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死亡旅行（1）
本來蔣介石還想支持傅作義繼續進攻商都，以端掉僞蒙軍老巢，但因閻錫山態度消極，加上突然聽說西安不穩，他決定先放一放，到西安去安撫東北軍。
他沒有料到的是，此次西安之行會是一次差點永遠買不到歸程票的死亡旅行！
這場大戲的主角先後有好幾個人，其中之一就是東北軍少帥張學良。
人生是多麼詭異，兩個“九一八”，把張學良的命運分割成了兩處。
1930年的“九一八”，東北軍以調停爲名入關參戰，張學良因功被授以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且坐擁華北、東北兩大地盤，正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一時風光無人能及。
1931年的“九一八”，卻蒙羞失地，不僅丟失東北，還戴上了“不抵抗將軍”的帽子，聲譽降到冰點。
如果前一個“九一八”算成功日，後一個“九一八”卻是標準的恥辱日，不僅是他個人的恥辱，還是國家的恥辱。
從那以後，張學良和他的東北軍，就像是失去跌停板控制的股票，翻着跟頭往下摔了。
1931年9月18日，不作抵抗，放棄東三省，退入錦州。
1932年1月3日，再次不戰而棄錦州，至此，不到半年，關外三省一區皆喪於敵手。
1933年3月4日，熱河淪陷，前後不到十天。
再然後，關東軍逼近長城，繼東北之後，華北也搖搖欲墜。
在內戰之中，他曾是多麼精明且敢作敢爲，以至於連馮玉祥、閻錫山這樣的千年老狐狸都摔倒在了這個毛頭小夥面前。
可是在外戰中，他又表現得那麼怯懦和無能，以至於105個守備隊員可以攻破北大營，120多個騎兵也同樣能夠佔領熱河省。
其實每一次做決策前都經過猶豫和彷徨，然而毫無例外，最後下的每一着棋又都是實實在在的臭棋。小事聰明，大事糊塗，或者說，內戰聰明，外戰糊塗，幾乎成爲“九一八”之後掛在少帥身上的固定標籤。
他仍然在繼續沉淪。
長城抗戰前後，出現在世人面前的張學良，已是骨瘦如柴，精神頹喪，別說指揮作戰，就是談一回話，都堅持不了，隔一會兒就得到裏面去打針——當然不是感冒輸液，而是去打嗎啡針。
沒有人認爲以他這樣的精神和身體狀態，能夠保衛長城，所以海內外輿論鼎沸，紛紛要求其下野走人。
被迫辭職出國的張學良，面臨着的是軍事慘敗，政治失意，身體頹廢，原來還想保住一些老本，最後一摸口袋卻發現已輸得分文不剩。
東北之後，尚有華北，華北之後，終於沒有退路了。
在海外漂泊的那幾年，張學良也想到了振作，想到了要改變形象，想到了要拯救自己，於是他戒除毒癮，打算東山再起。
1934年，張學良啓程回國。
回國後的張學良戒了毒，身體也得到恢復，比以前胖了，身子骨也硬朗了。
這時國內的政治形勢已經大變，外戰重又轉向內鬥，雖然大部分時間還是暗鬥——各個地方諸侯與蔣介石“合縱”、反“合縱”的鬥爭愈演愈烈。
一直沒有表明態度的張學良重新受到重視，從出國時那個“不抵抗將軍”搖身一變，成了大家爭搶的香餑餑。
張學良剛到上海，馬上就有說客登門。
說客是兩廣派來的，主題只有一個，那就是攜起手來共同反蔣。
張學良並不笨，他馬上就從中掂出來了自己的分量，因此回答的話也就極具技術含量：我會跟你們兩廣一起反蔣的，不過現在仍只有與蔣介石敷衍，免遭其猜忌，才能爲將來的主動爭取機會。
此時張學良的所謂“反蔣”，倒真是對兩廣的敷衍之詞。
兩廣能夠“合縱”，是因爲他們各有各的穩固地盤，進可攻，退可守，而東北軍此時的處境卻是雖在北方，但原有地盤已大多喪失，無所依託，一下子從主軍淪爲了客軍。
今逢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顯然，張學良此時的生存之道，不是參加“合縱”，而是進行“連橫”，即依託蔣介石這個“強秦”，重新舉着抗日大旗殺回東北或華北。如此，客軍纔有轉正成爲主軍的希望和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繼續跟着蔣介石做“忠臣”，就成了張學良的必然選擇。
蔣張會晤，張學良的第一句話就是：再回國內，我不想帶兵了，給你當侍從室主任吧。
蔣介石笑了。
大家知根知底，誰不知道誰啊，這話的前半段是假的，後半段也是假的，但聽着就是讓人打心眼兒裏感到舒服。
蔣張的關係也非常特殊。
說起來，這也算是一對兄弟，但與黃郛的那種兄弟又不同，至少在早期，蔣黃都有過共同理想，稱得上是志同道合。
蔣張則不然，很多時候，與其說是兄弟，不如說是生意場上的盟友更合適。
不過他們這種盟友的牢固程度，又要遠超他人。那麼多盟兄弟，馮玉祥反蔣，李宗仁反蔣，可以說，在蔣介石稱王之後，就沒有不反他的。
與馮、李相比，張學良過去不僅有改旗易幟和入關擁蔣的功勞，而且還幾乎是唯一一個沒有公開表露過反意的地方諸侯，在某種程度上，堪稱擁蔣的模範。
蔣張之間，蔣爲兄，張爲弟，弟弟哪怕是犯過錯誤，做哥哥的也一定要原諒，更何況他曾經幫過你那麼多次。
對盟弟能夠戒毒並重新奮發，盟兄很滿意。
於是鼓勵一下：出國前，你沒有幹好，國民對你不滿意，你這次回來後要好好幹。
張學良脫口而出：我聽你的話，你認爲什麼活最難，就交給我幹吧。
