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传习录：职场厚黑规律
（20） 成功的隐秘之门
无论是职场还是官场，都只不过是人际关系的总和。
只要是涉及人际关系，那么人际社会的成功法则就会悄无声息地起到作用。这就意味着，在官场之上，还有一扇隐秘的后门，比之于任劳任怨，含辛茹苦，更易于让人走向成功。无论你对这扇密门持何种态度，但规律就是规律，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只能被动接受。
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个词：潜规则。意思是说，在官场上，有些东西并不是体现在表面上，而是沉浮于表面的博弈法则之下，是不能够说出来的，但却悄无声息起着决定作用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实际不过就是人际关系的规律在起作用，既然它存在着，那么就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及原因。
那么，这种于悄无声息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官场人际博弈的合力。在官场上，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或是通过各种影响，以扩大更适合于自己的社会游戏规则，或是主动出手，压迫竞争对手的上升空间……诸如此类的多种力量聚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道谁也无法预测其行进方向的巨大漩涡，将官场中人卷入其中，上下浮沉，不能自主。
正是因为这种力量过于神秘，以至于官场中人往往会对成功的未来失去把握。南朝梁时史家沈约著《宋书》，书中提到这样一句话：“宰相苍头呼为宜禄。”这句话后来被北宋宰相丁谓奉为金科玉律，照章行事，果然引起他在官场上的神秘起伏，令后人读史时不免惊奇感叹。
这个故事说的是北宋时有一个无业游民，名字叫于庆。此人身无长技，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不事生产，混迹京师，眼看就要穷困潦倒，冻饿至死。绝望之下，于庆就去找一个隐居的老儒生，让他给自己算上一算，是不是还有翻身的机会，如果没有，那就干脆一头撞死算了。
老儒生对于庆说：“这么跟你说吧，单只说你的命运，那绝对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最多不过十天八天，你就会饿死在街头。但如果你肯听我的话，改一个名字的话，我保证你非但不会饿死，反而会平步青云，飞黄腾达。”
于庆听了就说：“不过是改个名字而已，这事容易，老先生说吧，我应该改个什么名字呢？”
老儒生指点道：“你要改，就改名叫丁宜禄。”
于庆听了，摇头道：“老先生，改成这名倒没什么关系，可你怎么能保证我改了名字，就一定会平步青云呢？”
老儒生笑道：“就这么跟你说吧，现在京师之中，有一个名字叫丁谓的人，此人学识非凡，我观其不日必做宰相。但有一桩麻烦，丁谓其人滞留京师久了，已经显出了焦躁，沉不住气了，如果你改名叫丁宜禄之后，就去找丁谓，愿意充当他的奴仆，那么丁谓一听你的名字，就会心花怒放，情绪也会因此稳定下来，说不定就真的很快会当上宰相。如果他当上了宰相，还少得了你一份功名利禄吗？”
于庆听了，高兴地说：“好，就依先生的话去做。”
他果然改名叫丁宜禄，自己找上门去，投靠丁谓。丁谓一看他的名字：丁宜禄，这意思岂不是说，我丁谓命中注定要做大官，发大财吗？大喜之下，立即收下丁宜禄，从此视为亲信，恩宠有加。
果如那老儒生所料，自从丁宜禄来到之后，丁谓的情绪一下子稳定了下来，脑子也变得非常灵光，一连给皇上进了几道奏章，都说得恰到好处，让皇帝看了，喜不自胜，爱不释手，未及十日，就命人拟旨，任命丁谓为宰相。
如果我们来分析丁谓的成功晋升之道的话，就会发现，官场上的隐秘规律，直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已经不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
一旦我们得出这个结论，就已经接近了成功本身。要知道，举凡规律这东西，必然是有着其特定的客观性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既然官场晋升的规律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对于古人来说，听天由命，不失是一个省心省事的法子。
然而，如果我们肯稍微花费一些心思，思索一下沉积于官场之下的这些规律的话，就会恍然大悟。人们之所以被规律所左右，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规律，没有把握住规律。反之，如果我们通过思考掌握了规律，那么就能够迎合规律，推动着事态向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那么，官场上的隐秘规律，到底都有什么呢？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所谓官场上的规律，说透了，不过是人际关系的规律，不过是社会游戏法则与群体博弈的基本规律。
人的一生，有三个重要的活动场所。而人类就是在这三个场合中，完成自己的三个重大人生课题的。
第一个场所是家庭，我们在这个场所中完成自己的爱情使命。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与自己相爱的人，从此携手度过一生，患难相扶，贫贱不弃，相偕白首。
第二个是交际场所，我们要在这个场所中完成自己的交友使命。要找到与自己的脾性、习性相近的朋友，无话不谈，交心换命，让我们从此对生命不再感到孤独，以慰藉我们心灵的孤寂感。
第三个就是官场。相比于前两个场所，这个场所就显得不是那么风雅，不是那么高尚。这是因为，前两个场所都是我们人生的“消费场所”，而只有官场，才是我们获取人生生存资源的唯一来源。所以官场中人，绝不会像你的家人那样对你充满了关爱，更不会像你和你的知交好友那样相扶相助。相反，官场是一个竞争的场所，人人都要在这里实现自己的人格扩张与人生理想，资源是有限的，通道是狭窄的，你的竞争对手赢了，你就会一无所获。虽然说官场如战场这话稍嫌夸张，但是，把官场想象成一个充满了阳光与温馨的快乐场所，也只不过是年轻人的一厢情愿。
官场上的竞争，是人与人的利益冲突，而且往往是参与者众多的博弈游戏。其竞争的态势、过程与结果，始终是体现着群体博弈的普遍性规律。
细说官场的基本规律，无非是四条法则而已。
第一条法则，官场的冰山法则：是指官场上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纵然你费尽心机，也只能看到冰山的一角。
第二条法则，官场的扩散效应法则：意指人在官场，群体的力量会有意地忽略竞争对手的正面消息，而扩大并强化负面的消息。
第三条法则，官场的趋同性法则：意即官场中人，有一个固定的角色印象，如果你显得格格不入，那就会遭到群体的排斥。
第四条法则，本能相悦法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官场那扇隐蔽的偏门，实际上是通向人生成功的正门，只不过这扇门契合于人性的本能弱点，所以始终是隐秘的，所以称之为偏门。
建立在这四条法则之上的，是六个官场训诫，也就是说它们才是主导官场竞争者命运的规律，但这些规律是你所不知道的，所以称之为训诫。
这六个训诫是：
第一，能力是靠不住的。
第二，聪明会误了你。
第三，言出必伤人。
第四，拍马屁要讲究科学。
第五，做不做事无所谓。
第六，吃亏就是占便宜。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这六条潜规则，都是由四条官场竞争法则派生出来的。具体说来就是：四条法则是道，是理论，是基础；而六个潜规则则是术，是操作的基本要领，是博弈法则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而且，不论是官场的博弈法则，还是具体的操作技巧，都是建立在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与厚黑学理论的交合之处的，是既符合儒家做人处世的标准，又印证了厚黑的理论技术。现在我们将这些隐秘的规律一个一个地打开，让我们看一看这些规律都是以何种方式主导我们命运的。
（21） 官场的冰山法则
宋朝的时候，负责京西地区的提点刑狱官下乡视察，到了一个县城，县尉张伯豪前来迎接。刑狱官看这张伯豪年轻，就挑剔出许多毛病，大声地斥责张伯豪，喝令张伯豪下马步行。逞过威风之后，刑狱官回到驿站的客房，这时候一个随从悄悄告诉他说：“你刚才斥骂的那个张伯豪，可不是一般人，你别看他的官小，可他是京师陶御史的女婿，你对他吆五喝六，这万一要是惹火了人家，跟他的老丈人一说，您的前程……”
刑狱官吓了一跳，立即吩咐人再把张伯豪叫来。等张伯豪赶到，刑狱官哈哈大笑，迎出门外，说：“年轻人，我在路上的时候，就听说你特别地能干，我还有点不太相信，就故意考验考验你，果然是英雄出在少年啊，权威之下，词色不改，小伙子未来不可限量，不可限量啊……”说着，就立即动手打报告，表示要向上司建议提拔张伯豪。
这位宋朝时代的刑狱官，反应还算快，但不问究竟就乱发淫威，惹下麻烦捅出娄子的事情，历史上不唯这一桩。
宋朝还有一位刑狱官——捅娄子的多是刑狱官，这是因为这个职位的官场信息不太灵光的缘故——去一个郡里视察工作，到了地方一看，嗯，有一个武官，花白的胡子，佝偻的腰身，走一步喘三喘，居然是位七老八十的老爷子。当时这刑狱官就火了，就对在场的知府和知州说道：“你们这里的工作是怎么做的？这个武官年纪如此老迈，他是能抓贼啊，还是缺了副棺材板啊？像他这么大的岁数，还能干得了武官这活吗？”
现场的知府和知州半闭着眼睛，一声也不吭，反倒是那老武官火了，当场吼叫起来：“你当老子爱干这活啊？还不是被我那不争气的外甥逼的？我早就说过不干的，可是外甥非让我干，害我蒙受今天的羞辱，我跟他没完……”刑狱官一听，情知事情不对头，急忙悄悄问知府：“这老头的外甥，到底是哪个？”
知府告诉刑狱官：“这老头的外甥啊，就是当朝的宰相章得象。”
