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東方的傳奇
開元盛世，是一個充滿着夢想，同時也能使夢想變爲現實的時代，人生的種種理想都能被這個氣勢恢宏的時代所激盪。一個封建泱泱大國所有迷人的光彩，都在這半個世紀的歲月中閃耀：疆域遼闊，物產豐富，經濟繁榮，文化昌盛。整個開元年間，唐朝的君臣和百姓就是在歌舞昇平中度過。還有什麼比生活在這樣的盛世更令人心滿意足呢？唐朝，成爲東方的傳奇。長安，成爲傳奇的樂土。然而西漢史學家司馬遷說過：“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平準書》）又提出要“見盛觀衰”。遺憾的是，玄宗沒有借鑑前人的歷史經驗，他看到了繁榮強盛的表面，卻沒有看到背後更深刻的政治危機。節度使統轄的軍隊過於強大而內地軍備廢馳，導致內輕外重，成爲後來安史之亂的伏因。而促使伏因爆發的，並非只有一個人。
【一 貞觀之治】
隋朝末年戰火紛起、連年戰亂，土地荒蕪，人口銳減。拿魏徵的話形容便是：“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可見唐朝建國之初，面對的便是一個相當淒涼的局面：經濟凋零、國庫空虛、文化衰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後，用賢勤政，主動採取了一系列開明的政策和措施，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去奢省費，輕徭薄賦。結果政績相當卓著，吏治清明，經濟繁榮，社會安定，武功鼎盛，民族關係融洽，歌舞昇平的治世局面形成了。因爲唐太宗年號“貞觀”，歷史上稱這一時期爲“貞觀之治”，成爲與漢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另一著名盛世。太宗也因而成爲中國歷史上文治武功並盛的皇帝。
根據史書記載，貞觀年間，“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鬥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這是一幅相當動人的社會圖畫：朗朗乾坤，牛馬遍野，谷價低廉，太平世界，一切都富足而美好。此時，中國已經成爲當時世界上最富強昌盛的封建國家。
太宗能夠做到這些，主要是因爲他懂得“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太宗出生於隋開皇十八年（599年），當時“隋煬帝承文帝餘業，海內殷阜”（《貞觀政要·安邊第三十六》），正是隋朝的盛世，然而隋煬帝即位後荒淫奢侈，大興土木，遊幸無度，皇帝坐了不到14年，隋朝便土崩瓦解，短命而亡。唐太宗本人親歷隋末的社會大動盪，看到農民起義軍的強大力量，認識到“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以隋煬帝楊廣的破家亡國爲戒，也懂得了王朝的興衰取決於帝王行動的好壞，因而勵精圖治。他曾對大臣們說：“人君依靠國家，國家依靠民衆，剝削民衆來奉養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來充腹，腹飽了身也就斃命，君富了國也就滅亡。所以人君的災禍，不是從外面來，總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慾太盛就要多費財物，多費財物就要加重賦稅，加重賦稅民衆就要愁苦，民衆愁苦國家就有危殆，國危了人君那得不喪亡？我經常想這個道理，所以不敢縱慾。”
爲了表示對農業的重視，太宗甚至親祭先農，躬御耒耠，耕於千畝之甸，使觀者莫不駭躍。京畿地區曾發生大面積的蝗災，莊稼大受損傷，太宗親自視察災情，還氣憤地抓起一把蝗蟲罵道：“民以谷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於是舉起蝗蟲要喫掉。身邊的大臣急忙阻止說：“惡物或成疾。”太宗坦然回答說：“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竟然真的吞喫了蝗蟲。正因爲太宗重視發展農業，生產得到極大發展，人民衣食有餘，安居樂業，經濟得到了恢復，“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備糧，取給於道路焉”。
在貞觀時期，文化教育也得到了空前發展。太宗繼位以前，是騎在馬上打天下，繼位之後，認識到天下不能再“以馬上治之”，於是採納魏徵的建議，大闡文教，發展文化教育。即位之初，太宗便下令在長安重修國子監，併爲國學增築學舍1200間，太學、四門博士也增置生員，擴大招生。之後，太宗又興建書學、算學、律學三科學校，由國子監統領。這一舉措在全國影響很大，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雲集京師，甚至高麗及百濟，新羅、吐蕃等諸國君長均遣子弟來長安留學，“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太宗還十分重視圖書的蒐集與整理。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有豐富的歷史典籍和文獻。但是隋末動亂長達十幾年，典籍和文獻遭到嚴重破壞。貞觀二年（628年），唐太宗任命魏徵爲祕書監，組織文士大修諸經正義和史籍。太宗還對科技方面有突出貢獻的士民進行重獎，以鼓勵發展科技文化。李淳風通曉天文、曆法、陰陽學說，曾製造出在周朝末年已經失傳的渾天儀，並著《法象書》，受到太宗的重視，授官將士郎，直太史局，後來又被任命爲太史令。太宗以恢宏的氣度，大闡文教，興辦各類文化事業，使整個社會的文化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大大地改變了“隋季以來，喪亂滋甚，周孔之教，闕而不修”的文化蒼白局面。
『注：李淳風，岐州雍縣人。父李播曾爲隋朝高唐尉，後棄官爲道士，有文才，通天文，曾著《天文大象賦》。李淳風自幼俊逸豪爽，博覽羣書，尤其擅長於天文歷算和陰陽之學，他在中國歷史上被視爲占星大家，史載其人“於占候吉凶，若節契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學習可致，終不能測也”。太宗曾看過一本《祕記》，上面記載說：“唐朝三世之後，會有女主武王代替唐室擁有天下。”太宗大驚失色，便祕召李淳風聞訊。李淳風回答說：“這件事的徵兆已經形成。而且這個人也已經出生，就在陛下的宮內，30年後，將擁有天下，並將唐氏子孫誅殺殆盡。”太宗問：“如果把疑似此人的人都殺掉，會怎麼樣呢？”李淳風答道：“這是天意，根本沒有躲避的方法。況且有王命者不會被殺掉，恐怕只會枉殺無辜。況且根據天上的星象顯示，這件事已成定局，此人就在宮內，已經是陛下的眷屬。再過30年，此人就年老了，老了就會仁慈了，雖改換朝代，但對於陛下的子孫，她可能不會過份傷害。現在如果殺掉此人，就會結下仇恨，那麼她必定會重新轉生出世，年輕時就會心狠手毒。如果這樣，她殺戮陛下的子孫，必定會一個不剩。”太宗認爲李淳風說的有理，便沒有再追究此事，但他心中卻並未真正放下。當時朝中有個武官名叫李君羨，軍功極高，封武連郡公，累任左武衛將軍，宿衛玄武門。有一次，太宗召集武官在內廷喝酒，行酒令時讓衆人各報自己的小名。李君羨說自己的小名叫“五娘子”。太宗愕然，又因爲李君羨封邑及屬縣中有“武”字，從而懷疑李君羨就是那個將要代唐的女主，不久便藉故將其處死。但後來武則天還是以周代唐，驗證了李淳風的話。武則天登基後，下令以禮改葬李君羨，追復其官爵。中國預言中最爲著名的奇書《推背圖》便是由李淳風和另一曾爲武則天相過面的奇人袁天罡所著。《推背圖》全集一卷，凡六十圖像，以卦分系之。每幅圖像之下均有讖語，並附有“頌曰”詩四句，預言後世興旺治亂之事。書名是根據第六十圖像（最後一卦）中的頌曰“萬萬千千說不盡，不如推背去歸休”而名。李淳風還是世界上第一個給風定級的科學家，他在世界最早的氣象學專著《乙巳佔》中，把風分爲八級。一千年後，英國學者纔在《乙巳佔》的基礎上，把風力劃分爲零到十二級。』
太宗另一爲人稱道的是他能勇於求諫，從諫如流。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魏徵。魏徵早年當過道士，參加過瓦崗軍，又是太子李建成的舊臣，曾謀劃過暗害太宗，太宗繼位後絲毫不記前仇，委以重任。魏徵剛正不阿，敢於諫諍，當時擔任諫議大夫，其實就是諫官。太宗對魏徵極爲重視，經常引入內廷，詢問政事得失。魏徵也竭誠輔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性格耿直，認爲皇帝“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往往據理抗爭，從不委曲求全。他曾對太宗說：“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
貞觀二年（628年），長孫皇后聽說一位姓鄭的官員有一位年僅十六七歲的女兒，才貌出衆，京城之內，絕無僅有，便告訴了太宗，請求將其納入宮中，備爲嬪妃。太宗便下詔將這一女子聘爲妃子。魏徵聽說這位女子已經許配陸家，便立即入宮進諫：“陛下爲人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居住在宮室臺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喫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無飢寒之患；嬪妃滿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歡。現在鄭民之女，早已許配陸家，陛下未加詳細查問，便將她納入宮中，如果傳聞出去，難道是爲民父母的道理嗎？”太宗聽後大驚，當即深表內疚，並決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齡等人卻認爲鄭氏許人之事，子虛烏有，堅持詔令有效。陸家也派人遞上表章，聲明以前雖有資財往來，並無訂親之事。這時，太宗半信半疑，又召來魏徵詢問。魏徵直截了當地說：“陸家之所以否認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後藉此加害於他。其中緣故十分清楚。不足爲怪。”太宗這恍然大悟，便堅決地收回了詔令。
由於魏徵能夠犯顏直諫，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際，他也敢面折廷爭，從不退讓，因此太宗有時對他也會產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太宗想要去秦嶺山中打獵取樂，行裝都已準備停當，但卻遲遲未能成行。後來，魏徵問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當初確有這個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進諫，所以很快又打消了這個念頭。”
