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治病良藥(1)
南京失守,蔣介石沒有把唐生智推出來做替罪羊,而是將責任攬到了自個兒身上,說自己作爲全軍統帥,第一個有罪過,對不起國家,尤其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直到一年之後,在南嶽軍事會議上,他仍然就南京失守的戰術問題作出了檢討,表示國家受到了巨大損失,實在對不起國家。
內心裏,蔣介石甚至對發起並擴大淞滬戰役都產生了懷疑,時常一個人喃喃自語:我的智能學識還是太欠缺了,我的忍心耐力還是不足,所以纔會遭此困厄。
假如我更明智一點,或者再忍耐一下,不擴大戰役規模,可能不致有今日之敗,也不會損失如此之慘吧。
陷身這樣的危局之中,誰能助我,又有誰能真正爲我籌策補過?
當被孤獨和無助深深困擾的時候,蔣介石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些故人,其中,有幫他跳火坑維持華北前線的義兄黃郛,有幫他打造國防工事整訓德械部隊的朱培德,有幫他削藩並經營西南後方的楊永泰。
可是,在“七七事變”以前,這些人就都早早離去,再也不能幫他了。
可悲啊。
焦慮憂悶之下,蔣介石生病躺倒在牀。
蔣哭,近衛就笑了。
他的笑,是那種放肆的笑,狂傲的笑,小人得志的笑。
當日軍兵臨南京城下時,他曾通過陶德曼要求與中國“調停議和”,蔣介石答應可以談,但並未明確同意日方條件,相反,還另外提了一箇中方條件,那就是要取消“塘沽協定”。
近衛一看,氣壞了。他認爲即將簽署的,應該是一份城下之盟,可蔣介石的架勢卻好像是日本被打敗了一樣。
南京一淪陷,近衛便立即按照僞滿的模式,在北平拼湊了一個“臨時政府”,這就等於招呼都不打一聲,直接爲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準備了一個替代品。
仿冒總是仿冒,做工再好,還是沒法跟正宗的相比,近衛也並沒天真到以爲“臨時政府”能完全代替南京政府,他只是在給對手施加壓力罷了。
作爲中國的四大城市,北方的北平、天津,南方的上海、南京,都已被我攻陷,你南京政府現在連實體的存在都成了問題,不降何待?
近衛現在對一個國家頗不滿意。這個國家就是德國。
其實從淞滬戰役到南京保衛戰,德國已經中斷了武器輸送,那些德國顧問也並未起到想象中那麼大的作用。但日本人並不這樣看,或者說,他們不願意這樣看。在他們眼裏,中國本來就不經打,應該一觸即潰纔是,之所以能撐這麼長時間,讓他們損失這麼多兵將,都是德國顧問在暗中幫忙的結果。
德械是沒有了,但德國顧問還在中國,還在幫助中國人打仗,你們想這樣騎牆騎到哪一天?
要不幫我們日本,要不幫他們中國,你自己選一個吧。
這個題目可把希特勒給難壞了。眼看着中國必敗(或者說已敗),他那麼勢利的一個法西斯,怎麼可能幫中國呢?
他再派陶德曼去探日本人的口氣。
這樣吧,我再去幫你勸一勸,中國不是已經答應可以舉行直接談判了嗎?
一說起這個事,近衛嘿嘿冷笑數聲,談判行,但條件不一樣了。
原來的條件是一個月前的行情,那時候我們還未打下南京,如今打下了,倘若還是一個價碼,你說現實不現實?
當初蔣介石說要取消“塘沽協定”,這在近衛看來,完全是“戰敗者無禮之言辭”,你都敗了,還敢跟勝利者討價還價,是不是腦子缺氧了。
他隨手拎過一把算盤,三七二十一,四四一十六,撥拉出了新的“靖和條件”。
除原先要求外,又加了三條:
其一,正式承認僞滿。
其二,凡日軍所到地區均屬非武裝帶。
其三,中國對日賠款。
這些條件,蔣介石能答應嗎,一條都不可能答應!
