这首五言绝句后被选入蘅塘隐士选编的《唐诗三百首》中。
玄宗在位期间，极喜边功。天宝六年（747年）七月，诏河西、陇右节度使（治鄯州，今青海乐都）王忠嗣去攻打战略要地石堡城（又名铁刃城，在今青海湟源西南）。但王忠嗣一向以持重安边为己任，认为：“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旧唐书·卷一百零三·王忠嗣传》）王忠嗣的态度引起了玄宗的不满。
同年十月，好大喜功的玄宗改派将军董延光攻打石堡城，让王忠嗣配合。王忠嗣不得已出军，但不积极相助。董延光因到期未能攻克石堡城，担心皇帝责罚，便将责任全部推到了王忠嗣身上。宰相李林甫一直忌惮王忠嗣功名日盛，担心王忠嗣会入朝拜相，早就开始“日求其过”，这时候便趁机落井下石，诬陷王忠嗣“欲奉太子”。玄宗最恨朝臣与太子结党（他自己没有想过，太子是他的亲生儿子，皇位早晚是太子的。关于皇权下父子的微妙关系，后面还有专门的篇章论述），闻奏大怒，立即将王忠嗣召回朝中，下狱审问。
玄宗召王忠嗣入朝后，因久闻哥舒翰大名，又召哥舒翰入朝。哥舒翰入朝前，并不知道玄宗召见他的真正目的，还以为是因为上司王忠嗣下狱一事。有人劝他随身多带一些金帛，以相机营救王忠嗣。哥舒翰坦然说：“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将丧，多赂何为！”这话说得大义凛然，极为慷慨，周围人深为他的气度折服。于是，哥舒翰一个人只背了一个包裹，前去长安。
进京途中，哥舒翰的心情一定不会很好。老上司下狱待审，而他自己也是前途未卜。
天宝六年（747年）十一月，唐玄宗在华清宫召见哥舒翰。二人谈得非常投机，玄宗决定用哥舒翰取代王忠嗣。于是任哥舒翰为鸿胪卿（专管少数民族事务的官职），兼西平（治西都，今青海乐都）太守，摄御史中丞，代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陇右节度事。
不久，审讯王忠嗣的官员为迎合上意，判王忠嗣死刑。哥舒翰听到消息后非常吃惊，请求用自己的官爵来赎王忠嗣的罪。玄宗根本不听，站起来打算走入内宫。哥舒翰在后面叩头相随，“言词慷慨，声泪俱下”地为王忠嗣申冤。玄宗看到哥舒翰赤诚之心出自肺腑，颇为感动，于是免除了王忠嗣的死罪，将王忠嗣贬为汉阳（今湖北汉阳）太守。一年后，王忠嗣在任上忧郁而终。经过这件事，朝廷上下都对哥舒翰称赞不已，夸赞他是个忠义之人。哥舒翰不但救了王忠嗣的性命，还赢得了极好的口碑，他也从此成了权势极大的封疆大吏。
天宝七年（748年），哥舒翰采用“步步为营”的军镇策略，在青海湖建神威城。因为城就修在吐蕃军前，使吐蕃军倍感压力，因此倾全力进攻。不久，神威城被吐蕃人攻破并毁之一旦。哥舒翰重新夺取神威城后，又在青海湖的龙驹岛上修筑应龙城，与神威城遥相呼应。随后，哥舒翰一改唐军的消极防御为主动进攻，一举攻克战略要地石堡城。然后以石堡城为前沿阵地，继续将战场推向吐蕃腹地，终于收复了失陷多年的黄河九曲之地。而吐蕃在与哥舒翰的交战中，开始时尚能发动反击，到后来只能是疲于招架，毫无还手之力，最后只能是“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了。吐蕃当时是大唐最难对付的邻国。最终哥舒翰使唐朝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
哥舒翰治军严厉，“三军无不震慑”。在攻打石堡城时，负责攻城的先锋官副将高秀岩、张守瑜因没完成任务，险些被哥舒翰斩首，后来二人在宽限日期内攻占了石堡城，方保住性命。哥舒翰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与其严格治军是分不开的。
哥舒翰的驰骋英姿及辉煌战绩，大诗人李白、杜甫、高适、元稹都有吟诵。李白有《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
〖天为国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拥灵台。
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
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
卫青谩作大将军，白起真成一竖子。〗
天宝十二年（753年），玄宗封哥舒翰为凉国公，食实封二百户，并正式任命为河西节度使。不久又晋封为西平郡王。此时正值杨国忠和安禄山争宠，杨国忠得知哥舒翰与安禄山有矛盾后，就想方设法扩大哥舒翰的职权，以与安禄山抗衡。天宝十三年（754年），由杨国忠大力举荐，玄宗拜哥舒翰为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杨国忠与劲敌哥舒翰的联盟，确实让安禄山感到了莫大的压力，直接促使他加快了造反的步伐。