還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隻上好的鷂鷹，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當他看見魏徵遠遠地向他走來時，便趕緊把鳥藏在懷中，生怕魏徵因爲他玩鳥而批評他。而剛好魏徵奏事比較久。好不容易等魏徵走了，太宗趕緊將鷂子拿出來，卻發現已經悶死了。
當然，對魏徵的犯顏苦諫，有時太宗也忍受不了。有時太宗大發脾氣，魏徵卻神色不變，太宗也只好收斂怒氣。有一次，太宗退朝回到宮中，憤怒地喊道：“總有一天，我要殺死這個鄉下佬！”長孫皇后便問他要殺誰，他說：“魏徵常常當衆羞辱我，當然要殺他。”長孫皇后當即向他道賀，說：“魏徵忠直，正因爲陛下是明主。”太宗聽了才恍然大悟，怒氣頓平。
魏徵前後諫事200餘件，大多違犯太宗意旨，然而太宗均虛心接納，並擇善而從。魏徵死後，太宗傷心地說：“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魏徵“憂國如家，忠言直諫”的精神，給人們留下了極爲深刻的印象，後世許多諫官也多以魏徵爲榜樣。唐文宗喜讀《貞觀政要》而仰慕魏徵，就下詔尋訪到魏徵的後人五世孫魏謩，並將魏謩任命爲右拾遺，也是屬於可以對皇帝進諫的言官。唐德宗朝在“涇原兵變”中挽救了唐朝命運著名的將領李晟對魏徵能直言敢諫，盡忠朝廷非常敬佩。曾經對賓客說：“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上，真忠臣也，僕所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回答說：“此縉紳儒者之事，非勳德所宜。”李晟嚴肅地說：“行軍（李叔度）失言。傳稱‘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各位將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知無不爲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擇耳。”所以後來李晟做宰相時，皇帝有所詢問，必極言無隱，盡其忠心。
通過一系列的求諫和納諫，太宗集中了大臣們的智慧，避免了許多個人主觀上的錯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太宗的虛心納諫對成就貞觀之治起到了促進作用。
太宗能夠取得貞觀之治，善於用人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太宗善辨君子、小人，能夠舉賢任能，因而忠賢滿朝，人才濟濟，湧現出衆多的文武奇才，如房玄齡、杜如晦是貞觀朝的著名賢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數善的名臣。太宗還進一步完備了六部制，規定三省長官，尚書省的尚書僕射，中書省的中書令和門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職權。另外，又任命一些官員加以“參知政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中書門下三品”等頭銜，實爲宰相，參加政事堂議事。如此，增加了宰相人數，避免一兩個宰相專權，也可以集中更多意見。
不過，太宗也是一個性情容易衝動的人物。他曾任命盧祖尚任交州（今越南河內）都督。盧祖尚，字季良，隋末豪傑人物，據揚州起兵稱刺史，後來歸附唐朝。盧祖尚開始答應赴任，但後來嫌交州太遠，向太宗推辭說：“嶺南瘴癘，皆日飲酒，臣不便酒，去無還理。”太宗再三勸說，盧祖尚堅決推辭不就。太宗大怒道：“我對你還不能驅使，如何能夠駕馭天下？”當即將盧祖尚斬殺在朝堂。這件事爲太宗的英明蒙上了一層陰影，被後世史學家稱其爲“驕暴之習，卒難盡免”，以致不少人認爲太宗納諫等英明舉措不過是表面文章，只不過是爲了掩飾他殺兄殺弟逼父篡位的形象。但無論如何，貞觀朝的成就不容抹殺，可以說，貞觀之治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唐王朝之後一百多年經濟繁榮的基礎。沒有貞觀之治，就沒有盛唐的繁榮，也不可能有光輝燦爛的大唐文化。
太宗即位時，中原雖然已經統一，但四鄰邊境並不太平，爲了維持中原的寧靜，太宗在邊境上發動了幾次戰爭，其中最爲著名的是對突厥的戰爭。
中原與突厥之爭，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漢朝與匈奴長達百年的鬥爭。之後匈奴分裂，南匈奴內附，逐漸漢化。北匈奴在漢軍的軍事壓力下，逐漸西遷，進入歐亞大陸，給當地的政治格局帶去了劇烈的變化。另外，匈奴還有一些別支，依舊生息繁衍在他們的家鄉——廣闊無垠的北方草原。突厥人就是其中的一支。
與中原作戰失利後，突厥人遷居到金山（阿爾泰山）之南，以遊牧爲生。當時柔然汗國強盛，突厥人不得不受其奴役，爲他們充當“鐵工”，但勢力漸盛。公元546年，鐵勒部將伐柔然汗國，突厥首領土門率衆擊敗鐵勒，實力大增。土門以爲有功，向柔然主求婚。柔然主阿那環不但不許，還辱罵道：“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周書·卷五十·突厥傳》）這一句話使柔然汗國遭到了滅國之禍。公元553年，土門發兵擊柔然，趁勢滅掉柔然汗國，自號伊利可汗。自此，建立了突厥政權。突厥建國後，牙帳設在於都斤山（又稱鬱督軍山，今蒙古國境內杭愛山脈）。突厥人以狼爲圖騰，帳前大旗稱“狼頭大纛”，在漠北稱雄一時，聲威大振。
突厥初起時，內地正逢五胡十六國和南北朝的分裂和動亂時期，無力應付邊防事務。突厥人強盛後，逐漸驕橫起來，時時闖入內地劫掠財富人口。當時，內地忙於混戰，對北方的威脅無能爲力。本來，這是突厥進攻中原最好的時機，幾乎可以說是歷史上遊牧民族的進攻最佳機會——整個中原四分五裂，無比混亂，廣大百姓都處在水深火熱之中。這種局面對突厥來說，絕對比後來蒙古南下滅掉宋朝更爲有利。然而，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後不久，突厥卻卻因內訌分裂爲東西兩部。西突厥在阿爾泰山以西，東突厥則控制着東起興安嶺西到阿爾泰山的廣大地區。突厥的意外分裂，使中原與突厥的戰略對峙發生了根本改變。
東突厥趁隋朝立足未穩，從甘肅一帶向隋朝發起大舉進攻，隋文帝不得不發兵抵禦。隋朝對突厥的戰爭基本上還是防禦性的。一戰成功後，隋文帝開始利用突厥內部的矛盾，實行“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的策略。中原政治謀略遠比遊牧民族豐富，在隋文帝的一手策劃下，突厥內訌更加劇烈，有限的精力和人力都用在了內耗上，實力大爲削弱。但到了隋朝末年，由於隋煬帝揮霍無度，加上隋軍遠征高麗失敗，國力衰弱，突厥勢力又開始崛起。隋煬帝北巡時，曾被突厥圍困於雁門。隋末羣雄並起，北方各路割據勢力爲了倚突厥爲外援，大都向其稱臣。李淵李世民父子起兵時也曾向東突厥俯首稱臣。當時突厥號稱“控弦百萬，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隨後統一了中原。突厥趁此時唐朝國力還不十分強大，連年進擾內地，掠奪人口和財富。東突厥頡利可汗曾親率大軍15萬入攻幷州，又曾率騎兵10餘萬大掠朔州、進襲太原，關中因此而震動，京都長安被迫戒嚴。唐高祖李淵派秦王李世民率兵前去抵抗。當時關中已下了許多天雨，糧道受阻，將士疲憊，武器受雨，朝廷上下及軍隊中都很憂慮。同年，突厥頡利和突利可汗進軍豳州（今陝西彬縣），唐軍與突厥在豳州五隴阪遭遇，雙方佈陣，準備大戰。李世民單騎來到突厥陣前，先責備頡利同意和親而今又違約，又上前對突利說：“你過去與我結盟，言明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向，何無手足之情！”藉此來離間二位可汗的關係。當夜，李世民趁雨夜突厥軍營，並派使臣再次前去勸說突利休戰。李世民的分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頡利慾與唐軍決戰，而突利堅決不同意。最後頡利不得不派突利與阿史那思摩來見李世民，請求和親，李世民答應，並與突利結爲兄弟。突厥在與唐結盟後撤兵。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剛剛即位，東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率兵10餘萬人直逼長安。大軍駐紮在城外渭水便橋之北，距長安城僅40裏，京師大震，長安戒嚴。太宗被迫設疑兵之計，親率高士廉、房玄齡等6騎至渭水邊，隔渭水與頡利對話，指責頡利負約。不久後唐大軍趕至太宗背後。頡利見唐軍軍容威嚴，又見太宗許以金帛財物，便請求結盟。於是雙方在便橋上殺白馬訂立盟約。突厥領兵而退。這就是有名的“渭水之盟”。
這次事件對太宗震動很大，認爲突厥反覆無常，結盟也不足爲信，促使太宗決定要徹底剷除突厥。渭水之盟後，太宗加緊了備戰，甚至親自垂範練兵，每日“引諸衛騎兵統將等習射於顯德殿庭”，於是“士卒皆爲精銳”。
貞觀二年（628年）四月，東突厥突利可汗突然派人來唐，主動請求唐朝援助。原來當時突利可汗在幽州北部建立牙帳，統治東部地區，其治下奚、霄等數十部大多叛變突厥投降唐朝，其叔頡利可汗因此而責備突利可汗。當時薛延陀、回紇打敗了欲谷設，頡利可汗派遣突利可汗前去討伐，突利可汗戰敗，單騎逃回，頡利可汗大怒，將突利可汗囚禁了10多天，並處以鞭撻之刑，突利可汗因此而懷恨在心。不久，頡利可汗向突利可汗徵兵，突利可汗不給，於是頡利可汗帶兵攻打突利可汗，突利可汗便順勢倒向唐朝一邊。突利可汗後入朝，太宗任命他爲右衛大將軍，賜爵北平郡王。
貞觀三年（629年），關中豐熟，而漠北恰遇暴風雪，羊馬死亡甚多，因而發生了饑荒，族人紛紛離散，國勢大衰，正是進攻突厥的有利時機。這一年的冬天，太宗命李靖和李勣（即《隋唐演義》中的傳奇人物徐茂公）率領10萬大兵，兵分六路，北出雁門關。
李靖和李勣都是戰功卓著的大唐開國名將。他們的敵人，則是稱雄漠北的突厥人。“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名將李廣雄風猶在，這一幕何曾相似！700多年前，漢代名將衛青和霍去病率漢軍出塞，北逐匈奴，由此創下了不朽的軍功。此情此景，怎能不令人感慨。
貞觀四年（630年）正月，朔風凜冽，李靖親自率領3000精銳騎兵，從馬邑出發，趁頡利可汗不防備，連夜進軍，逼近突厥營地定襄。頡利毫無防備，發現唐軍突然出現，大驚失色。還沒有等到唐軍正式發起攻擊，突厥兵先亂了起來。李靖又派間諜混進突厥內部活動，說服頡利一個心腹將領康蘇密投降。頡利一看形勢不妙，就偷偷逃跑了。這一戰，李靖出奇制勝。太宗因此稱讚說：“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書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實古今未有。”（《舊唐書·卷六十七·李靖傳》）
『注：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是中國歷史上大大有名的人物。無論是官方五史，還是稗史小說，都有他色彩豐富的一筆。野史小說把他與紅拂女、虯髯公並稱爲風塵三俠。而歷史上真實的他卻是一個功績不亞於衛青霍去病的名將。史家稱李靖“臨機果，料敵明”，是戰績與理論俱豐的軍事家。著有《李靖六軍鏡》等兵書多部。後人輯有《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衛公兵法》等兵書。《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在北宋神宗時被定爲《武經七書》之一，爲中國古代兵學寶典。』
