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传习录：新人成功六字诀
（55） 官场上的新新人类
新人分两种：一种是老新人，一种是新新人。
所谓老新人，就是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失败过成功过，跌倒过也爬起来过，终于积累了一定的人生智慧之后，才换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在这里，虽然他已经不再年轻，却也是初来乍到，对于周边的职场生态不够了解，故称老新人。
新新人就是社会经验远远不足，人生阅历近乎空白，刚刚从校门走出来的年轻人。他们是真正的年轻，不仅是年龄年轻，而且心态上也年轻。对于官场职场，他们有的只是自己的美好想象，至于这想象是不是与现实沾边，他们还来不及考虑。这样的年轻人，称之为新新人，是真正的新人。
那么，在官场上，这两种新人，哪一种更容易成功呢？
这两种新人，都面临着他们自己所特有的尴尬，在哲学上称之为二律悖反，也就是他们的优势，恰恰又构成了他们的劣势。成功和失败的因素，都是同一个。
对于有一定社会经验的老新人来说，他们已经历练得足够圆滑、沉稳，脑子里有的不再是自己的美好想象，而是能够顺应现实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初入一个新的环境，他们没有历史包袱，自己的人性弱点还没有暴露出来，和新环境中的同事们之间，也没有矛盾发生，如果有机会获得晋升提名，别人不了解他，也就无从反对，最多是说他的资历不足罢了，这就是老新人的优势。
但正因为这个优势的存在，新环境下的上司和同事，对老新人寄予的希望也很高，远不是普通的表现就能够让大家满意的。他必须要在短期内拿出让大家心服口服的政绩来。可人在官场，少了同僚们的鼎力合作，你一个人又有什么办法独唱一台戏？同僚们都知道，帮助了你，就等于断绝了自己的晋升之路，所以老新人等于陷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掣手掣脚，无法发挥。这就是老新人的劣势了。
老新人的优势，是新新人望尘莫及的。老新人的劣势，恰恰也是新新人的劣势。
新新人没有经过磕磕碰碰，缺乏老新人的社会阅历与人生经验，对于官场的规律认知，完全是一片空白。而当新新人满腔热血地准备施展才华的时候，同样也会遭受到与老新人同样的对待。那些意气消沉的老同僚们，正袖手旁观，等着看新新人是如何碰壁碰钉子，不要幻想着同僚们会放弃自己的人生希望与梦想，不计一切地为你铺路，他们没有理由这样做。
这么看起来，新新人所面对的处境远比老新人更为恶劣。
实则不然，要知道，官场上对老新人是有着极高的期望的。如果达不到这个期望，老新人就很难破局而出。但是，官场上对于新新人的预期，却是低到了不能再低，如果新新人在最初的表现中，没有出现过于浮躁的情况，没有和同事们发生实质性的冲突，新新人就会很容易地脱颖而出，赢得同僚们的赞赏。
也就是说，如果老新人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处身于官场之上，远不如新新人更具优势。但这种优势也只不过是镜花水月，构成了一道虚幻的光环，让新新人无法握在手中。老新人知道自己的优势，但竞争对手们也同样清楚，于是优势也就不再成为优势，反而构成了一道高高的障碍，横亘在老新人的人生路上。新新人不知道自己的优势，所以官场也富有人情味地为他们网开一面。
所以对新新人来说，他们所面临的人生课题，就是如何正确地做，才能够将自己优势的一面呈现出来。
这样一来，官场就等于为年轻的新新人构设了一个蹊跷的迷宫，年轻人的劣势，却也正是年轻人的优势，发挥得不好就是劣势的固化和强化；发挥得好，就变成了优势。年轻人要如何思考，才能够化解这劣优合一的人生难题呢？
（56） 劣势就是优势
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欲取南唐，但是南唐也有自己的人才，其中以“三徐”闻名江东，他们都以博闻强识而著称天下。这其中，单以一个名叫徐铉的，名气最大。为了打消北宋犯境的想法，南唐李后主决定派徐铉出使北宋，要以辩才将赵匡胤折服。
闻知徐铉来使，北宋朝臣大骇，都知道论及辩才，自己远不是徐铉的对手，一个个战战兢兢，生恐宰相把自己推出来送死。宰相赵普也是一筹莫展，徐铉既然要来，北宋这边无论如何也要派一个官员陪同的，可不管派谁去，都不是徐铉的对手，那么这事到底该怎么办呢？百思无计，赵普只好把目前的难处对赵匡胤说了。
赵匡胤听了后，就说：“这事不用你们操心，我这里自有合格的人选。”然后他吩咐道：“你们给我把殿前侍奉仆役中那些不识字的人挑出来，把他们的名字全报上来。”不一会儿，一张有十几个人名的名单，送到了赵匡胤的案头。只见赵匡胤拿起御笔，随意地在名单上勾画了一下，说：“就派这个人去接待徐铉吧。”众人大惊，徐铉是名满天下的辩才之士，可这边居然派出一个大字不识的仆役，若然是这人派了去，岂不是要丢尽北宋的脸面？
那名仆役更懵懂，可怜他只知道端茶扫地，哪里晓得迎陪国使是怎么回事？可是皇帝的吩咐，又不敢违抗，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到了江边，接到徐铉，就见徐铉哈哈一笑，口若悬河地说将起来，其词锋锐利，咄咄逼人，又不失分寸，只听得一旁的官员无不心惊。再看那名仆役，他大字都不识得一个，哪里晓得徐铉说了些什么？唯有诺诺点头而已。
见北宋陪使神态古怪，徐铉心里莫名其妙，继续说下去，对方仍然是一张呆呆的脸，无一字一词的答复。就这样两人一路行来，徐铉花费心机，想撬开北宋陪伴官员的嘴，却终究是枉然。几天之后，徐铉终于泄了气，认了输，等见到了赵匡胤，根本没心思再高谈阔论，只递交了国书，就意兴阑珊地回去了。
这个历史故事中，徐铉是读书破万卷的著名学者，而赵匡胤派来的却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大老粗。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人生的道理，是跟明白人讲的，遇到不明白道理的人，道理也就失去了意义和效用。
官场上的道理也是一样，官场上的道理向来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宜，不存在通行官场、人人都必须奉行的道理。
官场年轻人都有一个最美好的幻想，那就是公平。却不知道真要是有了公平的话，官场之上根本就没有年轻人的立足之地。因为相比于官场上的老油条，年轻人容易意气用事，犯错误的几率更高。要是按照公平的法则来处理的话，年轻人只会栽更多的跟头。
正是因为官场之上没有公平，同样一件事，有背景的人做了，上司硬是不敢吭声。没有背景的人做了，上司就会大发雷霆。同样的错误，老资格的犯了，上司就会非常生气；年轻人犯了，上司就会不以为然。不唯是背景与资历，甚至连不同的性别都要考虑到，正是因为存在着诸多导致不公平的因素，才为年轻人洞开了一条晋升之门。
如果年轻人真的想踏入成功之门，他就必须先放弃过于强烈的自我人格主张，也就是说，年轻人必须要承认这样一件事：自己未必有多么的聪明，别人也未必有多么的愚笨。反倒是年轻人自己，因为对官场上的规矩多有隔膜，在同事们的眼中，才是最笨的人。
只有承认你笨，才能够像赵匡胤所做的那样，以愚困智。
赵匡胤的高明，就高明在他不是选择精于辩才的官员去与徐铉直面相撞。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两个衣冠楚楚的官员在江边大争大吵起来，又有什么意义？赵匡胤要的是快刀斩乱麻，迅速地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以无知的懵懂，去对付对方的精明。
再说被赵匡胤所选中的人，他之所以让徐铉无计可施，并非是他比徐铉更有才，而是因为他明智地知道自己远不如徐铉，所以他选择了放弃，最终赢了这一局。反之，如果这个陪伴使一旦受了皇命，就以为自己高高在上，非要和徐铉理论一番，却又如何呢？
偏偏这样的事情，在官场上也极为常见。唐玄宗时代，因为宰相的人选定不下来，皇帝提出的人选，群臣都吵吵嚷嚷，表示不同意，唐玄宗生气了，就大吼一声：“你们吵吧，再吵下去的话，我就让郑松做宰相。”此言一出，群臣立即闭了嘴。原来郑松这个人，是朝廷上有名的蠢货，经常闹出乱子来。而唐明皇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警告群臣，他是真的生气了，并非是想让郑松做宰相。
但是那郑松果然愚蠢，竟然没听出这不过是笑话。此后他居然每天衣冠楚楚，正襟危坐，伸长了脖子等候宰相的任命下来。群臣看到他的怪模样，都在后面笑疼了肚皮。
郑松之所以愚蠢，蠢就蠢在不知道自己的愚蠢上。
要知道，上苍造人，每个人的智商都相差无几，每个人都有自己聪明的时候，每个人也有犯蠢的时候。聪明人有着各自的聪明。但蠢人却只有一种，必然是不知道自己愚蠢之人。
前者被赵匡胤所选中的陪伴使，他之所以没有犯错犯蠢，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才智不如徐铉。这就告诉了我们：任何时候，一旦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愚蠢，那就是我们最聪明的时候。而当我们自以为聪明的时候，一定是正在犯蠢。
出现在官场上的年轻人，一如被赵匡胤所选中的陪伴使，如果你认识到官场上的每一个人智力绝不会低于你，那么你就是个聪明人。相反，当你自诩聪明的时候，那你就开始犯蠢了。同样地，当你自己承认自己愚笨的时候，你的不谙世事就成为了官场上最大的优势，而当你自认聪明的时候，你的稚嫩就成为了妨碍你成功的最大劣势。
于是我们终于发现了年轻人官场成功的秘诀，那就是六个字：懵、懂、明、净、迷、惑。
那么，这六个字又当何解释，年轻人在官场之上，又该如何应用呢？
（57） “懵”的失败境界
处于懵状态之中的年轻人，是官场上的开心果，只是因为他们懵，所以他们必然要遭遇到重重失败。但也正是因为他们懵，所以他们注定会成功。
然则，懵之人在官场，到底是会遭遇成功，还是遭遇失败呢？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会成功，什么情况下又会失败呢？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懵的状态。懵之一字，意即蒙，也就是一个人正处于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不够清晰的时候。在《周易》中，这个状态，是由一个艮卦和一个坎卦所组成，即所谓的山水蒙。
艮为山、为止、主外，坎为隐伏、主内，意思是说，处于懵状态的人，内心中一片空茫，外在的举止上却表现出与内心完全相反的强硬与蛮横，拒绝退缩或是改变自己。这个状态中的年轻人，其心理发育尚未成熟，自我的人格极为脆弱，整个人就像是一枚鸡卵，对来自于外界的攻击全然没有抗拒能力。正是因为年轻，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才会表现为过度的强硬态度，以外在的坚硬弥补内心的脆弱，全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脆弱的自我。
来自于外界的攻击，与年轻人的过度自我保护，并非是实体上的，而是观念上的。要知道年轻人的人格刚刚形成，内心的自我远未固化，而来自于他们身体之外的所有，包括学校、老师、家长、朋友及社会，都在利用这个机会向年轻人输入强烈的改变信号，以图达到彻底改变并控制年轻人的目的。倘若年轻人屈服了某一方，那么他的人格就会彻底丧失，沦为对方的附庸，再也无法站立起来。
有些年轻人屈服于家长的威势之下，从此沦为了家庭的附庸；有些年轻人惧怕同伴的挑衅，被迫沦为了同伴的附庸；有些年轻人沦为了某种观念的附庸，同样导致了自我人格的丧失。完全摆脱所有控制的年轻人并不存在，他们或多或少，总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某种外部信号的刺激。这种刺激与年轻人的自我人格融为一体，客观上弱化了年轻人的自我。而后者，则进一步导致了年轻人人生态度的强硬——非如此，他就不足以保护自我。
于是我们就知道处于懵状态之下的年轻人，为什么会遭遇到官场上的人生失败了。
处于懵状态中的年轻人，当他们进入官场之后，官场中人立即就会对他们的到来表示出高度的关注，无数双目光集中在他们的身上，所有的人都在有意无意地对年轻人施加着影响。这些影响既包括了有利于年轻人官场生涯的正面刺激，也有会毁弃他们前程的负面刺激。
仍然处于成长状态之中的年轻人，只能是被动地接受这些外部信号刺激，并以这些信号为材料，重塑他们的人格。如果他们接受了正确的信息，那么他们就会变得沉稳淡定，远比官场上的老家伙们更适应环境。在这种情况下，纵然是他们无心恋栈官位，加官晋爵的事情也会落到他们的头上。
相反，如果年轻人接受了负面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与他们的人格凝铸在一起，那么，此后的他们，就会变得与官场的规律法则格格不入，动辄得咎，处事不顺，牢骚满腹，意气消沉。这时候即使是他们有了机会，得以晋升，也会干出极为荒唐的事情来，成为官场上的笑料。