這麼有覺悟，是蔣介石事前根本沒有想到的。
什麼活最難，當然是“剿共”。
張學良一口應承下來，並親自調兵南下，進入大別山“剿共”。
曾有人勸他三思而後行，張學良答覆：你主張抗日，可我現在不能抗；你主張不要“剿共”，而我現在不能不剿。
南下其實正是三思而後行的結果。
對紅軍的實力，張學良原本只有耳聞，並未目睹。東北軍內部也有這樣一種說法：我們打日本不行，打紅軍沒有問題。
的確，這時候的紅軍在實力上確已今非昔比，面臨的困難非常之多。經過大別山的輪番苦鬥，紅25軍被迫長征。
東北軍和中央軍一起追到了陝北，從這個時候起，東北軍的噩運就開始了。
紅軍畢竟不是一般的部隊，到陝北後，包括中央紅軍在內的幾路紅軍會合，儘管面臨的困難仍有增無減，但他們已無退路，其戰略戰術和戰鬥力是東北軍無法比擬的。
最慘的一次，東北軍整整一個師遭到伏擊，從師長、參謀長一直到班排士兵，沒幾個人跑掉，光被俘就有三千多人。到後來，東北軍幾乎就成了人家的運輸隊，紅軍從中繳獲的武器裝備，僅輕機槍就可以裝備一個師。
一時之間，東北軍內怨聲四起，覺得與紅軍這樣抵死拼殺，一點都不值：本來想依靠蔣介石打回東北老家去的，沒想到卻被反過來利用了一把。說不定全面抗戰還沒開始，東北軍就已經在內戰中打得一個不剩了。
及時改弦更張，對東北軍來說幾乎是本能反應——在關內打紅軍，不如出關打日本，死了也是英雄！
於是，早在紅軍東渡黃河，與晉軍和中央軍殺得難分難解之時，東北軍就已與紅軍達成了祕密停戰並互助的協定。
而在當時，主動要求和紅軍聯合，不打內戰，一致對外的，其實遠非東北軍一家，幾乎是所有地方軍頭的不二之選。
以陝西爲地盤的楊虎城不用說了，與張學良那是難兄難弟，到兩廣事變爆發時，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華北的宋哲元、傅作義，都搶着派代表到陝甘寧蘇區，要與紅軍訂立抗日協定，這差不多成了一個公開的祕密。
張、楊與紅軍合作，只不過是在“合縱”的名單上多添了兩個人而已。
蔣介石公開場合和紅軍兵戎相見，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背地裏卻也早早就與中共地下黨建立了聯繫，進行談判，意圖“不戰而屈人之兵”，使的仍是中原大戰前後那套“削藩策”。
當然，對於諸侯們而言，這都是權宜之計。等到蔣介石擺平兩廣事變，衆人又是一鬨而散，沒人再敢到黃土高原上去和紅軍合唱信天游了。
你們都可以散，張、楊不能，一個成天想奪回家園，另一個志在經略西北，如果不跟紅軍合作，二者皆看不到任何前途。
對這些情況，蔣介石不是不知道。
兩廣事變發生前後，明有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暗有藍衣社，都不斷有情報上達南京，說東北軍不是光跟紅軍聯繫的問題，而是內部都快“赤化”了。
矛盾激化的時候，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甚至衝進東北軍軍營，從中抓了幾個“共黨嫌疑犯”。張學良聞訊後大怒，立即派兵對陝西省黨部進行反搜查，又將人領了回去。由此，兩邊結下深怨。
張學良爲此向蔣介石“請罪”，請後者給以“處分”。
在國民黨內，所謂“請罪”、“自求處分”云云，多是做給外人看的場面工夫，實際根本不可能。蔣介石當時揮揮手就過去了，但心中的不快是免不了的。
其實更不快的是少帥。
因爲他發現自己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連馮玉祥都排到他前面去了。
如果說籠絡馮、閻、李這些中原大戰時的老對手，只是蔣介石爲了謀局而不得不爲之的話，張學良看在眼裏卻委實不是個滋味。
他怎麼可能被排在馮、閻、李之後呢。
沒有東北易幟，國民黨的二次北伐能算是成功嗎，能統一全國然後自居爲“中央”嗎？
烽火中東路，就聽了你蔣介石的話，獨自跟蘇聯作戰，最後幾乎把黑龍江軍的精銳都給打光了，試問地方諸侯誰能做到。
中原大戰，又是我，在你最需要援兵的時候，及時出現，並扮演終結者角色，把馮、閻趕下了臺，由此成全了你，卻成了各路諸侯眼中的異類。
長城抗戰，如果沒有東北軍在長城內外苦苦支撐，大家接得上來嗎，華北豈止是維持，怕是早就歸日本人了，哪輪得着宋哲元這些人上臺唱戲。
等到我再次回國，你讓我到東就到東，讓我到西就到西。先是到鄂豫皖，在大別山和紅25軍纏鬥，然後又跟到“苦寒之地”陝西，和中央紅軍打。
你說，地方軍隊裏面，誰肯這樣給“中央”賣命，只有東北軍！
可誰能想到，自己出了這麼大的力，結果卻被拋得越來越遠，位次竟然排到那些中央的“世仇”後面去了。
對內，蔣張之間的關係，雖然表面上仍遠勝於一般君臣，其實內心早已生出芥蒂。
對外，更是快到撕破臉的程度了。
“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淪亡，足以令東北軍上下刻骨銘心，因爲這導致了他們後來的一連串黴運，直至浪跡天涯，無枝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