天宝十四年（755年），吐蕃王病死。吐蕃派出使节，要求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唐朝也派出使节去吐蕃，吊唁故王，册封新王。此时，在中国西部边境，吐蕃的威胁似乎都已经被遏制。哥舒翰对此功不可没。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大量军队内调，又即将揭开中国吐蕃关系史灾难性的新篇章。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后来对唐朝政治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神策军也是由哥舒翰所创。天宝十三年（754年），哥舒翰奏请于所开九曲之地置洮阳、浇河（皆今甘肃临潭西）二郡及神策军，以临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阳太守，充神策军使。在这个时候，神策军还只是陇右节度使所属的一支驻守临洮城的军队，但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神策军奉命入援，参加了平叛战斗，战乱平定后，神策军因原驻地已经被吐蕃占领，不得不留在朝廷，逐渐发展成唐朝的禁军。之后，神策军屡次参与平定藩镇割据，抵御外族的侵略，成长为唐朝劲旅。但由于神策军军权为宦官所控制，由此引发了宦官擅权的局面，甚至连天子的废立也常常由宦官来决定。
唐朝为了有效防范突厥和吐蕃，大力加强了边防驻军。尤其开元中期以来，军事的胜利助长了玄宗对外扩张的野心，他早已经放弃了早期的俭朴和克制。随着战争的长期进行和不断扩大，战争不完全是捍卫边疆而带着扩张的性质了。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开边意未已，精兵皆戍北边，使天下之势偏重”。
唐朝建国后实行的是府兵制。府兵制为北魏宇文泰所创建，唐朝的府兵制本身有其特殊性，在中国古代兵制史上相当罕见。关于这一点，可以与汉朝的兵制作比较：汉朝是寓兵于农，全农皆兵；唐朝只能说全兵皆农，就是说，每个士兵都要种田，但不是所有种田的人都要当兵。
唐朝将全国的人口做调查统计，根据各家的经济情况，将全国人口分为九等人。下三等的人没有资格当兵。作为补偿，朝廷会免去当兵家庭的租庸调。这样，当兵是地位的象征，所以，富裕人家愿意当兵，这就是府兵。府兵自己有田有地，平日务农，农闲操练，征发时自备兵器资粮，轮流保卫京师，防守边境，因此不需要朝廷出钱来养军队。府兵制多少能减轻民众服兵役的劳苦，对生产的影响不大。那么，府兵制是怎么破坏的呢？
各地府兵要轮流到京师宿卫一年。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经常亲自教习这些府兵骑射，府兵们都觉得荣耀，愿意为国家出力。后来，天下太平无事，在京师宿卫的府兵无事可做，逐渐沦落为达官贵人的苦工，受人轻视，因此，再有府兵下一轮宿卫，便千方百计地逃避。
再说边境上的府兵。府兵原来是三年一代，但因为边防战事频繁，戍期延长。前面提过，府兵都是家境富裕之人，到边关时，往往携带不少绢匹（唐朝以绢作币），这是他们的私房零用钱。边将见财起意，便想方设法地侵吞士兵财物，还强迫士兵服苦役。这样，由于边将贪污，朝廷腐败，直接导致没有人再愿意当府兵，发生了大批府兵逃亡事件。这种情况发生在玄宗一朝，正是唐帝国国力鼎盛的时期。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朝廷只好停止征发府兵，开始实行募兵制，其实就是雇佣兵。唐帝国此时财力雄厚，政府有财力雇人当兵。招募来的士兵，军器、衣粮都由朝廷发给，长期服兵役。唐初便有募兵一说，随着府兵破坏，募兵日益盛行。唐玄宗开元年间，京师宿卫、边镇戍兵以至地方武力，已基本上为募兵充任。镇守京师的为长从宿卫，后改名彍骑（彍音廓，各令习射，一律张弓的意思）。戍边的称健儿，长期服役，又被称为长从兵或长征健儿。地方上则有团结兵。
实行府兵制，地方兵力分散，中央握有重兵。而在募兵制下，中央彍骑招募的多为市井无赖，不堪一击。地方团结兵装备差、数量少，也很虚弱。只有边镇军力强大，至“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而这些被招募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番人。正是大量使用少数民族番人当兵当将，而没有采取任何提防措施，才造成了后来“安史之乱”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节度一词出现较早，意为节制调度。节度使成为正式职衔始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之时。节度使为差遣职，其官署称为使府、幕府，幕职有节度副使等文职和都知兵马使等武职，每一节度使领若干州，为这一地区最高军事长官，总辖区内的军、政、财大权，所辖区内州县归其统属。功名卓著者往往可以入朝为相，故节度使地位颇重。
玄宗先后缘边设置安西、北庭、河东、河西、朔方、范阳、平卢、陇右，剑南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自开元至天宝元年，共增至十大镇，如下：
（一）朔方节度使，治灵州，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属之，捍御突厥。
（二）河西节度使，治凉州，断塞吐蕃突厥往来冲道。
（三）河东节度使，治太原，与朔方为犄角，备御突厥及回纥。
（四）陇右节度使，治鄯州，控遏吐蕃。
（五）安西节度使，治安西都护府，统辖西域诸国。