此言一出，险些没把个刑狱官吓死。幸亏做官的都有一套见风转舵的好本事，于是刑狱官放声大笑起来，说：“你看你看，我早就说过的嘛，别看你年纪稍微大了那么一点儿，但是身子骨啊，比年轻人还硬朗呢，是不是吃过什么养生之药啊？”
那老头说：“我闲着没事吃药干什么？没吃过养生药。”
刑狱官面不改色，继续哈哈大笑道：“没吃过药还这么健壮，真是了不起……”
这两个刑狱官，在历史上都是无名无姓之人，捅出来纰漏，也无关紧要。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诗人贾岛，也曾犯过同样的错误。
细说起来，贾岛其人，虽然才华横溢，但一生落魄，始终无缘一逞胸臆，跟这件事有着莫大的关系。事情发生在贾岛年轻的时候，当时他居住在法乾寺，每天闭门读书，写诗练字。有一天，贾岛正在房间里吟诗，突然外边走进来一个人，一袭华丽的衣衫，白白嫩嫩的手和脸。那人进来之后看到贾岛的诗，拿起来就乱翻。贾岛因为贫寒，最是厌憎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眼见得来人连点教养也没有，贾岛当时火了，劈面一把从那人手中将诗稿夺过，斜眼看着那人，用鄙夷不屑的语气说道：“年轻人，你爹妈没教过你礼貌吗？这是诗，是你能看得懂的东西吗？”被他如此一番羞辱，来人脸色一红，没吭声就出去了。
然后贾岛继续读书写诗，正读着，门外探头探脑进来一个和尚，问他：“刚才皇上来你屋里，都跟你说啥了？”
“什么？”贾岛吓了一跳，“什么皇上？我没见到啊，刚才就是进来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
那和尚急忙挥手：“你可不要乱说，什么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那就是当今皇上啊。”
原来，是当时的皇帝唐宣宗微服出宫，来到法乾寺，听到吟诗声就过来看看，不想却被贾岛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好一番羞辱。
知道自己骂了皇帝，错失了攀龙之机，贾岛当时就泄了气。史书上说，虽然唐宣宗并没有因此怪罪贾岛，还授予了他一个小小的主簿官职，但贾岛一生郁郁不得志，与这件事有着很大的关系。
这三个故事，揭示出了官场上的一条隐秘规律：冰山规律。
官场之上，看似一切都摆在你的面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任何时候你看到的只是一部分，还有看不到的更复杂的人脉关系，更隐秘的派系争斗，更不可告人的暧昧私情，更不为人所知的利益结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隐藏于你的视线之下，一如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你能够看到的，只是这座冰山的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九的庞大体积，都隐匿于波动不止的海水之中。所以航行在海面的船只一旦远远地发现冰山的影子，就要急忙掉转船头。否则的话，你眼看着显露的冰山距你还有很远的距离，可是水下隐伏的庞大的冰体，已经悄无声息地向你的船只撞了过来。
官场上有一句话，叫做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不错。经验最丰富的官场人，惯常是不动声色，喜怒间不见丝毫表情，并非是这些人内心多么的深沉，而是他们吃过了亏，栽过了跟头，知道随意的、无心的一句话，不知道就招惹到了哪个煞星，到时候就是后患无穷。
并非是你官职不大，官位不高才需要小心，纵然是高高在上，稍有不慎，也难免祸患加身。
北宋年间，曾布为宰相，其时宋钦宗为了修造陵墓，命曾布的儿子曾纡主管工程记录，另派了自己的老家人温益为顿递使，负责驿路的修筑工作。可是温益这个人没有任何本事，修的一座桥摇摇晃晃，当人走上去的时候，“轰”的一声，桥柱子竟然断裂了。当时曾纡看到这情况，忍不住问了句：“顿递使在哪儿？”这句话恰好被温益听到，于是温益怒气冲冲地站出来，吼道：“我在这里，怎么着？”
曾纡的父亲虽然是宰相，可他知道温益是宋钦宗最信任的家人，也就没再说什么。但是温益却从此憎恨曾家入骨，发誓要整死这一家人，他利用宋钦宗对他的信任，力荐权奸蔡京出任宰相，等到将曾布挤出朝廷之后，又兴大狱，欲将曾氏父子害死在牢里。幸亏宋钦宗发现了这事，吩咐温益不得为难曾家父子，但也并没有因此事批评过温益一个字。
曾氏父子官至宰相，也称得上权倾朝野了，却因为一句无心之语，险些丧了满门老小的性命，可知这官场之上，宁可做错事，也别说错话，实在是有几分道理的。
（22） 官场的扩散效应法则
所有的官场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郁闷：自己做好了一件工作，往往得不到正面的肯定，即使表现得再优秀，有关这件事的消息，也始终无法传递出去。所有的同事就好像是齐了心，闭紧了嘴巴，拼了老命也要封锁对你有利的消息。
反之，如果你做错了一件事，往往还没等你明白过来的时候，就已经轰动了整个世界，甚至连与此事无关的人都已经听闻，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乐此不疲地谈论着你，似乎坏消息对人们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力。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种现象，就是官场上的坏消息扩散法则。起因是所有的人都在官场上争夺利益，这种争夺甚至波及到交际场上，就连你的朋友也在心里暗暗地与你比较，你的成功就意味着别人的失败，至少也是一种无言的羞辱，所以大家才会对好消息三缄其口。而你弄出的纰漏，或是有可能导致你人生失败的事情，这对于暗暗与你竞争中的同事与朋友们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利好消息，大家当然会因此而变得亢奋起来。
古代有个叫陈东的人，在苏州做官，有个犯人被判流放，于是陈东命人在罪犯的脸上刺上“特刺配”三个字。刺完了之后，同僚们纷纷摇头，反对说：“这个说法不对，罪犯脸上刺字，怎么可以用特刺配这种说法呢？应该改过来。”陈东被同僚们说糊涂了，当即下令修改，把犯人脸上已经刺好的三个字，改为“根据律令……”又重新在犯人脸上刺。结果这件事传扬开来，成了一桩大笑话，以后但凡陈东竞争升迁的时候，大家就会说：“这个陈东，莫不是在人家脸上打草稿的那个吗？”这话一说，陈东这辈子的升迁可能，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
陈东这个纰漏，成为了他一生的把柄。所以说人在官场，犯错不可怕，就怕你犯的错误太蹊跷，恰好让人抓在手上，想放也放不下，那你可就惨了。
五代十国的时候，尽出草头天子，所以当时的人们为了压别人一头，就想尽办法炫耀自己的家世，以世家出身者为荣。然而真正的世家已尽数焚灭于兵火之中，所以那些自称世家出身的人，说的全都是谎话。
到了后唐小帝国建立，后唐庄宗李存勖就在自己的妃子中挑选皇后，一个姓刘的妃子声称自己出身世家，于是刘妃就成为了刘皇后。可是不曾想，她刚刚把屁股挪到皇后的宝座上，皇宫门外就来了一个捡粪的乡下老头，原来是刘皇后的亲爹，听说女儿当了皇后，就急忙跑来认女儿。刘皇后见此情形，情知这个亲爹是绝对不能够认的，倘若认了，不要说皇后的位子，就连性命也难保，索性翻了脸皮，硬说这老头是个骗子，让人拿大棍子把父亲赶了出去。
但是刘皇后的这番伎俩，庄宗李存勖看在眼里，心里明镜儿似的。而那李存勖心眼也坏，他先找优伶秘密排了一出戏，然后请刘皇后出来欣赏。刘皇后出来后，坐下一看，这出戏演的正是她富贵了之后，不认亲生父亲的故事，羞得刘皇后无地自容。幸好这个后唐小帝国很快就灰飞烟灭了，否则的话，单凭这桩事，刘皇后迟早也会死于后宫的攻讦之中。
事实上，刘皇后的罪孽时过近千年，仍然为民间所津津乐道，有关这桩事，至少有几部戏仍然在民间传唱，用以讽刺如刘皇后这样的人。所以人在官场，尽其可能地小心，避免犯错，但利益相争无所不在，官场陷阱星罗密布，有时候，纵然是你肋插双翅，也照样逃不过去。
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个阁学赓泰，其人城府较深，不苟言笑，不管同事们说什么，他就三个字：“可不是？”结果这事被皇亲宗室辅国公晋隆知道了，晋隆这个人生性滑稽，爱开玩笑，就故意来找赓泰聊天。
晋隆说：“今天天气可真冷啊！”
赓泰回答：“可不是。”
晋隆说：“天冷了，群臣上朝的时候，都添了几件棉衣裳。”
赓泰回答：“可不是。”
就这样，两人一来一去，不管晋隆说什么，赓泰始终是以不变应万变，单只是“可不是”三个字，就足以应付了。这情形让晋隆说不出来地上火，他故意又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等到赓泰回答得已经习惯了的时候，却突然提起当朝中的一位重臣，说：“我听人说他有龙阳之癖（同性恋）……”赓泰脱口冒出一句：“可不是。”
完了，这句话一出口，赓泰如梦方醒，想要弥补，却已经来不及了，聚拢在身边的同僚们，已经飞跑了去，把赓泰说那位重臣有龙阳之癖的事情说了出去，那重臣羞恼万分，当场将赓泰一顿破口大骂。此后，但凡涉及赓泰的晋升之事，那重臣都挡在前面，让赓泰一生一世也没有抬起头来。
这几件事，都是非常小非常小的枝节，却毁掉了当事人一生的前程。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职场，情况就是这样，但凡你有一点点小过错，都会被夸张到离奇走形的程度。许多官场人就是这样毁掉了自己的一生，往往是连替自己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小说《红楼梦》中，林黛玉初入贾府，家人对她有一句忠告：不可走错一步路，不可说错一句话。这固然是有人心险恶的成分在内，但实际上，贾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群体的博弈规律就自然而然地起着作用，稍有差失，往往是万劫不复。不知道这个规律的人，也就无法把握自己的未来，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沦为官场的小草，任人践踏，永无出头之日。
（23） 官场的趋同性法则
什么叫官场的趋同性法则？
楚王爱细腰，宫人多饿死，这个就是官场趋同性法则的最朴素描述。