在李靖勝利進軍的同時，李勣也率軍從雲中（今山西大同）出發，剛好與突厥軍在白道（今內蒙呼和浩特北）遭遇。唐軍奮力衝殺，降東突厥部衆5萬餘人。頡利一敗再敗，損失慘重，遂退守鐵山，收集殘兵敗將，只剩下幾萬人馬了。
頡利可汗此時已經處於山窮水盡的境地，他不得不派執失思力入唐朝請罪，請求內附。其實，頡利可汗內心尚猶豫未決，不過是想借此來拖延時間，以等待草青馬肥之時，逃到大漠以北，以捲土重來。
太宗派遣鴻臚卿唐儉等前去安撫，又詔命李靖率兵迎頡利入朝。李靖率兵抵達白道，與李勣謀議說：“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路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在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矣。”（《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商議已定，遂率軍連夜出發，李勣繼後而進。
李靖率軍進至陰山，遇到突厥斥候千餘帳，一戰而全部俘獲，命與唐軍同行。這時，頡利見到唐使臣，放鬆了戒備。李靖前鋒蘇定方率領的兩百餘騎又乘着大霧，悄然疾行，直到距牙帳7裏遠的地方纔被發覺。如同驚弓之鳥的頡利可汗慌忙騎馬逃走，突厥軍也四散而逃。李靖大軍隨之趕到，殺敵一萬餘人，俘虜十幾萬，繳獲牛羊數十萬只，並殺死隋義成公主。頡利可汗率萬餘人西逃吐谷渾，途中被俘。
『注：義成公主爲隋朝宗室女，公元599年嫁給突厥啓民可汗。啓民可汗死後，義成公主又先後改嫁他的兒子：始畢、處羅、頡利三位可汗。始畢可汗與隋朝翻臉，曾圍隋煬帝於燕門，還與北方各地反隋勢力結交，一點也不顧及義成公主的情面。唐朝立國後，義成公主數請頡利可汗出兵攻唐，以爲隋朝報仇，是以唐朝視她爲大敵。』
東突厥就此被太宗從地圖上抹去，大唐軍功盛極一時，國威遠播四方。懾於大唐天威，“西北諸蕃，鹹請上（指唐太宗）尊號爲天可汗”（《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天可汗”稱號的來歷。
自隋朝以來，突厥一直是西北的強國。李靖等人滅了東突厥，不僅解除了唐朝西北邊境的禍患，而且也洗刷了高祖與太宗曾經向突厥屈尊的恥辱。因此，太宗頗有感慨地說：“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來國家草創，突厥強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顙，恥其雪乎！”（《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太上皇李淵也欣喜萬分，特地在凌煙閣設宴慶祝。李淵一時興起，還親自彈起了琵琶，太宗也聞樂起舞。歡宴一直持續到深夜。
頡利可汗被押到長安獻俘後，太宗並未加害，反而優待有加。頡利可汗住不慣房屋，經常住在自己設置的帳篷中，心情也非常不舒暢，常與家人相對哭泣。太宗爲了安撫他，以虢州（今河南靈寶）糜鹿很多，可以射獵，便委任頡利爲虢州刺史，頡利沒有接受，太宗又以他爲右衛大將軍，賜給很多良田。貞觀八年（634年）正月，頡利可汗病死長安，追贈歸義王，諡曰“荒”，太宗命突厥人按照突厥風俗將屍體焚燒後下葬。
東突厥滅亡後，唐朝將大量突厥降衆安置在內地，保持了他們的部落和習俗，又在頡利故地設都督府和都護府。一直陷在突厥軍中的隋煬帝皇后蕭氏和幼孫楊道政被李靖接回長安，太宗經常將蕭氏召入後宮，讓她談一些隋朝的故事。
唐初，西突厥勢力極盛，“北並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對唐朝形成嚴重威脅，並阻礙着中西商業交通。從太宗起，唐朝就開始了打通西域的鬥爭。貞觀年間，降吐谷渾、平高昌、討焉耆、徵龜茲，西域震駭，中西商路復通。
此時西突厥首領爲阿史那賀魯，當年突厥內訌失敗後歸附了唐朝，受封左驍衛將軍，參與徵龜茲之戰。太宗死後，突厥開始復興，阿史那賀魯聽說新皇帝高宗懦弱，遠不及太宗英武，立即起了異心，數次騷擾掠奪西域，與唐爲敵，並自號爲“沙鉢羅可汗”。唐軍力戰多年，終於逐個擊破西突厥的聯盟或附屬各部，形成孤立之勢。高宗顯慶二年（657年），唐將蘇定方統軍出征，兵分南北兩路，合擊阿史那賀魯。經過激烈的戰鬥，西突厥軍大敗。此時，天氣驟變，開始飄降鵝毛大雪。片刻，雪深達二尺。唐軍士氣高昂，踏雪追擊。阿史那賀魯慌亂中跳入伊犁河，逃往石國（今塔什干）。後被當地人擒獲，送與唐軍。西突厥自此滅亡。
平定西域及西突厥後，唐朝設置了“安西四鎮”，下轄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又設安西、北庭兩個都護府，以天山爲界，分別向西統轄西突厥故地及西域各部、各城邦。至此，突厥再也不可能深入中原腹地，唐朝的致命威脅消除了。
太宗雖然對突厥用兵，但卻很注意民族關係，不輕易用兵，採取了“偃武修文，中國即安，四夷自服”的政策。他派遣文成公主和親吐蕃松贊干布，爲漢藏兩族間的友好交往開了先河。
松贊干布統一吐蕃後，自任吐蕃贊普（國王）後，以邏娑（拉薩）爲中心，建立了一個強大的新政權。吐蕃國勢蒸蒸日上，稱雄雪域高原，威懾着周圍的小國，泥波羅（今尼泊爾）國鴦輸伐摩國王甚至將自己最心愛的女兒尺尊公主嫁給了松贊干布，以此來換取和平。吐蕃與唐朝的關係並不是一帆風順，和好的同時也伴以矛盾、衝突，甚至兵戎相見，也發生過大的軍事衝突。不過，松贊干布仰慕中原文明，貞觀八年（634年），他主動遣使入貢。當時唐朝正準備出兵征討吐谷渾，希望與吐蕃建立友好關係，太宗非常高興，特意派馮德遐爲使者，帶着國書和禮物到吐蕃撫慰。
當時不少邊疆少數民族首領都向唐朝請求通婚，唐朝公主下嫁是非凡的榮耀，太宗曾將皇妹衡陽公主許配給突厥都布可汗阿史那社爾，將弘化公主下嫁給吐谷渾可汗諾曷鉢。松贊干布也希望與唐朝結親，他派使者跟隨馮德遐入朝，“多齎金寶，以奉表求婚”。太宗經過慎重考慮，沒有同意。
吐蕃使者沒有完成求婚的使命，回去後又不敢說是唐朝不許婚，怕傷了松贊干布的自尊。恰好吐蕃出使唐朝時，吐谷渾可汗諾曷鉢也到長安朝見，吐蕃使者便編造謊言，把罪責推到諾曷鉢可汗的頭上，說他剛到唐朝時，唐朝待他甚厚，而且許婚，只是由於吐谷渾可汗到後，從中離間破壞，婚姻才未成。松贊干布大怒，立即發兵進攻吐谷渾。諾曷鉢可汗莫名其妙地遭到一場兵災，無力抵擋，逃到青海湖以北，其子民和牲口多爲吐蕃所掠。松贊干布又乘勝攻破党項、白蘭（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壩藏族自治州）。
松贊干布覺得唐朝廷不肯下嫁公主，是因爲不重視自己，爲了炫耀武力，又發兵攻打松州（今四川松潘），還派人威脅唐朝說：“如果不把公主嫁給我，我就帶兵打到長安。”結果被唐軍所敗。
松贊干布退兵後，派相國祿東贊爲使者，入唐謝罪。祿東贊帶着嵌有硃砂寶石的金甲作爲禮物獻給太宗，再次表示求婚的誠意。太宗考慮到吐蕃是西陲的強國，爲了確保邊境的安寧，沒有計較松贊干布之前的侵犯，並答應考慮通婚的請求。
貞觀十四年（640年）十月，松贊干布再次派遣相國祿東贊到長安，向太宗獻黃金5000兩，以及數百件珍寶做聘禮，請尚公主。太宗終於答應以宗室女子文成公主（一說是江夏王李道宗親女）出嫁吐蕃。
祿東贊逗留在長安期間，多次受到太宗召見。太宗見他聰明機智，很是喜歡，想將琅玡公主外孫女段氏許配給他爲妻。不料祿東贊上奏說：“國中已有妻室，不可遺棄，況且這次是爲贊普迎親，贊普還未會見公主，自己怎能先娶？”祿東讚的深明禮義反而贏得了太宗更大的信任。
次年（641年）初，文成公主在唐送親使江夏王李道宗和吐蕃迎親專使祿東贊伴隨下，出長安前往吐蕃。松贊干布多年的夙願得以實現，十分高興，親自帶人馬來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札陵湖）迎接，文成公主嫺靜文雅的儀表和學識風度令他大爲傾倒。松贊干布以婿禮見李道宗，歡天喜地地說：“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國者，我今得尚大唐公主，當築一城，以誇示後世。”然後與文成公主同返邏娑。
松贊干布後來果然守諾，特地按照唐朝的樣式，爲文成公主建築了城郭和宮室，這就是著名的布達拉宮。布達拉宮建成之時，共有1000間宮室，富麗壯觀。曾毀於雷電、戰火，後來經過兩次修建，才形成現在的規模。布達拉宮主樓13層，高117米，佔地面積36萬餘平方米，氣勢磅礴。布達拉宮中保存有大量內容豐富的壁畫，如有唐太宗五難吐蕃婚使祿東讚的故事，文成公主進藏一路遇到的艱難險阻，以及抵達邏娑時受到熱烈歡迎的場面等。這些壁畫構圖精巧，人物栩栩如生，色彩鮮豔。
當時，唐朝佛教盛行，而藏地無佛。文成公主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她攜帶了佛塔、經書和佛像入蕃，決意建寺弘佛。她讓山羊背土填臥塘，建成了大昭寺。大昭寺建成後，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親自到廟門外栽插柳樹，成爲後世著名的“唐柳”。著名的“甥舅同盟碑”，也稱“長慶會盟碑”就立在唐柳旁。現在大昭寺大殿正中供奉着的一尊釋迦牟尼塑像，是文成公主當年從長安請來的。大殿兩側的配殿內，有松贊干布、文成公主的塑像，十分精美生動。
後來，文成公主又修建了小昭寺。從此，佛教慢慢開始在西藏流傳。文成公主還對邏娑四周的山分別以妙蓮、寶傘、右施海螺、金剛、勝利幢、寶瓶、金魚等八寶命名，這些山名一直沿用至今。
松贊干布非常喜歡唐裝，他脫掉氈裘，改穿絹綺，並且下令禁止吐蕃用赭塗臉的習慣，並派吐蕃貴族子弟到長安國學讀書。文成公主入藏時，帶去了唐朝的先進文化和生產技術，使得藏族的經濟文化有了很大的發展。自此，唐與吐番一直保持了較長時間的友好關係。最難得的是，公元650年松贊干布去世後，文成公主並未要求回到唐朝，而是繼續留在吐蕃生活，直至去世。她在吐蕃生活了近40年，一直備受禮遇，深得吐蕃人民的愛戴。她逝世時，吐蕃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儀式，並記載在吐蕃史書中。
