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後時代（1）
西安事變的結局，卻讓一直在旁觀望的日本人大跌眼鏡。
中國不僅沒有走向內亂，反而還在抗戰的旗幟下高度聚合了人心，諸侯們紛紛從反蔣變成了擁蔣，就連以往不共戴天的國共兩黨也奇蹟般地站到了一塊兒。
與此同時，由於綏遠抗戰的勝利，南京政府在對日政策上更趨強硬，連一貫低調的汪精衛都喊出了“恢復失地，還我河山”的口號。
在綏遠抗戰結束之後，日本在內蒙古已經一敗塗地，他們把所有精力和着眼點都集中到了華北。
有句話叫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如果華北也像綏遠那樣，團結一心，勵精圖治，日本人的“華北工作”恐怕又得像“內蒙工作”那樣無功而返了。
可惜這時的29軍高層已經進入了後蕭振瀛時代，雞蛋上不是無縫，而是縫很大，越來越大，這就讓人家從中找到了空子。
之所以會發展到這個地步，緣於在29軍內部，宋、張之爭又再次爆發。
長城抗戰結束後，宋哲元和張自忠所熱衷的，都不再是領兵打仗，而是所謂的戰而優則仕。
宋哲元公開場合幾乎再也不穿軍裝，出場的標準裝扮是瓜皮小帽配長袍馬褂，常給人以不倫不類的印象。
“主公”如此，昔日武將們亦羣起仿效，紛紛扔下大刀，戴起小帽。其實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於何爲仕途，在仕途之上應該幹些什麼，都不甚了了，乃至“見識常若頑童”，而他們本能的想法也是前面打了天下流了血，後面得安享富貴做大官。
當時一位在北平居住的日本醫生感嘆說，宋哲元的政委會一落地，華北就又進入了武人當政的北洋時代。
古語有謂沐猴而冠，代不乏其人。
宋哲元、張自忠這些人，若在戰場之上，都是一把好手，搞政治，卻沒有一個夠格的。
不過兩人還有區別。
既要搞政治，免不了要招攬門客。宋哲元的門客，就是政委會里的那幫人，裏面很多是跟日本人有扯不清理還亂關係的漢奸文人。
早在蕭振瀛在時，就爲此制定了一個原則，即用人而不被人所用——利用他們去跟日本人打交道，並顯示自己“親日”的一面，實際上並不重用此輩。
蕭振瀛雖走，宋哲元仍是“蕭規宋隨”，張自忠卻是糊里糊塗，常常被人用而不自知。
要說張自忠以前也有過沖動之舉，卻還不至於如此糊塗，那是因爲有蕭振瀛在。
張、蕭關係原來就很好，要不然當年張自忠也不會聽從蕭的話，讓位於宋哲元了。後來張自忠雖因利益之爭，加入過驅蕭陣營，但關鍵時候，後者的話他還聽得進去：蕭振瀛讓他停止反宋，他也就偃旗息鼓，暫不作此想。
可是在蕭振瀛離開華北後，身邊少了這麼一個諍友，情形就完全變了。
天津租界裏面，失意的政客、落魄的幕僚，多得數不勝數。這些人蜂蜂蝶蝶，都是一心要通過做張自忠的門客，以便有朝一日求得富貴的主。
蕭振瀛在時，他們被壓在下面一動不敢動，蕭振瀛不在，這些想富貴想瘋了的門客們便一擁而上，天天在張自忠面前聒噪個不停——宋哲元如今是重嫡系，輕雜牌。
誰是宋的嫡系？
當然是馮治安。
你沒見宋哲元把什麼好處都送給他了嗎。按道理，你是二頭兒，頭兒宋哲元排下來就輪到你了。如果他不在北平，軍隊事務應該由你來代理纔對。
結果，這好事卻歸了馮治安。人家現在是29軍代理軍長，宋哲元不在，29軍的軍務皆由姓馮的一手主持。
還有呢，別看宋哲元讓你做了天津市市長，可他還把自己的河北省主席一職讓給了馮治安。與河北比起來，天津這纔多大一點地面兒。