唐朝的时候，曾经有三个宰相，分别是韦安石、吉顼与房融。韦安石的儿子叫韦陟；吉顼的儿子叫吉温；房融的儿子，名叫房倌，房倌后来也做了宰相。
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房融做宰相期间。有一个叫郗昂的年轻人，显然正是处于懵的状态之中，来到了长安，很快就与韦陟、吉温和房倌结交，成了好朋友。有一天，郗昂和韦陟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就聊起了当朝的宰相，哪一个最缺德，心眼最坏。当时郗昂想也不想，脱口说道：“依我看，最缺德的宰相就是韦安石了，你说是不是？”说完之后，正等着韦陟表态支持，突然间想起来，韦陟就是韦安石的儿子，自己竟然当着他的面说他父亲最缺德。心里一害怕，掉头就跑了出去。跑到街上，恰好遇到了吉温，吉温就问他：“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郗昂就沮丧地告诉吉温：“刚才我说话不慎，得罪人了。我居然当着韦陟的面，说他父亲最缺德，其实我想说的不是他父亲，而是吉顼。吉顼才是最缺德的宰相，你说是不是？”吉温：“……什么？”
话说出口，郗昂才猛然醒悟，吉顼就是吉温的父亲，自己居然又当着他的面，骂他的父亲，这岂不是……心里害怕之下，掉头又跑。这回他一口气跑到了宰相房融的家里，房倌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喘息着说：“今天我闯了大祸了，我当着韦陟的面，说他父亲是最缺德的宰相，又当着吉温的面，说他父亲才是最缺德的宰相。其实我真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这最缺德的宰相，其实是房融。”房倌：“……你说什么？”
完了，这个郗昂，他居然一日之内当着三个有权有势的人的面，说他们的父亲是最缺德的。出了这么大的纰漏，就连同僚们都不忍心再落井下石挤对他，因为一个人居然能犯下这么离奇的错误，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为什么要说郗昂所犯下的失误，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呢？这是因为，从未有过一个人，像他这样连续三次栽倒在同一个坑里，即使有，也肯定没有他的节奏如此之快。他犯错误的速度之快，让人想提醒他改正的时间都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只是语误的问题，而实际上，问题出在他的脑子里。
在郗昂的脑子里，对此前的所有宰相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如果他潜意识里没有这种否定的观念，就绝无可能出现这种口误。
换一个角度来想，这三个宰相，虽然在历史上名气都不大，但也没什么恶劣之处，况且最先被郗昂认定为缺德宰相的韦安石，他还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称职的宰相。这样一个人居然得不到郗昂的赞同，由此可见郗昂的世界观出现了问题。
所谓的世界观出现了问题，就是郗昂的自我人格在形成的过程中，掺杂进了不正确的东西。这种不正确的东西正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念，因为价值观念是错误的，所以郗昂对事物的评价，就发生了与正常情形截然相反的情况。
正是因为郗昂的价值观念与正常状态完全相反，明明是正直的行为，在他看来不过是死硬，明明是与邪恶势力作斗争，在他看来也不过是沽名钓誉欺世盗名。最糟糕的是，由于他是以灯塔辐射整个世界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只看到别人，却看不到自己，也就无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才会把同样的错误连续犯上三次。
自我人格的价值观念完全扭曲，这就是处于懵的状态中的职场新人所进入的最高失败境界。一个人到了这种程度再想将错误的人格矫正过来，那可就难了。
（58） “懵”的成功境界
自我人格尚不成熟的职场新人，就好比一张白纸，在上面画最美丽的图画，这张纸就成为了价值连城的艺术品。泼到纸上的是垃圾残渍，这张纸也就变成了垃圾。事实上，所有的职场新人，都在同一时间接收到了来自于外界的矛盾信号，有的能让你成为最美丽的图画，有的却让你彻底变成垃圾。你最后得到的是什么，这完全取决于人格的自我选择。
如果你的人格选择了让你成为艺术品，那么你就成功了；如果你的人格选择让你成为垃圾，你再吵再闹也没用，垃圾唯一的价值就是扔掉，没人听你抱怨。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选择成为艺术品，不就把问题解决了吗？
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成为成功者或是成为失败者之间，你是没有选择权的。掌握了这个权力的是你的自我人格，你的人格和你的外在表现根本不是一码事，甚至完全是相反的。
清人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某乡绅，德品端正，不苟言笑，以教化乡里为己任，年逾四十，家中仅老妻相守，不肯纳妾。人皆称其贤。忽一日自室外归来，站立于窗前良久，大笑曰：“人生不过白驹过隙。”丢了拐杖，出了家门，从此流连于花街柳巷，多日不归……
在这里，这个乡绅平时所表现的行为举止，就是与他的自我人格完全相反的。他的自我人格是堕落的，腐化的，追求及时行乐的。正是因为洞察到这一点，所以他才与自我人格展开了激烈的抗争，但是斗争到最后，他的自我人格终于成功地吞噬了他的外在人格，于是他就露出了寻欢作乐的本来面目。
对于初入官场的年轻人而言，他们也同样面临着与自我人格相抗争的任务。普遍来说，年轻人的人格都是依据人性的需求而建立起来的，而人性有着自己的规律，这规律就表现在，拒不认同自然界的其他规律。比如说，自然界的规律要求人生老病死，可是人却愚蠢地追求长生不老；自然界的规律讲究节制，人的寻欢作乐却缺乏节制；自然界的规律是能量均匀分配，而人性却贪婪无度。仅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年轻人的内在人格是明确拒绝官场上的价值观与博弈法则的。
所以尽管每个年轻人都有着晋升到最高层的理由，但最终，他们其中的绝大多数却沦为了失败者。更令人郁闷的是，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自己的失败，知道如何做才是最有利于自己的，但是他们偏偏没有去做。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自我人格成功地阻止了他。
处在懵状态中的年轻人，他的自我人格还太脆弱，完全是靠了外在的强硬气势来保护自己。如果一个年轻人能软化自己接人待事的态度，那情形就会完全不同。
简单说来，许多年轻人虽然知道如何做是对的，却最终未能去做，结果错失了人生成功。其原因就在于他为了保护自我人格不受到伤害，不得不以强硬的态度对抗外在的刺激。表现在官场上，就是听不进去老资格的同僚的劝告，一意孤行，刻意地让自己与老家伙们保持距离，结果失去经验丰富的老家伙的指导，最终悔之晚矣。而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懵状态中的年轻人，就能够放弃对同事的警惕和敌意，相信人性的善良，正确地接受老同事的指导，让自己轻易地获得成功。
《清稗类钞》中提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姓蒋的生员，在户部出任小小的郎中。到任之后，看到户部有一个老郎中，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官职却和二十岁出头的蒋生相同。户部同僚经常戏弄老郎中，老郎中却只是唯唯诺诺，不敢吭气。蒋生在心里怜惜这个老人，就询问老郎中如此老迈年纪，为何还不告老还乡？却在这户部受如此腌臜气？老郎中只是摇头不答，蒋生也不计较，只是从这一天开始，就以子侄之礼对待老郎中。
忽一日，老郎中竟然没有来上班，蒋生心里诧异，就询问究竟，才知道老郎中年迈体弱，卧病在床了。于是蒋生就买了些礼物，一个人去探望老郎中。到了地方，却发现老郎中居所弊陋不堪，家徒四壁，老鼠在房间里窜来窜去，见到人也不害怕。而老郎中病卧在床，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蒋生急忙找来大夫，替老郎中抓药治病，又替老郎中熬了粥饭，亲自端到老郎中的面前，侍奉老郎中吃下。到了晚上，他又守候在老郎中的床前，一如儿子侍奉父亲，脸上不见有丝毫的厌倦。
次日，老郎中的身体有所恢复，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蒋生，问：“你和我非亲非故，为何要如此殷勤相待？莫非你心里想打什么坏主意不成？”蒋生笑道：“你的年龄与我爷爷一般，我孝敬你一番，只当是孝敬自己的爷爷了，看你这里一贫如洗，又有什么值得我算计的？”
老郎中却道：“若你愿意认我为父，我有无边富贵相赠。”蒋生却正色道：“我可以对你执弟子礼，但改换门庭这种事，我做不出来，不要说你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富贵赠给我，就算是有，我也不放在心上。”说完这句话，蒋生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隔日在户部见到老郎中，他仍然是怒气未休。
于是老郎中请蒋生喝酒，给他赔罪，等蒋生怒气渐消的时候，老郎中忽然要求蒋生陪他行一种奇怪的酒令，这种酒令一问一答，说的全都是蒋生不熟悉的盐务，蒋生心里不喜欢，可是又可怜老郎中，就硬着头皮陪着他玩。未及几日，蒋生已经将那盐务酒令背得滚瓜烂熟。见蒋生已经将酒令全部背下，老郎中就吩咐道：“若然是你见到了皇上，就按照这酒令的方式回答，保你无虞。”蒋生听得哈哈大笑，以为老郎中已经老糊涂了，说话都颠三倒四，他只不过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郎中，皇上岂会召见他？
可万万没想到，次日，皇上果然传蒋生上殿，蒋生惊骇已极。到了金殿之上，眼见两侧尽是重臣高官，他心里更加害怕，趴在地上不敢动弹。耳听着皇上的询问，居然与老郎中教他的酒令同出一辙，蒋生心里更是骇异，就一字一句地回答，皇上听了非常地满意。眼见得老郎中教给他的酒令就要问完了，皇上忽然问了一个酒令之外的问题：“你学的只是钱谷，不通盐务，如何把这盐务研究得如此明白？”蒋生不敢隐瞒，就一五一十地把情形都告诉了皇上。皇上听了后，叹息道：“我料到你这般年轻，也不可能如此熟通盐务，既然是有长者相助，那就另当别论了。也罢，这件事你虽然是取巧，也是你有这个命。粤海关的盐务之事，就交给你们两个了吧。”
蒋生昏头涨脑地出了金殿，就见朝中重臣纷纷上前相贺，言语之间，竟然是一片羡慕。原来，粤海关的盐务，是当时朝中第一肥缺，无数朝臣高官虎视眈眈，务求必得。只是皇上对所有的选官，始终不能满意。这件事朝中尽人皆知，户部的老郎中就先以酒令的形式，尽将盐务之事相授，然后再以蒋生的名义上书。皇上看了，大为欢欣，于是蒋生全然于懵懂之际，竟尔夺得了朝中最肥的差事。
此后蒋生带着老郎中赴粤上任，所有政务尽听老郎中的吩咐与安排，未及几年，老郎中患病死去，蒋生大哭着将其埋葬，然后带着数百万两银子，回到了京师，购置房宅，成为了人人羡慕的富户。
后人评说，蒋生得官获财，尽在懵懂之中。若然是他稍有明悟，自己的心里就会另有想法。但在这个过程中，不管他有什么想法，都会坏了事。只有在他什么想法也没有的情形下，事情才有可能成功。
懵状态之下的成功，说的就是年轻人对官场政务一窍不通，唯其心里存有着天生的善念。这样的人，进入官场就会有许多人愿意帮助你。那些帮助你的人，一如憋屈在户部的老郎中，虽然老道圆滑，经验丰富，却因为资历过老，不论做出多么优秀的事情来，都不见晋升的可能。但是他们的政绩如果落在年轻人头上，年轻人就会直线飙升。但前提是，除非老家伙们能够确认他们在扶携了你之后，你也能够扶携他们，否则他们是不肯这样做的。
（59） “懂”的失败境界
懵懂两个字，向来是合在一起用的，用以表达人的思维认识空虚模糊的情形。
懵就是无知，就是大脑中一片空白。而懂则是知道，是明了。懵懂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说你知道，你明明不知道；说你不知道，你又好像知道，总之是非常难以说清楚的一种智力状态。
再细究一下，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两种智力状态我们都熟悉，而懵懂则是居于二者之间的，这又是个什么道理呢？