『注：文成公主之後，入藏和親的還有金城公主。與文成公主家世不詳不同，金城公主是真正的宗室之女、金枝玉葉，爲唐宗室雍王李守禮之女，她的祖父是武則天掌權的第二個兒子李賢。李賢文武雙全，是武則天4個兒子中天賦最高的一個。公元675年，李賢被立爲太子。然而，李賢的才幹和在朝臣中的威望成爲武則天的極大威脅，她不能容忍任何人與自己爭權，哪怕是自己的親生兒子。李賢當了5年太子後，武則天以謀反的罪名廢李賢太子位，幽禁在巴州。這是很奇怪的罪名，李賢身爲太子，天下早晚是他的，他爲什麼要謀反？又有個厲害無比的母親，他敢謀反麼？武則天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心狠手辣真是不亞於殺兄殺弟的唐太宗李世民。李賢被廢3年後，唐高宗去世，武則天的第三個兒子李顯只當了兩個月皇帝就被廢除。第四子李旦即位，也是傀儡，實權依舊掌握在武則天的手中。爲免除後患，武則天派人賜死了年僅31歲的李賢。李賢的3個兒子也被幽禁在宮中，並被太監按時杖打。李守禮的哥哥和弟弟都在杖打下死去，只有李守禮幸運地活了下來。唐中宗李顯復位後，有感於哥哥李賢的悲慘命運，特意收養了李守禮的一個女兒在宮中。這個女兒就是金城公主。神龍三年（707年），吐蕃贊普赤德祖讚的祖母派遣大臣悉薰熱來唐朝獻方物，爲其孫請求通婚，當時贊普年僅14歲。唐中宗許嫁金城公主。景龍四年（710年）春，吐蕃遣使迎娶金城公主。唐中宗開始派侍中紀處訥爲使者，護送金城公主前往吐蕃後，紀處訥推辭不就。唐中宗又命中書侍郎趙彥昭護送金城公主，趙彥昭也堅決推辭。最後還是左驍衛大將軍楊矩勉強充任了使者，楊矩因此而升任鄯州（今青海省西寧樂都一帶）都督。唐中宗本人親自送金城公主到始平縣（今陝西興平），悲泣歔欷良久，才命身邊的大臣賦詩餞別。始平縣也由此沾光，赦始平縣死刑以下，百姓免賦一年，改始平縣爲金城縣（當時金城即今蘭州，距吐蕃境甚近，故以始平擬之）。金城公主及唐蕃使臣沿當年文成公主入蕃路線西行，吐蕃派專人爲金城公主鑿石通車，修築“迎公主之道”。金城公主抵達吐蕃後，贊普赤德祖贊與其舉行了盛大的完婚典禮。開元二十七年（739年），金城公主病死於邏娑（拉薩）。唐玄宗聽到消息後，特意在長安光順門外爲公主舉哀，輟朝三日。不過，唐朝外嫁的公主很少能真正起到和親的作用，金城公主入蕃30年，此間唐蕃之間進行了多次戰爭，甚至有的唐朝公主還因爲兩國開戰而有生命危險。天寶四年（745年），奚王與契丹王反叛，就分別殺掉了各自所娶的唐朝固安公主和永安公主。唐朝公主出塞和親對歷史影響深遠，用“和親”用作兩國間王室通婚的專詞，也自唐代始。唐人陳陶在《隴西行》中說：“自從貴主和親後，一半胡風似漢家。”』
難得的是，太宗並未因貞觀之治的重大成就忘乎所以。他常常提醒自己：創業難，守成也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連年豐收，他認爲是一喜，邊境平安，是二喜，但是“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太宗想不到的是，他的後世子孫玄宗李隆基取得了開元之治的盛世局面，但卻沒有保持住居安思危的精神，在功成名就後日益腐化，結果引來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的大動盪，形勢急轉直下，盛唐由此而衰，此時，距離太宗的貞觀之治不過106年。
唐太宗開創的貞觀之治的施政樣板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激勵了後世如元朝忽必烈、滿清乾隆皇帝，甚至包括日本的德川家康等各種各樣的統治者。貞觀之治由此成爲中國歷史有力的政治象徵，其政績一直爲後世傳頌。時至今日，中國人仍自稱爲“唐人”，世界各地華人集中的地方稱“唐人街”，便是來源於此。
【二 開元盛世】
從開元到天寶，大唐政治舞臺上最最主要的人物自然是玄宗。歷史人物往往既是劇作者又是劇中人，玄宗一生大起大落的悲喜劇，從一開始就轟轟烈烈地上演了。
先天二年（713年）三月，玄宗即位後半年多後，晉陵縣（今江蘇常州）一個從九品的縣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提出：“隋氏縱慾而亡，太宗抑欲而昌，願陛下詳擇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這主要是針對當時大唐達官貴戚競相浮華、奢靡成風的現象提出的。
韋后亂政時，安樂公主奢侈驚人，命人織成百鳥毛裙兩件，自己一件，韋后一件，計價百萬。這兩件毛裙，正看爲一色，旁看爲一色，日下爲一色，影中爲一色，彷彿百鳥並見裙中。自安樂公主作成此裙，百官之家多仿效，致使“江嶺奇禽異獸毛羽，採之殆盡”。太平公主則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太平公主爲武則天唯一的女兒，自小倍受寵愛，除遍佔京畿“膏腴”田園外，“綺疏寶帳，音樂輿乘，同於宮掖。侍兒披羅綺，常數百人，蒼頭監嫗，必盈千數。外州供狗馬玩好滋味，不可紀極”。事見《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太平公主傳》。安樂公主和太平公主雖然先後伏誅，但奢靡之風仍在，“互相誇尚，浸成風俗”。
玄宗看了楊相如的奏疏後，“覽而善之”，針對“風俗奢靡”的社會流弊，斷然採取了措施：規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內宮后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製作的飾物，並且遣散宮女，以節省開支。他又下令全國各地均不得開採珠玉及製造錦繡，一改武則天以來後宮形成的奢靡之風。玄宗在行動上遵循曾祖父“太宗抑欲而昌”的做法，抑情損欲，刻厲節儉，屢禁奢靡，以求“返樸還淳，家給人足”。
玄宗深知“文質之風，自上而始”的道理，首先從自己做起。前面提過王皇后之父王仁皎病死後，玄宗特別優待，想按自己外祖父竇孝湛死時的喪葬規格，築高墳大塚。宋璟、蘇頲二相進言制止，玄宗急忙改過，對宋璟等表示：“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綱紀，至於妻子，情豈有私？”（《舊唐書·卷九十六·宋璟傳》）司馬光認爲玄宗這一“抑欲而昌”的舉措對後來實現“大治”非常重要，稱讚說：“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至於玄宗晚年奢侈糜爛，“晚節猶以奢敗”，則是後話了。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開元年間的大多數宰相都以“清儉”著稱。開元初，玄宗用姚崇爲相。姚崇身爲宰相，卻沒有自己的專門宅第，全家人住在離朝很遠的地方。他上朝處理政務後，常常因天晚不能及時回家，就住在一個叫罔極寺的寺院裏。有次，姚崇患了瘧疾，由上常令源乾曜處理政務，每有大事，就到寺裏請教姚崇。源乾曜與姚崇接觸較多，十分敬佩姚崇嚴於律己、廉潔勤儉的生活作風，他奏請玄宗讓姚崇搬進四方館（屬中書省）居住，玄宗當即批准。但姚崇認爲四方館太豪華，又藏有公文，不便住進去，遂堅決謝絕。姚崇臨終前留下遺囑，告誡子孫“各守其分”，還特別“屬以薄葬”。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認爲：“唯開元之世，以清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勁，盧懷慎清而慎，張九齡清而和，遠聲色，絕貨利，卓然立於有唐三百餘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恥，天下乃藉以乂安。”（《讀通鑑論·卷二十二》）宋璟、張九齡等人，都是歷史上的名相，政治上均有所建樹。
正因爲開元君臣嚴於律己，自上而始，使得大唐的奢靡風俗得到了有效的抑制，逐漸形成“返樸還淳”的氣象。可以說，“開元之治”的實現，實際上是以“返樸還淳”爲起點的。
玄宗即位時，李姓王朝已經經歷了幾十年的篡位和血腥的苦難。爲了穩定政局，玄宗採取果斷地將武氏、韋氏及太平公主的餘黨都加以殺戮或貶斥。爲了提高行政效率，將武后以及中宗和睿宗時大量委派的斜封官（非正式任命），試、攝、判、知官（非正職的冗官）予以裁撤精簡，將宰相的人數由睿宗時的十餘人減少到兩三人。對於自己的同胞兄弟，玄宗恩禮優待，卻不給他們以實職，從根本上削弱了皇室內部發動政變的政治基礎。而對那些自恃對玄宗有功而邀求權位的功臣，比如劉幽求、鍾紹京、王琚等人，則堅決予以貶斥。這樣，通過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本來已經衰落的皇權，在堅強果敢的玄宗手中又重新達到了頂峯。
要強調的是，玄宗初期的得力大臣都是武則天遺留下來的人才，武則天在位時大力推行科舉制度有效地選拔了一批有才能的精英爲朝廷效力。而玄宗即位初期所進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就是通過這些精英人才進行的。
這個時候的玄宗，意氣風發，雄心勃勃，一心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開元四年（716年）正月，王皇后的妹夫、尚衣奉御長孫昕因與御史大夫李傑有過節，約同妹夫楊仙玉在里巷伺機毆打李傑。李傑氣憤之極，也不管對方是不是皇親國戚，上表陳訴說：“大臣被打，實爲辱國。”李傑這帽子扣得很大，而且相當高明。玄宗大怒，下令處斬長孫昕、楊仙玉等參與者。散騎常侍馬懷素認爲正月不宜行刑。於是玄宗改判斬刑爲杖斃於朝堂，以謝百官，並表示：“爲令者自近而及遠，行罰者先親而後疏。”（《舊唐書·卷一百·李傑傳》）同時下敕書慰問李傑。處置長孫昕等人後，“由是貴戚束手”。
玄宗此時不過30歲出頭，掌權不過幾年時間，還沒有忘記他登上政治舞臺的艱辛，所以，這件事的處理，應該出於玄宗的本意，而並非所謂的帝王權術。玄宗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向天下人表明了“勵精求治”的決心。
人們習慣將一個美好的時代稱爲“黃金”時代，這種黃金時代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幾次，玄宗所開創的“開元盛世”是最爲人們稱道的盛世典範之一。這的確是一個閃耀着黃金般光輝的時代，一個政績彪炳、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國力富強的時代，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光芒萬丈的時代，無論是內政、外交、軍事，還是文化、藝術，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開元時期，土地開闢，許多“高山絕壑，耒耜亦滿”。由於開源節流，國家財政日益豐裕，全國的糧倉充實，致使物價十分廉宜。據杜佑《通典》所記：“至（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米鬥至十三文，青齊谷鬥至五文。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鬥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絹一匹二百一十文。”可見當時糧食布帛產量豐富，物價低廉，商業繁茂。有杜甫詩爲佐證：“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尤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洲四道無豺虎，遠行不勞求吉日。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中國的絲綢沿着絲綢之路到了西方，馬上就成爲羅馬貴族們手裏比黃金還要珍貴的奢侈品。