中国文学史上，建安七子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七子之中，有一位叫王粲，此人有一桩怪癖，嗜好学驴叫，他死的时候，魏文帝曹丕亲自去吊丧，并对参加丧礼的人说：“王粲活着的时候，最喜欢听驴叫，现在他已经离开了我们，就让我们每人学一声驴叫，以寄哀思吧。”
说完，曹丕“一驴当先”，仰脖长鸣起来。皇帝已经学过驴叫了，其余的宾客，也只能一个挨一个的，依次上前，七长八短地各学了一声驴叫。
魏晋风流，尽多怪事，皇帝领头学驴叫，臣民诸人，岂有一个不叫的道理？这个学驴叫的社会现象，就是最典型不过的趋同性法则的作用。
趋同性法则是说：官场中人，有一个共同的角色印象，你可以不喜欢，却绝不可以拒绝，必须要在某种风格或形式上，与所有的人保持一致。如果机关里的人都是西装领带，偏你是光膀子穿条大裤衩，这事不用别人说，你自己也觉得别扭。同样的，如果机关里的人员都不太在意自己的衣装，偏你衣冠楚楚，就连领导都瞧你不对劲儿。
除了外表之外，趋同性法则更多地表现在文化精神与价值观念上。你必须——你只能——你一定要和大多数人有着共同的习性和爱好，否则的话，你就会显得极为另类，与众人格格不入。
通常情况下，这种趋同性的外在识别标志，主要是“酒、色、财、气”等较为直观的方面，但内在的，却体现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与精神状态上。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谁片面地把趋同性理解为不良嗜好的趋同上来，那么你多半会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些什么。
首先说酒，历史上官场向来是酒徒出没之地，这是因为官方不事生产，只是负责资源的调配工作，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感，所以吃吃喝喝，就成为了官场上必不可少的程序模式。一个酒量好的人在官场上通常会拥有着较高的声望，但如果在这方面走过了头，那就得不偿失了。
在酒文化上走得太远的，当推大唐诗仙李白。杜甫作《饮中八仙歌》云：“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单只是这诗仙的傲骨，就令后世景仰不已。
然而话又说回来，李白一生仕途坷坎，恰恰是这个酒误了他。盖因这位大诗仙嗜酒如命，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嗜酒症，唐玄宗传他入宫，他居然喝得酩酊大醉，是被人抬进去的，到了宫里后又让杨贵妃亲手煲汤，权臣杨国忠磨墨，皇帝面前的第一红人高力士替他脱靴子……替这几位想一想，这种丢人现眼的差事偶一为之，还马马虎虎，倘若李白得到了重用，难不成大家以后要天天这么侍候他吗？
别说李白，就是皇帝唐玄宗都不好意思这么个享受法，李白的仕途前程，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官场之上，酒固然不可或少，但如果因酒误事，那就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了。
除了酒之外，色是官场上最闹心的事物。须知孔子曾经说过：“食色，性也……”意思是说，好色是男人的本性。无论官场还是职场，都是凡夫俗子的扎堆之地，一大群臭男人聚在一起，虽然一个个道貌岸然，冠冕堂皇，但肚子里转来转去的，莫不是美色这件事。
所以，如果一个人在这个低俗的话题上表现得过于清高，这就无异于对别人的羞辱，以后必然会有麻烦。幸运的是，绝大多数男人，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多不是“不够色”，而是“太色了”，色过了头，自然会搞到惹火烧身的程度。
明朝时的大才子解缙，曾经做到大学士的位子，因为明朝没有宰相，大学士就相当于宰相了，所以解缙也算是尽抒了生平的抱负。可是有一次，他去驸马府上拜访，偏巧驸马不在家，按说这时候解缙就应该转身离开了，可是公主久闻解才子的大名，心里好奇，想亲眼看看大才子长什么模样，就留下解缙，自己隔着帘子，坐在内室，一边吩咐小丫鬟上茶，一边仔细地瞧解缙的模样。
女人偷看男人，这情形是很微妙的，如果解缙稍微理性一点，正襟危坐，让公主瞧个清楚，这事也就过去了。他毕竟是名满天下的大才子，还在意一个女人偷看吗？可是那解缙，被公主看着看着，突然狂性发作，当场索要纸笔，赋诗一首，曰：锦衣公子未还家，红粉佳人叫赐茶。内院深沉人不见，隔帘闲却一团花。
这首诗写得固然风雅，固然有趣，可是却充满了对公主的戏弄和挑逗。往轻里说，这首诗的意思是在暗示公主芳心寂寞，往重里说，则意味着他在暗示公主对他有情有义，无论是轻是重，对公主来说都是件不名誉的事情。所以公主看了这首诗后，当场就发作起来，一状告到了皇帝座前。
当时的皇帝是成祖朱棣，这是一个性格极为阴沉的皇帝，听了公主的哭诉，他假装不以为然地斥责公主说：“你看你，好歹是个皇家公主，你偷看解缙这个登徒浪子干什么？这都要怪你自取其辱，算了算了，以后注意点儿就是了。”
听起来皇帝很是大度，无意追究解缙调戏公主的过错。其实不然，没过多久，朱棣就另找了个名目，将解缙削职为民，捉拿入狱。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朱棣忽然问锦衣卫统领纪纲：“解缙还活着吗？”
纪纲支吾了两声，退了出来，就开始揣摩皇帝的心思，却是越揣摩越是不得要领，听皇帝的意思，无喜也无悲，不知道皇帝到底是希望解缙活着，还是希望解缙死掉。如果皇帝希望解缙活着，自己却悄无声息地把解缙弄死了，岂不是惹出大祸来？可如果皇帝希望解缙死掉，自己却让解缙好端端地活在大牢里，这事的后果也同样严重。
那么这事如何处理呢？纪纲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带着酒菜去了大牢，见到解缙之后，就殷勤劝酒，让解缙喝得大醉，然后剥光了解缙的衣服，将他丢在雪地里，活活地冻死了。然后报说解缙因为不耐寒冷，冻死在狱中。这样一个处理法，不管是皇帝希望解缙活，还是希望解缙死，都没自己的责任了。
纪纲的心肠固然歹毒，可是追究起来，解缙自己的行为不检点，居然有胆子调戏到公主的头上，这也是才子难以逃脱的宿命。但是说到底，男人碰到这个色字上，因其本性所在，难免要吃大亏，所以应以慎之又慎为保全自己之上策。
再说财，官场，尽是求财之所，古人说千里做官只为财，这话听得刺耳，却是实情。但正因为是实情，所以古往今来，但凡栽在仕途上的人，十有八九是因为这个财字。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倘若失去水准风度，甚至为同类所不齿，那就失之下作，时日不久了。
五代的时候有个安重霸，是简州刺史，此人贪婪无度，盯上了州内一个卖油郎，于是他每天把卖油郎叫来，安重霸自己坐着，让卖油郎站着和他下棋，这棋一下就是一整天，卖油郎站得两腿绵软不说，还耽误了卖油的生计，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奉上银子，安重霸眉开眼笑地收下，这才放过卖油郎。
比之于安重霸更没品的，是明朝一个叫郑仁凯的刺史，此人好歹也是一个刺史，却盯上了手下一名衙役穿的新鞋，他故意找个事由，让那衙役爬树，衙役要爬树，就得先脱了鞋。等衙役爬到了树上之后，堂堂的刺史大人，竟然趁机偷走了衙役的鞋子。衙役下树后找不到鞋，只好跟郑仁凯诉说，却遭到郑仁凯的破口大骂：“老子堂堂的刺史大人，难道是为你守鞋的人吗？”
像安重霸、郑仁凯这种下作的手段，百姓知道的不多，只是成了官场的笑料。这是因为，官员们相互竞争，相互挤对，如果竞争对手竟然是使用如此的下作手段，当然不见容于官场。而饶是百姓脑子再聪明，也想不到堂堂的官员，竟然会龌龊到这种程度。
事实上，官场上的道德法则，与百姓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在武则天时代，由于武则天取李氏天下而代之，就不断地找借口诛杀李氏派系的官员，另行委派新官。但派去的这些官，却是素质极差，只顾大捞特捞，全不体谅女皇登基的不易。所以武则天无奈，只好再将这些贪婪过度的新官一个个地杀掉。就这样，武则天等于是为做官的人设置了一个陷阱，往往是一个新官到任还不到三个月，就已经是身首异处。
于是朝中的大臣们就坐在一起交谈，大家都说：“仕途如此险恶，一个官做不到三个月就丢了脑袋，这让大家还怎么做官？”
这时候有个人接口道：“三个月杀一个官算什么？如果只做一天官就杀头，这招还可能管点用，但哪怕是做官做到满一个月才杀头，这官还是要做的。”
众官听了，哈哈大笑。众官之所以笑，是因为这句话说到了大家的心里。以官取财，本是飞蛾扑火，玩儿的就是心跳，这是世上的贪官共有的心声。人在官场，断不可与贪官同流合污，但如果一个仕途中人适应不了这复杂的人性，也万难立得住脚。
最后一个是气，所谓气，就是任性使气。官场中人，最忌讳的就是气字。要知道，人类的社会，就是彼此相互让渡生存空间的一种存在方式，你让我一步，我也让你一步，纵然你不肯让我，我也没必要非和你争长论短，怕就怕心里咽不下一口气，但凡受到一点委屈，就大吵大闹地发作起来，这种孩子气的性格，往小了说，意味着自毁前程；往大了说，保不准会带来天大的麻烦。
汉武帝年间，有一名武将叫灌夫，骁勇善战，名震天下，有一次，他在参加丞相的宴请之时，因为一言不合，与邻座争执起来，起初只是小吵小闹，后来是大吵大闹，最后闹到谁也无法下台，竟然吵到了汉武帝的座前。这时候灌夫的政敌趁机发难，最后，竟然导致了灌夫被灭族——如果他事先知道吵架的后果竟然有如此之严重，恐怕就是有人当面抽他的嘴巴，谅他也不敢吭一声。
官场之上，由于一点点细微的小事，都有可能引发不测的后果，所以需要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如灌夫那样大吵大闹固然不妥，但如果遭受别人欺凌的时候不敢吭声，也同样不妥当。
那么，人在官场之上，到底应该怎么办，才是最为妥当的呢？
趋同性法则告诉我们：在符合人际关系法则的前提下，你顺应大流，这多半不会有什么差池，但如果官场之上出现了有违人际关系法则的“潮流”，那么这种潮流多半长不了，你不妨来一个特立独行，反而易于赢得别人的尊重。
明朝嘉靖年间，官场上盛行摆派头，按理来说，知府见了刺史一级的官员，是不需要下跪的。但是有许多知府级别的官员，被刺史的派头吓倒，见到刺史就不由自主地下跪，于是官场上迅速盛行这一礼节，几乎没有人能够例外。