这种奇特的思维状态，是指一个人的思维已经成熟，但人格却仍未发育健全。这种状态下的人，只是因为那为人处世的简单道理，是我们打小就被老师和家长耳提面命，重复过无数次的，甚至已经达到了家长老师还没有开口，我们就已经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的程度了。但是，这种“知道”完全是外部强加于我们的。如果我们不肯接受的话，家长会闹老师会罚，搞得严重了还会有警察介入进来强拖着我们去监狱，所以我们是被迫知道。这种被迫知道的状态久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就都认为我们已经知道了。
但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
这种不知道，主要表现在我们的人格不肯接受上。我们的人格之所以不肯接受，那是因为我们的自我人格是在推翻外部的权威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一个人的成长，在幼年时间是没有自我人格的。那时候孩子完全是家长意志的延伸，没有主张自我权力的可能。等孩子到了七岁，他的自我人格就要形成，建立起自我人格，就意味着首先要把自己从父母的附庸中独立出来，所以这个年龄的孩子就开始不服管教，他们在身体上已经做好了脱离父母与家庭的准备，只是心智还不够成熟，更没有谋生能力，只能暂在虎穴勉强息身，蜷伏爪牙默默地忍受。
等到了十四岁左右的时候，孩子的自我人格开始成熟，生理书上管这个阶段叫青春期，并且提醒家长说：青春期的孩子叛逆意识强烈，开始了有意识地对抗父母与老师，脾气比较大。但正如我们所知，仍然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这个年龄的孩子在与父母的斗争之中，注定是要失败的。更可怕的是，不唯父母对孩子自我人格的形成进行压制，整个社会的力量也从各个角度对孩子进行“剿杀”，孩子的自我人格还远未成形，就已经感觉到了四周的杀机弥漫。
然而孩子却一定要形成他的自我人格，这个自我人格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灵魂，倘若一个人连灵魂都没有，那他还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只有极少数的孩子，在这一阶段成功建立了自我人格。他们被称为神童，因为他们在青春时期就已经解决了自己的经济问题，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这样他们就获得了自己独立人格的成长权力。于是他们就能够自觉地将有关这个世界的规律与社会的法则，融入到自己的人格之中，于是他们很快就“成熟”了。
但对绝大多数孩子来说，他们的资质只是普普通通，还无法在少年时期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现实强迫他们必须要成为父母的附庸，而他的人格又在主张着自我的独立。这样无奈的现实导致了大多数人的自我人格与外部强行输入的信号展开了激烈的绞杀。确切说来，天才的儿童能够自觉地接受社会规则，因为那是他们人格的一部分。而绝大多数孩子却不得不抗拒正常的社会规则，因为这些东西正在摧毁他们的人格。
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年轻人一种奇怪而复杂的矛盾现象。说到社会的法则，他们知道的丝毫不比成年人差，甚至比成年人说得更精确，更到位。但当他们做起来的时候，却恰恰相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和自己所表达的观念反着来，仅仅是因为，这种观念是他们被迫接受的，而且是他们的自我人格极力抗拒的。
这种说起来比谁都明白，做起来比谁都糊涂的年轻状态，就是懵懂的懂字。也就是说起来懂，做起来不懂。说别人懂，说自己就不懂。你说他不懂，他比你还懂。要说他真懂，其实真不懂。到底懂不懂，说起来真懵懂。
这种所谓的懂，是语言与行动的背离，是愿望对思想的叛逆。这样一个言行不一，眼高手低的人到了官场之上，想要成功，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说懂而不懂，说不懂却又懂的怪异智力状态，也绝非是年轻人的专利。不管你胡子多白多长，年龄有多大，资格有多老，只要是自我人格仍然存在着缺陷，那么你就无法走出这种中间状态。所以我们在官场之上，尽多见智力处于这种奇妙阶段的异事。
唐朝时，有一个叫王及善的人，此人才学平庸，行为猥琐，精神迟钝而不清醒——这就是最典型的懂的状态。史书上说这人脑子不清醒，可是他居然做了中书令。难道那提拔他做官之人，也是脑子不清醒的吗？眼见得这么一个脑子糊涂的人，竟然身居高位，众官愤愤不平，曰：“这是大乌鸦落在了凤凰池里……”群众的反应终于被上面听到了，于是圣上有旨，将王及善提拔为宰相。这下子百官吓呆了，连反对的话都不敢说了。如果你说王及善脑子不清醒，那你清醒怎么就没当上宰相呢？
总之，脑子不清醒的王宰相，彻底否定了群臣的智商。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却又看得人跌破脑壳。那王及善做了宰相之后，并不去管理国家政务大事，而是天天蹲在都省官署的门口，见到有驴子经过，就上前驱赶。众官封了他一个留名千古的雅号，叫驱驴宰相。
懵懂之人也能够当上宰相，这可应了那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或者有人会认为，这王及善是一个特例。但是这种观点却是错误的，王及善不仅不是特例，而且是官场上比较普遍的现象。如王及善这种半精半傻的怪人，遍布史书。比如说雍正年间，皇帝要求百官都要轮流向皇帝奏事，这一奏事，就奏出来一个南郭先生。有一官员越众而出，诚恳地向雍正建议说：“朝廷应该下旨，禁止卖煤的人横骑在骆驼背上，因为这么个骑法，万一跌下来的话，会摔疼屁股的。”当时雍正听了，呆怔良久，才知道自己的属下居然都是这种水平。
如果雍正认为这位骆驼御史的水平低，那他就错了，相比于顺治时代的官员，这骆驼御史绝对算是有水平的领导了。
顺治年间，歙县有一位县令，他不识得字，到了公布判案布告的日子，就让书吏教他写。书吏写一画，他就写一画，书吏写一竖，他就写一竖，写成什么样子算什么样子。结果写到一个“七”的时候，这知县大老爷把钩给弯到了相反的方向，应该向右弯，他却给弯到了左边。书吏抱怨了一句，县令登时火了，忽然将布告翻过来，说：“弯错了方向有什么打紧，你把这布告反过来贴，这不就正过来了吗？”
听了县令的话，书吏当时就哭了。他哭什么呢？他哭，是因为县令只知道将布告翻过来贴，“七”字是正过来了，可是别的字却全都反了。
赶驴的宰相，驼煤的御史，是一种非常纯正地懂，而最后这位县令，却已经超过了懂的境界，进入了无知而愚蠢的地步。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如果他们都能够在官场上获得一席之地，那么只不过暂时处于懂之中的善良年轻人，又有什么理由不成功呢？
（60） “懂”的成功境界
“懂”这个字，它在古汉语里，是大有讲究的。
懂字，是由一颗心，一蓬草，再加上“千里”两个字所组成的。如此一个汉字组合，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就是内心中杂念丛生，荒芜一片，思绪跑马千里，不知所踪。
所以，一旦你听到有人说：“我懂了……”那你就应该马上意识到，说话的人，此时内心慌乱不安，你说东他想到了西，你谈眼前的工作，他正在为距地球四十万光年之遥的巨蟹星座而发愁。而且他这个懂字并不是说给你听的，是说给他的内心听的。他希望他的内心不要太难为他，这么简单的事情，内心深处的自我人格还要再抬杠的话，那未免太让他难堪了。
然而这个内心深处的自我人格，是一定要和外部世界作抗争的。打一个比方，人格这东西，就好比一个人的大脑细胞发育成熟之后，思维单元就自觉地对他所居处的世界进行了思考，并开始筑起一道篱笆，将自我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
孩子在幼年的时候，是无法区分自我和外部的，经常会把自己脑子里的想法与外部的现实相混淆。一个成长时期的孩子，如果他遭受到了父亲的责罚，那么他就在心里怨恨父亲，并且产生希望父亲死去的想法。如果恰好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真的死了，孩子就会无法原谅自己，认为是自己导致了这一切。
也就是说，不成熟的人，无法区分想象和现实，无法把自己和周边世界区分开来。而成熟的人，则很容易做到这一点。而懂这个字，表达的就是一个人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也就是这个人试图建立起一道心灵篱笆，将自我与外部世界相隔离的状态。
现在我们知道“懂”的确切含义了。这个字，说的是一个人的思维与智力已经足够成熟，但是这些成熟的思想，却找不到安身之地，在他的脑子中，还没有筑起篱笆将这些东西放置进去，只能放在外边。但是他知道这些东西非放不可，如果不放的话，后果就会很严重。所以他一再承诺说自己懂、懂、懂，但是懂的这个东西，却是真的无法正确置入。
所以一个了解自己的人，知道自己虽然懂是懂，但这些自己懂的东西根本就不属于自己，那么他就会正确地调整人生的战略方案，达成于与周边的肯定性信息合作的状态，从而让自己踏上成功之路。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云贵一带少数民族造反，造反的队伍逼近思茅城，城中的守官惊恐不已，有心抵抗，城中又无兵将，害怕失败后被杀。如果逃跑，更害怕日后朝廷追究责任，惶惶无计之际，忽然想起城里有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书生，人称何生，是有功名之人，于是县令心念一转，莫不如诳得何生带领兵丁出城，去迎战贼兵。倘若胜了，则自己可以向朝廷表功；倘若败了，到时候自己再逃命不迟。
于是县令将何生叫来，说：“你是有功名之人，受朝廷米禄供养，当此之时，理应不避刀矢，为国家出力。就请立即率了兵丁出城，击退敌兵，切勿推辞。”
那何生年方弱冠，只是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听了县令的吩咐，只唬得魂飞天外。欲待推辞，却又不知如何说起。只好硬着头皮，带着不足百名的老弱兵丁，出城而去。
出城后不久，跟随在何生身后的老兵们，就同声鼓噪起来，都谓贼兵势大，此行只是送死。这时候何生也明白过来了，知道县令不过是推自己出来送死，于是他就跪在老兵们的脚下，哭着说：“小子年轻，不谙世事，如今中了县令的诡计，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老兵们就相互商议说：“为今之计，你既然已经引兵出城，若然是未见贼兵就返回，那就是畏贼之罪；可如果迎战贼兵的话，也定然是有死无生。莫不如我们暂且偃旗息鼓，躲入到山林之中，等贼势过后，我们再各自逃命，到时候即使是朝廷也没理由责罪于你。”
何生却无法接受，说：“我虽然只是一介书生，却已经统兵出城。如果不与贼兵相遇而逃，那也等于是触犯了国法。”
众老兵道：“如此，那大家不妨小心一点，走近贼伙处看一看，倘若情形不妙，到时候再逃也不迟。”
于是众人不敢走大路，钻进丛林之中，慢慢向前走着，拐过一道山梁，突见满山满谷的贼兵，正在那里埋锅造饭，两厢里突然打了个脸对脸，都惊得呆了。何生这时候更是吓得两股战战，有心掉头而逃，只是害怕得身体僵硬，说什么也转不过身去。
正自惊惧之际，就见贼伙处走出来两个人，一直走到何生的近前处，说：“你们可是官兵？请求你们向朝廷禀报我们的冤屈，我们本是善良的百姓，并无意造反，只是被昏官所逼，若你们愿为我们代奏，则不啻再生父母……”何生听得目瞪口呆，心下大喜，急忙回道：“我也只是一个生员，没有权力将你们的冤屈上奏的，但我可以把你们的情况禀告给都司衙监，再请定夺。只是你们现在必须放下兵甲，跟我们一道回去，就在城外等候，你们能否答应？”
于是何生就兴冲冲地带着这些饥民回来了，回来之后却见县府空空，原来那县令眼见得城外弥天的尘头大起，以为是贼兵大至，早已抢先一步，打开城门逃走了，走之前还向朝廷上了奏章，言称思茅县生员何生死于贼乱之中。何生不知道有这个奏章，就去找了知府禀报，知府把他的情形一上奏，结果乾隆的御案上就出现了两份相互矛盾的奏折。
当时乾隆极是诧异，命令有司立即查勘，务必要弄明白一件事，那何生究竟是被贼人杀了呢，还是替朝廷招抚了贼寇。查勘的结果报上来，于是县令就倒霉了，因害怕朝廷追究责任，县令用剑抹脖子自杀，却没有死透，在床上痛苦地挣扎了七天才死去。而何生的名字则上达天听，被调去了吏部，另行安排。
何生其人其事，透着稚嫩的年轻人初涉险恶的官场时所特有的懂，他懂得自己既然受命，就不能逃走，除了这件事，别的情况他一概不懂。所以他明知道此行不利于己，可他还是奉了懂的规则行事，看似他的成功是一个侥幸，实际上，如果细究那民乱的起因，就知道何生此去，只不过是有惊无险，成功率居于百分之百。