當時大唐的百姓，不僅在家安居樂業，出外旅行也很舒適，道路暢通，行旅安全。《通典》記載：開元時東至洛陽、汴梁，西至關中歧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肆豐溢，每個驛站都出賃驢馬供客人騎乘。南詣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驛站和店鋪。杜甫也曾經在詩中描寫：從秦州（今甘肅天水）通西域（今新疆及中亞一帶）的驛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當時甘肅到新疆的驛舍有池、有竹，可見氣候和水源遠比現在好得多。還有一個數據，很能說明社會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開元十八年（730），全國犯罪的僅24人。
國力強盛是開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標誌。自唐高宗以後，吐蕃強大，成爲唐朝西方的嚴重威脅。武后時期，後突厥復興於漠北，契丹崛起於東北，造成唐朝北方形勢的緊張。許多在貞觀、永徽年間歸屬唐朝的地區重又脫離控制。玄宗即位後，加強鄰接地區的軍隊，開立屯田，大大充實了防務，又從東北到西北和南方設立了平盧、范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四鎮、伊西北庭、劍南等9個節度使和一個嶺南五府經略使，以統一指揮戰守軍事。對外戰爭也取得了輝煌的戰果。開元五年（717年），唐朝從契丹收復了遼西21州，重置營州都督府，漠北拔也古、同羅、回紇等都重新歸順唐朝。在西北，唐朝收復了碎葉城，並打敗了強悍的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亞的道路由此重新被打開，唐朝對西域的主權恢復，唐朝的聲威遠播西亞。日本、朝鮮半島同唐朝的聯繫頻繁，南亞各國同唐朝交往不斷。各國的使者和商人來往不絕。關於打敗吐蕃和玄宗的邊防體系，後面在《哥舒夜帶刀》一節中再詳細講述。
許多來華的胡人（唐人對各國人士一律統稱爲“胡人”，外國商販稱之爲“胡商”、“胡賈”，外國僧人統稱爲“胡僧”，外國女子統稱爲“胡姬”）見識了唐朝舉世無雙的繁榮，樂不思蜀，以至不想回國，乾脆就留在了中國。當時西域少數民族普遍嚮往東方樂土，都城長安更是衆望所歸的聖地，所以這裏雲集着數量驚人的西域胡人，有時可達20萬之衆。長安獻藝的歌、舞、百戲、幻術（雜技）等高手，以及與他們相伴而來的是在長安開設飯鋪酒肆、歌樓舞榭的胡商胡姬，他們很快就成爲唐朝文化大視野中的一道新奇風景。
社會經濟的繁榮必然推動文化的發展。盛唐在文學藝術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碩果累累，氣象非凡，成就巨大。唐詩最爲後世稱道。唐詩大潮在開元時期達到了頂峯，一瀉千里，蔚爲壯觀。大詩人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等均爲空前絕後的超一流詩人，將整個盛唐詩壇裝點得空前壯美，氣象萬千。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詩人（所謂大曆十才子）也是這個時期培育出來的。大書法家張旭、顏真卿，大畫家吳道子，大音樂家李龜年的藝術成果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其它舞蹈、雕刻、塑造等藝術，也無不取得輝煌而顯著的成就。
在一個封建朝代，集中出現瞭如此多足以照耀千古的傑才俊士，是玄宗統治前期文治武功的最好寫照。他的成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但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皇帝，後來的帝王也再也沒人能夠超越他。開元，確實開出了一個嶄新的新紀元，開出了中國封建史上最鼎盛、最輝煌的豐碑。
這是一個充滿陽剛之氣的時代，振奮人心，蓬勃向上。因爲自信、開放、寬宏、博大、發達，大唐聲威撒播四海。
盛唐內政與外交、軍事以及詩歌等方面，在後面的篇章中將會陸續論述，這裏重點談談唐朝的樂舞。
玄宗儀表非凡，性情英斷，本人多才多藝，能書法，諳熟音律，在生活和志趣方面的豐富，絲毫不亞於他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是歷史上罕見的集政治家與藝術家於一身的帝王。在玄宗的大力推崇下，音樂舞蹈藝術樂舞藝術在玄宗一朝達到了古代中國藝術成就的最高峯。
玄宗加強了樂舞機構的設置，本人甚至直接參與創作，極大地推動了樂舞創作的繁榮。
唐代宮廷的樂舞機構，著名的有教坊、梨園、太常寺。這些地方不但集中了大批優秀的民間藝人，還培養了不少專業藝人。就連各地的官伎、營伎、家伎，也多是經過嚴格的選拔和培訓，能歌善舞，具有出衆的才能。當時，中外各民族樂舞的交流融合蔚然成風，優秀的音樂家、舞蹈家燦如繁星，光彩奪目的樂舞作品層出不窮。下面略舉幾例——
唐朝的劍舞膾炙人口。劍舞隸屬健舞，舞姿英武，氣勢宏偉。唐代擅長此舞者，首推公孫大娘。公孫大娘的劍器舞是“西河劍器”和“劍器渾脫”結合演出。“西河”地屬民風剽悍的西北，而“渾脫”則本是西域舞蹈。與南朝沿襲下來的“採蓮曲”、“後庭花”等軟舞不同，此健舞淋漓頓挫，緊張激烈，充滿戰鬥氣氛和生命活性。陳腸《樂書》載：“樂府諸曲自古不用犯聲……唐天后末年，劍氣（器）入渾脫，始爲犯聲之始。劍氣宮調，渾脫角調，以臣犯君。”可見渾脫舞之伴奏音樂是相當雄壯熱烈。杜甫有詩稱讚公孫大娘的舞技：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
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
耀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
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
開元三年（715年），杜甫在郾城親自見到公孫大娘舞劍器。這時候的杜甫才只有十幾歲，見到如此精彩的舞技，印象極爲深刻。大曆二年（767年），杜甫又於夔府別駕元持宅，觀看臨潁李十二孃舞劍器。李十二孃是公孫大娘的弟子，舞藝深得其師風範。杜甫觀舞生情，撫今追昔，想起了52年前的往事，寫下了《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行》的著名詩篇。
詩中極力稱讚公孫大娘的《劍器舞》聲震四方，表演時觀者如山，人人爭看。當她起舞時，光芒四射，有如后羿射落了9個太陽。那矯健迅捷的舞姿又像羣仙乘龍飛翔。隨着那隆隆的鼓聲，奔放急速的舞蹈動作如雷電襲來；而那穩健沉毅的靜止姿態，又如江河湖海凝聚着青光。觀衆爲之色變，天地似乎還在旋轉而低昂不定。
公孫大娘籍貫、身世、生卒皆無考，生平事蹟僅寥寥見於所觀者的筆記數則。古來聖賢皆寂寞的命運，很好地應驗在公孫大娘身上。開元盛世之時，公孫大娘方值青春年華，才貌過人，佳人舞，動四方，何等的恣意。彪悍的劍器舞，雄渾的大唐風，竟由一個靈秀女子舞出了神韻。而天寶之亂時，整個大唐帝國天昏地暗，連帝王都棄京而逃，許多名人和非名人們都在大動亂中失去了生命和身影。公孫大娘也自此杳無蹤跡，劍舞沉寂，不知所終。這大概也是花甲之年的杜甫見到李十二孃劍舞英姿時無比激動而感慨、愴然而涕下的主要原因。在歷史的大動盪中，普通人的命運沉浮始終是不能自已，在歷史的棋局中始終只能充當棋子，而非棋手。
大唐書法名家張旭的書藝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黃山谷語）。另一書法名家顏真卿甚至兩度辭官，專門向他請教筆法（顏真卿的故事後面還會提到）。張旭書法的成名，是從公孫大娘的劍舞得到啓發的。張旭曾對學生說：當初看到公主與一位挑夫在路上相遇爭道，悟出了筆法上的爭讓之理；後來又見到公孫大娘舞劍，這讓他徹底領悟到草書的神韻。杜甫《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行》序中說：“昔有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據說懷素也是得益於觀看公孫大娘劍器舞。若真是如此，唐朝“草書二聖”都可算得上是公孫大娘的弟子了。
『注：張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吳郡（江蘇蘇州）人。初仕爲常熟尉，後官至金吾長史，人稱“張長史”。爲人灑脫不羈，豁達大度，卓爾不羣，才華橫溢，學識淵博。與李白、賀知章、李適之、李進、崔宗之、蘇晉、焦遂稱爲“飲中八仙”。杜甫在《八仙歌》中寫道：“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張旭是一位極有個性的草書大家，常於酒酣之後，乘興而書，一邊揮毫一邊大叫，有時竟以頭髮蘸墨縱情大書，時人稱之“張顛”。後懷素繼承和發展了其筆法，也以草書得名。二人並稱“顛張醉素”。後人論及唐人書法，對歐、虞、褚、顏、柳、素等均有褒貶，唯對張旭無不讚嘆不已，這是藝術史上絕無僅有的。』
當時以劍舞聞名的還有將軍裴旻。裴旻武藝高強，擅長舞劍，“文宗時，詔以（李）白詩歌、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新唐書·卷二百零二·李白傳》）。裴旻喪母后，特請吳道子在東都洛陽天宮寺作壁畫，以爲亡母超度。吳道子是壁畫創作大家，據說他曾在一座寺廟中畫了十八層地獄的畫面，市場中的屠夫魚販觀後害怕下地獄後受到大刑，再也不敢殺羊宰魚。傳說吳道子作畫靠的是一股氣，講究一氣呵成，與舞劍器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爲“廢畫已久”，吳道子便請裴旻舞劍一曲，以觀豪壯氣概，助己作畫。裴旻當場脫下孝服，欣然起舞。唐代《獨異志》描述其表演道：“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空而下，觀者數千人，無不悚怵。”如此精湛而驚險的舞技，觀者無不譁然驚歎。當時大詩人王維有一首《贈裴旻將軍》詩：“腰間寶劍七星文，臂上雕弓百戰勳。見說雲中擒黠虜，始知天上有將軍。”對裴旻的劍舞讚譽極高。吳道子觀舞后奮筆作畫，當即而成，“爲天下之壯觀”。此壁畫由張旭題字，成爲所謂“一日之中，獲睹三絕”的千古佳話。
八月五日是玄宗的生日，自開元十七年（729年）起，這一天被定爲法定節日“千秋節”，全國都要放假，大肆慶祝。“千秋節”的時候，玄宗在勤政務本樓下舉辦宴會，同時還在樓前的大型廣場上舉辦歌舞表演，以助雅興。
有一年“千秋節”，彙集到廣場上的人很多，爭着往前擠，然而，衆人爭相擁擠的原因卻不是要爭睹天子玄宗的尊容，而是要看一名叫做念奴的宮伎的風采。念奴是當時知名度很高的藝人，歌技出色。她的歌聲激越清亮，被玄宗譽爲每執板當席，聲出朝霞之上。元稹稱讚其“飛上九天歌一曲，二十五郎吹管逐”。每當念奴出場時，便是萬衆喝彩，道路爲之擁塞，聲勢相當浩大。可見追星一事，古已有之。“千秋節”一般是3天歡慶，念奴的表演結束後，還會有很多人聚集在廣場，要求繼續聽念奴唱歌，導致事先安排好的其他演出無法正常進行。到了這個時候，朝中官員無法應付躁動的人羣。玄宗不得不讓高力士出面宣佈：“念奴將會再爲大家演唱，希望大家安靜下來。”現場喧鬧聲即刻消失了，人們開始靜靜地等待。那架勢，絕對不亞於當今任何的追星場面。
念奴所唱的曲調後來演變成詞調，這就是著名的《念奴嬌》。宋朝蘇東坡有《念奴嬌·赤壁懷古》，名垂千古。當後人樂道於“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的陽剛之氣時，是否曾想到，這個詞調其實出自天寶年間的一個出色的女歌伎？