偏偏有个叫应贾的小知府，有一次和两名知府同时去见一个刺史，进去之后，那两个知府立即两腿发软，不由自主地跪下了，只有应贾昂然不跪，以正常的礼节见过上司。刺史见到这种情况，大为惊讶，就立即向吏部禀报，举荐应贾，并称应贾为“山字知府”，因为应贾两边的人都跪下了，唯独他不肯下跪，这三个人呈现的姿势，就好似一个“山”字。
汉代的灌夫因为负气而被灭族，而明朝的应贾同样也是“负气”，却反而升官，强究起来，都是官场的“趋同法则”在起作用的结果。可如果不知道这一法则的人，就会将这一现象归结为人的运气。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所谓的运气，不过是你的所行所为，恰好符合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罢了。
（24） 官场的本能相悦法则
人在官场，靠什么立足？
人在官场，又靠什么青云直上？
有人说是运气，有人说是背景，有人说是能力，也有人说是裙带关系。这些答案到底对不对呢？
清朝末年，张佩纶参加科举考试，恰好是李鸿章做主考，等到发榜之后，张佩纶就去李鸿章的家里，拜见老师。李鸿章很喜欢张佩纶的才学，不留神脱口说出一句：“你的才气，与我的女儿相同。”这句话刚刚说完，张佩纶已经跪倒在地上，口称岳父大人。李鸿章已经无法再推辞了，只好真的招张佩纶做了上门女婿。
我们来看看张佩纶的成功之途，这其中有他自己的才气和能力，也有着运气的成分，但是其人的社会背景与裙带关系，却是因为他的才气带来的，更是因为此人脸皮之厚，出乎李鸿章的意料之外，所以才会有他的“运气”。但在张佩纶成功之中起着决定作用的，却是另外一种东西。
倘若张佩纶的才气稍微差上那么一点点，李鸿章也不会说出“你的才学与我女儿相当”这种话来。同样的，如果李鸿章的女儿不喜欢读书，只喜欢逛街购物的话，张佩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好运气。
如此说来，让张佩纶成功的症因，是他的才学了？
如果有谁这样分析，那就错了。没错，让张佩纶成功抱得美人归的原因，正是他的才学，但他的才学只是一个表象，而非本质或规律。
那么，在张佩纶这件事情之中，体现出来的官场本质或规律，到底是什么呢？
这条规律就是官场的本能相悦法则。该法则的表现形式为：越是高层次，越是专业的思想知识，越是知音者稀；越是浅层次的，越是思想含量与知识剂量低的东西，所拥有的市场越是广泛。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群人凑在一起，如果你谈论男欢女爱，这个话题人人都可以参与，人人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如果你将谈话的主题向高拔一拔，谈论一下鲁迅和许广平的伟大爱情，那么能够参与这个话题的人，就明显减少了。如果你将谈话主题再往高拔一拔，谈论《孔雀东南飞》中的千古爱情佳话，那么，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很难找到谈话的同伴了。
再举例来说，假如你对人谈起有权人、有钱人是如何享受的，你就很容易找到听众。但如果你想谈论一下发财过程的艰难劳作，这个话题的听众，就明显减少。而当你高谈阔论经济学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听众了。
正如我们一再说明的那样，不管是职场还是官场，都是人际关系的总和，在这两个场合里，曲高必然和寡，阳春白雪，和者寥寥，下里巴人，听者跃跃。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在职场很容易受到孤立，而在官场则更危险。而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就很容易发现官场那扇从未曾合拢的密门，就可以撇下兀自在滔滔不绝谈论天下大事的同事，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踏上成功之途。
再回过头来说张佩纶的成功，他全部的成功系于一线缥缈的希望之上，那就是李鸿章的女儿必须恰好是一名才女。但我们知道，这世界上的才女，远比美女的数量稀少得多，美女是不需要任何付出的，只要她出生的时辰顺风顺水，祖上的基因不要太孬，基本上就算是过关了。可如果要成为一个才女，那就需要对书本有着超乎常人的兴趣与努力，兴趣可能大家都有，但唯独这个辛苦的努力，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了。
把话说透了，即便你像张佩纶那样才华横溢，但指望碰到上司家里恰好有一个才女的概率，却是非常之低的。正是因为这种概然率低，所以张佩纶智取李鸿章，才成为了官场上的佳话。
现实中更大的可能是，你在周围找不到一个才女，不要说才女，就连才子都非常的稀罕。我们在官场上最经常见到的，是成群结队的饮食男女、凡夫俗子，真正的才华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得不到赏识的，你必须要借助另外一些本能的技巧，才能够获得成功。
这些本能性的技巧，指的是什么呢？
这些技巧说透了，准保让你眼睛一亮，耳目一新。这扇通往官场成功的隐秘之门，就是人类最喜欢的一些娱乐活动，包括唱歌跳舞、打球下棋，诸如钓鱼书法之类的高雅爱好，就不必考虑了。
对书法绘画等高雅艺术不作考虑，那是因为这一类社会性活动需要下大功夫，不是劳苦大众玩得了的。而唱歌跳舞、打球下棋这一类活动，进入门槛就不是那么高，你很容易先入为主，吸引众人的眼球。
细说起来，唱歌跳舞、打球下棋是归纳入“文体活动”这个范畴的，很少有人会把这一类爱好视为正事，但在官场、上这一类爱好恰恰是最重要不过的正事了。
这是因为，文体活动的进入门槛比较低，所以但凡有什么群体性活动，多半是以这些游戏为主。举办一场卡拉OK大赛，全体同事就会兴奋不已地拿起麦克风，亮开喉咙吼叫个不停，但如果哪个单位搞出一个书画大赛，能够参加的人也就寥寥无几了。
所以，如果有谁在这些不起眼的文体活动上暗下功夫，那么，他就很容易在单位里混得如鱼得水，他的名字会进入领导或上司的视线，即使以前领导对他有过什么不好的印象，也会在这时候顿作改观。这就为他开辟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晋升之阶，由于在这方面无人可与他匹敌，那么他在上司眼中的位置，也就很难受到同事们的掣肘。
如果我们一定要为这条规律找一个例子的话，那么小说《水浒传》中的高俅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只因为足球踢得好，就做到值殿太尉的高位。除此之外，与高俅同时代的权臣蔡京，他的例子对我们来说更有说服力。
北宋历史上，蔡京其人，被称为六贼之首，虽然此人品性不佳，但他有一门惊人的本事，他的书法特别的好。前面说过了，书法属于高雅艺术之列，但我们也不要忘了，蔡京时代的皇帝宋徽宗，恰恰也是一个丹青妙手，一个艺术大师。我们在官场上碰到艺术大师的机会少之又少，所以我们压根儿不需要和别人比拼书法——宋徽宗未做皇帝之前，就对蔡京的书法极为痴迷，他不惜出高价四处求购蔡京的作品，收藏在府中。等他当上了皇帝，这个癖好更加地严重了，这时候蔡京的书法作品，已经被他收藏到了国库里，作为最珍贵的艺术真品，秘不示人。
在宋徽宗还未当皇帝的时候，曾经有两个人自愿跑来侍奉蔡京，把蔡京照顾得无微不至。蔡京很是过意不去，就问这两人有没有什么要求，这两人恳求道：“唯愿求得您的一幅真迹，此外别无他求。”于是蔡京泼墨挥毫，替这两人写了几个字。此后相隔多日，蔡京再遇到这两个人，却发现他们已经穿上了华贵的衣衫，住进富丽堂皇的宅邸，府中仆从如云，细问才知道，原来这两人把蔡京的字卖给了皇帝，得到的钱，足够他们一生一世受用不尽。
明摆着的事，宋徽宗作为蔡京的粉丝，这宰相之位，蔡京不坐，谁还有资格坐？
然而如宋徽宗这样风雅的皇帝，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我们所能遇到的对我们前程有影响力的人物，多不过是如刘宋帝国的孝武帝那般的人物。
刘宋帝国的皇帝孝武帝，是一个情种，他爱上了自己的表妹，不由分说把表妹扛入宫中，封了个贵妃的称号。贵妃虽然是贵妃，但毕竟是一家人，欢爱时的别扭劲，总是在所难免。于是孝武帝心生一计，赐表妹姓殷，这样就扫除了她心理上的障碍，全心全意地相爱了起来。
不料红颜薄命，孝武帝正沉溺于这古怪的爱情之中，殷贵妃却突发疾病而死。孝武帝伤心欲绝，在安葬了殷贵妃之后，又先后几次带领大臣们前往表妹的墓前献花扫墓。每一次到来，他都是伤心不已，有一次他忽然看到大臣们神色淡定，顿时就有点不高兴，就吩咐大臣刘德厚说：“你过来哭，哭我表妹，如果哭出真情实意来，我给你个高官。”刘德厚扑在墓前，大放悲声，直哭得天地变色，愁云惨淡，那光景好像坟墓里死的是自己的情人一样。孝武帝见之大喜，就赐刘德厚做了豫州刺史。
刘德厚哭过了，孝武帝还不尽兴，又叫过御医羊志，说：“你也哭，哭出感情来，朕也给你一个高官。”羊志闻言，顿时涕泪交加，哭天抢地，哭得孝武帝大喜，也赐了御医羊志一个高官。
事后，有人问起羊志：“你和那殷贵妃又没有什么感情，怎么说哭就哭，哪来的眼泪呢？”
羊志回答说：“你们知道个啥？那天我是想起我自己刚死不久的小妾来了……”
看起来，这个孝武帝的脑子明显有点儿不正常，他喜欢的女人，别人怎么可能哭出感情来呢？别人要真是对他的女人有感情，这岂不是麻烦事一桩？然而孝武帝的心态，正折射出了掌握权力者的心理幻觉，高高在上的人日子过久了，就会错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自己喜欢的人，别人也喜欢；自己喜欢的事情，别人也同样喜欢，所以孝武帝才会厚赐恸哭者。
官场的本能相悦法则，正是建立在当权者的这种心理幻觉之上的。其具体的操作要领就是：既不可以表现得如蔡京那样高雅，也不要表现得如孝武帝这般低俗，介于人的本能与理性之间，基本上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25） 官场训诫一：能力是靠不住的
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汴京城中人心惶惶，百姓于城中发动暴乱。当时恰逢皇帝宋钦宗出宫，就在皇帝一帮人等正行进时，只听一片震耳欲聋的喧哗之声，无数人手执木棍，向着宋钦宗的车驾冲了过来。宋钦宗骇得魂飞魄散，连声叫：“哪位爱卿，快救朕一救？”