东汉时代的龚遂，初任渤海太守的时候，当地盗贼蜂拥而起，官兵剿不胜剿，而龚遂却骑一匹跛驴独往，说以群贼，群贼大哭，放下兵器从此成为善良百姓。清末的时候有个王有龄，知道附近的山上有山贼之后，于是单身前往，说得众贼纷纷散去。要知道，所有落草为寇之人，其智力都处于懵的状态之中，一如被父母冷落了的孩子，只因为心里感受到委屈，这才杀人放火地闹将起来。龚遂和王有龄知道他们这种心态，所以才能够以片言只语折服群贼。
如果是龚遂和王有龄处在何生的位置上，那么事情早就解决了。只是因为何生懵懂，不知道闹事的贼伙正如孩子盼望父母，时刻期待着有人来安抚他们，所以才会将事情搞得如此严重。这种人情世故，非唯何生不懂，就连县令也懵懂，可是两个人的做法不同，何生懵懂而不敢违背他自小学习的社会法则，而县令却非要和正常的社会法则相对抗。最终的结果是硬着头皮顺从社会法则的何生赢了，而一味对抗社会法则的县令却输得极惨。
这就是懂字成功的最高境界了，这个境界就是似懂而非懂，所以才会硬着头皮做不利于己的事情，等到最后才发现，不利于己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这样做对自己最有利。
（61） “明”的失败境界
聪明聪明，耳聪目明。“聪”字暂先撂下不说，单只是这一个明字，却是官场上古今以来最大的忌讳。
什么叫明？就是你看得到，你知道——至少你心里知道。看清楚了，想清楚了，这个就叫“明白”。如果只看清楚了，却没有想清楚，那后果可就严重了。
秦朝末年，秦始皇死于巡游途中，他的小儿子胡亥杀其兄自立为帝。此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群雄逐鹿，各地守官将叛乱的消息报到皇宫，可是秦二世讨厌这种消息，就将报告坏消息的人统统杀掉。从此秦二世身边再也没人敢于说出宫外的实际情况，而秦二世则沉醉于天下太平的幻想之中。忽然有一天，就听喊声大震，乱兵已经杀入宫中。当时秦二世大为吃惊，就问身边的侍从：“这是怎么回事？”侍从回答：“这是叛兵，他们已经叛乱很久很久了，现在来杀你了。”秦二世大为恼火：“那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侍从回答：“正是因为我没告诉你，所以才活到今天。把坏消息告诉你的人，都被你杀了。”秦二世无语，最终为乱兵所杀。
在这件事情中，侍中的回答，揭开了明字的几层境界：
第一层境界，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
第二层境界，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也知道这些事情会产生什么影响。
第三层境界，知道发生的事情和影响，但也知道一旦自己介入，事情和结果会有什么变化。
第四层境界，知道事情和影响，知道自己的介入会产生的结果，但能够以自己的影响，推动着事态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这其中，第一境界和第二境界就可以称之为明，而第三和第四境界，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明白。初入官场的年轻人，囿于人生经验的匮乏，多半是正处于第一境界和第二境界之中，而官场的老油子、老家伙，多数已经到了第三境界，只有大英雄、大人物，才有可能进入第四境界。
先说第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就是知道发生什么事，但为什么发生，有何缘故，应该如何一个处理法，这个就搞不明白了。比如说武则天时代，武则天夺了李氏的江山，大封自己的亲戚为王，其中有一个名叫武懿宗的，也被封为河内郡王。此后不久，李氏的势力尽被武则天连根拔除，天下就成为了武氏的天下。武则天大为欣慰，于宫中设宴，请自己的亲戚来庆贺。
大家正在兴高采烈地喝着酒，忽然之间，河内郡王武懿宗泪流满面地站了起来，哭道：“臣子有急事禀告君主，儿子有急事禀告父亲。”武则天闻言大惊，急忙叫他过来：“是何要事？可是又有姓李的想要谋反？”武懿宗摇头道：“不是，微臣所奏，事关我家的征赋，以前都是我家自己向百姓征收，可是近日陛下下令由州县负责征收，而州县每次都有克扣，微臣家的利益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恳求陛下替微臣主持公道。”
听了武懿宗的话，武则天气得脸都紫了，指着武懿宗的鼻尖破口大骂：“你妈怎么养出你这么一个白痴？就为了三二百斤的稻谷，你竟然如此大惊小怪，刚才你差点没吓死我，你根本就不配做王，给朕拖下去，乱棍打死……”
眼见得武则天发了火，众武姓亲王都吓得趴在地上，苦苦求情，再三解释说武懿宗这厮脑壳打小被门挤过，真的是缺心眼，武则天这才消了气。
这个武懿宗，看起来傻傻的，却是最典型不过的处在明的第一境界之中，他只知道自己家的稻谷有了损失，却不去想他这点事情，远不够摆放到武则天面前。如果你觉得他蠢，那么你就错了。事实上，许多初入官场的年轻人，当他们受了委屈，一旦忍耐不住去找上司讨要说法的时候，就犯下了和武懿宗同样愚蠢的错误。他们都是只看到了自己的委屈，却没有想到，自己拿那点小事去找上司，只会惹得上司勃然大怒，从此认准你是一个白痴，再也不会将机会提供给你。
等到了明的第二境界，就比第一步稍微懂上那么一点点事。这就是说，处在这个境界中的人，不唯不会拿自己的私家小事给上司添堵，甚至还能适当地表现一下，赢得上司的欣赏和青睐。
同样是在武则天时代，有一个叫朱前疑的人，史书上说，这个人“浅钝无识，容貌极丑”。也就是说，这个人思想浅薄迟钝而又无知，相貌也长得极是吓人。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失去自信，而是勇敢地向武则天上书，说：“臣梦见陛下活了八百岁。”他上这封马屁书的时候，正值武则天遭受到朝中李氏旧臣的极力阻抗，正感势单力孤，忽见有人支持自己，大喜，立即授予朱前疑为拾遗官职。众臣齐齐反对，说朱前疑智力过低，不可晋升。武则天火冒三丈，索性再将朱前疑提拔为郎中。群臣唯恐再反对下去，会将武则天逼急了眼，干脆任命朱前疑这个缺心眼的人担任宰相，就不敢再反对了。
然而朱前疑对朝政之事却浑然不知，他只是知道，只要上书奉承女皇，那么就有高官可做。于是他继续上书，曰：“昨天夜里，我梦到自己来到了嵩山，听到群山响应，齐声高呼陛下万岁……”武则天见书大喜，立即赐他一只绯鱼袋，以示恩宠。
此后朱前疑就每天穿了绿色的官服，佩一只偌大的绯色鱼袋，满脸严肃地上朝。百官看得哈哈大笑，但是朱前疑却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摸对了官场上的路数，只要坚持下去，继续晋升那是丝毫也不成问题的。果然，没过多久，契丹人反叛，大周武备不足，连吃败仗。武则天就传旨群臣，说：“但有献给军队一匹马的，就可以得到五品的官阶。”朱前疑见了圣旨大喜，就立即借钱，买了一匹马送去。然后上表，要求武则天立即履行诺言，封他为五品官。武则天看了他的奏章，气得七窍生烟，立即吩咐道：“让这个白痴滚蛋，立即放归丘园。”善良的朱前疑就这样被撤销了领导行政职务，轰回家养猪去了。朱前疑既惊且诧，大惑不解。他无法理解，天子一言九鼎，怎么会说话不算数？他左思右想，却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不久就活活郁闷死了。
朱前疑错就错在太天真，太纯情。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知道，天子一言九鼎，这种话原本是糊弄缺心眼的老百姓的，如果当皇帝的每句话都要算数，那他就不是天子，而是傻子了。就拿武则天来说，这一次她是气急而下旨，原本无意履行，也不可能履行。这天底下，能够买得起马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如果都授予五品官，这天下就全都是官了。所以真正明白的人，看到这圣旨就知道武则天昏了头，知道武则天最终不会兑现承诺，也就不会拿这圣旨当真。
也就是说，处于“明”的第二境界的朱前疑，他只知道皇上一言九鼎，不会骗他。却不知道事情如果照他的做法进行下去的话，武则天就会陷入极度的尴尬境地。所以他这时候买马上书，求封五品，无异于要把武则天推到失信于天下的泥坑里去，武则天岂会跟他客气？
我们经常说年轻人天真，天真就天真在这里。如果他们能够再进一层，由明而进入真正明白的境界，就会避免因为自己的无知与天真而生生地把上司逼得跟你拼个鱼死网破，那后果真的很严重。
到了第三境界的人，他既知道发生的事情及其具有的影响，也知道自己介入之后会产生何种变化。比如说，在这件事情中，众官都知道武则天匹马封五品的圣旨不具可行性。如果自己跑来闹轧猛，无异于非要出武则天的洋相，自然落不了一个好下场。能够知道这些，就算是明白人了。
那么，不明白的人又会如何呢？
大唐时代，高丽国的国王莫离支，不断向大唐挑衅，不服王化。朝廷就派了一个叫元万顷的人，去做辽东道的管记。元万顷到任之后，巡视鸭绿江边，发现对岸的险要之地，高丽国未派一兵一卒防守。元万顷见了哈哈大笑，就写了篇五彩斑斓的文字，嘲笑高丽国人脑子蠢笨，居然不知道占据险要之地。
这篇文章迅速地流传开来，最终传到了高丽王莫离支的面前，莫离支看了文章，感激地说：“感谢元万顷，我将恭敬地遵从您的指示而行事。”于是传令，调精兵堵守住了鸭绿江对岸的险要之地。这件事情传到朝廷，朝臣一片大哗，怒不可遏，纷纷要求严惩自作聪明的元万顷。经过御前会议大讨论，最后决定将元万顷流放到最南边的岭南去。
元万顷在这里所犯的错误，正是因为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介入，会导致事情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意识不到这一点的人，只是处于明的状态之中，意识到这一点，才算是明白了。明白了以后，就可以选择逃避或是面对。
逃避者停留在第三境界中，只有勇敢地面对者，才有可能进入第四境界，通过自己的智慧，主导着事态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汉武帝年间，因为连年与匈奴战争，国家财力耗尽，入不敷出。汉武帝强迫各地郡国进贡钱粮，遭受到了各郡国的强力抗拒。这时候，有一个叫卜式的人越众而出，打破了僵局。
卜式是一个河南平民，当他得知汉武帝为国库空虚而愁眉不展时，就不停地上书朝廷，要求将自己全部的家产捐出，援助边塞。汉武帝疑心此人想出风头，就派了使节询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卜式响亮地回答说：“我认为，天子要打仗，有才能的人就应该死在战场上，有钱的人就应该把钱全部掏出来。现在我没有才能，只有钱，所以我决定把家里的钱全部捐出。”
汉武帝听了这个回答，大喜，就将卜式树立为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他，不仅没有收下卜式的家产，而且还任命卜式为中郎，赐左庶长爵位，赏给十顷土地，不久又提升卜式为齐王太傅。卜式上书，正是他看准了汉武帝眼下急缺一个榜样模范供大家学习，所以他积极地推动事情向这方面发展，将自己作为现成的模范提供给汉武帝。于是他名利双收，轻易地取得了汉武帝的欢心。
分析明与明白的这四种境界，我们就会发现，进入第三境界和第四境界的明白，做起来殊是不易。而且，你明白别人也明白，一旦稍有差池，就会人财两空。现在我们最为关注的，就是智力层次集中于明的状态之中的年轻人，他们应该如何利用自己的这种中间状态，以赢得自己的人生成功呢？
（62） “明”的成功境界
官场之上，只有处在明的状态之中的年轻人，才最有可能获得升迁。
这是因为，处在这个状态之中的年轻人，还不具精确研判时局走向的能力，他们知道正在发生些什么，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可是由于他们的自我人格仍然不具有将他们的意愿与现实清晰区分开来的能力，所以他们也就缺乏进一步思维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始终弄不清楚，一旦他们采取行动，事情就会因他们的介入而发生变化，他们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无法为此承担责任。
一旦他们不需要为未知的结果负责，那么，当他们选择行动的时候，只需要遵从本性的召唤，顺应人际关系博弈的态势上下起伏，当所有的心智耗尽，最后留下来的，是随波逐流、无为而治的至高人生境界。
《瞑庵杂识》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浙江有一户人家，姓夏，虽然家中非常有钱，但是夏家的儿子却略有迟钝，经常被侍候他的书童所戏弄。可是书童的狡黠，夏生却从未对家人说起过，于是在他读书成年之后，就奉了父母之命，带着书童和盘缠，赴京赶考去了。