宋詞爲中國文學史上的大高峯，但詞的起步和發展其實都是源自唐朝。這點從詞牌名便可以看出，許多宋詞的詞牌名實際上都是唐朝的樂曲名。唐朝民間有著名樂舞《潑寒胡舞》，因舞者頭戴蘇幕遮帽，唱詞中也有“蘇幕遮”之語，故又稱《蘇幕遮》。《蘇幕遮》在後來也發展成爲著名的詞牌名。
另外值得一提的還有《霓裳羽衣舞》，在講述楊玉環的時候還會再提到。此樂曲由玄宗本人親自創作而成，爲唐代最出色的大型樂舞和著名的法曲。樂曲主體爲道調法曲。舞蹈是此曲的組成部分，舞者必須裝扮得極其典雅美麗，宛如仙女。演出服飾必須遵照特殊規定，上身著“羽衣”，象徵孔雀翠羽；下身著“霓裳”，即豔如彩霞般的彩裙。該舞的編導手法十分高妙，運用剛柔、強弱、急緩、動靜等的變化對比，通過樂曲、歌唱、舞蹈的遞次展現、或同時齊發，創造了一個獨特的藝術形式。
此舞首次公開推出，是在玄宗冊立楊玉環爲貴妃的慶典上，因爲聲勢浩大，樂舞精妙，一經面世便轟動天下。文學雅士爭相贊詠，擅藝之人多方肄習，傳授各地，可謂空前的繁盛。不過到了晚唐，屢經戰亂，幾乎滅絕。雖有殘存的舞曲，也已難復舊觀。
南唐後主李煜之妻大周后也是個音樂天才，曾經得到《霓裳羽衣舞》殘譜，還將之改編爲琵琶彈奏。《南唐書》載：“後主昭惠周後，通書史，善歌舞，尤工鳳蕭琵琶。唐朝盛時，霓裳羽衣曲爲宮廷的最大歌舞樂章，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後（大周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餘音復傳於世。”及至宋代，舞曲雖有開發，而舞蹈部分已逐漸喪失。
開元盛世，是一個充滿着夢想，同時也能使夢想變爲現實的時代，人生的種種理想都能被這個氣勢恢宏的時代所激盪。一個封建泱泱大國所有迷人的光彩，都在這半個世紀的歲月中閃耀：疆域遼闊，物產豐富，經濟繁榮，文藝昌盛。整個開元年間，唐朝的君臣和百姓就在歌舞昇平中度過。還有什麼比生活這樣的盛世更令人心滿意足呢？唐朝，成爲東方的傳奇。長安，成爲傳奇的樂土。
然而，西漢史學家司馬遷說過：“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平準書》）又提出要“見盛觀衰”。遺憾的是，玄宗沒有借鑑前人的經驗教訓，他看到了繁榮強盛的表面，卻沒有看到背後更深刻的政治危機。
【三 賢相應時而生】
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的爆發，實際上是許多微力因素聚集成合力的結果。提到因素，首先要從大唐的宰相說起。
國家動亂依賴於良將平定，國家安定依賴於賢相治理，這是封建帝王治理國家最經典的理論。宰相是輔佐皇帝，總領百官辦理國家大事的最重要職位，它對整個國家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唐朝實行多宰相制度。唐太宗時，特置參議得失、參知政事、參預朝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中書門下三品等名號，職務都是宰相。唐高宗以後，侍中和尚書、中書、門下三省的長官都是宰相。其他官員的官職加上同中書門下三品的職銜，便也是宰相。四品官員以下，只要加平章事名號，也列入宰相之列，共同參議國政，只是權柄要輕一些。這套制度終唐之世不改，目的是爲了防止出現西漢初年相權太重、君權反而被架空的情況再次出現。
開元元年（713年）七月，玄宗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謀亂，開始考慮任命宰相一事。當時的形勢不容樂觀：經久不息的宮廷政變大大地傷了朝廷元氣，吏治的混亂、腐敗亟待治理。這樣的局面，非能人不能治。這時候，玄宗想到了姚崇。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陝州峽石（今河南三門峽東南）人。玄宗時爲避“開元”字諱，改名崇。他自幼受父影響，懷“王佐”之志，折節讀書，精通吏道。長大後，應“下筆成章”制舉，授濮州司倉參軍。幾年後至京城任司刑丞，參與審定刑獄。武則天后遷爲夏官（兵部）郎中。時契丹侵擾河北，軍務繁劇，而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條理，深受賞識。聖歷三年（700年）春，狄仁傑向武則天薦姚崇任夏官侍郎（四品）。不久，姚崇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又遷鳳閣侍郎兼知政事。
姚崇具有極其敏銳的政治嗅覺，當時武則天病重，他積極參與了復辟李姓唐朝的活動。復辟成功後，武則天被迫移居上陽宮，衆人都歡呼雀躍，唯獨姚崇爲武則天掬了一把同情淚。畢竟，他曾經長期效忠於這個風格強硬的女人。復辟的組織者張柬之與姚崇交好，特意提醒道：“今日豈是啼泣時！恐公禍從此始。”姚崇答道：“元之事則天皇帝久，後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從公佚奸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臣子之常道，豈敢言功；今辭違舊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終節。”（《舊唐書·卷九十六·姚崇傳》）
姚崇因爲此事被排除在新復辟的核心權力圈之外，出爲亳州刺史，後歷任宋州、常州、越州、許州刺史。但中宗復位後，武三思等殘餘勢力勾結韋皇后，捲土重來，張柬之等參與復辟的人或被貶，或被殺，唯獨祟倖免於難。這確實應驗了中國的那句老話：“塞翁失馬，安知禍福。”睿宗即位後，因姚崇作風務實，善於處理實際事務，即召姚崇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不久遷中書令。當時李隆基還是太子，太平公主幹預朝政，姑侄二人鬥得不可開交。姚崇和宋璟都站在太子一方，爲李隆基出謀劃策，建議請太平公主出居東都洛陽，以防太平公主謀反。太子李隆基爲避免觸怒太平公主，反而罷免了姚崇和宋璟。姚崇在棋局中最終還是可憐的棋子，成爲了李隆基的犧牲品。
然而，姚崇能先後在武則天和睿宗朝中爲相，確實是有過人的才幹。凡軍國要務，皆瞭若指掌。他爲相且兼兵部長官，凡軍隊的戍兵駐屯營地和偵察瞭望哨所，以及士卒倉儲器械的數量，“無不精熟”（李贄《藏書·智謀名臣姚崇》），是衆所周知的能人。所以，玄宗剷除了太平公主完全掌握了局勢後，便立即想到了姚崇的可用之處。
開元元年（713年）十月，玄宗召姚崇入朝議論國事，欲加重用。姚崇侃侃而談，針對當時弊端向玄宗建言“十事”。玄宗聽完後，欣然接受。次日，便正式拜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又遷紫微（中書）令。
『注：唐承隋制，中央仍實行三省六部制。唐朝的三省爲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中書省的正副長官是中書令和侍郎，下設中書舍人，負責起草詔制。門下省的正副長官是侍中和侍郎，下設給事中，負責審覈中書省起草的詔旨，駁正違失，並審批尚書省的奏鈔。尚書省的正副長官是尚書令和左右僕射，下設左右丞。該省統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負責貫徹執行中央擬定的政令。因太宗李世民曾任尚書令，以後臣下避居該職，形同虛設，故左右僕射實際上成爲尚書省的最高長官。唐初，三省的最高長官都是宰相。當時在門下省還設政事堂，爲三省宰相共議軍國大事的場所。後來，凡參加政事堂會議的官員都是宰相，他們均加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等銜，再後逐漸確定爲“同中書門下三品”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姚崇初爲宰相時，有一次向玄宗奏事，玄宗卻仰視大殿的屋頂，不加理睬。姚崇說了好幾遍，玄宗始終充耳不聞。姚崇還以爲自己說錯了什麼，但又不知道錯在哪裏，只好訕訕退了出去，心中忐忑不安。高力士也覺得姚崇挺委屈，勸諫玄宗說：“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玄宗說：“朕任元之（指姚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耶！”（《資治通鑑卷·卷二百一十》）意思是嫌姚崇奏報的事情太小，以後這類的事都不必上奏，宰相直接處理就行了。高力士立即到中書省傳達玄宗的旨意。姚崇轉憂爲喜，感激之餘，放手施爲，當斷即斷。
姚崇沒有辜負玄宗的信任。他兢兢業業，輔佐朝政，革故鼎新，大力推行社會改革，興利除弊。從整飭制度入手，罷去冗職，選用官吏，各當其才；並抑制皇親國戚和功臣的權勢，注意發展生產，爲“開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故杜牧稱讚他“首佐玄宗起中興業”。
姚崇精於吏道，處事明敏。有次，姚崇因私事向玄宗請了十幾天假，從而使應當處理的政務堆積如山。同朝宰相盧懷慎自以爲才幹不及姚崇，凡事推而不專。姚崇假滿復出後，只一會兒，就將未決之事處理完畢。於是，紫微舍人齊瀚稱姚崇爲“救時之相”，稱盧懷慎爲“伴食之相”。
只是，這救時宰相沒有當得長久。姚崇善於治國，卻不善於治家。開元四年（716年），姚崇的兩個兒子招權攬賄，招來了非議，給姚崇帶來非常不好的影響。不久，姚崇的幕僚中書省主書趙誨又因爲受蕃人賄賂而入獄。玄宗親自審訊，定爲死罪。姚崇卻因爲念舊，千方百計地營救，玄宗因此很不滿意。姚崇爲此憂懼不安，數次申請辭退相位。玄宗答應了他的請求。姚崇以開府儀同三司的身份罷知政事。
姚崇罷相後，玄宗仍命他五日上朝一次。每有重大政事，便專門徵詢姚崇的意見，待遇甚厚。開元九年（721年），姚崇去世，享年70歲。在中國古代政壇如沙場、骨肉相殘煎的社會中，姚崇能佐政三帝，三朝爲相，這實在是不多見的。
安史之亂爆發後，玄宗逃到成都，當得知兒子肅宗任命房琯爲相時，喟然長嘆說：“此不足以滅賊也。”又說：“若姚崇在，賊不足滅也。”並盛讚姚崇的“宏才遠略”（《大唐新語·卷八》）。後房琯出軍收復長安，果然大敗，幾乎全軍覆沒。
接替姚崇宰相職位的是姚崇大力推薦的宋璟。姚崇與宋璟共事多年，深知其德行和才能。姚崇的舉薦，頗受後世史家好評。宋人洪邁說：“姚崇避位，薦宋公自代。唯賢知賢，宜後人之莫及也。”（《容齋隨筆》卷五）
關於宋璟，也有許多有趣的故事。
宋璟素以清廉正直和剛正著稱。武則天當朝時，男寵張易之、張昌宗貴寵用事，頗有野心。有人在長安右衛西街公然張榜揭發說：“易之兄弟、長孫汲、裴安立等謀反。”當時宋璟爲御史中丞，認爲榜中所揭發的事情嚴重，要求調查張易之、張昌宗。武則天自然不同意，宋璟堅持力陳。武則天很不高興，命宋璟退出。宋璟慨然說道：“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這時候，左拾遺李邕說：“宋璟所奏，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武則天這纔有所醒悟，傳命張氏兄弟配合調查，並命張氏兄弟向宋璟辭謝。宋璟拒而不見，讓使者轉告張氏兄弟：“公事當公言之，私見即法有私也。”當時滿朝文武稱呼張易之、張昌宗爲五郎、六郎，以表示親熱，唯獨宋璟稱呼官名。天官侍郎鄭杲覺得奇怪，問道：“中丞奈何喚五郎爲卿？”宋璟回答說：“若以官秩，正當卿號；若以親故，當爲張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張氏家僮，號五郎、六郎何也？”鄭杲大慚而退。事見《大唐新語·卷二》。