这时候就见一个头上刺着罪犯纹青的男子，冲上前来，对宋钦宗说：“皇上，我能够救得了你。”宋钦宗问道：“你是谁？”那男子回答说：“我叫王伦，是刚出狱的犯人，现在我需要皇帝你将宝剑赐给我，好让我发号施令，弹压民乱。”于是宋钦宗急忙解下随身佩带的宝剑，交给王伦。可是王伦又说：“陛下，只有这柄宝剑还不够，你大小也得封我一个官，否则的话，我吩咐下去也没人听啊。”
情急之下，宋钦宗就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了封王伦为兵部尚书的圣旨，于是王伦捧着宝剑，转身离开，迎向蜂拥而来的暴民，厉声呵斥，将正处于暴乱状态的民众全部喝退，传旨安抚，混乱的局势很快就稳定了下来，百姓们的情绪也慢慢恢复了平和。
功高莫过于救驾，计毒莫过于绝粮。王伦虽然是一个刚刚出狱的犯人，可是他有胆有识，有勇有谋，于危难之中救了宋钦宗的性命。所以暴乱平息之后，宋钦宗召开御前工作会议，商议如何重用王伦。
可是没想到，御前会议一召开，所有的大臣们异口同声，都在声讨王伦竟然“要挟”皇帝的罪行，并声称王伦在平息暴民的时候没有一点功劳，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所以，王伦不但无功，而且罪状极重，只不过考虑到他对皇上也是一片忠心，就不再追究他的过错了，将其赶出京城，贬为平民，这事就算过去了。
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都有一颗勃勃的雄心，他们年轻，他们气盛，对自己的能力从未曾有过丝毫的怀疑，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如果他们知道了王伦的故事，就会于惊愕之中发现这世上还存在着一个让他们意外的规律。这就是，在官场上，能力是靠不住的。
能力怎么会靠不住呢？难道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推进，不都是需要有智有识之士的推动才能实现的吗？如果能力靠不住，这人类社会还会向前发展吗？
确切地说，社会结构呈现复杂多变的态势，群体的博弈中往往会出现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有能力的人，未必能够成功，没有能力的人，也未必就一定不会成功。中国有句老话，叫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瞎家雀固然不会饿死，那有本事的家雀，也未必就一定能够吃得饱。
自古以来，官场之上，尽多混饭吃的无能之辈。唐朝的时候，中书省有一个叫阳滔的人，此人的职务是替皇帝撰写上谕。这是一份要求标准极高的工作，才学见识若是少了一点，便难以胜任。然而这阳滔却是才疏学浅，文笔极差，每当皇帝吩咐他写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跑到宫中的档案库，找一份内容差不多的，抄吧抄吧，拿去蒙混皇帝。有一天，皇帝又让阳滔写上谕，偏巧管档案的官员出去了，档案库的门锁着，这时候就见阳滔发了狠，找来一柄斧头，“哐哐”砸开了门，进去后找到一份差不多的档案，抄了抄总算是完成了任务。
无论是官场还是职场，如王伦那样有本事的人，未必能够站得住脚，像阳滔这样没本事的蠢货，也未必就一定会被淘汰。如果我们一定要为这种现象找到一个根本原因的话，那么只能说：官场上的博弈态势，是由处于局中的群体意志所推动的，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而事情一旦由偶然性来主宰，那结果就不再是明晰的，更不是唯一的了。
进一步而言，整个社会分工降低了个人能力的价值，任何一项工作，都不是由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而是由集体合作共同推进的。以现代工程为例，比如说盖一幢摩天大厦，参与这项工程的人数以万计，每一个人看起来似乎都是不可缺少的，可真要是缺了他的话，丝毫也不会影响到整个工作的进程。群体性工作具有着下倾的特点，这就意味着降低对个人能力的依赖，如果有人认为缺少了他，工作就会无法完成，那就请他走开好了。他很快就会发现，他所负责的工作，在群体化合作中也不占丝毫分量。
换一个角度来看，大多数人的能力相差无几，谁也不敢说自己有力挽狂澜的大本事，一般情况下，人们很难找到鹤立鸡群的优秀人物，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那么容易在群体中胜出一筹，所以如果有谁期望依靠自己的本事让别人刮目相看，而自己未经过苏秦那种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历练的人，是不会实现这个愿望的。
既然官场上的能力靠不住，那我们应该靠什么？
按照孔子的意思来说：靠的是仁。仁远乎哉？欲仁，斯仁至矣。
按照孟子的意思来说：靠的是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往矣。
但如果你想达成于孔孟所要求的境界，或者哪怕你只是希望那样做，那么至少，你也要趟过厚黑的文化之河。不知道什么叫厚的人，就无法知道什么叫仁，不了解什么叫黑的人，就无法知道什么叫义。
但无论是厚黑还是仁义，把话说透了，只不过是一句：坚持你自己。
（26） 官场训诫二：聪明会误了你
如果说，官场的第一条铁律是能力靠不住的话。那么，第二条铁律就是：聪明会误了你。
人在官场，最忌讳的，就是展示自己的聪明。在《论语·为政篇第二》中，孔子的学生子张要学习进入官场做官的技巧，便向孔子求教，孔子告诉他说：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子张向孔子询问当官做事的技巧，孔子说：“要多听别人说话，听到不对头的地方，千万不要声张，因为错的可能是你。如果你非说不可，那就只说百分之百正确的话，但凡有百分之一的疑惑，那也不要说。这样才能少犯错误。还有，别人做事的时候，要多看，看到觉得不对头的地方，千万不要自作聪明，给人家指出来，不管你指的是对是错，多半不会给别人留下好印象。总而言之，只要不因为多嘴而带来麻烦，不因为做错了事而后悔，那么你升官发财，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孔子的话，果然是老谋深算，厚黑到了家。要知道，人生在世，最忌讳的就是和别人比拼聪明，如果对方比你聪明，那么你的炫耀无异于出乖露丑，贻笑大方。而如果你的对手不如你聪明，那么他就根本无法认识到这一点，同样会认为你蠢不可及，愚蠢到家。总之，无论你如何做，只要显露出和别人比拼聪明的迹象，就难免留给人一个极坏的印象。
官场，危机四伏，往往是多走一步就是错，多做一件事，就会因为自作聪明，带来说不清的麻烦。
大唐开元年间，唐玄宗赴泰山封禅，途经山东历城。历城县令杜丰负责接待工作。于是他就想，伴随皇帝出行的人如此之多，浩浩荡荡，满山遍野，这么多的人，难免会出点意外的事情，比如说会有人途中突然发急病而死……这么一想，杜丰就立即命人买来三十口棺材，放在皇帝的行宫里。这时候有位刺史来检查工作，发现行宫中整整齐齐排列着三十口棺材，惊得目瞪口呆，骂道：“这杜丰是什么意思？皇帝此行是来封禅的，他却给皇帝准备了这么多的棺材……”愤怒之中，当场就要惩办杜丰，杜丰吓坏了，害怕得钻进了老婆的床底下，这才逃过一劫。
杜丰自作聪明，把工作多做了一步，结果差一点惹出杀身之祸。正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老子脑筋不开窍，杜丰的儿子杜钟，也是一个凡事想得过于周到的主儿。
当时杜钟在兖州任参军，负责替唐玄宗的大队人马供应马料。于是杜钟就想，皇帝的御马非常之多，一天要吃多少豆料？如果等到皇帝来到，再现煮豆料的话，那肯定是来不及的，不如先煮出来点预备着……于是杜钟命人煮了整整两千多石的豆粒，趁着热乎，放进地窖中储藏了起来。等唐玄宗的大批御马赶到，要吃豆料的时候，打开地窖盖一看，煮好的豆料早已是发霉生臭了。
杜家父子，都是愚笨透顶的人，但他们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卖弄聪明的时候，弄出了大纰漏，惹出了大麻烦。然而即使是真正聪明的人，也不应该因此而炫耀，否则的话，同样会惹祸上身。
北宋苏东坡有诗曰：“别人养子盼聪明，我为聪明误一生。”苏东坡这句诗，透着才华过高而横遭人谤的不尽委屈。要知道，这世上之人，多不过是才智平庸之辈，偏你才智过人，难免让别人心里不舒服，若你自己再不小心一点，就会很容易遭到小人的算计。苏东坡以诗才名闻于天下，结果落入了政敌为他罗设的陷阱中，这就是乌台诗案，政敌诬陷苏东坡作诗诽谤皇帝，于是苏东坡被下狱中。
一代大文豪落入铁牢之中，也和平常人一样地担惊受怕。尤其是文字狱本是罗织之罪名，属于典型的自由心证，若然皇帝真的认为是苏东坡讽刺他，那就意味着百口莫辩，再也无法解释清楚。当时苏东坡非常担心自己被处死，就与家人约定，如果判决下来的是死罪，送饭的时候，就送一条鱼来，也好让他有个心理准备……有一天，送饭的家人因为有事，将往牢里送饭的事情委托给了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却不知道这个约定，就给苏东坡送去了条醋熘鲤鱼，结果苏东坡看到这条鱼，登时骇得魂飞魄散，大声号啕。
比苏东坡更悲惨的，是南宋大诗人陆游。当时陆游参加科举，夺得了头名。却不想，这个头名早已经内定给了秦桧的孙子秦埙，结果让陆游将秦埙压到了第二名，这激怒了权奸秦桧，从此陆游遭到贬斥，空怀壮志，才华横溢，却终生也没有机会一逞胸臆。
总之，职场也好，官场也罢，尽多庸碌之辈。无论是你自作聪明，亦或是真的聪明，都没有必要过于显露。要像孔子教导的那样，参透厚黑的真髓，当别人犯蠢的时候，只管在一边袖手旁观，千万不要多嘴提醒对方，你提醒了对方，非但不会受到感激，相反会激起对方心里的怨怼。最正确的法子，就是厚着脸皮，黑着心肠，等着看别人的笑话。相信我，无论你脸皮有多厚，心肠有多黑，你终究无法看成别人的笑话的，因为，别人未必比我们更笨。
（27） 官场训诫三：言出必伤人
官场的冰山法则告诉我们，官场上，隐秘的利害关系是盘根错节的，许多人在一个地方沉浮一生，都未必能够了解清楚。然而正是这些隐秘的力量主导着现实的结果，许多人的失败往往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因为你不知道这种力量的强大，无心的冒犯与随意的讥刺，都有可能将你彻底地摒除局外。