途中，他们到了一座庙中休息，这座庙在山东境内，庙堂极其宏伟壮丽。庙里有许多和尚正在念经打座。有知客僧带着夏生及书童到了客房，见知客僧退出，书童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夏生问书童为什么哭，书童回答说：“人生就像是闪电朝露，富贵是那么的短暂。聪明的人应该及早辨明死生大计，从此皈依佛门，才是智者之举。”夏生虽然是主人，可是读书的时候，远不如书童聪明，听了书童的话，他果然心有所动。于是书童趁机继续劝说，最终说服夏生去找庙中的方丈，苦苦哀求落发为僧，却不曾想，方丈一口回绝了他。
夏生失望地回到客房，书童却对他说：“老方丈之所以执意不允，那是因为你意志不坚的缘故，倘若你肯自己剃光了头发，再手持剪刀，对准自己的咽喉，在老方丈座前以死明志，那么老方丈就一定会应允的。”
夏生果然这样做了，他剪光自己的头发，手持剪刀佯作自杀，强迫老方丈收下了他。从此夏生就在庙里吃斋念佛，而狡猾的书童，又趁机要求夏生写一封决绝的书信给家中，表示他此生再也不会回去了。然后书童带着这封信和赶考用的盘缠，独自回去了。回到家中，家人听说夏生在途中放弃了科考，割断尘缘，竟然落发为僧了，父母惊骇已极。书童假意相劝，还做出要带人去劝说夏生还俗回家的样子。就这样一番做作之后，眼见得夏生的父母受此打击，身体与精神渐渐倦怠，书童趁机侵吞夏生家的财产，又过不久，干脆将夏生的父母赶出了家门，另使钱贿赂官府，夏生父母求告无门，从此书童就作威作福起来。
几年之后，新任知府到任，夏生的父母已经很苍老了，每天在街头乞讨，听说来了新知府，就去告状。书童也急忙骑了高头大马，穿着光鲜的衣裳，带着家丁去贿赂知府。到了衙门，却被衙役们不由分说，将他从马上捉下。书童大声喊叫，声称自己是送贺礼而来，不应该这样对待他。这时候知府走出来，身着华丽的官服，官帽上的两翅微微颤动，一直走到书童面前，问道：“你不认识我了吗？”书童抬头一看，登时骇得魂飞天外，这新任知府，竟然是早已做了和尚的夏生。
夏生是怎么当上了官，而且做了知府呢？原来，夏生虽然愚笨，却也没有愚笨到不可救药的程度。当书童诳他落发为僧的时候，他本欲发火，忽然心念一动，暗想以自己的资质，只怕是即使前去京师科考，也会名落孙山。读书做官这条路，终究不适合于自己，莫不如顺水推舟，先由着书童欺诳，自己索性先在寺庙里躲上一段日子，一边继续读书，一边寻找别的出路。这样一想，他就故作懵懂，答应了书童。
等他进入寺庙之后，才发现这寺中诸僧，多半都没有读过书，识字者寥寥。而且这座庙由于地处要地，每日里前来上香进贡的达官贵人络绎不绝，寺庙门前几成车水马龙，偌大一座寺庙，除了他，别的僧人全然不晓接待之礼。此后夏生就负责寺庙的香客接待，进香的香客往往会施舍巨资，都由夏生负责管理。就这样，几年工夫过去了，寺庙中募集来的财物，已经多不胜数。
此后，夏生将寺中的金银事先藏好，然后悄悄地买来俗家的衣服，在一天夜里将僧鞋脱在井口边，换上俗家服装，带着银子，悄然去了京师。到了京师之后，他先在吏部做一名杂役，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吏部的要员，不久就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外放的肥差，终于在这一日衣锦还乡了。
在回来的途中，夏生还以官员的身份，又回到了那座寺庙里礼佛。寺中的和尚。做梦也想不到他就是夏生，还告诉夏生说，庙中有一个俗名姓夏的高僧，就在几年前已经成佛了。夏生听了之后，付之一笑。
明白了这一切的前因后果之后，书童面如死灰，伏地待死。夏生却说：“你虽然该死，可是我打听到，你除了夺我的家财，欺凌我的父母之外，并无其他劣迹，如今我父母肯饶你不死，本官也可网开一面……”书童听了，大哭着跪在夏生父母的脚下，乞求饶命，最终夏生只打了他三十大板，让他此后继续在家里侍奉。
在这个已经失去效仿意义的故事中，夏生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还未谙世事的明，他知道自己参加科举会落榜，却不知道自己当了和尚，会给自己的父母带来灾难，然而正是因为他不知道这后面所发生的一切，所以才会一帆风顺地做得了高官。如果他预先知道这样做的后果，那么，他肯定不会达到目的。因为倘若他为人过于精明，寺庙的方丈也不会允许他把持钱财。总之，他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自己无法预测未来的前提之上，却顺应了人际关系博弈的最基本法则。
事实上，在历史上，如夏生这般难以预知结果的行动，在所多有。例如，汉武帝时代，有一个名叫义纵的酷吏，此人嗜血如狂，他曾出任定襄太守，到任的当天，突然封闭了定襄监狱，将狱中轻重犯人两百余名，以及正值午饭时来给犯人送饭的家属，以“为死囚私自解脱枷镣”之罪名，不由分说，全部处死。如此不问青红皂白的屠杀，却赢得了汉武帝的欢心，竟将义纵名列九卿。
朝中有几名大臣气愤不过，就商议共同上书，弹劾义纵。当时商议这事的共有五名大臣，其中有一个叫张合的年轻郎官，虽然他也知道奏章一上，很有可能会立即遭受到义纵的报复，但迫于情面，又担心同僚讥笑自己怕死，就硬着头皮上了书。
却不料，等到张合上书之后，另几名大臣却做若无其事状，并没有按照事先的约定与张合一道弹劾义纵。张合悲愤不已，可是事已至此，就只能闭目待死了。
当汉武帝读到张合的奏章的时候，他刚刚病愈，正在驱车前往甘泉宫的路上，途中发现树木未经修剪，知道这项工作是由内史义纵负责，心里想，莫非是义纵认为我病了之后，就不会再起来了吗？从此对义纵起了杀心，就以张合的上书为由，另外又指责义纵违抗圣旨，杀死了义纵。
义纵被杀，弹劾义纵的张合因此而晋升。另几名大臣得知之后，捶胸顿足，后悔不已。可是他们太明白事理了，明白过度，就是世故，就会对自己所介入的事情有一个理性的判断。然而官场之上的人际关系博弈所遵循的从来不是理性的法则，所以这些人注定丧失晋升的机会。
历史上还有一个有名的“八板子将军裴聿”，此人按照“明”的法则行事，只管按责任行事而不计后果，结果连升了八级，成为官场上一件大事。
裴聿此人原是唐高祖李渊的儿子李元婴身边的参军，由于李元婴此人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别人不敢相劝，只有裴聿不敢忘记自己的职责，出言相劝，结果惹火了李元婴，命人将他拖下去，狠狠地打了八大板子。
明明是尽职尽责，却冤乎枉哉地挨了板子，天真的裴聿无法接受这样冷酷的现实，就向李渊哭诉。李渊问他：“你挨了几板子打呀？”裴聿哭道：“嗯……前后一共打了我八大板。”李渊点头道：“那好，你忠于职责，不该挨罚，我自己的儿子，我会批评他的，你就连升八级吧，算是朝廷对你工作负责的奖励好了。”
于是裴聿连升了八级，升到了六品官。任命书下达那天，他哭了，说：“我的命可真苦啊，如果我当时跟皇上说，我挨了九板子的话，那么我现在已经是五品官了……”
裴聿又犯糊涂了，他不知道，如果他真的挨了九板子，李渊也不会升任他为五品官的。但是正因为他不懂得这个道理，才会挨了板子，才会升官。所谓官场上的事无定数，说的就是事情发展自有其特定的内在规律，这规律就是在你不明白的情况下才会升职，否则你是不会获得晋升的。
（63） “净”的失败境界
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淫暴之君隋炀帝，曾经发表过这么一段讲话：“我最喜欢的是荒淫无度，胡作非为。我最讨厌的是士人的冒死进谏，因为这些士人表面上为国为民，实际上不过是在揣摩我的心理活动，一旦确认我不会因为他说了劝诫的话就杀他的话，他就会趁机投机，摆出一副忠心为国的面目博取虚名。但凡遇到这种人，我必杀之，一个不留。”
隋炀帝这厮，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反面人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太聪明了。他几近洞悉人性中最深处的阴暗，张口就把士大夫们脸上的遮羞布给撕下来了。
在中国历史上，冒死进谏是非常戏剧化的景观。唐朝的时候，有一个贵乡（今河北大名北）人霍献可。当时是女皇武则天主政，法令极是严苛，朝臣稍有拂逆，就会被诛杀，所以朝中诸臣，都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只有状元狄仁杰不以武则天的暴政为然，时常在朝堂上提出反对的意见。此外霍献可的舅舅裴行本，也是一个秉性刚正的人，武则天对他多少有些不满。
朝中官员，多是认为狄仁杰和裴行本这样顶撞武则天，迟早会招致杀身之祸，就都有意地和这两个人保持距离，划清界限。而霍献可却经过深思熟虑，深知这时候值得他赌上一把。于是毅然决然地冒死上书，直斥狄仁杰和裴行本欺君罔上，请求诛杀。
武则天当然知道霍献可是在投机，可是她也需要有人支持自己，就好言好语地安慰霍献可，只是不允所求。这下子霍献可急了，他趴在地上苦苦哀求，强烈恳求武则天立即杀了狄仁杰和裴行本，不然的话他就不活了。结果因为闹得太欢实，额头在台阶上磕得鲜血淋漓。
此后，霍献可每天上朝的时候，就用最醒目的绿色丝帕缠在额头上，每当开口讲话，都要将额头上的伤有意地袒露出来，以表示自己是有功之臣。
在历史上，中国的权力结构始终是金字塔式的，皇帝高高在上，下面是一层又一层的小官僚，社会资源也是按照这个结构来分配的。所以人在官场很快就会异化为权力人，一举一动，一思一想，都在考虑权力的得与失。最上层的皇帝我们不做研究，单只是权力阶层中的官僚们，就始终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
这困境就是：如果发现上司正在犯蠢或是干蠢事，你应该怎么办？
如果你急切地出言相劝，这就等于是在否定上司的政治水准和能力，也意味着对上司自我人格的彻底否定。哪怕是上司知道自己错了，他也会跟你不依不饶。小焉者指着你的鼻子臭骂一顿，大焉者彻底剥夺你在利益分配中应有的权力。这种结果，是官场中人最为恐惧的。
如果你明明看到了上司在犯蠢，却闭口不说，那后果就更严重。等到上司捅出了娄子，惹出了麻烦，回过头来他仔细一琢磨，难怪我今天这么倒霉，原来这是有人在戏弄我。那后果将更为严重。
人的自尊是相当脆弱的，最是禁不得戏弄的。古时候有个读书人，天生残疾，一腿微跛。有一天，他走在路上的时候，恰好前面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婆，也是跛腿，在前面一瘸一拐地走着。跟在老太婆后面的，是一个小孩子，那小孩子调皮，学着老太婆的走路姿势，也在一瘸一拐地走着。就这样，老太婆，小孩子再加上读书人，三个人排成一条直线，以同样滑稽的姿势一瘸一拐往前走，路上行人见了，无不捧腹大笑。老太婆察觉身后有异，回头一看，登时气得脸都紫了，指着跛腿书生的脸，破口大骂道：“你这么大个人了，缺德不缺德啊？这小孩子学我走路，是他家里没教养，难道你也是有娘生没爹养吗？”不由分说，操起拐杖，没头没脑地向着跛腿书生打了过来。跛腿书生心里的委屈真是无以复加，想解释又无从解释，想辩解更是无从辩解，平白无故地被人家抡了几拐杖，只能拼了命地跛着腿，快一点逃走。
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婆，当她感觉到有人在戏弄自己的时候，就不问是非破口大骂，出手就打。这是因为人对涉及自己的任何事情都是极度地敏感，并无时无刻地不在渴望着来自于外部世界的肯定。这种肯定是出于强化那脆弱的自我人格的需要，无论这种肯定有多少，都远远不够。所以古代的帝王已经掌握了熏天的权势，却仍然迫切地渴望着排山倒海的歌颂声，就算声音稍微弱上一点，他的心灵都会承受着莫大的痛楚。
人性的规律是至高无上的，无论是皇帝还是我们的上司，他们都在等待着赞美，憎恶对他们的否定与质疑。你当面指出他的过错，就意味着对他的自我人格的否定，他当然不会容忍。而你如果在事前不加以劝告，一旦出了错误，就等于是你在戏弄他，这是对他自尊人格的公然侮辱与蔑视，你想他岂会饶得过你？
所以下属在上司面前，就陷入了困境。劝说也不是，不劝更糟糕。在历史中，则是大臣们面临着死亡的陷阱，进谏皇帝是个死；不进谏的话，只会死得更难看。
所以在朝堂之上，所有的大臣们的脑子里，脑浆一如开了锅的粥，咕咕嘟嘟地冒着泡，进行着紧张而激烈的思考。当皇帝犯蠢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个能够把反对的话说出来，同时又不会惹得皇帝大动肝火的方法，否则，很可能会弄出宰杀自己全家老幼的可怕后果。而对他们这种心理活动，高居于龙椅上的皇帝也看得明明白白，于是，大臣们就必须要寻找另一条途径，殊死一拼，以求突破。
这条官场之上的存活之道，就是“净”。
什么叫净？如何来理解这个净？
武则天在位的时候，急于晋升的人们，挖空心思投其所好，狂拍马屁。洛水之滨有个善良的百姓，进贡来一块剖开的石头，石头的中间，是红色的。这个百姓解释说：“这块石头可不一般，它有一片赤诚的心啊！”当时凤阁侍郎李昭德正站在武则天身后，脱口冒出一句：“这块石头有赤心，难道说别样的石头都是在图谋反叛不成？”武则天狠狠地瞪了李昭德一眼：“你这人，真没情趣。”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李昭德给武则天上眼药，武则天为何不宰了他？
因为他心地纯净，不含杂质。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理也有据，却没有丝毫的私心在内。