武三思通過上官婉兒攀附上韋后，重新得幸於中宗。京兆人韋月將不堪憤激，上書揭發武三思與韋后的姦情醜事。中宗不聽，命立斬韋月將。此時宋璟爲黃門侍郎，認爲應當“按而後刑”。中宗聽說後連衣服都來不及換，從側門衝出，催促宋璟趕快將韋月將斬首，一副生怕韋后的姦情傳聞被更多人知道的樣子。宋璟當場拒絕，說：“人言宮中私於三思，陛下竟不問而斬，臣恐有竊議。故請按而後刑。”中宗勃然大怒，宋璟卻絲毫不懼，大義凜然地說：“請先斬臣，不然，終不奉詔。”碰到如此強硬、以生命要挾的臣子，中宗也無可奈何，只得改判韋月將嶺南流配。不過後來，韋月將還是在嶺南被人暗殺。事見《大唐新語·卷二》。
宋璟在玄宗朝爲相期間，建言行事，繩愆糾過，對朝政多所裨益，被玄宗稱爲“吏治之才”。他與姚崇並稱爲開元賢相，並有“崇善應變以成務，璟善守文以持正”的讚詞。後宋璟以年老爲由退休，隱居洛陽。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卒於洛陽，次年遷葬沙河先塋。
『注：唐大曆五年（770年），宋璟去世33年之後，著名書法家顏真卿應宋璟後裔之託，撰文並書寫了碑文。碑的正面、陰面和左側刻有顏真卿書寫的盈寸楷體，洋洋3000餘言，敘述了宋璟這位中唐政治家的政治經歷和他一生的偉績。宋璟碑文，字體端莊，氣勢開張，用蠶頭磔尾的隸法於捺筆首尾，結體字大充格，磅礴大氣。顏真卿書寫宋璟碑文時，時年65歲，書法藝術爐火純青，成爲他的傳世名作之一。宋代大文豪歐陽修看到宋璟墓碑時稱讚道：“如忠臣烈士，首先君子莊嚴尊重，使人畏而愛之，雖其殘不忍棄也。”南宋金石學家趙明誠所著的《金石錄》，推崇宋璟碑爲上上品。明代學者都穆稱宋璟碑“人文字，真足三絕”。清朝王昶編撰的以著錄歷代石刻爲主的《金石萃編》一書，也將宋璟碑列爲上品。此碑至今尚存。』
古代宰相的職能非常重要，國家政治的好壞，經濟發展的快慢，往往取決於宰相是否得人。玄宗任用了姚崇和宋璟，天下因而大治。姚崇和宋璟代表了一個時代。這個時代，一切都是爲了皇權的鞏固，沒有任何勞民傷財的行動。正如白居易詩中所言：“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作爲宰相，這二人不但才華出衆，而且政績斐然，是相當成功的。“姚崇、宋璟、蘇頲等皆以骨鯁大臣，鎮以清靜。朝有著定，下無覬覦。四夷來寇，驅之而已；百姓富饒，稅之而已”（《舊唐書·卷九·玄宗本紀下》）。二人無愧於名相的稱號。
大唐近300年，“房（玄齡）、杜（如晦）”與“姚（崇）、宋（璟）”並稱四大賢相，前二人爲貞觀之治做出了貢獻，後二人則在開元之治中功不可沒。姚崇和宋璟二人的罷相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結束。此時，天下已經大治，大唐都城長安生機勃勃，商賈雲集，人來人往，熙熙攘攘，各色人等，神采飛揚。唐王朝已進入到一個傳奇而輝煌的時代，海內晏然，天下太平。天下人爲生在盛唐而自豪，玄宗也爲此而驕傲。需要剋制的時代結束了。
【四 哥舒夜帶刀】
在玄宗一朝，隨着默啜可汗的出現，東突厥再次崛起。此時玄宗剛好醉心於曾祖父太宗“天可汗”的威風，十分熱衷於開邊。爲此，邊境將領經常挑起對異族的戰事，以邀戰功。
『注：默啜可汗在高宗和武則天時期一度對唐朝廷形成威脅，武則天甚至讓侄子武承嗣之子武延秀娶默啜之女爲妻，以此來籠絡默啜可汗。當時不少大臣反對，張柬之直言不諱，說：“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並因此被貶斥出朝。』
玄宗曾經派大將薛訥（薛仁貴之子）出征，此次西征即爲演義小說《薛丁山徵西》的原型。默啜可汗面對強大的對手，避實就虛，先與歸附唐朝的拔曳固部會戰，大勝而歸。但在半路，默啜卻突然被拔曳固手下的一個小兵頡質略刺殺。默啜的軍隊大亂，竟然就此一鬨而散。頡質略則從容割下默啜首級，交給了唐軍。歷史的傳奇性，絲毫不亞於小說的戲劇性。而在史書中，偶然性決定歷史走向的事例更是隨處可見。
經過新一輪的權力爭奪，毗伽成爲東突厥的可汗，並且在與唐軍第一輪大規模的戰鬥中大獲全勝，聲名鵲起，成爲突厥人心目中的偶像與民族英雄。之後，東突厥與唐朝就開始了長期的拉鋸戰，時戰時和，都是根據當時的形勢而定。毗伽可汗幾次要求娶唐朝的公主，但始終沒有得到同意。東突厥於天寶四年（745年）徹底滅亡，完全是因爲內部爭權奪利所導致。毗伽可汗的妻子率衆歸順了唐朝。與此同時，吐蕃開始興起，對河西走廊地區和西域及劍南地區構成了嚴重威脅。
提到唐朝與吐蕃之間的戰爭，就不得不提到哥舒翰。哥舒翰，西突厥哥舒部落人。突厥習慣以部落的名稱爲姓氏，所以這個部落的人都姓哥舒。哥舒翰出身富貴，父親哥舒道元爲哥舒部落的首領，做過唐朝安西大都護府的副大都護。母親尉遲氏是于闐（今新疆和田西南）王之女。
哥舒翰父親爲部落首領，母親是于闐公主，家中有錢有勢，養成了他豪爽、好俠縱酒的性格。他爲人仗義疏財，義氣重諾，又喜歡飲酒賭博。他的整個青年時期就是在衣食無憂的生活中度過，一直是無所作爲。當哥舒翰40歲的時候，父親哥舒道元在長安去世。哥舒翰遵從中原習俗，到長安爲父守孝三年。因他整日無所事事，長安尉很瞧不起他。哥舒翰這才“慨然發憤折節，仗劍之河西”，一氣之下跑到河西，投在河西節度使王倕門下，當了一名小小的軍官。
不久，善於發現人才的王忠嗣接替王倕擔任節度使，將哥舒翰提拔爲衙將。哥舒翰好讀書，對《左氏春秋》、《漢書》尤其感興趣。由於他通曉大義，仗義疏財，爲人又重義氣，所以頗得士兵擁戴。
天寶六年（747年），王忠嗣再次提拔哥舒翰爲大斗軍副使。同時還提拔契丹人李光弼爲河西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共同負責經略吐蕃。大斗軍駐防在大斗拔谷（在今甘肅民樂縣東南，甘、青兩省交界處的扁都口），那裏是河西走廊通往青海的捷徑。因防守有功，哥舒翰被晉升爲左衛郎將。當時吐蕃騷擾邊境地區，哥舒翰率軍與其戰於苦拔海。吐蕃軍分成三隊，從山上依次衝下出擊。哥舒翰手中長槍折斷，便持半截槍迎擊，奮勇衝殺，連破三路吐番軍，所向披靡。從此，哥舒翰威名遠揚。戰後，哥舒翰擢授右武衛員外將軍，充隴右節度副使、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
隴右，就是今天甘肅的隴山、六盤山以西和黃河以東一帶。關西，就是今天的函谷關或潼關以西的地段。在哥舒翰到任以前，每到麥熟季節，吐蕃便出動大批兵馬到積石軍（今青海貴德）來搶奪麥子，並且還狂妄地把積石軍稱做“吐蕃麥莊”。因吐蕃勢大，加上行蹤出沒不定，唐軍當時無人能夠防禦。哥舒翰聽說後非常憤怒，立即作出了精心部署。先派部將王難得、楊景暉等率兵馬至東南谷設伏。到了收穫季節，吐蕃果然派出5000騎兵前來搶麥。到積石軍營壘後，吐蕃以爲唐軍跟以往一樣，依舊縮在城中不敢出戰，便大大方方地放馬脫甲，開始入田割麥。這時候，哥舒翰親率精銳騎兵，從城中突然殺出。吐蕃軍猝不及防，匆忙上馬迎戰，結果死傷過半，餘者奪路而逃。當逃至東南谷時，王難得、楊景暉等伏兵四起，一舉將吐蕃殘軍全殲。此戰大獲全勝，吐蕃5000騎兵，竟無一人逃脫。從此，吐蕃再也不敢來搶麥。
哥舒翰有家奴名叫左車，年齡只有十五六歲，卻是膂力過人。每次出戰，他都緊跟在哥舒翰身邊。哥舒翰擅於使槍，每當追上敵人時，先用槍搭在敵人的肩膀上，然後大叫一聲。當敵人驚然回頭，便趁機直刺咽喉，順勢挑起敵屍五尺多高，再摔在地上。左車立即下馬，斬敵首級。主僕二人一直如此配合，甚爲默契。敵軍見此，無不心驚膽寒。事見《舊唐書·卷一百零四·哥舒翰傳》。宋朝大學者蘇軾對此有詩吟道：
“路旁拾得半段槍，何必開爐鑄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當令君喪魂。”
哥舒翰曾率兵追擊敵軍，但由於戰馬受驚，陷於河中。這時3名吐蕃將領前來刺他，他大喝一聲，三將嚇得都不敢動。不久救兵趕到，將三將全部斬殺。哥舒翰威名由此可見一斑。有一首假託“西鄙人”所作的《哥舒歌》在隴右一帶廣爲流傳：“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充分地反映了一方的黎民百姓對哥舒翰的信賴和讚頌。這首五言絕句後被選入蘅塘隱士選編的《唐詩三百首》中。
玄宗在位期間，極喜邊功。天寶六年（747年）七月，詔河西、隴右節度使（治鄯州，今青海樂都）王忠嗣去攻打戰略要地石堡城（又名鐵刃城，在今青海湟源西南）。但王忠嗣一向以持重安邊爲己任，認爲：“石堡險固，吐蕃舉國而守之。若頓兵堅城之下，必死者數萬，然後事可圖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請休兵秣馬，觀釁而取之，計之上者。”（《舊唐書·卷一百零三·王忠嗣傳》）王忠嗣的態度引起了玄宗的不滿。
同年十月，好大喜功的玄宗改派將軍董延光攻打石堡城，讓王忠嗣配合。王忠嗣不得已出軍，但不積極相助。董延光因到期未能攻克石堡城，擔心皇帝責罰，便將責任全部推到了王忠嗣身上。宰相李林甫一直忌憚王忠嗣功名日盛，擔心王忠嗣會入朝拜相，早就開始“日求其過”，這時候便趁機落井下石，誣陷王忠嗣“欲奉太子”。玄宗最恨朝臣與太子結黨（他自己沒有想過，太子是他的親生兒子，皇位早晚是太子的。關於皇權下父子的微妙關係，後面還有專門的篇章論述），聞奏大怒，立即將王忠嗣召回朝中，下獄審問。
玄宗召王忠嗣入朝後，因久聞哥舒翰大名，又召哥舒翰入朝。哥舒翰入朝前，並不知道玄宗召見他的真正目的，還以爲是因爲上司王忠嗣下獄一事。有人勸他隨身多帶一些金帛，以相機營救王忠嗣。哥舒翰坦然說：“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爲！”這話說得大義凜然，極爲慷慨，周圍人深爲他的氣度折服。於是，哥舒翰一個人只背了一個包裹，前去長安。
進京途中，哥舒翰的心情一定不會很好。老上司下獄待審，而他自己也是前途未卜。
天寶六年（747年）十一月，唐玄宗在華清宮召見哥舒翰。二人談得非常投機，玄宗決定用哥舒翰取代王忠嗣。於是任哥舒翰爲鴻臚卿（專管少數民族事務的官職），兼西平（治西都，今青海樂都）太守，攝御史中丞，代忠嗣爲隴右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隴右節度事。
不久，審訊王忠嗣的官員爲迎合上意，判王忠嗣死刑。哥舒翰聽到消息後非常喫驚，請求用自己的官爵來贖王忠嗣的罪。玄宗根本不聽，站起來打算走入內宮。哥舒翰在後面叩頭相隨，“言詞慷慨，聲淚俱下”地爲王忠嗣申冤。玄宗看到哥舒翰赤誠之心出自肺腑，頗爲感動，於是免除了王忠嗣的死罪，將王忠嗣貶爲漢陽（今湖北漢陽）太守。一年後，王忠嗣在任上憂鬱而終。經過這件事，朝廷上下都對哥舒翰稱讚不已，誇讚他是個忠義之人。哥舒翰不但救了王忠嗣的性命，還贏得了極好的口碑，他也從此成了權勢極大的封疆大吏。
天寶七年（748年），哥舒翰採用“步步爲營”的軍鎮策略，在青海湖建神威城。因爲城就修在吐蕃軍前，使吐蕃軍倍感壓力，因此傾全力進攻。不久，神威城被吐蕃人攻破並毀之一旦。哥舒翰重新奪取神威城後，又在青海湖的龍駒島上修築應龍城，與神威城遙相呼應。隨後，哥舒翰一改唐軍的消極防禦爲主動進攻，一舉攻克戰略要地石堡城。然後以石堡城爲前沿陣地，繼續將戰場推向吐蕃腹地，終於收復了失陷多年的黃河九曲之地。而吐蕃在與哥舒翰的交戰中，開始時尚能發動反擊，到後來只能是疲於招架，毫無還手之力，最後只能是“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了。吐蕃當時是大唐最難對付的鄰國。最終哥舒翰使唐朝對吐蕃的戰爭中取得了全面勝利。