中国古人笃信灶神，认为即使是在自己的家里，也藏着一双激烈抖动的耳朵，自己与家人说的私房话，都会在第一时间传到决定自己命运的人那里。这固然是密探时代留下来的心理伤痕，但也不排除中国人饱受人际利害关系的折磨，稍有不慎就开罪于人所带来的警醒。
一般来说，只要一个人留意到别人的存在，注意不要拂逆别人，也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如果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那么人生的成就，往往会比你所预期的要更大。
南北朝时，少数民族的军事武装横行北方，晋室被迫南迁，逃到南方的皇家宗室琅琊王司马睿，在得到了北方世族王导的支持之后，终于登基为帝，开辟了东晋小王朝的半壁河山。
司马睿登基之后，对王导感激不尽，就拉着王导的手，和他并排坐在龙椅之上，时人言称：“王与马，并天下”。意思是说王氏世族的势力及影响力，已经波及了权力的最高端。
那么，王导既然能够与帝王相并，他到底有什么过人的本事呢？
让人惊讶的是，王导唯一的本事，就是夸奖别人。他是历史上有名的夸人高手，患有严重的夸人癖症，一天不夸人，就浑身上下不舒服。
王导做扬州刺史的时候，曾经大宴宾客，来的足有几百人，对每一个人，王导都夸奖有嘉，最高妙的是他夸得恰到好处，恰好夸到对方的心里，让众人尽皆大喜。但是，在座的有一个临海人叫任禺的，没有得到夸奖，还有几个少数民族的客人，不懂汉语，看众人欢天喜地，脸色就有些难看。
看到这情形，王导先走到任禺的座前，和颜悦色地对任禺说：“阁下真是个难得的人才啊，自打临海出现了你之后，临海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和你相比了。”
任禺大喜。
然后王导又走到那几个少数民族客人的座前，模仿着对方的语言说道：“兰渚。”这句话是少数民族用以夸奖别人的专用语，意思跟王导对任禺说的话差不多，几个少数民族兄弟听了，顿时眉开眼笑。于是满座皆欢，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幸福快乐之中。
渴望听到别人的赞美，这是人之本性。究其原因，是因为人在本体意识上的一种虚无感。当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之时，他就会面临着几个相当严重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真的存在吗？如果我不存在了的话，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吗？尤其是最后这个问题，最是让人揪心扯肺。古代的帝王和现代社会的罪犯，都是在最后这个问题上犯了糊涂，由于他们误以为自己死了之后，世界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才会做事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甚至连子孙后人的福祉都不理会。
同样地，因为人的心灵无法把握自身，人格处于随时都会动摇的状态之下，所以人需要强力的外部肯定性信号输入，以证明自身的存在。
这表现在普通百姓身上，就是他们不断地告诉自己：“我很强，我有理由获得成功，我是这世界上不可或缺的风景……”但是残酷的现实不断地摧毁着他的自信，所以每一个人都存在着近乎无限制的肯定性需求。
对于高高在上的掌权者来说，他们的心里更是恐惧。他们的心灵会不断地质问自己：“你是谁？你有什么本事？你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你不也是一样地要吃饭，要睡觉，头磕到墙壁上会痛，刀子捅进去会淌血……可你为什么居然主宰了别人的命运？”
所有的这些问题，永远也不会浮现到意识的层次上来，但是我们的心灵却能够感觉得到。所以掌权者时刻需要肯定，需要听到别人对他们的歌功颂德，需要听到别人赞扬他们的智慧与英明——正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具智慧，更为英明，所以他们才成为了公众的救星。掌权者的内心急切地渴望着这种肯定，以维持他们那摇摇欲坠的自我人格。
人格原本是一个虚幻的心理存在，而这种肯定性刺激一旦过于强大，就会产生过度自大的症结。元代有一个叫畅师文的人，此人有洁癖，因担心别人的手不干净，他吃的食物，都是自己亲自下厨做的。他喝水的时候，只喝挑夫担来的前面一桶水，是因为担心挑夫放屁，污染了后面水桶里的水。有一次，他正在洗脚，忽然有两个朋友来访，于是畅师文愉快地招呼朋友坐下吃桃，可是桃子还没洗，畅师文就拿起桃子，在自己的洗脚水里洗了洗，递给客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洗脚水都比别人干净。
这畅师文一个普通人物况且自大到了这种程度，掌握了权力的人物，就更是如此。历史上的帝王，多患有严重的自大狂症，例如有名的暴君隋炀帝，其人残暴无比，自大到了疯狂的程度，他曾三次大举对高丽动武，三次大败而归，部将小心翼翼地进言，希望他能够按照战争的规律来打仗，却不想话刚一开口，隋炀帝就斜着眼睛看着将官们说：“连我都摆不平的事儿，你们又懂得个什么？”
无论是隋炀帝还是畅师文，他们都具备灯塔式的思维方式，以自我为中心，俯瞰整个世界，自以为高高在上：我是最具智慧的，最聪明的……最要命的是，世界上的人，除了极个别的智慧型学者外，几乎都是这种思维方式，都认为自己智慧过人，掌握了权力的会认为自己获得的一切顺理成章，没有权力的百姓，则易于变得愤世嫉俗，认为命运待自己不公。
所以，官场中人，哪怕是有一句话稍不小心，都会触犯到对方这个心理忌讳之上，开罪于人，往往连自己都不知道。
揭示这一规律的，最有趣的事例莫过于明朝南山县县衙里发生的一桩趣事。
南山县县令的妻子姓伍，而县丞的妻子姓陆，还有一个主簿的妻子则姓戚。有一天县令夫人会见衙中属员的眷属，以期联络感情。县令妻子先问县丞的妻子姓什么，回答说姓陆。再问主簿的妻子姓什么，回答说姓戚。县令夫人登时就火了，大发雷霆，退进了内室。众眷属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吓得大气也不敢喘，等待在门外。县令也是觉得奇怪，就进去问妻子。
妻子回答说：“外边那些女人，在戏弄我，你看看我姓伍，县丞老婆就说她姓六，主簿老婆就说她姓七，别人我就不能再问了，再问下去的话，肯定是姓八姓九和姓十了……”
县令听得哈哈大笑，仔细地解释过，才让他的妻子消了气。
这件趣事，就是我们最经常说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大家只是说出自己的姓氏，县令夫人就认为这是在嘲弄她。只因为这件事情说开了，误会解除了，所以记录在历史里，权当笑话让我们一笑。可是官场之上，尽多你永远也不明究竟的冲突与伤害，仅仅是因为这些事情当事人没有说出来，所以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
官场之上，成功者或许还能够说出他们成功的因由，而失败者，多是陷入懵懂之中，实际上推究起来，导致一个人人生失败的，往往并非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一些早已被当事人忘到脑后的细枝末节。这些枝节虽然小，但在对方心里引发的动荡却极大，所产生的后果，也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28） 官场训诫四：科学拍马观
汉文帝时代，有一个叫邓通的佞臣，因为善于奉承，深得皇帝的喜爱。有一次，邓通遇到一个术士，就让术士替自己算命，术士说：“你未来的结局，将会活活饿死。”邓通听了后，很是惊恐，就去找皇帝诉说心里的恐惧。皇帝听了后，就说：“我就不信那术士的胡说八道，这样好了，我授权你铸造钱币，让你成为天下最富之人，我看你还怎么饿死。”
于是邓通获得了铸造钱币的许可，从此富有天下。他更加感激皇帝对他的恩赐，拍起皇帝的马屁，更是尽心尽力。不久皇帝生了毒疮，痛苦不堪，邓通心急如焚，就用自己的嘴巴替皇帝吸吮出毒疮里的脓汁，这才减轻了皇帝的痛苦。
皇帝被吸吮得极是舒服，就对邓通说：“如果你不是真心地爱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可我毕竟是万民拥戴的皇帝，这世上除了你，还有谁更爱我呢？”
邓通回答道：“比我更爱皇帝的，当然是太子了。”
皇帝大喜：“传旨，命太子进宫，替朕吸毒疮里的脓。”
太子进宫来，听说要让他干这种恶心活，心里别提多羞恼了。可再羞恼，他也不敢抗拒，万一皇帝老子发了怒，自己连小命都没有了，更不要提继承皇帝宝座的事情了。于是太子忍着屈辱，替皇帝吸了毒疮之后，出来就立即打听是谁这么缺德，竟用如此恶毒的手段蹂躏他。这一打听，才知道都是邓通使的坏。
太子记恨在心，等到文帝死后，登基后头一件事就是把邓通抓起来，关在一间铸币的屋子里。邓通的前后左右都是钱币，可没一滴水，更没有吃的，就这样。邓通终如那算命术士所言，活活地饿死在钱堆里了。
邓通的吊诡命运告诉我们：官场有风险，拍马要慎重。拍得不对路数，是会拍出人命来的。
通常人们会有这样一种认识，那些庸庸碌碌，没什么本事却在官场上青云直上的人物，都是溜须拍马的高手，不然的话，上司怎么会那么赏识他？不唯是普通大众有这种认识，就连爬到高位的人，往往也声称自己在溜须拍马方面有一套，甚至还有许多教导人们如何拍马屁的书，最终将溜须拍马视为人生的一个重要课题，强推到了我们的面前。
西汉时有一个陈万年，此人从郡吏做到御史大夫，可谓升官有术。那么他是凭借了什么手段一路高升的呢？在他晚年弥留之际，他将儿子陈咸叫到床边，开始了教育和训诫，唠唠叨叨说个没完没了，从早晨一直说到半夜三更，这升官之术还是没有说完。可是儿子陈咸却听得腻了，忍不住大叫一声：“行了行了，你不就是叫我学会拍马屁吗？我已经学会了，你快点死吧……”
陈万年的事情，让我们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虽然拍马屁有点小风险，但就长远来看，仍不失为一项有价值的人生投资。马屁这东西嘛，拍了总比不拍好吧？再怎么说，拍马屁也比和老板顶牛好一些吧？