五代时期后梁的建立者朱温，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梁太祖。有一天，他走出大梁门，身后跟着黑压压、密麻麻的群臣，大家走到了一棵大柳树下，只见朱温抬眼瞅着这棵树，说：“好大的柳树啊。”群臣纷纷点头：“陛下果然圣明，英明神武啊，英明神武到了……到了连柳树都长这么大的程度。”朱温翻了个白眼，又说道：“这么大的柳树，正好拿来做车头。”群臣纷纷点头：“陛下圣明啊，果然是天赋圣明，这棵柳树，真是用来做车头的好材料啊。”突然之间，朱温脸色一变，大吼道：“胡说八道，柳树怎么能做车头？老子虽然没读过书，可也听说过秦二世时代，奸臣赵高是如何指鹿为马的。单只是今天这句话，老子就知道你们个个都是奸臣，来人，给老子把这些说柳树能做车头的奸臣，统统宰了。”
这些人被切了脑壳，原因就在于他们太世故了，心地为物欲所污染，肮脏透顶，所以朱温厌恶他们，故意设了个圈套，将他们套进去。事实上，举凡有点权力的人，都憎恶这些卑琐之人，经常性地找个花样，撕开这些人的丑陋嘴脸，娱乐大众。
南北朝时，前秦有个叫苻生的国主，此人心性残忍，嗜杀无度，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温和地把大臣叫到面前，问：“你说我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啊？”如果大臣回答陛下圣明，苻生就会勃然大怒：“我杀人如麻，淫暴无度，这也叫圣明吗？你在我这个淫暴之君面前还乱拍马屁，由此可知你人格之卑劣，拉出去杀了。”
可如果大臣直斥他淫暴呢？苻生也有话说：“你身为臣属，竟然敢诽谤君主，如此不忠之罪，岂可轻饶，拉出去杀了。”
总之，在苻生面前，不管你说什么，结果就一个——砍头。
官场上，部属在上司面前，结果也是一样。不管你怎么活动心眼，最后的结果，都是让领导憎恶。
那么，是不是淫暴之君如苻生，他会杀掉所有的人呢？是不是脾气火暴如上司，他就憎恶所有的人呢？
肯定不是，纵然是淫暴之君，也有他尊敬的人；心眼再小的上司，也有他喜欢的人。
而这种人，除非是能够修炼到心无杂念，心性淡然，才能够赢得所有人的尊重。但对于老于世故的人来说，这个境界过于高远了，几乎没有谁能够达到。然而年轻人的稚嫩纯朴，洁净清新，却恰恰如一方未经雕琢的璞玉，正处于人生最圣洁的境界。处于这个境界的年轻人，在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承受着世俗污浊的熏染之前，都是有着让人羡慕的成功的机会的。
（64） “净”的成功境界
南北朝时代，北齐的开国皇帝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精神病患者。这个精神病皇帝的名字叫高洋，他喜欢裸着身子，在房梁上疾奔。有人劝他注意安全，高洋便立即一刀将劝他的人杀掉。他还有一个美貌的嫔妃，很是宠爱，有一天，高洋召集群臣喝酒。正喝着，他突然从怀中掏出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扔到酒桌上，竟然是他最宠爱的妃子的脑袋，吓得群臣个个魂飞天外。
然后高洋隆重地为他的爱妃下葬，他披散着头发，光着两脚，跟在棺木后面，一边走一边弹奏着乐器，唱着悲伤的歌谣。高洋的母亲娄太后，见儿子神经成这个样子，很是生气，于是高洋就钻到母亲的床下，将床托了起来，把个老太后从床上摔下去，跌了个半死。事情发生之后，高洋深刻地自责，自感罪孽深重，就决意自焚以谢天下。他堆了薪柴，就往火里跳，吓得群臣拼命揪住他，直到最后太后被迫得没办法，亲自过来说原谅他了，他这才罢休。
皇帝居然是个精神病患者，这就让群臣们为难了。劝他吧，他精神不正常，杀了你也是白杀。不劝他吧，他更生气，后果就更严重。于是大臣们就聚在一起商议，想出许多保全性命的花样，就开始劝诫这位精神病皇帝。
先是一个开府参军上书，反对皇帝再发神经。高洋看了非常恼火，就问身边的大臣们：“此人是什么意思？”众臣道：“他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让你杀了他，他好流芳百世。”高洋愤怒地说：“老子偏偏不杀他，我看他有什么办法？”
另有一个典御史李集，也上书骂高洋，骂得很凶。高洋就命人把李集捆起来，丢进水里，过了很久再把他拖出来，问：“还骂不骂了？”李集回答：“只要我活着，就死谏不休”。高洋说：“算了算了，我服了你了，今天不杀你，快点走吧。”李集不肯走，坚持力谏，终于惹火了高洋，说：“这可是你逼的我，别怪我啊。”就命人将李集腰斩了。
总而言之，在这个精神不正常的皇帝面前，群臣束手无策，拿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但是有一个叫赵道德的人，却最是有办法对付这个疯皇帝，他的办法也奇绝，只要高洋一犯病，他就动手狠揍，打得皇帝满地乱跑。那么，赵道德又是如何制住这个疯皇帝的呢？
开始的时候，赵道德在皇帝面前也是没有特权的，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高洋杀掉。但是赵道德这个人，和其他大臣有点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赵道德这个人脑子特别地简单，不像其他大臣那么复杂。
其他大臣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总是三思而后行，琢磨着这样做，皇帝可能发疯病宰了自己；如果那么做，自己的性命就可能会保全。可是无论他们怎么做，都绕不过高洋的脑子，因为高洋精神状态不正常，喜怒无常。你用正常人的思维去判断他，无论怎么个搞法，都碰不对路子。
而赵道德由于心地纯净，全无杂念，他一不考虑皇帝的发疯因素，二不考虑个人的利益所在，看到不对就说，看到不妥就做，成为了北齐中唯一说话能够让高洋听得进去的人。
曾有一次，高洋大宴群臣，喝着喝着酒，突然哭了起来，说：“我贵为天子，英明神武，可是旁边还有一个国家叫西魏，硬是不肯服从我英明的领导，你们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听了这话，一个叫刘桃枝的都督跳了出来，拍着胸脯大叫道：“陛下，休要担惊受怕，给我三千骑兵，让我踏平西魏。”高洋听了大喜，立即赏赐给刘桃枝一千匹帛。群臣们看到这情形，谁都不敢吭声，唯恐吭一声被疯皇帝注意到，搞不好杀了你。只有赵道德火了，站起来说：“刘桃枝胡说八道，行军打仗的事儿，最是凶险，说什么三千骑兵踏平西魏，这种大话谁会相信？”皇帝高洋听了，连连点头，说：“赵道德说得有道理，那一千匹帛就不给刘桃枝了，给赵道德吧。”群臣见了，莫不是悔之不迭。早知道皇帝今天不杀人，还不如自己抢先说了这句话，现在可好……唉！
然而群臣并不清楚，这番话，无论谁说了，都会惹得皇帝发火杀人，只有赵道德说了，皇帝才不会发火，因为赵道德心里没有杂念，激不起高洋心中的杀机。
这次事情过去之后，高洋又发了疯，他骑了匹马，要从很高的陡岸跳到河水里去，大臣们谁也不敢阻拦，谁拦他，他杀谁。这时候赵道德冲了出来，上前用力地拉住马缰绳，把高洋拉了回来。高洋大怒，说：“你不让老子开心，今天老子就杀了你。”就命令手下将赵道德拿下。赵道德回答说：“想杀你就杀好了，等我到了地下见到你爹，看你爹他生不生气。”
听了赵道德的话，高洋难过地低下了头，就吩咐人放了赵道德，说：“我是有点太放纵自己了。这样吧，以后我再喝酒闹事，你就狠狠地揍我，千万别客气。”赵道德答应了一声：“好！”冲上前去，抡起大耳刮子，照皇帝的脸上就抽，高洋见他玩真的，吓得掉头就跑，赵道德不依不饶地在后面追，一边追还一边喊：“你是个什么玩意儿，竟然这么祸害天下。”从此以后，高洋的癫狂真的收敛了许多，对赵道德也尊敬有加，言听计从。
在这个故事中，赵道德所面对的风险，是官场上最高的，一言不合就掉了脑袋，这种事遭遇到的概率极低。但赵道德在这件事情中所体现出来的智慧，也是官场上的老世故老乡愿所无法达到的。
在官场上，任何一个掌握权力的人，都和高洋一样，因为身居高位，所以会感受到决策时的强大压力，一旦决策失误，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会为此事负责。高洋的这种表现，就是外界的强大压力与内心的极度放纵糅合在一起，导致了他人格的崩溃。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暴君，都是因为人格崩溃而出现了行为乖张的举止。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急需重建自我人格，在和这一类状态的人物打交道的时候，如果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那么你就会失败。
在高洋面前，还有一个劝谏的典御史李集，他却在这个过程中失败了，丢掉了自己的脑袋，而赵道德却没有。这两个人的区别就在于李集的劝谏纯粹是无的放矢，而赵道德的劝谏，却恰好击中了疯皇帝的脉门上，其言其语有助于高洋自我人格的重建，所以高洋立即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心理依赖。
有心机的大臣劝谏，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脑袋，如果脑袋保不住，那就用脑袋换取清名。这一类大臣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纯系是从自我出发，丝毫不理会疯皇帝高洋的心理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的劝谏，所说所谈，其言其语，无非是强迫高洋做一个明君，可这活如果高洋干得了的话，他至于疯掉吗？正是因为高洋无力面对复杂的政局，化解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才需要群臣们帮忙，可是这些大臣张嘴闭口，全无半点建设性的意见，这只能让高洋感觉到更大的心理压力，疯得更厉害。
而赵道德只不过是提到了高洋的父亲，这就让高洋在绝望中迅速地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多么希望父亲还在世，能够指点他，帮助他化解心理的压力。正是因为有这种隐秘的心理需求，他在内心深处，立即将赵道德与他的父亲等同起来，这就赋予了赵道德教训他的权力——父亲打不争气的儿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纵然高洋是个疯皇帝，在这种情况下，他最多也只是撒腿逃走，反抗的心思，那是绝对不敢有的。
这样我们就揭开了心地纯净的年轻人在官场上能够获得成功的奥秘。这秘密就在于，这样的年轻人，在官场上最易于激发起老前辈们的父爱，视之如子侄，爱护有加。例如大明末年，史可法入京赶考，到了京师之后，卧睡于一座破庙中，恰好士大夫左光斗途经于此，翻阅了史可法的书稿，对这个勤奋的年轻人油然而生出莫名的好感，于是到了考场之上，大笔一挥，史可法就登龙官场了。此后，朝中士大夫与太监阉党展开了决战，却因为明熹宗昏庸，左光斗及朝中知名士大夫悉数下狱。史可法不敢直面与阉党为敌，就易装为乞丐，去监狱里探望恩师，被左光斗破口大骂逐出。左光斗之所以骂史可法，那是因为他在心里将这个年轻人视为自己的儿子，担心他受到自己的株连。正是靠了这些知名士大夫的提携和保护，史可法才成名天下。
明代的史可法，与北齐时代的赵道德，其成功的心法别无二致，区别只在于赵道德替代了北齐高洋父亲的角色，而史可法替代了清流士大夫左光斗子侄的角色。这两条心路的成功，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赵道德与史可法的心地纯净，倘若有丝毫的杂质，也无法获得对方的认同。
（65） “迷”的失败境界
迷，特指歧路临前，无所适从。
迷是指在外界敏感信号的刺激之下，人的正常思维被搅乱，从而导致了错误人生的悲剧。这种悲剧如果发生在执掌权力者的身上，那就意味着国家的悲剧。
东汉末年，汉桓帝死后，灵帝登基。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治理天下的时候，他的乳母董氏赶到，劝他说：“你现在终于当上了皇帝，这真是太好了。赶紧，狠命地捞钱吧，多多加赋，钱捞得越多越好。”
当时听了这番话，汉灵帝心里说不出来的别扭，就道：“我身为皇帝，一登基，不曾有德行惠及民众，就取财于民，这不妥当吧？再者说了，这天底下的百姓，都是我的子民，他们的钱，就是我的钱，我还有什么必要非要捞钱呢？”
董氏听了，摇头道：“孩子啊，你让那些坏心眼的读书人，把你给教傻了。你想一想，你是皇帝，不从老百姓那里弄钱来养你，难道还得让你再养天下的百姓吗？这皇帝就好比池塘边的渔夫，这百姓就好比池塘里的鱼，你捞上来的鱼，才是你的，才能够吃得开心。这天底下，哪有老百姓过着富裕日子，做皇帝的却要苦自己的道理？”
汉灵帝一听，乳母说得有道理啊。这天底下的钱，落到了老百姓的手里，我就花不到，那我何苦为了那些不相干的百姓，让自己遭罪呢？