可以說，冀察兩省兩市，就數河北的位置最顯要，本來這地盤也應該是二頭兒的！
得出的結論就是，張自忠不僅早已淪爲宋哲元的雜牌，而且連二頭兒的排名位置都快保不住了。
如果你服軟，那就俯身稱臣，乖乖地在天津碼頭求個平安符，但倘若你還算個爺們兒，你不仁我不義，爲什麼一定要給這個沒什麼本事的宋哲元當小弟呢？
張自忠原來心裏就有氣，給門客們這麼一渲染，果然憋不住了。
真是欺人太甚。我張某頂天立地一漢子，豈可久居人下。
我們中國人的血液裏彷彿天生就缺乏合作這一細胞，所以上下五千年，內鬥向爲吾國之傳統，而且它是可以由大大小小各種圈子組成的。大到國家，小到斗室，不排出個讓自己心服口服的座次來絕不罷休。
這似乎也能解釋，爲什麼胡適等人熱衷的“民主憲政”從來都只能淪爲書生之見，因爲那玩意就需要大家坐在一張圓桌前搞合作。可是我們從老祖宗那裏繼承下來的，不是圓桌，而是四方桌，誰居上首，誰陪末席，甚至連上桌子的資格都沒有，這都是有講究的，豈能允許你們隨隨便便，呼啦啦地聚一堆，成何體統？
據說新桂系剛剛平定廣西時，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這“三雄”也是誰都不服誰，頗有自相火併之勢。直到後來他們突然想到了一個地方——廣西金田。
那是當初太平軍發家之所在。想想這些被清廷稱爲“長毛”的猛人吧，本來勢頭多好啊，可是江山纔打了一半，就自己熬不住，鬧起了內訌，結果“身死國滅”，爲天下笑。
想到這裏，他們就不敢再鬧了：人家好歹還拿下了半個中國，我們纔剛剛搞定一個廣西，爭來奪去確實沒有太大意思。
廣西的“三雄”故事前鑑未遠，華北的“雙雄”暗鬥卻又要開始了。
張自忠對宋哲元不服氣，想爭做頭兒，可是由於蕭振瀛離開華北前做了佈置，不僅馮治安站在了宋的一邊，即如其他幾個師長，也大多傾向於擁宋，這使雙方實力達到了新的均衡，僅靠張自忠一人，如何能夠再推得動宋哲元這座大山？
實力不濟，那就得玩計謀。
張自忠的門客們曾嘗試引用北洋時代“曹吳配”的辦法，來架空宋哲元。
曹就是盡人皆知的“賄選總統”曹錕，吳就是吳佩孚。“曹總統”稀裏糊塗，根本搞不清楚究竟該如何治國理政，平時諸事不問，所以“曹吳配”當家的實際是吳佩孚。
以“曹吳配”來套用“宋張配”，就是希望宋哲元退到名義上的華北負責人，而由張自忠來主持一切，掌控實權。
這事當然得宋哲元自己願意纔行。
經過暗中聯絡，天津的“擁張派”便傳話給北平政委會里的“擁宋派”，讓後者找機會試探宋哲元。
政委會里的那幫傢伙，與其說他們是“擁宋派”，倒不如說他們是騎牆派更好。反正不管是擁宋、擁張，甚至擁日，無非是奔着名利二字去的，誰上來能給他們榮華富貴，就向誰山呼萬歲。
宋哲元本來就是一把手，從他身上撈不着太大的擁立之功，但如果能夠使二頭兒張自忠“黃袍加身”，意義就不同了，一旦成功，那就是“開國功臣”的待遇啊，所以，這些人的熱情比“擁張派”還來得高。
可是宋哲元並非曹三傻子（曹錕），他個人的自尊心很強，宋、張關係也完全不同於曹、吳，如何甘心充當傀儡一般的角色。
“擁張派”碰了一鼻子灰，張自忠自己也有些束手無策。
這時候他們就想到了蕭振瀛在時曾使用過的那個策略：挾日自重。
宋哲元誰都可以不怕，他能不怕日本人嗎，所以只要能借到老虎皮，宋哲元就只能變成一隻貓，在我們面前乖乖就範。
張自忠沒有想到，他這是在玩火！
當初蕭振瀛也是在29軍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纔不得已使用這一下下策的，而倘若你不是蕭振瀛那樣的縱橫高手，到最後幾乎註定要引火燒身。