然而，这个结论却是错误的，错就错在得出这种结论的人，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而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事实上，不管是溜须拍马，还是抬杠顶牛，都只是一种外在表现，真正重要的是拍马的内容或是顶牛的内容，如果内容对了头，哪怕你指着上司的鼻尖骂娘，上司也会心花怒放。反之，如果内容不对头，你的溜须拍马只会拍到马蹄子上，碰一鼻子灰在所难免。
那么，什么内容的马屁拍起来有价值，什么内容的马屁是毫无必要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几个不对路数的马屁：
明宣宗年间，有个金吾卫指挥同知傅广，此人苦思冥想，琢磨着怎么能够和皇帝拉上关系，也好青云直上，升官发财。可是用什么办法才能够到皇帝身边呢？傅广想啊想，想啊想，终于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若想入宫，必先自宫，干脆我先自宫做太监得了……于是傅广引刀成一快，割掉了自己传宗接代的物件，然后上书皇帝，请求将自己调到皇帝身边任职。不想明宣宗看了这封奏章，顿时勃然大怒，说：“傅广这个人，都已经做到金吾卫指挥同知了，可是他居然能够狠下心来，割了自己的卵蛋，此人如此费心机，究竟想干什么？莫非他是想刺杀我不成？来人，与我将傅广拖入大牢，严刑拷打……”就这样，倒霉的傅广，虽然自宫，未必成功，落得个鸡飞蛋打的下场。
到了明武宗朱厚照的时候，又有一个名叫余刁宣的锦衣卫横空出世，此人不像傅广那样弱智，拿自己传宗接代的家伙下手，这余刁宣技高一筹，他忍了痛疼，让人在自己的后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然后上书皇帝，说自己和民族英雄岳飞一样地忠勇，有背上的刺字为证……明武宗见到上书后，大怒，立即命令手下人将这个余刁宣抓起来，往死里打……
我们来看看这两件事，都是属于弄巧成拙，当事人费尽心思地琢磨皇帝的喜好，但都是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升官发财的好事没看到，先被刑杖打得屁股开花。那么傅广和余刁宣拍的这两个马屁，到底拍错在什么地方了呢？
傅广和余刁宣，错就错在他们的马屁拍得太空洞，全无实质意义。如果你想知道马屁应该怎么拍，那你就必须要弄清楚，人们为什么喜欢听奉承话。
事实上，单只是听到拍马屁这个带有强烈贬义的术语，我们就能够知道世人的心理价值取向。人们所需要的并非是毫无意义的奉承，而是对自我的价值肯定。
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人无法证明自身的存在。只要一个人稍微具有一点思考能力，就会陷入思维的陷阱之中，对自身的存在抱有强烈的怀疑，无法把握现实的真切感。说清楚一点，就是人类终其一生都陷于对自我的怀疑之中：我是谁？我怎么在这里？如果我不在这里，这个世界是否还存在……这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人类渴望肯定的心理渊源了。
人际关系就是彼此的心理认可和容纳。
古代的帝王们，当他们身居高位，手握杀伐大权的时候，都会在心里产生一种极度的困惑：我和别人也没什么区别，也会牙疼，也有脚臭，也要去洗手间，正儿八经的场合也是时常忍不住要放一个臭屁……那怎么我就高高在上，可以主宰别人的命运呢？
这些问题，身居高位的人并不会问出来，甚至连这些问题的存在，他们都感觉不到。可是他们的人格能够察觉，并时时刻刻地折磨着他们的心灵，这种折磨带来的效果，就是他们对现实的权力产生了强烈的虚幻感，他们迫切地需要外部世界的观念印证他们所居处的现实。表现在皇帝身上，他已经龙椅在坐，却仍然渴望听到民众对他发出“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吼声。如果你不这么吼，皇帝内心的人格就会发生强烈动摇，感觉到心神不安，引发情感表层的是强烈的恐惧与愤怒。大人物承受着自己人格的折磨与拷问，只有外界的肯定性刺激才能抚平他们心灵的骚动。所以，大人物最喜欢听到民众奉承他们的盖世英名，少了这个环节，他们就会陷入极度的虚妄与惊惧之中。
皇帝和大人的心灵面临着严峻的拷问，小人物也不例外。
小人物的心灵恐惧，与大人物的恰好相反。要知道小人物的思维意识与大人物没什么区别，正是因为这种区别不存在，所以他们才会对现实产生强烈的怨怼，认为他们自己蒙受了天大的委屈。如果是否定性的外部信号持续性地刺激他们，势必导致他们人格的崩溃。所以，出于人格自我强化的目的，小人物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奉承需求。
这个才是拍马屁的最基本原理，不明白这个原理的人，就算是拍了，也是瞎拍，不唯是拍不出理想的效果来，还会惹祸上身。
而你一旦通晓了拍马的心理机制与机理，再奉承起别人来，就会事半而功倍，举重又若轻了。
西汉武帝时代，有一个未央厩令上官桀，此人的工作职责，就是弼马温，替汉武帝养马。适逢汉武帝年岁已大，身体多病，弼马温上官桀趁机溜出去喝酒寻欢，撇下马棚里的马匹不管，几日的工夫过去，马儿们没草料吃，也没水喝，一个个饿得全都没有了马样。却不料汉武帝身体恢复之后，头一桩事就是来马棚亲切探望他的爱马，进来一瞧，那些马一匹匹饿得半死不活，当时汉武帝就火了，马上要严惩上官桀。
却见那上官桀不慌不忙，上前一跪，放声号啕起来，哭道：“皇上啊，你惩罚我是对的，无论你怎么惩罚我，我都甘心承受。这都要怪我，怪我一听说皇帝病了之后，就日夜忧惧，心神不安，天天祈祷皇上您早日康复……所以就没有了心思喂马……”
汉武帝一听，大喜，曰：“想不到你这么关心朕啊，像你这样有本事的忠贞之士，当个弼马温真是屈了才了，那你以后就不要喂马了，到朕的身边来吧……”
我们来分析一下上官桀拍马成功之契因。倘若是上官桀这番话说给年轻时代的汉武帝听，那绝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年轻人对于死亡还看得淡漠，老年时代的汉武帝，最是害怕死亡，时时刻刻担心自己的身体，所以上官桀的马屁，就恰如其分地拍对了地方，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那么，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汉武帝年轻的时候，这个马屁又应该是如何一个拍法呢？
在汉武帝年轻的时候，上官桀就会说他是因为忧思大汉与匈奴的战争，这样就会赢得汉武帝的欢心。归根到底，拍马之术必须要切在对方的心里最软弱的部位上，一是要赞扬对方的人品，二是要肯定对方的才智，三是要体谅对方的艰辛，四是要化解对方心里的忧虑。基本上来说，只要掌握了这四个要点，就足以走遍天下，无拍而不利。
（29） 官场训诫五：做不做事无所谓
年轻人初入官场，对于职场有着一种主观性的想象，他们认为官场之上，成绩是排在第一位的，一个没有工作成绩的人，自然也就没有可能晋升。这个说法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在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是哪个年轻人的美好想象，而是人类社会博弈与竞争的客观规律。
汉景帝时代，有两个重要人物引起了史学家的注意，一个是名将周亚夫，另一个名字叫石奋。
周亚夫其人，曾因平定了“七国之乱”而青史留名，他的军营被称为细柳营，即使是皇帝进入，都不敢纵马狂奔，只能是小心翼翼地慢慢行走。但是有一天，汉景帝突然在宫中召见周亚夫，赏赐给他一块肉，却没有切开，也不准备筷子。周亚夫心里感到别扭，就转身招呼主管宴席的官员拿筷子过来，这时汉景帝却冷笑着问他：“难道这种吃法，不符合你的心思吗？”
周亚夫不明白皇帝是什么意思，慌忙站起来谢罪，景帝厉声呵斥他出去，并说：“如此愤愤不平的人，将来怎么可以成为幼年君主的臣子？”
没过多久，周亚夫的儿子考虑到父亲年老了，就买了用于殉葬用的五百件铠甲盾牌。恃仗父亲的权势，他虐待搬运东西的雇工，还不给他们工钱，雇工们非常愤怒，就写检举信举报周亚夫。汉景帝接到举报，立即将周亚夫捉拿下狱。等到提审的时候，审案的官员问周亚夫：“你为什么要谋反？”周亚夫解释说：“我没有谋反，我要谋反还会等到今天吗？”审案官员不信：“既然不是谋反，那你为什么要购买铠甲兵器？”周亚夫解释说：“那些铠甲兵器，是殉葬用的。”审案官员听了大喜，说：“如此说来，你是打算到了地下再造反了？”
听了审案官员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说法，周亚夫狂怒之下，口吐鲜血，竟然活活气死了。
一代名将，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冤枉死了，而与周亚夫作为同僚的官员石奋，却平步青云，满门富贵。
说起石奋这个人，他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没有文化，更不像周亚夫那样为国家立过汗马战功。那么石奋又是如何获得功名富贵的呢？
《资治通鉴》上记载说，石奋这个人，唯一的长处就是恭敬谨慎，见到任何人都毕恭毕敬，满口恭维用语。此人在官场上混迹一生，除了奉承别人，别的话绝不多说一句，他也因此而迅速晋升。不唯是石奋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朝廷分明感觉到爱说奉承话的人太少，又将石奋的四个儿子也全部提升，一门父子五人，每人都有二千石的俸禄。但是除了支取高额优厚的薪资，吃饭抹嘴之外，石家人不负责朝中的任何实际性工作。
然而，汉景帝却认为，像石奋这样的人，远比功勋赫赫的周亚夫更为可靠。所以他在气死周亚夫之后，就把石奋留给了儿子汉武帝。
石奋的小儿子石庆，官任太仆，主要的职责是替汉武帝赶马车，有一次汉武帝外出，忽然问石庆：“现在有几匹马在拉车？”石庆听到后，先用鞭子将拉车的马一匹一匹地数过，然后恭谨地回答道：“启奏陛下，共有六匹马。”
看看这个石庆，拉车的到底有几匹马，只要脑子没毛病的人，看一眼就能够回答得出来，他偏要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数一遍，这样做是不是有什么理由呢？
有理由！
正是因为石庆连几匹马都要数过才回答，这就给汉武帝留下了特别的好印象。汉武帝认为，像石庆这样的人，对待公事上异常地踏实认真，尤其是对自己不敢有丝毫的马虎，这样的人才，要提拔，要重用。
功勋之大如周亚夫，竟然不为朝廷所容；混世油子如石奋，竟然是满门富贵，这又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说透了就是博弈两个字。