別忘了,蔣介石也是一個革命者,國民黨當初就是以革命政黨的面目出現,才推翻滿清,打倒北洋的。
滿清崩潰,不光內政腐敗,更重要的還緣於其對外屢戰屢敗,不斷地籤不平等條約,不斷地賠大筆銀子,北洋倒臺,同樣與屈辱地接受“二十一條”有不可分割的聯繫。
如果蔣介石答應日方條件,那他還不如滿清和北洋呢。
近衛不瞭解這些嗎,作爲一國首相,他豈有不曉之理,只是他認爲南京既已攻下,名不副實的南京政府自然成了魚肉,他想割哪一塊就割哪一塊,想怎麼爽就怎麼爽,根本就不用去考慮對方的感受如何了。
12月26日,陶德曼給蔣介石帶來了日方條件。
對這些條件,近衛要求給予限期答覆:1938年1月15日以前。在這以後,即使全部答應,也算作廢,讓你後悔都來不及。
《三國演義》中說,袁紹給生病的曹操發了一封討伐書,文章寫得很給力,曹操聽完之後,“出了一身冷汗,不覺頭風頓愈,從牀上一躍而起”。
陶德曼來的時候,蔣介石正在生病,連站都站不起來,接待德國人的是他老婆宋美齡。
在病牀前聽宋美齡讀完“靖和條件”後,他雖然不一定會立刻一躍而起,但可以肯定情緒異常激動。
這是赤裸裸的訛詐和羞辱,日方所提條件如此苛刻,絕無接受餘地!
事實證明,近衛並不真正懂蔣介石,後者往往到最艱難的時候卻反而能迸發出驚人的意志力。
先前,他或許有過悲傷,失望,彷徨,懷疑,到這時卻只有憤怒和絕不妥協。
近衛的“靖和條件”,讓他更深刻地認識到,今日除投降之外無和平,舍抗戰之外無生存,日本不是真正想停戰談判,而是要藉機征服與滅亡中國。
近衛以爲南京失陷和屠城就可以使蔣介石精神崩潰,卻不料反而激怒了對方。
當然,每個人的承受能力都不一樣,日本人選擇在南京屠城,並不僅僅是泄憤,恐嚇也是目的之一。
經歷過那個時代的老人對我說,那時候南京城裏人頭滾滾,南京城外也是屍骨遍地,曾經的江南富饒之鄉,成了“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人間地獄。
面對這種無邊無際的恐怖,老百姓怕,已遷居武漢的各方人士,甚至軍政要員們也在發抖。
僅僅半年時間,中國的陸海空軍精華已近乎喪失殆盡。殘存下來的中國軍隊雖組織了二線防禦,但兵力已嚴重不足,試想,全盛時期猶不能制敵,這時候還能再抵禦強大的對手嗎?
戰略這個東西,都要經過很長時間纔看得出來,當時當地,幾乎沒有多少人認爲中國還有勝利或成功的可能,均以爲在軍事失敗的情況下,非趕快求和不可,幾乎衆口一詞,放眼望去,更是舉國惶惶,悽慘景況難以言狀。
據說當時除蔣介石之外,在國民黨和政府內部,對戰事比較樂觀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馮玉祥,另一個呢,並不是國民黨員,甚至還不是中國人,是德國顧問法肯豪森,但他們倆也不過相信中國仍然能和日本再打上六個月而已。
在陶德曼送來了“靖和條件”並做了“內部工作”後,連法肯豪森也不再堅持他的六個月了。
12月27日,中國統帥部召開最高國防會議,對陶德曼的此次調停進行內部討論。會上,多數人主張接受“靖和條件”,抱病與會的蔣介石說了聲不可以,話猶未了,連平時蔫蔫呼呼,不大出聲的于右任都站起來插嘴,言語之中,頗有譏誚蔣氏不自量力的意思。
連法肯豪森這樣的“絕對軍事權威”都斷言了,中國打不過日本,那何必再繼續無謂地耗下去呢?
可想而知,這個時候主戰,與淞滬戰前,甚至南京失陷以前都大不一樣,需要真正有點逆風而行的精神。
像曹操讀完書信的狀態一樣,蔣介石的病也很快好了,並且堅決主戰。
此時求和,對國民黨和政府而言,無異於自取滅亡,不僅外侮難堪,要蒙受莫大恥辱,而且會導致內亂益甚,國內將因此再度失去凝聚力,重新進入一盤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面。
你們這些人只看到如今時局之危,卻不曉求和之害,真是愚不可及,何能撐此大難也?