此念一起，汉灵帝立即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庸皇帝。从此他再也不顾百姓的生死，无限制地加赋，收上来的钱太多，就交给太监们，在皇宫后门处设置了铺面门脸，专一往外放高利贷。他的恶政害得天下百姓蹈死无路，纷纷起来造反，灵帝担心自己的皇位坐不长久，就在宫里到处挖坑，把搜刮上来的钱埋藏起来，指望着万一自己被推翻，也好带着这些钱逃走。
汉灵帝就是为钱所迷，忘记了他是干什么的，结果葬送了东汉江山。
到了大唐时代，又有一个唐高宗李治，为美色所迷，也是把万里江山拱手送了人。
迷住高宗李治的，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女皇武则天。最初的时候，她是宫中的一个才人，侍奉已经五十多岁的唐太宗李世民。偶然的一次机会，李治入宫而来，两人打了个照面。野史书上说这两人当时就搞到了一起，单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是百分之百。
唐太宗李世民死后，宫里的头一桩事，就是把李世民睡过的女人统统遣散出宫。这是因为李世民的儿子马上就要住到宫里来，如果留这些女人在宫中，万一被新皇帝睡了，伦理上就乱了套。所以这些女人，是一定不能让新皇帝再幸御的，因此武则天就被送到尼姑庵，剃光了头发，做起了尼姑。
但是没多久，唐高宗李治就将武则天又接入了宫中。由此可见，两人早有约定在先，而且李治对武则天是念念不忘，宫里那么多的美女，他却对武则天情有独钟，这就证明了武则天是有真本事的。果然，武则天很快就牢牢地控制住了李治，她将和李治打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王皇后废黜，剁掉手脚浸泡在酒缸里，李治竟然不敢吭一声。无论原因是什么，武则天成功地将她以威权的角色烙在了李治的脑子里，从此李治就沦为了武则天的傀儡。
接下来，武则天要求和李治共同坐金殿，这破天荒的念头遭到了群臣的极力反对，但是李治怕死了武则天，不惜和群臣撕破脸皮，最终让武则天坐到了龙椅上。最终，李治郁郁而死，武则天则顺理成章地取李氏天下而代之，改国号大周，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女皇帝。
要知道，无论是汉灵帝，还是唐高宗，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都少不了儒学大师的谆谆教导。教导他们仁德之本，教导他们慈爱之心，但这些话说过，有如东风过马耳，没有在这两名皇储脑子里留下丝毫的印象，一旦出现与他们的人生观念相悖的诱惑，他们就立即迷失了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举凡来自于外界的不良刺激，都是迎合了人性的最脆弱之处。人尽管是有思想，有志向，有追求的文明生物，但究其本质，人类只不过是一层包裹在基因外边的蛋白质脆壳，是基因制造出来用以保护自己的。人的大脑有思想，但基因也有基因的意志。大脑的思想是希望自己变得高尚，变得圣洁，而基因的意志却没有丝毫的道德观念，基因只考虑一件事——如何寻找最优质的基因，将自己复制并传递下去。这样一来，人就成为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存在，体现出两面性。
当人的行为体现出基因的意志时，表现出来的行为是本能。当人的行为体现出大脑的意志的时候，体现出来的是思想。本能让我们不理会社会最基本的道德法则，而思想却告诉我们说，这样做是不正确的。一个人是好是坏，是与人为善还是作恶多端，取决于在他的身体里，是基因的意志占到了上风，还是思想的力量取得了胜利。
在汉灵帝的脑子里，他知道施行仁政才是符合他的最大利益的，但是他体内的基因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丝毫也不理会长远不长远，只图眼前的快乐，正是因为遵奉了低智商基因的急切指令，汉灵帝才迷失了自我。
而唐高宗李治，由于他的基因呈现出明显的弱势，这种弱势驱使着他不顾一切地寻找强势的基因交配。事实上，在他和武则天两人的情感表现之中，李治虽然是个男人，却是十足地女性化，优柔寡断，百依百顺。而武则天则表现出来强悍的男人性格，若然她不够强硬，也难以驾驭朝堂上那衮衮群臣。
很明显，人生在世，如果只听从基因的指令，你就惨了。皇帝听从基因的指挥，连同江山都要丢掉，换作初入官场的年轻人，那结果更是糟糕。
道光年间，有一富家子携千金入京师买官，买得一个官府职位。未及上任，京师各衙部中好事之人纷纷而来，拖了富家子在京师大吃大喝，每日里笙管弦乐，不绝于耳，未及两月，富家子已经被吃得一贫如洗，而且还欠下一大笔债务，被迫又将知府官职卖给别人，以资抵债，成为了京师中的大笑话。
还有更离奇的故事。明初，有个读书士子入京赶考，居然中了状元，临到朱元璋于金殿上面试的时候，状元却迟迟不至。原来，状元郎夜宿妓馆，违反了朱元璋读书人不得嫖妓的法令，早已被锦衣卫捉拿下了大牢。
总而言之，基因所追求的是本能的享受，它不为你的未来人生负责。而年轻人如果不能够勘破迷境的话，那么就会沦为基因的俘虏，沉湎于本能的欲望之中不能自拔。然而人终究是基因的载体，无论你是如何地惕厉警醒，最终主导你人生命运的，仍然是基因隐秘的驱动。只有彻底了解基因的运行规律，明白它是如何主宰我们的人生的，才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将基因对我们人生的负面影响，转化为一种正面的力量，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66） “迷”的成功境界
清朝年间，江南有位富家子，家里有财有势，父亲希望他能够光宗耀祖，就请了名师延教。一晃多年过去，富家子已经长大成人，父亲给了他五千两银子为盘缠，让他赴京赶考去了。
富家子原本是年少无知，又自恃财力充足，如今离开家乡，顿时花天酒地起来，一路所行，但见秦楼楚馆，必然要夜眠留宿，但闻有才情妓女，不管多远也要赶过去。就这样好一番折腾，等到了京师，五千两银子早已是花得光光，临科考的时候，又因为身体患病没能进入考场，最后不得不向人告贷，灰溜溜地回到家来。父亲听说了他这个情形，气得全身颤抖，正准备狠狠地惩罚他，却突然从他空空的行囊中翻出一片纸，原来是他沉湎于妓院里的时候写的诗：“比来一病轻于燕，扶上雕鞍马不知。”
父亲看了这句诗，大喜，说：“五千两银子买这句诗，值！”
于是父亲不再追究儿子的错失，另辟安静的书室，让儿子继续读书。此后不久，富家子科考中举，进入词馆。
错过才知正路，迷失才知清醒。这个富家子之所以能够回归正道，不唯是他是大富人家，有足够的钱财供他挥霍，而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精通人情世故的智者，深知年轻人稚嫩清纯，易为眼前的花花世界所迷，若不让他经一事，年轻人断难长一智。
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个张阁老，此人名满士林。他有三个最为优秀的弟子，是自幼拜在张阁老门下读书的，三个弟子都是外表出色，学识不凡。等到张阁家的女儿长大之后，他就考虑在这三个弟子之中，选一个最有出息的做他的女婿。
可是三个弟子学问人品，不分高下，应该选哪一个呢？
于是张阁老心生一计，忽一日将三个弟子叫过来，给他们每人五百两银子，让他们出去自行花费。而暗中，张阁老却又吩咐了三名家人，跟随在这三名弟子身边，路上经过酒楼妓馆，家丁就按张阁老的吩咐，各带一名弟子进了妓馆。
这三名弟子，向来跟在张阁老身边读书，没有经历过多少世事，并不知道他们进入的地方就是妓馆。进去之后，有一名弟子顿时色变，忙不迭地用袖子遮掩了面孔，掉头逃了出来，另两名弟子却大模大样地走了进去。
进去的两名弟子，其中一名只是在茶厅坐定，虽然花枝招展的女人围着他千劝百劝，他却不为所动，只是欣赏风月，绝不肯踏入卧房。第三名弟子最初也是在茶厅坐定，却唤来数十个女人，挑选了一个，竟尔与那女人手臂相挽，进房间里去了。
就这样，暗中考察的结果，三名弟子，一名没进妓馆，一名进了妓馆却未招妓，另一名则是妓馆也进了，妓女也招了。那么最后，张阁老会挑选哪一个呢？
张阁老的妻子中意的是不肯踏入妓馆的年轻人，这样的年轻人，才真正有资格娶自己的女儿。但又觉得第二个弟子也不错，他虽然进了妓馆，却能够做到不动于心，这样的定力，说不定会比前一个弟子更有出息。正在举棋不下，这时候张阁老拍板了，他选中的女婿，竟然是第三个弟子，也就是与妓女一同进了卧房的那一个。
这下子张家顿时闹开了锅，不唯老夫人不答应，连张阁老的女儿听到父亲的这种选择，也委屈地哭了起来。可是张阁老却不理会家人的反对，一意孤行，硬是将女儿嫁给了第三个弟子。
此后，张阁老的三名弟子同榜高中，一朝为官。但刚刚过了一年，那名过妓院门口而不入的弟子，却因为迷上了一个姿色平庸的老妓女，而遭到了言官的弹劾，被解除官职，革除功名，打发回家了。又过了两年，第二名弟子，也就是未曾踏入妓房的弟子，因为受贿而遭到下属的攻讦，同僚群起而攻之，最终被下牢狱，病死狱中。
只有第三名弟子，自打他成为了张阁老的女婿之后，也不见有什么优异的表现，在朝中平平庸庸，但却居处于朋党相争之外，始终是屹立不倒，平平安安地活到老。只是此人到了晚年，突然变得嗜酒，每天喝得醉醺醺的，但凡朝臣争讦，寻他相问，只是醉言不知西东，答非所问，但一旦遇到需要处理的国家政事，就立即变得目光炯炯，而且性情耿直，令人敬畏。
有人分析说：张阁老之所以选中第三名弟子，是因为他是个表现正常的人。如果美色居于前而不动心，若非是大奸大诈，便是大窘大尬。第一名弟子过妓院而不入，不是因为他有定力，而是他大窘大尬，这种人甚至连诱惑都不敢正看一眼，只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内心定力不足，易为所迷。而第二名弟子只喝茶不嫖宿，却是故意表现出来的奸诈，张阁老由此而察知其人之心诡诈，故弃而不用。唯有第三名弟子，视饮食男女为寻常事尔，唯其这样的人，才能够不为红尘所蛊，始终是保持内心之中的淡定。
第一名弟子，心里不净，以妓院为羞，所以才会掩面而走。第二名弟子，心里不净，但奸诈的本性，却让他故意违背人的天性而行事，企图赢得别人的好感。只有第三名弟子，他不认为性事是羞耻的事情，也感觉不到自己的行为不光彩，只是因为他内心中不存污秽之念，所以才悟得了人生的大智慧。
初入官场的年轻人，由于人生经验的不足与匮乏，在老前辈的面前，无异于一个透明人。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把你的内心活动写在脸上，让人一眼就看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逃避，还是诡诈，都只能让人看透你内心中的慌乱与奸诡。只有坦然接受现实，心地纯净，无悲无欢，既不以人性的缺陷为羞，也不以本能的流露为耻，才能够完成你的人生志愿。
（67） “惑”的失败境界
迷惑二字，已经连构成一个固定的词组，现代人已经很少将其拆开来使用。
但是迷与惑，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迷字由“米”字和走之形的人生道路所组成，表示的是米字之路，是人生所面临的外界机会的选择。而惑则是发生在当事人的心中，由“或”字和“心”字所组成，也就是不再一心一意，而是心事浩茫连广宇，内心纷乱如麻、毫无头绪的意思。
迷，是迷失于外在。惑，却是迷失在自己的心里。
人生之路，诱惑频仍，金钱美色，都足以让人迷失。但这种情形并非是心境的迷失，只不过，在当事人的内心深处，他的价值观念本是以金钱美色为主体的，所以遇到金钱美色就失陷自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惑却截然不同，惑是指当事人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念仍未确定。它仍然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人生价值观念之间作取舍，这一状态表现为瞻前顾后，举棋不定，是青春期年轻人特有的矛盾心境。
迷，另有深陷之意，所谓的“执迷不悟”是也。比如说武则天时代，为了打击李氏皇族的势力，武则天重用平民起家的酷吏。如果不是朝代易替，这些酷吏们终其一生也未必有机会登上高位。他们也明知道武则天用他们的目的，他们不过是走狗，是鹰犬，一旦达到目的，他们就会第一时间被抛弃。这些人是以有限的生命换取功名富贵，所以表现得异常残忍。
酷吏中最残忍的，莫过于来俊臣，他刚一到任，就在大门上写道：“被告之人，问皆称枉，斩决之后，咸息无言。”意思是说，被人告发的人，没有一个不喊冤枉的，但一刀切掉你的脑袋，你就再也不吭声了。这等于是向李氏皇族发出的决战宣言，明知你是冤枉的，但要的就是冤杀你，暴政之下，谅你也无话可说。有人看来俊臣如此凶蛮，就在门上也写了一句：“你不要凶蛮，数数你的日子还剩下几天。”来俊臣看到门上的字，立即提笔写道：“一天就够了。”