哥舒翰治軍嚴厲，“三軍無不震懾”。在攻打石堡城時，負責攻城的先鋒官副將高秀巖、張守瑜因沒完成任務，險些被哥舒翰斬首，後來二人在寬限日期內攻佔了石堡城，方保住性命。哥舒翰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與其嚴格治軍是分不開的。
哥舒翰的馳騁英姿及輝煌戰績，大詩人李白、杜甫、高適、元稹都有吟誦。李白有《述德兼陳情上哥舒大夫》：
〖天爲國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擁靈臺。
浩蕩深謀噴江海，縱橫逸氣走風雷。
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軍皆披靡。
衛青謾作大將軍，白起真成一豎子。〗
天寶十二年（753年），玄宗封哥舒翰爲涼國公，食實封二百戶，並正式任命爲河西節度使。不久又晉封爲西平郡王。此時正值楊國忠和安祿山爭寵，楊國忠得知哥舒翰與安祿山有矛盾後，就想方設法擴大哥舒翰的職權，以與安祿山抗衡。天寶十三年（754年），由楊國忠大力舉薦，玄宗拜哥舒翰爲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楊國忠與勁敵哥舒翰的聯盟，確實讓安祿山感到了莫大的壓力，直接促使他加快了造反的步伐。
天寶十四年（755年），吐蕃王病死。吐蕃派出使節，要求與唐朝建立友好關係。唐朝也派出使節去吐蕃，弔唁故王，冊封新王。此時，在中國西部邊境，吐蕃的威脅似乎都已經被遏制。哥舒翰對此功不可沒。然而，隨着安史之亂的爆發，唐朝大量軍隊內調，又即將揭開中國吐蕃關係史災難性的新篇章。
這裏特別要提到的是，後來對唐朝政治和社會有重大影響的神策軍也是由哥舒翰所創。天寶十三年（754年），哥舒翰奏請於所開九曲之地置洮陽、澆河（皆今甘肅臨潭西）二郡及神策軍，以臨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陽太守，充神策軍使。在這個時候，神策軍還只是隴右節度使所屬的一支駐守臨洮城的軍隊，但在安史之亂爆發後，便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神策軍奉命入援，參加了平叛戰鬥，戰亂平定後，神策軍因原駐地已經被吐蕃佔領，不得不留在朝廷，逐漸發展成唐朝的禁軍。之後，神策軍屢次參與平定藩鎮割據，抵禦外族的侵略，成長爲唐朝勁旅。但由於神策軍軍權爲宦官所控制，由此引發了宦官擅權的局面，甚至連天子的廢立也常常由宦官來決定。
唐朝爲了有效防範突厥和吐蕃，大力加強了邊防駐軍。尤其開元中期以來，軍事的勝利助長了玄宗對外擴張的野心，他早已經放棄了早期的儉樸和剋制。隨着戰爭的長期進行和不斷擴大，戰爭不完全是捍衛邊疆而帶着擴張的性質了。這就是史書中所說的“開邊意未已，精兵皆戍北邊，使天下之勢偏重”。
唐朝建國後實行的是府兵制。府兵制爲北魏宇文泰所創建，唐朝的府兵制本身有其特殊性，在中國古代兵制史上相當罕見。關於這一點，可以與漢朝的兵制作比較：漢朝是寓兵於農，全農皆兵；唐朝只能說全兵皆農，就是說，每個士兵都要種田，但不是所有種田的人都要當兵。
唐朝將全國的人口做調查統計，根據各家的經濟情況，將全國人口分爲九等人。下三等的人沒有資格當兵。作爲補償，朝廷會免去當兵家庭的租庸調。這樣，當兵是地位的象徵，所以，富裕人家願意當兵，這就是府兵。府兵自己有田有地，平日務農，農閒操練，徵發時自備兵器資糧，輪流保衛京師，防守邊境，因此不需要朝廷出錢來養軍隊。府兵制多少能減輕民衆服兵役的勞苦，對生產的影響不大。那麼，府兵制是怎麼破壞的呢？
各地府兵要輪流到京師宿衛一年。貞觀年間，太宗李世民經常親自教習這些府兵騎射，府兵們都覺得榮耀，願意爲國家出力。後來，天下太平無事，在京師宿衛的府兵無事可做，逐漸淪落爲達官貴人的苦工，受人輕視，因此，再有府兵下一輪宿衛，便千方百計地逃避。
再說邊境上的府兵。府兵原來是三年一代，但因爲邊防戰事頻繁，戍期延長。前面提過，府兵都是家境富裕之人，到邊關時，往往攜帶不少絹匹（唐朝以絹作幣），這是他們的私房零用錢。邊將見財起意，便想方設法地侵吞士兵財物，還強迫士兵服苦役。這樣，由於邊將貪污，朝廷腐敗，直接導致沒有人再願意當府兵，發生了大批府兵逃亡事件。這種情況發生在玄宗一朝，正是唐帝國國力鼎盛的時期。
在這樣的情況下，唐朝廷只好停止徵發府兵，開始實行募兵制，其實就是僱傭兵。唐帝國此時財力雄厚，政府有財力僱人當兵。招募來的士兵，軍器、衣糧都由朝廷發給，長期服兵役。唐初便有募兵一說，隨着府兵破壞，募兵日益盛行。唐玄宗開元年間，京師宿衛、邊鎮戍兵以至地方武力，已基本上爲募兵充任。鎮守京師的爲長從宿衛，後改名彍騎（彍音廓，各令習射，一律張弓的意思）。戍邊的稱健兒，長期服役，又被稱爲長從兵或長征健兒。地方上則有團結兵。
實行府兵制，地方兵力分散，中央握有重兵。而在募兵制下，中央彍騎招募的多爲市井無賴，不堪一擊。地方團結兵裝備差、數量少，也很虛弱。只有邊鎮軍力強大，至“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中國無武備”。邊防的駐軍日益增多，形成了外重內輕的局面。而這些被招募的士兵，絕大多數都是番人。正是大量使用少數民族番人當兵當將，而沒有采取任何提防措施，才造成了後來“安史之亂”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
節度使制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節度一詞出現較早，意爲節制調度。節度使成爲正式職銜始於唐睿宗景雲二年（711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之時。節度使爲差遣職，其官署稱爲使府、幕府，幕職有節度副使等文職和都知兵馬使等武職，每一節度使領若干州，爲這一地區最高軍事長官，總轄區內的軍、政、財大權，所轄區內州縣歸其統屬。功名卓著者往往可以入朝爲相，故節度使地位頗重。
玄宗先後緣邊設置安西、北庭、河東、河西、朔方、范陽、平盧、隴右，劍南節度使和嶺南五府經略使，建立了一個完整的防禦體系。自開元至天寶元年，共增至十大鎮，如下：
（一）朔方節度使，治靈州，安北單于二都護府屬之，捍禦突厥。
（二）河西節度使，治涼州，斷塞吐蕃突厥往來衝道。
（三）河東節度使，治太原，與朔方爲犄角，備禦突厥及回紇。
（四）隴右節度使，治鄯州，控遏吐蕃。
（五）安西節度使，治安西都護府，統轄西域諸國。
（六）北庭節度使，治北庭都護府，防禦突厥餘部。
（七）范陽節度使，治幽州，控制奚、契丹。
（八）平盧節度使，治營州，安東都護府屬之，鎮撫室韋、靺鞨諸部。
（九）劍南節度使，治益州，西抗吐蕃，南撫蠻獠。
（十）嶺南節度使，治廣州，安南都護府屬之，綏服南海諸國。
玄宗設置的這一防禦體系在對外防禦上是較爲嚴密的，它們之間可以相互配合，互爲犄角，同時，又可以彼此牽制，互相防範，不至由於兵力過重而導致邊將作亂。但制度是一回事，具體執行起來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大的問題就是將帥久任，不按時換防。由於府兵制的廢止和募兵制的實行，當兵在當時已經成爲了一種職業（類似當今的僱傭兵）。而邊兵在邊地長期駐守一地，久不更調，便逐漸變成了地方節度使的私人勢力。兵士只知將帥，不知有皇帝。這無疑就增加了邊將擁兵自重的可能性，爲其作亂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後期，更演變出一人身兼任數鎮節度使的情況，危機更加嚴重。
宰相李林甫的邊將策略更加重了這一危機。他爲了獨掌相權，不僅控制朝廷百官，對於邊帥的防範也不遺餘力。
自唐興以來，軍事統帥都用忠厚名臣，規定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四夷之將，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這些名臣往往從節度使的位子上直接入爲宰相。所謂“出將入相”，便是指這種情況。開元時期，像郭元振、薛翊、張嘉貞、張說、杜暹、蕭嵩、李適之等名臣，都因爲在邊地立下功勞，由大將直接提拔入相。從邊將中提拔一直是唐朝選相的一條重要原則。
李林甫爲了鞏固自己的相權，便想杜絕出將入相的根源。天寶六年（747年），李林甫向玄宗進奏：“憑陛下的雄才大略，國家的富裕強盛，而蕃人還沒有消滅，是因爲用文臣爲將帥，怯懦不勝任作戰。陛下如果真要消滅四夷，揚威海內，就不如用武官，武官不如胡將。胡將生下來時就氣力雄大，少年時養在馬上，善於騎射，長大了練習戰陣，這是他們的天性。陛下如果安撫籠絡他們，任命他們爲將，使他們爲朝廷盡力死戰，那麼夷狄就不難解決了。”
任用蕃將並不是李林甫的發明創造，唐太宗貞觀年間已有先例，但和李林甫此時的別有用心完全不同。貞觀時期，太宗用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等蕃將爲將，這些人均爲大唐奮勇殺敵，且戰功赫赫。然而，唐朝廷使用蕃將時也是大費心機，常以漢臣予以牽制，避免不利於朝廷。李林甫提出的建議則是以蕃將爲邊關主帥，委任他們一方軍政大權。這完全是李林甫的私心。絕大多數蕃將不識漢字，是以功勳再大，沒有可能也沒有資格擔任宰相，這樣，李林甫就可以從根本上杜絕了邊帥入相的道路。十分可惜的是，曾經英武決斷的玄宗沒有看透李林甫的奸詐用心，竟然採納了這一建議，先後提拔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人爲邊帥。這不得不說是玄宗在軍事上的最大失誤。在這些蕃將中，玄宗又首用安祿山，對安祿山的器重和恩寵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此時的局勢，兵力的分佈內重外輕，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之流，精兵強將集中在北方的邊境，不免養虎成患，遺患無窮。在衆多蕃將之中，以安祿山最爲飛揚跋扈，身兼三處節度使，十餘年不遷徙，最終釀成“安史之亂”。歷史學家認爲：“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節度使的權力也愈來愈大，他們不僅統兵，而且逐漸掌握了當地的民政、財賦、刑法權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新唐書·卷五十·兵志》），這無疑成了其後地方割據勢力的最適宜的土壤和溫牀。這些節度使表面上聽命於朝廷，實際上陽奉陰違。爲了拉攏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官多俸祿多，朝廷的軍費開支因此大大增加。
天寶年間，大唐的危機已經不是來自於外部敵人的威脅，而是內部邊防的勢力。天寶元年，全國軍隊57萬人，49萬都駐守在邊鎮，京城內外駐兵僅及邊軍的六分之一。外重內輕的局面，成爲大唐最危險的暗流。這暗流，到安祿山恩遇最濃時，便開始蠢蠢欲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