蕭振瀛離開華北後，日本人並沒有放棄“以華制華”的策略，一直想在29軍內部繼續做文章。
現在張自忠的門客主動接洽，自然是求之不得，於是馬上把張自忠給順勢托起來，拿一堆舞臺燈光照着，捧其爲華北的中心人物。
1937年4月，日方放出誘餌，說要邀請宋哲元赴日考察。
按照宋哲元自己的解釋，他覺得自己理所當然不能去，但是又不能因此得罪日本人，兩難擇其中，便讓張自忠訪日。
事情似乎是順理成章的：爲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張自忠接受宋哲元的命令，代其前往東瀛。
然而真實的內幕並非如此，張自忠其實並非宋哲元所派，他是自己拿着邀請書去日本的！
在當時，日本繞過宋哲元，而單獨邀其部下，顯然對宋哲元的聲望和權威是一個巨大的打擊，甚至也是一種侮辱。宋哲元明知這一點，卻也只能打碎牙和血吞，對外還要解釋，說這是自己的權宜變通之計——張自忠使日，實乃吾之驅使。
明眼人都能看出，這是日本人使的一個離間之計，爲的就是打壓宋哲元，抬高張自忠。
聰明的，無論如何不能上他這個當。
可是張自忠還是高高興興地去了東京。在那一刻，他肯定認爲由於日本人的“破格器重”，自己的光環超過了宋哲元。沒有想到的是，在不知不覺中，他已經踏入了一個可怕的陷阱。
除了離間，裏面還隱藏着其他大大小小各種陰謀。
在東京期間，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親自宴請張自忠，並照相留念。喫完飯後，其他參觀團成員打道回府，張自忠和旅長們則留下進行會談。
這是一次神祕的談話，時間很長，一直談到深夜才作罷。參觀團的成員們只知道，返回的幾個旅長神情緊張，問起來，只是說談得不成功，卻不肯透露一字半句。
儘管外界不掌握談話的具體內容，但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講求效率”的東條絕不會浪費時間，主客雙方的話題也斷不會只限於吟風弄月。很有可能，日方就是利用這一機會在試探張自忠等人，以便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張自忠此時雖有“挾日自重”的打算，可僅憑他一個人並不能決定如此大事——豈止張自忠，當時就連宋哲元，若想直接投日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蕭振瀛曾經說過，29軍是以抗日起家的。一支用大刀砍過鬼子腦袋的部隊，精忠報國的思想早已深入骨髓，並非一兩個首腦人物所能隨意變更。
顯然，即使張自忠本人願意，他也得顧及手下的旅長以及基層將士的情緒，斷然不敢隨意造次。
然而素來精於計算的日本人並沒有白忙乎。
“參觀”期間，日方着重於炫耀其軍力國力。特別是在所謂的航空表演中，塗着膏藥旗的日機從高空俯衝而下，幾乎從衆人的頭頂一掠而過，氣勢十分逼人。
回來後，張自忠問隨同諸將：感覺如何？
這幾個旅長氣得哇哇直叫：有什麼感覺，小日本這麼做，無非是要向我們示威。
張自忠默然無語。
人家的飛機能貼着我們頭皮飛，我們卻連塊飛機皮都沒有，若要言戰，恐怕連公平較量的機會都得不到。
除了暗藏玄機之外，此行還讓張自忠得出一個結論，即日本軍事力量太強，29軍輕易觸碰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