对于来俊臣来说，他的心中是没有是非黑白公平等诸多概念的，他认同的就是弱肉强食，认可的就是血腥杀戮。他认为这个社会的法则就是如此，这就是他的人生价值，这个价值观在他心目中是极为牢固的。所以，虽然他执迷于此，但心里却从未迷惑。所以当来俊臣作恶多端，群臣忍无可忍的时候，武则天就让另一个叫周兴的酷吏来审理来俊臣的案子。周兴此人更是阴诈，他事先不说来俊臣已经被“双规”了，反而热情地请来俊臣喝酒，席间问：“我有个难题，正在审一个犯人，可是他抵死不招，该当如何是好？”来俊臣哈哈大笑，说：“这有什么难的？你弄一只大瓮，让受审之人坐在瓮里，下面生着炭火，慢慢地烘烤，不管你问他什么，没有不招的。”周兴大喜，就立即搬来一只大瓮，下面生上炭火，然后说：“现在你被指控谋反，不管你招还是不招，先进瓮里再说。”这就是成语“请君入瓮”的来由。
相比于迷的状态，处于惑状态的人，却是全无主见，六神无主，简直是动辄得咎，处处碰壁。
晚清年间，有一个名武旦叫余庄儿，色艺双绝。光绪皇帝对他欣赏备至，就将其召至宫中，宠爱有加。有一天，余庄儿在宫内演完《十粒金丹》后，还没有卸妆，光绪皇帝便召他到内殿，亲热地挽着他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光绪对隆裕皇后说：“此人可称是文武全才。”可是隆裕皇后讨厌余庄儿与光绪并肩而坐，认为光绪此举有失人君之望，就将此事告诉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生气了，就要追究此事。
光绪皇帝畏惧慈禧如畏虎，惊恐之下，就将事情全都推到了余庄儿身上。他居然以余庄儿所佩带的倭刀是真刀为名，按大清刑律，以御前持械的罪名将余庄儿赶出了宫，并让侍卫将余庄儿押送刑部。余庄儿悔之不迭，就重金贿赂刑部官员，刑部也知道余庄儿冤枉，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余庄儿病死上报。此后，余庄儿隐姓埋名二十年，直到满清灭亡，这才敢稍稍和人接近。
在这里，光绪皇帝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最典型的惑，他心无主见，价值观念错乱，喜欢余庄儿的戏，就宠爱他。但是在光绪皇帝的内心中，却全无半点对余庄儿的尊重，所以一遇到麻烦，就立即翻脸诬陷余庄儿。这不是光绪的人品有问题，而是他的思维不清楚，余庄儿在他心中的位置十分紊乱。宠爱余庄儿的时候，他认为余庄儿高不可攀，以自己能够与其比肩而坐为荣。一旦感受到恐惧，余庄儿在他心中又被丢在了最低的位置，巴不得快点解脱。这种待人接物全无主见的表现，当然让他举止失措，行止不端了。
自我意识迷乱，心无主见的年轻人，在官场上最是难堪。清朝知名才子袁枚，号随园居士，他的诗文才气横溢，风格清新，是后世天下读书士子追捧的偶像。而袁枚也以奖掖后进为荣耀，即使是年轻人一篇未写完的文章，零零星星的几个句子，也能够得到他的赏识。于是年轻士子四处奔走，希望拜于袁枚门下，公卿豪族也以与袁枚相结交为荣，甚至有琉球、高丽等国之人，以高价求购袁枚的诗。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年轻士子得幸拜于袁枚门下，心情激动之余，就刻了一枚印章：随园门下士，以身为袁枚门下弟子而自豪。
但等袁枚死后，有关他的负面评价越来越多，到后来墙倒众人推，袁枚已经沦为了读书人的败类，人人以攻击他为光荣之事。这时候袁枚的那名弟子将“随园门下士”的印章毁掉，另行刻了一枚，上书：悔做随园门下士。
对于这个年轻人，世人多持鄙夷不屑之态度，称之为无耻。然而人们错了，这个年轻人恰恰不是无耻，而是因为纯真，善良，所以才沦落到了无耻的地步，遭到世人的讥笑。试想，如果此人真正地厚颜无耻，那么他只需要不再提起袁枚，这就足矣。他自己不提，难道谁还能够逼迫着他表态吗？但是这年轻人傻就傻在，别人不提，他自己却非要提，甚至不惜用一枚“悔做随园门下士”的印章，来提醒别人他都干了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
这年轻人何以如此愚蠢？
仅仅是因为他善良，他纯真，心中却全无半点主见。袁枚声名日重的时候，他一心一意地追随袁枚，而当袁枚遭受到世人的讥谤的时候，年轻人的心一下子就陷入了混乱之中。他深切地认为自己是被袁枚欺骗了，没有能够识破这个大坏蛋的真面目，这让他痛心疾首。痛定思痛，痛何如哉？结果就是他再制第二枚印章，以提醒自己擦亮眼睛，不要再被坏蛋所骗。
可怜的年轻人，他是真心实意地在反省自己。因为他内心中的价值观念错乱，没有主见，缺乏认知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眼光，所以当他真诚地反省自己的时候，留给别人的印象，却是一个极尽卑劣的形象。
这就是处于“惑”之状态中的年轻人的悲剧，只因为他们真诚，对的真诚，错的也真诚，而由于他的真诚缺乏心灵力量的支持，所以才会被人恶毒地讥讽为无耻。更可怕的是，年轻人在这种“无耻”的事实面前，甚至连辩驳的能力都没有，一切只因为，他们内心处于无尽的惶惑之中，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又叫错。
（68） “惑”的成功境界
当一个人的自我人格形成之后，也就形成了一整套价值评判体系，他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又是无足轻重的。这样一来，他居处于这个世界之中，就能够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价值判断说起来实际上很简单，首先是明辨是非。我们早晨起来，肚子饿了，这时候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拿起刀子，出门去抢食物；另一个是拎起锄头，自己去耕种。前者是恶，后者是善，任何人都能够做出明确的选择。
但在后者的选择上，还会分支出更为细小的分项。同样是拎起锄头下田耕作，你种玉米也是种，种青菜也是种，可是种哪种作物，最能赚钱呢？在这里，你进一步做出的选择，就是最为典型的价值判断，可能是玉米更赚钱，也可能是蔬菜更赚钱，可到底哪一个真正能赚，这就取决于你对时局做出来的研判。
可如果你无法对时局做出研判，那又如何？
OK，恭喜你，你正处于惑的心理状态之中，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也不知道什么是错的，不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更不知道什么是无价值的。这时候的你，就会陷入极度的惶恐之中，莫衷一是，东寻西顾，浑不知如何是好。
南宋年间，权臣秦桧主政，在悍然杀害了民族英雄岳飞之后，就与金国和谈。金国承诺，把黄河以北的土地归还于南宋，此外，为表诚意，金国还将靖康事变中被金国掳走的显仁太后送归南宋。宋高宗赵构在得知显仁太后已经上路的消息之后，就命令参知政事王次翁与显仁太后的亲弟弟韦渊，到边境去迎接。
这时候的显仁皇太后，正在金兵的押送下，从金国向金宋边境走。但是皇太后被释放的时候，金国没发遣散费，老太后身上一粒银子也没有，吃也没得吃，喝也没得喝，而且还受到金国押送士兵的抱怨。于是老太后就向押运她的金国士兵们借三百星黄金，并答应说一到金宋边境，就立即加倍归还。押运士兵大喜，就让老太后写好了借据，大家凑足了三百星黄金，交给老太后。老太后再把这些黄金送给押运士兵，委托他们照料自己一路上的吃喝。就这样一番折腾，风餐露宿，终于顺利地抵达了金宋边境，见到了前来迎接的参知政事王次翁。
双方一会面，金国押运士兵就要求王次翁先拿出六百星黄金，然后才肯移交老太后。王次翁一听这个要求，登时傻了眼。
要知道，这王次翁是参知政事，虽然贵为副相，但手中根本没有财权，让他去哪儿弄六百星黄金去？
而且王次翁这个人，虽然年龄已经很老，但是他的脑子，却始终停留在惑的阶段，没有能够顺利进化。也就是说，这个人活了一辈子，内心中的价值观念系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遇事迷迷糊糊，浑浑噩噩。虽然他为人迷糊，可也有吃饭的权利，更不能否定他有当官的资格，要知道在这世界上，脑子糊涂的官员数目，远多于脑子清醒的官员。他既然迷糊，那么遇事必然地没有主见，不知如何决策。所以眼前这桩事，一下子就让他傻眼了。
与王次翁同来的迎驾官员们就商量说，迎接老太后事大，金银的事小，应该支付金兵六百星黄金，先将老太后接回去再说。王次翁却只是摇头不止，这倒不是他不想迎回太后，而是其他官员说话并不承担责任，一旦他做主支付了黄金，等回去之后，这笔钱财务账目上怎么个走法？弄个不好，到时候宋高宗一翻脸皮不认账，那么这笔钱就得由王次翁自己来掏，可他哪又掏得起？
这王次翁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只是不停地流泪——举凡脑子不清醒，缺乏主见的人，遇到麻烦的时候，那是一定要流泪的，因为他们实在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王次翁不敢做决断，金兵就不肯交还老太后，于是双方就在边境线上僵持住了。这一僵持，竟然就是半个月的时间。整整半个月里，宋金双方对峙于边境线上，双方的朝廷里全都乱了套，金国认为南宋背了盟，南宋则认为是金国背了盟，都认为对方准备进攻自己，紧张得不得了。双方的军事将领都要紧急调动部队，摩拳擦掌地准备大战。
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叫王映的官员赶到了边境线上，问清楚了情形之后，险些没把他的鼻子气歪了。这王次翁明显是脑子有毛病，就为了区区六百星黄金，他竟然硬是让老太后在金国士兵手里又待了半个月。这半个月里，若是稍有变故，那王次翁有几颗脑袋也不够砍的。气恼之下，王映自己掏了六百星黄金，终于把老太后从金国士兵的手中买了回来。
显仁老太后终于回来了，秦桧急召王次翁，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耽误这么长时间。王次翁的回答让秦桧目瞪口呆。他说：“走的时候，相爷你也没吩咐我付钱啊。”
听了王次翁这句话，秦桧这才醒过神来，感情这王次翁，脑子还真是有毛病，领导没说要做的事情，他居然不知道临机决断。
正要发火，秦桧却突然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意识到，是这个没脑子的王次翁救了他，倘若王次翁稍有心机，那么他就会立即支付六百星黄金，以讨好显仁皇太后，然后再在路上下点工夫，那么他就会在皇帝赵构的心里，居有一席之地，此后必然会和秦桧分庭抗礼，搞不好，将来两个人争斗起来，说不定谁输谁赢呢。
事实上，秦桧之所以选择王次翁负责这项工作，看中的正是此人脑子里缺乏清醒而明确的价值评判意识。看看王次翁其人，秦桧把权力送到了他的手上，他居然没有意识到，却因为六百星的黄金哭了半个月，这种人……
秦桧终于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而在宫里，被委屈了半个月的显仁皇太后怒不可遏，向皇帝赵构控诉了王次翁不忠的表现。赵构大怒，立即传旨，要将王次翁斩首。秦桧却急忙上前拦住，他可舍不得杀王次翁，此人如此之缺心眼，尚有大用。
秦桧再次派王次翁出使金国，这次他果然又派对了人。此前南宋赴金国的使者，虽然个个聪明过人，但是由于金强宋弱，在与金国谈判的过程中，没有一个能够占到便宜，回来后个个都担负了“有辱国尊”的罪名，被流放边荒。此次秦桧派了王次翁，这人却是脑子糊涂得紧，遇任何事也不敢拿主意，只是冲着金国人不停地哭泣流泪，搞得金国人束手无策，竟不知拿他如何是好。
王次翁“载誉归来”，总算是让宋高宗稍微地出了口气，可他还是讨厌这个人。朝廷中那么多精明人都干不了的事儿，偏偏就他这个糊涂人能办成，你说这叫什么事啊！为了避免宋高宗找王次翁的麻烦杀了他，秦桧绞尽脑汁，替王次翁办了退休手续，让王次翁回家养老。而且，此后秦桧每年都要往王次翁家送礼物，担心王次翁缺少衣食。后来王次翁老死了，秦桧又要求宋高宗抚恤，还给王次翁的儿子们都安排了官职。
史书上说，秦桧其人，奸诈阴险，朝廷中遭受过他暗算的官员，不知有多少，唯独对这个王次翁，殷勤备至，呵护有加，二十年来始终如一地善待他。别的官员为巴结秦桧，不惜称呼秦桧为父亲，却犹自得到不到秦桧的欢心。而王次翁只不过是占了一个惑字，只因遇事从来不敢拿主意，却偏被秦桧高看一眼，几欲以父执礼待之。究其原因，是因为心境中处于迷惑状态的人，同样也是淡漠于权力的争夺。诚如老子所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正是因为王次翁处于不争之中，所以他才得到了一切。
然而王次翁不是不争，他只是不知道如何去争。在官场之上，知道如何去争而不争，是一个境界，但这个境界远不如压根不知道如何去争更容易打动人。如果一个人甚至连巨奸秦桧都能够打动的话，那么，在这个世界中，他岂不是予取予求吗？
所以，处于惑状态之中的人，万万不要自怨自艾，诚如古人所说，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在一个争权夺利的官场之上，你的惑就是最大的优势，没有人愿意放弃你而选择更为精明的同僚，这就构成了你人生成功的必然前提。