（六）北庭节度使，治北庭都护府，防御突厥余部。
（七）范阳节度使，治幽州，控制奚、契丹。
（八）平卢节度使，治营州，安东都护府属之，镇抚室韦、靺鞨诸部。
（九）剑南节度使，治益州，西抗吐蕃，南抚蛮獠。
（十）岭南节度使，治广州，安南都护府属之，绥服南海诸国。
玄宗设置的这一防御体系在对外防御上是较为严密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互为犄角，同时，又可以彼此牵制，互相防范，不至由于兵力过重而导致边将作乱。但制度是一回事，具体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帅久任，不按时换防。由于府兵制的废止和募兵制的实行，当兵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类似当今的雇佣兵）。而边兵在边地长期驻守一地，久不更调，便逐渐变成了地方节度使的私人势力。兵士只知将帅，不知有皇帝。这无疑就增加了边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为其作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后期，更演变出一人身兼任数镇节度使的情况，危机更加严重。
宰相李林甫的边将策略更加重了这一危机。他为了独掌相权，不仅控制朝廷百官，对于边帅的防范也不遗余力。
自唐兴以来，军事统帅都用忠厚名臣，规定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四夷之将，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这些名臣往往从节度使的位子上直接入为宰相。所谓“出将入相”，便是指这种情况。开元时期，像郭元振、薛翊、张嘉贞、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名臣，都因为在边地立下功劳，由大将直接提拔入相。从边将中提拔一直是唐朝选相的一条重要原则。
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相权，便想杜绝出将入相的根源。天宝六年（747年），李林甫向玄宗进奏：“凭陛下的雄才大略，国家的富裕强盛，而蕃人还没有消灭，是因为用文臣为将帅，怯懦不胜任作战。陛下如果真要消灭四夷，扬威海内，就不如用武官，武官不如胡将。胡将生下来时就气力雄大，少年时养在马上，善于骑射，长大了练习战阵，这是他们的天性。陛下如果安抚笼络他们，任命他们为将，使他们为朝廷尽力死战，那么夷狄就不难解决了。”
任用蕃将并不是李林甫的发明创造，唐太宗贞观年间已有先例，但和李林甫此时的别有用心完全不同。贞观时期，太宗用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蕃将为将，这些人均为大唐奋勇杀敌，且战功赫赫。然而，唐朝廷使用蕃将时也是大费心机，常以汉臣予以牵制，避免不利于朝廷。李林甫提出的建议则是以蕃将为边关主帅，委任他们一方军政大权。这完全是李林甫的私心。绝大多数蕃将不识汉字，是以功勋再大，没有可能也没有资格担任宰相，这样，李林甫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了边帅入相的道路。十分可惜的是，曾经英武决断的玄宗没有看透李林甫的奸诈用心，竟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先后提拔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人为边帅。这不得不说是玄宗在军事上的最大失误。在这些蕃将中，玄宗又首用安禄山，对安禄山的器重和恩宠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此时的局势，兵力的分布内重外轻，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之流，精兵强将集中在北方的边境，不免养虎成患，遗患无穷。在众多蕃将之中，以安禄山最为飞扬跋扈，身兼三处节度使，十余年不迁徙，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历史学家认为：“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
节度使的权力也愈来愈大，他们不仅统兵，而且逐渐掌握了当地的民政、财赋、刑法权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卷五十·兵志》），这无疑成了其后地方割据势力的最适宜的土壤和温床。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军费开支因此大大增加。
天宝年间，大唐的危机已经不是来自于外部敌人的威胁，而是内部边防的势力。天宝元年，全国军队57万人，49万都驻守在边镇，京城内外驻兵仅及边军的六分之一。外重内轻的局面，成为大唐最危险的暗流。这暗流，到安禄山恩遇最浓时，便开始蠢蠢欲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