古人评价周亚夫这种社会现象，有一句专用术语：功高震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周亚夫在这个世界上的政治对手，不唯是七国的叛军，还包括了石奋一家，以及朝廷中的诸位同事同僚，甚至也包括了皇帝本人。周亚夫的成功，非但没有为他本人带来利益，反而让他成为了所有人的政治对手，偏偏他对此毫无察觉，所以才会活活气死。
而石奋一家的成功，就在于官场上有周亚夫这样的人，当周亚夫在与叛军殊死血战的时候，石奋也在一边紧张地盯着他，并随时观察着皇帝及同僚们的动向，一旦发现周亚夫的功勋已经引发了所有人的嫉恨，石奋立即识趣地闭紧了嘴巴。
石奋不说话，所以就不会说错话。他不做任何事，所以就不会做错事。当官场上那些能力过强的人被强大的阴暗力量挤压出局的时候，官场上剩下来的人，就是像石奋这样从未犯过错误的“老同志”了。正是因为他没有犯过错误，所以你也无法指责他，最后的赢家，必然是他。
但在特殊的情境之下，一个因为不做事而受到重用的人，也会遭遇到麻烦。靖康年间，金人铁蹄南下，朝廷急忙优选精明能干的官员派到地方去主持军事。有一个东州人，名字叫解习，他在朝中寡言少语，众臣皆称其能，于是一致推举他为直龙图，知河中府。解习再不喜欢说话，这时候也不得不多说几句了，他解释说：“我不爱说话，并非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胸有成竹，只不过是我嘴巴笨，所以平时不敢多说，怕说错了丢人，可就因为我不爱多说话，就派我去主持地方军事事务，这岂不是瞎胡闹吗？”
解习其人其事，再次印证了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规律，这个规律是说，当我们观察别人的时候，就是通过对别人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作出判断，这些判断未必精确，但好歹是一个判断的依据。可如果一个人不说话，也不多做事，那么，我们的判断就会失去凭据，就会因为无法观察到对方的底细，而认为对方深不可测。官场上的选拔制度也是如此，但凡一个人被提拔，稳重必然是一个绝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正如我们分析的那样，所谓的稳重，实际上是我们无法摸清楚对方的深浅长短而得出来的本能性结论。
（30） 官场训诫六：吃亏就是占便宜
唐代的时候，潞州有一户农家，家中五世同堂。适逢唐太宗李世民讨伐并州，路过此地，听说了这情形之后，就召见这户人家的长辈，问道：“你用了什么办法，让五代人和睦地居住在一起呢？”对方回答说：“没别的办法，就一个字儿：忍。”
唐太宗听了，连连点头，认为对方说得对。
唐太宗李世民为什么会对这户人家产生好奇？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李世民身为绝世帝王，知道人与人相处的难处。纵然他是千古名君，却无法处理好和哥哥李建成及弟弟李元吉的关系，悍然发动了玄武门武装暴乱，杀死了两个兄弟，夺得了权位。正是因为他知道人和人相处不易，所以才会有此一问。
可是，这世上的人，莫非很少有人心存与人交好的善念善意？缘何一群好人遇到一起，却处理不好相互的关系呢？
这是人类的灯塔式思维在作怪的缘故。所谓灯塔式思维，是以自我为中心，俯瞰整个世界，不管你是多么的善良，无论你是多么的大度，你在看待别人的时候，是有一个理想预期的，这个预期就是按你自己的想象来要求对方。而糟糕的是，你所有的预期终将落空，因为你在预期别人，别人也在预期着你，你渴望对方无私贡献，对方期望你无私地付出，你渴望对方挺身而出、任劳任怨，对方却认为这是你的差事。
除了这种灯塔式的思维之外，还有一个症因就是人类的思维能力无远弗届。
一个人的身体虽然弱小，但是思维却是极为深远。当你一个人，独自站在高处的时候，你会产生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属于你一个人的幻觉。事实上这种幻觉时刻都存在着，而且影响着你的思维，可麻烦的是，一旦你遇到另一个人，就不得不向对方做出让步——至少要让出一半的世界，一半的宇宙给对方，这还是在对方明白事理的前提下。如果对方不明白事理，你就得让出你的全部。如果你居处于人群之中，你的自我就会被别人的欲望强力地挤压，而这种被迫性的挤压是违背人的天性的，所以，人群的数量越是庞大，你的心理压力就越大。
所以年轻人多有愤愤不平的想法，他们认为自己理应拥有整个世界，却被不计其数的人挤压到了无形的地步。于是人们就会指责社会不公，抱怨命运险恶。
以上两种心理整合在一起，就会让人呈现出刺猬的性格，纵然是你再不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但性格上的冲撞却是一个必然，扎到别人总是难免。而这就意味着：官场上的冲突。
然而这种冲突，却是极度危险的。这种危险就在于，人的寿数太短，机会太少，一旦陷入了冲突之中，将生命浪费在仇恨与怨毒之上，空误了美丽的人生与未来的发展，实在是划不来的一桩事情。
这个道理，现在我们说起来简单，在古时候却是帝王之术，是不与民间百姓得闻的秘密思想。而帝王世家，则以此世代相承，比如说唐玄宗做皇帝的时候，在考虑宰相的人选时，就命人将中书舍人萧嵩叫来拟稿。却不料，萧嵩听到皇帝半夜传唤，以为有什么恐怖的事件，害怕得瑟瑟颤抖，见到唐玄宗之后，就全身发软，趴在地上动弹不得。唐玄宗吩咐了几次，萧嵩才战战兢兢地拿起笔，却不想恐惧过度，脑子中空空如也，笔落在纸上，写出来的文字与唐玄宗所要求的相差万里。折腾了好长时间，唐玄宗眼见萧嵩今天晚上是写不成字了，就吩咐他离开。等萧嵩走后，唐玄宗气恼地将纸张扔在地上，骂了句：“长得倒是白白胖胖，原来不过是一个绣花枕头。”
这句话刚刚骂出来，就见旁边的小太监掩嘴偷笑。这时候，唐玄宗心里一惊，虽然他是皇帝，却也害怕小太监把这件事传出去，影响到萧嵩以后的前程，开罪于人。于是唐玄宗咳嗽一声，遮掩道：“其实萧嵩这个人很是尊贵，朝里还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
皇帝害怕得罪人，大臣更怕这事。北宋时代的吕蒙正被任命为宰相，就在任命下达的当天，朝中的一个官吏站在门帘下，指着他说：“就凭他吕蒙正吗？他也当得了宰相？恐怕他真没这个本事吧？”听着谩骂声，吕蒙正神色不变，继续往前走，有人叫他回头看一下，看清楚是谁在背后骂他。
吕蒙正说：“不能回头，我绝对不能回头，回头看到了骂我的人，哪怕我再大度，再不肯和他计较，但心里的不痛快总是在所难免。所以我宁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也免得让我恨他。”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裴行俭，同样也是一个大度的人。他因为战功，得到了皇帝赏赐的马和马鞍，却被手下的一个小官吏偷偷骑了上去。不料那小官骑马技术太差，把马绊倒了不说，还把御赐的马鞍摔坏了。小官害怕得逃跑了，裴行俭却让人把他找回来，说：“马鞍又不是你故意摔坏的，有什么关系呢？我不会因此惩处你的。”
还有一次，裴行俭作战归来，缴获了敌人的金银财宝无数，许多朝官慕名前来观看。裴行俭就于宴会之上，命士兵将这些财宝拿出来，供大家欣赏。宝物中有一件玛瑙盘，长二尺，花纹奇丽，价值连城，一个士兵生怕将玛瑙盘打碎，小心翼翼地捧着出来，却不料因为心情过于紧张，脚下一绊，失足跌倒，把玛瑙盘打得稀烂。宴会上所有的人都变了脸色，那士兵更是吓得要死，跪倒在地上拼命地磕头，乞求饶命。裴行俭却哈哈大笑起来，说：“这事又不怪你，害怕什么呢？快把碎片收拾收拾，下去吧。”
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了古官场上的一个规律，皇帝居然害怕大臣，而大臣更是害怕手下的小人物，生恐开罪于他们，这里边有什么奥秘呢？
答案在《左传》之上。
据《左传》记载，有一年，宋国与郑国交恶，两国各出精兵猛将，准备大战一场。宋将这边的统帅叫华元，他为了鼓舞士气，临战之前，吩咐杀猪宰羊，慰劳三军将士。将士们吃得兴高采烈，纷纷请战，表示要和敌人决一死战，打败敌人。华元大喜，就率三军开赴战场，却不料，两军甫一交战，只见华元自己的战车稀里哗啦地向郑国人的军队直冲了进去。华元连喊带叫，拼命想让车夫停车，却不料，那车夫回头笑道：“华元，你现在想起我来了？怎么吃肉的时候，你偏偏把我给忘了呢？”
“什么？”华元这时候才醒过神来。原来，慰劳将士的时候，华元每个人都想到了，单单把自己的车夫给忘记了。因为车夫没有吃上肉，怀恨在心，所以大战开始，他就要狠狠地报复华元对他的轻视。这时候华元想要解释，已经是来不及了，郑国人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仗还没有打，华元就已经成了俘虏。
正是因为华元的教训，让古代的官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慎之又慎。人在江湖，顶头上司固然是招惹不起，可是那一个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同样也是我们招惹不起的，天知道哪一天你会落在人家手里，倘若此前有隙，岂不是悲惨至极？
所以，官场，虽然是求利之所，讲究的却是最上乘的兵法：吃亏就是占便宜。
官场上的利益，纵然你不争不夺，也自然会有你的一份，而且你越是不争不夺，别人越是不敢忽视你，生怕你闹起来，一拍两散。反之，如果你主动地和别人争夺，那就必然会开罪于人，而让人仇恨的后果，是连古代的帝王公卿都害怕的，我们又岂能不当回事？
靠吃亏而占到大便宜，这方面表现最优秀的，就是厚黑始祖刘邦了。早在楚汉相争之初，由于项羽勇猛无敌，刘邦屡吃败仗，而韩信统兵北上，绕开了项羽，专攻项羽的后方，却是连战连捷。于是刘邦向韩信紧急求救，韩信却提出一个要求：必须要先封他为假齐王，他才答应回来救刘邦。刘邦听了，气得破口大骂，幸亏这时候张良踢了他一脚。
要说刘邦这人就是聪明，只一脚，就踢得他醒过神来了，改口大叫起来：“男子汉大丈夫，要封就封个真齐王，封个假齐王算是怎么回事？今天这事我做主了，就封韩信为齐王。”
韩信被封为王，大喜，立即统兵来救刘邦，而等到刘邦得势的时候，却出其不意地夺了韩信的兵权，最终反将韩信擒获。若然是刘邦开始时舍不得吃亏，那么以后的变局，殊难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