蔣介石把主和的官員,包括汪精衛、孔祥熙、于右任、居正等一個個找來,逐一進行面談,反覆說兩句話,一句是“當此國家危迫之時,若無堅忍不拔之志,從何立足”,另一句是“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
在屋內漆黑一片,似乎看不到一點光亮的艱難時刻,蔣介石把窗簾布一拉,說你們看看外面,世界大得很,我就不信沒人幫我們一道整治日本人,關鍵是我們自己得苦撐待變纔行(“不患國際形勢不生變化,而患我國無持久抗戰之決心”)!
由於蔣介石的力排衆議,中國統帥部內部終於達成一致,決定對於近衛所提條件,一概不予理會。
儘管如此,外交部在答覆陶德曼時,卻並沒有一口拒絕,而是說需要時間研究商量,等敲定後再正式答覆。
距離最後答覆,還有將近一個月,這一個月可以做多少事啊,對於蔣介石和他的軍事部署來說,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搶時間。
1938年1月1日,蔣介石正式辭去行政院院長一職,專任軍委會委員長,以便能夠騰出全部精力來部署軍事。
近衛內閣和軍方當然也不傻不笨,不可能呆呆地等你在那裏“研究商量”而遲遲不動,他們在遞交“靖和條件”時就說得非常明確:在你點頭答應條件之前,絕不影響日本的軍事行動。
然而事情說來也怪,南京失守之後,日軍並沒有馬上沿長江直取武漢,顯然,這與日本人開戰以來兵貴神速的作風是不符的。
國外有觀察家曾經指出,當時只要日軍立即向內地進兵,他們可能遇到的最大障礙,恐怕也只是叢山與丘陵。
毫無疑問,日本人在佔領南京之後不繼續窮追其敵,是在關鍵時候下了一個大漏着。
之所以會“漏”,一方面是經過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日軍本身也人困馬乏,需要休整;另一方面,他們在攻陷南京後所產生的樂觀麻痹心理無疑也起了作用,人一驕,動作和步伐自然就慢了下來。
在短時間內,日本統帥部的戰略部署開始轉向保守,大踏步前進也變成了細嚼慢嚥。
不過歸根結底,時間是不能等人的,近衛對此猶有感觸。
自從讓陶德曼給中國政府帶去“靖和條件”之後,他一直在癡癡地等着迴音。可是等啊等,轉眼半個月過去了,中方仍然毫無聲息,好像完全忘記了有這麼一碼子事。
最後兩天,近衛真有度日如年之感,他甚至疑心對方是不是日曆表出了問題。
事到如今,也不要管什麼矜持不矜持了。近衛把陶德曼請來,讓後者給中方再送一份擬好的最後通牒,其實就是提醒一下:喂,還有兩天啦!
無人作答。
直到1月15日下午4點,中國外交部才由陶德曼轉來了答覆。
一看這份答覆,近衛氣昏了頭。
在答覆上,中方並沒有明確拒絕“靖和條件”,而是說這些條件的內容“過於廣泛”,我們都看得雲裏霧裏,能不能弄個更詳細和具體的解釋。
這樣還不具體,我一二三四五,已經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難道你們連“承認僞滿”、“對日賠款”這幾個字都看不懂?
近衛就是再傻,也知道對方在使拖延戰術了。
好哇,死到臨頭,還跟我玩這一招。
近衛咬牙切齒,你不仁,我不義,既然你們沒有任何誠意,就不要怪我不客氣了。
立即停止談判,不談了!
不過在當天政府與軍方召開的聯絡會議上,近衛的主張還是遭到了反對,而反對者不是別人,正是參謀次長多田駿。
多田駿顧慮的,自然還是對蘇美備戰那檔子“經國大業”。
雖然蔣介石的表現很調皮,但你不跟他談,又跟誰談,現在投入中國的兵力這麼多,實在有夠危險,所以還是得抓住時機繼續談,早談早超生。
近衛沒有出現在聯絡會議上,代表他意見的是外相廣田弘毅與陸相杉山元。這二位屬於“停止談判派”,而多田駿則是“繼續談判派”,兩派你來我往,各不相讓。
衆人的喉嚨大小,聲量高低,歷來都是要以軍隊的臉色爲唯一標準的,前線軍隊就是日本的火車頭,“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本來參謀本部是陸軍的孃家,可是多田駿次長如此表現,哪還有一點孃家人的樣子。
現在能夠代表陸軍強硬立場的是杉山元,他纔是強勢的一方,而多田駿則變成了理屈詞窮的弱者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